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 (组图)

柴禾妞

来源：央视《见证》
2005年08月01日 15:56

2005年8月15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关于抗战的记忆已经很多，但我们的民族，我们百姓在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中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那一幕幕真实的场景却鲜有人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大型纪录片《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的推出，将弥补这部分空白。此片首次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从社会学和民间史的角度，全面、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抗日战争这个特殊时代的社会图景，展示了一个民族在特殊年代中爆发的惊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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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主席。图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右2毛泽东，右5朱德。


1931年日本青森贫苦农家


1931年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1931年，大水泛滥长江流域。图为浸泡在水中的武汉



大敌当前，宁粤两派国民党代表在上海谈判,化解内部分歧。[/center]

      1931年1月1日，中华民国进入第20个年头。

　　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两年前国父孙中山移灵时栽下的树木还没有形成气候，仍然显得有些荒凉。早晨七点，国民党政府要人照例在祭拜国父孙中山之后就匆匆下山去了。

　　飞机场上，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第一次举行大规模阅兵典礼。阅兵有唱党歌、向国旗
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阅兵、飞机游行等十四项内容。外交部还从上海、北平邀请了各国公使前往观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意在告诉海内外，上一年中原大战胜利后，他已经以军事实力完成中国的统一。

　　这是正在修建中的浙赣铁路，进入三十年代，中国的铁路不断向前延伸。1931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有14000多公里，但中国自办铁路仅有2240公里。

　　在东北，火车满载着矿产前往大连，很快又转运海外。日本资本垄断着中国矿区99%的铁矿石，日本控制的抚顺煤矿和英国控制的开滦煤矿，生产着中国一半的原煤。

　　北平是北方铁路线的枢纽，东北军少帅张学良设立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节制所有东北、华北各省军事，他与蒋介石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南北分治。

　　沿铁路南下，华北的每一个停靠站还残留着等待回家的难民，上一年的中原大战，造成20万平民伤亡，120万人流离失所。

　　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每天都有日本棉纱，美国小麦，英国鸦片经由这里潮水般进入中国，再由铁路运往各地。从列车上可以看到，城市的出口林立的广告牌上是美国箭牌口香糖和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英美烟草公司占据六成的中国烟草市场。与此同时，无数破产的农民也在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个城市。

　　从当时的影像资料可以看出，连接铁路的城市日益繁荣，近代的工厂日益增多，从1927年到1937年，这一时期后来被国民党人自诩为经济建设上的“黄金十年”。

　　这一年，381 米的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建成。此后的 40 年间，这幢大厦一直保持着世界最高建筑的纪录。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富足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拥有汽车。到了1930年，每5个人就有一辆汽车。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市场突然崩溃，经济危机威胁着美国人的生计。人们为了获取燃料和食物不得不排起长长的队伍。这场危机很快跨越国境与海洋波及到了整个世界。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开始得势。在德国，希特勒组织纳粹党，并很快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

　　在东京车站，一个年轻的右翼分子叫喊着“我是真正的男人”，向滨口首相开枪。起因是滨口首相不顾军部的阻挠和反对，改善对中国的关系，而且削减海军力量。

　　元旦前，福建、江西交界一带响起惊天的枪炮声，十万国民党部队向闽西、赣南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红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将国民党张辉瓒的一个师全部消灭。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建立的闽西、湘赣两个根据地得以稳固。

　　在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在进行着社会变革的努力。

　　当年的一份人口调查表明，1931年中国的人口是四亿两千万，农业人口占 85%。38岁的毛泽东觉得这里蕴藏着一股沉默但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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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中的人们


大水中的人们之二


大水中的人们之三[/center]

      二三十年代的定县乡村中出现许多新鲜事，有技术人员帮着打机井，还送来化学肥料，村里第一次有了卫生所，贫苦农民看病可以不收挂号费；农民可以从合作社贷款或者借贷从美国引进的优良棉种。儿童进入学校，成年人也有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

　　山东的邹平县，是梁漱溟试验理想的地方。这位乡村建设的推动者与毛泽东相识。1918年他们在北京第一次见面。那时梁漱溟是北京大学有名的哲学讲师，毛泽东是图书馆的一
名助理员。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由于日军全面侵华而终结。中国共产党则依靠土地革命，赢得民心，最终建立新中国。

　　1931年，上海的人口超过315万，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繁荣的上海吸引着各式各样的淘金者，世界上最时髦的东西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从当时上海出版的《良友》画报上可以看到，巴黎的时装三个月后就会来到上海。

　　这一年另一部广受关注的电影是由影星金焰和紫罗兰主演的《银汉双星》，故事讲述的是包办婚姻的演员杨传之爱上音乐家之女，最终又分手的故事。

　　胡汉民是敢当面数落教训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他资历很深，孙中山在世的时候曾几次委托他代理自己的大元帅之职，而那时的蒋介石在政坛上还默默无闻。1928年，正是胡汉民的支持，才让蒋介石在国共分裂之后能够站稳脚跟。

　　但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变得不可一世，他主张立刻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准备由他充任总统，但胡汉民以为和孙中山遗教不合，坚决反对，疑心深重的蒋介石随即粗鲁的将胡汉民扣押。

　　这是元旦时胡汉民和蒋介石的合影，可不到两个月，这两位国民党首领便反目成仇。蒋介石为他的骄横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胡汉民被扣押促使国民党内各派反蒋势力云集广州，5月28日，广州另组国民政府，推国民党的另外一个首领汪精卫为主席，南京和广州之间形成对峙的局面，统一的中国再度分裂。

　　长江中游的武汉，是铁路与航运的枢纽，这里还是内河航船的起点，货物可直达西南重镇重庆。从鸦片战争后英美军舰已经在这里自由出入了近八十年。

　　到1931年，汉口已经开埠通商半个世纪，江汉路一带先后出现英、俄、法、德、日、美等12个外国领事馆，有近30家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汉口呈现出一派带有殖民色彩的畸形的繁荣景象。1905年，汉口外贸出口额达1.3亿两白银，成为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的商贸中心；这里是外国人乐而忘返的“东方芝加哥”，它拥有全国最好的兵工厂和钢铁企业。

　　6月，武汉一直下个不停，雨水一直持续到7月底，长江水位直线上升。

　　在以后的日子，武汉被洪水浸泡133天。洪水之后，武汉的经济建设开始停滞。

　　1931年之夏，因为多灾多难而残留于许多人的记忆之中。当许多国际组织伸出了援助之手时，近在咫尺的日本帝国却准备乘人之危，一场危及中国命运的侵略计划正在谋划准备之中。

　　这一年，实业家卢作孚将考察东北后撰写的《东北游记》第二次印刷出版。他东北之行的第一站是大连。那时，日本已经统治大连25年了，这座海滨城市已从单纯的军港变为街道整洁、工商繁荣的港口城市，可在这里，可以流通的货币只有日本的金票。1904至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沙皇俄国，它得到的回报是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以及长春旅顺间的南满铁路经营权。

　　此时，满铁正面临着世界大萧条后收入锐减的窘境，满铁职员和东北的众多日本侨民归咎于张学良对满铁采用了铁道网的包围政策。

　　张学良在三年前主政东北后，先后修建朝铁路、沈海铁路、吉海铁路、呼海铁路、打通铁路，到1931年，新修和完成的铁路营业里程有604公里。这使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生意大降，运输量不足往年的40%。张学良还建筑葫芦岛，与大连港竞争，筑港典礼上东北的官员表示：“本港的目的，在打倒大连，葫芦岛将为中国复兴之曙光”。


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巅峰时刻，1930年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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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欢送前往中国东北的日军


日本时髦的观念们


江桥抵抗的英雄马占山[/center]

　   在东北的政治中心沈阳，历经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的经营，城市发展已经颇见规模。在市郊， 有占地1000亩东三省兵工厂，员工多达3万多人；飞机场也设在城郊，张学良自己喜欢开飞机，他的空军拥有300多架飞机；东北还拥有全国最好的炮兵与舰队。 在张家父子大力建设的城郊工业区里，全中国的第一个造币厂、第一台载重汽车一一出现。

　　秋风又起的时候，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洪水的消息。这一年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其
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极为严重。

　　天渐渐凉了，上亿灾民的冬衣问题迫在眉睫，国民政府开始以每日一万套的速度赶制冬衣，并向全国征求破旧衣服和鞋，经消毒后运发各地。实业部长孔祥熙 致电张学良，请求依旧风调雨顺的东北运粮赈灾; 政府还劝告全国农民不要用美国运来的小麦做种子，并且下令灾区不可宰杀耕牛。

　　在全国性的赈灾中，一些京剧演员也参加到救灾的义演中。在前门的中和戏院，京剧大师梅兰芳更是上演自己拿手的《宇宙锋》，引来无数戏迷的追捧。这一年刚刚把行营设在北平的少帅张学良也不能免俗，他特意邀请英国驻华武官蓝博森一起看戏。

　　让武官蓝博森略感不快的是，张学良看了一半就起身走了。武官并不知道，驻守沈阳的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攻击，原因不明。这一天是9月18日。张学良、东北民众和中国的命运在这一天被改变。

　　这一年，洪水同样袭击了日本。北海道的农作物产量仅有以前的三分之一，有些人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一部分政客和军部提出，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和经济问题，应把目光投向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的满洲地区，也就是现在中国的东北三省。

　　在旅顺的关东司令部，一个名叫石原莞尔的年轻军官走上前台。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石原被人称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他的住所收藏着许多拿破仑的塑像，他梦想着像拿破仑一样征服东北。他梦想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独立建国。对未来的新国家，他作了这样的设计：“以双重国籍的日本人为骨干，日本人从事大企业和脑力劳动，朝鲜人从事农业，中国人从事小商贩和体力劳动。”

　　4月，在长春，中国人郝永德未经县政府批准将万宝山一带的大批土地转租给流落到中国的朝鲜人，引发中国农民和朝鲜人发生纠纷，日本军警乘机干涉。在平壤，数千 朝鲜暴徒在日本官吏的纵容下冲入平壤的华人街，对中国侨民烧、杀、抢，造成数百中国侨民死伤。

　　6月，东北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发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潜入禁止外人进出的地区进行间谍活动，团长关玉衡将中村秘密处死，但是还是走漏了风声。

　　以石原莞尔和坂原征四郎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挑起事端。翻开《石原莞尔日记》，当时的密谋情况跃然纸上。

　　4月7日 奉天现地作战方案脱稿

　　4月26日 自下午二时起，在沈阳馆，就‘攻克计划’作说明

　　5月31日 早，花谷、今田来，于板垣大佐宿舍密谈谋略问题

　　6月8日 中野琥逸、板垣来，畅谈。对集中主要精力搞奉天谋略问题意见一致”。

　　6月19日 起草‘在奉天附近发生冲突时军队的行动’方案

　　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沈阳的高粱地上挂满厚厚的穗子，已经接近要收成了。

　　就在东北大学附近的柳条湖，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自行炸毁由日本人经营的一段铁轨，并诬陷是东北军所为。以此为借口，日军开始向北大营发动进攻，同时炮击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

　　当时，沈阳有东北军8万人，驻扎在北大营的是东北军主力独立第七旅6000多官兵，但是在这一夜，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


火车上的东北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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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占领东北的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


红军剧社在演出


被蒋介石囚禁的立法院长、国民党元老胡汉民[/center][/center]

      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坦诚地谈到自己不抵抗、一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策略的原因:“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

　　数十万沈阳市民一觉醒来，悲伤地发现青天白日的国旗已经换成了刺眼的日章旗。那
些面熟的日本侨民已经拿起武器，开始帮助关东军维持秩序。

　　天津出版的《北洋画报》在九一八第二天就派出记者前往沈阳采访，在《记者团出关吊沈阳》一文中这样描述沈阳的情形：沈阳城中着马裤者，日人遇之杀无赦，不知马裤何故结冤于日人！

　　很快，南满铁路沿线的许多城市一一沦陷。

　　失陷地点 失陷时间

　　安东 十九日上午六时四十五分

　　本溪 十九日上午四时

　　盖平 十九日上午四时

　　鞍山 十九日上午四时

　　沈阳 十九日上午六时二十分

　　营口、田庄台 十九日上午五时半

　　开原 十九日上午五时半

　　四平街 十九日上午五时半

　　长春 十九日下午二时

　　抚顺 十九日上午八时半

　　海城 十九日上午八时半

　　辽阳 十九日上午八时半

　　营口 十九日上午五时半

　　铁岭 十九日上午八时半

　　昌图 十九日上午五时半

　　公主岭 十九日上午八时

　　宽城子 十九日上午三时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20年国庆日，全国各地举行反日大游行。青年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刚刚从江西“剿共”前线返回的蒋介石被迫接见情愿学生，在群情激奋的氛围中，他不得不许诺“三天之内出兵，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

　　三天后蒋介石并未动一兵一卒，他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表示：“我国民此刻必须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在瑞士日内瓦，中国代表施肇基要求国际联盟立即制止日军在东北的军事侵略。这个 成立于1920年的国际组织有63个国家组成。主要的宗旨是通过集体行动维护世界和平。国际联盟于10月24号做出决定宣布日本必须从满洲撤军，13票对1票，日本在国际联盟中被孤立，但日本傲慢地置之不理。

　　在上海，音乐教育家黄自与音专师生组织“抗日救国会”，赴浦东等地宣传抗日并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黄自作词谱曲创作了我国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作品《抗敌歌》，随后《抗敌歌》传颂一时。中国的歌曲由此走向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

　　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声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要求日本立即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此后一个月以内，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四次宣言、决议和告民众书。

　　此时，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全面胜利结束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占领21个县城。

　　11月7日下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隆重开幕，610名来自各根据地、红军部队和总工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们举手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和《土地法》， 38岁的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11月19日，诗人徐志摩搭上了中国航空公司的邮局飞机。他原本要乘火车从南京前往北京，但是，报纸上的一则消息改变了他的行程。消息说由于战乱，北京戒严，津浦线停运。

　　十几天前，驻守天津的东北军保安总队接连不断接到报告，一伙人不穿军装，没有番号从日租界冲出，向各街道进犯，不断向中方开枪射击； 9日晨3时20分，保安队击溃便衣队的进攻。但国民党政府却要求保安队撤退到今河北区一带。

　　天津的日本商人纷纷悬挂日本国旗，庆祝胜利，他们还强迫中国居民也要悬挂日本国旗，否则就要有牢狱之苦。

　　就在这场混乱中，已经在天津日租界闲居数年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号，前往东北。一路上，溥仪幻想着东北民众会欢呼万岁迎接他的到来，到达营口，他发现事实并不想他想象的那样，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描述说：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嫩江上的江桥是通往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的交通要道， 11月4日，日军1300多人进攻这座铁桥，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指挥中国守军迎头痛击，毙伤日军300余人。

　　但是，日军援兵很快到达，马占山被迫撤退。11月19日，齐齐哈尔沦陷。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日军汇集锦州。三天后，锦州沦陷。

　　这是当时日军的一首军歌，歌中唱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士们神采奕奕。英勇善战。

　　在日本的军歌声中，仅仅四个半月时间，东北全境沦陷。

[ 本贴由 柴禾妞 于 2005-8-22  14:58 最后编辑 ]

柴禾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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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30日上海北四川潞与虹江支路交差点活动写真馆前的路战队


1932年1月，锦州被日军占领。图为锦州闭锁的商店。


32年2月29日，李顿调查团到东京。


1932年2月3日，上海逃难的人群。[/center]

     1932年1月1日，北平的天气有些阴沉。这里的老百姓显然对西历的新年没有什么感觉，街道上冷冷清清，毫无节日氛围。南城的丰泽园饭庄传来稀疏的鞭炮声，打破了阴霾的气氛。京剧名伶程艳秋在这里举行收徒大会，这是程先生首开山门，收名角儿荀慧生的长子令香为徒。在席间，他宣布自即日起将“艳秋”名更为“砚秋”，且于报纸刊登启事。

