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究情况

孙兰荃

来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2000年下半年
2005-7-31

       继6月份在北京举行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2000年的夏天，相继在兰州、香港与敦煌等地，又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敦煌学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在一些刊物上也相继推出了纪念藏经洞的学术专版，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敦煌学专业论文，使敦煌学研究在2000年达到鼎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门显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成员也参加了在各地举行的学术会议，并发表了敦煌学学术论文。今将敦煌学研究所专、兼职研究人员及部分其他敦煌学研究者在2000年下半年成果作一简报。

       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群言》杂志社接连刊登了关于敦煌学研究的百年回顾文章，樊锦诗《回眸百年敦煌学 再创千年新辉煌》（《群言》2000年7期，该文被《新华文摘》2000年10期全文转载）一文对一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的发展作了回顾与总结，并对敦煌学在新的世纪新的千年里应该做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做了展望。冯培红《百年敦煌》（《群言》2000年8期）一文也对过去的一百年内中国敦煌学在敦煌文书研究与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上的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叙述，总结了各个阶段的时代特征与学术成就。樊锦诗《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0年6期）一文全面回顾了敦煌石窟走过的百年研究历程，分解放前、解放后至1976年、80年代以后等三个时期对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回顾，并指明了不同时期的时代研究特征，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调查、登录与公布石窟资料，第二阶段是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的研究，第三阶段迎来了敦煌石窟研究的繁荣期，以敦煌研究院为主体的石窟研究者在石窟调查、遗址清理发掘、石窟断代与分期、石窟内容与历史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李正宇《敦煌藏经洞：古代学术的海洋》（《文汇报》2000年7月11日，该文又被《新华文摘》2000年1期全文转载）对莫高窟第17号窟，即所谓藏经洞出土的近6万卷敦煌文献进行了分类全面的介绍，肯定了其价值，因此敦煌文献也被称作为中古时代学术的海洋。

     在敦煌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上，许多学者都对21世纪的敦煌学发展给予了密切的关注，重新发掘敦煌文献的史料价值，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新进展。为此《光明日报》专门辟出敦煌学学术专版，介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敦煌学研究与发展情况，发表了一些著名敦煌学专家对新世纪敦煌学的发展的新见解。郑炳林《培养复合型敦煌学研究人才》（《光明日报》2000年9月5日）认为今后敦煌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专题研究的继续和多角度利用敦煌学资料的综合研究，二是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艺术的结合研究。针对这一趋势，他指出敦煌学人才应注重对复合型的敦煌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才能担当得起今后敦煌学研究的重任。樊锦诗《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几点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9月5日）认为应加强石窟考古第一手资料的系统收集、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全面综合研究和更新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王冀青《开拓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以敦煌学史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为例》（《光明日报》2000年9月5日）指出对20世纪初年世界各国的考古探险家们的考古档案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与价值，随着世界各国对考察家敦煌考古档案的不断公布，敦煌学学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可以作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对这些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促进敦煌学其他领域内的学术发展。荣新江《敦煌文献整理校录琐议》（《光明日报》2000年9月5日）重点强调了校录敦煌文献使之成为象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权威定本。张涌泉《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水平的当务之急》（《光明日报》2000年9月5日）从敦煌文献的自身特征出发，指出研阅敦煌文献有三大障碍，如俗字、俗语词及佛教文献等，造成了研究者的困难，敦煌学界当务之急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编出一本规模更大、收词更广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成为敦煌文献研究的重要工具书，来提高敦煌学研究的水平。陈宗立、郑本法《教育部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全面开展敦煌学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9月5日）一文从高屋建瓴的角度出发，全面介绍了教育部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敦煌学研究状况，认为它是国内外敦煌学的科学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该报在早些时候还发表了沈卫星的《敦煌学研究呈现五大新趋势》（《光明日报》2000年6月30日），以及其他报刊上所载的柴剑虹的《谈谈敦煌学》（《北京日报》2000年8月14日），都对敦煌学的总体发展进行了论述，并指出了今后敦煌学发展的五大发展趋势。王冀青《?quot;敦煌学"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从日本早期敦煌学档案史料的考察，指出1925年石滨纯太郎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通过对其他敦煌学史的档案文献的调查研究，从而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日本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该词最早产生于日本，为石滨纯太郎所创，推翻了陈寅恪1930年所始创的旧说。荣新江《〈鸣沙集〉自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0年4期）介绍了本书收录了作者这些年来的论文、回顾与展望以及大量的书评，按照作者的说法，本集所手的内容大体分为敦煌学的学术史问题和敦煌学的方法论问题，尤其是作者专门探讨了敦煌学应该注意到学术规范的问题。

