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杰的学术研究及修辞思想论析

霜叶红

作者：聂焱
来源：http://www.nwsni.edu.cn/2myxb/content.asp?id=266
2003-10-7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4）01-0130-07

　 摘要：王希杰先生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大家之一，他为理论修辞学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有良好的学术素质：专业基础扎实，相关知识广博；关心学术动态，积极投入学术活动；敢于超越他人，勇于反思自己；既能重视理论，又能关注现实；方法论意识浓厚，学术胸襟宽阔。其修辞思想的方方面面受到学界的高度好评和关注。
　　关键词：王希杰；学术研究；修辞思想

　　王希杰先生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大家之一，他为中国理论修辞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修辞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解读王希杰的修辞研究，掌握学术界对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的现状，有利于了解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轨迹和进程，更有利于促进21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

　　王希杰1959年开始写作，1960年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列举和分承》、《鲁迅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从此开始了他的修辞学研究生涯。40余年来，他在语言学原野上呕心沥血、辛勤开拓、精心耕耘、锐意进取，写出了大量高品位的学术论著，为学界仰目。据不完全统计，到2002年底，他在海内外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近600篇，独自出版著作近20部，与人合作出版著作3部，主编、合作主编或参编的著作近10 部。其学术论著数量之多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是罕见的。在这些语言学论著中，暂且不说他那些构思精巧、思路奇特、文笔活泼潇洒的语言随笔小品，也不说那些命意新颖、深刻独创的论文，单就其新见迭出、自成体系的五部修辞学著作①［即王希杰所著《汉语修辞学》、《修辞学新论》、《修辞学通论》、《修辞学导论》和何伟棠主编的《王希杰修辞学论集》。］而言，就为中国现代理论修辞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王希杰先生在学术原野上为什么会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呢？我想，无非是内外两个原因：一是社会这个大环境以及他所置身的小环境为他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这是客观原因，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说；二是他本人良好的学术素质，这是主观原因，一般来说个人的主观努力是促使其事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王先生的修辞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一、专业基础扎实，相关知识广博

　　专业基础扎实，相关知识广博，这是保证一个科研工作者有科研能力、开拓学术思路、加深学术认识的前提。王希杰上大学时，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全面系统地研习解读过现代语言学鼻祖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认真钻研了语言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理论语言学上打下了坚实的根底。不仅如此，他还博览群书，在哲学、美学、文学、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无论古今中外，也不管高雅通俗，都广取博收，这就使他的知识体系既广且深，成为一个立体结构。在这样的专业基础之上，他对修辞学、语法学、语义学等语言学的分支学科都做过深入独到的研究，尤其是对修辞理论有突出建树，被认为是新时期中修辞理论上成就最高的一位。

　　　　　　 二、关心学术动态，积极投入学术活动

　　随时关注最新学术动态，培养强烈的学术情报意识，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并投入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这是了解学术行情，获取学术信息，扩展学术视野的必由之路。王希杰对语言学界特别是修辞学界的学术动态和行情既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关注；既有历时的纵览，也有共时的审视，这就使其对学术走向的认识和自己的研究能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他还能热心、积极地投入学术界的多种活动：如他和吴士文一起发起并创立了中国修辞学会，曾担任秘书长；创建了江苏修辞学会，担任会长。他积极组织并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如组织江苏修辞学会召开了10余次学术年会和6次“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同袁晖、李晋荃联合发起并召开了近10次“语法修辞学术座谈会”；往往被邀到国内许多大学和有关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作学术讲演；组织或主编出版了《修辞文汇》、《修辞文荟》、《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等多种论文集以及参编了多种语言学教材。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以权威、名人自居，经常广泛接触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或书信式的学术对话，以对某个问题加强交流和研讨，因而他身上总是有一股学术的青春活力和气息。学术研讨应是开放的，学术事业是千百万人的群体的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事业，学术的发展尤其要寄希望于中青年。一切封闭固步、单枪匹马的学术行为和心态都是不利于学术发展和繁荣的。王希杰关心学术动态、投身各种学术活动的心态和行为既提高了自己，又激励、培养了中青年人，对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敢于超越他人，勇于反思自己

