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语言学论夏文明的起源

余少平

这是我提交给第38届国际汉藏语会议的论文。
特在此贴出，以庆祝湘里妹子学术论坛的七岁生日。
由于有些符号论坛的系统无法识别，我也无法用其他方法变通，肯定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甚至误解原意，先在这里表示歉意。
我在文中提出的观点无非就是两点：（1）“夏文明确实存在”；（2）“夏文明来自吐火罗文明”。我在第40届汉藏语会议听到周及徐教授宣读的论文，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夏文明来自吐火罗文明。

余少平

由语言学论夏文明的起源

       余少平

提要  （1）根据汉藏语的比较证明“夏”的本义是“外族人”。（2）夏王朝在历史上是确实存在的，夏文明是在外来文明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3）夏文明与吐火罗民族的关系，汉藏语与吐火罗语间的借贷关系。

(一) 夏文明问题的由来与解决问题的方法
由于殷墟的发掘，不但商史已经被证实为信史，而且根据出土的甲骨文修正了《史记》所述的商代世系表。因商文明已高度发达，如夏鼐（2000：661）先生所言，“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所以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在竭力寻找商代之前的夏文明的遗址，以证实存在一个完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由于至今为止所发掘的一切先商文化遗址都没有文字依据证实其性质确实属于夏文明，所以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相发明的“二重证据法”对夏的研究难以奏效。
中国学者都认为夏确实存在，外国学者则普遍不承认，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很不以为然。我坚信夏确实存在过，而且并不是出于盲目、狭隘的“爱国情结”，——至少我自认为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为历史上夏朝的存在提供证据。
在探讨“夏”的词义之前，先介绍一下如何借用“深层对应法”的原理来作汉语与藏语的比较。
“深层对应法”是邢公畹先生首创的比较方法，在运用时难免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甚至很尖锐的非议，但无论它在证明汉、台语言间的亲属关系时可信度如何，在对确切无疑的亲属语言（比如汉藏缅语）之间作比较时，用“深层对应”的原理（不是完全根据邢公畹先生的具体方法）来检验所比较的词是否恰当，确实就比过去那种单纯的一对一的比对更为严谨、科学。
例如俞敏先生《汉藏同源字谱稿》利用汉藏词音比较研究汉藏语关系，文中以藏文gdang“挂衣钉”对汉语“丁”（俞敏1999，P104），是否最妥当呢？
试排比下列例子：
①glang          “牛”        *klang “犅”
②gdang <*g-lang  “主绳”      *klang “纲”
③gdang <*g-lang  “张开”      *k-ljang“张（张开）”
④skrang         “膨胀”      *k-ljang“张（腹满）”
⑤rkjang<*krjang  “伸展”      *k-ljang“张（伸展）”
以上汉文的“张（张开）”和“张（腹满）” 、“张（伸展）”同形，“犅”与“綱”同声首，而藏文的“主绳”则与“张开”同形。
上述对应例中：
例①        glang对“犅”为郑张尚芳所举（引自潘悟云1998）。
例③gdang 对“张（张开）”为潘悟云所举（潘氏“张”拟为*k-lang）；藏文gd~ <*g-l~是潘悟云提出的理论，均见《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潘悟云1998）；
例④ “膨胀”对“张”为张琨伉俪所举，见《汉语*s-鼻音声母》（张琨，张谢蓓蒂1998：251），张氏“张”拟为*trjang ，此处改拟为*skrang。邢公畹亦曾举“张（腹满）”义以对应台语。
安多藏语gdang无“挂衣钉”义而有“主绳”义，即在钉在地上的两根木桩间所系的绳子，绳子上可以系牛马（《安多藏语口语词典》）。我认为这显然就是汉语所谓的“纲”，“纲”不就是网的“主绳”吗？“善张網者引其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看来这个词的音、义自藏汉两族兄弟分家到如今也没多大变化（若从“纲举目张”看，汉语的名词“纲”跟动词“张”也应当有发生学的关系，在此暂且不论）。由此可见，用藏文词与汉字单个比较，难以避免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干扰，用“深层对应”可以减少这种干扰，使得比较更为精确。像俞敏先生所举藏语gdang的汉语对应词“丁”属耕部，而上面比较的五例，藏文都是-ang类，所对汉语也都是阳部，对应谨严，当更有说服力。
至于gdang有“挂衣钉”衣，其演变过程必为“木桩间系的主绳”→“系主绳的木桩”→“挂衣服的钉子”，反之是不成立的，因为畜牧业的词汇出现在游牧时代，挂衣钉则一定出现在定居之后。

余少平

（二）“夏”的本义是“外族人”