      在敦煌遗书的编目方面，施萍婷和她的助手邰惠莉在王重民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工作，做出了出色的成就，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7月）。白化文《敦煌学原材料研究与书刊的图书馆编目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3期）从敦煌文献胪际楸嗄康墓叵党龇ⅲ?教至肆秸咧?涞南嗷ス叵怠?br> 在敦煌文献研究上，施萍婷等先生合力整理出版了六大册的《甘肃藏敦煌文献》，邰惠莉在整理甘藏敦煌文献的基础上，还发表了《甘肃藏非敦煌文献的真伪、来源及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一文，对书中附录所收的非敦煌文献、未收入书中的赝品及误为敦煌写经的后人抄写的唐碑文进行了考证研究，剔除了假造的敦煌写经，这对于敦煌文献的辨伪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韩惠言《甘藏敦煌汉文文献概况》（《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则介绍了甘肃藏敦煌文献的具体收藏单位、文献数量、装帧形式，并初步考证了文献的来源与真伪、书法特色与内容价值等。陆离《俄、法所藏敦煌文献中一件归义军时期土地纠纷案卷残卷浅识--对Дx.02264、Дx.08786、与P.4974号文书的缀合研究》（《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对分藏于俄、法两国的一件归义军时期的土地纠纷案卷文书进行了拼合，并考察了其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杨森《浅谈敦煌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抄本》（《敦煌研究》2000年3期）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四件唐代墓碑、墓志铭抄件进行分析探讨，并指出其对于研究唐史和敦煌史地的参考价值。郑汝中《行草书法与敦煌写卷》（《敦煌研究》2000年4期）结合敦煌写卷与楼兰纸质文书，探讨了行草书法的形成、演变与特征等问题。荣新江《敦煌本〈贞元十道录〉及其价值》（《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2000年9月）对P2522《贞元十道录》所存的剑南道十二州进行了介绍，肯定了这一虽残存仅16行的文书，不仅保存了《贞元十道录》的本文，而且还保存了其书写体例与形制，是不可多得珍贵史料。黄正建最近发表的论文，专门对敦煌文献中所见的占卜类文书进行了定名等工作，如《有关〈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续录〉中占卜文书的定名等问题》（《文献》2000年3期）是对《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续录》中所收的有关占卜文书进行了定名，他的另一篇论文《关于17件俄藏敦煌占卜文书的定名问题》（《敦煌研究》2000年4期）又进一步对《俄藏敦煌文献》中收有的17件占卜文书进行了重新定名。王继如《P3303号印度制糖法的释读》（《敦煌研究》2000年4期）对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的文书残卷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水原渭江著、贺小萍译《释北京图书馆藏敦煌舞谱残卷（NO820）的舞辞"皇"》（《敦煌研究》2000年3期）根据敦煌出土的一件舞谱残卷，考察了唐代民间流行的一种舞蹈，"皇舞"，是头戴神冠、身着鸟羽装束、按舞蹈节拍上下晃动权杖、或边跪踞、边上下摇动首长的环舞。邓文宽《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敦煌研究》2000年3期）在其《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和《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二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三篇新公布的敦煌具注历日文书。魏德胜《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中?quot;日书"残简》（《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1期）则对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汉简中的日书进行了研究。孙福喜《论敦煌写本鹖冠子》（《敦煌研究》2000年4期）经过辨伪考察，认为敦煌所出唐写本子书《鹖冠子》残卷实为伪作。张艳云《文明判集残卷探究》（《敦煌研究》2000年4期）专门研究了《文明判集残卷》这件法制文书，探讨了唐初法律制度及其司法意义。在对敦煌道教文献的研究上，张泽洪《论唐代道教的写经》（《敦煌研究》2000年3期）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探讨了唐代《道臧》编撰及道经的传写，认为唐代道经传写盛行，反映了唐代崇道的社会风气。万毅《敦煌本道教〈升玄内教经〉的文本顺序》（《敦煌研究》2000年4期）结合传世典籍中散见的佚文，考证了道教散佚经典《升玄内教经》的卷次顺序，并对两件敦煌文书进行了拼合，从而恢复了这部道教经典。在吐鲁番文书研究方面，孙继民《〈武周兵健、戍官行使等功状残文书〉补释》（《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对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一书所收的三片文书进行了重新释读录文，纠正了前人录文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还指出了该件文书对研究唐代健儿制度的价值。

