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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铁夫

古谜新解系列之一:龙的来源与传说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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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3 11:12:35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不比龙文短多少呀!

(接上文)我说他已接近了真相,是他的聪明之处,考证出了中国文化中的龙变化的轨迹,“龙”在原始语言中似乎是一个相当笼统大而无当的指号。它包括了多种类型的动物——猴、马、牛、羊、猪、狐、虎、蜥、鳄(以至某些鸟类)等等”(见该书314页)。但他却未抓住这一点深究,而是将龙直指为鳄类,这便错了,因为我与他认识上不同之处恰在这里,我认为中国文化中的龙本就是在不断地探索中的,并非真龙(虽亦有某些地方接近真相,但因神龙见首不见尾,亦导致古人产生了误认,甚至将许多生物归属于龙,后来出于君权神授的观念,又造出一些与事实相异的说法来),而只是“龙子”而已。其实,古人亦是聪明的,他们也指出“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蒲劳好鸣,形钟纽上(按,又作伯劳,鸟类)。囚牛好音,形琴瑟上。嗤吻好水,形桥梁上。嘲风好险,形殿角上(即佛寺上之避邪兽)。*屃好文,形碑碣上(即龟之另类)。霸下好负重,形碑座上(亦大概与龟同)。狴犴好讼,形狱门上(即獬豸)。羧猊好生,形佛座上(即狮子)。睚眦好杀,形刀柄上(见《渊见类函》卷四三七引《潜确类书》)”。或者是龙属,或是龙子,如《上林赋》文颖注:“龙子为螭”。古人是将这些类龙的或他们怀疑是龙的,均归属于龙或龙子中,如说蛟为龙属,《说文》:“蛟,龙属也”。这里未直接言明蛟为龙,而何先生未能体察到这一点,便说蛟为龙,而蛟是鳄,鳄于是便成了真龙了。似他这种错误在书中很多,如他否定龙为蛇之神化时,引证为蛇无足而龙有足,说明龙不是蛇的神化,而鳄类有足,便是龙。其实佛法上亦有说龙无足者,如《佛学大辞典》上称:“长身,无足,蛇属只长也。八部众之一。有神力,变化云雨”。有人认为这是辞典作者曲解了,因此说怪异,中国文化图案中的龙均是有足的,此处何以言“无足”耶?是解释有错,还是另有异说呢?实际上,佛法中是有此说法的,如《善见论》卷十七云:“龙者,长身而无足”。不仅如此,经中还有记载,谓有多足者,如《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中称,龙有一首、二头,乃至多头者,或无足、二足、四足,乃至多足之龙王。这些记载均与汉地不同,说明了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处,这些差异出自何处呢?我认为汉地所谈之龙是处于探索性中的,而佛法中的龙则另有出处,这是来源于佛陀真现实中的如量观察。印度文化于龙文化上影响到了汉地,而汉地对印度文化中的龙则影响甚微。为何有此论断?因中国文化中的龙有着猪、马、蛇等诸多猜测,古人亦在猜测中,未成定论,故所言不一定是真龙,此其一。其二是佛法中对龙并不崇拜,视其神力亦为有限,并将之归入畜生道,虽佛法中偶有提及,但只是以一种低级的护法神形式出现,并不作为依怙来崇拜。佛法中讲四种不可思议的力量,龙力为最下,兴云致雨,飞腾变化,一尾可扫诸山,世间大力士难敌。但龙力不敌神通力,如遇大咒师放咒,则其神力不能施展,这也是佛教中有降龙、伏虎之人的可能性。世人认为神通力万能,但佛教认为神通不敌业,如业力现前,则神通又变成无用。只有伟大的佛陀,他的力量可超脱于业力,经中言佛菩萨有十相自在,其中便有业力自在,虽然佛陀亦现金枪马麦之报,但那只不过是为众生之示现,究其根本是解脱的。为什么我国视为无所不能的龙,到了印度佛法中却变得不神秘了?印度佛法对龙不崇拜,说明佛陀正知它的来源,因而对其没有什么神秘感,而我国古代先民莫测他的来源,因而产生了敬畏,故才对龙表现出既崇拜又畏惧。中国古代帝王自称真龙天子,位极人王,既然天子是真龙化身,则真龙在人民心目中更是崇高了,这种崇拜正说明他们对龙的真相还未了知。(还有下文)
发表于 2006-3-3 17:25:36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06-3-3 17:48:33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