我们根据这样的方法再比较一组跟“夏”有关的词：
藏语                         汉语
rgya    ①络腮胡               鬍    *gwag  
                       胡    *gwag   
        ②汉人                 夏    *grag
                       华    *grwag
stag     ①桦树                 桦    *grwag
②老虎                  虎    *gwag
以上的汉字拟音基本上是照李方桂的系统由中古音推出的，二等字拟有r介音，合口拟有w介音。
汉语的“鬍”有学者说是后起的，因胡人多须而衍生此义，我不相信这个解释；且俞敏先生也曾将其与藏文rgya加以比较（俞敏1999：71）。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认为汉语“华”通“花”，“花（的）”则有“杂色”的意思，藏语“杂色”为khrakhra，虽汉藏语音义皆符合（P339），但上古汉语“杂色”为“驳”且与缅文pwa&#61518;可比较，故我在此未敢列入，以示谨慎。
藏文的rgya虽说通常当“汉人”讲，其实这个字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狭义确是“汉人”，广义实为“外族人”。比如“嘉戎”，藏文是 rgya  rung ，意为“‘戎’这种‘外族人’” ；“汉人”又作rgya  nag，意为“‘nag ’这种‘外族人’”；“印度人”是rgya  gar, 意为“‘gar’这种‘外族人’”；“俄罗斯人”是rgya ser（如把rgya  nag “汉人”意译为“黑夷”，则此词可意译为“黄夷”）。由此看来，rgya作为“汉人”的狭义，实为rgya  nag简化而来，因为对现代藏族人而言，最主要的“外族人”是汉人，而最常用的词最容易磨损。因此，“外族人”不仅是rgya的广义，更重要的，还是其本义。
我们只要查《藏汉大词典》就可以知道，凡是“汉地稻米”与“印度稻米”、“汉地商品”与“印度商品”、“汉地烧酒”与“印度烧酒”、“汉地黄铜”与“印度黄铜”甚至“汉地热病”与“印度热病”，都是共用一个词的，那词根必是rgya。这更可以证实rgya原本并非对“汉人”的专指，而一定是“异族人”。
下面我们讨论“桦”。
藏文stag，依潘悟云（1998）应源于*sklag, stag指“桦树”是藏语安多方言的形式（《安多藏语口语词典》），据梅祖麟（2000：380）藏语的“桦”有另外一种形式 gro ,据《藏汉大词典》，“桦”是gro-ga，gro是“麦子”，但总归gro要算是“桦”的词根了。我们知道藏语的o来源于*wa，所以gro-ga <*grwa-ga。*sklag与*grwa-ga这两种形式虽有所不同，却都是复声母gl(r)-型，可能是由 *sk&#61690;rwag 这样的形式分化演变而来。
包拟古（Bodman，1995：27）《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所列举的标准kanauri语的“桦树”是&#61555;&#61476;ag，spilo方言为&#61555;&#61476;a&#61487;，我认为可能由*sgrwag演变而来。而恰好在武定彝语、苗语川滇黔方言中，“汉人”分别是 &#61607;a&sup2;、&#61607;ua&sup3;，苗语川滇黔方言的说法与苗语其他方言的形式不合，应该是由彝语借入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P55，《苗瑶语方言词汇集》P54），似乎是“华（夏、胡）”以同样的音变模式衍生的现代音，可惜《藏缅语族语言词汇》未收入“桦树”词条，我无法验证彝语内“桦”的语音。
再讨论“虎”：
虍是虎的异体，梅祖麟（1983：118）在讨论汉语的“虎”时说那是简体。从虍得声的字有见系与来母两大类，外加一个“膚”字（“虙”从必得声，不在此例）。
汉语的“虎”虽然从未有过异读，但学者们依然推断出他的原始的语音为：*gr-。梅祖麟和罗杰瑞（Norman）曾将这个词与南亚语系中古孟语的kla、古高棉语的kl&#259;和高棉语的khlā（猫）等比较（梅祖麟1983：118）。而蒲立本（E.G.Pulleyblank，1999）把“虎”字构拟为*xwlá&#61487;、郑张尚芳（1998）则构拟为*hlaa，从而使见系的“虎”与来母“廬虜蘆……”之间产生了联系。 “廬虜蘆……”等字现均被拟为单辅音声母，如郑张尚芳（1998）“盧”、“虏”* raa(“虎” 拟为*hlaa)，俞敏（1999）“庐”*ra……实则它们既然均从虍得声，声母也都应为*gr-之类。尽管汉语中未见“廬虜蘆……”诸字与见系有纠葛，但如同缅文的kja“虎”（①缅语kya:，缅文碑klya，见蒲立本，②汪大年曾引缅甸语方言作 kla）可与汉语的“虎” *grwag对应，缅语的 kyu“芦苇”也应与汉语的“蘆”对应，“蘆”即“芦苇”，《诗》中没有“蘆”，但至少春秋时伍子胥就被呼为“蘆中人”，现在也还说“芦席”、“芦花”，不管是同源（我相信如此）还是借贷，汉语跟缅语的语音对应是毫无疑问的。
“蘆”从“盧”得声，是*gr-复辅音，那么，从“虍”得声的“盧”也该是*gr-复辅音。“驢”从“盧”得声，从藏文rkjang<*krjang“野驴，野马”（华侃、龙博甲（1993：16））看，也该是*gr-类复辅音，汉、藏语只不过声母清浊有别，加之韵尾又是阴阳对转的关系。今“虎”读hǔ而“驴”读lǘ，或恐前者为*gr型，结合较紧，容易保留g，后者为*g-r型，结合较松，g容易脱落而成为来母字。
而且声首为虍的字，除了“膚”以外只怕都是*gr-复辅音。俞敏先生以“廬”对藏语的ra“院落”太简捷了，恐怕原始的形式不该是这样的单辅音。“虜”现代都是指“俘虏”，其实它的本义恐怕也还是“外族人”。《史记&#8226;高祖纪》有“虏中我指”，那个“虏”明明还在对方阵营中没有“掳”过来，还不是俘虏；《诗&#8226;常武》“铺敦淮濆，仍执醜虏”，这个“虜”虽然被“执”，实实在在是俘虏；但作“外族人”讲也能通，因为淮水流域本来就不是商的地盘。缅文“印度人”是k-la（所谓一个半音节），与汉语的“虏”也是同源的，与藏文“印度人”rgya  gar亦可比较（《缅汉词典》）。
通过以上的讨论，除了证明以上几对藏汉语词本身是科学的比较而不是盲目的附会外，又引出了另一个意义为“外族人”的词——“虏”。
“虏”既是“外族人”，于是“胡虏”（“壮志饥餐胡虏肉”）跟“华夏”成了一回事——都是由*grwag分化而来：
                   *grwag            华                     
  *grwag           *grags             夏
（“异族人”）       *gwag             胡
                   *rwag             虏
这样看来，“华”的读音倒是最原始的。“夏”失去了合口介音w，“胡”失去了二等介音r，“虏”则失去了浊声母g，成了来母字（若照李方桂先生的理论，没有*rwag，只有*rag。）

余少平

（三）“侉”就是“夏”

