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丙甫:也谈中文的改革

孙兰荃

作者：陆丙甫
来源：http://www.people.fas.harvard.edu/~whu/China/reform1.html                              

一．着眼局部的具体问题

    《华夏文摘》最近接连发表了几篇讨论汉字和汉语的文章（cm9603d 何碧《我们的文字》， 黄正平《不必为“我们的文字”而“惶恐”》，严永欣《关于汉字的探讨》）。这个题目，如同爱国主义和统一等话题一样，是很容易感情化的。然而，越是这类事关切身的问题，越是需要我们以超然的就事论事的客观态度去探讨。

    何文对汉语、汉字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建议汉语、汉字必须大大改革。而黄文和严文反驳了何文所代表的观点，虽然没有反对，但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改革的建议，因而实际上给人以汉语、汉字不须改革的印象。何文确实有情绪化的激进之处，但如果因为反对它的过激而根本否认对汉语、汉字进行任何改革的必要，恐怕也是不妥的。

    何文和黄文基本上都是从整体上进行“定性”的讨论：汉字是否表意文字，汉字是否落后等等。黄正平先生说：“当然，汉语与西语确有很大差别，但我们很难作简单的孰优孰劣的比较。”笔者认为从整体上看，笼统地下孰优孰劣的简单化结论固然失之草率，但是局部具体的问题上，却不妨比较比较。局部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局部有缺陷就从局部改，缺什麽补什麽。从具体的局部着眼，不但有助于避免情绪化，问题也比较容易讲清楚。严文的探讨确实很具体，也有不少可贵的独到见解，但其强调的仅是汉字的积极方面。

    下面我们本着“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务实精神以及立足改进而“多谈问题，少谈功绩的前瞻取向，拿汉语中的一些具体不足之处来讨论讨论。

    中文之需要改革的具体方面，最明显的地方有下面两个。

    1．繁简字需要统一。
    2．港、台应采用横排。

    横排一来符合视觉生理，其次夹用公式符号、外来语比较方便。直排实在是一种太没有道
理的保守作法。

    这两个方面改革的需要是比较一目了然的。下面讨论一些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问题。

一．汉语是否含糊及词汇、语法的改进

    关于汉语的含糊，本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例如当时认为西方语言第三人称男女有别，中文都用一个“他”表示，就是含糊的例子，于是后来在书面上人为区分成“他”和“她”，沿用至今。岂知如今西方人正苦于他们的语言中缺少象汉语 ta 这样的无性别的单数第三人称，在无性别歧视的写作中，英语就只好视情况而用 they 或 he or she，何其麻烦！其实，许多事情，当事人的性别无关紧要，何必画蛇添足地指名道“性”呢！另外还有许多确实不能、不便甚至不宜指名道性的情况，如看到一个难辨性别的人名，或远远看到一个难辨性别的人，或案件调查中对于尚未暴露身份的人，如何用人称代词去称呼？又如称代改性人士、中性人士或双性人士等性别归属不明朗或当事人不愿透露其性别的情况，又该如何办？
总也要尊重人家的性别认同和隐私权嘛！汉语的 ta 就方便得很。可见含糊并不总是缺陷，其实有时就是概括，而精确也并非永远是美德，不需精确的场合去精确就是繁琐，甚至是侵犯人权，这些都依看场合和需要而变化。
   
    当然也有需要指明性别的场合，但这个场合，仅仅靠书面上区分是不够的。要改就改得彻底，连口语也该一下。笔者给人诵读小说时，为了方便，就把“他、她”分别读为“男他、女他”，听起来才真正明白，如“在女他生日的那天，男他送给女他一件礼物”。这样“他、男他、女他”三个并存，需要含糊时含糊，需要精确时精确，才是求仁得仁，求智得智，各得其所。

    再说数吧，整数固然不难区分单、复数，但非整数或零就往往有点麻烦。如英语 One and a half years are enough 中用复数，但是 A year and a half is enough 中却是单数，这实在没有什麽道理。“每个人都爱他的母亲”，从前在英语中是Everybody loves his mother。自从女权主义兴起，大家感到这里用男性的 his 不妥，就改成 Everybody loves their mother，可语法学家又出来说 loves 和 mother 用单数同复数的 their 想矛盾，也是病句。