      在敦煌史地研究方面，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市场外来商品辑考》（《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2000年9月）利用大量的敦煌文书，考察了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流通于敦煌贸易市场上的种外来商品，计有胡粉、棉布、丝织品、铁器、银器、玉器、珠宝、竹器、毛织品、牲畜皮和牲畜、羚羊角、药物、硇砂、草豉子、瓜果、饮食、颜料、兵器等，反映了唐末宋初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交通要冲，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与兴盛。冯培红《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申论》（《敦煌研究》2000年3期）一文研究认为，归义军政权建立伊始，即恢复唐代前期旧制，恢复敦煌十乡，取消悬泉、寿昌、从化三乡，新建了赤心乡，形成十一乡的建制，一直持续到张承奉时代。曹氏归义军初期，沿袭十一乡建制，到十世纪三十年代，归义军势力趋于鼎盛，建立了通颊乡，到曹元忠时期，则又废省了通颊、玉关二乡，成十乡建制，直到归义军政权覆灭，该文还否定了学界关于设置退浑乡的论断。李丽《张议?quot;束身归阙"之原因考：敦煌张氏归义军内部矛盾之我见》（《社科纵横》2000年3期）经过对张议潮与其侄张淮深之间矛盾后的剖析，考证了张议潮咸通七年束身归阙的内在原因。王艳明《瓜沙州大王印考》（《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考证了许多敦煌文书上所钤?quot;瓜沙州大王印"，经过仔细推考，排除了张承奉、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等称王者，认为曹宗寿时冒称瓜沙州大王，并开始了瓜沙州大王印的使用，作者还由此考察了该印与藏经洞封闭的关系。李正宇《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敦煌研究》2000年3期）在《沙州归义军乐营及其职事》之后，进一步考证了归义军乐营的组织结构，系由乐营使、乐营副使、都史等组成，音声博士及各色艺人组成演艺班子，其中又分为不同的声乐编组，人数在50-100人之间。该文对归义军乐营结构与专业配置的考证，对研究中国古代乐舞建置史具有拾遗补缺的价值。谢生保《敦煌李氏三碑研究综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0年5期）对敦煌莫高窟所发现的关于李氏家族的三块碑文的研究概况进行了综述介绍，这三块碑对于研究敦煌的历史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袁德领《归义军时期莫高窟与敦煌寺院的关系》（《敦煌研究》2000年3期）在前人研究敦煌寺院的基础上，提出了归义军时期敦煌莫高窟有寺院名为大圣仙岩寺，是僧官勾当三窟的治所，负责管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的日常事务工作。这个寺院还组织其他寺院在三窟进行印沙、燃灯、转经等活动。他还认为敦煌其他寺院也派僧人前来莫高窟，称为住窟禅师，各自管理其寺院在莫高窟的开窟活动。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经过对S2630《唐太宗入冥记》的考察，提出了新解：在玄武门之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本记是为之鸣冤的，作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该文还考论了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前后的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清洗掉史书的粉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方广锠《宣宗关于归义军的诏敕》（《敦煌研究》2000年3期）公布了他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所发现的一件编号为S11345的文书，共有64字，经其释读为大中年间敦煌起义成功后，唐宣宗颁发给归义军的一件正式的皇帝诏敕，是归义军历史的重要见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赵望秦《敦煌遗书P2044V文范中的太保相公究竟指谁》（《敦煌研究》2000年3期）针对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一书中对P2044V《文范》里出现的"太保相公"一人的考证为仆固怀恩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从七个方面考证认为应当是指李光弼。杨际平《也谈唐宋间敦煌制"石"、"斗"、"驮"、"秤"》（《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针对高启安《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一文所出现的量制单位上的一些混淆进行了澄清辨证，解决了斛斗与石、驮与斗、秤与斤等关系问题。刘红运《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在中外学者研究庄园制问题的讨论基础上，探讨了封建庄园的最一般特征；并又进一步考察了唐五代宋初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庄园、田庄是指一般田地，其庄、庄园、田庄等均不是进本的、独立的声厂和经营单位，因此，否定了其为封建庄园的说法。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年3期）根据新近掘获的悬泉汉简，对汉代河西丝绸之路驿站里程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一些驿站位置的考定，具有新见，意义较大。在敦煌经济方面，赵云旗《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买卖研究》（《敦煌研究》2000年4期）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了唐代该地区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军事制度等问题。张宇还翻译了崛敏一的《中唐以后敦煌地区的税制》（《敦煌研究》2000年3期）对归义军时期敦煌的赋税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此地的赋税主要是由官布、地子和柴草，地子系地税的一部分，柴草、官布是按地征纳的。苏金花《试论晚唐五代敦煌僧侣免赋特权的进一步丧失--兼论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制度》（《敦煌研究》2000年3期）一文的研究认为，敦煌寺院僧侣虽然仍享有免除基于人身的各种徭役的优待，但必须向世俗政权交纳基本于土地的各类赋税，她认为两税法以来僧侣免赋特权的进一步丧失，既是僧人私有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又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折射。刘后滨《从唐研究（二至五卷）看唐代研究的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8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0年6期）一文论述了敦煌学与唐史研究的密切关系，《唐研究》上所发表的关于敦煌学方面的论文占有较大的比重和篇幅，对敦煌学研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陈永胜《敦煌买卖契约法律制度探析》（《敦煌研究》2000年4期）通过对敦煌买卖契约文书的分析论证，认为敦煌买卖契约构成了古代民商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法律制度已经比较完备。刘玉峰《试论唐代公验、过所制度与商品流通的管理》（《敦煌研究》2000年3期）探讨了唐代公验与过所的管理特点与不足之出。