作者:李树辉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来源:青藤书屋


十二生肖是记人的生年属相的,亦称十二属相,用以纪年、纪月、纪日或纪时辰时,则称十二兽历。十二生肖(兽历)广泛流行于亚洲诸民族及东欧和北非的某些国家之中,几乎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民俗事象。

十二生肖(兽历)的构成及顺序,各个民族或国家不尽相同。现今汉、回、藏、哈尼、畲、拉祜、纳西、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以及朝鲜、韩国、日本的十二生肖(兽历),在构成及顺序上完全一致,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有些民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因地区不同而有别,如黎族大多数地区的十二生肖(兽历)与前相同,而毛道黎族则以“虫”代“虎”,以“猫”代“兔”,以“鱼”代“蛇”,以“肉”代“马”,以“人”代“羊”;大部分地区彝族的十二生肖(兽历)与前相同,而云南哀牢山彝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名称及顺序为:虎、兔、穿山甲(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除有一处不同(现也有以“龙”代“穿山甲”的说法)外,排序亦与前有异。哀牢山彝族之所以以“虎”为先,据说是因为其自认为是虎的子孙,尊母虎为其始相。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祭神大典,要选在虎月(首月)的第一个虎日,在当地的母虎神庙举行。家家门上且都要绘以虎形,以示对虎的尊崇。正为此,才有了这样的排序。如若将其按序前推或后移,仍与前同。而桂西彝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则为:龙、凤、马、蚁、人、鸡、狗、猪、雀、牛、虎、蛇;德宏地区傣族的十二生肖(兽历)与前相同,而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又改“猪”为“象”,改“龙”为“蛟”或“大蛇”,改“羊”为“蚁”。

此外,有些国家十二生肖(兽历)的名称亦与前颇有不同,如越南以“猫”替换了“兔”;印度的为:鼠、牛、狮、兔、龙、蛇、马、羊、猴、金翅鸟、狗、猪;古巴比伦的为:牡牛、山羊、狮、驴、蜣螂、蛇、犬、猫、鳄、红鹤、猿、鹰;埃及与希腊的与古巴比伦的基本相同,只是以“蟹”取代了“蜣螂”[1]。其“狮”、“蛇”的排序与印度的相同,且均是以“红鹤”代替了“金翅鸟”[2]。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十二生肖(兽历)位于其“狮”这一序位的为“虎”,位于其“红鹤”序位的为“鸡”。也即是说,位于前一序位的均为猛兽,而位于后一序位的均为禽类。由此推测,全世界的十二生肖(兽历)当有着同一起源。

十二生肖当起源于十二兽历,由来甚为古远。从地域上看,埃及、巴比伦、印度及中国等四个亚非文明古国恰好均在其流行的范围之内。其流传的区域虽广达亚、欧、非大陆,但主要集中于亚洲。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一文化当起源于亚洲的某一民族,其后始逐步扩散,而先后为这一广大地区的诸多民族所接受。然而,最初究竟为哪个民族所创,至今却仍是个不解之谜。



关于十二生肖(兽历)的始创者,目前有三种观点较为流行[3],即:“突厥语民族始创说”、“汉族始创说”和“印度始创说”。

突厥语民族普遍使用十二兽历。约刻写于8世纪的《回纥毗伽可汗碑》上便有“羊年”、“猴年”、“猪年”、“兔年”的记载。此外,在《阙特勤碑》、《翁金碑》等碑文中亦同样使用了十二兽历[4]。敦煌、吐鲁番出土的13世纪前后的回鹘文文献及两地诸多洞窟内的回鹘文题记亦均采用的是十二兽历纪年。考古人员在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也曾多次发掘出刻有十二生肖动物图案的文物[5]。

关于十二兽历的起源,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传说[6]:

某一突厥可汗想研究发生于若干年前的一次战争,但却在弄清那次战争发生的年代时出了差错。为此,该可汗与其部民开会商议,他说:“我们在弄清这段历史时怎样出错,我们的后代子孙亦同样会出错。所以我们根据十二个月份和天空黄道十二宫(座)[7]给每一年份确定一个名称吧!以后年份就以十二年为一周期来计算。这在我们中间要成为一个永久的历法。”部民们赞同可汗的建议,说:“就照此计算。”可汗为此而出猎,下令将所有的野生动物向伊犁河驱赶。