　　在丰泽园的大门外，报童正在散布一个足以使北平市民不安的消息—锦州吃紧了。
就在这一天，日军从三面向锦州发动总攻。

　　锦州一失，就意味着山海关以外真的成为日本人的“乐园”了。华北地区将直接暴露在日本人面前。

　　正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要求东北军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中国驻军3万余人在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之后撤入山海关。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至此，中国东北全部沦陷。

　　1月8日在东京，日本天皇的仪仗队路过樱田警视厅门前时候，朝鲜人李奉昌扔了一枚炸弹，但因掷偏而天皇没有受伤。上海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第二天的报纸报道了这条消息并说:“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对此事提出抗议，要求报纸道歉停刊；居住在虹口的日本侨民开始上街游行，一些拥有武器的日本浪人开始在街市上对中国商店进行洗劫。

　　这一天，一对美国青年从浦江码头上岸，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城市—上海。男的名字叫做埃德加·斯诺，《纽约先驱者论坛报》记者，女的是斯诺的未婚妻海伦。他们刚刚从南方的广州度假归来。

　　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依然繁华而忙碌。南京路上车水马流。出于职业的敏感，斯诺发现了这城市的些许变化，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抵制日货的宣传画和标语。

　　1月18日，闸北火车站附近，几个日本和尚在街头滋事，遭到工人的劝阻，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些身份不明的打手，把日本和尚打得一死四伤。日本方面以此为借口，怂恿日本浪人和暴徒在街头滋事，捣毁中国商店。

　　日军开始在浦东登陆，黄浦江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军舰，日本兵已经整体进入了进攻阵地。日本驻上海总领馆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对“日本和尚事件”表示道歉、并且惩办凶手，制止反日行动、停止抵制日货，并称“24小时内不见满意答复，即采取自由行动”。

　　面对日本的要挟，上海市长吴铁城在请示南京后，于28日下午4时，答覆日本总领事，表示承认日本所提的全部要求，并下令取消各界抗日救国会。

　　风光秀丽的杭州与最大城市上海和首都南京组成一个等边三角。是来自南京的政客和来自上海的富商们度假修养的胜地。

　　烟霞洞，坐落在西湖南边的烟霞岭上，洞幽林深，岚烟袅袅，是个僻静的地方。1月上旬，蒋介石和他的老对手汪精卫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秘密的会谈。两人随后握手言和。

　　1月28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汪精卫继任。蒋则宣布他暂时不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专注于军事。蒋汪这次合作，一人主军，一人主政，看似公平，而且各得其所，其实还是执掌军权的蒋介石决定大政方针。

　　就在这一天夜里，在距离南京不足200公里的上海，突然传来的枪声划破了城市的宁静。紧接着枪声大作，火光映红了城市北边的夜空。斯诺火速穿上衣服，背上相机前往出事地点。

　　子夜时分，日军兵分五路从闸北突然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阵地发动袭击。

　　十九路军成立于两年前，源起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创建的粤军第一师，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广东人。年初孙科任行政院长时，将这支家乡部队调往上海南京布防，而蒋介石与十九路军关系也比较密切，所以十九路军驻扎京畿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结果。

　　在闸北火车站，斯诺亲眼看到日军杀害中国平民，便当即发出电讯。第二天，大洋彼岸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和《纽约太阳报》都登出标题是“鲜血染红今晚上海街头” 的头条新闻。

　　斯诺还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十九路军指挥部，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蔡廷锴将军。

　　蔡廷锴是十九路军军长，这次战役的主要指挥者。在斯诺眼里，蔡廷锴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形象，他身材魁梧、精神抖擞，一双活泼而敏锐的栗色眼睛里闪烁着怒火。这位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将军，讲起话来有些激动，他说：“我们跟东北张学良的部队不一样，我们不打算请国际联盟来拯救我们，我们要自己来打这个仗！”

　　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日军驻沪司令官监泽幸一“4小时可占领上海”的预言落空了。

　　就在一二八事变爆发两天后，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决议，决定迁都洛阳，定洛阳为行都。蒋介石通电全国宣布抗日。

　　1月31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宣言》。宣言号召：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2月2日，中共临时中央再次做出《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并呼吁“革命的士兵们，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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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溥仪抵达长春。


1932年3月3日，日本天皇会见李顿调查团。


1932年5月广东妇孺学校护士从广东赶到苏州追悼阵亡的子弟兵。


1932年初的上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呼吁抵制日货以抗议日军侵略上海


难民在街巷中排队领饭


日本军人在上海拘捕抗日志士


日货封存


松冈洋右在国际联盟为日本辩护


童子军在贴标语


宣传抗日的漫画


1932年12月的川岛芳子(左)[/center]

柴禾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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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长城抗战期间北平妇女慰劳队赶往前线


1933年5月1日，日本中之岛公园里的劳工集会


1933年5月1日，神户电话局前搜捕劳动者


1933年7月，察哈尔同盟军进入多伦


1933年12月24日，日本祝贺明仁皇太子诞生的情景


上海租界里的印度警察


在战场上采访的日本战地记者们[/center]

       出河北秦皇岛15公里，即到山海关。30年代的地理书籍这样形容：据长城东端，濒渤海北岸，并扼北宁铁路中枢，负山临水，形势绝险。自古东北有事，均以此为攻守必争之地。

　　明末，镇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投向满族人，摄政王多尔衮由此率领八旗子弟入关，奠定了大清的江山社稷。


　　从上一年日军占领锦州后，山海关已是伪满洲国的所谓国界，关内人到关外，火车到山海关，旅客都要下车接受检查。稍有怀疑，就被带走，当时的旅客常说“火车好坐，山海关难过。”

　　元旦之夜，一阵刺耳的枪声打破持续一天的沉闷，日军开始猛烈攻击山海关。两天后，山海关失守。

　　漫画家丰子恺听到这个消息后，特意画了一幅漫画《关山月》，漫画中山海关上飘扬着日本国旗，夜空中明月在暗自垂泪。

　　就在元旦这天，上海的《东方杂志》上登出244个来自不同阶层中国人的新年梦想。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梦想将来的社会：“全世界成功一个大联邦，这个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很实在：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两个人的大肚皮。

　　94岁的马相伯老人则说：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制的国家。

　　开明书店编译所长夏丏尊说：我常做关于中国的梦，我所作的都是恶梦，我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撒屁都有捐；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时候，有麻雀一万桌；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厂工厂烟筒里不放烟。

　　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则泠泠的说：我没有梦想。

　　作家茅盾说的；“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

　　艺术家徐悲鸿：在西安之西，忽成一八千里周围大湖。俾吾人游历新疆、青海，可以航行。

　　外交部长罗文干的梦想是：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争的勇敢毅力，专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

　　对许多人来说，新一年的梦想在山海关的枪声中击得粉碎。

　　山海关被日军占领后，南京的军事统帅蒋介石调集了两个师的中央军支援华北前线。同时，他还调动30多个师约16万人，准备向南方的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2月24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大会，大会通过报告认为东北三省主权属于中华民国。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在自传中回忆：在大会期间，日本代表松冈洋右抓住最后机会为其国家百般辩护……但是，除了漂亮的英语和口才之外，他并不能为日本的侵略行动提供什么新的法理或道义方面的依据。

　　在最后的表决中，有42个国家支持日本应该立即撤兵的建议，只有日本投了反对票。日本代表当即退场离开。

　　春天已经来临，但从波兰到莫斯科的沿途，几乎仍是白雪皑皑。参加完国联大会后，颜惠庆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上一年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在苏联拍摄了纪录片《英雄之歌》。纪录片讲述的是，1932年2月，苏联西伯利亚大草原，天气寒冷，食品短缺，共青团决定在这里建设一座高炉，十八岁的共青团员阿凡纳希依夫从农村来到这里，参加建造高炉的劳动，他很快成为高炉技术能手。

　　此时，苏联的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第五年，苏联已经从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在《英雄之歌》中，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美丽图景在伊文思手中化作一组快速剪辑的镜头，在钢铁与运动的形式美感中，为了理想而狂热劳动的场面得到完美的表现。深受感染的伊文思说：如果一个人二十岁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就没有心脏。

　　颜惠庆是中苏断交三年以后的第一任驻苏大使。1929年，因为中东路事件，中苏两国断交。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日益膨胀的野心，让同时受到威胁的苏联与中国重新开始接近。

　　颜惠庆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进入苏联的印象：在人们第一次来到苏联，肯定会感觉到这是个伟大的国家，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从漫长的铁路线，到高大的建筑物，从无边无垠的草原和森林，到身材魁梧的男男女女，无不显示出这个国家的伟大。

　　不过，在伦敦、巴黎、日内瓦等都市长住过的颜惠庆也看到这个国家的另一面：这座城市曾经受了流血革命带来的一切困难和痛苦，贵族及富有的资产阶级式的闲情逸致、寻欢作乐和奢侈糜烂都已绝迹。现在，这个国家正在实行计划经济，人民为此必须忍受艰苦，并做出牺牲。食物供应不太充足，轻工业还不发达，日用品也很欠缺。住房问题因人口短时期内的极大增长也变得越来越严重。物价按照卢布计算，高得吓人，如在一个大宾馆里，宴请20多个客人，需要1万卢布；乘坐敞篷四轮马车，很短的路程就需要20卢布。

　　在这里，颜惠庆还见到在东三省三位义勇军领导人马占山、李杜和苏炳文。

　　九一八事变后的涌现出的东北义勇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大多数义勇军队伍孤军奋战，既无援兵，又无补给，在日军优势兵力围攻下，义勇军面临难以生存的窘境。

　　上一年年底，马占山等人被迫撤入苏联境内，取道莫斯科前往西欧或回国。颜惠庆描述说：当时苏联不允许他们下火车，中国使馆只好准备了一些中国饭菜送到车上。马将军在黑龙江曾以骗取日军的信任然后狠狠打击日军而闻名，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讲述他的抗日功绩。苏将军是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他也抗击过日军，但最后不得不撤退到满洲边境车站。

柴禾妞

[center]1934[/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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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四川吸食鸦片者众多。图为种植鸦片的田地。


抽鸦片的女性


南昌的新生活运动，图为指挥交通的人。


四川的矿工


社会底层的妓女


新生活运动中，武汉举办防空展览。[/center]

       1934年2月14日，农历甲戌年春节。在上海，街道上的锣鼓声比往年热闹了许多，往年在街上劝阻民众不要过旧历新年的警察今天破例没有执勤，租界当局也不再对燃放鞭炮进行限制。

　　1912年，民国政府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又宣布禁止百姓过春节。

　　政府对春节解禁后，作家鲁迅终于过了个尽兴的农历新年，他在《过年》中写道：“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我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在北平，作家老舍则在文章《新年醉话》中写道，醉话比诗话词话官话的价值都大；特别是在新年。可以骂所恨的人，可以在家中恢复男权，还可以抵挡讨债的人。但醉话的秘诀在于：酒喝到八成，心中还记得“莫谈国事”，把不该说的留下。

　　就在春节前4天，日军将上一年占领的山海关部分行政权交还中国代表。但中方接收后，日伪机关仍占据城外，日本关东军仍继续常驻山海关。中国警察在山海关限定二百人，而且必须徒手站岗，一切反日活动更被绝对禁止。日军控制山海关的 局面并未改变。

　　上一年，长城抗战失败后，日本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默认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军事占领，冀东作为缓冲区任由日军自由出入，华北门户洞开。这个协定留下无数的隐患，长城再也不能成为中国军队的防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北平已经无险可守。

　　这是年初上海《时代漫画》的一幅漫画《大出风头》，作者胡考点评了党国政要，走红艺人和体育明星，并加以大胆的注释：握大拳的是蒋介石；穿野球衣的是张学良。

　　就在漫画刊登之前，1月8日，张学良结束近一年的欧洲考察，回到上海。在欧洲的一年，张学良目睹了德国的崛起。

　　从上一年开始，德国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集逐渐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希特勒的演讲富有鼓动性，演讲中提到最多的词汇是：“国家”、“民族”、“振兴”、“成就”之类的词。

　　一战后，战败的德国靠货币贬值苦苦应付巨大的战争赔款，马克在几个月内就变成了废纸，失业率节节攀升。上百万人在街上游荡，骚乱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希特勒执政的第一步就是停止所有的战争赔款，稳定马克的币值，让莱茵河边的重工业区恢复生产。随后，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希特勒决定在全国修建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

　　从1933年开始，德国从几乎破产的国家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经济的复苏为希特勒赢得很高的支持率，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90％的德国人愿意跟随希特勒。

　　德国的复兴给张学良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将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张学良写道：“德国之所以能复兴主要是人民对其领袖的支持。在中国，没有人绝对忠实自己的领袖，内战与外侮皆由此出。”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牢固掌控了军事权力。但他的权力并不稳固，在广西与广东， 李宗仁和陈济棠正抛开中央政府，专心经营本省；在福建，十九路军虽然失败，但还是损害了蒋介石的威信； 外交上，他的对日妥协政策更没有赢得公众的认同。

　　蒋介石将汪精卫推到对日外交的前台，他则一心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回国不久的张学良就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这是国民党中央“剿匪”宣传大队拍摄的影像画面。画面中碉堡林立。这一年，德国“国防军之父”汉斯·冯·赛克特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的军事顾问。赛克特建议用碉堡步步为营，挤压苏区。

　　在国民党军队修建碉堡的同时，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应中央军委的要求，同样在江西黎川以南、广昌以北等地的城、镇、村交通要道上构筑碉堡。提出修碉堡的同样是一个德国人，来自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

　　作为苏区军事的实际指挥者，李德与毛泽东对战争的理解迥然不同，李德主张阵地战，毛泽东主张游击战。吃惯西餐的李德在《中国纪事》里回忆：“到苏区后，很长时间我吃不惯味道很重的菜，像油炸辣椒，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粮食就是红辣椒，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4月， 苦守经过十八的激战，红军苦守的广昌陷落，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打开了。

　　随后到达被占苏区的国民党中央剿匪宣传大队特意拍摄了一组共产党街头宣传标语和墙报。此时，他们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开始秘密谋划放弃被围困的苏区突围。

　　南昌，是江西的省会，也是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大本营，在这里蒋介石还发起一场被称为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外围战。

　　和当时的大多数内地 城市一样，南昌市容显得破旧凌乱。在夫人宋美龄等人的建议下，蒋介石想要改造国人的精神，首先从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做起。他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声称：必须从用冷水洗脸做起，来复兴民族。”“新生活运 动”的口号和准则是：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守时间、爱清洁。

　　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首先做出表率。蒋介石是个军人，饮食起居比较简单，根据不同 的场合穿着中山装、军装或者长袍马褂，给全国男士做出榜样。宋美龄则在发式上梳中国妇女传统的发髻，前额留传统的齐眉刘海，服装也穿传统的旗袍，好让全国妇女效仿。

　　这是当时的一段影像资料，在南昌街头执勤队拿着旗子在街上一边指挥人们要靠左行走，一边处罚随地吐痰的人。新生活童子军们开始纠正歪戴帽子的路人；正在饭店用饭的食客也受到监视，不能超过四菜一汤的标准；女子的散发和烫发被禁止，要求每日每人要洗手三次，每周要洗澡一次。

　　习惯却不是一纸命令就能够改变的，上海、北平、广州等地的烫发生意依然红火。在首都南京，受到严格限制的时髦女性不再烫发后，干脆留起瀑布一般的披肩长发，轻风一吹，依旧飘逸。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开始设在南昌，后来迁往南京，蒋介石亲任会长。到1936年，全国共有20个省和4个直辖市成立新生活运动会，蒋介石夫妇和他的追随者们象家长教幼儿一般一招一式地教诲着全国民众如何纠正错误的言行举止。但是十几年的新生活运动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为此，蒋介石也很感慨：“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就批评说：“ 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