      在敦煌文化研究方面，高启安《唐五代敦煌人的饮酒习俗述论》（《敦煌研究》2000年3期）利用敦煌文献中丰富的资料，考察了敦煌社会的饮酒风气与饮酒习俗，酒在敦煌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各种活动都离不了酒，如宴会、招待使节、婚丧、庆典等，而且无论贵族平民，或是僧俗大众，均尚饮酒。该文同时还考察了酒具、酒量、饮酒方式及其形成的原因等。谭蝉雪《唐宋敦煌岁时佛俗--正月》（《敦煌研究》2000年4期）是她对敦煌岁时文化进行研究的一个方面，岁时本指一年四季民间的常规性活动，带有浓厚的传统民俗色彩，并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之相互融合，形成了正月举行的一种佛俗活动。颜廷亮《敦煌文化的灵魂论纲》（《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4期）一文指出敦煌文化的灵魂是蕴藏于其中的浓烈的乡土之情、炽烈的中原情结以及二者的交融为一。他的另一篇论文《关于敦煌文化的总体格局问题》（首都师范大学举办2000年敦煌学国家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2000年6月）则从总体上高屋建瓴地探讨了敦煌文化的格局问题。卢秀文《中国古代妇女眉妆与敦煌妇女眉妆--妆饰文化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00年3期）则对妆饰文化中的妇女眉妆，结合传世文献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内容进行了探讨，认为眉妆的发展与演变，受到一定社会制度、生产方式、道德礼教的影响和制约，而敦煌壁画中妇女眉妆还受到中原与西域风格的影响。