    因此，汉语缺乏西方语言中那些丰富的（繁琐的？）人称、性、数、格等形式标志，与其说是含糊的表现，还不如说是经济的表现。因为这些语法标记并非是必要的，现代英语比起古代英语，这些形式标记已经所剩无几，英语并未因此在精密性方面有退化。有语言学家预言，英语中的一般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的动词词尾将来也会消失。其实，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就像同一个人用左手或右手去作同一件事一样，就动作内容本身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为什麽要多此一举地用不同形式的动词呢？再说，动词现在时要区分人称，而过去时就不区分人称，也至少是缺乏一致性。俄语中这方面到是比较一致的，过去时同现在时一样
要区分人称、性、数。但正如我们前面说过，在描述一些当事人的人称、性、数不明确的行为时，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选择麻烦。

    至于说汉语没有区分词类（名词、形容词、动词等）的形式标记，那也不是大不了的问题。语法形式标记丰富的语言，其句子的结构建筑好比是采用了较多诸如钉子、绳索和粘合剂等等专门连接材料。而汉语的句子结构是较多地利用了构件本身的形状特点，较多地采用了表面看不出的暗榫一类的非专门的连接手段，自有其天衣无缝之效果和美感。一个词既然有了动词的意义，就自然可以放在动词的结构位置，何必一定要另加标记呢？两种结构方式，各有各的好处。

    那么汉语的结构究竟有没有确实值得改进的地方呢？当然有。记得从前在“工农兵学马列原著”的时代，笔者就感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文译本实在是难读，心想这哪里像是写给无产大众看的东西，奇怪革命导师怎么如此没有群众观念。现在看来一部分原因在于马列经典著作不能意译（否则“歪曲”的罪名谁能担得起？），只能直译、对译、死译，要把西方的语法结构忠实转换成汉语相应的结构，难免别扭绕口。做过一些翻译工作的人都会体会到，最大的困难是汉语中没有一个像英语中 that、which 那样可以引出后置长定语的关系代词，于是只好把所有定语堆积在中心名词前面，在某些结构位置上，就会显得很累赘很不方便。
如把英语的 This is the cat that caught the rat that ate the meat that was kept in the house that...以对等结构译成汉语，就是“这就是那只抓到了吃了藏在……柜子里的肉的耗子的猫”，不忍卒读。

    这个问题，即使容许意译，也不能彻底解决。例如机器翻译中，机器通常只能按死规则对译，主语对主语、宾语对宾语，定语对定语，很难作到意译。其实长定语的问题，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开阔胸襟，引进或创造一个关系代词就能顺当解决。如将英语 which 引进（喜欢汉字的人不妨写作“为即”）。也许可以先在科技译文中实验起来，特别在机器翻译中运用起来，慢慢再从“机器翻译文体”中推广出去。

    需要说明的是，就汉语本身而言，这些本来也不构成大问题。汉语有汉语的表达习惯，一个复杂的意思，分几个小句子也可以讲清。但是如今我们学术上大大落后了，需要大量引进西方学说、翻译西方著作，问题就来了。正如流行中文软件下里巴人的作者严永欣先生所说：一个落后民族的文字永远是不方便的。这不是汉语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学术上的落后所衍生的从属性问题。

二．中文是否难学、保守及字母的扩大使用

    严永欣先生认为中文在入门阶段难，深造阶段容易，这个创见很有道理。但是英谚曰：
well begun is half done（良好开端，事成一半）。从大众观点来看，开头容易比后来容易更重要，因为开头容易的事情至少容易普及。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过：
    俄国有个高尔基，中国有个高玉宝，都是没有进过学校，自己学会写字作文的。起点相同，而成就悬殊，一半是由于两人天赋不同，一半也由于两人学的文字不同。两人学文字时的不同处境在各自的自传中都有详细的描写。这个说法也能说明一定问题。当然，上述原因之外，还牵涉到整个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

    不论汉字的表意性多强，它在表音方面确实不够灵活，总不能否认吧。如人人能发的 ki音用汉字就表不出。中文相对拼音文字比较保守，这是原因之一。拼音文字部件简单，拼组灵活，适应性、开放性就强一些。例如中国各地方言中都有大量说得出而写不出的生动活泼的口语词汇，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汉字就较难上升为民族共同书面语，阻碍了书面语的口语化和词汇的丰富。采用字母拼音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口语中任何东西都可以很方便地拼写出来。

