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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一新
来源：《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2001年第1期
一、近代汉语以及它的分期问题
“近代汉语”是语言学界近些年来兴起的一个术语，通行的辞书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都没有收入。“近代汉语”并不等于“近代史时期的汉语”，而是指从晚唐五代至清初的汉语，“近代汉语”是语言学上的范畴，不是历史学上的范畴。
古代白话语汇历来是汉语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从历史上看，历代训诂学家、注释学家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先秦两汉，放在高文典册的雅诂旧义上，而对于唐宋以下的俚俗语言及用这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往往不屑一顾。训诂学兴旺发达的清代乾嘉时期是如此，清末民国初年也是这样。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曾说过：“古书的训诂，我们能够浴于清代学者的馀泽中，是很幸运的。然至近世俗语文学之训诂，则还在赤贫如洗的状态。” 我国学者也早已有类似的论述，如黎锦熙曾指出：“五代北宋之词，金元之北曲，明清之白话小说，均系运用当时当地之俗语言创制之新文学作品，只因向来视为文人馀事，音释阙如。语词句法，今多不解。近来青年读物既多取材于此，训诂不明，何从欣赏？一查字书，则绝不提及；欲加注释，则考证无从。故宜各就专书，分别归纳，随事旁证，得其确诂，以阐奇文，以惠学子。” 吕叔湘也说：“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语汇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近代汉语研究正是在以往学者“音释阙如”“绝不提及”的情况下开始走上它那并不平坦的研究道路的。
从语言学史的角度看，近代汉语是20世纪崛起的新兴的研究领域，是汉语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延伸。近代汉语研究的崛起，丰富了汉语史的内涵，弥补了该领域存在的空白，是本世纪语言学界极具深远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近代汉语研究已经开展了半个多世纪，但在汉语史及近代汉语分期问题上，目前学界尚有不同意见。
就汉语史分期而言，较有影响的有以下几家：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把汉语史分为五期，即：太古汉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老官话。（20—21页）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提出了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四阶段说。吕叔湘先后提出过两说：一说认为“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序》）另一说又指出：“以语法和词汇而论，秦汉以前的是古代汉语，宋元以后的是近代汉语，这是没有问题的。”考虑到长时期的言文分离，又建议把汉语史分为语音史、文言史、白话史三个部分。（《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序》）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把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现代五期。（2页）
上述各家对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有不同看法，但都主张应该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有一个“近代汉语”时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具体到近代汉语的上下限，也是众说纷纭：杨耐思提出近代汉语大致上是“晚唐五代到清代的一千余年”；胡明杨则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下限不晚于《红楼梦》以前；蒋绍愚建议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唐初，下限定在清初；蒋冀骋主张把晚唐五代到明末清初划为近代。目前学术界比较倾向于晚唐五代是“近代汉语”的开始，其下限则为清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近代汉语”下一个大致的定义：所谓“近代汉语”是指晚唐五代以至清初的汉民族使用的书面文献（主要指以比较接近口语的语汇写成的作品）语言，它的上延可以到初唐、中唐，下延可以到清代中期。“近代汉语”上承上古、中古汉语，下启现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
二、20世纪初至80年代以前的近代汉语研究
（一）近代汉语研究的发端
近代汉语的提出是20世纪的事，但这方面的研究却很早就开始了。唐代以来的注释、唐宋以还的笔记、明清的俗语专书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近代汉语语词。清初刘淇的《助字辨略》，清代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郝懿行的《证俗文》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些著作打破了传统训诂学著作必守“九经三传”的做法，把研究视野扩大到唐宋以来作品，较以前的学者前进了一步。当然，《通俗编》、《恒言录》等著作大多满足于寻找出处，存在着挖掘不深，考辨不精的毛病。
受《通俗编》等著作的影响，民国初年，陆续有几种性质相近的著作出现。例如：
胡朴安《俗语典》，该书1922年由上海广益书局印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出版）。此书系汇集历代笔记中有关“俗语”的条目而成。从全书的词目看，胡氏收集的有词、词组、成语、熟语等，实际上是一部“俗词、俗语”典。
清末学者孙锦标著有《通俗常言疏证》，该书1925年由江苏省南通县翰墨林石印问世（中华书局2000年标点出版）。《疏证》始于“天文”，终于“动物”，凡四十类，搜罗繁复，例证较丰，基本上来自宋元以来的笔记和作品，包括《通俗编》等，注明出处。
除了这两部书外，还有罗振玉的《俗说》。上述三书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只列例证出处，不作解释，不加考证，溯源也不理想。因此，充其量它们只是清代《通俗编》、《恒言录》之类的新编而已，还不能算是真正语言学意义上的近代汉语研究。
