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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保卫方言”口号的一场讨论
来源：北大中文/语言文字漫谈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中国语言文字网
（2005年3月22日上午9：00——11：25）
【编者按】近一个时期，社会上不时传来“保护方言”、“保卫方言”的口号声。不少地方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先后提交了这类提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青年学者沙龙针对这一动向举办了一次专题讨论会。下面是这次沙龙讨论情况的纪要。
厉兵（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今天青年学者学术沙龙讨论的课题事先已经和大家说了。近一个时期，社会上传出“保护方言”“保卫方言”等呼声。今天我作为沙龙的轮值主席主持这次讨论，请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我们的所长靳光瑾今天来了，她很关心我们的沙龙。我们的老所长陈章太先生也来了，他是搞了一辈子普通话与方言研究的专家。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梁平先生、教育部语用司袁钟瑞处长和《中国教育报》的潘国林同志也出席了我们今天这个讨论会。下面就请大家发言。为了使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请每位发言者要把握一下时间。
袁钟瑞（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推普处处长）：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完全可以并行相容，把它们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推广普通话到现在推了五十年，我们正在为纪念国务院1956年2月6号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筹备纪念活动。 现在有人提出保护方言，似乎推广普通话对方言构成了威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推广普通话的力度确实大了。要不，五六十年代，哪怕是五六年前，就没有人提出什么保护方言。作为一个推普工作者，看到今天推广普通话的形势，是很欣慰的。十五年前我开始从事推广普通话工作，那个时候的工作难度很大。今天的推普形势大好，从根本原因上说，不是因为“推普”写进了法律，也不是说过去推普不努力，而是因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们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推普工作者无非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作一点儿促进工作而已。保护方言的说法，更早一点儿也有人提出来。在一次会上，一个青年人说方言要保护。我说今天参加这个会，你坐什么车来的，他说坐汽车，我说为什么不坐牛车，他说牛车没有，即便有也太慢，我说，牛车是文化遗产，煤油灯也是文化遗产，作为遗产可以在博物馆里保护起来，但是谁也不愿意舍弃电灯点煤油灯，不愿意抛弃火车、汽车坐牛车。我想阐明这样几点： 第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这是法律给公民的权利。公民有选择说什么话的权利，不能说只保护他说方言的权利而不保护他说普通话的权利。我们现在逐渐走进法制健全的社会，一切应依法办事。 第二，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很明确地重申了推广普通话的政策。这就是：推广普通话，促使公民普遍具有普通话应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这是坚持主体化原则。请注意，是“必要的场合”。同时，推广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方言在不少场合具有自身的使用价值。我们应当坚持贯彻多样化原则。早在1997年，我们很正式地对推广普通话的政策进行了阐述。方言，有其厚重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人民群众对方言有深厚的家乡情结，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在地方的戏曲、曲艺这些艺术形式中，在公共服务行业接待本地客人的场合，方言至今仍然广泛地运用，并保持着活跃的生命力，根本不存在什么方言即将消亡需要保护和抢救的问题。 第三，随着现代科技、交通、通讯手段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精神文明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不仅青少年儿童，而且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不仅城市居民，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即使是说方言也都在逐渐舍弃方言中难懂的、过时的和粗俗的成分，使得方言本身在语言词汇，乃至语法等方面逐渐向普通话靠拢。现在很多的地方的方言也不是几十年前的老式方言，方言和普通话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方言这种变化符合语言发展规律十分正常的现象。现在您要“保护”的方言，也是一种发展中的方言，它并不是凝固的，早已不是几十年前或者更早的老方言。第四，从发达的国家来看，尽管他们的民族共同语早就普及，但是方言至今仍然是广泛存在。说明推广民族共同语绝对不会使方言面临灭绝的危险。比如意大利，很早就普及了共同语，但亚平宁半岛上的方言至今仍然多达三千种。但是只要在正式场合，包括学校的讲台上，他们所有的人都会说标准的意大利语。所以，我觉得推广民族共同语不是就要使方言面临灭绝的危险，把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科学的。
王晖（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副教授）：首先，我也认为保卫方言这个提法不准。一提到保卫，首先想到的是侵犯，有一种保护措施。这个提法首先我觉得突出了一个对立，没有体现方言普通话统一的方面。对立，袁处长已经说到了，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方言不磨灭，这种对立永远存在。如果只看到这一点，不看到统一是比较片面的。其实说到保卫方言、保护方言，言下之意就是受到普通话的冲击，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冲击是时时刻刻存在的。我觉得保卫方言或者珍视方言、重视方言的价值可能比单纯的保卫好。保卫从提出者来说，是处于劣势地位之后想出这样的提法。其实方言和普通话，我们说就语言地位来说，应该是不平等的。从理论上说，都应该是共存的，都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地位现在是不平等的，无论是从社会的经济的发展角度还是政治上的因素来说不平等。从使用范围上来说也是不平等，现在方言存在的形式，用于日常口语的较多，少量的文学作品存在。有一些经过艺术加工的形式，方言是这样，普通话不是，普通话使用范围是有强化的地位。我们国家的公务、传媒使用的语言都是普通话。还有就是汉语的海外推广，我们推广的不是方言，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也是民族共同语。如果我们考虑到传媒的影响和海外的推广，我希望用现代汉语标准语提法更好。所以，首先是保卫方言是有不恰当性。
另外，推广普通话是我们现在国家的基本语言政策。这个基本语言政策的制定是基于我们语言生活的主要矛盾来确定。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社会语言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我们主要的矛盾还是共同语的普及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的需求。我们制定了基本的语言的政策，推广普通话语言政策也是现代化和信息化的一个需求。