      在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上，殷光明出版了《北凉石塔研究》（台湾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年6月）一书，利用酒泉、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十余座北凉时期的石塔，对该石塔及其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佛教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细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书分十一章，分别论述了北凉石塔的发现和诸塔概况、纪年塔的年号和年代、分期、造型来源和用途、发愿文、塔肩造像、塔腹经文、塔基造像、北凉石塔的造像特征和艺术、北凉石塔与河西早期石窟的关系等问题。沙武田《SP172与莫高窟五代宋窟顶壁画关系试论--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三》（《敦煌研究》2000年3期）继其对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弥勒下生经变等壁画底稿的研究之后，又对SP172白描稿进行了研究，认为该画稿是曹氏画院早期被改造用作设计绘制莫高窟第98、100、108等窟窟顶壁画的底稿，同时还探讨了其作为敦煌壁画底稿的一些特点。他的另一篇系列论文《SP76维摩诘经变稿试析--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四》（《敦煌研究》2000年4期）经过详细分析认为，SP76白描稿是敦煌壁画底稿《维摩诘经变稿》，此稿是莫高窟第98窟《维摩诘经变稿》的壁画底稿。荣新江《〈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评介》（《敦煌研究》2000年4期）一文对彭金章、王建军新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一书作了简单的评论，作者尤其注意北区出土的一批用多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的价值，对它们分别作了评价。谢继胜《关于敦煌第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00年3期）对敦煌莫高窟北区元代洞窟第465窟的年代问题作了专门的探究。《敦煌研究》还发表了两篇国外学者关于敦煌绘画艺术的译文，魏文捷所译的龙安娜《从净土图到纸花--敦煌藏经洞出土绘画材料的价值比较》（《敦煌研究》2000年3期）根据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五代时期的绘画材料，由材料选择的不同，绢画印制精美，纸画较为廉价，这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等级的人们分别绘制的不同的绘画。李静杰所译的宫治昭《斯瓦特的八臂观音救难坐像浮雕--敦煌与印度的关系》（《敦煌研究》2000年3期）一文介绍了"八臂观音救难坐像"浮雕很可能出自今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地区，雕像中观音的像容及周围诸难救济的内容，表现了连接印度和敦煌佛教美术的特征，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刘波《敦煌与阿姆河流派美术图案纹样比较研究》（《敦煌研究》2000年3期）通过对敦煌联珠纹、忍冬纹、棕榈纹、莨苕纹、桃形纹、北魏刺绣纹和立兽等图象和阿姆河流派艺术进行了比较，讨论了敦煌美术装饰图案的外来影响问题。马刚《南北朝时期敦煌壁画中的装饰手法》（《敦煌研究》2000年3期）探讨了南北朝时期敦煌壁画中的装饰手法，认为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无论在章法结构、赋色渲染和造型处理等各个方面，都是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受西域民族文化和外来佛教艺术的影响，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装饰艺术手法。张惠明《敦煌五台山化现图早期底本的图象及其来源》（《敦煌研究》2000年4期）研究认为，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上化现图〉的底本来自中原，该文从莫高窟中唐时期的五台山化现屏风图内容比较、图象的来源、中原早期底本的文殊骑狮图象及其来呀传说等，论述了该图早期底本形式，特别是其图象的来源受到了粟特艺术的影响。张成渝、张乃翥、张成岱《略论龙门石窟新发现的阿育王造像》（《敦煌研究》2000年4期）考察了龙门唐字洞盛唐阿育王造像及其与武则天推行的转轮王政教实践的密切关系。张宝玺《庆阳北石窟几则唐代造像铭记》（《敦煌研究》2000年4期》考述了北石窟寺建造石窟的功德主留下的几则题记。在对敦煌及河西地区出土的音乐考古研究上，尹德生、周国光发表了《建国以来发现于河西的音乐文物》（《敦煌研究》2000年4期）一文，对河西地区出土的陶制乐器、居延竹制横吹和墓葬乐器图象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刘永增《"蝉折之笛"与所谓"义觜笛"、"异形笛"》（《敦煌研究》2000年4期）则对敦煌壁画中的横笛进行了考证，认为并非义觜笛或异形笛，而是蝉折之笛。庄壮《试论敦煌壁画音乐艺术的美学观》（《敦煌研究》2000年4期）从音乐理论的研究入手，从音乐对应排列、乐器造型多样、音色混合配置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敦煌壁画音乐艺术中的美学观。