这是一条很大的河。部民们追猎着将动物赶向伊犁河,有好些动物跳进了河中。其中有十二种动物游过了河,于是遂以这十二种动物之名作为十二年份的名称了。老鼠率先过河,因此,以鼠名作为第一年的名称,称作鼠年。其后过河的被依次作为其余各年的名称。分别为:牛年、虎年、兔年、龙年[8]、蛇年、马年、羊年、猴年、鸡年、狗年、猪年。猪年过后,复从鼠年开始计算。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即《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引译者)称,本书完成之年为(回历)466年(公元1073年──引译者)元月,业已进入蛇年。过了这一年就进入(回历)467年即马年了。年份就按我们所指出的这种顺序计算。

突厥人推测,这一纪年的每一年都各具特色。如依他们的观点,牛年战争频仍,因为牛常互相顶架;鸡年食物充足,但人们的忧虑会增多,因为鸡的食物是谷粒,鸡为觅食会乱刨扬垃圾;龙年雨水多,粮食丰收,因为龙在水中生活;猪年多雪酷寒,流言蜚语多。突厥人就是这样,相信每年都必然有某种现象出现。

此外,该词条中还说:“突厥人没有每周七天的名称,因为‘星期’(七曜)这个概念是有伊斯兰教以后才知悉的。”并称当时“城里人采用阿拉伯语的月份名称。过游牧生活的非穆斯林突厥人将一年分为四季,每三个月以一个名称来称呼。用这种方法来表示一年的流逝,如将旧历新年后的第一个月称为‘奥厄拉克月’(Oʁlaq aj,意译为‘山羊羔月’──引译者);后一月称‘乌鲁厄奥厄拉克月’(Uluʁoʁ1aq aj,意译为‘大山羊羔月’──引译者),因为该月山羊羔要长大了;再后一个月称‘乌鲁厄月’(U1uʁ aj,意译为‘大月’──引译者),因为该月时值仲夏,田野长满了饲草。因而,牲畜易上膘,乳汁会增多,毋需辛勤劳作。”

据这一记载可知,突厥人虽以十二兽历纪年,但纪月仍是采用与其畜牧文化相适应的牲畜名称来命名的。然而,十二兽历是否如《突厥语大词典》所言,果真为突厥人始创,却令人怀疑。首先,按其所称,鼠之所以被列于首位,是由于鼠在十二种动物中率先游过了伊犁河。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且从这一传说中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广泛流传于汉民族中的十二生肖动物赛跑,以名次先后排序的传说(回、满、锡伯等民族中亦有同样的传说,当均源于汉族)。其次,龙(nag)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动物,且nag一词本身即源于梵语。鸡、猪等动物多为定居的农耕民族所饲养,而从历史上来看,突厥人主要从事游牧业,向农耕经济转化则是较晚的事。古代突厥人的生活区域亦未曾见有过猴子的记载,连其biʧin/beʧin(猴子)一词亦是借用于其他语言的(说详后文)。再者,考古发现的许多刻有十二生肖动物图案的文物上,同时还刻有汉字,证明是源于汉族的。更重要的是,《突厥语大词典》为11世纪的作品,而其他突厥语碑铭文献也早不过8世纪。显然不能以此来论证十二生肖(兽历)的起源问题。谓十二生肖(兽历)为突厥语民族始创之论据明显不足[9]。

那么,这一文化是否为汉族始创呢?众所周知,干支纪年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方法。“干”,又称“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支”,又称“地支”、“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传“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尚书正义》说:“二人皆黄帝之臣。盖黄帝以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此说固不可信,但甲骨文及殷墟出土的玉质干支表残片等文物证明,商代肯定已有六十干支了[10]。殷商时,干支只用作纪日。春秋时,始用干支纪月。干支纪年法,《史记历书》载之。有人据《隋书律历志》引《竹书纪年》中的“尧元年景子”一句认为,战国时已有干支纪年。“景子”也即是“丙子”,因唐高祖的父亲名“”,凡“”音的字皆改为“景”所致。前些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数种帛书中都包括有干支纪年表,证明西汉初年便已使用。据此看来,称战国时已有干支纪年是可信的。在用干支纪年以前,华夏民族使用的是“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岁星”指木星,“太岁”是假想的运行速度和木星平均速度(一年走十二分之一周天,即一辰)相等而运动方向相反的天体。设想它们在黄道带里每年经过一宫,约12年运行一周天,故而以其所在的方位来纪年。