重视方言，我们说没有问题，历来也是重视方言。方言确实在很多方面有它的使用价值和存在的价值，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推广普通话明确的写进我们国家的法律——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法律没有正式规定方言的使用范围，。如果法律当中规定了使用范围，策略就比较好。虽然道理上都明白，不是消灭方言、禁止方言，但是如果赋予法律上的地位的话，是从国家层面上得到保护。很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来，普通话在政治层面得到保护，而方言没有得到政治上的保护。所以，我们法律上表述，我们是重视方言，我们怎么样重视和限定它的使用范围或者明确它的使用范围，是不是在策略上体现这一点。
另外，整理和挖掘方言，提出来保卫方言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哪些地方提出保卫方言。像粤方言、杭州话、上海话、四川话，提出保卫川话政治层面低一些，其他的好像在一些政协委员的层面、人大代表的层面开始提出来。这些方言提出这样保卫方言，其他的方言，像湘语、赣语他们没有提出来，为什么有这种不对称性，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其实现在方言使用的情况，按 先生说的，有四种情况，活跃性的，像粤语，还有并列型的，像闽南话，还有融合型的等等，我们是不是可以区别对待，带政策上怎么体现区别，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普通话水平测试，应该说是推广普通话的一个基本措施。现在有一些学者提出来要搞粤语水平测试，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有一些需求，说粤语也要进行水平测试，甚至上海话也有人提出来搞水平测试，是不是市场和老百姓有这种需求或者某些人的想法，这也是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海外推广汉语的时候会说多样化的问题，我们不主张英语一霸天下，这是我们主张汉语的话语权。在国内，提出方言的话语权也是体现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虽然我们国家主要是保护主体利益，但是确确实实老百姓他们有一种这样的呼声，是体现了部分群众利益。从构建和谐社会来说，也是值得重视的，方言的话语权也应该得到保护。所以，我们需要再探讨，在政策层面上、法律层面上怎么得到体现。
孙曼均（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我要说的第一点是：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方言——文化价值，顺其发展。
方言的形成是社会封闭、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地域隔绝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方言逐步趋同是必然趋势。现代社会是一种开放的、流动的状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员流动会日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话势在必行，推普是顺应时代发展、满足社会需要。每个人都有权利使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同时每个人也有权利使用自己选择的语言进行交流。但许多场合，你使用方言，你表达的思想就有可能不被人们理解，人们之间也就有可能无法交流和沟通。尤其在今天，一味强调方言，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弊多利少。
在这种趋势下，我们还是要尊重方言，要正确认识方言在当今时代的价值和作用。在公众场合人际交往时，普通话已经成为主流，尽管这种社会需求是比较现实与功利的。但是方言也并非行将消亡。方言虽然退出了主流话语系统，但在文娱演出，如歌曲、小品、曲艺、地域性的谈话节目等方面，仍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活跃文化生活；而在局部地区更兼有交际作用；何况方言还承载着诸多的历史内容，是普通话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充分认识方言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在今天，方言的价值已经更多地体现在它的文化价值方面，其作用也主要不在于交际。
方言的兴衰沉浮表现了社会对方言的态度，而方言的文化价值实际也反映了方言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因为语言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语言之间的优胜劣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语言本身是否有自己完整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即不在于语言自身的因素，而是在于语言背后的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基础。当前经济的发展和人员的流动，对语言的统一化势必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语言发展的大趋势。在这种背景下，方言受普通话的影响而变得“不正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语言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人为想保护就保护得了的。方言如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而变迁，最终消亡，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是语言自然进化的正常历程，是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是人类无能为力的。方言的自由发展或复兴并非人为地将它恢复到原样和原来的地位，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如果为了追求所谓的“正宗”，而人为地把方言保护起来，那么这样的“正宗”方言势必脱离社会的发展趋势，又有何意义？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关于当前的“方言热”——表面的繁荣，背后的衰落。
当前方言节目的流行不是方言的复兴，它反映了当前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当今社会追求个性，追求时尚（时尚就是变化、就是出新），追求人文精神（表现之一就是平等、平民化）。在这些社会潮流下，方言节目以它的“离谱”和另类，它的平民化和娱乐性，它的搞笑与原生态（真实性和怀旧感），借助现代传播方式“复兴”，在文化娱乐领域引起人们的关注。“方言热”只是表象，它迎合了人们的精神追求和情感需求，同时这也是现代传媒面向小众的一种发展走向和竞争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娱节目中的方言更多的是市井化的调味品，而并不具有承载地域文化的特色，这实际正表明了方言的衰落。试想，如果大家纷纷效仿，方言节目遍天下，方言节目还会热吗？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关于推普——加强两个方面。
普通话和方言，两者并不矛盾，它们从来都不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生存范围，满足不同方面的需要，都有各自存在的必要性。因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方言将和普通话并存，发挥不同的作用。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几种语言并存不悖、共同发展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方言的消亡。