“侉子”和“蛮子”是活跃在现代汉语口语中的词。
“侉”字出现得虽然不晚，但是“侉子”这个词就出现得很晚。《辞源》《辞海》等权威辞书不但未能举出明代以前的书证，而且对其释义也局限于北京话的用法，并不全面恰当。如《辞源》（1979年版）称：“旧时北京人称语音不合京音的人为侉子，有时亦用以指山东一带的人”。
其实不是这样。“侉子”始终是和“蛮子”对举的，《醒世姻缘》“说一口侉不侉蛮不蛮的官话”，“侉不侉蛮不蛮”正如武汉老话之所谓“满不满汉不汉”，都是就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而言。“侉”跟“蛮”的这种密切关系甚至影响到“蛮”的读音。比如有些地区把“他”读做上声，人们都知道这是因为“我”和“你”都读上声而引起的类化现象；俞敏（1999：416）曾指出广东方言的“冇”读上声是受了“有”字的类化影响。河南地区把“南蛮子”的“蛮”读为上声，辞书中没有标这一读音，这也一定是因为“侉”的上声声调而造成的类化现象。“蛮子”在几种权威辞书中都没有列入辞条，鲁国尧（2003：499）说它最早出现在元代《南村辍耕录》里，但口语的历史肯定要悠久得多。
周作人说“北京人看见南方人要称他们作蛮子……，北方人也被南方称作侉子”（《谈虎集˙南北》）；“北方人”、“南方人”，话虽不错，但太过笼统。四川跟陕西的情况我不清楚，反正河南人管湖北人叫“蛮子”（或曰：“南蛮子”），湖北人管河南人叫“侉子”（或曰：“河南侉子”），自西往东走去，“侉子”“蛮子”，一路称呼皆如此。像安徽吧，“凡皖中之人皆呼淮北人为‘侉子’，呼江南人为‘蛮子’”（蒋蓝《正在消失的词语》，上海远东出版社），作家汪曾琪笔下的苏北小城风情与此类似：“凡个子高大的外地人都叫‘侉子’，个子矮小的外地人都叫‘蛮子’”（我们知道，北方人身材普遍比南方人高大）。但是最科学严谨的莫过于日本学者岩田礼与中国学者苏晓青合作的对连云港地区方言的调查报告（岩田礼、苏晓青1999：247）：“（地图2）等言线和方言的边界线……<鸭子>，北部和西部叫‘扁嘴’而南部叫‘鸭子’；
<蛇>，北部和西部叫‘长虫’而南部叫‘蛇’。我们知道，交界地区的老百姓对同一种动物或植物往往存在两种以上的说法，这是不同的方言词互为接触所致。但是鸭子、蛇这些常见动物的名称，当地老百姓对方言之间的差异很敏感，一般都只取一个说法。等言线以北的人认为‘鸭子’是‘蛮子’的说法（‘蛮’字读上声）而等言线以南的人认为‘扁嘴’是‘侉子’的说法（‘侉’字读阴平）。他们的口气都是肯定的，无容质疑的。”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清晰明确的界限了。“侉”和“蛮”不但有其地理上的界限，而且现代遗传学的研究也从人类的遗传基因上证明了这个分野的客观性。
“侉”，按鱼部假摄平声二等合口推上去，该是*khrwag，跟“华”*grwag 只有清浊的对立，也当然就是“夏”*grags的同义词。由于“华夏胡虏”的本义是“外族人”，“侉”本来也该是“外族人”的意思，但“侉子”是与“蛮子”相对的，“侉”不仅是“蛮人”对“夏人”的称呼，也是“夏人”的自称；如同“蛮”是夏人对“蛮人”的称呼，而它本来是苗瑶语民族的自称——瑶族各支系的自称如“标敏”“藻敏”的“敏”、“金门”的“门”，就是“蛮”的本意。
“蛮”与“夏”对举，起源的时代，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李学勤（1998：266）：“秦公簋 1919年天水西南乡出土，其铭文中也有一段追叙先世功绩的话：‘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绩，十有二公，在帝之坏，严恭寅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这位作器的秦公是谁，学术界颇多争沦，我个人认为是称伯西戎的秦穆公。……郭沫若更指出：‘蛮夏，即华夷’”。假如“秦公”确系秦穆公，则时代更早在春秋时代，具体为公元前659—621年间。（《尚书》中“蛮夷猾夏”的例子不可靠，因为即使是《盘庚》这样“确凿无疑的商代遗文”，那语句也是经过后人改写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侉”其实就是“华夏”的“夏”。“华、夏”是书面语，是文读；“侉”是口头语，是白读。
《辞源》所说的北京话的“侉子”指“语音不合京音的人”显然是转义，所谓“有时亦用以指山东一带的人”，其实倒是本义。为什么北京用“侉子”指称山东人？那是因为受了南京官话的影响。北京话中很多词汇来自明代的南京官话，譬如李树兰（2003：223）《满汉合壁文献中的北京土语词》中将“密喜”列为“已消失的北京土语词”，其实这个“密喜”就是明代南京官话的“墨杘”（明《客座赘语》，《戒庵老人漫笔》，清《吴下方言考》皆有记录）。南京话的“侉子”特指山东人，犹如武汉话的“侉子”特指河南人，是由各自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余少平

（四）夏文明的性质是外来文明

既然“夏”的本义是“外族人”，为什么中华文明的开端第一个朝代是“夏”？
因为夏文明的性质是外来文明。这可以从多方面来讨论，比如麦子。
商代甲骨文中已有“麦”，不过已经借为“来去”的“来”——殷墟甲文的“其自东来雨？”，周原甲文的“楚白乞今Ｘ来即于王其则”（《周原甲骨文》P14），那“来”字都画的是麦子。关于“麦”与“来”的关系，前辈学者已有很明确的论述。
据张光直（1999：233）先生《考古人类学随笔》说：“商代人消费小麦，但自己却并不种植，他们是通过某种方法买来或掠夺来的。”我认为，这麦子就来自西边的夏人以及夏人的后裔，周人。
《诗&#8226;周颂&#8226;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陳常于时夏。”周人认为麦子是他们的先贤——后稷开始种植的。而周人又自承为夏人，见姬旦（周公）的语录：“……乃伻我有夏，式商代命，……”（《尚书&#8226;立政》）。
考古学家在赵家来所发现的麦子（真是巧合！“来”不就是麦子么？而且现在山西临汾地区称“麦子成熟”为“来了。”）其时代是龙山文化晚期，正相当于夏初。麦子原产于西亚，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更早的证据我不知道，至少北宋人就都还承认小麦是西方传来的：“小麦种来自西国寒温之地，中华人食之率致风壅。”（方勺《泊宅编》卷第八，中华书局，1983年）到现在反而有人因为中国有野生麦而对栽培麦的起源地提出新见解，但事实是国内已发现的有关小麦的最早的遗址都不在中原地区而在西北，充分证明了由西向东的传播路线。