    对外来语词汇的引进也是如此，汉字作标音手段，既不精确，又太繁琐。原文一个音节，用汉字去对译就会变多音节，如单音节的 French 在汉语中就成为三音节的“法兰西”，加上汉字笔画繁多，更加不便。记得自己从前看俄国小说，人名一长就懒得去细看，往往厚厚一本小说看完了，完整的人名说不出几个。此外，由于汉字本身都有意义，汉字音译就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联想。《华夏文摘》cm9504a一期上有何丰《关于国名翻译的感想》，很生动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把古希腊人名“某某翁”（具体记不起了，可见外国人汉字译名之难记），认为是一个老人的名字，后来看到此翁的英语写法，才知道“翁”是 -on 的译音而已。可见表意性并非总是优点，像“基因
（gene）、屎缸（skunk）”那样能做到音意兼顾的巧合毕竟不可多得。最后，同一个外国人名，汉语往往是大陆、台湾、香港三个译法，如 Reagan 之译成雷根、列根、里根。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名从其主直接在中文中夹用字母拼音比较好，省去我们现在许多麻烦，更可以省去我们的后代大量考据的时间。其实汉字中夹用拉丁字母，从鲁迅的《阿 Q 正传》算起，已经很长的历史。《华夏文摘》首创的将 WWW (World Wide Web) 译成“万维网”的译法，就是因为考虑到 WWW 的使用不可避免，而汉语拼音“万维网”（WanWeiWang）的首字母缩写，正好也是 WWW，可以兼顾到意义和字母形式。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扩大字母的使用场合，以补充汉字标音功能之不足，以增加汉语的开放性、适应性。这将会是中文继西式标点的引进之后的又一大改革。

    拿中文同日语比较，可以看到标音字母对语言开放性的影响。日文中由于有纯标音的假名 〔音节字母）的存在，就可以方便地大量引进外来语。当然日语在这方面也有点过分了，例如，原来已有“牛乳”一词的情况下，还引进英语的milk（miruku），盛在碗中是“牛乳”，

    盛在杯子里就变成了 miruku，这就好比男他和女他作同样的事情要用不同形式的动词一样没有必要。但这至少反映了日语中引进外来语的轻而易举的程度。我们当然不必像日语那样开放到连一般名词、形容词、动词也大量引进的程度，但反映外国特有事物或新生事物的专有名词无法不引进，而这些词引进的最好方式是利用拼音直接转写。

    不仅外来语如此，汉语中的一些语法虚词，其实也是不妨用拼音的。因为这些词没有多少实在意义，采用表意丰富的汉字似乎是用牛刀去杀鸡。许多人手写时把虚字“的”些成一个简单的d，一来是这个字出现率太高，另一方面大概也是这个“的”的确没有表示出什麽意义，不如乾脆表音算了。在日文中，所有语法词尾都用纯表音的假名书写。这个作法值得参考。有语言学家作实验证明日语这种虚、实分明的写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阅读效率，好处大大的有！

    推广台语本土化的台语运动，把台语（实际上是闽南方言）中汉字写不出的大量虚词用拼音表示。关于推行台语的是否明智可以暂存不论，但就这种大胆夹用拼音的作法本身而言，是值得借鉴的。

    在洛杉矶市全天候的 AM1300 频道，这个华人中心社会之外全世界最大的中文广播电台，在路况报导和影视评论节目中，对洛杉矶的路名和外国影视界人名，就彻底地名从其主，采用英语发音，听者深感方便。特别是其影视节目，同《世界日报》中那些外国明星面目全非而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汉字译名相比，方便之处，不可同日而语。

三．分词连写问题

    严永欣先生认为中文不应实现外语那样的分词连写。笔者认为中文虽没有分词连写的紧迫性，但是不能说分词连写就没有好处或将来永远不该实行。

    分词连写，就其本质而言，其实就是标点功能的扩展和深化。空隔表示词和词之间的分界，就像句号表示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分界一样。因此分词连写的功能，可以从标点的功能看出。