　　而当时的中国国民“正在受到战争、饥荒、洪水、旱灾、疾病、蝗及其他各种各样灾难的威胁，没有心思听取什么礼义廉耻的教训”。

　　这一年， 高83.8米的“远东第一楼”上海国际饭店落成开张，大楼里，第一次使用消防自动喷淋装置和报警系统，住房的客人可以使用呼叫系统；上下的时候还第一次坐上自动电梯。这座高楼是3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后见证。在此后30年内，它的高度在东亚都无人企及。直到1983年，国际饭店才失去上海第一高楼的荣光，其间整整隔了50年，它目睹了中国近代化步履的艰辛与迟缓。

　　国际饭店也出现在2月出版的第85期《良友》杂志上，在标题为《都会的刺激》的专栏中可以看到上海摩登的一面，影院与美国同步上演着好莱坞大片《金刚》；富有的阶层享用着跑马、跑狗和舞场中的爵士乐。穿着旗袍的女人被这些景象包围，旁边的注释写道：女人旗袍的开衩越来越高。

　　自三年前起，漫画家郭建英的都市生活漫画开始出现在上海的各种报刊，并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郭建英最为擅长的是描摹上海的摩登女性，她们活跃在舞厅、酒吧、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公共休闲场所，与追逐她们的男人调情、周旋。上海的夜幕中，闪烁的霓红灯下百乐门、大都会、圣安娜等热门舞厅人满为患，舞女行业得到空前的发展。

　　在《时代漫画》的创刊号上，特别刊出费志仁女士所作的一个舞女的生活费微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舞女一天工作五个小时，要伴舞50次，每天收入八元五角，日常的收支并不平衡，收支相抵每月还欠99元，在调查的最后，作者只好注明，此种欠款如何解决只能成为哑谜。

　　支出项：房租：25元
　　伙食：30元
　　应酬（影戏票在内）：20元
　　衣服：54元
　　供给家用（注：此或系虚帐）：200元
　　储蓄：25元
　　按月总支出354元整
　　收入项:每日工作五小时（每小时伴舞十次）分的舞资八元半，按月总收入255元整
　　收支两抵尚欠99元元整（注此种欠款若何解决哑谜而已）

　　这份调查还表明，除了供给家用，服装是生活预算中最大的支出，同时刊登的摩登女子最低的费用是52块上海通用银元，这恰恰是一个普通公司职员的月收入，一个中等阶层五口之家的月开销。

　　深黄色纹皮皮鞋 一双 6.5元
　　雪牙色蚕丝袜子 一双1.2元
  　 奶罩 一只 2.25元
　　卫生裤 一件 0.8元
　　吊袜带 一副 3元
　　纠缦绉夹袍 一件 8.2元
　　春季短大衣 一件 16元
　　白鸡皮手套 一副 2.8元
　　面友 一瓶 0.75元
　　胭脂 一盒 0.5元
　　可的牌粉 一匣 1.45元
　　唇膏 一匣 0.5元
　　皮包 一只 2.5元
　　电烫发 5元
　　铅笔 一支 0.2元
　　蜜 一瓶 0.4元
　　共计上海通用银元52元另5分

　　这一年的电影《神女》叙述的正是一个舞女的生活。电影主角阮嫂由阮玲玉主演，阮嫂，一位20出头的小姐，为了抚养亲生儿子，每当夜幕降临，她就充当妓女，每当第二天凌晨，她又总是有气无力地回到家中，俨然一位圣洁的母亲。不幸的是阮嫂被一个流氓看中，最终她拿起一只瓶子将流氓砸死，她也因杀人被关进监狱。

　　在作家丰子恺的眼中，自有租界以来，实际上就有了两个上海。外国的上海在霞飞路、杨树浦、南京路和虹口，有整齐的柏油马路、宏伟的建筑物、最大的游乐场所和管理权在外国人手上的百货商店，在这个上海，看上去街道上的行人似乎各个衣冠楚楚，精神勃勃，连人们携着走的洋狗都趾高气扬。在丰子恺看来，中国的上海在南市、闸北和西门，房子狭小，街道也有点污秽，看上去只有上海市府大厦是庄严而华丽。行人似乎个个衣衫褴缕，精神萎靡，连钻来钻去的许多狗也都貌不惊人。

　　在北平，23岁的季羡林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后不久，他得到一个消息：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置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克。

　　季羡林得到有可能出国的消息，立刻前去报名，并获得通过。他在《留德十年》中回忆到：“一条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

　　这一时期，留学热是弥漫全国的一个风潮，那时候学子中有一句名言：毕业即失业。一个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而如果能出国一趟，"镀金"一下，立刻身价百倍，成了"抢手货"。因此，学生们都把出国留学当做自己的理想。

　　由于公费生名额有限，限制很多，手续简单、没有名额限制的的自费生就成为留学生的主力，但并非所有留学的人都能获得很好的教育。教育部长朱家骅在两年前谈到留学潮时就指出：“最近留学人数，约有5400余人，每年费用总额在国币2000万元左右，已超过国内大学生经费总额一倍，但由于对留学无限制，资格无限制，所习学科更无限制，结果有的出国只是接受普通的教育，造成留学教育极大的浪费。”

　　三年后，日本全面侵华，国民政府出台《限制留学生暂行办法》，控制留学生出国，并召回留学3年以上的学生。这股风靡一时的留学热才告一段落。

　　这一年，美国5月5日的《时代周刊》的封面是末代皇帝溥仪戴着皇冠、穿着日本和服的照片。

   　就在两个月前，长春郊外的杏花村，在用土垒起的“天坛”上，溥仪穿着龙袍举行告天即位的古礼，在日本的支持下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不无兴奋的写道：在勤民楼里，我立在椅前，文武百官列队向我行三鞠躬礼……北京来的宗室前内务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礼，并在随后的宴会上举杯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连我父亲也不例外。

　　然而日本人承认的只是满洲国皇帝，而不是溥仪幻想的大清皇帝，他只能穿着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举行登基仪式，这个王朝并不属于他自己。

　　溥仪与自己的皇后婉容连出门的权利都没有，雄心勃勃的溥仪沉默了，他一天天心灰意冷。皇宫里的良辰美景却成为坚固的牢笼，精神苦闷的婉容开始吸食鸦片，精神也逐渐崩溃，最终她发疯了。

　　3月9日，长城线上关口树立起一个个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所谓界碑。在伪满洲国这块所谓的王道乐土，中国的煤、铁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日语成为法定的教科书内容，孩子们每天清晨要向日本天皇遥拜；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有500万中国农民被赶出世代相传的土地。

　　5月12日，由150人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走出国门，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开幕之前，日本处心积虑要让伪满洲国参加，遭到中国政府拒绝。

　　在本届运动会田径比赛中，中国比赛成绩最差，排名垫底，在足球决赛中，志在九连冠的中国队对手是日本队，比赛空前激烈，三比三的比分保持到终场前，最后，中国队获得点球机会，李惠堂抓住机会一蹴而就，夺得冠军。

　　帮助中国队夺得冠军的李惠堂在当时是中国足球的代名词，30年代流传着这样一句民间俗语：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由于技术全面，球艺精湛，9年前加盟上海队以后，李惠堂立刻以惊人的球技刮起一阵旋风。他这样回忆一场决赛过后被追捧的情景：“观众们不断要求签名，纪念册、手帕、帽子甚至衣服背上，直弄得我一身臭汉，应接不暇。同队的队友早已浴罢装束停当，我看看大时钟，原来我不知不觉已站了一个半钟头，做签名的苦工了……”

　　在远东运动会上，除了足球，中国代表团表现最抢眼的要数表演项目女子游泳。比赛中，中国选手杨秀琼包揽除200米蛙泳在内的所有冠军。由于她年轻貌美，很快获得“美人鱼”的称号。

　　杨秀琼从菲律宾回国后，社交活动频繁，海内外的邀请信如雪花一样飞来，几种画报更将他当作最时髦的封面女郎。有记者这样描写杨秀琼：“体态婀娜丰满，身穿红色西服，脚着肉色丝袜，咖啡色缕花皮鞋，举止大方，仪态万丈。”两年后，她作为中国唯一的女子选手参加了第十一届奥运会，遗憾的是初赛阶段即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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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中国腹地的古城西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东部与西部交通的枢纽。1934年，古城西安热闹起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先后来到西安，考察开发西北。在丢失了东三省之后，许多爱国人士呼吁，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出路，要恢复中国版图，必须以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做大本营，要集中全力来开发西北。

　　在西安城外，通往兰州的公路开始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


　　7月，一部有关修筑公路的电影《大路》开始在上海拍摄。《大路》是一部抗战影片，讲述一群年轻的筑路工人在抢修一条 军用公路时克服敌军的阴谋阻挠，终于把公路修筑完成的故事。


　　影片的结尾，在敌机的轰炸下，金焰饰演的金哥壮烈地牺牲，但抗敌的军用卡车，却通过公路一辆辆驶向前方，《大路歌》响彻云宵：


　　压平路上的崎岖


　　辗碎前面的艰难


　　我们好比上火线，没有退后只向前！


　　在德国沃尔斯堡，大众汽车公司于年初开始建立，工程师费迪南德·波尔舍的目标是生产“人民的汽车”，即大众牌汽车。不久，第一辆大众汽车问世，但很快被纳粹用作新德国的政治象征。


　　在日本，曾在美国汽车厂工作过的丰田喜一郎也在这一年创立汽车厂，不久便造出一辆汽车，该车采用二冲程双缸，车顶用皮革缝制。三年后，“丰田汽车工业株式会社”正式成立，生产出的丰田汽车很快被日本陆军购买一空，丰田公司一跃成为世界著名汽车生产商。


　　在中国的罗布泊，这一年第一次留下汽车的印痕。这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组织的探险队。这已经是赫定第二次来到中国新疆。上一年，赫定被特聘为中国政府的外籍顾问，开始着手勘测连接内地和西部的公路交通线。


　　在探险途中，赫定深刻感受到无路可走的痛苦。一个小小的农田水渠龙口，都会使现代交通工具汽车受挫。而在开都河上“轮渡”时，由于平底渡船吃水太深，甲板离水面甚至不到一尺。


　　经过千辛万苦，斯文·赫定一行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但在乌鲁木齐，斯文·赫定看到的是一个残破的边疆城市。这里百业凋零，耕地荒芜，再加上沙漠不断扩大，天气变化更加无常，地震怪风不时为灾，农民的生活所需的食粮和必需品都不能充足供给。


　　在乌鲁木齐，斯文·赫定还目睹了一场传统的中国式婚礼。新疆督办盛世才弟弟结婚，斯文·赫定在书中记述到：“眼前出现一个偌大的帐篷，帐篷挂着孙中山的肖像，一对新人在肖像前站成半圆型。四周装饰着彩旗，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


　　盛世才，192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在三十年代初来到新疆。上一年，他通过政变让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下台，自己则牢牢把持新疆省军事大权，因而被推选为新疆督办。虽然受邀参加婚礼，但斯文·赫定很快发现这位新疆督办并不容易交往。乌鲁木齐的人都因为盛世才喜欢骑马而放弃了现代交通工具。盛世才还以供给军需为由，拒绝给斯文·赫定的车队提供油料，更因为斯文·赫定到过南疆马仲英部队，将探险队员软禁了起来。


　　当时，盛世才只控制省城一带，南北疆由马仲英和张培元分别统治。在南疆的时候，斯文·赫定亲眼见到盛世才利用苏联飞机轰炸马仲英，探险队在地上画红十字作为标记才免于被炸。


　　在向南京政府求援后，斯文·赫定得以摆脱盛世才，继续探险。深秋的时候，赫定第一次来到真正的丝绸之路，但昔日繁华的古道呈现的是最萧条的场景，斯文·赫定在书中写道：“此地生机全无，商业奄奄一息，村镇变成一个又一个废墟，我们只有通过想像才能看到过去那车水马龙的辉煌场面。昔日的图景随日落沉入了西方的地平线。”


　　年底的时候，斯文·赫定终于结束探险，乘坐火车前往南京。在南京，斯文·赫定向国民政府汇报这次新疆考察的情况。而他此前刚刚拒绝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的要求，对方希望探寻在中亚建立一条汽车公路的可能性。一年多后，从西安通往新疆乌鲁木齐的公路开始修建。全面抗战爆发后，这条公路成为苏联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陆上通道。


　　6月，斯文·赫定还在新疆探险时，南京城突然笼罩一片紧张的气氛。13日，明孝陵前的一家小茶馆刚刚开张，老板魏宗青还没来得及收拾好店铺。就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神情沮丧的中年男子。男子先付了两毛钱茶资，又要了一碗阳春面，用两颗金纽扣充当面资后便离开了。魏宗青发现，这个中年男子似乎是政府出巨额赏金寻找的日本外交官藏本英明。


　　藏本英明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几天前，仕途不顺的他离家出走，准备自杀。9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气势汹汹的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了藏本失踪的备忘录，同时，长江上已经挤满蜂拥而至的日本军舰，连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舰也驶过来了。


　　此时，南京防守空虚，根本没有作战部队，若日军强行登陆，南京必将陷落。在得到魏宗青提供的线索后，政府的官员们如释重负。军警迅速找到藏本英明，曾经到外交部兴师问罪的日本总领事狼狈的把藏本领回。江面上的日本军舰 开始撤退，笼罩南京的战争阴云消散。


　　此时上海金城大戏院正在上映电影《渔光曲》。《渔光曲》拥有当时豪华的制作阵容。导演是 蔡楚生，女主角是歌舞影剧全能女星王人美，男主角是当时头号喜剧明星韩兰根，作曲与配乐由任光、聂耳 担纲。影片以人们的现实苦难引发普通市民的共鸣，讲述渔民小猫、小猴因为船主与外国人合办渔业公司而家庭破产、流浪和死亡的故事。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渔光曲》，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


　　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天已明，力已尽眼望着渔村路万重；腰已算，手已肿，捕得了鱼儿腹内空！


　　为了使表演更逼真，演员们前往海上体验打鱼生活，王人美在《我的成名与不幸》中描述：出海后很多演员都晕船、呕吐，拍片根本无法进行。我当时年纪轻，身体好，所以很快适应了海上生活。在石抵我还学会了摇橹。一位大辫子渔家姑娘天天摇着小舢扳，撒网捕鱼。我就跟着她学摇橹，我练了好几天，把胳膊都练肿了，才学会。


　　《渔光曲》在上海上映时，恰逢上海六十年来少见的酷热天气，但这阻挡不住观众的热情，影片连映84天，打破年初《姊妹花》连映60天的纪录。一年后，《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故事片。


　　《渔光曲》上映一个月后，7月12日，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报道，城市温度达到摄氏42度，为六十三来最高。南京也迎来有史以来最高气温：摄氏42.8度。


　　在整个长江中下游，热浪席卷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人们纷纷寻找靠近水的地方以求躲避酷暑。由于路面温度太高，许多地方深埋于地下的自来水管受热爆裂，水流成湖，只有孩子们开心的把这当成了他们的洗浴场。


　　在乡村，农民眼见田中禾苗枯萎，秋收无望，纷纷开始逃难，浙江嘉兴一带受灾尤其惨重。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本年的报告中写道：“本年夏大旱成灾，区域辽阔，各省被灾田亩约在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万零三千余亩。最严重之华中、华东，遍野哀鸿，嗷嗷待哺……”


　　这是7月8日的《北洋画报》上刊登的新闻，北平和沈阳通车。“今年的7月7日平沈通车了，一年以来的天堑、鸿沟、雷地、一是凶行无阻，周道如砥，春风不渡玉门关已成过去，我们应该如何的欢欣鼓舞。”