在今天如何推普，倒是值得我们认真全面的思考和脚踏实地的研究。
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广普通话，这是毫无疑问的。（1）对于应该讲普通话的场合，必须严格规定讲普通话。（2）推普不仅要重量，更要重质，要从严要求。该推行的行业、场合，就要强制推行。比如，目前主持人港台腔很重，字词发音不准、语调及重音不对等等，这种情况都应该纠正；官员在公开场合必须讲普通话，讲不好不能出镜；公务员招聘，对普通话要有要求；教师教学必须讲普通话。事实上，在这些方面，推普做得不是很好了，而是还很不到位。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推普工作以及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也并非完美无缺，没有问题，值得反思。过去我们曾经有过“左”的教训；现在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中，也难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我个人认为，普通话的推广应有理有利，必要适度。比如：合理规定普通话的使用空间：在地方传媒、文娱演出等方面给方言以适当的生存发展空间。普通话应更加积极地从方言中吸收营养成分，特别是口语表达形式：普通话的口语是不完善的；落后于书面语。切实研究普通话教学问题（普通话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普通话教学不应仅仅是教发音、读音节，那只是普通话的语音教学；还应包括教学普通话的语调、重音，以及普通话的口头表达方式，包括词汇、句式等；可以考虑在研究充分、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开设普通话口语课。
靳光瑾（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这次方言和普通话的争论，为什么一下子起来，可能是因为很多地方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来以后引起了社会更大的注意和重视。作为北京市的人大代表，我想就此说几句。
第一，我们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是立法的机构。但是，作为个体的代表，他的许多意见能够代表群众，比如说他做了很多的调查，代表群众提出来。但也有一些意见，只能是个人的意见。但是，有很多的人大代表，作为个人来说，他对很多的政策理解和把握得并不是很好。比如说在北京市讨论到我们地方立法的时候，语言文字法，我参加常委会讨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大代表根本不理解，都不同意再立法。明明国家的通用语言文字法已经发布作为国家的法，但是要地方立法，不少人大代表纷纷反对。有的说，是不是我们家来了亲戚，我不能和他说家乡话了？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理解很肤浅。反过来说到语言文字的政策没有让大家真正的理解，很多的人大代表不是真正的理解，这一点应该澄清一点，不是说人大代表提出来，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因为人大代表是各个领域，可能恰恰对这个领域并不了解，可能会提出来一些东西。这一点应该说清楚的。
作为上海的人大代表提出保卫上海话，这一条，他们没有任何的调查。在我们调查53％讲普通话的时候，第二天发布了上海的调查，在上海70％多都是讲上海话，只有不到30％的人才讲普通话，而且我认为，尤其是上海的政府工作人员都讲上海话。有一个证明是什么？连他的语委干部都讲上海话，不讲普通话。就在很多的场合，和下面说话等等，工作场合等等。比如说我们开会，他们之间讨论问题的时候就讲上海话，这也说明他在他们的思想里说工作场合都讲普通话。大家可能了解一下，上海的各个工作部门都不讲普通话，检查组去的时候讲普通话。他们的调查报告说上海人都不讲普通话，推普也不错，但是就是不讲。当然有其他的语言。但是，上海代表呼吁保护上海话没有太大的道理。因为现在上海话发展的是最好的，保留发展可能都是最好的。我说其他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厦门和广东，国家可能有一些考虑，专门批准他们个别的节目，是为了对台和港澳。可能会引起误解，有粤语台和闽南台，其他的地方也想要，但是他们没有政治任务就不要有。我很同意孙曼均说的，广播电视的方言节目实际上是一种炒作、标新立异，吸引观众的一种做法，而不是真正的语言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刚才还有袁钟瑞同志讲得非常好，普通话和方言没有对立，提不到“保卫”，没有侵害，他们有不同的领域和环境。我们的法里面规定也是保护方言的，更是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
关于推普的问题，我谈一点想法。现在推普各地的地方都叫做地方普通话。现在语言所要做地方的语音库，这是地方现象，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讲地方普通话就行了，可以沟通。但是，对于真正对于普通话的推广不利。
还有就是对于方言的研究更促进文化的普通话的推广。我觉得洋泾浜的普通话认识不够会危害普通话。有很多洋泾浜的英语，也是这样，最后很混乱。
我要补充说明一点，城市化进程。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世界上比起来差距有多大？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40％城市化，在国际上是80％的城市化。所以，我们的距离还是很大，而且要加速，尤其是现在人大都提出来加速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必然的带来语言的共同的沟通。没有共同的语言是谈不到城市化进程。所以，我们还差40％，这个任务还是非常大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也同意刚才大家说的，推广普通话的任务还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坚决的推广普通话，执行这个任务。
郭龙生（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目前关于普通话和方言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家比较关注。我觉得现在不管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声音，我们应该明确自己应该怎么做。目前保护方言的声音为什么比较强烈，这肯定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是目前部分学者确实感到了方言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或者说感到了方言使用上的不便利，所以，才提出保护方言；一是我们的推广普通话政策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尽管我们一再提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但还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语言态度、语言感情等有把握得不够到位的地方和时候，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感觉到我们的推广普通话影响或伤害到了方言的发展与生存。一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世界上开始关注濒危语言之后，随着后现代思想的影响逐步扩大，在语言领域就产生出一种思潮，反对同一、等级制，主张平等、多元，保护多样化等。这种思潮不断到强化。这种观点就使人们在关注标准语的选择、确立与推广之后，开始更多地关注所谓的政策上的弱势。在我们大力提倡和宣传推广普通话的时候，于是有些人便开始反向思维，这是一种逆反心理，还是一种情感上的补充或需要，或者是一种民族传统心理“非A即B”的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或者是我们在具体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文字方针策略的过程中操作上有些偏差，引起了老百姓的心理反弹，等等，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可能是多种因素都参与其中的合力作用的结果。