　　一切科学研究，只有不迷信前人、权威、名人、专家，不固步自封、固守成见，大胆解放思想，敢于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向他人和自己挑战，才能培养研究者勇于坚持真理、批判错误的学术胆识，才能促进科学的进步和繁荣。王希杰首先是敢于进行学术批评、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肯定、借鉴、继承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冲破前人、权威的学术囿域进行理论创新。在20世纪末，修辞学界有这样的论调：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理论框架或理论范畴一直是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没有大的突破和创新，数十年来没能看到真正超越的迹象。但事实并非如此，别的不说，仅王希杰的修辞研究而言，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修辞学发凡》的理论框架，他的许多修辞思想或观点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具有原创性品格，譬如他的：

　　语言观：强调语言的文化性、开放性、非体系性、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动态平衡性。同以前的认识相比，是对语言本质认识的重大转变。

　　修辞观：作为“大语言学”中的修辞学，是语言运动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研究的对象是从语言到言语的投射过程，是运用中的语言和语言的运用问题；修辞学是动态的、开放的、综合的，修辞是在种种非语言因素配合之下的整个语言结构系统的运动。这种修辞观，将修辞研究由原来的静态转向动态、由以辞格研究为中心转向研究语言运用的过程和一切语言现象，是对修辞学研究视野的大幅度扩展。

　　修辞原则：将具有东方智慧内涵的“得体性”确定为修辞的唯一的最高原则，并认为它是“在善统帅下的真善美的统一”，其他原则都服从于这一原则。得体性具有高度的简明性、概括性和解释性，符合科学的最简单原则。这是对修辞原则的独创性高见。

　　“四个世界”理论：认为修辞是对语言世界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物理世界之间关系模式的一种有意识地积极地开发和利用，真正科学的修辞学是从语言世界同其他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中考查语言的表达效果而得到的规律规则的理论体系，单从语言世界解释修辞是徒劳的。四个世界理论以浓郁的人文性高度涵括了与修辞有关的一切因素，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

　　“零度和偏离”理论：“零度”是用来描写正常的、规范的、中性的即理想化的话语修辞状态的，而“偏离”则是用来描写对零度的违反状态的即语言现实的策略和手段。“零度”有理想零度和操作零度，“偏离”又包括正偏离、负偏离、大偏离和小偏离等。零度和偏离有层次性，它们之间可相互转化，正负偏离之间也可相互转化。这一组范畴高度概括了语言的共时现象，一切共时修辞现象都涵括其中，概莫能外。

　　“潜、显”理论：客观地存在于人们面前的语言是显语言，曾出现过但已经消失了和那些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语言成分是潜语言。因此语言的一个完整的概念应当是“语言=显语言+潜语言”。显语言就是语言的组合单位系统，潜语言就是语言的聚合单位系统，二者共同构成了语言单位的整体系统或全貌，且二者之间也可相互转化，并且与四个世界、零度与偏离交织成网络系统。这组概念从历时的角度演绎出了“语言”的全部外延，一切历时语言现象都逃不出这尊“如来佛”的两只手心。

　　王希杰在其独特的语言观、修辞观、修辞原则的指导下，把全部修辞学问题纳入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潜和显三组范畴之内，以辩证法为总纲，运用各种方法尤其是演绎法和二元互补法构筑的体大思精的修辞学大厦，不仅是一座理论大厦，也是一座方法论大厦，它远远超越了陈望道先生以“两大分野”为范畴建立的修辞学体系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修辞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因此，他的《修辞学通论》被称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他体现在《通论》中的语言学思想被学界称为“三·一”语言学思想。这一思想体系中的支柱性理论范畴“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潜性和显性”、“得体性”原则等，因它高度的概括性或全息性，不仅对修辞学和语言学研究具有普适性和指导性，甚至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和人类认识自身、世界和宇宙也有深刻的启迪性。

