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贡献

孙兰荃

作者：蓝劲松
来源：http://www.sciencetimes.com.cn
2005-08-01 11:11:49

    “世界之最”常常是中小学生关注的内容。某日，有生问师曰：世界上最短小说为何？复只一字：“网”！愕问其故，曰人在江湖，往事如烟，世事如棋，一切尽在“网”中。生私下不以为然，言小说需有几大要素，一“网”咋成？师言汝自察之。越明年，“四大世界”渐现：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行动世界”外，同样介于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虚拟世界”，也就是网络世界渐成规模,不也是“网”么？此故事还引出另一话题：若问同事或朋友近况如何？答案多复一字：“忙。”升学忙，出国忙；赚钱忙，成家忙；若有时间旅行，休闲之时仍忙，列车、飞机时刻表管着呢！野鹤闲云式生活日渐式微，“网”“忙”交替构成现代人生活之基本特征。

    哲学向来是一门“忙里偷闲”的学科。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开始，哲学家大多盛赞闲暇之妙处，宣称“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他们在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甚至认为“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日常百姓“网”“忙”交替，不复多说，历代各色大师们又“忙”些啥？或者说贡献些啥？换言之，大师贡献何在？

    大师通常存在于“学问或艺术”领域，但也不尽然。尼采说：“我们什么时候行动起来既不出错，也不迟疑，我们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师。”管理大师就是行动领域大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哈金斯基（1997）指出：“自上一个世纪之交以来，管理大师们在管理学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要解释他们的影响，必须了解管理工作的性质以及它对占据管理职位者的要求，那些满足他们需要的观点通常是最受喜爱的。而且，管理自身的性质使这一职业的人极容易以管理大师们为指导，因为这些大师们建立并代表了其观点，同时他们还是自己的观点应用于组织中的渠道。”就此，马尔科姆·沃纳在其主编的《管理大师手册》中提出管理大师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概念化、术语、方法论和实践四个方面。笔者深以为然，只是认为概念与术语难以分界，两者皆为理论基石，故不作区分。而阿·迈纳（Albert Menne）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还包括形成规则、构造标记、模型等。这里且结合不同领域大师史实与方法思考阐述大师贡献之所在，权作“潜龙在田”者参考。

    理论贡献

    理论是命题之有机组合，而命题又是概念之有机组合。从概念到命题再到理论，构成了研究深化的逻辑进程。相应地，大师的理论贡献就包括建构概念、确立命题或创立理论等几个方面。其中，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深化。社会的改变往往从理论观念的改变开始，只有接受了一定的思想观念，人们才会按照这种思想观念调整自己的行动。思想观念的系统表现就构成各种理论或“主义”。

    大师往往是概念、命题或理论的化身。先说概念。观诸哲学史，说到“证伪”，波普尔不能不了解；采用“范式”，库恩不能不涉及；探讨“交往行为”，必然想到哈贝马斯；辩论“语言游戏”，自然念及维特根斯坦。道理很简单，新概念是大师们提出、阐发并以之影响社会的。提出一个概念并不太难，难的是得到世人认可。再以管理学为例，冯·贝塔朗菲在“系统思维”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概念性突破；赫伯特·西蒙使我们加深了对“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决策的认识；马奇和西尔特则在“公司行为理论”概念化方面的深刻见解对于管理思想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次说命题。命题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假说、公式、模型（模式）、定律、预言、规则等等，但常见的命题表现为一个判断或一组陈述。大师的理论精华有时就表达为几个有限命题。泰勒斯说：“水是最好的”，此命题表达出他试图从大千世界中去寻求一个统一的物质基础；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该命题对于人们探求知识、开拓世界至今仍然具有激励作用；黑格尔提出“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蕴涵着新事物必然产生，旧事物必然灭亡的辨证思想；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其中心思想在于宣示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旧哲学的根本差异。诸如此类的命题在不同学科中都有所表现。

    再说理论与“主义”。若说概念是学科之“细胞”，命题是学科之“组织”，那么理论就是学科之“系统”，“主义”更是多种理论思潮的共同倾向。作为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主义”对国人而言可谓耳熟能详，又多存敬畏之心，故极难见到国人姓名出现于各种“主义”的定语当中。一部思想史，几乎就是一部“主义史”。大师往往与“主义”相连。部分大师难以纳入某一“主义”，但多数大师仍然是“主义”的代表，如叔本华、尼采与唯意志主义，孔德、斯宾塞与实证主义，詹姆士、杜威与实用主义，海德格尔、萨特与存在主义，乔姆斯基、莱维-施特劳斯、皮亚杰与结构主义等等。一些“主义”甚至直接以其代表人物命名，如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赫主义等。当然，大师的理论贡献并不一定用“主义”来命名，使用“思潮”、“思想”、“理论”、“××学”等也是极为常见的，但其内涵并无严格区别。

    总之，无论哪门学科，大凡大师，在概念、命题与理论（或主义）的建构上必有创新。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说及概念、命题、理论或“主义”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它们可以依赖个人强力为之。因为只有在一定环境下通过“准大师”们对人生与世界的不懈探索，才有可能成就各种“主义”。即便一个概念要得到确立，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国学术的累积，正是从各门学科基本概念的创新开始的。新兴交叉学科要得到承认，概念的拓展是绕不过去的工作。就此，为学者不能不加以明察。
方法贡献