周人是从西部的渭水流域进入中原的，这一点史书记载很明确。而商人，一般则认为是东部的民族，这一点也没有很大异议。至于夏人，问题就复杂一些。据苏秉琦（1999）先生的意见，“有东来的线索”。我对苏秉琦先生的这个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苏先生所指出的夏人东来的历史遗迹，我认为是苗瑶语、侗台语民族北上参与汉民族形成的遗迹，夏人是周人的先辈。夏与周的关系正像是金与清的关系，有时代先后的区别，有主导部落的不同，但其主体成分为同一民族则毫无疑问。周是西边的民族，夏人当然也是西边的民族。像周公那样英明的人，应该不会把六百年前的东来民族胡乱认作是自己的祖先的。明朝的大规模移民距今大约也是六百年吧，跟周朝与夏朝的时代相隔差不多；至今各处移民后代的对自己来历的传说都能指向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老鸦窝或者广东韶关附近的珠玑巷——虽然那“珠玑巷”被有些人讹为“猪儿巷”，甚至有时连省名也被讹为湖南，但那历史传说的可靠性一点也不受损失。古人尤其重视自己的来源，因为他们有祖先崇拜的思想，所以周人跟夏人的关系决不会是两个不相干的种族。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据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地虎秦简《律说》，秦人也自称为‘夏’。”（李学勤1998：266）我们知道，秦国也正在西北部。为了说明秦人自称为“夏”并不是攀高枝，我们可以举叔夷镈、钟的铭文为证：“叔夷是宋国公族，也就是商王室的后裔，因此其铭文中有一段追忆先世功绩的活：‘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虩虩成唐(汤)，有严在帝听，敷受天命，翦伐夏后，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同上）可见宋国人津津乐道的是自己的祖先如何灭了夏朝！周人正好相反！俞敏（1999：214）说：“周朝人自己认为自己是夏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并形容武王伐纣是“打回老家去”，说周跟商之间“这敌对感相当深。直到战国晚期，别管是儒家孟轲还是法家韩非，讲起揠苗助长、守株待兔这类民间故事来，那胡涂虫主角都是宋人。宋人是殷朝的后代嚜!” 可见他们对自己的世系都清楚得很！
因此，我认为麦子与青铜一样都是夏人从大西北带到中原来的。
但我在此只就中国文字的起源来讨论。
中国的符号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一直没有发展出文字；而正当青铜、马车突然在商文明中出现时，又突然同时发明出了一套高度发达的文字系统——甲骨文。这完全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
甲骨文不是中国人凭空的创造，但，也并不是移植的外来文字。它是受了某种外来文字的启示而制造出的国货，好像朝鲜民族的谚文，是在八思巴文字的音素化拼音理念加之汉字的字型结构影响下创制出来的独特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与印度河文明文字都和苏美尔的线形文字类似，显然都不是独立的发明，但从时代和内容两方面考察起来，二者都不是由苏美尔线形文字直接演变而来。很可能是苏美尔的线形文字向东方不断地在间接传播与演变。在新发现的土库曼古文明遗址也发现有与甲骨文与印度河文明文字不同的另一种象形文字，说明这些象形文字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三只瓜。因为年代太遥远，要证明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我要提出一个证据来证明影响中国创制甲骨文的文字系统是中西亚的某种象形文字。
甲骨文里，凡是动物名称一律是画其侧面，就连“龟”也如此。本来龟身体扁平，现在连文盲也会画个圆圈加上头尾四足来表示乌龟王八，偏偏甲骨文不嫌麻烦替它来个侧影——“龜”！其余动物（包括最高等的动物“人”在内）就更不必说了，全是侧面像。惟独“牛”“羊”例外：是两个符号。这符号虽然也有点模特儿的正面标准像的影子，却已大打折扣，抽象得很了。反过来说，虽然很抽象了，但还是正面头像的模样。牛（黄牛）羊本非中国的土产，据说甚至连中亚也不是家羊的故乡，它们都原产于西亚。夏代以前，中原诸文化多以猪下巴作为一种殉葬品，商代的祭祀忽然以牛羊做祭品——后世有“太牢”、“少牢”之称，甲骨文资料，“牢”没有“太”“少”之分，却分别是“宀”下有牛与有羊，“牢为兽阑，不限牛，故其字或从羊”，（商承祚引罗振玉语），——我们不能认为在没有外来思想影响下，牛羊会突兀地成为中原地区祭祀仪式的主角，这显然是受到了以畜牧牛羊为主的民族的文化的影响，这个民族又只能是来自西面的。考古学能告诉我们牛羊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重要性，并且直到现在，牛羊都是中亚各民族最重要的家畜。我由此推断：在中亚某文明的文字系统里，最常用的动物名“牛”“羊”已由图画而简化为一种形象的符号，夏人创制甲骨文字时直接取用了它们。在公元前3100年（乌鲁克时期）苏美尔的线形文字中，“牛”就是用正面头像表示的，这个图形一直保持到公元前600年新巴比伦王国时期楔形文字里面。
甚至有个现象也不妨拿来做中国文字起源的旁证：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的书写格式原本是从右向左由上到下，几千年来汉字的书写也正是这样的。
周原甲骨文自发现以后，文字考释已经有了重大成果，也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部分，出版了非常精美的图册《周原甲骨文》。但是，我们只从书中知道周原甲骨文“小如粟米”，另外的资料则介绍说它需用5倍放大镜才能看清。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刻得这么微小？如何能刻得这么微小？因为专家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但是我们知道，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古文明中，也有同样的做法，是把楔形文字刻画的极其细微，“细小得几乎用肉眼难以分辨”（《失落的文明——巴比伦》P148），周原甲骨文“小如粟米”，显然是出自相同的传统，我猜，可能跟掌握文字书写技术的人故意造成宗教上的神秘感有关。
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人是借助了放大镜才做到这一点的，并且有1853年出土的放大镜（同上）。我们中国也出土了这样的实物，可以把物体放大5倍，正好可以看清周原甲骨文，只是年代比周原甲骨文晚了1000多年，时代更早的类似的水晶制品当然也有出土，但是考古学家偏不说它们是放大镜，把它叫做水晶饼。

