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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敦煌变文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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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16 20:17: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佚名   
来源:http://www.zhsc.net
2005-4-26


     1900年5月,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第十七窟的藏经洞被发现,总藏约五万卷珍贵写本中的精品近万卷即相继为英人斯坦因(AurelStein)、法人伯希和(PaulPelliot)等盗运出国。后来,由于清政府及一班官吏的昏愦腐败,剩余的写卷又流散甚多,致使这些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被分藏于北京、伦敦、巴黎、列宁格勒等处,还有少部分流落在国内外私人手中。在敦煌遗书中,有许多以说唱体为主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唐、五代写本,这就是“变文”。变文的发现,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弥足珍贵的丰富资料,填补了空白。本文即就有关敦煌变文研究的书籍,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最早辑收敦煌变文残卷的一些书籍

    在敦煌遗书发现后最初二十年间,由于其中的变文写卷大多被携至国外,国内学者极难看到原卷或照片,因而学术界对变文的认识是朦胧不清的。如日本的汉学家狩野直喜博士于1912年游历欧洲,看到部分遗书原卷,首先介绍了《季布歌》、《孝子董永传》等,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中认为它们“似后世七字唱本”,又认为《目连救母》、《李陵降虏》二种为“纯粹七字唱本”。胡适在国外见到《维摩诘讲经变文》写卷,遂在《海外读书杂记》中最早介绍了变文名称,但并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
    1924年,罗振玉首先搜辑印行了《敦煌零拾》一书,其中的“佛曲三种”即是变文专辑,收录了《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有相夫人变文》三个国内所藏的敦煌残卷。由于写卷首尾残缺,罗氏当时还不知道“变文”这一名称,也未能认识到“变文”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与其它民间文学样式及佛经的关系,因此将它们定名为“佛曲”。
    1925年,刘复(半农)将他从巴黎抄录的104种敦煌遗书内容,按民间文学、社会情事、语言文字三类编成《敦煌掇琐》三辑,作为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刊出版。该书上辑所收的四十六种民间文学材料中,即有十七个变文残卷一一主要是说唱历史故事的变文(如《昭君词》、《季布歌》、《伍子胥变文》等)。这些材料,是刘半农在巴黎留学的四年中间,利用空暇亲自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写卷中抄录的,往往连卷子中的俗字、别字也一一照样描录,因此忠实于原卷。虽然刘半农将绝大部分变文归入“小说”类,它仍然是我国解放前汇辑变文资料最丰富的书籍。蔡元培在为《敦煌掇琐》写的序中讲:“我们对于刘先生的选择、排列与记录的勤劳感谢不尽。”充分肯定了刘半农的成绩。1926年9月,上海东亚研究会发行了伯希和与日本人羽田亨合编的《敦煌遗书》第一集。该书收载了九个敦煌残卷,其中只有一种变文资料:《小说明妃传残卷(P.2553)》,即《王昭君变文》。由于编者对变文未能深入探究,所以仍然在“明妃传”前面错误地冠以“小说”二字。
    1929年,郑振铎写成《敦煌的俗文学》一文(载于1931年《小说月报》二十卷第3号),首先采用了“变文”这个名称,指出《明妃传》等通俗文学作品“是一种新文体”,即是变文而不是小说。同年,向达发表了《论唐代佛曲》一文,论证了“敦煌发见的俗文之类而为罗先生所称为佛曲者,与唐代的佛曲,完全是两种东西”,认为敦煌变文“别为一种俗文学”。从此,对于变文的研究,在范围、内容与体裁等方面才算是迈进了一大步。

二、《敦煌变文汇录》与《敦煌变文集》

    从三十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在收集、整理与研究敦煌变文方面,取得了外国学者无法相比的重要成果。但是,由于变文写本分藏各处,一般研究者及普通读者均难看到。于是,周绍良遂将自己多年中从各处搜集、抄录的变文三十六篇汇辑成册,题名“敦煌变文汇录”,于1954年12月由上海出版公司编入“中国文艺研究丛书”出版。在该书《叙》中,周绍良认为:①“变文者,刺取佛经中神变故事,而敷衍成文,俾便导俗化众也。……但其中亦有非佛经故事,用其体相同,故亦归诸‘变文’之列。”②“变文之起源,盖由于释家唱导之说。”变文即为唐代寺院“俗讲”之话本。③变文结构,从文体方面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佛经故事之变文(其中又有先引经文再敷衍韵语、叙经之中加韵语诠释及诗句与散文相间三种),第二类为非佛经故事之变文,全部由散文与诗句相构成,相生相切,综合成篇。在该书汇录的三十六篇变文中,佛经故事变文(包括押座文、缘起)二十四篇,说唱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的十二篇。每篇题后均有编者所加的简要说明,简述原卷所藏及编号,有的还有内容考订,如《维摩洁经菩萨品变文(甲)》提要云:

     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2292),为“变文”中之最整齐者。此卷尾题为“维摩经二十卷”,各家著录均以为《问疾品》,实误,应为《菩萨品》为是,盖弥勒菩萨问疾,乃《菩萨品》中之一段也。

     这就为读者作比较研究提供了方便。
    1954年,由王重民、王庆菽发起,向达主持,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参加,在广泛摄、抄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变文资料的基础上,过录了一百八十七个写本,作了认真的整理,选成七十八种,分为八卷,编成了《敦煌变文集》,于1957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敦煌变文集》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变文写卷进行规模最大的一次整理的成果,也是收辑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变文总集。该集所收变文,按历史故事与佛教故事分为两大类。历史故事依文体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和对话分为三卷,共二十三篇,其中如讲唱伍子胥复仇、孟姜女寻夫、王昭君出塞、秋胡戏妻、孔子项托相问等故事的变文均是据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敷衍而成,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佛教故事则依佛(释迦)故事、佛经讲唱文与佛家故事分为三卷,共四十篇。这些故事虽然带有浓烈的说教色彩,仍然充满了人世间的烟火气与人情味。该集第七卷为押座文及《季布诗咏》等短歌文(押座文多为讲经前的唱词,以讲唱佛经故事的概要来吸引听众,引起下文)。第八卷收录了敦煌遗书中含有变文原始资料的《搜神记》与《孝子传》。该书的这一分类和分类的次序排列,也正好反映了变文的发生、发展和转变为话本的全部过程。该书还附有曾毅公辑录的《敦煌变文论文目录》,按“目录”、“录文”、“通论”、“专题研究和跋”四部分,为广大读者研究变文提供了线索。

       由于学术界对变文这种文学体裁的认识有分歧意见,参加编辑《敦煌变文集》的六位学者的看法亦不甚统一,加上当时工作条件及时间关系,这部变文集在收录内容、编排次序及校释等方面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变文集出版后,学术界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此开展了进一步的探索。除了徐震堮发表在《华东师大学报》上的《〈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外,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这本书既是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来研究变文的专著,又是人们阅读、研究敦煌变文的一部工具书。它对于变文写卷中所出现的大量不易读懂和理解的字、词,结合唐代其他文献进行横的解剖,又广泛引证汉魏以来的典籍与现代方言作纵的审视,对变文字义作了扎实细致的考释,从而不仅为阅读、研究变文扫除了不少文字障碍,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口语与通俗文学作品的语言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较为科学的论据。因此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好评,日本人波多野太郎撰文推荐此书,誉之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该书1959年3月初版,9月重版,1961年5月又出了修订本。修订后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共释字411个,即第一篇释称谓字34个,第二篇释容体字24个,第三篇释名物字17个,第四篇释事为字128个,第五篇释情貌字101个,第六篇释虚字107个。最近,该书的第四版又在上海问世,所收字数已是初版的三倍了。