大约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有一些学者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汉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语音研究始于三十年代，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以及四十年代陆志韦关于近代汉语语音的系列论文都是这一领域的开路先锋，影响相当深远。语法研究始于吕叔湘，他在四十年代撰写的系列研究论文开了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海外学者中，日本的太田辰夫也是近代汉语研究的先驱，他的现代汉语、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也有很高的成就。词汇研究始于徐嘉瑞和张相，他们都从四十年代开始了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其中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成就尤为突出，影响极其深远。
（二）近代汉语的提出和确立
类似于“近代汉语”的提法，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较早提出要开拓近代汉语研究的有黎锦熙。他在1928年发表了《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1929年发表了《中国近代语研究法》，1934年发表了《近代国语文学之训诂研究示例》。 黎锦熙所说的“近代语”，就是后来的“近代汉语”，可以说黎氏吹响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号角。但此后一段时期内，除了徐嘉瑞、张相等人外，真正响应并致力于此的学者很少，黎氏的倡议未能完全付诸实施，本应产生的近代汉语研究热并未掀起。
虽然国内外的学者都为汉语史划出了“近代”一段，但近代汉语真正成为一个研究阶段，则主要应归功于老一辈学者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如吕叔湘、朱德熙等，特别是吕老。 吕叔湘早在四十年代就有志于从事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作了开创性的尝试，收在《汉语语法论文集》中的一组论文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就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可惜后来应和者寥寥，《近代汉语指代词》也是在四十年以后才得以出版。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吕叔湘先后为《近代汉语读本》、《近代汉语指代词》和《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作序，三篇序都谈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热烈讨论。近代汉语研究在最近二十年间最为兴盛，群星璀璨，成果叠出，真正走上了中兴之路，饮水思源，吕叔湘功不可没。朱德熙在80年代初就邀请美籍学者梅祖麟到北京大学作近代汉语方面的讲座，他还建议蒋绍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对国内的近代汉语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近代汉语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
20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发端期（20世纪上半叶）、继起期（解放后至70年代后期）、发展期（70年代末、80年代至世纪末）。
⑴ 20世纪上半叶属于近代汉语研究的发端期。这里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0年代之前，只有诸如《俗说》、《俗语典》、《通俗常言疏证》等著作和近代汉语有关，但如前所述，它们大多是述而不作，有创见有价值的研究很少，还不能算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近代汉语研究。
真正的近代汉语研究发轫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
从语法方面看，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始于吕叔湘的系列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收入吕氏《汉语语法论文集》。其中作者把有关代词的那部分加以拓展，就写成了《近代汉语指代词》（初稿）。
从词汇方面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始于诗词曲的语辞考释。最早问世的是诠释宋元戏曲语词的专著、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但成绩卓著、影响最大的还是稍晚一些的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
⑵ 解放后至70年代后期是近代汉语研究的继起期。这里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49年到66年。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撰于40年代中期，但正式出版却已经是1953年。此外还有撰写于五、六十年代的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和《戏曲词语汇释》等。最值得称道的是初版于1959年的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专著，曾被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誉为“是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第二阶段是“文革”十年（66—76），其时黑白颠倒，学术凋零，没有什么成果可言。第三阶段是1976年拨乱反正以后，学术研究重新成为学者的工作，众多学者迸发出了空前的热情，厚积薄发，出现了一批有一定质量的学术论著。
⑶ 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世纪末属于近代汉语研究的发展期。这二十年是学术研究的中兴时期，近代汉语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队伍不断增加，中青年学者迅速成长。召开了多届近代汉语学术讨论会，有专门的刊物和发表成果的园地。近代汉语的课程在高校开设，出版了专门的教材，为普及近代汉语知识、扩大影响做了许多工作。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强调研究的科学性，提倡综合研究、交叉研究，把近代汉语研究和中古汉语、现代汉语以及现代方言联系起来。注重语料的发掘和整理，在资料收集及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基础研究提供有利条件。善于总结经验，编撰出版了一批概论性的著作和专书、断代及通代词典。