    任何一个概念（尤其是一个重要却遭到忽视的概念或现象）如果用放大镜加以“放大”或用显微镜加以“显微”，常常能“见人之未见”，从而“言人所未言”——这是研究成功的“秘诀”之一。所谓的“放大镜”或“显微镜”自然包括引入新方法与新思路。学习并分析各种“先进”理论或“主义”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了解并把握他们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思路或方法。若视方法与思路于不顾，则为“授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但后者偏偏易为国人所忽略。师资、生源、期刊乃至官员的水准之所以有所不足，解决之道与其说在扩充其知识容积，不如提高其思路方法。一般地，方法包括方法论与具体方法两方面。前者之提升主要来自哲学探索，此略而不论，且看看不同学科的大师在具体方法方面是如何做出贡献的。

    方法贡献往往是理论贡献之先导。在管理学科中，设计调查的新方法（即如何考察某个管理问题）就很重要，如霍桑实验与梅奥的论著就带来了群体行为上的进步；一些管理思想家（如阿斯顿集团在其组织结构研究中）发展出新型的研究途径；劳勒在其专长的领域中发明了报酬系统研究的新型工具；菲德勒则在领导领域中做出了相似的贡献。

    一门学科能够产生甚至主要取决于是否在方法上具有独立性。心理学就是如此。如众所知，心理学独立是以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的。艾宾浩斯的名字同样使人想起关于记忆的实验；创立“优生学”的高尔顿则以其在家谱调查、人类学测量及统计方法的创造而著称。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方法不仅存在“软方法”，也存在“硬手段”，后者就是各种研究工具或仪器的改进。从福尔摩斯手拿放大镜细查可疑足迹，到马丁·瑞尔爵士通过射电望远镜研究遥远的星系，两者之间一脉相承，但后者所见事物显然前者难以企及（当然目的也不同）。工具或仪器改进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可以克服观察者的偏见，因此发明更加高级尖端的工具或仪器，同样构成了大师方法贡献的有机组成部分。

    概言之，没有选题创新与方法改进的结合，大师的成就将难以谈起。科学史不仅是概念与理论不断突破的历史，也是方法不断创新的历史。造就学术大师，就要从这两方面进行努力。

    实践贡献

    大师存在于不同领域，传统“学问或艺术”领域的大师需要造就，实践领域的大师同样不能忽视。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对国家民族的意义向来为我国所重视，但对创立“百年老店”的企业家的重视则还远远不够。所谓企业家是指那些寻求机会，通过创新满足顾客的需要和愿望，而不顾手中现有资源的人。其特征有三，即对成就的高度期望，对把握自己命运的强烈自信，以及对冒险的适度节制。从日本的松下、索尼，美国的福特、微软，到德国的宝马、奔驰，著名企业的背后都有合理机制下的著名企业家集团在长期支持。由于现代中国较为稳定的持续发展只有短暂的20多年，显然其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的管理大师都还远远不足。

    马尔科姆·沃纳等人认为，增添新的实践是管理大师的重要表现之一。有些人从根本上就是实践者，但作为管理大师，其表现还需要他们自身对自己如何改进实践进行反思并将其付诸文字。如美国福特、斯隆，日本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等企业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克拉克（1996）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家兼理论家的作用逐渐减弱，而专业人员和咨询人员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那些管理“大师”往往是大学商学院中的企业管理学者，他们往往成为企业的“巫医”。

    造就教育管理大师是另一值得引起注意的领域。正如识者所云，今日中国大学不仅面临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网络科技、大众文化等强烈挑战，也面临市场经济、人口激增、资源危机、劳动就业、腐败风气等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压力与冲击，面临局面如此复杂，谙熟作为专业组织的大学发展规律，又掌握管理规律的杰出人才的教育管理大师——杰出的大学校长就呼之欲出了。与造就企业管理大师类似，我们可以说，教育管理领域的大师在致力于管理实务的同时，同样需要及时地总结反思并形成文字。

    由此看来，虽然管理大师致力于实践领域并取得重大成就，他们必然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并把这些思想方法进行提炼。即便他们分身乏术，那么支撑其实践的思想方法也必须由相关人员加以完成。可见实践领域的大师与“学问或艺术”领域的大师在这方面形成了“交集”。推而广之，政治、军事、外交等其他实践领域的大师均存在同样的使命。固然他们集中于实践或应用，但是作为实践领域的大师，他们自己或相关专业人员必须就此进行必要的总结分析，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如此才能构造文化、传统、制度、故事与“神话”，而后来者也可以追随他们的足迹，在开拓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回头来看，现代社会“网”“忙”交替，但对于有志成为大师者，“网”“忙”之余，不能不反思自己在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对大师贡献的简要分析表明，在理论、方法、实践三大领域实现选择性突破正是值得努力的方向（绝大多数大师的贡献领域只存在于一两个方面）。如果说20世纪中国人“站起来”了，那么21世纪中国人就应该“富起来”、“强起来”，且首先是在思想、精神、方法乃至“游戏规则”上实现富强，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