余少平

（四）夏文明的性质是外来文明

既然“夏”的本义是“外族人”，为什么中华文明的开端第一个朝代是“夏”？
因为夏文明的性质是外来文明。这可以从多方面来讨论，比如麦子。
商代甲骨文中已有“麦”，不过已经借为“来去”的“来”——殷墟甲文的“其自东来雨？”，周原甲文的“楚白乞今Ｘ来即于王其则”（《周原甲骨文》P14），那“来”字都画的是麦子。关于“麦”与“来”的关系，前辈学者已有很明确的论述。
据张光直（1999：233）先生《考古人类学随笔》说：“商代人消费小麦，但自己却并不种植，他们是通过某种方法买来或掠夺来的。”我认为，这麦子就来自西边的夏人以及夏人的后裔，周人。
《诗&#8226;周颂&#8226;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陳常于时夏。”周人认为麦子是他们的先贤——后稷开始种植的。而周人又自承为夏人，见姬旦（周公）的语录：“……乃伻我有夏，式商代命，……”（《尚书&#8226;立政》）。
考古学家在赵家来所发现的麦子（真是巧合！“来”不就是麦子么？而且现在山西临汾地区称“麦子成熟”为“来了。”）其时代是龙山文化晚期，正相当于夏初。麦子原产于西亚，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更早的证据我不知道，至少北宋人就都还承认小麦是西方传来的：“小麦种来自西国寒温之地，中华人食之率致风壅。”（方勺《泊宅编》卷第八，中华书局，1983年）到现在反而有人因为中国有野生麦而对栽培麦的起源地提出新见解，但事实是国内已发现的有关小麦的最早的遗址都不在中原地区而在西北，充分证明了由西向东的传播路线。
周人是从西部的渭水流域进入中原的，这一点史书记载很明确。而商人，一般则认为是东部的民族，这一点也没有很大异议。至于夏人，问题就复杂一些。据苏秉琦（1999）先生的意见，“有东来的线索”。我对苏秉琦先生的这个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苏先生所指出的夏人东来的历史遗迹，我认为是苗瑶语、侗台语民族北上参与汉民族形成的遗迹，夏人是周人的先辈。夏与周的关系正像是金与清的关系，有时代先后的区别，有主导部落的不同，但其主体成分为同一民族则毫无疑问。周是西边的民族，夏人当然也是西边的民族。像周公那样英明的人，应该不会把六百年前的东来民族胡乱认作是自己的祖先的。明朝的大规模移民距今大约也是六百年吧，跟周朝与夏朝的时代相隔差不多；至今各处移民后代的对自己来历的传说都能指向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老鸦窝或者广东韶关附近的珠玑巷——虽然那“珠玑巷”被有些人讹为“猪儿巷”，甚至有时连省名也被讹为湖南，但那历史传说的可靠性一点也不受损失。古人尤其重视自己的来源，因为他们有祖先崇拜的思想，所以周人跟夏人的关系决不会是两个不相干的种族。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据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地虎秦简《律说》，秦人也自称为‘夏’。”（李学勤1998：266）我们知道，秦国也正在西北部。为了说明秦人自称为“夏”并不是攀高枝，我们可以举叔夷镈、钟的铭文为证：“叔夷是宋国公族，也就是商王室的后裔，因此其铭文中有一段追忆先世功绩的活：‘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虩虩成唐(汤)，有严在帝听，敷受天命，翦伐夏后，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同上）可见宋国人津津乐道的是自己的祖先如何灭了夏朝！周人正好相反！俞敏（1999：214）说：“周朝人自己认为自己是夏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并形容武王伐纣是“打回老家去”，说周跟商之间“这敌对感相当深。直到战国晚期，别管是儒家孟轲还是法家韩非，讲起揠苗助长、守株待兔这类民间故事来，那胡涂虫主角都是宋人。宋人是殷朝的后代嚜!” 可见他们对自己的世系都清楚得很！
因此，我认为麦子与青铜一样都是夏人从大西北带到中原来的。
但我在此只就中国文字的起源来讨论。
中国的符号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一直没有发展出文字；而正当青铜、马车突然在商文明中出现时，又突然同时发明出了一套高度发达的文字系统——甲骨文。这完全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
甲骨文不是中国人凭空的创造，但，也并不是移植的外来文字。它是受了某种外来文字的启示而制造出的国货，好像朝鲜民族的谚文，是在八思巴文字的音素化拼音理念加之汉字的字型结构影响下创制出来的独特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与印度河文明文字都和苏美尔的线形文字类似，显然都不是独立的发明，但从时代和内容两方面考察起来，二者都不是由苏美尔线形文字直接演变而来。很可能是苏美尔的线形文字向东方不断地在间接传播与演变。在新发现的土库曼古文明遗址也发现有与甲骨文与印度河文明文字不同的另一种象形文字，说明这些象形文字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三只瓜。因为年代太遥远，要证明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我要提出一个证据来证明影响中国创制甲骨文的文字系统是中西亚的某种象形文字。
甲骨文里，凡是动物名称一律是画其侧面，就连“龟”也如此。本来龟身体扁平，现在连文盲也会画个圆圈加上头尾四足来表示乌龟王八，偏偏甲骨文不嫌麻烦替它来个侧影——“龜”！其余动物（包括最高等的动物“人”在内）就更不必说了，全是侧面像。惟独“牛”“羊”例外：是两个符号。这符号虽然也有点模特儿的正面标准像的影子，却已大打折扣，抽象得很了。反过来说，虽然很抽象了，但还是正面头像的模样。牛（黄牛）羊本非中国的土产，据说甚至连中亚也不是家羊的故乡，它们都原产于西亚。夏代以前，中原诸文化多以猪下巴作为一种殉葬品，商代的祭祀忽然以牛羊做祭品——后世有“太牢”、“少牢”之称，甲骨文资料，“牢”没有“太”“少”之分，却分别是“宀”下有牛与有羊，“牢为兽阑，不限牛，故其字或从羊”，（商承祚引罗振玉语），——我们不能认为在没有外来思想影响下，牛羊会突兀地成为中原地区祭祀仪式的主角，这显然是受到了以畜牧牛羊为主的民族的文化的影响，这个民族又只能是来自西面的。考古学能告诉我们牛羊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重要性，并且直到现在，牛羊都是中亚各民族最重要的家畜。我由此推断：在中亚某文明的文字系统里，最常用的动物名“牛”“羊”已由图画而简化为一种形象的符号，夏人创制甲骨文字时直接取用了它们。在公元前3100年（乌鲁克时期）苏美尔的线形文字中，“牛”就是用正面头像表示的，这个图形一直保持到公元前600年新巴比伦王国时期楔形文字里面。
甚至有个现象也不妨拿来做中国文字起源的旁证：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的书写格式原本是从右向左由上到下，几千年来汉字的书写也正是这样的。
周原甲骨文自发现以后，文字考释已经有了重大成果，也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部分，出版了非常精美的图册《周原甲骨文》。但是，我们只从书中知道周原甲骨文“小如粟米”，另外的资料则介绍说它需用5倍放大镜才能看清。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刻得这么微小？如何能刻得这么微小？因为专家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但是我们知道，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古文明中，也有同样的做法，是把楔形文字刻画的极其细微，“细小得几乎用肉眼难以分辨”（《失落的文明——巴比伦》P148），周原甲骨文“小如粟米”，显然是出自相同的传统，我猜，可能跟掌握文字书写技术的人故意造成宗教上的神秘感有关。
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人是借助了放大镜才做到这一点的，并且有1853年出土的放大镜（同上）。我们中国也出土了这样的实物，可以把物体放大5倍，正好可以看清周原甲骨文，只是年代比周原甲骨文晚了1000多年，时代更早的类似的水晶制品当然也有出土，但是考古学家偏不说它们是放大镜，把它叫做水晶饼。

余少平

（五）夏文明的直接源头可能是吐火罗

（1）关于戴“巫”字帽徽的白种人雕像
周原考古并且有一个极重要的文物：蚌雕巫师像。这个白种人头上戴着尖顶帽，帽子上刻有 符号。
饶宗颐（2000：145）“ 之为巫，殷代文字里已是司空见惯，由於扶风召陈乙区西周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系属於白色人种的大月氏(一说是吐火罗)头部刻有 字。证知西周当日充任巫职的人物有的竟是非汉族的月氏人种。但关於 一记号在古符号学上最早出现是西亚哈雷夫时期的彩陶，而且连续多次作为装饰记号，在同属哈雷夫时期的女神像在肩部上画 号与西周人头相同，凡此则远比商周年代为早。”
饶宗颐（2000：85）“这白色人种的族属，已有一些人加以研究，由於人头像头戴尖帽，故被认为是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笔下的尖帽塞（Sake）人。友人林梅村则认为吐火罗（Toxri）人，亦有这种帽子，在塔里木盆地及楼兰尼雅一带有大量发现。”
我没有什么理由来否定“雕像属塞种人说”，但我只愿意接受“雕像属吐火罗人说”。因为塞种人是一种说东伊朗语的民族，雅利安人南下导致印度河谷文明衰亡的时间正好与华夏文明建立的时间相近，所以，塞种人跟华夏文明的来源问题应当无关。如果认为雕像是吐火罗人，那么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推测：
最初有一支吐火罗人进入甘肃，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征服了说原始汉语的原住民，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在数百年的统治过程中，他们转用了汉语，并且用当地的原始的萨满教来巩固他们的统治。而且他们经过陕西进入山西河南，这样迁徙的原因，可能是俞敏（1999：208）推测的，“是想得到一样生活里最必须的东西——盐，还想得的多，得的容易。也许还加上另外两种东西：贝壳跟珠子。”（《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当他们的统治被商人推翻时，由于他们掌握着宗教与文字的高科技，所以充任了新统治阶级的附属阶层——巫；贞人，是需要宗教与文字两方面的知识的，所以也许是专属于夏王室后裔的世袭职业。在殷墟发现的白种人的遗骸一定就是他们。周文王时代，他们也充当同样的职务，所以有了扶风西周遗址出土的雕像。但是，由于周朝时理性主义已经出现，祭祀成为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失去了宗教色彩，文字，则成为官僚阶级的基本技能（“学而优则仕”），于是他们，吐火罗人的后裔，永远退出了汉族文明的政治舞台。他们在三代中的地位，叫做一代不如一代。