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近二十年间的近代汉语研究
1976年拨乱反正以后，中国历史上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新时期，目的是极大地丰富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带领人民奔小康。进入90年代来，顺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段时期也是建国以来学术最繁荣的时期，学术研究真正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与此同步，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也在不断走向繁荣。近代汉语研究也不例外，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下面，就以20世纪早、中期为学术背景，分别谈谈近二十年来近代汉语研究、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近代汉语语音研究（从略）
（二）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近代汉语语法学的兴起，是自马建忠以来我国语法学史上的又一次革命。众所周知，马建忠《马氏文通》是近代语言学意义上的第一部语法学专著，但《文通》研究的重点是先秦两汉，对后世的语法现象未加措意。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始于吕叔湘，他撰于四十年代（正式出版是1984年）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对六朝以来的代词系列作了系统研究。此后近代汉语语法学研究一直是近代汉语的重要部门，成果十分卓著。老一辈学者有高名凯、王力、潘允中、孙良明等，中青年学者有刘坚、向熹、祝敏彻、孙锡信、江蓝生、白维国、冯春田、曹广顺、唐钰明、吴福祥等；国外学者有日本的太田辰夫、香坂顺一、志村良治，华裔美籍的梅祖麟等，都有比较好的研究。
先看词法方面。
代词研究。人称、指事、疑问三类代词都有学者作研究，大家关注的往往是和现代汉语有关的那些代词。诸如人称代词“你”的来源，“他”作第三人称用的年代，指示代词“这”“那”的来源，疑问代词“什么”、“怎么”的来源等，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三身（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一些代词的来源谈了自己的看法，如“你”、“他”的来源、“什么”的前身、复数“们”的早期形式等。虽然有些问题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指代词》的草创之功不可没。卢烈红《<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则对南宋禅宗语录《古尊宿语要》中的代词系统作了比较详尽的描写。
助词研究。近代汉语动态助词主要有“却”、“了”、“着”、“过”、“将”、“取”、“得”等，事态助词主要有“了”、“来”、“去”等；结构助词有“底”、“地”、“个”，元代以后“底”、“地”变成了“的”；语气助词有“聻”、“那”、“在”、“里”等，这四类助词基本上都产生于唐五代。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研究》对近代汉语的助词系统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卢烈红《<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对《古尊宿语要》中的动态、事态、结构和语气四类助词作了系统研究；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则对这一时期的语气词作了全面细致的研究。
介词、连词研究。近代汉语的介词、连词主要有“和”、“共”、“连”等。这几个词原本都是动词，六朝以后逐渐产生了介词、连词的用法，刘坚、马贝加等人有专文讨论。此外，马贝加的“近代汉语介词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其最终成果《近代汉语介词研究》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副词研究。副词是介于实词和虚词之间的一类词，近代汉语副词较之上古、中古汉语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表示疑问的有“颇”、“可”（岂、宁、敢）、“还”等，表示测度的有“莫”（莫不、莫非，莫是），表示禁止的有“别”，等等。199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杨荣祥博士以“近代汉语副词研究”为题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该博士论文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词缀研究。汉语和印欧语系的语言不同，它很少有形态变化，像印欧语系那样发达的词缀在汉语中不太找得到。中古汉语有前缀“阿”，唐宋之间又有了前缀“老”，近代汉语又新产生了前缀“是”，可分别加在疑问代词、三身代词等前面。中古汉语还有副词、助词的后附成份“～自”、“～复”、“～当”、“～尔”等，是否属于词缀，尚有不同意见。近代汉语还有后缀“~生”，使用相当广泛，有人认为其来源于魏晋南北朝的“馨”（形），但还缺乏有力的证据，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再看句法方面。
动补式。动补结构（“动词+结果补语”）王力称之为“使成式”。有些动补结构的萌芽已早见于汉魏六朝，但动补结构的普遍使用是在唐代以后。蒋绍愚（1994）把动补结构分为“动结式”和“带‘得’的动补结构”两种。
处置式。或称之为“把字句”，“就是用助动词‘把’（或‘将’）字，把目的语提到叙述语的前面。”（王力，1944）祝敏彻、王力研究认为，处置式是由“将”、“把”的虚化而来，大约产生在第七世纪到第八世纪之间，即唐代初期和中期。梅祖麟（1990）曾撰写专文对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作了全面的考察。梅文认为，就结构而言，处置式的产生并非只在唐代才产生，南北朝和隋代已经出现了不少用“将”字的处置式。钱学烈（1992）利用计算机统计了《全唐诗》中的“把”字句，共得表处置的“把”字句14句，其中以单纯动词充当谓语的7句，以复杂形式充当谓语的7句。
被动式。先秦两汉时期的被动式有“于”字句、“为”字句、“见”字句、“为…所…”、“见…于…”等句式，东汉魏晋以后又产生出“为…所见”、“被”字句等句式。近代汉语表示被动的句式由上述句式完成了向“被”字句的归并，并产生了新型的被动式表示法。唐钰明等对中古、近代汉语被动句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介词“被”是从动词“被”的蒙受、遭受意义发展而来的，“被”字后带有关系语，才算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被动句，大约产生于汉末。除了“被”字句外，还有其他形式的被动句，主要有“教”字句、“吃”字句、“给”字句。用“教”表示被动，是因为当它作为使役动词时，词汇意义很弱，故表示甲使得乙发出某一动作的语法意义得到凸现，成为被动式的标志。“教”表被动始于唐代。“吃”表示被动源于其动词意义的虚化：“吃”在唐五代时有蒙受、遭受义，由此虚化，变成了表示被动的助词。“给”表被动，学者有不同解释，其来源待考。
