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一桩超级离婚调解与文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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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池莉
来源：浙江人文大讲堂
2005-10-30

文本：生活中无法打开的死结

　　8月份，电视上放了一个超级离婚调解案，看了第一眼我就被吸引了。男人48岁，女人47岁，他们的儿子9岁，现场还有社会学家、博导和一个主持人，对他们的婚姻进行调解。男人一定要离婚。可以看出他很善良，说话也很注意，始终在避免伤害到女人。而女人坚持不离婚，她就是要通过节目告诉他，想跟男人复合。
　　这里面涵盖了很多我们自己的生活。他们1987年结婚，那时候物质生活相对比较平稳，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还要凭鸡蛋票、粮票购买东西，房子也是单位分的。应该说在那个相对清贫的年代，两个刚从破裂家庭走出来的人非常珍惜他们的新生活，日子过得很平稳。
　　问题发生在1995年。除了沿海，内地的巨变就发生在1995年。那一年，他们先后下岗，而他们的儿子才出生没多久。于是女人说找男人妈妈借钱，但他妈妈说自己每个月只有300元的收入，没有多余的钱借给他们。女人很生气，矛盾就这样出现了。后来女人曾经卖过服装，炒过股，都赔钱了，包括男人开出租赚的钱。当男人准备自己买车时，又一次面临借钱。又是向男人的母亲借钱无果，矛盾再度爆发。
　　一直到了1999年，他们重新就业，而整个社会形势也有所好转，但是伤害过的感情却很难再回复到从前了。而且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女人认定了男人在外面有相好，不然为什么他在厂里长住。2000年，两个人再度爆发冷战。每当这个时候女人总是骂男人的母亲，打儿子，直到2005年闹上了法庭，闹上了电视台。

分析：让我心痛的回答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会把它和文学怎么联系起来，比如想把这个故事改一改再综合一下写出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这里还有三个出场人物没有讲，第一，主持人，第二，社会学家，第三，博导。另外他们的儿子也出了镜头。
　　主持人就是一个观点：劝和。我们有一个比较古老的观点就是说：“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她的动机是好的，但是言语和表现都非常幼稚和单薄。她不是从文化的角度，而是简单地批评双方都没有克制自己，我认为这个主持人没有一点人生经验，当我们把我们个人的伤痛托付给他们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不是这种苍白的拙劣的调解。
　　接下来看社会学家。他说钱的问题很重要，想办法让钱包鼓起来，你们的矛盾就会小下去。可在我看来，钱是买不来幸福的。作为社会学家，应该从根源上分析，他们被什么支配了？怎么让他们失去了？什么让他们一步一步失去善意、宽容、恩情，变到最后恶语相加？可是我们的社会学家却把它归结为金钱和家庭暴力的关系。
　　还有博导，他说你们没有建立一种良好人本的模式。模式在他的话语里出现多次。他说你们应该把夫妻当朋友，把朋友当夫妻。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你们不能在家吵架，你们对夫妻就是要像朋友一样的。但是夫妻关系和朋友关系是不一样的，怎能够把夫妻当朋友，把朋友当夫妻？他没有深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没有深入中国人的生命状态，来成就他的学问，来判定中国人的关系。
　　这些人的话语方式让我觉得痛心。我们怎么期望痛苦能得到抚慰和释放呢？
　　最后在屏幕上出现的是孩子，主持人居然问：“你父母要离婚，你同意不同意？”九岁的孩子的表情顿时非常难看，眼泪就下来了，这是一种残忍。这么直接地问孩子，就是把一个道德判断，把成年人的是非判断，都非常沉重地加在孩子身上，你要他怎么说？！哪个孩子敢说“我愿意父母离婚”？
　　接下来问他：“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孩子就说了真话：“我最怕他们吵架。只要他们不吵架、不打我怎么都行。”当这种矛盾转嫁到孩子身上，一吵架就死打孩子的时候，这本身是我们自己缺乏人性。婚姻实际上已对孩子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巨大的不安全，我们有责任告诉他，父母的婚姻关系就应该解除了。解除以后，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应该给孩子营造一种安全、安定的环境。生殖与繁衍是动物最高尚的本能，因此保护孩子是人类的本能责任。双方都应该把孩子放在最高利益。