三、《敦煌变文论文录》和《敦煌变文述论》

    敦煌遗书发现后,国内学者对敦煌变文的研究是逐步深入的,除了对变文写卷作整理工作外,学者们还发表了不少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论文。由于这些论文散见于各种报刊,不易寻找,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发表的论文,搜寻更难。为了检阅半个多世纪来敦煌变文的研究成果,也为了便于今天的研究者在学习、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研究推向深入,周绍良、白化文编辑了《敦煌变文论文录》一书,于1982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编选单篇论文为旨,将所收论文编为上下两册:上册是通论性的,收王国维、向达、孙楷第、周叔迦、王重民、傅芸子等十八人的论文二十八篇;下册是对单篇作品的专题研究,收陈寅恪、关德栋、容肇祖、冯沅君第十八人的论文三十二篇。可以说,从敦煌学创立到1979年底国内有关变文的主要论文基本上都收齐了。此外,书末还附录了苏联所藏说唱佛经故事类作品五种(即《押座文》、《双恩记变文》、《维摩碎金》、《维摩经讲经文》与《十吉祥讲经文》)。这些写卷内容是苏联学者在1963年到1972年间陆续刊布的,这次由编者根据苏联发表的原卷照片重加校订,在国内是第一次发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十多年来,台湾学者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敦煌变文的论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潘重规的《敦煌变文新书》、罗宗涛的《敦煌讲经变文的变——讲经变文运用佛经的方法》、苏莹辉的《论敦煌本史传变文与中国俗文学》等,这里我仅简单介绍一下作为普及读物的《敦煌变文述论》一书:著者邱镇京,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4月出版。该书正文七万余字,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叙述了变文的起源以及变文与俗讲、变相的关系,解释了变文的名称、意义,并对22种变文的著作年代作了推测。第二部分叙述变文的内容及种类,其中对佛祖故事变文及说唱兼具的史传故事变文介绍得较为详细。第三部分分析变文的体裁与结构,对变文结构中的散文、韵文部分分别作了研究,同时对散韵组合的三类方式也作了介绍。第四部分论述了变文的价值及其对后世文学之影响。作者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列举了比较典型、充实的例证,来说明变文对宝卷、鼓子词、诸宫调、弹词、鼓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影响。该书还附有《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列了208种变文残卷。应该说,这本书比较注意吸取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条件所限,国内的一些资料作者因未能见到而没有反映(如《敦煌变文集》),造成了论述中的不足。
四、苏联出版的敦煌变文研究书籍

    俄国人鄂登堡曾继斯坦因与伯希和之后,从敦煌劫去大量写卷,后来藏在列宁格勒。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苏联藏卷的情况不甚了解。1963年,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刊布了第一批藏卷的目录,同年,苏联出版了汉学家孟西科夫(Л.Н.Ненъшиков)的两本书:《中国敦煌写卷。佛教俗文学的古文献》与《维摩诘经变文。十吉祥变文》。两本书都有作者的序和原卷照片,后者还有原卷文字的译注。1972年,莫斯科又出版了孟西科夫的《佛报恩经变文》(即《双恩记》)。这本书分一、二两分册。第一分册的内容有:(1)七篇研究《双恩记》变文的论文和说明材料;(2)《双恩记》译文;(3)注释;(4)表格(甲、特殊写法与错写的汉字表;乙、Ф——96卷中的俗字表;丙、对特殊写法与错写的汉字表的说明);(5)原卷全部书影;(6)本书英文提要。第二分册笔者尚未看到,据说是作者从语言学等角度研究这篇变文的论著。从这本书可以看出,象孟希科夫这样的汉学家,对敦煌变文的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我国有一批中年学者在敦煌文学包括敦煌变文在内的的研究中崭露头角,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的论著引起了国内外敦煌学界的注目。这也标志着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后继有人,前景光明。
 楼主| 发表于 2005-8-16 20:26:0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是怎样整理敦煌卷子的

作者:佚名   
来源:http://www.zhsc.net/
2005-4-26


     在成都读书时,第一次听说敦煌发现了大批文物,对这件事我虽然听见了,然而不很在意。只在读词时,先生介绍过《彊村丛书》中的《云瑶集曲子词》,说是敦煌出土的,才引起了我的思考。到了清华,接触渐多,本校的静安先生经常向学生介绍罗振玉搜辑印行的有关敦煌学的书。我于是到图书馆借读,然而只不过视为一种难得的资料。这以后,即我为写《尚书新证》一书,从《涵芬楼秘籍》借读到《尧典释文》残卷时,才渐渐有些认识。此后在一切研究中,往往也借点这类印本来参照一下。

      在巴黎遇旧友王重民,他正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继续编柏里和的敦煌卷子目录,他邀我去看看有关韵学的卷子。我发现了陆法言的《切韵》诸卷,及《道德经》《诗经》卷子,觉得极有价值。于是贪看下去,继而摄片、抄录、影写,干得十分起劲。那时,我每天去国家图书馆写本部借卷子,早出晚归,心中没有其他,只有敦煌卷子。不久,在伦敦的向觉民先生也写信要我去那里看英国博物馆的卷子。同时我在其他的一些博物馆,也尽量拍摄敦煌卷子的像片。我抛弃了学习考古学的计划,如疯似狂地抄、摄。等到归国前,共得文物艺术制片一千四百余张,其中敦煌制片四百余张。