    古代中文连标点也没有，这显然为阅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古人要用“十年寒窗”的时间学?文章，相当多的精力是用在掌握“句、逗”方面。自从在中文中引进了新式标点之后，学习中文的时间就缩短了不少。中国大陆曾经组织了数百专家，历时二十多年对《廿四史》进行了标点和注解的整理，可见标点是如何重要。如果古代中文就采用标点符号，后人就可以省去许多猜测、考据的时间。

    如果现代中文采取了分词连写，至少可以消除许多歧义，省去今天读者的猜测和后人的考据。例如“一个半劳动力”究竟是“ 0.5个 劳动力”（一个 半-劳动力）呢还是“ 1.5个劳动力”（一个半劳动力），通过分词连写，就能解决。“美国会通过某某法案”的两个意思“美国 会 通过 某某 法案”和“美 国会 通过 某某法案”，也能通过分词连写得到分化。

    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分词连写也能因减少“边读边猜”的程度而提高阅读速度。对於我们已经熟悉了中文的人来说，分词连写的好处可能不明显，因为我们“生在繁中不知繁”，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但是对於初学中文或者中文程度不高的人，这种分词连写的效果也许会很明显。正像古人?不特别埋怨没有标点的麻烦，但习惯了标点符号的我们去阅读没有标点的读物简直感到无从下手。合理的分词连写可以使阅读变得更加轻松愉快！

    严文举出“吃饭”、“看病”、“搬家”难以区分是动宾词组还是词的例子，来反对中文搞一刀切的“正词法”。笔者认为，词和词组界限不清的问题不应成为根本反对分词的理由。同西方语言比较，汉语的句子界限也不是那么明确的。有些人写文章时句、逗不分，一逗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感到难以把握句子的界限。但即使一逗到底，也比完全不用标点好。

    其实，在语言学理论上，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词”的定义。在西方语言中，词和非词界限不清的地方也多得很。事实上，没有一种拼音文字的分词是严格按照“词”的定义来进行的。书面上分词是长期使用、逐渐改进、约定俗成的结果。

    南加州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在语言学教授李艳惠教授主持的中文阅读和写作课程中，为了便利西方学生的学习，编制了一些分词连写的过度性读物供学生作阅读练习。其中对似词非词性质不明朗的单位的处理，是采用不同形式的半连写。如“吃.饭、看.病、搬.家”；“天-上、手-中”；“这'本、那'张”。这有些像英语中的 I'm 和法语中的 c'est等等的处理。从词汇和语法的角度上来看，I 和 (a)m 是两个独立的单位，或者说两个词，但读起来则像一个词，所以就用半连写折衷处理。而用小点、短横和间隔号来表示不同的语法结构，可以增添文字的语法信息，并避免只用短横而造成短横兼职过多、职能不明的弊病。

    原则上说，凡是口语中结合紧密的单位都要连写或半连写成一个词，因为文字最基本的功能是让人去读：读起来合乎自然节奏，顺口，意思就自然容易理解了。反过来，能够读得节奏正确，也说明读者是基本理解了文章的内容。古人把正确掌握句逗看作理解文章字面意义的主要标准，道理也是如此。总之，文字的连写形式应该同口语节奏尽量一致，这样才能使文字处理的视觉过程和听话的听觉过程这两个语言信息处理通道的结构取得一致。看清楚这个道理，处理“分词”时就不必拘泥于词的语法定义。

    用专门的书写形式区分意义范畴，在各种语言中都有：如多数拼音文字都用大写突显专有名词，德语中所有名词都用大写，日语中用片假名表示外来语，等等等等。用不同连写符号区分不同的语法关系，是针对中文特殊国情而采取的一种增加语法信息的手段。

    电脑网络中使用最广泛的中文软件南极星的作者倪鸿波先生，目前正在潜心研究开发自动分词和自动检查中文错别字（类似于 spelling check）的功能。有效测别上下文中的错别字关系到分词，因为错别字是分词分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但是自动分词将有其本身的功能，那就是可以把不分词的文章在电脑中转换成分词的文章，便于初学者和习惯分词的外国人学中文。这对于汉字和华夏文化的走向世界，或许会有其特殊的价值。

四．数目表达的改革

    一个作英汉口译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能够迅速翻译大数目的翻译很少。考其原因，汉语中是一万个万进位到“亿”，而大部分外语中是一千个一千进位到 illion，还一句话说，汉语所用是四位一进的“万进制”，多数外语采用的是三位一进的“千进制”。因此，大数目翻译实际上需要一个在千进制和万进制之间的换算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翻译过程。