　　事实上，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次羞耻的通车，因为北平、沈阳两个中国城市的通车完全是按照两个国家间的通车进行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一直要求中国政府让平沈尽快通车，以使国民政府进一步在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

　　6月29日，由上海商业银行出面开办的中国旅行社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资设立的东方旅行社在山海关成立。两天后，由北平开出的第一列车驶往沈阳，该车在塘沽一带被爱国反日团体袭击，造成16人死亡，列车未能到达沈阳，但关内外通车已由此开始。

　　在平沈通车的同时，蒋介石下令四川省主席刘湘尽快在川陕边境剿灭红军。这时，两年前从鄂豫皖开始西征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在川陕边境一带建立了大片根据地。7月中旬，刘湘联合约20万军队，兵分六路，向川陕苏区发起围攻。仅过20多天，红军击退川军的围剿，歼灭刘湘部1万余人。

　　这次战斗中，红军发现川军很多都不堪一击，而他们的装备也与众不同。他们随身都有一个竹子编的背篮，上面是一床军毯，下面放着吸食鸦片用的烟枪和其它烟具，红军将士都戏称他们为“双枪兵”。

　　这一时期，鸦片在四川极为泛滥。拉纤的船上，人工背运的物资中，大部分都装载着鸦片。在西南，鸦片的税收是军阀们主要的经费来源，政府规定最好的土地都要用来种鸦片，而各种烟税名目繁多，有“烟亩税”、“起运税”、“过境税”、“瘾民月捐”等数不清的附加税。

　　在四川的街道上，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林立的烟馆，全省各县各乡，即使没有旅店、饭店，也有烟馆，更有些烟馆起名为“中山烟馆”、“中正烟馆”等。有人形容四川烟民、烟馆众多时就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塞外的蒙古高原，水草肥美，蒙古族人游牧其间，他们性情骁勇，精于马上骑射。这段影像是一位外国摄影师记录的蒙古族人的一些传统生活。（同期声）一位妇女正在挤牛奶，她用一块硬牛皮她把它放在奶牛的鼻子下，让奶牛闻着牛皮的味道，借以警示奶牛如果不好好挤奶，只能是被杀的命运。

　　这是一场传统的婚礼，新娘盛装前来，由他最好的朋友陪伴，帐篷内是一些关系良好的模范夫妻。在给未来的公婆鞠躬后，新娘才能去除面纱，正眼看见穿着结婚礼服的新郎。

　　在这场婚礼上，人们仍能看到戴着清朝官帽，穿着清朝官员的服装的王公们，280多年前，和蒙古人结盟的满族人从东北入关，建立大清王朝。作为统制手段，清王朝对蒙古王公常有恩典与赏赐,王公的收入有俸银、俸米、盔甲赏、旅费等。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大部分优待都已失去。再加上民国政府对内蒙实行改省改县，昔日区域被划为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王公们的势力大受打击。

　　上一年9月，蒙古王公和青年代表们在百灵庙举行了集会，向中央政府要求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特意派出内政部长黄绍竑入蒙安抚。黄绍竑特意仿效清代大员，准备了很多礼物送给王公贵族。在百灵庙，黄绍竑发现，锡林格勒盟的副盟长德王是王公们集会的召集人。

　　受过新式教育的德王自称“现代成吉思汗”，他利用王公们对生活的不满煽动了这次集会。黄绍竑曾在回忆录中描述说，越来越多的王公们开始迷恋城市生活。有位王公滞留平津，为城市繁华甚至不惜将所属旗地好几千顷卖掉，在用所得款项一万两买了一辆汽车后，只兜风一个夏天就把它扔了。

　　年初，国民党政府通过《蒙古自治办法》，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正式成立，南京每月拨款5万元作为经费。但德王对获得的权力并不满足，对国民政府的盐运和商务通过内蒙古时加以阻挠，8月以后，德王和日本代表公开谈判。年底，日本开始直接资助德王对抗国民党政府。

　　在蒙古的时候，内政部长黄绍竑还遇见正在内蒙举行祈福典礼的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在蒙古，藏传佛教教众很多。在这里，九世班禅要求黄绍竑帮助他返回西藏，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了。

　　20世纪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利用清政府的瓦解，将自己的权力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世俗政治的领域，直接管辖着西藏。由于交通不便，西藏和国民党政府的联系并不紧密，英国也一直在西藏活动，企图推动西藏独立。在最后的遗书中，十三世达赖表达了希望祖国真正和平统一的愿望。 “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十三世达赖遗书”

　　十三世达赖去世后，国民政府派特使黄慕松入藏，着手褒恤事务。由于英国阻挠，黄慕松只得放弃从海上进入西藏的便捷路线，转而由坎坷难行的内陆通道入藏。

　　10月1日，布达拉宫内正式举行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仪式，黄慕松代表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十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

　　这一年作家沈从文从北平回到了老家湘西。在返家的路上，他被国民党军队一路盘查，甚至连熟悉他的家乡人都怀疑他是共产党而不敢靠近。在自传中沈从文这样写道：这全不是十年来想像和回忆中的湘西！回忆里的湘西是经过情感蒸滤过的土地。这次返乡，一入沅水，就感到政治高压笼罩着整个沅水流域，桃源城墙上，还依稀可见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血迹；眼下时局的变化正搅得人心惶惶。

　　在中央苏区门户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苏区，选择渡过湘江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初冬的湘江正值枯水期，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涉水过江后，后续部队则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抢渡，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电影《长征》再现了这惨烈的一幕。

　　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经过红军史上最惨痛的一仗，部队由8万6千多人减少到3万人。

　　中国的动荡并没有让城市的生活停止下来，红军突破湘江的同一天，上海《良友》画报举办了一次标准女性的评选。也许是按照姓氏笔画，以女性题材《莎菲女士的日记》走红文坛的女作家丁玲被放在了十位女性中的第一位。这一时期，才华横溢的新女性作家还有冰心、谢冰莹、林徽音，和这年刚刚因难产去世的黄庐隐。

　　庐隐，是五四时期和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她以一篇《海滨故人》向世人展示了少女的希望。五四浪潮后，反抗礼教、追求个性化生活就成为新女性的追求目标，庐隐平时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

　　庐隐用自己的婚姻实践着自己的话，她先后有两次婚姻，第一次她嫁给有妇之夫郭梦良，她认为郭梦良和乡下的妻子仅因为媒妁之言勉强结合。郭梦良因病去世后，庐隐又于七年后嫁给了小她九岁的青年诗人李唯健。

　　作为新女性的代表，庐隐还是社会上先锋的职业女性，她不仅在上海工部女中教书，还积极写作。上一年连续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玫瑰的刺》和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在《今后妇女的出路》这篇文章的结语中，庐隐写到“不仅仅是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

　　进入30年代，上海成了制造梦幻的地方，现代经济使上海空前繁荣，大上海向越来越多的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她们的职业领域从以前的护士、保育员、纺织女工等扩展到铁路、电话接线员等新型职业。以前被视为男性传统职业的法院律师、政府官员和报社记者也开始有女性担任。有些人更涉足管理领域，担任了银行董事长、饭店经理，有的成为女店主，女厂主等等。据统计，当时75万上海妇女中，有30万人从事了工作，城市女性逐渐开始走向社会。

　　年底，一部反应新女性生活和社会黑暗的电影《桃李劫》在全国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有声电影创作手法拍摄的电影。影片首次采用同期录音，将声音纪录在胶片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片。此后，有声电影逐渐取代配音片，默片渐渐消失。

　　《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和陈波儿主演。陈波儿饰演的黎丽琳是一个职业女性，她在丈夫陶建平不满职场欺诈辞职之后担起了全家的生活，但她最后也不幸失业，换上重病。陶建平为救妻子，偷了工头的钱，最终被押赴刑场。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陶建平被执行枪决，在沉重的脚步声、铁镣声和临刑前的枪声中，画外传来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歌中唱到：

　　同学们！
　　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柴禾妞

[center]1935[/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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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南京举行军事演习，图为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听取军方的汇报。


第一任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戴礼帽者）到中国上任。


梅兰芳（左2）、颜惠庆（左3）与胡蝶（左4）等前往苏联。


汪精卫遇刺后的混乱场景。


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左1）前往苏联赴任。


1935年11月16日陆军特别大演习第45连队仪仗兵. [/center]

      1935年，南京已经建设得颇有现代都市的风范。自从八年前被定为首都以来，气派的中山大道被建起来了，一批风格各异的私家官邸、使馆洋楼也兴建起来了。小火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每日在市区隆隆驶过。秦淮河畔张贴着“实行新生活，禁止烟赌娼”的标语，真正热闹的，则是夫子庙的茶社。1935年的南京城有近300家茶社，“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描述了这个六朝古都的市民早上去茶馆喝茶，晚上去浴室洗澡的悠闲生活。这一年南京成立了推广京昆剧艺术的票房“新生社”，还成立了一个发展围棋的群众文艺组织“公余联欢社”，中央大学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扩建计划，一切都在朝着促进南京的首府气派的方向行进。只有市中心新街口广场上那枚巨大的炸弹模型似乎在提示着人们勿忘国耻。

　　元旦这天，南京市中心的陶陶大剧院公演一个业余话剧社排练的《玩偶之家》，19岁的小学女教师王苹扮演娜拉，由此引起了一桩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在台下看戏的小学校长认出了王苹，认为有伤风化，宣布将她辞退；南京市教育局以“一个戏子岂能为人之师”为由，通令南京市各校不得再聘她为教师；王苹的父亲把她锁在小阁楼上，逼她尽快出嫁。对于王苹的遭遇，一时间，各大报纸展开了“娜拉与妇女自学”大讨论。各大城市并没有因为南京的这场“娜拉事件”而停止上演《娜拉》，这部戏反而愈演愈烈，1935年竟成了中国的“娜拉年”。

　　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王苹的命运。一个月后，王苹背着家人逃出小阁楼，十个月之后，她成为一名专业演员。19年后，她成为我国第一个电影女导演，执导了《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知名影片。

　　与此同时，北平太庙举行了一场《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从元旦开始，为期一周。展览会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他将自己历年收存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全部寄来，各地的木刻作者也很踊跃，展出了古代木刻作品６０余幅，现代版画百余幅，外国创作７０余幅，以及中外木刻书籍画册３０余种。

　　在清华大学执教的朱自清一向对民间文艺和青年创作有兴趣，因此于５日这一天特地进城参观，他发现很多作品是表现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的。这一天天气不好，阴云密布，行人不多，街头萧索。

　　此时在北大三年级读书的江苏青年朱穆之写到，自从国民党的宪兵三团去年到北平后，到处白色恐怖弥漫。“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显得空空荡荡，可以在东西长安街的中间踱步。王府井算是最繁华的地方，也是行人稀少。甚至东安市场也冷落得像一座古庙。”

　　同样是元旦这一天，以“奋进”为题的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制片厂元旦联欢会上，歌舞演出、同仁团拜、明星聚会，热闹非凡。在这一年里，已经开始出现相当成熟的有声片的中国电影业，正处于中国无声片的巅峰。

　　电影业的兴旺使演员这个职业备受关注，明星更是如此。当时片酬最高的是影星胡蝶，2000圆（合今6万元），但其中1000圆为现金，另外1000圆为股本入帐；其次阮玲玉，1000圆（合今3万元）。普通演员月薪最低起点为30圆（合今1000元），较高的为数百银圆。

　　30年代的上海，人口已从一个世纪前的20万激增到350多万，由原先的一个三等县城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在上海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相当于东京的两倍。作为当时最国际化的大城市之一，上海最多时云集了58个国家的8万多外国人。1935年后上海的街头，甚至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冷战”场面：中午时分，英国商人和德国商人在外滩道路上擦身而过，相互间根本不致意而是高昂头颅走向自己国家的俱乐部。

　　这一时期，“去上海”甚至成为了许多西方年轻人的青春梦想，而先行冒险者也纷纷受邀在家乡报纸上撰文造势。一位在上海做巡捕的英国人在伦敦报纸上写道：“上海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城市，任何一个英国城市都落后它100年……夜晚灯火阑珊像是过狂欢节，管弦乐团在河畔公园演奏，每分钟都有一辆最新款式的美国小汽车从眼前开过，交际舞会多得让人应接不暇。”

　　2月21日早晨，一艘悬着苏联鐮刀斧头旗的邮轮“北方号”停靠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泊位前，有一男一女成了全场的焦点。他们是京剧旦角泰斗梅兰芳和“电影皇后”胡蝶女士。他们正准备前往苏联，弘扬中国文化，交流现代艺术。

　　梅兰芳的艺术早在20年代即风靡全国。至30年代初，他更是如日中天。1930年访美，获两大名校博士学位。胡蝶在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旗开得胜，成为当时演艺界的当红影星。1933年元旦，在上海《明星时报》发起的“电影皇后”评选活动中，25岁的胡蝶荣膺“影后”桂冠。

　　出行前，上海各界为他们送行，气氛很是热烈。 大家期待这两位艺术家可以担负起国民外交的使命。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中国驻苏联大使大使颜惠庆。他是位老资格的外交家，知道中国面对日本的威胁时，需要苏联伸出友谊之手。

　　1935年3月在上海，一家取名锦江的川菜馆正式开业了。开业这一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就连当时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杨虎和杜月笙也前来棒场。这家餐馆的主人，是一个名叫董竹君的美丽女子，21年前，她凭自己的机智勇敢跳出青楼，追随革命党人夏之时，一度贵为四川都督夫人；1929年，董竹君同丈夫离婚，带着四个女儿出走上海，这一事件轰动了成都，不久，四川的报纸登出了“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走出女娜拉”的报道。

　　谁也没有想到，这家不起眼的饭店后来成为闻名上海的大饭店，董竹君也成为有名的实业家。她周旋于上海滩的权贵大亨之间，同时又秘密掩护共产党人，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敬。1951年，公私合营时，董竹君主动把当时价值三千两黄金的锦江菜馆和锦江茶室奉献给了国家，此后，她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享受了半个世纪的荣誉。

　　也是这一年的３月，来自东北的作家萧红萧军搬进了上海的四川路351号。一天，萧红到３２４号一家兼卖早点的老虎灶买油条。当她拿着油条回家后，发现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的手稿。她非常惊讶和生气，当即写信给她非常尊敬的鲁迅。可鲁迅却不以为奇，回信说：“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可以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萧红萧军上一年从东北来到上海后，受到了鲁迅的热情关怀。由于上海是当时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区可以避免国民党的搜查与逮捕，1927年4月以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平的文化人纷纷南下，鲁迅也于8年前就搬到了上海。

　　1935年底，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的《生死场》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一起编入《奴隶丛书》出版，《生死场》怵目惊心地展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封闭的东北乡村社会农人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鲁迅在为其写的序言里称赞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增添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他称萧红将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生死场》的出版，让萧红成为闪耀上海文坛的红星。然而在成名的同时，她和萧军的感情出现了危机。许广平回忆说，萧红他们搬到北四川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住下，萧军说，“靠近些，为的可以方便，多帮忙。”但是每天来一两次的不是他，而是萧红。许广平不得不抽出时间陪她长谈，就这样也压不下去她 “强烈的哀愁”。

　　上海是萧红离开东北后，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34年到1936年，三年的时间，是她成名的时期，同时，也是她感情受伤最重的时期，由于无心创作，1935年萧红只写出了散文集《商市街》。几年后，萧红对一个朋友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一个人。我好像命中注定似的——”1942年，年仅30岁的萧红在香港病逝，病逝之前，她留下了明净动人的《呼兰河传》。