干支纪时法,不知始于何代。《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云:“甲夜毕,传乙夜,相传尽五更。”《东观汉记显宗孝明皇帝永平三年》有“甲夜读众书,乙更尽乃寐”之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则进一步指出:“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为节。”由此可知,至迟在东汉时便将一夜分为五段。不过纪夜用“十干”,而推论节气和日月交食都用“十二支”。这是因为古人把一昼夜分为百刻,所以用“十干”比较方便。后来把一昼夜分为“十二辰”,则以“十二地支”来表示“十二时辰”较方便。每辰等于两小时,今日所称“小时”等于古之半辰。一辰中前一小时为初,后一小时为正,故而又有子初、子正、丑初、丑正等称法。

汉语传世文献对十二生肖(兽历)的记录,首见于东汉王充《论衡》一书之《物事篇》、《言毒篇》及《讥日篇》,但也只是借用来批驳五行相克之理的。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卷三十四及梁章钜《浪续谈》卷七,“十二属”条亦均称其始于东汉,汉以前未有言之者。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曾举出《诗经吉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为例证,认为诗句中有以午为马的含意,从而认为先秦已有生肖;清人万希槐在《困学纪闻集证》中又补充了一些例证,但理由仍不够充分,而未能引起重视。十二生肖的普遍使用,约为南北朝时期。《南齐书五行志》中有关于属相的记载,《周书宇文护传》记其母贻护书中有“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之谓,但也仅仅是帮助人们记其出生之年罢了。

1975年底,考古工作者曾于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发现秦简中有两种《日书》。整理时分别称为《日书》甲种和乙种。《日书》甲种中有一章标题为《盗者》,是用来占卜盗者相貌特征的。其中提到了十二生肖,如:“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其顺序及名称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原简漏抄生肖)、巳虫、午鹿、未马、申环(猿)、酉水(雉)、戌老羊、亥豕。据研究者称,该《日书》成于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有的内容可追溯到战国时的楚国,有的可追溯到秦国。《论衡实知篇》称:“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浮江下,观藉柯,度梅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涛恶,乃西百二十里,从陕中度,上会稽,祭大禹,立石刊颂,望于南海。还过,从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劳、成山,因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笔者推测,《日书》很可能是由秦国传至楚国的。

无独有偶,1986年4月,考古工作者又于甘肃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1号秦墓中出土甲种《日书》73枚竹简,乙种《日书》380枚竹简。其甲种《日书》的内容亦是用来占卜盗者相貌特征、入盗方向及物品藏匿处所的。有关十二生肖的文字,分条书写于第30~41简。十二生肖的名称及顺序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虫、巳鸡、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豕。其中:“巳鸡”与“酉鸡”相重,疑为“巳蛇”之误。据研究者称,放马滩墓地的时代,“上限至战国晚期,下限在秦始皇三十年以前或稍早”,1号墓“下葬的绝对年代当在(始皇)八年九月至九年初”,而甲种《日书》的“成书和流行时间当在秦统一前[11]。

两地出土的《日书》,可谓是世界范围内迄今所知有关十二生肖(兽历)最早的完整记录。然而,若据此而称其为华夏民族始创,仍有许多疑点:

(一)华夏民族既然已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月、日等,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再创制出十二生肖(兽历)来与十二地支相配。

(二)为何最初要采用两套系统,以十干纪时,用十二地支来推论节气和日月交食,而后来又改用十二地支纪时?

(三)十二生肖(兽历)若果真为华夏民族始创,为何东汉以前的传世文献中不见记载?其普遍使用又为何在南北朝时期?

这些都是难以解答且又必须解答的问题。相反,种种迹象倒表明,极可能是域外文化采借的结果。

印度始创说系近些年提出的。其论据是有许多相关的记载见诸于文献之中。据《阿婆缚纱》和《行林钞》记载,十二生肖动物原是十二位神祗座下的十二神兽:招杜罗神将驾鼠;毗羯罗神将驾牛;宫毗罗神将驾狮;伐折罗神将驾兔;迷企罗神将驾龙;安底罗神将驾蛇;安弥罗神将驾马;珊底罗神将驾羊;因达罗神将驾猴;婆夷罗神将驾金翅鸟;摩虎罗神将驾狗;直达罗神将驾猪。另在许多佛经中亦有相关的记载,如《大集经》卷二三,《虚空目分中净目品》五称,十二生肖原是分别住于四海山中主十二时辰的十二种动物,各应其所主之时辰而巡行人世,为:子鼠、丑牛、寅虎(原文为狮)、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猪。

