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两部最古的图书目录——谈《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

湘里妹子

作者：佚名   
来源：http://www.zhsc.net
2005-4-26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它是东汉班固所撰《汉书》中的一篇，著录了西汉时国家所收藏的各类图书，是我们了解上古到西汉末年这一时期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隋书·经籍志》则是我国现存的第二部图书目录，它是唐初魏征等人奉敕编撰的《隋书》中的一篇，著录了隋代国家所收藏的各类图书，是我们了解东汉到隋代这一时期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中间经过了五、六百年，而这两部目录，就恰好反映了我国古典目录学在这五、六百年中的一个巨大变化。

    这一巨大变化，主要指的是图书分类法从“六分法”演变为“四分法”。

    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２６年），杰出的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受命主持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群书的工作。在每一部书整理完毕时，刘向便撰写一篇叙录，记述这部书的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及校雠过程。这些叙录后来汇集成了一部书，这就是我国第一部图书目录《别录》。刘向死后，刘歆继续整理群书，并把《别录》各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把著录的书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再在前面加上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编成了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

    《别录》、《七略》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也形成了我国目录学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中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例如《七略》，它以六略三十八类的分类法，条分缕析先秦到西汉的各种文化学术流派；以辑略的形式，在整体上评述了各种文化学术的兴衰分合；以各书叙录，具体而微地介绍了各种学术文化著作的优劣真伪是非，不啻是一部先秦至西汉的学术文化史。

    可惜的是，《别录》、《七略》在唐末就佚失了。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它们都佚失了，你怎么知道它们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和特点，怎么知道它们的分类、辑略、叙录的内容和作用呢？这就因为《别录》，尤其是《七略》的概貌，基本上保存在《汉书·艺文志》里了。

    班固是根据《七略》来编写《汉书·艺文志》的。首先，他沿用了《七略》的六分法，把天下图书分为：（一）、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它们被安排在最突出的位置，单独为一略，体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经典在政治上学术上的指导作用；（二）、诸子略，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西汉去古未远，诸子书保存颇多，而西汉后期虽尊儒学，但对诸家学说基本上还是兼收并蓄的，不象后世那样极端，所以诸子列第二大类；（三）、诗赋略，著录了辞、赋、歌诗等五类文学作品；（四）、兵书略，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五）、数术略，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这里既有天文历法数学物理方面的科学知识，也有荒诞不经的迷信，如占卜吉凶、相宅看风水之类的名堂；（六）、方技略，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它就象一组分类陈列的大“橱窗”，各种文化、学术著作都按照它的性质分别开来，象陈列品一样有条不紊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其次，班固将《七略》的《辑略》，也就是《七略》对各家学说著作及流派的论述按其内容分开，作为各略各类的大、小序散入各略各类之后，使论述和分类著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班固的一个创新，因为这样一来，读者就可以免省反复检寻之劳，在看到各家著作的著录同时，就能读到总论式的大小序。这就象每个大“橱窗”的总说明书。

    再次，班固为了使目录符合史志的要求，便对刘歆《七略》的叙录再次进行简化，择取那些最主要的部分作为小注，附于各书之下，它就象大“橱窗”中每个陈列品上的简介。比如六艺略论语类中有“《论语》古二十一篇”，小注便说：“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又“《齐（论语）》二十二篇”，小注便说：“多《问王》、《知道》。”这一来，这两种《论语》篇目与今本篇目的不同就很明白了。

    《汉书·艺文志》就这样，用分类、大小序、小注的形式，保存了《七略》的分类、辑略、叙录的大概面貌，同样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在这个学术大“橱窗”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到西汉琳瑯满目、灿烂辉煌的学术文化的成就与发展。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班固只是凭借一部《七略》，稍加改头换面，称作《艺文志》的。其实，班固也花了许多心血。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分解辑略，散入各类之外，他还补入了西汉末年杜林、扬雄、刘向等数家，使《汉书·艺文志》真正成为记录上古到西汉的图书的完整目录；他还对《七略》中归类不当的地方进行了调整，如《司马法》原入兵书略兵权谋类，班固则改归六艺略礼类，《伊尹》、《太公》、《管子》、《蒯通》、《孙卿子》等原既入诸子略，又入兵书略，班固则全部移入诸子类，这就使图书归类更准确更科学了。

    总而言之，《汉书·艺文志》继承了《七略》以“六分法”为核心，以总论、叙录为辅助手段，揭示文化学术发展脉络的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并开创史志目录这一体例，使古典目录学更加成熟，因此，价值是很高的。