      在敦煌民族研究上，森安孝夫最近分别用日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在《内陆亚细亚研究》和《亚洲学报》上发表了同一篇论文--《回鹘与西回鹘国》，汉译文由梁晓鹏译载《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上，在该文中，作者再次重申了他在二十年前关于回鹘与敦煌的观点，并对中国国内学术界提出的沙州回鹘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认为在11世纪的敦煌历史上，出现了回鹘人的势力，但并不存在沙州回鹘国这样一个政权。关于这一时期回鹘人的研究，还有两篇文章，钱伯泉《甘州回鹘的兴衰及西迁》（《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1期）对甘州回鹘的出现、势力兴盛与衰落等进行了论述，更重要的是该文还研究了甘州回鹘国灭之后的西迁过程，与西州回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华涛《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年1期）探讨了西州回鹘（即高昌回鹘）与契丹之间的交往。黄夏年《集海内外之功 走中国人新路--杨富学著〈回鹘之佛教〉读后》（《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2期）评价了杨富学新出的这本专著，认为该书填补了回鹘佛教研究的一项空白。在对吐蕃统治敦煌及河西历史的研究上，金滢坤、盛会莲《吐蕃沙州节儿及其统治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3期）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再一次考察了吐蕃统治敦煌期间沙州节儿，并对节儿统治敦煌的政策及其有关情况进行了论述。陈新海《口角厮口罗首府青唐城试探》（《中国藏学》2000年3期）探讨了口角厮口罗首府青唐城的地理位置。

      在敦煌文学研究上，张涌泉《敦煌变文校读札记》（《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2000年9月）在《敦煌变文校注》的基础上，又对四篇变文进行了重新校正，对《敦煌变文校注》一书作了补充。王宗祥《勉求真 集其大成--评〈敦煌变文校注〉》（《敦煌研究》2000年3期）对黄征、张涌泉合著的《敦煌变文校注》作了评价，认为他们在对变文篇目的考订、清理，卷子的纠误、解难祛惑，俗字俗语音义的订疑正谬、探幽寻微等方面，均有独到精当之处，实为最接近原文的一个校勘本。李小荣《变文变相关系论--以变相的创造和用途为中心》（《敦煌研究》2000年3期）从变相的创作方法、用途及其在变文讲唱中的作用入手，阐明了变相的含义，并由此类推它和变文并非同一之关系。李重申、陆淑绮《敦煌目连变文与戏曲研究》（《敦煌研究》2000年3期）全面地探讨了目连变文与戏曲形成之关系，钩稽了目连故事的演变轨迹，研究了目连变文的宗教性、民俗性及其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王志鹏《试析敦煌讲唱文学作品的小说特征及其与唐传奇之比较》（《敦煌研究》2000年4期）在具体考察敦煌讲唱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指出了唐代曾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故事赋、话本、变文等通俗类故事作品的一些特征，它们与唐传奇一道构成了唐人小说的繁荣局面。孙步忠《敦煌藏卷中白话小说?quot;韵散相间"体式与佛典传译》（《敦煌研究》2000年4期）经过对敦煌小说的研究认为，这类白话小说具有散韵相间的形式美学特征，与佛典传译所具有的散韵相间体式是一致的，后者是前者产生的诱因。邵文实《敦煌P2762等卷诗集试探》（《文献》2000年1期）对敦煌所出的一些诗集进行了研究探讨。汪泛舟《论敦煌僧诗的功利性》（《敦煌研究》2000年4期）则对敦煌释门僧众的诗作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宏扬佛法、参政出使、唱和酬答的僧诗，不少具有功利性色彩。