　　1935年3月8日，就在电影皇后胡蝶赴苏远行即将到达终点的前四天，影星阮玲玉在凌晨服药自杀，消息传出，整个上海为之震惊。阮玲玉九年前步入影坛，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1934年，阮玲玉在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的影片《新女性》中饰演女主角韦明。这个角色是刻画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妇女，在婚姻不幸、遭受遗弃之后，自立自强地谋求生活出路，可不堪忍受恶势力的技击，愤而自杀。由于《新女性》抨击了一个黄色报刊的记者，这使得新闻记者公会以此为借口，对这部带有左翼色彩的电影猛烈掊击，有的记者利用阮玲玉的感情生活中的风波编造出莫须有的“轻薄文字”。她的前男友张达民还以妨害家庭罪将她告上了法庭。阮玲玉在多重压力下崩溃了。在遗书中，她写下了“人言可畏”的字句，“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的，其实我何罪可畏？！”鲁迅先生曾专门撰文，在《论人言可畏》中愤怒指责黄色报刊使“无权势的阮玲玉……被额外地划上一脸的花，没法洗刷”。鲁迅先生认为当时的新闻界“对强者是弱者，但对弱者它却还是强者”。

　　这位26岁的明星的陨落引起了空前的同情，阮玲玉的遗体停放在胶州路的殡仪馆，三天之内自发前往吊唁的影迷达十万人，租界不得不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

　　四天之后的3月12日，梅兰芳胡蝶一行到达莫斯科，苏方专门组成一个接待委员会，他们和“艺协”、苏联外交委员会、苏联戏剧协会的代表数十人及观众数千人，至车站迎接。这种规格，在两国关系史上确是盛况空前。

　　梅兰芳演出了三场最叫座的剧目：《打渔杀家》、《虹霓关》、《盗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要人，还有德国杰出戏剧家布莱希特等都出席。梅兰芳最后一场谢幕达十八次，这在莫斯科大剧院是从来没有过的。更有数万观众聚集于门口，争着一睹尊容，靠着警察维持秩序，梅兰芳才得从容登车离去。

　　这次梅胡访苏之行，颜惠庆大使亲自陪同。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对苏联的外交是表面回避而暗中靠拢。对日本呢，因为1934年的短暂宁静又生出了许多的幻想。

　　1935年4月，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趁回国述职的之机，向外务省提出外交使节升级的问题，其实在整整一年以前，中国外交部曾经主动提出过这一问题，但被日本军部否决。而一年之后的现在，日本认为正是“适时解决”的最佳时机。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宣布将两国使馆有公使升格为大使级，中日“亲善”的空气浓厚到了极点。

　　中日宣布大使升级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非常乐观地表示：“中日两国国交之增进，以互相尊重为原则，此次升格，亦即尊重之最明确的表示。”两国的人员互访一时颇为频繁。九一八之痛似乎被遗忘了。

　　1935年上半年，经济的不景气还在延续，而且更严重了。上海等地多家银行停业破产。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经营的申新企业遭遇到了20多年未有的危机，企业严重亏损，债台高筑，难以维持。当时荣宗敬说：自1933年以来，“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之纱价，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1935年，申新企业亏损共127万余元，申新二、五厂全部停工，一、八厂纱锭运转率只有75%，六、九厂虽全部开工，但产品积压难销。

　　由于申新七厂一时无力清偿到期的汇丰银行抵押借款，汇丰银行遂决定拍卖该厂。结果，日商大连汽船会社和丰田纺织厂株式会社趁火打劫，以225万元的低价“购买”了申新七厂的全部产业。申七事件在上海工商界震动极大，中国国产厂商联合会召集紧急会议，即日起，对外商银行断绝往来。这一强硬的态度才使得汇丰银行被迫同意解除拍卖。“申七事件”遂告一段落。这已经是1936年的事了。

　　这一年的4月3日，上海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那天午后，57对新人按所住区域由家长陪同，分别集中于社会局通知指定的宝山路口、大世界等处，由扎花专车接往市府，在膳厅里梳妆打扮，穿戴整齐。

　　这时，观礼致贺的新人亲友，各界来宾络绎进入喜堂，上海滩闻人杜月笙、王晓籁等都携带眷属到场观礼。由于礼堂里场地所限，只发出近800张观礼券，而这一前无古人的婚礼改革，引起了市民们的关注与兴趣，男女老幼不期而集市府前广场看热闹。据当时报载多至万人以上，市公安局派出大批警员严密维持秩序。

　　一年前，蒋介石发起了以“礼仪廉耻”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其中的重要一项是革除旧俗，鼎新风纪。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闻风而动，于次年通过《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并公布周知，凡本市市民结婚，均可申请登记；核准参加集团结婚者，交近时四寸全身照三张，二寸半身照一张，手续费20元，定每月第一个礼拜三为集团结婚日，盛夏7、8、9三个月除外。

　　3点钟敲过，证婚人市长吴铁城、社会局长吴醒亚，及主婚人、介绍人、市党政各机关长官进场入坐。欢快的婚礼进行曲中，等候在休息室里的57对新人，由手提红纱灯笼的社会局青年科员男女各两人引导，双双并肩走进喜堂。新娘身着雪白婚纱，胸佩红花，手捧缀有彩绸带的鲜花，新郎则穿中国特色的蓝袍黑马褂。

　　成婚礼分组进行，司仪报告新人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后，随社会局男女科员步上礼台，面向孙中山先生铜像立正三鞠躬，然后新郎新娘相对而立两鞠躬，再向证婚人吴市长吴局长一鞠躬，两证婚人鞠躬还礼。吴市长把结婚证书授予新郎，吴局长把纪念章授予新娘。纪念章为纯银质地，团月式直径10寸，寓团圆好合之意，面刻太极图，中铸“新生活集团结婚”字样，下嵌当时的国花梅花。新郎新娘领受后，再向证婚人鞠躬致谢，携手走下礼台，立于红地毯上原来位置。

　　集团结婚过程中，不只有众多记者现场采访，且有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股，美国派拉蒙、米高梅、福斯等多家影片公司追前逐后拍摄新闻片。通过记者绘声绘色的报道，及实况电影的放映，这一新式婚仪不仅在上海家喻户晓，而且飞传全国，此后，北平、天津、南京、汉口、杭州、无锡等城市群起仿效，一时成为社会时尚，不只普通市民参加集团结婚，连名人也加入其中。

　　这年的夏天，红军还处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1936年到陕北采访过长征战士的美国记者斯诺注意到了这支军队的年轻，他写道：这支队伍“是由相信是为自己的家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的工农青年组成的，平均年龄为十九岁，军官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

　　在长征的队伍里，有许多孩子，他们被称为“红小鬼”。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参军的时候9岁，走完长征路时，也才12岁。她的名字叫王新兰，长征组歌作者萧华的妻子，她后来把自己加入红军的情形告诉了自己的女儿：“穿上专门为我做的一套小军装，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别提心里多高兴了，我又蹦又跳，欢快地唱起来在学校学的歌子，我被分到了四军宣传委员会。后来四军成立宣传队，我就当了一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简普，吹笛子，吹箫，打洋鼓，不久我就成了宣传队里的多面手，让我教大家跳舞，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那时，每到一个村子，我们就找几块门板、几个凳子搭个简易舞台，挂上被单做幕布，待部队一住下，就敲锣打鼓地演起来。我们上演的戏剧，大都反映土豪欺压穷人，穷人只有革命才能翻身的内容，很受战士喜爱，有时演到动情处，台下会传来群众的哭声。不到半年，我们就演遍了师、团和连队住的村子。”

　　关于红小鬼，斯诺在《红色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我问一个青年战士，“吃不到馒头和土豆，净吃小米，苦不苦啊？” “不，这算不上吃苦，”他回答。“如果没有米，我们就吃馒头，没有馒头，我们就吃小米；没有小米，我们就吃玉米，没有玉米，我们就吃土豆；没有土豆，我们就吃卷心菜；没有卷心菜，我们就喝热水；没有热水，我们就喝冷水。如果一点水也没有，那就怎么样呢？是的，这才叫苦哪！”

　　在斯诺眼中，很多红军战士都是十二到十七岁的少年。他记述：有一次看见一个小伙子，他站在一张大地图前面，给新兵讲世界地理。他们自称每天洗脸洗手三次，可是他们总是那么肮脏，经常淌着鼻涕，常常用袖子去揩，还咧着嘴笑。他们吃得饱，每人有一条毯子，一套制服，和一顶帽檐已破的红军帽。

　　除了低龄化的部队以外，红军作战的武器产量也很有限，敌人的战备曾是武器供应的主要来源。多年来红军把国民党军队称做自己的“弹药运输大队”。要使百分之八十的枪支和百分之七十的弹药从敌军那里缴获。一年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总人数已由1934 年下半年的20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

　　然而，许多人并没有能等到看见长征的胜利 ，这不仅仅指那些在长征途中牺牲的亲历者，曾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就是其中一个。这一年，在红军大部队出发后，瞿秋白因叛徒出卖而被捕。6月18日，瞿秋白被带出监房，神态自若，缓步走向刑场。

　　让瞿秋白割舍不下的是妻子女儿。瞿秋白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杨之华在相识前各自都有一段婚姻。瞿秋白的第一个妻子婚后仅七个月就不幸病逝，杨之华就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初识系主任瞿秋白。单身的瞿秋白和已婚的杨之华夫妇坐到一起，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最终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新人结婚启事；二是旧人离婚启事；三是两个男人结为好友的启事。婚后，瞿秋白对杨之华的女儿“独伊”视为己出。

　　1928年，瞿秋白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并驻苏工作，杨之华带着独伊也来到莫斯科。1930年，瞿秋白回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妻子也一同国。他们把9岁的独伊留在莫斯科的好友家。没想到瞿秋白这一走，竟成了与女儿的诀别。

　　1935年，瞿独伊14岁。瞿独伊回忆说：“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忽然，在《共青团真理报》上，我看到了父亲牺牲的消息，惊呆了的我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这个被另一回忆者——下令行刑的人事后描述为在生命最后一刻 “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自请仰卧受刑、态度极从容”的灵肉之躯，就这样带着“革命的理想”、“诗人的浪漫”和“生活的感受”而去，并在狱中留下的最后文字——《多余的话》中，对自己高贵的灵魂在肉体行将被消灭之前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拷问，他不无惆怅地写到：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6月，生于书香门第的苏青在上海发表了她的处女作《生男与育女》，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她多姿多彩又坎坷曲折的文学生涯。苏青两年前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虽然有幸受到正规的文化教育，但在她父母看来，这到底不是女儿家的正经事，所以她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早早地就辍学结婚了。婚后，她与丈夫移居上海。

　　八年之后，婚姻破裂的苏青，在她自办的上海天地出版社推出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了9次，到1948年底，竟已有18版之多，创下女作家长篇小说畅销的骄人纪录。在这篇自传体小说里，苏青描述了自己走上职业妇女的经历，她这样回顾1935年的苦闷：“我不知道一般男人都如此呢，还是只有我的贤如此，他似乎很不高兴我俨然学者的样子在家中看报看书。他愿意我故作孩子脾气，只好玩，爱打扮，好向他撒娇，而有事时则又须一本正经塔主妇架子，督促佣人清洁居室，买煮小菜，并且替他按抄笔记，政改考卷之类。他不喜欢我有‘大志’，也不愿我向上好学，我想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要娶个女学生呢？这大概又是男女心理不同处，男人可以同一个顶庸俗顶下流的女子相处，只要她生得漂亮，学问是无关的。不仅此也，女子的学识若太高了，即使不难看，也反而要使男人敬而远之。”

　　上海沦陷期间人们将苏青与张爱玲放在一起，称她们为“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说：“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6月，已是初夏。中日并不自然的亲热突然减温了。因为日军不甘寂寞，从5月起就开始在华北挑衅，一时间“华北自治”的声浪铺天盖地。

　　张家口，是察哈尔的省会。6月5日，日本驻阿巴嘎旗（位于多伦西北）特务机关员大月桂等4人，自多伦乘汽车经张北前往张家口方向绘制地图。守卫城门的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士兵将其拦住，查看护照。这4个日本人态度蛮横，欲强行通过，卫兵将他们扣留，送往军法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息事宁人，指示：“就放了吧！但是下不为例。”日本立即抓住这时机扩大事态。土肥原公然声称：“关东军将提最大要求，要宋主席去职，一三二师调开及惩办肇事人员。若中国政府自动办理，则此要求即不提出。” 6月19日，国民政府便免去了宋哲元的察省主席的职务。事前一无所知的宋哲元，看到免职令后，颇为愕然。带着失望和怨恨，他连夜离开张家口，返回天津。他的省主席职务，由他的副手、民政厅长秦德纯暂时代理。

　　6月23日晚上，土肥原偕松井、高桥等来到北平府右街秦德纯的住所，与秦德纯开始正式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多钟。土肥原无计可施，便冷笑着对秦德纯说：“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吗？”秦德纯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吐血。 热河方面的关东军为配合土肥原，，特于26日在长城上的古北口、南天门组织了有4千多人参加的实弹演习，北平形势骤紧。当天晚上，南京方面复电，答应日方要求。

　　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与日方代表土肥原在日本使馆武官室完成签约手续，签署了《秦土协定》。《秦土协定》迫使二十九军大部移驻河北，日方达到了控制察哈尔省东部的目的。因“张北事件”而被撤职的宋哲元， 回到天津家中“养病”， 蒋介石几次电召，他都托辞不往，以示其怨。

　　正当宋哲元为29军的出路焦虑不安时，机会在向他招手。根据7月间的《何梅协定》，国民党的中央军撤离了河北与北平、天津，河北平津地区 在军事上“真空化”。亲日分子在北平发动叛乱，宋哲元趁势将29军37师从察哈尔调往北平。这样，他被迫离开了察哈尔，却意外得到了河北与平津，这里是北方的重心，更是中日冲突的最前沿，成为英雄或者汉奸都是一转眼的事，在这里到处是诱惑，也到处是陷阱。宋哲元登上了大舞台，他的才智和品德也面临巨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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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夏季，注定是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上海《新生》杂志的总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篇刊登在他的杂志上的《闲话皇帝》一文，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闲话皇帝》文中说：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

   　就因为这样一篇带有浓厚学术气味的文章刊出后，杜重远被神经过敏的日本外交官以诽谤罪告上法庭。

　　７月９日，在审判时法官开庭只问了几句，即退入内室集议宣判；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竟蛮横地进入内室监视法官集议。在日方压力下，法院当庭宣判杜重远犯“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判一年又两个月，立即送监执行并不得上诉。杜重远愤怒地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群众极为愤怒，高呼“打到卖国贼”，并散发拥护《新生》周刊传单，且用各种硬器向法官及日本人掷去。一时秩序大乱，日本人及法官抱头鼠窜而去。

　　消息传出，舆论界纷纷指责日方小题大作，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华侨报纸也纷纷表示抗议，痛斥国民政府懦弱妥协。律师吴凯声借助国内外的有利声势，与法庭反复争辩，使杜重远终于取得交保就医的待遇。

　　9月21日，一支红军开进了哈达铺。他们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率领的主力部队。经历爬雪山，过草地，穿越陌生的藏族区，现在终于回到了汉族地区，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了二万四千里走进这座古城的男女战士，他们以欢呼、笑脸和各种食物来欢迎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红军战士。

　　在这里，每个战士领到了两块闪闪发光的银元，这些银元是被他们背着经过了雪山、草地和老虎嘴似的腊子口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大家都要吃好。”他们确实吃得不错，只要用二元钱买一只肥羊，一元钱五只鸡，一毛钱买十二个鸡蛋。食盐和面粉也得到了补充——红军在当地没收了一吨盐，六吨面粉，以及许多大米、麦子和小米。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战士们每顿饭有三荤两素，比过年还吃得好。这简直是天堂。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菜。

　　红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邮局，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占领的第一个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国民党的报纸，红军将领们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报纸证明他们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所听到的传说居然是真的：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也在那里。不久，这支长征过后的主力队伍开进陕北，长征宣告胜利。