　　此外，还有“修辞学的对象、范围、性质”观、“同义手段”观、“辞格分类”观以及“语言的缺漏性和不自足性”、语言现象的“转化”观、研究语言和修辞的方法（如用多元运演法、尤其是用演绎法）和方法论等等，都是对《修辞学发凡》理论体系的超越或突破。可以说，王希杰的修辞理论比陈望道前进了一大步。

　　在学术研究上超越别人难，超越自己更不容易。但王希杰却不但能超越他人，也能超越自己，能对自己的学术思想不断地反思、否定、创新、发展，不断地开拓、深化，不断地走向新境界。如他对自己语言观的超越，用高万云的话说就是：“王先生的语言观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方光焘的改造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二是王希杰化了的方光焘改造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从索绪尔那里王先生吸取了语言的‘系统’理论，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组合与聚合等二元对立理论；从方光焘那里，王先生吸收了‘语言和言语没有阶级性’的理论。在此基础上王先生自己融合了古今中外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理论，舍弃了索氏形而上学的一面，揭示了语言的非系统特征，自我调节特征，开放动态特征，缺漏与不自足特征，从而还语言一个较为完整的面貌。”\[1\]可见，王希杰语言观变化的第二个阶段是对第一个阶段的超越。这种超越，既超越了别人，又超越了自己，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语言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又如在“修辞学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一修辞学的核心问题上，他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在70 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把修辞学从以辞格为中心的狭窄牢笼中解放出来，他认为“修辞学的对象是语言运用问题，是为了提高表达效果而对语言进行的加工现象，也就是同义手段选择问题”\[2\]（181）；到80年代后期，中国修辞学出现了繁荣景象，为了进一步繁荣汉语修辞学，进一步拓宽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他又提出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是一切的说写者，是一切的听读者”，“是一切语言环境，是一切话语”\[2\]（196）。到了90年代中后期，根据修辞现实，出于一个修辞学家对社会的良知和责任，为了把骗子说假话等反修辞、伪修辞排除在修辞学之外，于是他又呼吁修辞学界“收缩阵地，清理门户”，提出“当前中国修辞学的出路，就是一定程度上向传统修辞学回归，即重新回到‘修辞立其诚’的立场上来”\[2\]（115）。后来又提出对“修辞立其诚”或“诚信原则”不能局限于传统的解释或理解，应当有新的解读或诠释，因为现在的解释都有些陈旧，缺乏新意，也不适合于这个时代。譬如他认为，“诚信”不一定就只指“说实话”，从“善”的愿望出发说假话，并不违背诚信原则等。可见，在修辞学的对象问题上，他总是根据修辞研究的现实和言语交际的现实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观点，使修辞理论能切合实际地指导人们的修辞实践。再如对修辞原则的确定和认识，在《汉语修辞学》中，他把修辞原则确定为“把握交际对象；保持自我本色；同语言环境相一致；明确前提；视点适当”五个方面。在《修辞学新论》中，他把修辞原则确定为“语言材料的规范性和变异的适度性；信息的真实、切题、适量性；对语言环境的得体性”三个方面。但到了《修辞学通论》，他又提出上两本著作中的所提原则都不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修辞学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其他的原则”\[3\]（343）。在《修辞学导论》中，他仍然将“得体性”确定为修辞学的最高原则，并认为“得体性原则应当是真善美的统一”\[4\]（73）。在2002年9月21日给聂焱的信中，他又这样说：“我认为，修辞学是得体之学。修辞学的最高原则是得体性原则。……这个得体主要不是语言自身的事情，而是文化和心理现象。我一向不同意修辞学是美辞学的说法。修辞学应当是真善美统一的学问，而且在东方，在中国，修辞学更是一种善的学问，是善作为最高原则的学问，是在善的统帅下的真善美的统一。这个统一，如果通俗一些说，就是得体。并不是同‘准确、鲜明、生动、委婉、含蓄’并列的得体。所以，我们应当区别开：A.作为一般语词的‘得体’和修辞学术语的‘得体’。B.作为同鲜明生动含蓄委婉相提并论的‘得体’，同作为修辞学的最高原则的‘得体’。如果害怕混淆，也可以叫作‘W原则’或‘X原则’。但我又担心，过分强调修辞学的得体性、向善性，过多地向伦理学靠拢，会不会导致修辞的消失呢？向善性是修辞活动的出发点，不能成为修辞学理论大厦的基本结构。”显然，王希杰对自己提出的修辞原则由五条到三条到一条，越来越具有简单性、概括性和解释的普遍性，后者都是对前者的超越。而且对得体“是在善的统帅下的真善美的统一”又作了自我质疑和反思。语言观的问题，修辞对象的问题，修辞原则的问题及修辞本质、修辞学的性质问题，都是修辞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核心问题，王希杰总能不断对这些问题提出新的疑问、新的看法、新的可能性，总能不断反思、深化自己的观点。不故步自封，不囿于成见，大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超越自己，这就是他的学术品格。“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5\]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思考，才能有思想、才能有创见、才能超越别人同时也超越自己，王希杰先生正是这样做的。