       对于敦煌语言文字的研究，杨富学《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百年回顾》（《敦煌研究》2000年4期）对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吐鲁番、哈密、库车、莎车等地出土的数百件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研究概况作了回顾与总结，涉及9-14世纪回鹘人文化生活、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高利贷、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社会习俗与宗教等多个方面。牛汝极《敦煌吐鲁番回鹘汉译疑伪佛典》（《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专门论述了敦煌吐鲁番发现的9件回鹘文汉译佚伪佛典，并对每一件文献的收藏单位编号、整理者与研究成果进行了说明介绍。王菲《四件回鹘语摩尼教赞美诗译释》（《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1期）与张延成《新出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语言问题探讨》（《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1期）均对回鹘文语言作了探讨。除了回鹘文文献的研究之外，学者们还对西夏文、叙利亚文、梵文、于阗文及汉文文献等进行了研究。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3期）详细地介绍了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较为丰富的西夏文文献，有世俗书籍、文书、刻本佛经、活字版佛经、题记和其他文献，不仅版本多样，而且许多是海内孤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段晴《鼗托鲁鐾列鹄?俏氖槭投帘ǜ妫ㄐ???罚ā抖鼗脱芯俊?000年4期）研究了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的一件胡语文书，经过识别，认为是叙利亚文《诗篇》的节选本，供景教徒黄昏祷告时唱诗所用。陈明《敦煌梵文于阗文医典耆婆书中的"十味酥"药方解读》（《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2000年9月）解读了藏经洞出土的一件于阗文和梵文双语文书《耆婆书》中的"十味酥"一词，指出这一药房既有对古代印度医学的继承，又有自身的地域特色。他的另一篇论文《印度梵文医典《药理精华》及其敦煌于阗文写本》（《敦煌研究》2000年3期）则解读了藏经洞出土的一件于阗文书写的印度医典《医理精华》，阐述了其作者、性质、内容、各种文本和研究情况，肯定了它在中印医药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价值。曾良《敦煌愿文在汉语词汇史上的研究价值》（《文献》2000年1期）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评价了敦煌愿文在研究汉语词汇史上的重要作用。

      20世纪敦煌学走过一百年的历程，进年下半年学者们继对王道士、常书鸿、拉普生等敦煌学史上的人物进行研究述评之后，又进一步对松本荣一、史苇湘等著名敦煌学专家撰文纪念，高度评价了他们对敦煌学研究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2000年初，敦煌研究院著名敦煌学家史苇湘先生、孙修身先生相继去世，马德《一代尊师 学界楷模--史苇湘先生的献身精神与学术成就》（《敦煌研究》2000年3期）一文详细叙说了史苇湘先生在壁画临摹、资料调查与敦煌学研究理论等三个方面的贡献，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体系与研究方法，高度评价了史氏对于敦煌学研究事业的杰出成就与深厚感情。敦煌学研究院的另一位资深专家孙修身先生去世之后，敦煌学界也纷纷撰文纪念，这些纪念性的文章将汇成专集出版。陈民《松本荣一先生与敦煌学研究》（《敦煌研究》2000年3期）则对本世纪上半叶日本的一位杰出的敦煌学专家松本荣一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这位以《敦煌画的研究》一书闻名于世的学者没有来过敦煌，但却写出了他的这本博士学位论文，而这本在早期写出的名著至今仍未有人超越。该文列举了松本先生的论文目录，使我们对这位富有才华却颇为怪异的敦煌学人物有了全面的了解。廖霞编译了由俄国著名敦煌学家孟列夫的《塞缪尔·马蒂洛维骑·杜丁》（《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为我们提供了一位被漠视的敦煌劫宝人，杜丁是两次随同鄂登堡敦煌吐鲁番探险队的成员，对敦煌吐鲁番文物流失史的研究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2000年在北京、兰州、香港、敦煌等地都举行了关于敦煌学的国际学术会议，提交了许多学术论文。关于这些会议的报道不少，而重点介绍会议论文内容的却极少，王腾《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历史文献组综述》（《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对敦煌莫高窟召开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进行了综述介绍，该次会议规模庞大，提交论文很多，分为艺术考古、历史文献、宗教文化、语言文字等四个大组，本文专就历史文献组提交的51篇论文进行了逐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