据《药师本愿功德经》等所说,则系东方药师佛之眷属,为昼夜十二时之护法神将,其名为:毗羯罗大将(子时)、招杜罗大将(丑时)、真达罗大将(寅日寸)、摩虎罗大将(卯时)、婆夷罗大将(辰时)、因达罗大将(巳时)、珊底罗大将(午时)、额罗大将(未时)、安底罗大将(申时)、迷企罗大将(酉时)、伐折罗大将(戌时)、宫毗罗大将(亥时)。称其为十二佛、菩萨之化身,各自头戴表其所值时辰的鼠、牛、虎等冠。这十二神兽的名称及排序均与现代印度的十二兽历相同,因而认为,十二兽历当即是由这十二神兽演变而来的,而世界其他民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则是在印度十二兽历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的结果。

然而,如若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地考察,便会发现其中亦有许多可疑之处。从起源上看,十二生肖(兽历)的形成与十二辰密切相关,而十二辰的确定又源于天文学。所谓十二辰者,系指自子至亥十二时。《周礼春官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上古时,于天文学贡献最大者为古巴伦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十二辰“导源于古代巴比伦之十二宫,其朔乃黄道周天之十二星座”[12],我国“十二辰之输入或制订,即当在殷商一代”[13]。也即是说,就连华夏民族传统的“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亦是导源于此。而印度的天文学,据古印度天文学家伐罗诃密希罗(约505年)称,亦是从“夜伐那人”(即西方人)那里传来的[14]。由此看来,十二生肖(兽历)的“印度始创说”亦难以成立。



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古巴比伦人当为十二兽历的始创者,古西北印度人是其改造者,而华夏民族则是十二生肖的改造者及这一文化的重要传播者。

生活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至晚在公元前20世纪以前,便已开始使用楔形文字。由于农业生产需要确定季节;古代宗教希求观测天象,领会神的意志并预卜未来(占星术)而推动了其天文学的发展。古巴比伦人对太阳和月球的运动记录了许多数据,并算出了它们的位置和亏蚀时间。他们知道太阳年但用阴历作日历,一年十二个月中有的是29天,有的是30天,并在19年里再插进7个月,使235个阴历月等于19个太阳年。而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理论因导源于此,亦与之完全相同。如《淮南子天文训》称:“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甚至连古代所使用的“摄提格”、“单阏”等年名,经郭沫若先生考证,亦为其音译借词。十二兽历当即是于这一时期为古巴比伦人所创制出来的。之后,随着文化的交往而西传至希腊、埃及等地,并被进行了些许改造(如将蜣螂改为当地人所熟知的蟹);东向则传至印度及中国中原地区,进而演变为印度的十二兽历和中国的十二地支。

古代印度,至晚于公元前9世纪便开始了与巴比伦、埃及、锡兰等地的对外贸易。巴比伦人的天文学知识(包括十二兽历)亦随之传至印度。公元前37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曾率步兵三万,骑兵五千东侵,先征服了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继而征服埃及、两河流域和波斯全境。公元前327年占领了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25年至巴比伦,并定都于此。通过这次东征,亚历山大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这在客观上亦促进了十二兽历的传播。古代印度的民间,流传着许多寓言、童话。各类动物在这些寓言、童话中非但具有灵性,且会人语。十二兽历进入印度后,在当地的文化环境中被进行了一番较彻底的本土化改造,除位列第三的狮子和位列第六的蛇之外,其余的兽名都被为当地人所熟知的兽名所替换,而鼠之所以被列在首位,则显然与当地敬鼠习俗密切相关。

除了龙之外,其余的十一种动物均为印度所有。印度传说中的龙虽和中国传说中的龙一样,是复合多种动物为一体且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但也仅是释迦牟尼所济渡的“众生”之一,并不像中国传说中的龙那样,尚具有至高无上不可冒犯的地位。此外,古代突厥语中的nag(龙)一词,亦是通过焉耆-龟兹语借用于梵语之nāga的。与此相对,东部回鹘人则称“龙”为lu或luu,系汉语“龙”之音译借词。古代突厥语的biʧin/beʧin(猴子)一词,J哈里甫及P伯希和认为源于希腊语的πιθηχοs,GJ兰司铁认为是从粟特语中借入的,同时他还将该词同希腊语的πιθηυ进行了比较,Han woo choi则认为biʧin/beʧin是汉语“狒”与“申”的音译,称该词“可能先由中古汉语借入粟特语或吐火罗语中,然后又通过这种语言进入突厥语和蒙古语中。因而这个词的语言演变可以归纳为如下所示:突厥语bičin/bečin<粟特语或吐火罗语be:čin<中古汉语Pjwei+sien‘狒申’”[15]。这两个突厥语词,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十二生肖是源于印度十二兽历的,同时也意味着突厥语民族的十二生肖可能分别源于焉耆-龟兹语(亦可能是粟特语)和汉语,有着不同的途径。

