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受活》与方言写作

孙兰荃

作者：林扶叠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longbook/.../2.shtml
2005-04-12

　　如今，方言成为蔚然大观的文化潮流。当下文化领域的各行各业，对方言的运用，从小打小闹、哗众取宠，逐渐转向冠冕堂皇、正大庄严，从边角料变成主菜，比如小品对东北方言的运用，电影对河南话的运用等等。

　　小品和电影是大众文化领域的事情，一向以严肃自命的文学领域，如今也打起了方言牌。2004年1月份出版的长篇小说《受活》，在其内容简介上就赫然标榜其“在语言上对地域方  
言的大胆开掘与驾驭”。这部小说的作者是河南作家阎连科，以农村题材小说享誉。在一位批评者的笔下，阎连科的这一尝试具有着可以上升到文学史的重大意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全篇小说的语言形式，对民间语文的采写和方言的再造过程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写作经验，相对于《马桥词典》和《檀香刑》，阎连科对地方方言的运用和开掘更为大胆泼辣，但又不流于苦涩和生硬，而给小说的意义输出造成障碍，这是阎连科对现代汉语写作的新尝试、新注解和新发现。”

　　文学并不因为新而具价值，文学作品并不因为“新尝试、新注解和新发现”而具价值。从大面积来说，虽然中国的“普九”和“扫盲”已经开展得有年头，中国的作家，依旧没有过得了文字关。句通字顺，熟练使用标点符号，恰当使用比喻，贴切描述对话，依旧是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跨世纪任务。不会走而想跑，是人的基本心态。在基本功不扎实的基础上，要体现一个作家的存在，大概只有两种选择：多写自己熟悉的事情，多在文字表面玩花。前者可以保证创作资源的稳定，这就是中国作家擅长农村题材的原因；后者可以博得标新立异的名头，这是从《马桥词典》而《檀香刑》而《受活》的原因。如果说前两者还各具特色的话，《受活》则是它们的综合，吸收了《马桥词典》的“词条”，学习了《檀香刑》的“猫腔”，在文字上变本加厉，直接宣称了“方言写作”。

　　严格地说，“方言写作”在中国文学中并不是一个新词汇，吴方言、粤方言在小说写作上的成就，虽然被人忽略，却无法抹掉。因为这两种方言有着其独特的造句、构词、表意、造字方式，因而其方言写作的概念能够成立。以中州话为核心的河南话，在中国的语言流转、变迁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地位。然而，《受活》中的“河南方言”，却是一个的嫁接而生的四不像。为了保证作品的受众，也因为作者受限于自己的现代汉语语法教育，这本小说抛弃了传统的口语中州话（郑州土话），而代之以文字表述的河南普通话——在以北方方言为主体的普通话句式中加入“哩了嘛呢”等语助词，将部分通用词汇替换为形似而罗索的方言词，比如用“起原先”代替“原先”。从阅读上来说，整部小说用普通话读不顺溜，用河南话读也不顺溜——借用上引论者所言，障碍是造成了，意义却没有多少。

　　作家都是追求意义的，这部号称“狂想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某些论者嘴里具有了《百年孤独》般的意义。这一“定义”的得出，除了得益于小说描述的时间跨度够长之外，还在于小说的语言。《百年孤独》的语言是西班牙语和美洲土语的混合体，其魔幻现实主义的魅力呈现，部分得益于这一混合造成的阅读上的奇崛瑰丽。西班牙文是表音文字，而汉字则是表意文字。在部分方言系统里，汉语和汉字相对来说是脱离的，说和写两码事，说话可以用方言，落实到纸上只能用全国通行的汉字。能够例外的作品存在于南方方言里，以《海上花》为代表的吴方言文学和以粤语戏曲、杂志为代表粤方言文化，说写可以合一，因为作者根本没有让其他地方的人看的意思。阎连科所“创新”的这一河南方言文学，从根本上不具备操作的可行性——除非他不想作品被大多数国人读到。更何况，阎连科的文字基本功能够打多少分还值得探讨。

　　他也是无可奈何啊！乡土精神、地域色彩是如今文学上的“显学”，作家们都在“土得掉渣”方面下功夫。韩少功把方言词条写进《马桥词典》，莫言把地区戏文写进《檀香刑》，都很成功。到阎连科，没有其他包袱可抖，只有把方言生拉硬拽进来，在标准的汉语句式中加上语助词，把顺溜的普通话词汇改成不顺溜的地方话词汇。所谓的乡土精神，在这里变成了方言这张皮，皮干瘪，血肉也不见得丰满，骨骼更是谈不上，至于其中的精神，恐怕只能到小说之外的地方，去实地考察了。

　　不能否认，乡土精神和文学的地域性也是一个卖点，或者说是当下的文化趋势。作家由以往的“胸怀四海”，转向为力图建立自己的“文学地图”，抓小放大，以小见大，强调和尊重文学地域的独特性。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中国文学界，走地域特色和方言道路的人，还会越来越多。然而，阎连科的这次“新尝试、新注解和新发现”，开了一个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