（三） 近汉语词汇研究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始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至解放前后一段时间为止，其研究领域集中在诗词曲的特殊语词方面，张相、徐嘉瑞等都是这方面的先驱。其中，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是四十年代问世的第一部考释宋元戏曲方言口语词的专著。建国以来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条平行而又互有交叉的发展道路。
一条是宏观研究之路，以综论性著作为代表。早期有王力的《汉语史稿》等通论汉语发展的著作，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词汇的发展。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1993）是继《汉语史稿》之后在汉语通史方面的新成果。该书取材广泛，研究博洽深入，尤其在中古、近代两个阶段用力最勤，重视运用口语材料来说明汉语词汇的发展。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华东师大，1989）第五章用两节的篇幅分别谈到了“隋唐宋时代的词汇特点”、“元明清时代的词汇特点”，当然尚属粗线条性的。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共分八章论述了汉语词汇史问题，其中第一章论述了“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第二章论述了“近代至现代构词法的发展”，第六章论述了“近代时期的借词”等，都涉及近代汉语词汇。除此之外，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1991），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国内第一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专著，填补了空白。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1994），系统介绍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在近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入门书；他的《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1989）也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袁宾《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1992）、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1997），都对包括词汇在内的近代汉语研究的诸多方面作了论述，《纲要》所论尤详。此外，程湘清主编《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宋元明汉语研究》（山东教育，1992）等许多单篇论文也值得重视。
另一条是微观研究之路，以考释性著作为代表。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两部著作。张相的书虽然定稿于1945年，但正式出版却在1954年。随着敦煌文献的刊布，敦煌学也逐渐成为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领域，于1959年初版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就是考释敦煌变文语词的开山之作。其实，在《汇释》、《通释》前后，已经有一批性质相近的研究著作，如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1948初版，1956商务修订本）、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商务，1956）、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上海古籍，1964初版，1979新1版）、《戏曲词语汇释》（上海古籍，1981）等，都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作出了贡献。但就总体上看，这几部书例证较为单薄，有些考辨不够精当，学术价值较《汇释》、《通释》为逊色。此外，戴望舒著、吴晓铃编《小说戏曲论集》（作家，1958）、孙楷第《沧州集》（中华，1965）、王季思《玉轮轩曲论》（中华，1980）、钱南扬《汉上宧文存》（上海文艺，1980）、许政扬《许政扬文存》（中华，1984）等著作也都有解释宋元明口语词的内容。
“文革”结束后，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开辟、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呈现出多维化、广泛性的特点，如就国内学者而言，研究白话语汇的有刘坚、江蓝生等，诗词曲及笔记的有王锳、顾学颉、王学奇、王贞珉、蒋绍愚等，禅宗语录的有袁宾、董志翘等，敦煌口语俗字的有项楚、郭在贻、刘凯鸣、刘瑞明、张涌泉、黄征、王继如等，明清小说的有胡竹安、王利器、白维国、李申、周志锋等。
除了考释性的著作外，此时对近代汉语词汇所作的总结性、概论性成果也日益增多。80年代中期郭在贻曾撰写《俗语词研究概论》一文，发表在《语文导报》1985年第9、10期上；王锳在《文史》第12辑（1986）上发表《试论古代白话词汇研究的意义与作用》一文，结合具体的研究实例，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作了阐述；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则从研究概况、研究语料等方面对包括近代汉语词汇在内的研究情况作了评述。
（四）近代汉语文字研究
这里所说的“文字”就是指“俗字”，近代汉语文字以六朝隋唐写本、敦煌遗书、宋元以后刻本中的俗字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汉语文字学的新领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文化生活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经常要用到文字，对其书写的要求也提高了：速度要快捷、书写要方便。从甲骨文、金文演化为小篆，又演化为隶书，再演化为行草、楷书，都证明了这一点。汉魏以来，隶书取代了小篆，成为公文及日常生活用字，并由此衍变出草书、行书和楷书。这为俗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汉代的碑刻中就出现了俗字，北魏的墓志铭中则俗字甚密集，《碑别字新编》一书集其要。六朝佛典中，俗字也非常多，可视为近代俗字的滥觞。