公元前324年,原在难陀王室中供职的旃陀罗笈多由于同国王发生冲突而避难于旁遮普。他趁亚历山大入侵之机发动起义,并在反抗入侵者的斗争中颠覆了那达难陀的统治,建立起印度列国时代最强大的孔雀王朝。这位种姓下贱的月护大王,不但迅速统一了北印度,还很快夺回了由希腊人建立和镇守的信德与旁遮普郡,全部控制了兴都库什以南健陀罗和古罽宾。从此,佛教势力得以植根西北印度,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为中亚希腊化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居民所接受和信奉。早在旃陀罗笈多举事很久以前,僧侣们为弘扬佛教,就曾将原本流传于民间的各类寓言、童话等改编为佛本生故事,用来宣传佛教教义,故而其十二兽历中的动物亦均见于佛本生故事之中。

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及与之相关的十二兽历东传到中国中原地区后,其黄道十二宫被称作“十二次”,十二宫名称则演变为“十二次”名称(如称摩羯宫为星纪等)。与古巴比伦人在星占术中将黄道十二宫用作天空分野的区划系统一样,“十二次”亦同样在星占术中被用作天空分野的区划系统。古巴比伦的十二兽历则演变为十二地支,与华夏民族传统的十干相配合用于纪年、纪月、纪日。此外,尚用于音律(十二律)及度量的制订[16]。

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东方文明古国之间,虽横亘有所谓“峻极于天”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但也决不是“天乃为之阙,便不能相闻问”。郭沫若、岑仲勉、张星烺、季羡林等著名学者早就指出,远在上古时代,印度与中国之间便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关系。孔雀王朝开国功臣乔底利耶的《政事论》,稍晚时成书的,汇编了印度宗教、哲学和法律等内容的《摩奴法典》以及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波弥尔的《梵文语法》诸书,均记有印中古代通商贸易的内容。前述之《放》简《日书》及《睡》简《日书》中的十二生肖当即是旃陀罗笈多创建孔雀王朝之前或其执政期间传入中国的。不过,从其均用于占卜吉凶的内容及排序第三之兽名均为虎而非狮子的情况来看,似乎并非直接源于印度。这一变化可能是在中亚古罽宾等地区或塔里木盆地操印欧语的古代民族中形成的,并沿着“丝绸之路”而传到中国内地。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原地区的人不熟悉狮子这种猛兽,而将其比附为虎了。

战国时期的《日书》能分别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及湖北云梦睡虎地两地发现,绝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昭示着两地之间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所具有的文化联系,而且亦有助于我们认识十二生肖文化的东渐过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洛水北岸)后,自丰镐(今陕西长安县)以西尽为戎人所据。周平王因秦襄公护驾东迁有功,而“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17]”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用戎臣由余之谋,攻戎王,灭十二戎国,占地千里,称霸西垂,奠定了华戎杂处的分布格局,进一步密切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战国时期,“自陇以西有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18]。秦文化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西戎文化的强烈影响。十二生肖当即是于这一时期通过西戎的中介而进入秦文化之中的。

《日书》是日者以时辰推断吉凶的占卜用书。张守节《史记正义》称日者“言辞最鄙陋”,说明“它主要流传于社会基层,而低级官吏似亦精通此道”[19]。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取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并于楚地设置南郡。《睡》简《日书》写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的情况表明,该《日书》极可能是南征秦军中的某一将领(墓主?)由秦地携往楚地的。《睡》简《日书》与《放》简《日书》中十二生肖的些微差异,当是这一文化在秦地流传过程中的自然变异。鉴此,本文不赞同将《睡》简《日书》看作是“一个秦楚文化的混血儿”或“纯楚《日书》”,将《放》简《日书》看作是“纯秦《日书》”的观点[20],而认为无论《睡》简《日书》或是《放》简《日书》均系域外文化与秦文化的“混血儿”。