余少平

（2）汉-藏语与吐火罗语之间的可能的借贷词
A、“万”
在汉藏语和满语的某些词汇之间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不同。比如汉语的“万”一直被认为是汉语的固有词，而且南方的少数民族也多半从汉语借入了这个词。女真语的“万”是“土满”，第二个音节跟汉语很相似，但它并非借自汉语，而是通过蒙古语借自突厥语的。
至于突厥语中这个词的来源，前人已经明确指出，是来自吐火罗语。（法）列维（Sylvain Lévi2004:79）《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至突厥语亦有假借龟兹语者，如突厥语之tuman，此言万也；显为龟兹语tumane，tmane之转(焉耆语作tman)。足证龟兹文化，影响不知大数目之民族之事。”（中华书局）
我们知道，“万”的出现表示生产力水准已经很高，郭沫若曾经提出汉语原来以“三”为多，后来出现“万”，证实当时汉人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万”并不是汉语与藏缅语族共同拥有的词汇，藏缅语族中，只有与汉族接触密切的彝语支的一些语言使用了来自汉语的借词“万”，大多数语言的“万”都跟汉语不同源。再跟夏文明的突兀出现联系起来考虑，我就只能认为汉族在夏朝之前也是“不知大数目之民族”，汉语的“万”是从文明程度更先进的吐火罗人那里引进的借词。
假如，这个tman或tumane的形式是藏缅语族的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我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们的确是同源词，但是，既然它们是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我们对它的读音的演变就不得不谨慎：第一，借为汉语时，前面的t如何脱落？第二，汉语“万”是三等字，它的三等介音如何解释？第三，“万”的去声（-s尾）从何而来？这些问题我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解释。
陈寅恪《五胡问题及其他》提出：“羯人与欧罗巴人为同种，其语言亦属印欧语族，尤以数词与拉丁文近，仅‘万’字系从汉语借入，读若tman，此由汉语‘万’古本为复辅音，如‘虿’、‘迈’二字声母之别为‘t’、‘m’，即系由此分化而成。今藏文‘亿’为hman，‘h’即‘t’声变；俄语‘万’为toman，则又自蒙古语间接输入者也。”说印欧语向汉语借入了“万”，史学大师的话我当然不敢说他错，可是，若说上古汉语的复辅音有tm-这样的形式，未免太怪异。若说“虿”是mt-这样的形式，跟吐火罗语却是换位的关系。而且与其说藏文的‘亿’为hman是来自汉语的tman还不如说它来自蒙古语的“土克土绵”（万万）更靠得住。
从印欧语内部来看，地域上跟吐火罗语比较接近的梵文，它的“千”是sahasra，跟吐火罗语的“万”显然无关；但是在谱系上跟吐火罗语比较接近的拉丁语，他的“千”是mille或 mile，“万”是decem milia。浊音d在吐火罗语是都变清音t的，假如吐火罗语的“万”是由拉丁语的“万”这样的形式经过音节压缩，那么吐火罗语的“万”跟拉丁语就应该同源。换句话说，tumane（或者tmane、tman），在K型的印欧语中可能是有语源学根据的，而汉语的tman则一定没有，由此推论，即使上古汉语有tman，也是个借词。讨论这个问题，本来至少要掌握吐火罗语，赫梯语，古希腊语的材料才能作出比较科学的分析，但由于湖北省图书馆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书籍出借，所以，我的讨论只能停留在推测的水平上。
虽然汉语的“万”是借词，但是，对朱学渊（2002：223）提出的因为满语的“万”是tuman ，所以汉语的“万”借自通古斯语的这个结论我万万不能接受。
因为满文的“万”根本不是tuman而是tumen，鄂温克语则为[tum&#61611;n]，而鄂伦春语为[tum&#61611;&#61611;]，这都是符合通古斯语的元音和谐律的。女真语则不然。女真语的“万”汉字标音是“土满”（《女真译语》P306），金启孮（1984：2）先生注意到女真语这个词的汉字对音，但他仍把女真字“万”的读音拟为[tum&#61611;n]，显然是太照顾满语的读音了。汉字虽然不是一种适合为外族语言标音的工具，但是要区别[man]和[m&#61611;n]还是做得到的。那么女真语跟现代满-通古斯诸语言的这个差异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认为在金代， tuman作为一个新借入到通古斯语的词可以不符合元音和谐律，《鄂温克语简志》就指出：“借词不完全遵守元音和谐律。”《哈萨克语简志》也指出：“本族语词和历史比较长的借词”必须遵守元音和谐律。因为借词借入的时间长了以后，人们不免按自己的语言习惯对这种违反本民族语言规律的词进行改造，使之符合读音规则，于是把tuman的第二个音节的阳性元音a改成了相对应的阴性元音e，以求与第一个音节的元音u取得性属上的一致。所以说，满文（包括现代满—通古斯诸语）的“万”读为[tum&#61611;n]的原因是它被借入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而女真语读为“土满”则是它刚借入不久的时期，由此看来，汉语的“万”决不可能借自通古斯语。何况汉族开始有“万”字的时代，文明程度已大大超过通古斯民族，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借入一个这样的文化词。
证明tum&#61611;n读音的时代较晚，还有一项证据：图们江，朝鲜语称为豆满江(&#46160;&#47564;&#44053;)。于朝鲜成宗十二年（1481年）修成、中宗二十五年（1530年）增修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五〇咸镜道庆源都护府《山川》“豆满江：女真语谓‘万’为‘豆满’，以众水至此合流，故名”。可以证明tuman是早期女真语借词的读音。
金是在契丹（辽）昌盛了200年后才崛起的，所以，女真语的“万”可能是由契丹语借入的。契丹小字还没有完全破译，但是中国学者已经成功地释读了最常见的一些字。王弘力（1986：64）在清格尔泰等学者的基础上，释读了“万”字（tum）：“  tum，《辽史》译音‘图木，秃没’，契丹人名用之。加一n尾成tum&#61611;n，‘徒门’，仍具‘万’意。《故耶律氏铭石第十七行》 ，第一字读tum-u&#61611;n>tuman，《辽史》有‘特满’译音，可能源于突厥语tümün‘万人长’。‘特满太尉’可能为官职名称。《百官志》有‘特满军详稳司’，可参考。”王弘力的分析是非常科学的。但有两点我要加以补充说明：“ （特满太尉）”的第二个字，按照清格尔泰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其音值是uan而不是u&#61611;n（陈乃雄1995），也就是说，“特满”本来就是tuman（tumuan）而无须按照tum-u&#61611;n>tuman这样变化。第二，突厥语tuman本来就有“万”的意思，无须通过“万夫长”的意思变换而来。《维吾尔语简志》：“tym&#61509;n‘万’，在一些地区的口语中使用很普遍，而在书面语里使用较少”（P58）；潘振宇（1991：151）《汉语和维吾尔语数词的比较》也说：“维语也有‘万tym&#61509;n’这个基本数词，但只是在某些特定场合和某些地区群众的口语中使用。”林梅村（2000：25）：“匈奴单于的称号‘头曼’即后世突厥可汗的称号‘土门’，突厥语作tümana。英国突厥学家克劳森首先注意到这个突厥语称号实际上来自吐火罗语，相当于吐火罗语A的tman和吐火罗语B的tumane，本义为‘万’，引申为‘万户长’。”引文好象没有明确指出突厥语的tümana既有“万户长”的引申义，又有“万”的本义。
契丹的版图最大时，跟回鹘也有了地域上的接触，但更可能是通过蒙古语向突厥语借来的“万”。
蒙古文的“万”现在虽然也是tümen，可是《至元译语》是标作“土满”的（《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P12）。一个不符合元音和谐律的词，它的读音向符合元音和谐律改变的过程，就是外来词的本土化过程。而蒙古语“万”显然是这么一个外来词，而它只可能来自突厥语。
总之，汉语“万”没有借阿尔泰语，阿尔泰语更没有借汉语，唯一的可能是共同借自吐火罗语。