　　　　　　　四、既能重视理论，又能关注现实

　　在几十年的语言学研究生涯中，王希杰牢牢记住了上大学时方光焘师对他的告诫：“真正的科学研究决不是罗列事实。真正的科学研究必须是从一定的原则、原理出发，占有一定数量的可靠的语料，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来加以分析，然后抽象概括为理论，最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6\]因此，他十分重视理论，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语言研究的目标之一。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理论框架，任何一个语言事实或一个语言学问题，他都放到这个理论框架、关系网络中去考虑，而不孤立地就事论事，单纯地罗列排比事实。他利用一定的理论原理和原则分析语言事实，再将对这些事实的认识上升为新的理论，以之进一步认识语言事实、语言本体。他在修辞学、语法学、词汇学、社会语言学等方面的理论体系都是按照这一思路建立起来的。

　　王希杰是一个理论语言学家。他在普通语言学理论、语法理论、修辞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建树，对语言学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他的理论又不是把自己深锁在书斋中苦思冥想虚构的空中楼阁，而是凭着一个语言学家对语言事实的高度敏感性，植根于对语言现实的细微、深刻的观察基础之上的。当他在广西河池的大街上发现有人在市场上出售“鸡苗”时，就推断有可能出现“鸭苗”、“鹅苗”、“狗苗”等，而不可能有“人苗”、“虎苗”，果然，走不远就发现有人在出售“鸭苗”。当在广西柳州看到有“汽配”时，他对自己的研究生说：许多人工制造物都有配件，但大都无“X配”的说法，比如“导配”——导弹配件，“飞配”——飞机配件，这是因为这些都不如汽车配件那么普遍，那样大众化，一旦社会需要还是有可能出现“X配”形式的，比如“摩配”——摩托车配件。此后不久，社会上果然出现了“摩配”一词。王希杰认为广告语、笑话、语言游戏、叫卖语、吵架语都是语言研究的材料，他还经常提醒他的学生注意研究课桌文学、宿舍语言、街道和商店名称等。他还发现，一些潜词、潜义的显性化还会改变词汇系统内部的平衡，如“博导”的出现就引起了“导师”的失衡。他研究语言所选用的材料，古今中外、东南西北、庸俗高雅、书面语口语都有，都是人们在语言实践中运用的例子，范围十分广泛。可见，王希杰特别留心生活，注意观察人们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并能推断、预测语言使用的未来趋向。他的潜语言理论的建立，就是以生活中出现的语言事实为依据并运用演绎法的结果。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王希杰重视理论，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揭示语言的自在规律，并用规律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因此，他的修辞学著作、语言小品既有理性的思辩，又有实用的品格，是理论和实用相结合的结晶。

　　　　　　　　五、方法论意识浓厚

　　在科学研究上，谁不重视方法，谁就达不到目的。只有科学的方法以及采用该方法所达到的目的，才真正符合科学的含义。科学的发展常常伴随着观念的更新和方法的变革。方法的创新和先进，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审视王希杰数十年来的语言研究尤其是修辞研究，他所带给学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奉献了数百篇论文、几十部著作，也不仅仅在于他有超前的理论意识，有不断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由此带来的观念更新和理论突破，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所展示的意义。