现在是人们也主张推广普通话，也主张保护方言。我觉得这两者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制订语言规划的过程中，在制订国家语言文字方针策略的时候，能够更多地照顾到各个方面，既主张主体性，也主张多样性，以保证国家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能够毫无障碍地、不产生副作用地贯彻下去，从而达到语言文字生活的和谐繁荣，为建立和谐社会做出我们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应该是“明现状”。即了解当前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真实的关系与二者客观的生存状态，了解现在部分人士提出保护方言的真正目的，是保护方言还是保护方言所承载的地方文化，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等等。第二点就是“找原因”。即考虑为什么现在会有人提出保护方言的问题。在建国初期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提法？如果没有，为什么现在产生了呢？这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只了解现状，我们还必须得能够“知其然”，更应该能够“知其所以然”。只有找准这种学术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尽快解决问题。因此，第三点就应该是“提对策”。这种保护方言呼声的出现，从积极方面来理解，说明我们国家普通话推广事业开展得有了一定的成效。从消极方面来理解，它可能会使人们从思想上产生一种对普通话推广的抵触情绪，而这样就可能会大大地增加推广普通话的社会成本。因此，即使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还不能沾沾自喜。因为，据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能够用普通话与人交流的人数比例只有53%，这离我们在1997年确定的在新世纪的推广普通话的奋斗目标之间的距离还是相当大的。2010年初步普及，2050年全国普及普通话。这样的目标是否能够如期实现，现在这种保护方言呼声的出现，会对“推普”事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是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是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产生一定的阻滞作用，这都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如何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我们需要认真地、冷静地对待这种现象，客观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结合当前国家语言文字生活现状和现实社会对语言文字的实际需求，同时结合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尽量减少这种呼声的消极作用，使之成为我们进一步完善普通话推广策略的有效的动力，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努力实现本世纪语言文字工作的奋斗目标做贡献。刚才听了几位的发言，我觉得有几点认识需要澄清：一个是方言、共同语和标准语的概念。方言和共同语是使用范围的差别，方言在一定地区使用，有自己的规范；共同语是在相对一个较大的范围内使用，也有自己的规范。比如说普通话是全国通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在主流和公用的场合要使用普通话。同时，其中对方言的使用场合也有明确的规定。方言和共同语的区别，没有谁优谁劣的问题。标准语是国家的选择，是现代化进程当中从政策上做出的选择。标准语的选择、确立与推广是国家行为。说标准语，似乎就意味着方言不标准，这说明其中有一种价值判断、价值观念的引入。我们推广标准语即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是为了方便大家交际，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是社会现代化的需要，是工业化社会必须经过的一个步骤，更是信息化时代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的需要。现在人们之所以提出来保护方言，可能是有些人在某种情感上觉得推广语言文字方针政策过程中太强调普通话的作用了，而没有听到关于方言的什么声音。这是我们宣传方面的不足所造成的。其实，国家在相关的语言文字政策法规中都明确规定了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场合和它们各自的作用与社会文化价值。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地方的个别人在贯彻落实语言文字政策法规的过程中，在某些环节上具体操作方法不够科学，缺乏人文关怀等会产生一些反面的作用。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认真反思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制定、贯彻与执行过程的每个环节是否科学，是否稳妥，是否可行；需要反思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在宣传过程中是否到位，是否让这些法规、策略等真正深入人心了。因此，我们说，保护方言呼声的出现是个好事情，它能够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警醒，能够提示国家有关部门在宣传相关政策时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宣传与推广策略。这对于今后我国的语言文字规划事业的健康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谢俊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普通话，既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但是，谈到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实际上普通话是弱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方言有它很广泛的生存的土壤，可是普通话不是。有人谈到，普通话是一种克雷尔语，就是它以前不是人们的母语，后来有人把它作为母语了。这种看法当然有可以探讨的地方。但我们说普通话有广泛的方言基础和久远的历史背景，但不可否认它确实有人为干预的过程。在推广初期，没有人母语是普通话。尽管现在有人以之为母语了，但并没有达到有人认为的只用普通话的比例有8％了，所以，它特别的脆弱。如果国家不推广的话，我想不用十年，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就会大幅下降，所以普通话作为通用语言应该是大力推广。说对方言的威胁，我觉得根本构不成威胁。从调查数据来看，从五十年代到现在，五十多年推广了53％，（如果从上世纪初算是将近一百年），才得到这样的成果。可方言是80％多。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弱势的是普通话，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第二，普通话和方言的生存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说保护或者保卫方言，实际上就是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是一种攀比心理。普通话为什么国家推广，为什么我上海话不能推广或者粤语不能推广？我也要推广。在这里他混淆了通用语和方言，从国家的语言政策上不是平等的概念。普通话是国家要推广的，它是一个公众用语即通用语。