    按万进制的结构，“三千三百三十三亿三千三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
实在应该写作 3333,3333,3333 而不是通行的 333,333,333,333。前者被逗号隔开的三个 3333 的读法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就是 3333亿3333万3333，数目的内在结构一目了然，而后一种写法就完全打乱了数词的内在节奏。这是汉语没有根据汉语国情而照搬外国写法的结果。

    但是四位一逗的写法只解决了阅读方便的问题，而没有解决翻译麻烦的问题。考虑到数量信息在国际交往中的频繁性，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习惯，也考虑到国际度量衡一千克进到一吨以及三维度量等等的三位进制常规，从长远看，汉语最好也改为千进制，取消“亿、万”而引进million，可用汉语中原来就有的“兆”。原则上说，千进制和万进制没有优劣的区分，因此这个改革不是严格意义的“改良”，而是少数对多数在非原则问题上的迁就和大度。

    新加坡中文中就已经开始采用千进制，如15万说成150千。环观全球，新加坡的中文政策是全世界华人社会中最开放的。千进制之外，还毫无顾忌地采用中国大陆的简体字，虽然其政府在内政上是坚决反共的。这反映了新加坡人超越意识形态而就事论事的务实精神。

五．中文的前途问题

    历史证明，改革往往从边缘开始，因为那里来自强势中心的控制较为薄弱，更多地感受到外来多元因素的启发。中文的改革，在作为华人社会边缘的海外华人社区，比起中国大陆和台湾，可能更容易突破。全美发行的中文报刊《美中导报》（US China Tribune）最近决定该报版面在繁体中夹用部分最常用简体字，并在今后逐渐增加简体比例。这作为一种推动两岸文字逐渐靠近的过渡措施，是值得肯定的。此事既然难以指望两岸政府去做，只有靠海外华人社区自己率先去作了。事实上受两岸文字分歧之害最深的确实是海外接触中文的人士，他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不胜其烦。

    而国际网络上的中文杂志，更可以说是边缘中的边缘，很可能未来中文的重大改革，将在得先进技术之便的中文网络中首先突破开始。不久前在专门讨论汉语理论和教学问题的 chinese＠kenyon.edu网络讨论组中，就进行过一场关於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在网络上讨论汉语问题时使用汉语的讨论，可见一斑。

    在世界日益一体化地球村的大趋势中，语言的归并化，将是不可避免的。坦率地讲，如何使中国经济上升、政治民主，都不是需要太担心的问题，这些在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会自然解决。对于华夏民族来说，真正可担忧的是汉语的前途。如今大陆上大款们纷纷将子女、高?们纷纷将孙辈、曾孙辈送进花费昂贵的私立英语学校，可见这种担忧不是毫无理由的。

    当然，使用汉语的人口如此至多，我们是绝对不必担心汉语消亡的。问题是它能否在正在形成中的地球村中，扮演主要工作语言的角色，即科技、商务、政务中的工作语言。尽管语言学家们为正在迅速消亡的大量小语种而痛心疾首，但是很明显，那些只能在村落聚会、日常闲聊中派用处的语言是没有将来的。汉语和中文如果主要作为欣赏中华古文化和餐馆中之用，而拙于当代科技、国际事务中的应用，那么其前途是极其有限的。

    跟通货的归并不同，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也是一种文明、一个民族历史的记载。丧失自己语言的民族，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己文化的特质。汉语的情况还不同于西欧语言的受英语挤压而日益缩小地盘的情况，他们毕竟属于同一个大文明体系，文化上的兼容性和心理上的承受性还比较大（尽管那里也有人为英语的“语言侵略”痛心疾首并进行英雄的抵制）。汉语的情况又同许多小语种不同，一个人口如此众多、历史如此悠久、文化如此深厚的民族，其语言和文化的衰落，不仅对于自己，对于整个人类，都将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损失。

    若要避免汉语和中文的衰落，笔者认为首先要增加汉语的开放程度和应变能力，对汉语、中文作理性的、适度的改良，而不是高唱汉语优秀、汉字优美的赞歌。   

bingfu@usc.edu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