　　王希杰是一个方法和方法论意识很浓厚的语言学家，他的“方法”意识既表现在宏观的反思和把握，又表现在微观的“拿来”和渗透两个方面。

　　首先，在宏观上，他力图以辩证法为统帅，运用辩证法的原理研究语言。他多次呼吁，修辞研究要多一些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这是因为：语言要素诸如语音、语汇（语义）、语法本身就充满着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语言运用或修辞活动中充满了矛盾的对立和相互转化；修辞的任何一条规律和规则本身都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和条件，同时它和其他规律、规则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总之，因为修辞活动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动态过程，其中存在着多种因素和矛盾。如果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修辞活动，只抓住其中个别因素和矛盾，忽视了其他相关的因素和矛盾，都是很难取得最佳表达效果的。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就要全面地动态地把握交际活动中的各种因素，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处理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统一，善于促成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妥善地处理多种因素的平衡关系。他把辩证法作为修辞研究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最高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在这一“统帅”指导下，他针对研究对象的特点和不同情况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比较法、转换生成法、义素分析法等等。但他认为，任何一种单独的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普适的，都需要用其他方法来弥补其不足或缺陷，因而，他往往将多种方法相结合，使之产生互补性。如在逻辑方法的选用中，他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相结合；在科学方法的选用中，他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逻辑与直观和顿悟、定性与定量、描写与阐释、假设与实证等相结合；在语言学方法的选用中，他将语言与言语、形式与意义、共时与历时、组合与聚合等相结合。总之、王希杰在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就整体看决不是单一的，就对某一问题的研究看，也不是单一的，就处理这一方法和那一方法之间的关系看，是互有联系、并非孤立的。王希杰本人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古今中外法”，我们称之为“多元运演法”。在王希杰所运用的众多方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元互补法和演绎法。

　　二元互补法，就是阴阳互补法，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典型的东方智慧。这一智慧的精髓就是阴阳的对立转化、互补和谐。最能全面深刻体现这一思维方式的著作就是《周易》。一部《周易》，在不变中求和谐，在应变中求得体，在适变中讲适度适量，充满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其卦象中，凡具备刚柔相济、阴阳和谐、六爻当位、近爻互比、内外相应等特点的都属吉卦，因为它们象征着宇宙的对立统一、和谐得体。最能简明直观体现二元互补精义的是太极图。图式中的阴阳鱼形象生动地揭示了阴阳对立而又和谐统一这一形成宇宙的奥秘，动态地展示了阴阳双方彼此依存、相互制约、消长转化的态势，阴阳双方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象征着宇宙万物遵从对立统一法则实现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就是“中道”、“得体”，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作为一种方法或思维方式，二元互补法的最大特色是简单明了，概括度大，对立转化，辩证互补，追求和谐。王希杰说：“为了汉语修辞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品位，我们应当向《周易》学习：在汉语修辞学中，追求最简单化原则，力求寻找到最少的概念术语和范畴，并且在这些少量的概念术语和范畴之间寻找到它们内部的逻辑联系，再像《周易》一样逐步地逐层地推导出二级三级四级的概念术语和范畴来，最后在此基础上来建立我们的汉语修辞学的体系。”\[7\]他的《修辞学通论》正是借鉴继承了阴阳对立转化的生成模式，用三组具有高度概括力的初始概念“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作为修辞学范畴和一个“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构建了其修辞学理论大厦。