而方言只是局限在局部的东西，所以不推广，国家政策不推广这个方言，这是一个政策上的考虑。但是，并不是说我不推广你，就说明你的方言不好。而且普通话和方言，我们以前说过它是一个并存分用的关系，普通话和方言可以并存的，不是对立的。分用是一种语言使用功能的分化。调查数据里有，在正式场合，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必须用普通话，其他的场合不规定，刚才说的给方言立法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现实。给通用语言文字立法，就是说公共场合可以用，但是其他的场合爱用不用，这给了方言很大的使用空间。因为人的生活当中，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很大的活动空间，那些场合完全可以使用方言，有人认为方言出现危机，我觉得不可理解。其实，目前在很多的正式场合，还有特别多的使用方言的情况。刚才说保卫上海话，我早晨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有一个警务报告的东西，说上海破案的过程，那里面警察说的都是上海话。按说，他们是工作用语，应该用普通话，而他们讲上海话。所以，我们说的公共场合，普通话使用的公务用语区分得不是很明确。什么是工作用语？什么是公务用语？因为有时候工作、公务和生活方面的话题是混杂在一起的，频繁的转换语码不符合语言使用的省力原则。如果两个同志在办公室谈家长里短，讲上海话很好，即使是谈工作，可以用普通话，但用上海话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大会发言或有不懂上海话的人在场，用上海话就不好，所以，这个正式场合的度要区别。
第三，考虑一下方言的前途的问题。方言的前途问题我觉得根本不用担心，为什么这么说？这里有资料，有一些提出保护方言的人来讲，主要是考虑特别纯的方言，但是特别纯的方言根本不存在。从产生那一天起就受到别的方言的影响，只不过现在因为推广普通话，使用普通话的人比过去多了一些，可能普通话的成分融入到方言的成分多一点，感觉到这是普通话的东西，影响我的纯度，我要保卫。实际上纯的东西根本不存在的，而且人们调查方言的时候，总是找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单一语言而且比较稳定的，说到底就是一直生活在本地区的人。但是，像这样谁愿意做这种语言标本？我只会这个东西，我很纯，不和外界发生关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纯正的方言根本不存在，但很纯方言不存在，并不表明方言就存在生存的危机。
第四，普通话的前途我认为应该担忧。为什么？从普通话作为母语和只会说普通话来讲比例非常小，而方言作为母语从小就会，而普通话是上学学的。如果普通话不推广的话很有可能产生危机，所以，普通话要大力推广。
还有要补充一点，就是在推普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不太合适的地方，比方说校园用语，校园是什么场合，是不是像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是公共场合，是生活场合、工作场合、还是公共场合？这就要鉴别一下。在论坛上有一个叫上海闲话ABC的，不知道真名是谁。他在论坛上面绝对是反对推普的，而且是纯正上海话的维护者。他举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好像说一个小学生在校园里说了方言，就被老师揪住了，然后好像还打了一顿，这在网友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有这种极端的例子说明我们宣传的不够，大家对推普到底推到哪一个范围是有误解的。所以，推广普通话的语言政策还要多多宣传，否则的话，执行者出现了偏差，又引起了人们对语言政策的误解，有时候会引起对立情绪，这不好。所以，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政策的宣传、语言政策的执行都要把握好，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我们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声誉。
厉兵（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眼下一些人提出“保卫方言”，我很不理解。这样的口号极易误导民众。第一，似乎政府在禁绝方言或消灭方言。这个影响不好。我们政府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政策，而且方言也不是人为地能够消灭得了的。一位方言学家曾经说过，方言，从推广普通话角度着眼，它的势力太强，推普成果并不显著；但从调查和研究方言角度来看，就出现难处了，你去调查一个方言，很难找到一个地道的纯正的方言发音合作人。方言是一笔财富，学者早就为保护这笔财富做许多努力了。中国社会科学界语言研究所很早就开始建立方言音档，就是保存相对来说比较纯正的方言信息。 第二，语言也好，方言也好，总是要变化发展的。即使是地方戏、地方曲艺，它的方言也是改造过了的。比如说山东快书，它加入了很多的普通话成分，为的是让更多的人听得懂。就是说，放在文化传承这个层面来说，保护方言、保存方言是对的。一些代表担心自己的方言越来越不纯正了，这说在说外行话。像上海话，早就有老派和新派。所以，纯正的方言不存在。所谓“方言危机”，其实不是推广普通话的“功绩”，而是澎湃的经济大潮的冲击，城市化以及数以千万的民工涌进城市，要求人们必须选择以一种共同语言。尽管这样，方言也谈不上受到威胁。值得深思的是，提出“保卫方言”口号的主要来自经济发达地区，这里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种地方主义呢？如果这个口号任其泛滥，好像我们的《通用语言文字法》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语言文字法没有一条说要禁绝方言。
袁钟瑞（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推普处处长）：刚才各位的发言我都赞成，尤为欣赏曼均的发言，她是经过思考的，说得实实在在。我顺应她的思路再补充几句。 我从事推普工作十五年，我的体会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我考虑两点：一个是从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出发，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发。为什么陕甘宁没有提出来保护陕甘宁的话，因为他们还贫穷。这些学者肯定是衣食无忧，于是提这些想入非非的话题。而处于贫困线和贫困线以下的人，他们希望走到城市化里，他们自觉自愿地完全发自内心的选择普通话。今年的推普周强调向西部倾斜，向基层特别是农村倾斜，城市里面要鼓励各级语委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培训普通话，做一点免费的培训工作，哪怕是做得少也比不做强。 第二，从实际出发，就是推广的措施要不断地适应实际需要来调整。刚才好几位提出校园语言，最初是李铁映提出来的，怎么解释这四个字是经历过程的。1990年关于小学普通话，要求师生在各种场合讲普通话。到了1993年，关于普通中学推行普通话，做了调整，把各种场合和一切场合删掉了，只是要求在教学中、集体活动中，在会议上、宣传这些场合，并没有强调一切场合。1999年全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正确明确了校园的四用语，第一是教学用语，第二是校内的广播用语，第三是会议用语，有大会说普通话没有问题，问题是小会，教研室就五个人，讨论教学的体会，有些小的交流，是一定要讲方言还是普通话，但是，我们提了会议用语，怎么把握不去描述，说得越细越被动。随着推广普通话的进展，大家逐渐养成习惯，在小型会议上，只要谈工作就说普通话，谈家常里短就是方言。第四用语就是集体活动用语。教学、宣传、会议、集体活动用语，四条做到就承认实现普通话校园语言。经过十来年的摸索，我们终于合理地解释了校园语言。有些过激的事情我们发现就纠正，1997年2月份，邓小平同志的追悼会，我们在济南上午看转播，下午到一所大学。上午的电视现场直播追悼会之后，学校及时开了座谈会，有一个从农村来同学做了发言，说着说着越说越激动就改成山东话。发完言以后，学校领导就说了，你讲方言，综合测评扣5分。我说这样做错了，不能过“左”。比如说我们说普通话很好，但是很多的学校贴出来“说方言可耻”，这个不能说。所以要从实际出发。现在我们讲“三个代表”，能不能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能不能满足先进文化的发展需要，能不能从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第二就是要稳妥地把握政策，不要过激，过“左”、过右都不好。第二就是加强宣传教育。很多事情你不宣传人家不知道。这里有人提到方言的文化价值，普通话也有文化价值。我归结三点，昨天从香港回来，香港讲了一次又一次，我这个题目上星期讲了，在全国演讲二十多场，讲普通话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我提出来的时候，有些同志不同意，说普通话有审美价值，方言不美吗？国家推广普通话，我要挖掘普通话的价值，宣传普通话是美的，同时不能说方言不美，苏州方言很美，即便是东北话西北话也有粗犷的美。比如说我个人推广普通话，工作时候宣传普通话，但是业余的时候我也喜欢说点土语。应该说我们的宣传不够，我们在努力，至于说保护方言，我觉得为时过早，再过一百年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没有必要讨论。