近代汉语文献中，俗字更是多到惊人的程度。如敦煌遗书，绝大多数是写本，俗字满纸，不识俗字，根本无法阅读，当然也就谈不上研究了。近代刻本中，也有不少俗字，如《清平山堂话本》等。明清小说中多见俗字，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考虑到俗字研究和近代汉语的密切关系，对写本和刻本俗字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
唐宋以来笔记、字书对汉语俗字都有零星的考证或辑为专书，后者如《干禄字书》、《九经字样》、《龙龛手鉴》等。清人赵之谦撰有《六朝别字记》，近代罗振鋆、罗振玉撰有《增订碑别字》、近代刘复、李家瑞编有《宋元以来俗字谱》，都是这方面的著作。现代台湾学者潘重规撰有《敦煌俗字谱》（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8）、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撰有《唐宋俗字譜》（祖堂集之部）（汲古書院，1982）、秦公编有《碑别字新编》等，都对六朝唐宋俗字作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
在近代汉语俗字研究方面，蒋礼鸿是较早呼吁展开研究的学者。他60年代就撰写了《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载《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对俗字及其研究的意义、方法等作了深入的论述，可谓独具慧眼。在蒋氏自己的研究中（如《通释》），也经常运用俗字研究的成果来训释口语词，纠正误释、误校。但对俗字的系统研究则是近一、二十年的事了。
自90年代以来，有关近代汉语文字（俗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并且发展的势头还相当好。研究大体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俗字理论、俗字演变规律、历代俗字著作评述等方面的研究，以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两书为代表。此外还有李荣《文字问题》、陈五云《从新视角看汉字：俗文字学》等。第二是有关具体俗字的考释研究，除了一批单篇论文外，有周志锋《<汉语大字典>论稿》、张涌泉《敦煌俗字丛考》等。
（五）近代汉语通论研究
近代汉语研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无论是音韵、词汇、语法，还是文字，都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是到了进行总结的时候了。故近几年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还分别出版了向熹《简明汉语史》、袁宾《近代汉语概论》、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等著作。这些概论性、通论性著作的出版，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情况，对今后的近代汉语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
此外，有关分支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纷纷问世，如：音韵、词汇方面有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和《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语法方面有赵克诚《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文字方面有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等，都对相应的研究领域作了总结，提出新见，有利于推动近代汉语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兹按通史性和概论性的著作评述、介绍如下：
追本溯源，我们不能不提到王力《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7）。这是汉语史领域的第一部通史性专著，是汉语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里程碑。“文革”后王力对此书进行了修订增补，改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三卷分别出版。书中对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描写、分析经常涉及近代汉语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作了垦荒性的研究。
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本书是继王力《汉语史稿》之后的第二部汉语史研究的力作。全书由《绪论》和上、中、下三编组成，分别论述了汉语语音史、词汇史和语法史。其中对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发展史的论述翔实系统，颇见功力。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本书对近代汉语各个方面作了系统全面的研究，是一部厚实而有分量的学术专著。书名《纲要》，是想和湖南语言学前辈周秉钧的《古汉语纲要》相配套。蒋冀骋此前已经出版了《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近代汉语音韵研究》，吴福祥也有《敦煌变文语法研究》问世，因此，两位联袂撰写本书可谓驾轻就熟。全书分五个部分：一、绪论，论述了近代汉语研究的意义和上下限；二、文字，介绍有关字书，论述俗字的形成和特点；三、音韵，论述自晚唐至明清时期语音的特点、演变情况；四、词汇，论述近代汉语词汇的特点、词义系统、演变规律、词义考释方法等；五、语法，论述晚唐五代以来旧语法形式的消亡、新语法形式的产生和发展。所论涉及近代汉语研究的方方面面，是研究近代汉语的人不可不读的一部书。
除了通史性的著作外，有关近代汉语概论性的著作也不断问世。
张永绵《近代汉语概要》，沈阳出版社，1989。本书是第一部近代汉语领域概论性的著作，是填补空白之作，具有开拓性。作者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对近代汉语研究作了介绍和论述。受当时研究水平的限制，《概要》的内容比较单薄，有关论述也不够深入。
