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词典编纂中的精神

孙兰荃

许嘉璐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4-2-18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研社、语文出版社联合出版，2004年1月第一版）终于出版了。我用“终于”二字，一是因为它是我期盼已久的词典；二是它的编写时间比预计的长了很多。我之所以一直希望有一部严格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编写的词典，是因为词典从来是一种语言文字观最直接、最细致的表述，是一位最博学、最耐心、随叫随到的老师，要满足人们的文化追求，就需要尽快地有这样一位老师，进入千家万户，以便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越来越规范，促使全社会的文化修养越来越高。这部词典编写的时间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既是因为当初我们对编写这样一部高质量词典的难度估计不足，也是因为参加编写的专家们确定了宁可不速，质不可不高的原则。在编写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不少学术、标准方面的难题，他们没有绕着走，反而更加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正因为期盼已久，也因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不负人们所望的面貌问世，所以我感到特别的高兴和欣慰。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谈一点由它引发的想法，或许可以为这个首发式增添一些研讨工作的成分。

    我要说的这些想法前些天曾经和李行健、曹先擢等先生一起议论过。

    我们议论的问题之一是应该把加强培养编纂字典辞书人才的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一个拥有13亿，将来要达到15亿人口的文化古国，需要多种形式高质量的字典辞书，如果没有一支高水平的专业字典辞书编纂队伍，是难以保证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20多年来，我国字典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其中不乏像《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古今汉语字典》这样的佳作，但无庸讳言，也有不少误人害世的假冒伪劣产品。在字典辞书事业繁荣的过程中，一些人产生了甚至散布了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只要有一定语文基础，甚至没有一定的语文基础就可以从事这一工作，这是造成那些质量不高和欺名盗世之作出现的原因之一。殊不知字典辞书既然要对字义词义进行准确的解说，就不但需要现代语言学的功底，而且应该受过文字声韵训讠古之学的良好训练，有时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现在，这种学兼古今、渊博融通的人才太少了，显然和社会的需求不相适应。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在应用语言学学科的领地上树起词典专业的旗帜，为词典事业培养一支高水平的专业队伍，希望有更多矢志于此的年轻人成长为词典学专家。我在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写的序里说到：“我还希望这部词典在今后的一再加印和修订中永远保持现在这种精神，形成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成为在我国流传既广且久的名典。”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不断地修订，是使它永葆青春所必须的。但是令人忧心的是，这些年来主持这一工程的和编写队伍的领头人与骨干，都是年近古稀的学者，最小的也已六十上下。我们这一代人，用曹先擢先生的话说，已经是“一知半解”了，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最佳的读书时间被各种运动和非业务性工作占去的太多了，现在是在勉强支撑着门面。以后呢？如我辈学问没到家，而肯承认自己一知半解，因而以勤补拙的人能有多少？今后不断修订这部词典的人能不能保证越修越好？单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后院来看，建设这支队伍的确是很紧迫的了。我希望各个方面协作着力于此，争取若干年后在我国出现几支高水平的编纂字书词典的专业队伍。

    我们议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应该加强词典学理论的研究。编纂字典辞书，和其他学术活动一样，有其独特的规律，也应该有基于自己的经验生成的理论，以指导编纂和出版。理论来自于实践，并通过理性思考而形成。我国历史悠久的古代编纂字典辞书的传统，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我们还有近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编纂现代字典辞书的经验；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一直关注词典学理论的建设。按说，我国理应有发达的相关理论研究。但是，从总体看，我国编纂字典辞书的工作至今还基本上处于凭经验办事的阶段，自古及今的丰富经验并没有科学地上升为理论认识，重实践，轻理论仍然是这一学科的普遍情况。多年来我们的理论水平和世界一些国家相比，一直有着很大差距，在国际字典学领域，欧洲中心论还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和我国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的。为了使今后编纂的字典辞书质量越来越高，编纂的方法越来越科学，也为了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使中国的经验为各国人民所共享，我们认为应该加大理论研究的力度，在这一学科领域形成探索规律、思考理论的风气。在这方面，老一辈专家学者肩负着导夫前路、启迪来者的重任；我们更希望有志于此的年轻学者加强理论修养，在这一学科理论的建设中做出贡献。

    字典辞书的编纂原则和方法，是与语言和文字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就决定了中国的词典学理论应该建立在深入研究汉语汉字的基础上。固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为错，但是它所攻所错的是他山的语言，对于汉语汉字不可能完全相符。这就又要求我们要善于消化各国的经验，大胆创造，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我们议论的第三点是字典辞书编纂、出版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一个学—研—产紧密结合的产业。人才培养基地、专业编纂研究队伍和出版社可以成为亲密而长期合作的伙伴。这样可以达到几个目的：一是为社会源源不断提供符合时代精神和需要的高质量字典辞书；二是形成稳定的编纂研究队伍，以保证一些“名典”能够不断修订、提高；三是有学者和出版社两个方面的资源，保证不断培养后续人才。

    几个方面、多个单位的合作，有许多涉及利益的问题，这常常成为合作不能十分愉快、难以持久，因而成功不多的重要原因。出版事业既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也与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规律密不可分，而这二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彼此矛盾的一面。我认为，只要我们本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真正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深切关注我国词典编纂出版事业，有此意愿者总能找到最好的体制和机制，形成强有力的联合体，甚至打造出像东太软件、北大方正这样的专业集团，成为我国编纂出版字典辞书乃至一般工具书的航空母舰。

本文为许嘉璐同志于2月15日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首发式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