    东汉以后，学术思想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经学巩固了它在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哪怕是在“异说”最兴盛、思想最开放的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地位也不曾动摇。这一点，从玄学家不得不依附六经论语来发挥玄理，佛教徒不得不同样尊崇孔子，努力使儒佛合流上便可看出。其次，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史学有了极大的发展，“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史学从六艺略春秋类的“附庸”一下子“蔚为“大国”，它迅速膨胀，逐渐独立。再次，由于经学成了仕进的敲门砖，文化成了士族的专利品，诸子学说衰落了，作为实用技术的军事、天文、数学、机械、医学等也统统受到鄙视，因此，这几类著作日益减少。再次，魏、晋以来，个人文集及总集、选集的编纂日益兴盛，这些选集，尤其是别集，虽然主要是文学作品，但决非仅有诗赋，也有政论、奏表、杂文等搀杂在里边。由于这一系列的变化，作为学术文化的陈列橱窗的目录，特别是由学术文化性质决定的分类法，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适应文化学术的发展变化了。

    首先站出来对分类法进行改革的，是西晋的荀勗（ｘù）。荀勗根据三国魏郑默所编的《中经》更撰《中经新簿》时，把图书分成了四个部类：甲部六艺、小学；乙部诸子、兵书、兵家、数术；丙部史书、杂事；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这就基本构成了后世的“四分法”。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又对荀勗的乙、丙两部位置进行了对调，这样，就大体确定了后世经、史、子、集四部顺序。由于这种分类法与当时学术发展状况与趋势相一致，所以它迅速得到了官、私两方面目录学家的承认，“自时厥后，世相祖述”（《七录序》），如殷淳的《四部书目》、谢灵运的《秘阁四部目录》、王亮、谢朏的《秘阁四部目录》都采用了四分法。当时如阮孝绪《七录》及刘孝标《文德殿五部目录》虽以“七”、“五”命名，但实际上也与四分法相通，如前者除佛、道另出为外篇外，内篇五部，只是把子部分为社会科学的“子兵录”和应用科学的“术技录”，其他三部与四分法并没有什么大区别。

    但是，真正完全奠定四分法的，还应当是《隋书·经籍志》。

    有人会问，前面不是说，荀勗、李充已基本构成四分法了吗，为什么这里又说《隋书·经籍志》才真正完全奠定四分法呢？这是因为：第一，《隋书·经籍志》之前，四分法并没有彻底占统治地位，象王俭《七志》、许善心《七林》仍墨守陈规、固步自封，采用已不合时宜的七分法，而《七录》、《文德殿五部目录》虽与四部分类法相通，但毕竟还是五分法而不是四分法。目录学界中，各种分类法还在交锋，到了《隋书·经籍志》问世之后，才天下靡然向风，确立了四分法的权威，沿用千余年之久。第二，《隋书·经籍志》以前的四分法目录比较粗糙，在小类上不如过去六分法的《汉书·艺文志》、五分法的《七录》那么精密，到了《隋书·经籍志》，才吸收了《七录》的这一优点，严密地分了小类，仅史部就分了十三类，这样才使四分法目录具备了一个完整详密的体系。所以我们说真正完全奠定四分法的，应当是《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另附见佛、道两类图书，共著录了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书。它在体制上与《汉书·艺文志》相仿，有总序小序，也有小注。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它的小注，把梁代所藏而隋代已经散佚或已经残缺的图书情况附注在本书条目之下，使人们得以考见梁代的藏书及梁代以来书籍的离散存亡，起到了“存今书，考佚亡”的双重作用，这是《隋书·经籍志》的一个创新，也是它胜过《汉书·艺文志》的地方。

    我们知道，梁代是南朝文化的一个繁荣时期，公私收藏图书极为丰富。但由于侯景之乱的战火和梁灭于北周时元帝的焚烧，这些图书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隋代由于天下的统一，又出现了一个文化的繁荣时期，公私藏书也十分丰富。那么，这两个高峰时期所藏的图书有些什么不同呢？这两个高峰之间的低潮时期里，又有哪些书出现，哪些书散亡残缺呢？《隋书·经籍志》如果简单地著录现存图书，势必不能反映这两个问题。于是《隋书》的编纂者们采取了用小注著录残缺、亡佚之书的方法，例如：
    “《后汉记》六十五卷。”注：“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薛莹撰。”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此书梁代以后残缺了三十五卷。又如：
    “《周易》八卷。”注：“汉曲台长孟喜章句，残缺，梁十卷。又有汉单父长费直注《周易》四卷，亡。”

    这样，我们就知道，在梁代孟氏《易》十卷、费氏《易》四卷都尚完好无缺，而到隋代，费氏《易》亡佚，孟氏《易》也只剩了八卷。有人根据每类之末“通计亡书，合若干部若干卷”的数字统计，《隋书·经籍志》在注文中附注的残亡书籍达一千零六十四部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这样一来，梁代与隋代的藏书情况和梁、陈之间书籍的聚散情况不都清清楚楚了吗？因此，有人称赞《隋书·经籍志》是一部“具有双重意义的实用目录”。

    总之，《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不仅是现存最古的两部图书目录，也是使我国目录学逐渐走向成熟的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上古、中古的典籍聚散分合、学术发展变化，还可以看到我国目录学从六分法到四分法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