袁宾《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作者是80年代来近代汉语研究领域起步较早的几位学者之一，在近代词汇、语法方面发表了多篇论文。据作者的序中自述，本书原是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的教材，定稿于1989年。全书有六章，前三章是《绪论》、《文献》、《研究方法》，介绍了近代汉语概况、研究语料和方法；后三章是《语音》、《词汇》和《语法》，对近代汉语的这三方面的研究作了介绍和评述。受作者研究专长的限制，后三章的论述中，语法、词汇较详而语音较略。本书的特点是：重视近代汉语的研究方法，除辟有专章讨论外，在《语法》一章的开头就首先探讨“语法研究的若干视角”，《词汇》一章也列有“词语训释法”一节，并能结合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来谈；如考证“好不”（36—37）、考察“被字句”（41—42、237—244）等。
杨建国《近代汉语引论》，黄山书社，1993。本书也分为六章，依次是《绪论》、《近代汉语的语料文献》、《近代汉语的参证文献》、《近代汉语文献整理说略》、《词义考索与词语研究》、《语法散论》。其中第三、四两章是本书的独创，其余各章也时有作者自己的见解和妥恰的例子。书中没有谈到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情况，有关词汇和语法等章节也显得单薄，不够深入和系统。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本书是已经出版的近代汉语概论性著作中介绍最为全面、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概况》首次全面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在近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以及作品断代和方言成分考察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内容系统充实，资料相当丰富，共引述有关的研究论著达200多种，作者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可见一斑。《概况》对已有的近代汉语研究作了深入细致的介绍和评述，融进了作者自己的心得和观点，所论平实而确当。此外，作者对近代汉语研究资料的介绍十分详尽，并强调语料鉴别的重要性；学术视野开阔，对海内外尤其是海外学者的研究动态了然于胸，娓娓道来；对近代汉语研究方法的介绍和举例也很全面妥帖，便利初学；还在词汇研究方法中特别提到要重视“常用词演变的研究”、“各阶段词汇系统的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等，堪称独具只眼。当然，本书是作者十年前写的，最近十年（1992年以来）的研究情况自然没能反映进去，似可作进一步的增订充实。
除了通史性和概论性著作外，还有一类属于断代专类语言研究的，就是蒋绍愚的《唐诗语言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唐诗是唐代最有影响的文学体裁，不少名篇佳作脍炙人口。本书是专门研究唐诗语言的专著，共分四章，分别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唐诗的格律、词汇、句法和修辞。尤其是第二、三两章，讨论唐诗的词汇和句法，多道人所未道，是作者多年钻研的结晶。书后有附录《唐诗词语小札》，收录了作者研究唐诗词语的三篇论文，即《杜诗词语札记》、《唐诗词语札记》（一）（二），凡考释唐诗词语99条。
（六）近代汉语资料的介绍、整理和词典编纂
⑴ 资料介绍及整理
有关近代汉语资料的鉴别、整理和介绍，前辈学者已经在做，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两书所附的“引用书目”都对学者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郭在贻《训诂学》也附有“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要目”。
大凡要从事研究工作，材料总是基础。早在1983年，吕叔湘就指出：“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的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需要编写近代汉语文献的解题目录。……还应该辑印重要的文献资料，包括单独刊行的和汇编性质的。”“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代汉语读本·序》有关近代汉语资料的介绍、整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做的工作。
在近代汉语资料方面，刘坚、蒋绍愚、江蓝生等做了许多工作。
刘坚曾撰《古代白话文献简述》（《中国语文》，1982），对古代白话文献的类型、价值作了评介，为学者提供了参考。刘坚编著的《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则是第一部专门介绍、选注近代汉语各类作品的著作，为普及、推广近代汉语研究作出了贡献。《读本》主要选注唐五代到明代（唐代以前的选录了三种，即《世说新语》3则、《百喻经》5则和《奏弹刘整》一篇）的接近口语的早期白话作品40馀种，大体依照时代先后排列。这些篇目涵盖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比较口语化的作品类型。目的在于给学习和研究汉语史的师生、语文工作者提供一份可读的参考资料，在近代汉语研究方面做些普及工作。每篇作品前面有题解性的说明，介绍有关情况、说明版本依据，作品后加上比较详细的注释，以帮助读者阅读。书后还附有“词语索引”，方便检索。本书的出版是近代汉语研究日见兴盛的标志之一，为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到近代汉语研究领域做了有益的工作。
在《近代汉语读本》基础上，刘坚新近出版《古代白话文献选读》一书，商务印书馆，1999。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教材。和《近代汉语读本》相比，作者在所选的篇目上有所增补，另外在每篇作品后面增加了讨论题和参考书，以适应教学的需要。其他方面和《读本》相仿。
由刘坚、蒋绍愚主编，胡双宝、江蓝生、白维国、宋绍年、曹广顺编校，梅祖麟任顾问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90—1995。这套资料汇编是在梅祖麟的建议下编纂而成的，书前有梅氏和主编刘坚的两篇序及《编校说明》。全套书共分三卷，分别是唐五代卷、宋代卷和元代明代卷。本套书的69种入选篇目经过了精心挑选，考虑到不同体裁、不同性质，是从唐代至明代中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口语的作品的代表。编者对每篇入选的作品都认真选择可靠的版本（在《校记》第一条说明版本依据及所选内容），并作校勘，写出了《校记》。这套资料汇编给从事近代汉语语法、词汇等方面研究的人提供了可靠的语料，属于近代汉语研究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名学者做这样的工作，值得提倡。
用论文的形式来介绍白话语料的有：江蓝生《<皇明诏令>中的白话敕令》（《语文研究》，1988.3）、《<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语文研究》，1994.4、5）、刘坚《<训世评话>中所见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特点》（《中国语文》，1992.4）等。