陈章太（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怎么认识方言和普通话目前这样的讨论或者说是怎么看待方言热。第二个问题怎么对待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我最近刚刚写完一篇文章，我国当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和问题，刚刚做完几天。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普通话的问题，已经酝酿大半年时间。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很冷静、很理智。
首先怎么看待所谓方言热或者这种讨论。作为语言工作者来说，我认为这是好事。因为语言问题可以说很少引起社会这么关注。一般人都认为语言问题都是平平常常的事情，和穿衣吃饭一样，现在讨论了，我觉得说明大家关心这个问题。尽管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有表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不纯粹是方言和普通话之争。因为语言和语言使用从来都不仅仅是言论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一种语言的存在必然是存在于社会，应用于社会，离不开社会，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民族，和国计民生等等这些因素都离不开。现在这场争论必然使得我们大家都在考虑到底怎么正确认识，怎么处理，怎么对待，不然要影响国计民生、社会的交际。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也会时得我们语言工作者帮助我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研究的人能够比较认真地、进一步地，而且理性地总结过去的工作，更好地推进今后的工作。
第二，这场争论集中在怎么看待推广普通话和所谓保卫方言，我很赞成大家谈的观点。应当说本来这是不存在问题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推广普通话，本来是人们的实际需要，假如从清末算起，从推广官话到国语，一直到解放后推广普通话，已经搞了一百年左右了。都是各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应当看到，我还没有到，推广普通话的到现还不能说很好地满足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政治上来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还要加强。从经济生活来说，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还不够很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标准语、共同语、通用语的推广还不能够适应整个市场的发展的需要。从文化生活来说，我们现在需要丰富发展，文化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需要普通话来承载、传播。所以，从社会交际来说、社会生活来说，现在普通话的影响、作用还没有达到整个社会生活交际的需要。只要打开电视，打开收音机，方言还是大有市场的。从各个方面的需要来看，推广普通话还没有达到能够满足这种需要。
第三，从现在生活的语言状况来看。我们调查的结果是，53％能够使用普通话。如果再推到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学生，比例可能还要大一些。但是，真正基本能够满足需要，普及至少应达到70％到80％。普及普通话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普通话在语言生活当中占绝对主导的地位，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现在还不能说，普通话已经相当普及了，已经严重冲击到方言的生存。 第四，从国外推广普及标准语或者通用语，一般国家只要是伴随着国家发展、国家独立，特别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总是相伴的在开展进行。工业国家工业革命以后实行工业化，大致都是一百年到二百年普及通用语、共同语。日本是明治维新以后，下大力气强制推行公用语，时间很快大致是二三十年，是多管齐下非常强制的。西方的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是一百年到二百年。我们国家从清末到现在充其量一百年左右，前半世纪推广的力度远远落后，是准备阶段。我们真正推广、推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推广国语、推广普通话成为政府行为，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下收到了比较大的成效，当然有社会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我们看看国内外的状况比较来看，我们现在事实上普通话也还远没有普及，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就是说它的标准语、通用语已经普及了，那么，像欧洲一些国家现在它的方言还是普遍存在，德国来说，那么高度发达的国家，各个方面高度发达，交通方便、文化教育、国家经济高度发展，南北方言的差异还是相当大的，还是普遍存在的。日本国土不大，仍就花那么大的力气普及国语。日本高度发达，如今日本的方言还是普遍存在。大阪方言和东京方言差别不小，尤其是冲绳、琉球方言、日本的东北方言。在英国，标准英语普及了上百年，可是现在苏格兰、威尔士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仍然存在。就拿美国来说，方言也还是存在。所以，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强势方言，它的削弱或者濒危消亡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推行普通话，早就考虑方言这一问题。在推广普通话、保护少数民族语言问题上我们始终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和措施。所以，我们没有语言矛盾、语言冲突严重情况的发生，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说中国发展得很平稳。
还有一个问题，从理论层面看，或者从事实上来考虑，方言的发展和消亡，曼均讲得非常好，就是一种自然规律，等于说生态平衡不平衡循环反复一样，是一种自然的竞争的结果。因为方言的存在，普通话的推广，普通话的普及或者方言的发展，方言的消亡都是一种社会各个方面的，各种因素的需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人的意志能够做只能说这当中采取一些缓解的、调节的一种措施。历史上我们多少方言消亡，新的方言又产生，所以，方言目前这种状况，我在文章里讲到，普通话推广以后确实对方言的演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即使不推广普通话，方言始终还要变化。现在有普通话强势语言的影响，方言向普通话靠拢是一个趋势，这是非常明显的，而且速度比较快。方言也不完全受普通话的影响，还有弱势方言受强势方言的影响。广东话周围一些，比如说广东的次方言、土语，除了受普通话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广州话的影响，就是地域标准语的影响更大。作为这个方言来看，实际上粤方言总的来说，我认为它在当今对别的方言产生了影响，它的活力还在增强。闽方言在增强，沪方言在增强，它不仅有影响，还可以丰富普通话，有些词语普通话吸收了。语言和方言互相影响，互相接触，是很正常的现象。