      “七·七”事变前夕,我绕道西伯利亚回到北京。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我不得不逃难。逃难途中,随身携带的大批文物艺术制片损失几尽,仅仅剩下不到三百张敦煌制片。我非常珍惜这些制片,决心加以整理。在日寇的飞机到处轰炸的险恶形势下,整理这点辛苦得来的祖国文化遗产,成了我不容推委的义务。在这个惶恐哀伤的时日,上战场杀敌不可能,只能把杀敌精神用在对敦煌经卷研究的拼搏上去,是我在抗战中的责任。

      于是,我第一步把所得的卷子,分类写出个总目,将按这个总目作研究。我把陈垣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总目、伯希和目、斯坦因目、大谷光瑞目,从头一一检看。由于感到佛经是我最难对付的项目,所以我找了约十种《大藏经》目,做了一个佛教经典总目,用来与陈、伯、斯、大等目对戡,同时还为三种《高僧传》做了一份总检目。等这一切准备好之后,我才制定了依次整理的计划。因为自己手边语音部份的材料比较齐全,所以整理便从韵书入手。我把王静安先生与刘半农君所录切一、切二、切三及王仁煦《切韵》,与我的原卷细细校对了一番,使我对卷子的是非、得失有了认识。

      整理卷子的工作很重要,这是最最初步的工夫。因此,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亲自抄写了一部清稿。我还请了两个学生协助我,由他们事先备好纸张,然后把抄片上的内容点点滴滴抄写在纸上。这时,我要时时参证我的记录,细细与摄片核对无误,方把残痕配入。接着,我用正式清写的红连士纸进行影写,亲自一笔一画地进行描摹。这每一张清正本,至少化八、九次的工力,得需八、九张大纸。所以最后写定的清正本,可能是第九张。我真是不惜代价,我的目力的代价。每天除授课外,要用八至十个小时放在清本的摹写上。大概二天半到三天才能写出一张清本。我的目力本来就很差。当年我在法国、英国抄写时,见有灰尘满面的卷子,就用刀片轻轻地刮去灰尘,刮不了的,改用唾液去一点一点地粘,轻粘一下,看出一个字,抄写一个字,一天只能写二、三行。到全部抄写完毕,我的近视眼增加了六百度。

      接着,我开始为各卷作考证。主要是考定了陆法言的《切韵》、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的音韵部分。还考定了其余的二十多种韵书。从而使今本《广韵》的母本、亡失了千余年的陆词《切韵》,算是恢复了。我将这些研究成果命名为《瀛涯敦煌韵辑》,共二十四卷。此书先在上海印行,后来被日本、台湾、香港翻印了去。

      随后我又把手边的其余材料,连同莫高、榆林两窟的一些艺术材料,编成一部《敦煌学志》。并把其中若干卷材料提供给友辈进行研究考证。其研究有成果的,如蒙文通的《老子研究》、金毓黼的《唐令品考》、徐仁甫的若干卷《切韵考》,而唐文播君于《老子》用功至勤。我根据友辈们的研究成果,重加整理,写成《道德经综考》。内子陶秋英也为我整理了《诸韵书正俗字谱》及《释氏》、《写生、经生》、《寺观》三录。这些文章统统收入了我的《敦煌论文集》、《瀛涯敦煌韵辑》与《莫高窟年表》三书中。

      我自己细细审视我的这点成果,大抵成于教学余暇之时,乱离逃难之中。现在偶而翻到,很愿能有余力,一一为之清写、为之核对、为之改正。但同时又觉得手边还有很多材料,也应一一交给人民才是。譬如我的古代史、近代学术史、汉语语言、文字学等,这是我心甘情愿搞的活路,都还睁着眼等我去干呢!要干的活路这么多,我怎么办呢?回答是:要干出来!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我不会偷懒,但求少些干扰,多些成就,如此而已,别无它求。

      我与敦煌学关涉的事还有不少,但平列一些事象,有什么意思呢。我并无作一个敦煌学专家的野心,我只是一个“但开风习不为师”的人而已。所以谨以《瀛涯敦煌韵辑》一书的编写经过,用来作研究此学的一个方法上的参考。
 楼主| 发表于 2005-8-16 20:32:43 | 显示全部楼层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浅介

作者:佚名   
来源:http://www.zhsc.net/
2005-4-26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蒋礼鸿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初版,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该书的四版增订本。这是一本解释变文词语的书,全书分为“释称谓”、“释容体”、“释名物”、“释事为”、“释情貌”、“释虚字”等六篇。书后附有四角号码索引。