⑵ 词典编纂
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深入进行的同时，近代汉语方面的词典也在编纂和出版中，迄今为止，累计问世的有关词典已达数十种。
先看断代或通代性的近代汉语词典。80年代中期有一部断代的语言词典问世，就是：
龙潜庵编著《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本书是近代汉语领域第一部断代语言词典。收录宋元时代的词语，包括俗语、方言、市语、习语、外来词等，总计一万一千条左右。上起五代、宋初，下迄元末明初。收录范围以戏曲小说为主，旁及诗、词、笔记、语录及杂著。作者在书前的“序言”中回顾了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概况、宋元语言的特点及编写这部词典的经过和情况说明。因为《词典》编成于80年代初，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发现存在着收词不全、释义不确等问题。
进入90年代后，通代性的词典也陆续出版，其间问世的同名为《近代汉语词典》的就有两部，它们是：
高文培主编《近代汉语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和许少峰编《近代汉语词典》（团结出版社，1997）。前者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词典，后者则是一人之力编纂而成的。两部词典各有特点，都在一定意义上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作了总结。但由于前者编纂较早，书成于众手；后者个人见闻有限——也还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作进一步的商讨和修订。
近年来，由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刘坚、江蓝生主编的“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陆续问世，这是近代汉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它们分别是：
江蓝生、曹广顺编著《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全书共收词语4500多条，以唐五代出现和使用的口语词、方言词为主，也酌收名物词和其他类别的词语。收词之广泛、释义之精当，前所未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语言面貌，是一部近年来少见的高质量的断代语言词典。
袁宾、段晓华、徐时仪、曹澂明编著《宋语言词典》。本词典共收宋代词语4100多条，以宋代新词、新义为主，一些前代少见而宋代使用较多的词语、词义也酌情收入。
李崇兴、黄树先、邵则遂编著《元语言词典》。本词典以收口语词为主，也收少量名物词。一般都是今时通语不用或用法有所不同的。取材限定在较能反映口语的作品的范围之内。
在这三部断代语言词典的基础上，由江蓝生、白维国等先生牵头的《近代汉语词典》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编撰当中，计划于2001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相信这部通代词典的质量会是空前的。
再看专书语言词典。进入80年代来，有关近代汉语专书语言词典特别是明清小说的专书语言词典也出版了不少，例如：
胡竹安编著《水浒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本书是一部以《水浒传》为收词范围的古代白话专书语言词典。共收条目4895条，其中一般词语4673条，俗语222条，凡79万字。所收的条目中，以语词为主，少数涉及百科（限于宋元明时期常见或特有的）。每一词条下除列出《水浒传》书证外，还酌举文献佐证（他书用例），有的条目下还有古今方言印证。胡氏是研究近代汉语的专家，尤其精通于《水浒传》的语汇，故本书的解释大多稳妥贴切，令人信服。
白维国编《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1991。本书是编者历经八年时间编写而成的，不是急就章。以一人之力成此巨著，令人佩服。词典共收词语8129条，收词以口语词汇为主，兼收今不用或不常用的名物词。另把歇后语、谚语、俗语、留文等分类编辑作为附录附于书后。全书共107.2万字。与同名词典相比，本书的质量明显要胜一筹。
吴士勋、王东明主编《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本词典是陕西省六十多位长期从事语言、文学教研工作的学者集体编纂而成。收词的范围包括反映宋元明清时代特色的语词、生僻语词、精粹的熟语典故以及一部分跟现代汉语语序不同、说法不同的语词。编者搜集、解释的作品计120部，总共收词约3万条，170万字。
周定一主编、钟兆华、白维国参编《红楼梦语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本词典的正文分为“正编”（前八十回的词条）和“副编”（后四十回的词条）。“正编”收词二万零几十条，“副编”收词四千五百馀条，共收词二万四千五百多条。
此外还有李法白、刘镜芙《水浒语词词典》（上海辞书，1989）、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吉林文史，1988）、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辞典》（广东人民，1987）等。
除了专书语言词典外，也有专类语言词典，如：
蒋礼鸿主编，黄征、张涌泉、俞忠鑫、方一新、颜洽茂编撰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本词典共收条目1526个，凡36.3万字。除了收入经过压缩改写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全部条目外，补充了一大批新的考释条目，是迄今为止收词最多的敦煌文献的专门语言词典。其特色有以下几点：从研究范围看：《词典》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敦煌文献，包括文学、史学、宗教、经济、法律等，也兼及吐鲁番出土文书。此外，作为旁证的材料也丰富多彩。从收词释义的情况看：第一，《词典》在《通释》研究的基础上新增了条目。第二，新增了义项。对义项的分合，《词典》也有所改进。第三，在考释词义的同时，也对《变文集》及相关作品作了校勘。第四，释义之外，也注意发明俗字，总结规律。《词典》也有可商之处：如所收录的词条也还有限，无论取材上还是系联上都还大有拓展的余地；个别词语释义不确；部分词语溯源不够，等等。
（七）国内外学术交流及介绍海外学者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海内外的学术界交流大大增加，进入80年代以后尤其是这样。国外从事近代汉语或相关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梅祖麟、王士元、丁邦新、贝罗贝、何莫邪、梅维恒、佐藤晴彦、松尾良树、衣川贤次、辛岛静志等都曾到国内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等，与国内的学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台湾香港学者如饶宗颐、杨勇、陈新雄、竺家宁、郑阿财、朱凤玉等也多次来大陆参加学术会议。与此同时，我国不少从事近代汉语研究的学者到港台和国外去讲学、合作研究或参加学术会议。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国内一流的研究单位交流活动特别多。