　　演绎法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方法，即从已知的一般原理推导出关于个别对象的结论的方法，其结论具有必然性。同从个性中找出共性、从特殊性中找出一般性的归纳法相比，演绎法冲破了由于“每一种归纳都是不完备的”而导致结论具有或然性的局限。归纳是经验性的，而演绎却具有预测性；演绎的前提是归纳出的结果，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因而，王希杰认为，为了建造修辞学理论大厦，必须同时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他运用演绎法，提出了修辞的“零度和偏离”理论，建立了一个一般修辞格生成过程的模式，认为修辞是对零度效果的大偏离，修辞规律是这些正偏离和负偏离的模式，修辞格是对语言规则和语用规则多次偏离后形成的一些相对稳定的模式，用这个模式建立起来的辞格系统是一个大辞格系统\[8\]。他运用演绎法，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理论，演绎出一个比喻由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化的模式，并将其形式化符号化\[9\]。他运用演绎法，以双关为例，建立了修辞格的分类和分布模式\[10\]，在对辞格做精密化研究的同时，力图对辞格进行概括化。他运用演绎法，建立了辞格之间是否相容的关系模式\[11\]，通过这个模式，可以考察辞格之间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及组合、化合能力等，为新辞格的发现提供理论指导。总之，王希杰的演绎法把唯物辩证法同现代语言学理论（如转换生成理论）相结合，为修辞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令人惊喜的方法通道。
　　其次，在方法和方法论的运用上，王希杰还是一个“拿来”主义者。凡是对修辞研究有用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不管是哪一学科范畴的，也不管是古今还是中外的，他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如东方智慧的二元互补论，美国L·A·查德的模糊理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比较法，美国乔姆斯基语法学的转换生成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组合与聚合、历时和共时、系统和价值理论，现代语义学的义素分析理论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还有混沌理论，语言心理学、语言美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哲学、数理逻辑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被他拿来，作为其修辞研究的工具。他把这些方法和理论或渗透于其修辞理论的整体，或渗透于其中的某些部分。因此，王希杰的修辞学体系不仅是一个概念的体系，同时也是一个方法的体系。他提出的许多概念或理论范畴如“潜和显”、“零度和偏离”、“四个世界”、“语流义变和情景义变”、“得体性原则”等其实已经成为修辞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被广泛运用着。

　　王希杰用满腔的学术热情、严谨的科学态度、超前的科学意识和先进而灵活多样的科学方法铸就了其独特的修辞学体系。他的具有独创性、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动态性的“三·一”语言学思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修辞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促进了近20多年来中国修辞学的繁荣和发展，它不仅已在国内语言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且在国外也引起关注和反响，已经成为能与世界修辞学界对话的学术力量。可以预言，王希杰的语言学和修辞学思想，在新世纪里，必将继续影响和改变人们传统的语言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在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三次转向——修辞论转向和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浪潮中，也必将显示出其应有的价值和魅力。

(此文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2002年资助项目《王希杰修辞思想评论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之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高万云?王希杰语言学研究的整体评价\[A\]?何伟棠主编?王希杰修辞学论集\[C\]?广州：广东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0?
[2\]何伟棠主编? 王希杰修辞学论集\[C \]?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王希杰? 修辞学通论\[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王希杰?修辞学导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5\]王滋源?论语新编\[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6\]胡裕树?修辞学新论·序言\[A\]? 修辞学新论\[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7\]王希杰?略说汉语、汉语修辞和汉文化\[A\]? 王希杰? 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C\]? 南京：河海大学　　出版社，1996?
[8\]王希杰? 论归纳的辞格和演绎的辞格\[J\]?池州师专学报， 1993(1)?
[9\]王希杰?比喻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A\]?王希杰主编?修辞学研究\[C\]?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10\]王希杰?论双关\[J\]?玉溪师专学报，1989(6)?
[11\]王希杰? 修辞学的现实与理想\[J\]? 修辞学习，1991(3)?
　　　　　　　　　　　　　　　　　　　　　　　　　　　　　　　　　　　
　　　　　Professor Wang Xijie’s Academic Research and His Rhetoric Thought Research
　　　　　　　　　　　　　　　　　　　　　　　　　　NIE Yan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Mr?Wang Xijie is one of the famous Chinese rhetoric  researchers and he has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rhetorics? He  possesses many academic qualities. Firstly,he has firm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He is erudite. Secondly,he not only concerns academic development,but participate academic activity  actively. He strives to surpass others and ponders deeply over himself. And h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theories  as well as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reality. Thirdly,his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is strong, and  broad-minded.Mr. Wang Xijie’s rhetoric thought enjoys popularity and attentions among academic circles.
　　Key words:Wang Xijie; academic research; rhetoric thought  

作者：聂焱（1948-），男，宁夏隆德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和修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