    “变文”是寺院僧侣宣讲佛经故事的底本(宣讲时展示的佛经中神变故事的图画叫“变相”),与此同时,民间艺人也运用这种形式讲唱故事,称作“转变”。变文这一讲唱文学对后世弹词、话本、词话、戏曲等文艺形式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其湮没了约一千年之后,清光绪25年(1899),在甘肃敦煌的藏经石室中发现了现存的七十八篇变文,现已整理成《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其中许多词语已经不易理解。《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就是对变文中的难词加以考证和疏解的。从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到唐五代俗语词的面貌。这本书对汉语方言俗语以及汉语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作者写作的方法是搜集变文中相同出现的词语,归并排列在一起,然后加以比较疏解,解释中不仅综合同时代人的诗和笔记、小说之类的语言材料,还联系各个时代,主要是汉魏六朝和宋元及宋元以后的材料,由于采用了这种“横”的和“纵”的通释法,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一个语词发展变化异同的概况,如“阿家”出自变文《孝子传》:“新妇闻之方割股,阿家吃了得疾平”,蒋引《因话录》、《太平广记》、《南唐书》及《南史》证变文中“家”即“翁姑”之“姑”,唐人“姑”、“家”两字读音相近。“家翁”即姑和翁。又如解释“委”字(出自《欢喜国王缘》:“人间短促,弟子常知,未委何方,命寿长远”),是“知道”的意思,即参考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及杨万里诗,印证了“委”作为“知道”的方言至南宋还留存着。又如“家常”出《难陀出家缘起变文》:“世尊直到难陀门前,道三两声‘家常’”。蒋著引《敦煌掇琐》王梵志诗”师僧来乞食,必莫惜家尝。布施无边福,来生不少粮”,证“家尝”即“家常”,有布施的含义。又如释“问头”(出《鷰子赋》”“雀儿被吓,更害气咽,把得问头,特地更闷”)为“官府审问罪人的问题,写在纸上”,即参考《刘宾客嘉话录》、《唐摭言》、宋人《唐语林》以及《太平广记》等。又“将为”有“认为”的意思,因有韦应物、司空曙诗则更明白,它如释“直得”,就如说“感得”,有所使而然,即“由于……致使……”之意。释“圣”有“刁钻精灵能干之意”,“差事”有“奇事”的意思;“不方、不妨、无妨”是甚辞,有“很”的意思等等,多言前人之所未言。这些对变文词语解释的发掘、探索乃至总结,正反映了本书对汉语语义学贡献所在。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并不是一本只局限于读变文的工具书。此书的实用价值还在于可以把它作为辅助性的语文工具书,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依靠它来读通与变文时代相近的其它文学作品,如唐诗宋词、元曲,乃至小说、笔记等,如杜甫诗“顾惭恩私被”、“艰难愧深情”,参阅本书释“惭”、“愧”字有感谢义,就更能体会杜诗中细微的思想感情。又如释“都来”为“总共、总是或完全;算来”,据此就可理解欧阳修《青玉案》词“一年春事都来几?已过了,三之二”中的“都来”之义;《董西厢》卷五”都来四十字,治病赛卢医”也不大好理解,据上所释,我们即可知道这是形容庸医的医术之陋,药方总共四十来字。“操暴”一词,变文中释作“暴躁、嗔怒”,元人乔吉《金钱记》剧第四折〔乔牌儿曲〕:“想着那俏人儿曾受爷操暴”中的“操暴”是怎么回事,也就可以理解了。又如释变文中“下脱”一词有“欺骗”的意思,可知明人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六:“纵然灌他一杯两盏,易得醉,易得醒,也脱哄他不得”中“脱”是“骗”的意思。总之,如果我们通读全书,一定会大有收获。正因为如此,此书出版后即引起海内外学人的注意,被誉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见日本《横滨市立大学论丛》,日本东洋大学教授波多野太郎有关文章)。

    有一个英国的词典编纂家叫约翰逊的说过,辞书作者是“与人无害的苦力”。蒋平日不苟于偷闲,恒以书为友,此书是他在教学之余惨淡经营之作。作者精益求精,二十年来,已四次修订此书,四版增订本所收字数即为初版三倍。此书虽一再订补,但作者仍觉得工作远未结束,他说假我余年,必将再来一个五版或六版的增订本。这种治学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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