随着学术交流的广泛进行，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地被介绍、翻译过来，使得国内的学者有机会读到。在介绍海外学者成果方面，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及北京大学的几位先生功绩很大，如：蒋绍愚和徐昌华合作，翻译出版了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这是本书自1958年在日本初版以来首次和我国的读者见面。江蓝生、白维国两位，先后翻译出版了太田辰夫、志村良治和香坂顺一三位的近代汉语研究著作，为国内学者了解日本方面的研究情况提供了便利。此外，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丁邦新、梅祖麟等人的论文集，也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八）近代汉语的发展概况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汉语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日益繁荣，出现了许多标志性的成果和事件，兹述说如下：
有自己的学术会议。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直接领导下，1984年，在武汉华中工学院（后改名华中理工大学，现合并为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了首届近代汉语研讨会，此后每隔一年都召开一次。第二届在上海（1986，上海教育学院），第三届在深圳（1988，深圳大学），第四届在西安（1990，陕西师范大学），第五届在河南信阳（1992，信阳师范学院），第六届在武汉（1994，湖北大学），第七届在长沙（1996，湖南师范大学），第八届在开封（1998，河南大学），第九届在浙江温州（2000,温州师范学院）。总共召开了九届近代汉语研讨会。下一届（第十届）近代汉语研讨会将于2002年在浙江宁波市宁波大学召开。为国内外从事近代汉语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了相互交流、探讨的场合，在近代汉语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动作用。总起来看，近代汉语已经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并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成果也不断推出，许多研究成果填补了学术空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有专门的研究单位和比较固定的研究队伍。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设立了近代汉语室，先后有吕叔湘、刘坚、江蓝生、张惠英、钟兆华、白维国、曹广顺、吴福祥等人在此室任职。除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专业研究队伍外，许多高校也有从事近代汉语研究的人员。特别是近些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取得了为学界所瞩目的研究成果，为本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有专门的教材，招收这方面的学生。1985年，刘坚出版了《近代汉语读本》，此书从大量的近代汉语作品中选取了四十篇作品，加上题解，并附上详细的注释，为普及近代汉语作了很好的尝试。社科院语言所及部分高校都招收近代汉语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本学科培养了许多人才。
有比较固定了论文发表园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近代汉语研究的深入展开，国内许多刊物等定期或不定期地刊登近代汉语的研究论文，如《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刊物基本上每期都会刊发若干篇近代汉语研究或与之有关的研究论文。一些大学的学报也专辟近代汉语栏目，如《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有一个“近代汉语研究”栏目，经常刊发相关论文。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近代汉语研究》（1992）、《近代汉语研究》（二）（1999），选收了提交给历次近代汉语讨论会或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此外，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成立后，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取名为《中古近代汉语研究》，2000年已经出版了第一辑。2001年将出第二辑。
有较以前多得多的论著。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国内外出版的近代汉语方面的专著、发表的论文汗牛充栋，车载斗量。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发表的近代汉语论文在千篇以上，90年代发表的近代汉语论文多达一千二百篇，出版的专著达百本之多，形势十分喜人。
在成果不断推出的同时，研究方法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国外的梅祖麟、丁邦新，国内的蒋绍愚、江蓝生、鲁国尧、李如龙等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强调研究的科学性，提倡综合研究、交叉研究，把近代汉语研究和中古汉语、现代汉语以及现代方言联系起来。
总之，从八十年代以来的近二十年间，是近代汉语兴起并得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当前这个领域的研究势头很好，研究队伍在扩大之中，研究也在朝着纵深的方向发展，这是令人高兴的。
（作者为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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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6 15: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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