升华：为什么不能正视现实

　　由此我还想到隐私问题。虽然他们夫妻是自愿上电视台暴露自我的，可夫妻之间最好的弥合剂，其实还是夫妻之间的恩爱、一起度过艰难岁月的日子。这些隐私不宜公开，因为在公开场合谁都会要面子。
我还想，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们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考虑到时代背景对他们的影响。我的小说就是要唤醒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东西：是否我们都不敢面对现实呢？主持人不敢劝他们离，社会学家和博导他们也一样。为什么他们不能正视现实？包括他们两口子，他们的孩子。我想孩子心里想的其实离了还好一些，但是他绝对不敢上了电视后对着镜头说，“我希望他们离”，因为那就不是一个好孩子。
　　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走到今天，是不是也被迫丧失了什么？或者是我们执着地想做的东西没有做，或者是我们不想做的东西做了。文本的人物分析清楚以后，我要考虑社会现实，把人放在一种什么位置。我们的历史、文化为什么给予我们这种性格？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处理问题？而不是用另外的方式处理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思考过程。
　　故事文本的结局是惨痛的。而文学作品呢？当故事文本变成作品时其实已经“面目全非”了，因为它加入了很多作家个人的观点和思考。
　　在漫长的日子里，很多问题都会让我们的心非常受伤。这时如果你阅读到自己需要的小说，就会觉得像找到了自己的朋友。会让你慢慢平静下来，恶意在减少，急躁也在减少，也许你会想，那我就让了他吧——类似于宗教的情感油然而生。这就是文学的一种提升功能，虚拟的作品反过来又抚慰了现实中的人们，是对心灵的一种提升和挖掘。
　　所以我觉得文学非常重要。人生的很多时刻，问题层出不穷，却没有答案，该怎么办？我们其实只有靠一种精神抚慰，让这种精神抚慰唤起自身的能力，这时候你沉浸在阅读中的话，你会觉得你慢慢有勇气，慢慢有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会想到没有问题解决不了。虽然人类的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是你可以超越答案，因为你的生命在前进。

力量：鸭颈诉说的文学覆盖性

　　有人说文学死了，我觉得文学不会死！这有个很生动的例子：现在人们吃鸭颈，便是由我的小说《生活秀》虚构成为现实的。现在走在大街上到处是鸭颈连锁店，有些还发展成公司，我就在发愣。这部小说我酝酿了十几年，当时鸭脖子还不普及，一般人们的下酒菜都是酱牛肉或油爆花生米。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我需要找一个新鲜的道具。我看见街边有卖鸭子的，鸭肉卖完了，鸭颈舍不得扔掉，放在锅里卤着自己吃。这不是最合适的小说道具吗？现在武汉有家饭店就把小说中的一句话挂在墙上当广告：“鸭脖子就酒，越喝越有”，这也是我在小说里虚构的。还有个女人，她认为自己和《生活秀》中的主人公非常相似，现在她卖鸭颈也致富了，好几次上了中央电视台，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说“谢谢池莉”。其实我的小说都是虚构的场景。但看见她由此致富，并非常幸福，我很高兴。这就是文学的现实力量，说明你的文学没有死。
　　再举个例子，我到杭州来，发现杭州人很会享受生活。他们花十块钱买一壶茶，然后打一下午的牌。他们远离了文学吗？不见得。其实他们的言谈，他们的服饰，来自作家笔下，或都能从电视电影中找到痕迹。现在很多女人染头发，这种时尚也是从文学推向了民间，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小说：唤醒国人的现实精神