　　这年的10月4日，20万意大利军队，配备着新式的装备坦克、飞机、毒气、重炮，正式向草昧未开的阿比西尼亚开战。阿比西尼亚是非洲硕果仅存的独立的东非小国。阿国向中国一样紧急寻求国际联盟的支持。当配备最新式武器的意大利军队对只有刀箭火枪的阿比西尼亚人动武，阿国的外交代表在国联说了一句最伤心的话：“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早在十九世纪末，意大利人就对阿国动武，但居然在阿杜瓦被打得大败。此后，阿国一直独立。想不到40年后，墨索里尼却要拿它祭刀。这个信奉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总向他的追随者许愿：“我们要回复古代罗马的光荣。”“意大利需要殖民地”。

　　10月10日，第六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府为此发行了350万元公债，其中100万元用于市中心兴建的体育场馆。六运会启用的体育馆、运动场、游泳池等基础设施实为远东之冠，时人认为是“堂皇富丽，美轮美奂，颇为大会增色不少也”。

　　10日当天，上海热闹非凡，“自八时起公共汽车、火车无不客满拥挤不堪，气力较小者有候至数小时尚无法上车者”。共有来自38个单位的270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新设了国术、女子游泳等项目。出席开幕式的不乏国民政府要人，还有苏联大使、日本大使、教皇代表等外宾出席，各届观礼者不下10万人。开幕式上，东北选手身穿黑衣，举黑白各半之旗，以告诫国人勿忘白山黑水间、日人铁蹄之下的关外人民，观者无不动容，以至有流泪的。

　　大会第一日门票收入12300元，因观众人多，仍不能入者，允许第二天参观。正式比赛中，各路选手均积极争先，创造全国新纪录达19项之多。11天之后，大会闭幕，共出售门票达11万余元，超出预算一倍多。

　　第六届全运会闭幕十天之后，南京发生了一桩惊人事件，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遇刺。1910年汪精卫曾于北京银锭桥行刺清廷的摄政王载沣，成为名噪一时的志士；25年后的汪精卫，从一个为人所仰的刺客志士，转化成为人所仇的政客，被抗日爱国青年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狙击。在回答“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时，孙凤鸣说：“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 “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汪精卫身中三枪，两中要害，八年后枪伤复发死去。

　　汪精卫遇刺的第二天11月2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从这一天起各银行都面临挤兑风潮，幸亏3日作为星期天照例休息，事态才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1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规定白银国有，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法定货币代替白银进入流通。

　　晚清和民国初年，中国市面上流通的货币非常混乱，有银两、银元、钞票之分。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银两已经被银元代替，但在通商贸易的结算中，还在使用银两，在银行里，常可见员工一边敲击银元辨认真假，一边一五一十点数数目的情景；外国银元还没有完全被取消，本国银元成色纷繁，纸币也是形形色色，货币流通极其混乱。1932年7月，南京政府财政部决定施行“废两改元”，规定所有公私款的收付和订立契约票据以及一切交易，要一律改用国民政府铸造的银币。

　　1929年到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严重经济危机，英、美等国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制。禁止白银出口，将白银收归国有。英美高价收购白银，使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中国市面上银根紧缩，物价狂跌，一片萧条。到1935年，中国的银行倒闭或停业的有20多家，其中上海就有12家，各地的钱庄也纷纷关门歇业。民族工业处于衰落之中，大多停工减产，仅上海一地，从1935年1月到10月就有1065家工商企业破产倒闭。工商企业的倒闭，造成大量失业人口，1935年全国失业人口据统计达600万人。在农村，农产品人格暴跌，农民收入骤减，使得农村资金枯竭，高利贷盛行。

   　法币政策的实施，使中国不再受制于世界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国内物价大幅回升，中国的经济也因此从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的困难时期走向复苏。仅仅一年之后，农村出现了20年以来最大的丰收，物价回升和农业丰收增强了农民的购买力，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工业，国民党统治进入黄金十年里经济最好的时期。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开始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深入到了最偏远的省份。许多农村青年被招工到城市工厂，在农村，家长为孩子选择职业的时候，最高是当官，甚至是从军；其次是从事企业；再次是务农，最后是当劳工，从按月计算或逐日计算干农活到家庭仆役。

　　三十年代的北平，是一个衰退中的城市。北京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做了五百多年首都，一下子丧失了这一地位，建筑、设施、用品、行业、人员劳动力都出现过剩，全市成为一个彻底的买方市场，不论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供过于求。1块银圆可以买6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此时北平最盛行的娱乐享受是“听戏”（欣赏京剧）。大致说来，名角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票价是每张１银圆左右，当时最红的武生杨小楼，票价１圆２角。一般电影票价为2角—8角银圆。３０年代北平一份西餐大菜套餐为５角—１圆２角钱，相当于今天的１５—６０元。而据作家张恨水描述，一个有十来间房的优美四合院，每月租金不过“二十元到三十元；碰巧还装有现成的电灯与自来水。”

　　那时北平市面赖以点缀的，就是一些中学和大学了。尤其是大学，国立的有“三大”、“二专”、即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师范大学、艺专和体专，每月南京教育部有一笔固定款项汇京，每年文化教育经费国币400多万圆，加上各大学基金等，总数约1000万银圆。北平的大、中学生有十几万人，以每人每年消费100银圆计算，学生消费额又是1000万银圆。当时就有人指出：“北平因文化教育事业而流通的金额，总数大约国币两千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7亿元），这不能不说是北平的生命线。”

　　1935年，42岁顾颉刚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研究员，月薪400银圆；他仍兼任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领取半薪，并兼职北大讲师薪金５０银圆，月收入共61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加上他著述和编辑所得，年收入超过国币1万元（合今人民币30—40万元），进入了“文化万元户”的行列。

　　这一时期，教授是特别为人所欣羡的职业。《顾颉刚日记》中记载，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请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圆；并设专任教授１５人，研究讲座９人，月薪４５０圆。一些著名学者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圆。据开明书店１９３４年的“大学教师薪俸表”，教授一级的工资为600圆，约合今人民币1800元；副教授一级为400圆，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

　　当时北平学术界流传一句话：“北京城（学术界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其中只有顾颉刚以自己的薪水培养了一支学术力量。第二年夏天，顾颉刚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聘请为历史学系主任。开学后，他因每日往来于北平研究院与燕京大学之间，两地相距３０里，所以购置一辆汽车，每月除汽油费以外，支付司机费２０银圆。此时居住在北平城内西皇城根５号。这种优裕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爆发。

　　不过，在北大读书的，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平民学生，他们大部分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穷。1935年，在北大读书的柳存仁回忆了一次有趣的请客经历：由于他要了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加一盘白糖，“由于这一串子的菜单挺够劲，那老伙计一面大声地唱出来，一面用着谄卑的眼光瞧着我的又脏又破的蓝布大褂，仿佛在怀疑着我，今天难道你的汇款又来了不成？”这一顿饭花费两毛二分钱。他说：“我们那时候最贵族化的一家饭馆子叫海泉居，其实位置也开设得最适中，……然而它的营业最为不振，当我还没有在北大毕业的时候，他早已正式‘毕业’了。”

　　据朱海涛回忆：“沙滩一带像公寓一样，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去，化半个钟头工夫、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两毛以上一顿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是在沙滩第一流的馆子福和居之类，吃到两菜一汤（而菜还是时鲜）才会如此。普通客饭一荤菜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合今人民币６—７元）。……如果你想来一次豪举，邀上两个同学到市场上去吃东来顺，要上一桌子菜，大盘小盘甜的咸的都有，一次也不过八毛几（合今人民币３０元）。”学生们一般都穿蓝布大褂；春夏、夏秋之间穿‘伸波罗夫’上衣，白帆布裤漂漂亮亮的只有少数的几个。

　　北大每年只需交费22块银圆，宿费全免。这一时期，国立大学每年约22至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至120银圆不等；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公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

　　在作家邓云乡的回忆中，1935年10月以后，住在北平的人，一出朝阳门或东直门，不到东大桥或东坝，那就几乎是到了“外国”了。日本人操纵的大汉奸殷汝耕组织了冀东自治伪政权，而那个伪政权就设在京东二十公里的通县。奇怪的是殷汝耕的家却住在西城京畿道胡同，他天天坐一辆淡黄色汽车去通县执行汉奸职权。

　　12月6日，朱自清在给记者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近来的北平，先生是知道的，北平秋天本来最有意思，今年却乌烟瘴气。乌烟瘴气还不如风声鹤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简直不同，固然可以说一般人“见惯不惊”，但怕的还是“心死”吧。这回知识分子最为苦闷，他们眼看着这座文化的重镇，就要沉沦下去，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们更气愤的，满城都让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几乎不存一分人气。他们愿意玉碎，不愿意瓦全。但书呆子的话，怕只有书呆子来理会吧。”

　　国际联盟设立在瑞士的日内瓦。1935年的深秋，莱芒湖畔的深秋，澄澈的湖光，映着四周葱翠的山色一切清新明亮。庄严高大的国际联盟的白色建筑前，不断有行人车辆通过。11月2日下午，52国制裁委员会开会，一致决定对意大利实行制裁，开始时间是11月18日。国际联盟确实想抬头了，在放过了日本以后，它的多数成员们决定严厉制裁意大利，以遏止弱肉强食之风泛滥成灾。根据盟约，会员国要与意大利断绝经济、金融上的往来。在制裁表决时，只有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反对，其余50多个国家一致赞成。

　　11月18日，世界惩罚意大利的日子。这天的早晨，伦敦码头上热闹依旧。航运公司的门前贴着大字的告白：“今后赴意大利及其属地的船只一律停开”。晨风送来遥远礼拜堂的钟声，它在告诉人们：英国以及其它世界各国对于意大利的经济制裁遗教正式开始。52个国家参与了这个行动。制裁包括三个方面：（一）禁运军火（二）财政制裁（三）经济绝交。其中经济绝交是意大利人最恐惧的，它是个缺乏原料的国度。意大利人痛恨酒足饭饱的英国人，称制裁开始的这一天是“世界史上最不光荣、最不公道的日子”。

　　美国、日本不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美国对交战双方都制裁，日本则兴高采烈的运给意大利军火和军用品，正所谓“欧洲前途愈黑暗，日本前途愈光明”。

　　冬天，清华女教授陈衡哲和她的丈夫，新任四川大学校长任叔永先生带了一双小儿女从北平前往四川。15年前，陈衡哲经由北大蔡元培校长邀请进入北大任教，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女教授。在这个冬天，陈衡哲要离开已经居住了十几年的北平，前往四川大学任教，此时国民政府已把目光投向中国的中西部，提倡建设未来的“民族复兴大后方”。

　　在武汉码头，陈衡哲看到江心泊着一艘崭新的中国轮船，船身上有一个蓝底白字凌形的标志引人注目。那就是重庆民生公司的民权号轮船。这对教授夫妇都曾飘洋过海异国求学，民权号在他们眼里当然是一只小轮船。但它长66.7米，总吨位为1200吨，已是当时川江华轮公司中最大的船只了。上得船来，见船上不但有浴室，卫生间，餐厅，有电冰箱，蒸汽消毒器，还有电报和邮箱，阅览室，娱乐室等，日后陈衡哲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民权轮“很不错，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这是一只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船呀！”

　　民权的前身是上个世纪末年在英国制造的英国太古公司的万流号轮船。1932年，万流在川江失事，第二年，民生公司出5000元将船买下，并成功地打捞起来，将这艘千吨级的大船修好开往上海，在上海整修舱面装饰一新。民权轮从上海出发上驶重庆的日子，不但在上海码头隆重集会欢送，沿途所泊之处，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集会，邀请各界人士上船参观，并散发纪念册。民权轮第一次抵达重庆时，两岸观者如堵，掌声如雷，爆竹齐鸣，盛极一时。这一只属于中国的轮船的存在，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振奋。

　　在民权轮上，陈衡哲夫妇遇见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他要到四川去寻找新的校址。七年前，张伯苓到东北时曾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回到天津以后，便在南开大学里组织东北研究会。他还鼓励学生毕业后到东北工作。南开大学的抗日活动引起日本人的仇恨。两年之后，天津沦陷，南开大学遭到轰炸，整个校园破坏殆尽。

　　进入四川，陈衡哲对于几乎无处不在的烟毒感到震惊。很多有身份的人家是公然请客人“上炕吸个一口两口的”，客人笑着说不吃，他便要说，“那有什么关系呀！吸一口好消食，不用客气吧。”连外国客人也要遭遇此款待。陈衡哲写道：“国人用国货的一件事，似乎只有在鸦片的一件产物上能做到彻底的地步。但是，军阀的迫种鸦片，以及他们在‘刀头上舐血吃’的种种政策，却是天下老鸦一般黑。……人民呢，自然也是宁吃黑饭，不吃白饭。自宜昌到成都，枯皮包着瘦骨的行尸走肉，我真看见了不少。

　　而令陈衡哲感到奇怪的还有一个现象，“再说纳妾，这自然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绝不是四川所独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却另有不同。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那便是：丫头、娼妓，和贫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

　　经过宜昌到达重庆的日子，正是12月９日，陈衡哲并不知道，这一天在北平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

　　12月9日，数千名愤怒的学生走上大街，喊出了反抗华北自治，抵抗日本侵略的口号。1935年以来日本步步紧逼，他们已经意识到，“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一二九运动激起了全国的抗日声浪。

　　身在上海的鲁迅通过《北平特约通讯》得知这一消息，他兴奋地写道：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愚庸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柴禾妞

[center]1936[/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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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大学生到天津附近的乡村去，告诉孩子们日军的增兵和走私情况


1936年10月24日，日本天皇亲阅海军特别大演习后深夜到达神户

　　1936年元旦，南京降了一场大雪。进入民国25年，旧历的春节依然是国人最重视的节日。但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里，新历的元旦越来越受人重视，这些人包括政府官员、知识人和许多市民。孩子们痛快地放起鞭炮，他们才是新年的主人。


1936年2月26日，东京发生兵变


1936年2月东京马场先门前铁条网


1936年9月，大日本国防妇人会


1936年9月，国民体育少国民道场完成


1936年纪念五卅时发表演说的农民


1936年粮食丰收，图为农村妇女在筛谷


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前排左1）、史良（前排左2群众）等在上海领导反日游 行


救国会七君子被释放后与马相伯老人合影


领导绥远抗战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


上海外滩景致


上海外滩之景致之二


绥远军队攻入大庙，俘获大量叛军


作家鲁迅去世[/center]