余少平

B、“布”
胡增益（2001：205）《鄂伦春语研究》说鄂伦春语的“布”b&#61611;&#61611;&#61523;u是汉语借词，《锡伯语简志》更明确说锡伯语的“布”bos是在借来的成分上“加上一定的语音成分”。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现代锡伯语并不是历史资料记载的那种“非清非蒙”的语言，而是锡伯人后来转用的一种满语方言。而满语的“布”又是从蒙古语借入的，蒙古语则是从突厥语借入的。劳费尔（Laufer2001：410）：“棉织品在蒙古话叫做büs，喀尔木克语作b&ouml;s，在女真语（亦作女直）作busu，满洲语作boso。首先这一系列的字都可以推原到回鹘语b&ouml;z。如叔特所说，这些字显然全与希腊字β&#973;σσο&#962;（“亚麻布”）有关系，这希腊字本身又出于闪语（希伯来语būs、亚述语būsu）。”
汉语的“布”，辞书上的定义很复杂，其实就是“用植物纤维制作的纺织品”。虽然它在汉语中的历史很悠久，但是，不必是固有词。可能跟突厥语一样，是借词。
“布”，鱼部帮母去声，我用-&micro;表示高本汉的-g尾，再加上去声的-s尾，就是*pa&micro;s，跟闪语的būs就很接近了（按照我自己的上古a、&#61611;、e三元音系统的构拟，上古汉语是没有u元音的），问题在于汉语的“布”的声母是清塞音，这如何解释？
季羡林（2000：42）先生在《浮屠与佛》中讨论梵文的budha与汉语“佛”的关系时说：“梵文的budha，到了龟兹文变成了pūd或pud，到了焉耆文变成了p&auml;t。”
假如我们认为梵语的buddha与闪语的būs的b-进入吐火罗语后都转化为p-，那么，汉语的“布”一定是通过吐火罗语借入的，所以同样是清辅音*p；而由于回鹘语只有不送气浊塞音和送气清塞音两种塞音，所以梵语的buddha与闪语的būs的b虽然在吐火罗语中成为了p，但进入回鹘语时又都是浊声母b（“布”：突厥语b&ouml;z，劳费尔P410；维吾尔、乌孜别克、柯尔克孜b&#61519;z，塔塔尔b&#61509;z，均为“土白布”，见各语言《简志》。），而蒙古语借入的“布”是büs[bus]或读b&ouml;s[bos]（《蒙汉词典》；劳费尔2001， büs；但《至元译语》称“布”为“玩真”，P7，《华夷译语》称“斡列真”，P69；至《鞑靼译语》才称“孛思”，P104，此“孛”字当读作bo；《<登坛必究>卷二十二所载（蒙古）<译语>》读“补四”，P142。《武备志》收《蓟门防御考》作“不施”，P155，至少“施”的标音不准确。）进而借到满文，虽然写做boso，这个b的音值却是不送气清声[p]。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女真译语》，女真语“布”读“博素”，金启孮《女真文词典》因此拟为bosu，不是劳费尔所引用的busu；由于鄂温克语为boo&#61523;o，鄂伦春语为b&#61611;&#61611;&#61523;u，因此可以认为在比较古老的时期，这个词的第一个音节的元音一定是个阴性的元音,很可能就是[o]，至于第二个音节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形态古老的鄂伦春语得到解释。胡增益（2001：209）：在鄂伦春语中，s不能处在词尾，所以借入达斡尔语的“犁铧”and&#61530;aas后必须在后面增加一个元音成为and&#61530;aasa。借入蒙古语的b&ouml;s后，一定由于相同的原因而增加了一个元音，成为bo:&#61523;o这样的形式。
所以锡伯语的“布”看上去虽然跟汉语相似，却并不是从汉语借入的词，更没有“加上一定的语音成分”，相反，它减少了一个语音成分：由于跟满语的读音习惯不同，锡伯语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所以后面的音节容易弱化而造成元音脱落，这样的例子很多，“布”读bos其实是由满语的boso脱落第二个音节的元音而来。
劳费尔（2001：410）又说：“但是这个闪话字怎么来到亚洲中部，还没有人知道。它出现在回鹘语可以说是由伊朗语为媒介，但是在伊朗语的任何方言中至今都没寻到它的踪迹。”（《蒙古语里的伊朗语成分》）
劳费尔所疑心的“在伊朗语的任何方言中至今都没寻到它的踪迹”正好可以印证我对于吐火罗语民族来历的一个猜测。众所周知，吐火罗语虽然处在印欧语地理分布的最东端，却是属于西部印欧语的K型语言的，与赫梯语等有较近的关系，跟地理上属于印欧语东部S型语言的印度伊朗语族大不相同。我国学者对这作出了怎么样的解释我不知道，但我的设想是：苏美尔文明于公元前4000年建立后，向北非传播，形成了埃及文明，向欧洲传播，形成了克里特—希腊文明，所以理所当然地也向亚洲的其他地区比如小亚细亚一带传播，结果是使得由伏尔加河流域经黑海与里海之间迁徙到这里的原始吐火罗民族接受了她的先进文明，包括象形文字，青铜冶炼，麦子种植，牛羊养殖等。而吐火罗民族后来向东拓展迁徙，在公元前2000年前就已经抵达新疆地区（林梅村），并与居住在青海甘肃地区的原始藏汉语民族有了接触。我的证据就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齐家文化的青铜镜（尕马台）是西亚的制品。我很奇怪地看到，中国学者都努力回避这一点，比如安志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编写、A.H.丹尼、V.M.马松主编的《中亚文明史》中负责撰写《中亚东部的青铜时代》一章，其中提到齐家文化的青铜镜时这么说：“特别有意思的是见于尕马台25号墓的青铜镜，它出土时压在俯身葬死者的胸前，镜钮已残缺，边缘上钻有两个小孔，可能是作为佩饰之用。镜子的直径为9厘米，厚o．4厘米。镜面相当光滑，镜背位于同心圆与凸棱之间，饰以斜行细线组成的三角形图案。该镜子的铸造工艺、形制以及装饰图案都标志了先进的加工技术，它与河南省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商代青铜镜十分相像。”一方面把明显的七角星纹图案刻意描述为“斜行细线组成的三角形图案”，另一方面又强调“它与河南省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商代青铜镜十分相像”，显然都是在暗示它可能是中国本土的产物，以免遭到国人非议。其实，七角星在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中都没有表现，尕马台铜镜的七角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就充分说明了它的外来性质。也证明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是受吐火罗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而且（匈牙利）A˙洛纳塔什（1982：83）曾经指出：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族的“青铜”yez~&#496;ez~&#496;es来自吐火罗语。不过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据《哈萨克语简志》，今哈萨克语的[&#61540;&#61530;ez]表示“黄铜”，而根据《新蒙汉词典》，现代蒙古语的&#496;es[&#61540;&#61530;&#61545;&#61555;]表示“红铜”。《蒙古语简志》：卫拉特（西部方言）zes，内蒙古（中部方言）&#61540;&#61530;&#61545;&#61555;，巴尔虎布里亚特（东北部方言）dz&#61611;d），可见东方民族的青铜文化的产生是由于吐火罗民族的传播。而中国文明源头的夏文明正是这时候形成的。虽然目前没有发掘出确切无疑的夏文明遗址，但是，商承夏礼，商文明之所以极其成熟，一定是因为它继承了夏文明。而夏文明的这些先进成分也不是凭空而来，显然是跟吐火罗人带来的文明有关。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现，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一些古文明的遗址，他们跟夏文明有一些类似之处，比如，有象形文字。但是，就在夏王朝建立的时候，雅利安人完成了南侵过程，雅利安人的南侵不但毁灭了这些古文明，而且从地理上隔断了吐火罗语跟其他K型印欧语的联系。汉语，突厥语的“布”应当都是来自吐火罗人的传播，之所以突厥语的“布”未经伊朗语为中介，其理由，我认为应当如此。
可是这仅仅是推论，因为我没有吐火罗语的“布”的资料。所以我很难证实，但又很难证伪：因为即使龟兹语，焉耆语没有这个词，也不能断定楼兰语、月氏语也都没有这个词。
至于说我对吐火罗人来自小亚细亚一带的推测，还有一条人种学上的证据：林梅村说吐火罗语至少有这么四种方言，除了前面已经涉及到的龟兹方言与焉耆方言外，另有两种方言是没有完整的方言文献的语言，一是大月氏人的语言，一是楼兰人的语言（林梅村《吐火罗神祇考》）。而这楼兰人的人种，是“具有长狭颅型和狭面特征的‘地中海人种东支’”，与其他地区同属白色人种的“原始欧洲型”或“帕米尔-费尔干型”不同（韩康信1992《西域丝绸之路上古代人种的成分》，《文物天地》1992：5），这充分证明吐火罗人确实来自小亚细亚一带。
此外要解释：如果按照李方桂先生的四元音系统，或者其他学者的五元音以上的系统，那么由于有了主元音u的存在，上古汉语鱼部的“布”字并不是跟希伯来语būs、亚述语būsu最近似的音。但是，由于我自己是采取三元音系统的，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汉语的“布”跟西亚语言的借贷关系。