第二个问题就是，推广普通话，是国家、社会、民族发展的需要，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需要。假如在这种情况下削弱对普通话的推广，我们会对子孙后代犯罪，对我们国家未来负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正确地、稳妥地对待方言。从来推广普通话，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要限制方言或者压制方言。当然，在具体做法上，局部的、个别的地方可能有一点过激，但是从国家政策上来说，我们从来不会压制方言。方言有其发展的空间，因为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没有方言，地域文化就会受到损害和消亡。我们国家大量的地方曲艺需要靠地方方言来表演和保存。在某一些地域，方言还有整个社会交际的作用。对待方言我们应该一如既往地采取比较平稳的态度和措施。在某些方面，是不是可以作适当的调整，比如地方电视台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坚持用普通话播音的情况下，某些节目，比方说地方新闻、气象预报、地方曲艺、文化节目应该允许使用方言。类似这样的情况可以考虑。比如说校园语言当中，除了正式的教学语言等等，其他小朋友之间的交流，在校园里可以让他既使用普通话，又可以使用方言。比如说公务用语提倡普通话，但是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方言。这样的情况，要实事求是地做一些调整。但是，我们应该坚持继续推广普通话，同时适当的保护方言。我坚决不同意提出“保卫方言”的口号，这种口号是极其不恰当、极其不负责任的，只能对我们国家、民族、社会、群众，包括广大方言区的群众都是不利的。用“保卫”意味着已经遭到侵犯，受到极大的损害。就是说，普通话和方言的矛盾已经激化到方言需要保卫的程度。这个提法是极其不妥当、不恰当的。
现在，有些人，包括还有代表身份在身上的同志，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这也说明我们国家各级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正确的认识。当然，要求每个人了解很清楚不可能，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地宣传。恐怕目前这场讨论还会继续一段，但慢慢地，大家会冷静下来。
张书岩（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一些热爱自己方言的人感到恐慌，害怕方言被消灭，因而产生抵制心理。我认为，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他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方言和普通话的问题。
首先要搞清楚，方言是封闭型社会的产物。社会越闭塞，方言分歧越严重。方言分歧影响交际，直接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妨碍了社会的进步。既然各方言区的人要交际，就必须有一个供大家交际的平台。这样，汉民族的共同语就应运而生。那么，选择哪一种方言作为汉民族的共同语？从各方面的条件考察，普通话最适合，因此选择了普通话。每个方言区都想以自己的方言为中心，那是不可能的。总之，以普通话做汉民族的共同语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推广普通话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自己的东西自己爱，何况是祖祖辈辈使用了千百年的语言呢！推普，并不是要消灭方言，而只是要求方言区的人学会普通话，在公共场合、工作环境中讲普通话。至于在非工作环境中说什么话，悉听尊便。本人的普通话已达到一级甲等，但我跟父母仍要说山东话，这是两码事。
方言会不会最终消失，那要听其自然。其实方言也都在潜移默化中向普通话靠拢（同样，普通话也吸收了不少方言的成分），发展变化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也许到某一天（尽管这一天遥远到我们还无法估计），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接近于零，那时，方言可以说“消亡”了，但那绝不是人为地“消灭”。
目前有些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办了一些方言节目，我认为作为普通话节目的一种调剂是可以的。因为方言节目更贴近当地百姓，使当地人感到亲切，更容易被吸引。我注意到，北京电视台的某些节目，如晚间新闻报道，播音员说的就不是纯正的普通话，而更接近北京话，因为这个节目讲的是北京百姓的生活，说北京话，拉近了和群众的距离。但什么事都要把握一个“度”。办方言节目，只能是调剂，不能冲击普通话的推广。我更反对一些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借老百姓喜爱这类节目，就搞什么“保卫方言”的提案、建议。这样他们就站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对立面，也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戴红亮（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博士）：我觉得普通话要大力推广，方言，尤其是弱势方言和濒危方言也需要保护，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功能与价值。在方言区，过于强调其中一者，都会引起另一者的反弹。近段时间，保护方言的呼声很高，与我们对方言和普通话的认识以及在推普工作某些冒进的措施有很大的关系。普通话与方言并不是对立体，所以我们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需强调普通话的使用领域和充分考虑人们学习普通话的动机。
在当代中国，双语双方言还将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语言生活形态，所以营造一个良性互动的“双语双方言”社会，促进“双语双方言”的协调发展应该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建立良性互动的“双语双方言”社会，既符合我国语言国情，也有利于稳妥地推进我国的各项语言政策。
另外，我个人觉得在法律或法规层面上规定普通话和方言的地位、功能也是有必要的，这也是建立“双语双方言”社会所必需的。
提问：陈老师，最近我们国家公布中国语言文字使用调查的情况出现了8％的普通话新生代，您怎么看待？
陈章太：我们的原则是第一会说普通话，第二在必要的场合说普通话，没有要求你会说普通话，也没有要求你所有的场合说普通话。但是现在有些人只会说普通话？ 陈章太：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一直认为年轻一代，青少年的普通话的普及速度还要加快，是很正常的现象，不用推广，自己就发展。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调查四代同堂，就是顺昌县的方言，这的方言是在福州方言、南平方言等等几大方言交界的地方，这个家庭的背景是四辈，村里面祖籍是从闽南迁移过去的，整个村里是方言岛，在福州话影响的顺昌话当中一个方言孤立的闽南方言岛。第一代，老头绝对是闽南话，老太太是当地人说顺昌话，但是一进去以后，进入家庭以后就学习和使用闽南话。第二代基本是闽南话和普通话、福州话、顺昌话交际，第三代基本是普通话为主了，家庭生活的语言以普通话为主。到第四代儿童基本是普通话，家庭过年过节大团圆的时候，那就是五六种方言跟普通话混合的在交流，处理的很融洽。就是说发展趋势，我有三个结论，其中一个结论就是普通话在方言地区实际上是越来越普及，在社会当中主导作用已经越来越大，那就是新生代，这个比例以后还会大。