　  1936年元旦，南京降了一场大雪。进入民国25年，旧历的春节依然是国人最重视的节日。但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里，新历的元旦越来越受人重视，这些人包括政府官员、知识人和许多市民。孩子们痛快地放起鞭炮，他们才是新年的主人。
　　面对刚刚开始的这一年头，很多人发出了感慨。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在元旦的日记中写到：“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抚应国艰，不禁忾然。”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把自己对1936的期待，写在一首诗里。 欢迎，欢迎，新年，新年。大雪纷纷下，贫民多可怜！土地被敌占，至今尚未还……我作文天祥 我作史可法，我作岳武穆，我作颜真卿。说到要作到，不为自欺，欢迎你新年，你我要共勉。
　　1月的华北，天寒地冻，由平津两地学生组成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500多人分别从北平、天津出发，徒步700里，到河北农村宣传抗日。上一年底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已经从游 行转到实际行动。
　　就在宣传团出发的时候，驻扎平津一带的二十九军在天津大沽缉私，与贩毒的日商大西洋行发生冲突。最后，大沽事件以中方道歉、赔偿400元，二十九军不再进驻大沽、塘沽结束。
　　这个月的中旬，南京中央商场开业。两年前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委员曾养甫，以及李石曾、茅以升等32位社会名流，决心筹建全国最大的国货精品商场，要求经营的商品必须是国货精品；公司的股东必须是中国国籍。筹建“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受到全国各地厂、商的积极响应，仅用一年多时间，就筹集资金十八万元。
　　开业的中央商场是当时亚洲及远东地区最大商业企业之一，当天的《中央日报》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广告：“日用百货，无不齐备。餐厅茶馆，应有尽有，集国产之大成，汇万货于一处。”从当天开业的167个店铺中，能够找到像“同仁堂”国药、“张小泉”剪刀这样的经典国货品牌。
　　在作家林语堂的著名小说《京华烟云》第四十一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海关工作的阿瑄向家人抱怨自己工作的烦恼：“我们海关上的人员，不能带武器，但是认为应当对走私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执行中国法律，而他们是不守中国法的……每天早晨，‘走私者的专车’离开他们的巢穴开到天津，私货就扔在火车站，预备往本地分发，或是再运往山东。通常是几个高丽棒子和小日本儿在那儿看着货。最后，武装的日本人和高丽人索性把私货一包一包的扔到二等车三等车上，把乘客赶下来，把窗子座位毁坏，殴打妨碍他们的苦力。
　　这副照片拍摄的是当时的天津东站，可以看到在中文站名下面有日文标注。当时山海关一线的很多车站都是如此。
　　冀东和塘沽已经 便成了日货走私的天堂，
　　南京的财政部官员因关税收入巨幅下落而叫苦不迭。 。1936年3月15日的《救国时报》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日商年来偷运私贩入华者，不计其数，日人上海日日新闻谓，过去一年中，日商私贩，总数在三万万元以上。日政府输货入华，亦多不纳关税，因此中国损失关税当在八千万以上云”。
　　象潮水般涌来的日货把近到平津，远到上海无锡的国货厂家撞击得踉踉跄跄。在同一天《救国时报》另外一个版面上，“天津华商店两月倒闭三千余间”的标题就更为醒目：“近日来日货充斥华北，华商企业无法竞争，纷纷破产。过去两月，天津一市，华店因此倒闭者竟达三千间以上。日人商店，在平津一带到处林立。”
　　3月7日一天之内，平津两地发生十起自杀案件。一天后天津《大公报》报道这十个人的自杀原因及经过，并评论曰：“自杀风炽，大多为经济所迫。”
　　这一年的全国漫画展览会上有这样一幅作品，名为《走私后的中国工业》。漫画上两个中国工厂的烟囱由于停产已经冒不出烟了，所以是“相对无言，相对无烟”。
　　这一年，30岁的费穆第5次拿起导演话筒，他要拍摄的电影名叫《狼山喋血记》。
　　1月下旬，上海的电影界召开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孙瑜、费穆等人发起上海电影界救国会，随后，“国防电影”的口号被提出，在由径的文章《略论国防电影》中这样阐述：今日的中国电影从业人员、专门家和爱好者们，要拿“开麦拉”这武器对准了国防线内外的敌人和汉奸。
　　影片由黎黎莉、蓝苹、张翼主演，以野狼肆虐村庄、猎户团结打狼的寓言故事隐讳表达抗日主题。
　　故事的最后，大家举起火把，在《打狼歌》的歌声中投入战斗：
　　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庄，
　　兄弟血如海，姐妹尸如霜，
　　豺狼纵凶狠，我们不退让，
　　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从春秋战国之时就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苏州城中，清代邮政部大臣盛宣怀建立的留园颇能代表苏州风景。一篇文章曾这样写到：阊门外之留园，花木楼台，布置典雅，更为全国私家园林中之数一数二者。
　　这一年，留园来了一批军人，对外他们声称自己是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的。留园里的人来来往往，一些人到松沪线、苏福线、钱澄线一带实习考察，测量、绘制地图回来后在大桌上比比划划。
　　这里的领导人是中央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划全国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留园里的工作正是抗战前的准备。在张治中主持下，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修筑了吴江到福山、无锡到江阴、乍浦到嘉兴三道国防工事。
　　张治中后来回忆说：这个“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直到“八一三‘前夕，外间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做什么的，敌方更是始终不知道。我所任的抗战准备工作得以从容部署，得力于这个秘密机构不少。留园！我向你致敬。
　　这一年，依照蒋百里持久抗战的国防理论，中国秘密修建的吴福、湘鄂、西康三线国防工事初具规模，中国政府做出了以川边横断山脉为最后抗日防线的决心。
　　蒋百里, 1901年留学日本，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蒋百里已经关注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并开始提出中国的对策。他认为：“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惟一方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却用持久之方针来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戏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他甚至猜测到战事最终会在湖南一带长期胶着不下。
　　在欧美考察军事有一年之久，蒋百里在这一年回国，在码头上他巧遇北大教授胡适，留下了这张合影。回国以后，他第一个建议就是发展空军。记者陶菊隐是蒋百里忘年之交，在《蒋百里传》中他记录了蒋伯里回国后和他的一番谈话：“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训练航空人才。”
　　在这一年，美制马丁B-10轰炸机、霍克Ⅲ战斗机开始装备中国空军，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
　　这一时期，中国的军队已悄然地由早期的日式转为德式。两年前，有“德国国防之父”之称的德国总司令赛克特受聘于国民政府，担任顾问为中国编训新军。那之后，中国军队有了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有20多万的中国军人配备了像马克沁机关枪这样精良的德式武器。在两年后的凇沪战场上，这些精锐部队将发挥重要作用。
　　收录蒋百里一生军事思想精华的《国防论》，1937年出版，扉页上写到：“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公路和国防关系特别密切。欧洲的德国有著名的汽车专道，4年前,德国建成波恩至科隆高速公路,是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这种专用道路，宽有25米，全路没有岔道，没有交汇，和一切其它已经修成的公路绝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当德国入侵奥地利时，军队的运输量，每车道每小时达到七万人，百万大军，可以说是朝发夕至。
　　中国的公路当时还是幼稚。光绪二十八年，才有2辆汽车运入上海，1913年湖南修成从长沙到湘潭的一段公路，国人才知道了什么是公路。
　　有一个人的名字和中国的公路工程密不可分。他就是赵祖康，松江人，唐山交大学士，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道路工程，美国纽约三十公路工程师。后来回国担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一直是公路事业的专家，而且是管理者和领导者。
　　他对公路的发展非常了解，“有人说，十九世纪是铁道世纪，二十世纪，是公路世纪，一八八三年发明了朋驰发动机，1907年福特更将汽车商业化，以后各国的公路才开始发达”。
　　赵祖康在经济委员会任内，督导各省修路，从1932年起到抗战前夕，把各省之间的十万九千五百公里联络贯通起来，曾经还举行了京滇公路游览团，完成了抗战前夕公路上的初步准备。“为了军运，推动全国各干线工程标准划一……使各大干线上的桥梁标准能够划一与提高，把不同的标准统统加以改正。第一步的目标是由载重三吨改到载重七吨半，第二步的目标是载重十五公吨，使普通的炮车都可以在各干线上自由通行，不受障碍” 。
　　赵祖康后来说：“我们公路是铁道的先锋，而驿运又是我们公路的先锋”，
　　1936年，中国公路已达10万公里。

柴禾妞

[center]1937[/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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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淞沪战争期间争购食物的市民


1937年德式装备的中国精锐部队


上海妇女向战士献棉衣。


战争中的中国女性。


战争中的中国女性之二。


医护人员给伤员换药。


孙明经为后人留下了抗战前夕中国的珍贵影像。


战争迫近，防空洞已经是必须的了。


给难民带来一丝希望的难民区


回国抗日的留日学生


南京的难民收容所


难民人满为患


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庐山


反战的冈田毅等在教八路军战士日语


反战日军士兵在给八路军战士讲掷弹筒的用法 [/center]

      6月4日，好战的近卫文麿内阁在日本登台，东京开始盛传一个神秘的预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九一八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自从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华北的中心城市北京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此时的北平城依旧雍容宁静，但是这个城市也在缓慢的变化。历史宫殿变成了饭店和茶馆，著名的寺庙变成了军营和警察所，古老的雪松、柏木和银杏树遭到砍伐，成了烧火用的木柴，政治标语遮盖着城墙和匾额。
　　其实北京已经是一座围城。在北平周围，日本华北驻屯军已达五千七百多人。再远一点，东面，有日本扶植的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1万多人，北面的热河集结着日本关东军，西北面察哈尔有伪蒙军约四万。
　　北平西南十多公里的卢沟桥上，穿着灰色棉衣、打着裹腿、提着步枪的29军士兵守卫着卢沟桥，身后背着的大刀是这支军队特有的标志。战争一旦爆发，几百米外的平汉铁路，将成为北平居民南撤的生命线。
　　两年前，日军迫使国民政府的中央军退出华北，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二十九军宋哲元部进驻平津一带。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成为中日矛盾的焦点。一方面二十九军担当起华北的重任，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中央政府和日本的冲突获得了平津地区，处境微妙。宋哲元的态度从1933年长城抗战时的强硬逐渐变为对日妥协，以维持自己在华北的生存。
　　四五月份，日军在丰台、宛平城一带不分昼夜进行演习。
　　由于日军不断挑衅，形势一触即发。宋哲元把军事指挥权交给部下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自己以“省亲扫墓”为名回老家山东乐陵避风头。遇事躲避拖延，是宋哲元对付日军讹诈的一贯策略。
　　从当年流行于河北遵化的一首民谣中，可以看出普通民众对当时局面的形容：“北方有阎宋，南方有蒋汪，全是一家人，各有各主张。若能同了心，外国瞎当当。”
　　7月8日，一名叫邓云乡的北平中学生正开始他的暑假生活。上午，他到西单买了一支牙膏和一块香皂，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报童高喊：“号外，号外，看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奥，看宛平县开火的消息奥……”。“就是这样一个声音，一下子惊破了北平古城的宁静气氛……大城市的居民又敏感，又迟钝，昨夜睡觉时，清晨起床时，都没有什么感觉；现在一张小小的号外，放在面前，侵略者来了……”邓云乡在他后来的著作《文化古城旧事》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邓云乡 《文化古城旧事》
　　7月7日深夜，正在芦沟桥一带进行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到宛平城内进行搜索，遭到宛平守军拒绝后，日军开始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而此时日方的谈判代表还在宛平城内，驻守该城的中方士兵断然开枪抵抗。七七事变爆发。
　　当他回到家中，邻居们也正在议论此事，“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着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
　　7月8日凌晨，在日军攻打宛平城后一个小时，日军伤亡惨重，未能进前一步。凌晨2时，中国守军主动出击，组织大刀队，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铁路桥，几乎全歼日军一个中队。
　　就在大刀队收复铁路桥的当天，歌曲家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迅速传唱开了。
　　同一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随后，中共又通电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
　　同是这一天，各大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南京专电“……”这是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要宣传部长邵力子对事变不加任何限制进行的如实报道。周围敏感的人觉察到蒋已经下决心抗日了。否则，他一定小心谨慎地处理此事，而不去刺激国民的情绪。9日，他下令孙连仲等部北上石家庄和保定。孙连仲等部进入河北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准备遵守屈辱的“何梅协定”。之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线集结。
　　得知“七七事变”发生的贝特兰决心立即返回中国。他搭乘从东京开往神户的火车，车上满载着正要开赴中国的日本士兵，车站上，在《华北前线》一文中，贝特兰这样描述说：
　　“……铺天盖地的太阳旗把灯光都遮蔽了。成群的妇孺，在跟开往中国的军人们告别……每一个车站——甚至那些我们在半夜里经过的——同样是聚集了带旗帜欢呼的人群……
　　当贝特兰到达神户，准备登船离开日本的时候，感慨地写道：“我到日本以来，从没有像此刻那样感到孤单。我觉得自己有一会儿被一群喘息着的女学生包围住了，她们带着歇斯底里的狂热，挥舞着旗子，高呼‘万岁！’明天，大概她们要站在街头，向路人递过‘千人针衣’，它用来保护日本兵去完成‘建立东亚永久和平’的神圣使命。”
　　7月11日，在山东乐陵老家躲避风头的宋哲元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他没有理会中央政府要他赴保定准备战事的命令，径直北上天津，寻找与日本协商解决事变的途径，他仍然认为只要让点步，吃点亏，事情就会过去。
　　宋哲元与日军达成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等协议。卢沟桥事变之初，日军因为兵力单薄，并没有占到便宜，吃亏的日军采用了缓兵之计。在北平的备战会议上宋哲元表示：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我们就以守为守吧。
　　”
　　此时，在北平至沈阳的北宁铁路线上，一列列车皮，正加紧运送日本兵。在丰台进行战地报道的新闻记者范长江看到的是：“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钱买来的火车头，载着人家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的讲话，他明确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仍争取和平，只应战，而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23日，中国政府获得情报，除关东军外，日本陆续开往华北的增援部队已经达到10多万人。
　　华北的日军人数全面超过二十九军，平津危在旦夕。宋哲元终于清醒过来。当日军再次逼迫他从北平撤军时，宋回答一个月后再办，日本人问为什么，宋回答说，目下天气太热，等凉快点再办。
　　这实际上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典型的“宋哲元式拒绝”让日本人哭笑不得。但是，宋哲元觉醒得太晚了。
　　此时的北平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紧紧包围。
　　7月28日成为邓云乡记忆深刻的一天，“这天黄昏后，炮火的声音越来越剧烈，还有炸弹的声音，震得窗户乱动乱响，好像离得十分近。那天晚上，连孩子们也没有睡好觉，大家都把心提到了喉咙口了。接近天亮的时候，枪炮声稀落了，沉静下来，但是这种沉静，似乎比枪炮声更使人感到恐慌，究竟怎么样了呢？”
　　已经来到北平的贝特兰在安静的清晨中醒来，“一早走出了东交民巷，我看见灰色的军装已经从城墙上消失。城门开着，一小群人力车在进出。接着我们拿到了报纸，已是最后一天发刊的《北平新闻》，宋‘含泪’而去，已经退出了北平。”
　　7月29日，北平沦陷。一天后，天津沦陷。


1937年10月太原会战，对空射击的机枪手

　　1937年元旦，国民政府的官员照例在清晨冒着寒风前往中山陵祭奠孙中山，从当时的影像中可以看到，人群中少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他在西安事变中腰部受损，正在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疗伤；国民政府原来的二号人物汪精卫也没有出现在祭陵的行列里，此刻，他正坐在从欧洲回国的海轮上，一年多前，他被被要求抗日的刺客击伤，如今已经痊愈。
　　这一天的南京，刚从西安事变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党政要人显得分外轻松。各机关团体举行了扩大庆祝会，还准备在晚间举行提灯会。各大报纸上纷纷登载南京专电：“本届元旦，适值蒋委员长脱险归京之后，故庆祝情绪非常热烈……市民一般于五六日来咸非常之喜慰，除夕茶食水果玩具各业，俱现拥挤之象，新式家庭更有预备夜十二时后狂欢至天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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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南京发放良民证的通告


办理良民证的日军士兵


良民证发放的现场


排队领取良民证的人群


二十九军战士


日军进了上海城


日军进城时上海民众的惊恐


日军占了上海，日本小学生可以上学了，但中国学生呢？


英国传教士。


英国传教士与日本军官交涉。[/center]

柴禾妞

[center]1938[/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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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参谋处长李达合影。
　

1938年5月，晋东南各界人民集会热烈庆祝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胜利。


1938年5月的西安。整个抗战时期，日军没有占领这座城市。


1938年6月郑州附近黄河渡船。


1938年7月26日岢岚专区各界欢送晋察冀边区工作团


1938年8月周恩来在武汉


1938年春沁源县化峪村一纵队后方医院病房。


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的抗敌宣传


1938年一二九师三八六参谋长周希汉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前进行战斗动员


对西迁立下大功的实业家卢作孚


妇女们在布店挑选衣料


进入敌后根据地的英国教师林迈可与晋察冀边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空袭中的母与子


台儿庄战役中的中国士兵


中苏友协举行集会，庆祝“十月革命”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无家可归的儿童[/center]