　　有人曾评价我的小说“通俗”，也有人说我意在揭露或批判现实。其实都不是。我所有小说的意义只在一点：唤醒中国人存在于血液中的现实感和直面现实的精神。为什么要唤醒？因为我们不少人已经丧失。
　　建国五十多年来，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身处特殊时代背景，我们往往被大的政治运动所主宰，丧失了自己的生活，失去了自我。
这正是我们和西方人性格的差异所在。比如画画，中国人重在写意，大笔一挥，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而西方人画的却是油画，精雕细琢，细致入微。同样画裸体，中国古代就有春宫图。它在官家及民间暗中流传，但公众场合却绝对没有，那是犯大忌的。而西方却可以堂堂正正挂在艺术画廊里当作高雅艺术欣赏。
　　再比如拂尘与吸尘器之比。这是近来我一直研究的一个对比，它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灰尘无所不在，中国人用拂尘掸，一挥一掸，以为没有了，其实还在身边，或不在自己的身边，在周围其他人的身边。西方人怎么做？他们发明吸尘器，把灰尘吸进去，既不害己，也不害人。
　　时至今日，拂尘越变越精致，已成为艺术品高悬堂上，据说最好的拂尘以玉做杆，取鹿尾或马尾，价值高达数万。但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绝不会因为一杆拂尘而去伤害动物。他们努力更新吸尘器，使其越来越小，越来越实用，越来越便宜，为人服务。于是先于吸尘器100多年发明的拂尘，从实用工具变成了仅用于欣赏的艺术品。欣赏完毕后中国人要去买吸尘器解决灰尘问题。

现场互动

　　问：1995年您出版了《池莉文集》七卷，现在十年过去了，今年是否有新的补充，准备再版？
　　答：我的作品本来就不多，因为每一部作品都是我人生经验的酝酿，这几年我在一个自然的状态中慢慢写。书一本本出，但每本酝酿和落笔都超过10年。过了45岁之后我忽然有点想享受写作生活，忽然觉得自己对人、对生活的对焦变得很准确，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清楚，我就赶紧让自己缓慢下来，阅读、写作、研究。到45岁时，我才发觉人懂事了，中国人懂事比较晚。20多岁时还没有自己的见解，人云亦云。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阅读、思考和做笔记，接下去会出一些不太长的长篇，不急，慢慢做自己喜欢的事。
　　问：我觉得您的小说中隐含了女权主义的倾向，不知道是不是如此？
　　答：没有，因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所谓的女权主义，西方有一个定义，女人完全独立自主，不要男人的怜悯和关心。比如一起上车的时候不要男人开门，不要男人搀扶，对男人极端的帮助产生反感和抗拒。不过中国女人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一定要做一个完美、完善的女人，要有公平意识。
　　问：我小时候也感受到父母的吵架，深感缺乏安全感。有一天我也会为人母，怎样才能为自己的孩子带来安全感？
　　答：这不仅是做父母的，也是全社会人都要注重给予他人安全感的问题。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我付出了比教育自己更大的代价，我老是想让女儿在又玩又学习的状态中考上重点学校，这样她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又不会太累。为此从小我就培养她的阅读兴趣，和她聊天，给她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放松还会一起骑车出去玩、送她一条狗。
　　问：您怎么定义幸福？
　　答：衣食住行有保障，这就是自己关于幸福的定义。在我这个年龄，我更简单了。四十岁以前要创造物质，四十岁以后就要甩掉物质。我现在但凡不要的东西就不要，一天只吃两顿，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后园种菜，这就是一种幸福。我不需要孩子考状元，飞黄腾达，只要她按照自己的意思快乐成长就好，这也是幸福。
　　问：您的小说人物都有鲜明的地域性，如果您生活在风花雪月的杭州，您会写出带有现实感的小说吗？
　　答：“风花雪月的杭州”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目，如果我生活在杭州，我也许会写出漂亮的小说，美好得让大家觉得杭州真的像天堂一样。
　　问：当一个人痛苦到不愿意看文学作品时，您拿什么感动他？
　　答：一个人再痛苦也会有个时间距离，也许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一直哭，到凌晨终于睡着了，那么痛苦也就过去了。痛苦的人一定会很沉默地坐在那里，脑子里浮现的东西却已经和文学搭上关系，不是直接介入，但是在经历中寻找支撑点。“列宁格勒交响曲”二战期间在美国播放的时候，很多美国人站在街头嚎啕大哭，俄国人作的曲子却引起了很多从未到过俄国的美国人这么深的感触，这就是音乐的力量，是精神世界的共通。
　　问：您看上去很精神，很健康，也很有光彩，请问现实生活中您是一个精致的人吗？有没有什么养生秘诀？
　　答：坦白说我是个要求精致生活的人。曾经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随意一瞥，看到她衣柜的把手上都是油腻，我觉得很不能忍受。我要求的房子是窗明几净，很整洁，要做一个健康女人，最重要的是精神要健康，就什么事都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