余少平

C、“稻  米”
满语的“米”是bele，这很特别，因为其他的通古斯语都不这么说。而根据近来比较一致的意见，原始台—南岛语的“稻米”是*b&#61611;ras，而且跟藏缅语、苗瑶语有借贷关系（张公瑾2002：12）。满语的形式跟南岛语的一些语言（如pangasinan语的belas）很接近，但是，满族历史上应当没有直接跟南岛语民族发生过接触，那么必须有一个跟南岛语有过接触，而地域上又很接近满语分布地区的语言作为中介语，按理说这个语言该是朝鲜语，但是，朝鲜语的形式反而更远离原始南岛语。这个问题使我困惑。
藏文的“稻米”是&#61690;bras，这个词跟满语的bele显然有相似之处。我觉得藏文是从原始台—南岛语借来的，后来又被印欧语借去。
李炳泽（2001）说：“英语的rice‘稻’怎么来的呢?一种观点认为是来自梵语vrihi，另外一种观点是来自哥特语(Gothic)的hrisjan的变化。而一般认为摩尔人(Moors)在8世纪占领西班牙的时候带去了稻子，之后西班牙人才在15世纪带到意大利。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同意这样的假设：希腊语的oriza‘水稻’是通过假想的伊朗语briz从梵文的vrihi派生而来。同时，都否认不了这样的假设：是阿拉伯人把水稻的种植方法传到西西里和西班牙的，而意大利则从土耳其、埃及或者是里海西南的吉兰得到水稻种子。有人认为，《阿吠陀》中的人没有提到水稻，所谓梵文的vrihi可能起源于印度—斯基泰文。印度和印度河文明中最古老的农作物可能是大麦（青稞），而水稻是印度在公元前后通过海路和陆路获得的。我们觉得，如果伊朗语的briz和梵文的vrihi是随水稻的传播而借‘稻子’的话，那么是从什么语言借入的呢?因为在水稻起源地和伊朗、印度之间有许多民族分布，而且briz／vrihi与汉语中关于水稻的词汇(‘稻’、‘籼’、‘糯’、‘粳’、‘耗’、‘稼’等)读音都相差很远。在这里，藏语的mbras‘稻米’值得注意，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中介，而它来源于更靠东部的其他语言，那就是向苗瑶语提供*mblau、向南岛语提供beras和向壮侗语提供*pra:t的一种可能已经消失了的、分布在长江下游一带的语言。”
我完全赞同李炳泽所论证的印欧语的“稻子”是从中国借去的这个观点，也完全赞同藏语的&#61690;bras或者嘉戎语的mbras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可能就是印欧语借词的源头形式，但对他所介绍的“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同意这样的假设：希腊语的oriza‘水稻’是通过假想的伊朗语briz从梵文的vrihi派生而来”深感怀疑。
因为既然哥特语(Gothic)的形式是hrisjan，希腊语的形式是oriza，而所谓“假想的伊朗语*briz”我认为其实就是语言学家们对欧洲诸语的源头的构拟形式，它们何以都比梵文的形式更接近藏文或嘉戎语？我们不能设想欧洲语能够逆料中国语言中的那个辅音是 s而不是h。
问题的关键是：研究者都忽略了一条重要的资料，那就是阿富汗语的“稻米”。劳费尔（Laufer2001：199）在指出“稻米”不是伊朗语的固有词时说：“新波斯语里只有一个字作“大米”解，那就是birini或gurinj（亚美尼亚语和欧塞提克语brinj），这个通常被人看做出自梵语vrīhi的外来词；阿富汗语vrī&#382;e(希腊语&#8005;ρυζα，βρ&#7985;ζα)和这梵语字更相近。”
且不论劳费尔对阿富汗语vrī&#382;e的来源的观点如何，反正我们看到：确实存在的而不是构拟的阿富汗语的vrī&#382;e是欧洲诸语的真正源头，而且它比梵文更接近藏语的&#61690;bras或者嘉戎语的mbras。
但是，为什么阿富汗语反而比梵文更准确地反映藏羌语言的形式呢？我猜这是由于大月氏迁徙到了阿富汗地区的缘故。大月氏从敦煌迁徙到新疆后，于公元前161年从新疆迁徙到大夏，大夏就是今阿富汗。显然是大月氏人把藏羌语言的“稻米”带到了阿富汗，而大月氏人说的正是一种没有留下完整文献的吐火罗语——不但考古学家林梅村这么认为，语言学家耿世民也认为月氏人和吐火罗语有关：“最近我读到瑞士学者包默尔（C. Baumer）的德文新书《丝绸之路南道——湮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古代文化》，他也接受古代楼兰人说的语言为第三种“吐火罗语”的观点，并认为月氏是‘吐火罗’的一部分。我则认为‘吐火罗人’是月氏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吐火罗人及其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