　  元旦，是日本的新年。这一天，攻陷南京的侵华日军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率先攻进中华门的几个坦克兵在装扮他们的坦克，晚上，他们走上街头庆祝。此时，遭遇大屠杀的南京城已是死一般的沉寂，而日本兵却在努力营造祥和的过年气氛。为立起日本过年时的“门松”，士兵们特意从郊外运来了松树；部队的厨房在打制年糕，新年物品包括橘子、海带、鱿鱼干、大酱等食品也大量运到。在军队新年年会上，士兵们高呼：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岁！”
　　20多天后，25岁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上等兵东史郎，乘船离开南京，他将随部队开赴新的战场。在日记中，他这样写到：
　　“扬子江河岸上堆满了如山般的、像畜生一样被屠杀的敌兵尸体，这些尸体已经变成了黑色，像被充满了空气似地肿胀起来；这些尸体一踩上去，如烂泥般恶臭的内脏就会流出来。士兵们就是踩着这些尸体跳上船去的。”
　　几天后，是中国新年，即农历戊寅年春节。这是开战后的第一个春节，许多中国人在国破家亡中度过了这一天。已撤退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发放了春节伤兵犒赏，标准是每人1元。
　　从去年夏天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造成死伤众多的主要原因，除了日军火力强大以外，还有军队的医疗条件落后。由于医疗条件差， 许多伤兵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很多人由轻伤转为重伤，更由重伤导致死亡。
　　《良友》画报133期刊登了山西某伤兵医院一名护士的来信，诉说当地缺乏医疗药品，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信中写到：
　　“即使裹伤的纱布也十分短缺，甚至用了3个星期还不能换上新的。止痛止血药也非常缺乏。对于破伤风、水肿等药品更是难求。有的伤兵受伤以后，简直无能为力，眼看他们血流尽以后便死了，触目惊心，无过于此。”
　　1月8日， 48岁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医师白求恩，率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取道香港，乘飞机到达武汉，他们将在这里等候安排，转赴延安。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有200多万人口，这座城市被长江汉水隔开，分为武昌、汉口、汉阳三区：武昌为政治中心，汉口为商贸区域，而汉阳则是工业区。汉阳兵工厂出产的“汉阳造”对许多苦于没有象样武器的战士依旧是心爱之物。三个城市三足鼎立，又气息相通，真是一而三，三而一。 武汉本来就地处中原，号称九省通衢，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贯通，更让这个城市成为内地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南京失守以后，重庆成为陪都，但汇集着军事行政机关和各色人等的武汉更象是真正的战时首都。
　　走在盛夏的武汉街道上，常常听到一首亢进的歌曲，歌名叫“保卫东方马德里——大武汉”。 这首歌是由冼星海作曲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喜欢这样的联想和类比。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英勇抵抗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围攻，而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反法西斯。所谓环球同此凉热。整整一年，保卫武汉始终是全国公众最关切的问题。
　　武汉本地的市民最初是从难民、报纸、杂志、广播和演讲了解这场战争的，他们目睹并欢送面色坚毅的军人们经过街道然后开往前线布防，他们来自四川、广西、湖南、广东等遥远的地方。自卫战争使中国的空间好象变小了许多，不同地域人民的情感也亲近了许多。
　　对武汉市民来说，战争是从空中降临的。当日本飞行员将毁灭性的炸弹从空中呼啸着扔向繁华的江城，战争真真切切的就在身边了。日本飞行员深知武汉的重要性，绝不吝啬从军工厂源源不断制造出来的炸弹。
　　武汉遭受的第一次的空袭是1937年9月24日。当时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96式陆上歼击机14架攻击了武汉。上海的《字林西报》于26日根据路透社从汉口发出的专电，做了报道：“第一次空袭把五井庙变成了存尸场”“这个地区的街道仅有六英尺宽，路边破旧的棚屋已经坍塌，像撒在地上的一堆纸牌。居民和路人都被埋在里面，救护组把到处乱摊着的尸体集中成堆。更为可怕的是，砖石下面有时伸出一只手或一条脚，在无力的摆动着。”“记者在街道拐角处仅仅站了十分钟，就看到抬过去120多具伤残的躯体。有的人还在可怕的呻吟着，有的人已经断气了。最令人不忍心看的是担架上的死婴。已死的和快死的混在一起，大多数受伤者伤口流着血，一丝不挂”。
　　五井庙是武汉的平民居住区，附近根本就没有军队驻扎，就是距该地区最近的兵工厂也有四英里之遥。当时的新闻写道：“据估计，敌机从远方飞来时高度为2000米。外国观察家认为，这些飞机不会没注意到五井庙是人口稠密的住宅区，而不是什么军事目标”。这次轰炸共造成1019人死伤。那时的中国空军主力集中在东南作战，没有力量顾及武汉的防空。
　　日军对武汉的空袭从此开始，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10月底。
　　在武汉，还云集了许多努力见证中国抗战的外国记者，28岁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就是其中之一，他与白求恩成了朋友，他认为白求恩的轮廓和头型酷似列宁，他说：
　　“从他所留的发式和立起来的短短的胡子来看，我猜想他是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我给他照了一张像，照片中他朝前挺着身子，昂着头，目光凝视着远方，活像列宁在芬兰火车站的样子。”
　　白求恩从未到过中国，不会中文，所以医疗队中还有一位26岁的加拿大女护士兼翻译简·尤恩，金发碧眼的尤恩曾经来过中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她的父亲是加拿大共产党早期著名领袖之一。
　　白求恩等人在武汉期间，一面疯狂采购外科器械和医疗用品，一面前往汉阳的一所医院，参与救治空袭后受伤的人员，简·尤恩在回忆录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有些伤员还没有来得及医治就断气了。满地都是血污、粪便和呕吐的脏东西。我们忙于截肢、止血、取出弹片等等。血的气味可不是好闻的，钻进鼻孔便长时间去不掉，吃饭时更感恶心。但当时，我们都顾不得这些了；因为任务急，时间紧，耽误了是要死人的。”

柴禾妞

[center]1939[/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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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西班牙共和军战士被押往滨海阿热莱斯集中营。


1939年朝鲜义勇军在清漳河书写的朝鲜文标语。


1939年朱德和康克清在总部驻地与重庆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成员合影。


登陆广西的日本军队正在进攻南宁。


农民在收麻。


面对战争，新年老少依旧大团圆。


前线演出的延安文工团女战士。


士兵们在帮助农家打谷。


新军部队在山西山林中露营。


中国军队击败击败日军，占领昆仑关。图为守卫昆仑关的士兵。


中国军队在行进途中


中国军队开赴乡村。[/center]

      　1939年的元旦，陪都重庆显得异常热闹。夫子池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战建国宣传大会；中央公园举行露天音乐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郭沫若到会演讲，中国制片厂合唱团合唱抗战歌曲； 《中央日报》社论引用了抗金名将岳飞悲壮的诗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这一天有两件事值得一提，重庆这边，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和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着手制定了针对他的暗杀计划；另一边在重庆西南400公里小城康定，国民政府一个新的省份西康省成立了，康定就是它的省会，这个边陲小城因为一首《康定情歌》而为人们所记忆。
　　西康地处高原，位于川藏之间，分为康定，雅安和西昌三个区，面积53万多平方公里，超过五个浙江省。明朝以来，这里一直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居民多为康巴人。
　　康巴人是藏族的一支，由于西康地势高天气冷，平地草原多，所以早先以游牧为生的康巴人后来受到汉人的影响，开始转向农业和商业。康巴人吃苦耐劳、体格键硕，精神乐观，个个能歌善舞，有句话总是挂在康巴人的口头：
　　“会走路的就会跳舞，会说话的就会唱歌”。
　　西康当地的主流宗教是喇嘛教中的黄教，是班禅活佛的精神统治领域。
　　西康省主席是43岁的刘文辉，一个同蒋介石隔阂很深的四川军阀。
　　刘文辉出生在四川大邑县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六人，他排行最小。
　　刘文辉21岁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回到四川搞军事，政治上八面玲珑，军事上才能出众，29岁就拥兵十几万，官居四川省政府主席，风光一时。
　　但1933年秋，他在与他的本家侄子刘湘争夺权力时武力相向，演成了一次叔侄大战，最终刘文辉败下阵来，放弃争夺全川的意图，而退到雅安自保。
　　雅安位于成都和康定之间，是当年刘文辉进入西康的第一站。此时，刘文辉问鼎中原的梦想已成泡影，他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情景：“处境最艰，朝不保夕。”
　　但后来酝酿的西康建省，让刘文辉在贫瘠的西康定下心来，40岁那一年，他当上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卢沟桥事变以后，西康成了抗战大后方，不再是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了。刘文辉正式被任命西康省主席。他为这个新省确定了目标：要“化边地为腹地”，向内地各省市的水平，更好地担当起抗日大后方的重任。
　　刘文辉上任8个月后，摄影家孙明经教授跟随川康科学考察团来到西康，用他的镜头为人们留下了这个 边远省份的风貌。川康科学考察团是由撤退到重庆的内地十几所大学联合组成的，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孙明经的主要工作，就是拍摄电影纪录片和照片。
　　孙明经抓拍到了一张西康省政府举办国民月会的照片，据孙明经的学生孙大营回忆说：
　　“当时的国民月会，各省主席要亲自到场，全体肃立，恭读孙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之后，再由主席作报告分析形势。西康国民月会规模很大，场面隆重，戎装的军人，戴礼帽的官员，从百姓到喇嘛，从老人到儿童，每次月会几乎都是全城出动。”
　　当时偏僻的西康境内到处是当时流行的标语和蒋介石的画像，刘文辉还特意把雅安最宽的街道都命名为了“中正街”，对已经近在咫尺的蒋介石，他保持着足够的尊敬，好弥补内战时留下的隔阂。
　　也许是有意为之，孙明经拍下了一组有趣的照片：简陋的县政府和豪华的学堂。这恰好证明了刘文辉的那句话：官府建设不得好于当地的学堂，否则官员就地免职。在演讲时，他经常对学生们说：
　　“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 ，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
　　孙明经发现，当地确实非常落后，只有淘洗金砂、制硝、制陶这些传统工业，而且全部都是手工作坊式的生产。
　　川康道上行路难，孙明经的镜头记录了川康路上的背米人。实际上，在西康，大多数的物资运输都靠人力背来背去。当地文献记载：负重在150斤以上250斤以下者，每日可行40里；负重在150斤以下100斤以上者，每日可行70里；负重100斤以下者，每日可行百里。
　　刘文辉认为，发展交通是建设西康关键。可当时西康政府拿不出修路的大笔资金，为此，刘文辉一再要求国民政府拨款修路，重庆方面起初并不同意，但稍后还是投资修建康青公路。
　　6年后，孙明经第二次来到西康，目睹了西康的变化，而刘文辉直到1949年，始终在西康高坐，四川解放前夕，他响应中共号召，起义倒戈。1955年，西康省被撤销，刘文辉调入北京任林业部部长。此时，他增加了两个爱好：读毛主席著作；学习林业知识。晚年刘文辉从未提及过西康省，因为他相信：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六十五年过去了，孙明经拍摄的这些画面已经成为绝版，而今康定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刘文辉当年的构想。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西康就好似世外桃园，而西康以外的世界却依旧很不平静。
　　在日本，发动中日战争的近卫内阁倒台，日军两年前夸口要在两个月结束战争、三
　　个月灭亡中国的话，已成为历史的笑柄，面临困境的日本政坛频繁地变换着首相。
　　美国依旧是孤立主义者占了上风只是罗斯福总统对欧洲的局势深感不安，他提醒美国国民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希特勒妄图称霸欧洲，一旦他得逞，美国的和平与安全就濒临危险。如果莱茵河边界遭到威胁，世界的其他部分也会遭到威胁，一旦这一带边界落入希特勒之手，德国的行动将无法抵挡。”
　　这年，意大利、德国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军占领巴塞罗那，不久，佛朗哥叛军攻陷马德里，建立独裁统治，西班牙内战结束。 不到三个月，被称为东方马德里的武汉与西方的马德里都沦陷了。


1939年湖南街头枪决汪精卫的活报剧。

　　这一天有两件事值得一提，重庆这边，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和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着手制定了针对他的暗杀计划
；另一边在重庆西南400公里小城康定，国民政府一个新的省份西康省成立了，康定就是它的省会，这个边陲小城因为一首《康定情歌》而为人们所记忆。

[ 本贴由 柴禾妞 于 2005-8-22  19:15 最后编辑 ]

柴禾妞

[center]1940[/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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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致使右臂粉碎性骨折。这是8月赴苏联治疗前和刘少奇合影。


八路军攻克日寇据点后，拆毁敌碉堡。

敌后根据地站岗的民兵。


轰炸重庆的日军飞机。[/center]

　   1940年元旦，在莫斯科铺着厚厚积雪的街道上，过往的人们行色匆匆但是兴致勃勃。
　　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后，苏联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大国。到这一年，苏联的铁、煤、石油的产量都大大超过德国，国防开支已占到整个国家预算支出的26.4%。
　　元旦这天晚上，共产国际的新年联欢会上出现了一个东方面孔，他是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
　　四个月前，周恩来为了治疗摔伤的右臂来到苏联，他此行还有一个任务，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目前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阶段即持久战阶段，日军的战略重心已转到重点打击共产党的游击队。
　　2月底，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自此，中共中央就不再向共产国际派驻代表了。
　　飞机先到达新疆，停留一周后飞抵兰州机场。这一航线也正是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标准航线。1940年，在与外界的交通线纷纷被日军截断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一航线，中国还能得到苏联的一些帮助。
　　周恩来一行又在西安停留了三四天，再出发时，他们已有四辆大卡车。其中两辆车上坐着去延安的青年们。另外两辆车上装了十几箱法币，这是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这也是八路军接到的最后一批军饷。
　　同往年一样，元月的重庆正是气温最低的时候。迷雾笼罩着整个山城，每一幢房子里都充满了阴冷潮湿的味道。
　　1月6日这天，当人们从报童的手里接过《新华日报》时，看到头版的社论栏竟然开了“天窗”。在原社论的位置只刊印了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旁注两行小字说明了开天窗的缘由：“本日两次社论：(1)论冬季攻势的胜利(代论)；(2)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尚望读者原谅是幸!”
　　此前，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修正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等法令。规定所有报纸于付印前必须经新闻检察机关审查，通过。当日《新华日报》送审的两篇社论均未获得通过。
　　就在新年的前两天，国民政府原来的二号人物汪精卫与日本在上海秘密的签署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 以 出 卖 国 家 的 领 土 主 权 为 代 价， 换 取 日 本 对 其 成 立 伪 政 权 的 支 持。
　　签字这天，汪精卫内定的宣传部长陶希圣却没有出现。
　　七七事变后，31岁的陶希圣结束在北大六年的教书生涯，弃学从政，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抗战初期，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家的地下室是主和派们聚会的场所，陶希圣、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是这里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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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崖洞兵工厂的谷口


黄崖洞战场的地形，易守而难攻。


晋察冀妇女给八路军伤员喝水。


延安鲁艺的学员在写生。


伦敦空袭守望人约翰.布拉姆利在哨位前站岗。

女兵连学员李林遗像。


日本飞机又要来轰炸了？


日军轰炸重庆，市民们寻找安全地点躲避。


宋氏三姐妹重庆划船。


虽然是战争时期，但女士新年还是忘不了美化自己。


新年了，小辈要给老长辈叩头。


1940年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在检阅部队，举手答礼者彭德怀。[/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