厉兵：所谓8%的“新生代”，第一，跟家庭结构有关系，比如说父亲是北方人，母亲是南方人，家庭语言，很可能不用任何的方言，孩子从小就缺少方言环境。第二，孩子从托儿所、幼儿所到小学、中学、大学，交际语言主要是普通话。第三，存在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孩子从小就认为说普通话是时尚的、有品位的，那他自然就拒绝了使用方言进行交际。
提问：现在所谓方言危机，提出者的理由可能就是这部分人的存在。不知道这部分人的数字会不会增加？
陈章太：肯定会增加。
提问：增加到什么程度？
陈章太：国家平稳发展，政治高度统一，经济生活高度发展，文化教育更大普及，社会交际更加频繁，这个速度肯定还会快。一些弱势的方言的消失会越来越快，而且不可避免。但是，强势的方言，像几个大方言区，不用担心，几百年内都会存在。因此说，四川人提出保卫四川话，更让人莫名其妙。你们看，四川地方的领导干部，都是一口的川话。还有天津，虽然离北京这么近，和北京关系这么密切，但天津话还是那么坚挺，天津人口中的天津味还那么浓。我相信，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天津话还会生存的很好。对待方言，我们不要去压制它，不要限制它。第二，地域文化必须使用方言的领域，比如广播、电视等等，允许它方言的发展，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从学术层面来说，我们进行一些调查、记录，保存书面的或者说音响资料，包括濒危方言，处于消亡的，我们做的只能到这一步。如果想把它限制、堵住方言，让它演变或者消亡是不可能的。
梁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我听了大家的发言特别受教育。北京搞了一个语言文字法的若干规定，去年还参加了国家语委对天津市语言文字达标的验收，所以，这方面接触多一些。去年我们听一下北京市市语委关于贯彻《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若干规定的汇报进行了检查。今年在北京市人代会上提了议案，关于规范北京地名、交通指路牌的拼音问题。我接触一些，但是没有各位专家和学者了解得那么透。我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国家的宪法和通用语言文字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推广普通话，所以，语言的工作部门和任何个人，要坚决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坚决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我们是法制社会，依法治国，公民要维护国家的法律法规。因此，在推广普通话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按照宪法和国家的法律来做，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而且我觉得不能以保卫方言或者保护方言为理由（我认为也不是理由），来挑战推广普通话这项工作，挑战我们国家的法律。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第二，国家的《通用语言文字法》立法规定核心的东西是语言文字使用的问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特定的人员在特定的场合应当使用普通话。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规定，特定的人员在特定的场合应当使用普通话，在其他情况下还可以使用方言。所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给方言的使用保留了非常广泛的空间。现在有人说方言出现危机，不能把它同依法推广普通话相联系，更不能认为我们推广了普通话造成了方言的危机，这种认识是不科学的，是不合理的。
第三，现在提出要保卫方言或者保护方言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方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还有很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是很重要的理由，因为方言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在里面。我是这样看的，不光方言，普通话也一样，也是除了作为交流以外，里面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文化的载体。这一点上，不能说方言是一种文化，普通话没有文化，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现在来讲，如果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应该界定它的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对方言的文化内涵加以保护，跟把方言作为通用的交际工具应该区别开来。文化内涵我们要挖掘、保护，甚至要发展，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按照我们国家的《宪法》，可以用这个，也可以不用，完全是公民的权利。如果提“保卫”，就意味着必须这么做。我们国家对方言没有说非要说方言，说不说，完全跟地域和环境不一样，大家可以选择说方言，也可以不选择，选择说普通话，我们要保护、保卫的是方言的文化内涵。但是，这不是我们语言文字法推广普通话这个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中华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怎么保护方言，怎么保护文化问题，我建议我们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方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普通话包含的文化内涵，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绝不是因为我们推广普通话，就影响或者伤害、扼杀了方言的文化，各种文化都在互相的交流当中丰富和发展。所以，推广普通话对发展、继承、保护方言的文化应该有很好的作用，一种推动的作用、促进的作用。
厉兵（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梁先生提的三条非常吸引人。第一，不能以保卫方言或者保护方言为理由，来挑战推广普通话这项工作，挑战我们国家的法律。这容易造成误导，觉得推广普通话有什么问题，因为老百姓不太了解。第二，所谓“方言危机”，不能同依法推广普通话相联系，更不能认为我们推广了普通话造成了方言的危机。第三，保护方言与保护地方文化，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能搅在一起。
袁钟瑞（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推普处处长）：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教育部周济部长讲，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做得远远不够，今后，社会上我们不好管，但对教育系统要采取强制措施。
厉兵（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感谢大家参加讨论。由于时间的关系，一些想发言的同志没有机会。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可以发E－mail。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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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7 23: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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