从两地《日书》的内容来看,十二生肖(兽历)与十二地支配合使用,当是用以纪时的(前人因无缘得见两地《日书》,而误认为十二辰纪时之制始于汉代[21])。其有关简文,先是确定失盗的时辰,而后则指出于该时辰行窃者的肖相,并据此进一步推断出盗者的相貌特征、入盗方向及藏匿地点等。如《放》简甲种《日书》第32简的简文为:“寅,虎矣。以亡。盗从东方入。有从之臧山谷中。其为人,方颜然,扁然。名曰辄,曰耳,曰志,曰声。贱人矣。得。”两地《日书》中的地支与生肖均以主谓结构组句(如《放》简称:“子,鼠矣。”《睡》简称:“子,鼠也。”),后项显然是对前项的解释。其本身就意味着生肖在当时还是一种为常人所不熟悉的文化,仅为日者等少数人所了解。

东汉时,外来的佛教文化主要为五行家所用。《汉书艺文志》载,五行家有“《转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称十二时各有其神主之。此说与十二生肖(兽历)密切相关,明显源于佛经。清梁章钜《浪续谈》卷七“十二属”条称:“《法苑珠林》引《大集经》言其所由来曰:‘阎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兽,并是菩萨化导,人道初生,当菩萨住窟,即属此兽神护持,得益,故汉地十二辰依此行也。”东汉以后,伴随着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布,十二生肖(兽历)才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及至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勃兴和普及,十二生肖方普遍使用。



十二兽历传入中国后,以纪时发其端,后又发展为纪日(至少在西域地区是如此)。1904年,德国探险队曾在高昌古城获得一份用粟特语写成的日历。该历所记各日,用粟特语、汉语、突厥语称呼。每日先用粟特语七曜日的名称,次译汉语甲、乙、丙、丁等十二干之音,后更以粟特语之鼠、牛、虎、兔等配成十二兽名。在其上的第二日用粟特语译出汉语之木、火、土、金、水五行之名,且以红字记之。这一日历反映了当时高昌地区融多种文化为一体的状况。通过这一日历,我们至少可获得如下两个颇有价值的信息:

其一,抄写者及使用者是操粟特语的居民。粟特人亦使用与汉族等相同的十二生肖或兽历(其第三位为“虎”而非“狮”)。若将这种相同的情况解释为是粟特人意译汉语的,倒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粟特人早在汉族人之前就已使用十二兽历了──以粟特语译写汉语“十干”(注意:非“十二支”)及五行之名的形式表明,该日历书写时,当地或内地的汉族居民仍习惯于使用天干纪日。

其二,十二兽历在西域地区除用于纪年外,尚用于纪日。无独有偶,楼兰古城出土的第565号佉卢文木简“历书”[22]亦证实了这一点。与此相应,前述之《放》简《日书》及《睡》简《日书》亦均是纪日的。这亦从一个侧面暗示着汉族的十二生肖是由西域的十二兽历演变而来的。

两地《日书》的内容均表明,最初人们以为于某时行窃的人,其相貌、习性也必肖某物。及到后来,由于用其纪年,又认为出生于某年的人便肖某物,如子年出生的肖鼠,丑年出生的肖牛等。生肖及生肖观念的形成,无疑与十二兽历初入中国便用于占卜的用途密切相关。可以说,十二生肖是十二兽历传入中国后,同华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考古发掘表明,至迟在隋代的墓 葬中就有了随葬的兽首人身生肖俑。到了唐代,此种习俗更为盛行,甚至连边疆地区也不例外。

1972年,考古人员曾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两尊泥塑的兽首人身生肖俑。一为猪首人身,一为鸡首人身[23]。五代时,蜀主王建因属兔,甚至连其谥宝玺纽的龙头也改刻成了兔首。反映了唐五代时,人们尊崇属相动物的心理。

源远流长的十二生肖,既然广泛影响着古代的民俗,因而文人们亦常将其作为创作诗文的题材。迄今所知最早将十二生肖用于诗作的为南朝梁陈时人沈炯。其所作《十二属诗》为: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
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
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
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裁。
猴栗羞芬果,鸡砧引清杯。
狗其怀物外,猪蠢窅悠哉。

约自宋代开始,十二生肖诗代有人作,就连大名鼎鼎的朱熹,也有此类诗作:

昼闻空箪啮饥鼠,晓驾羸牛耕废圃。
时才虎圈听豪夸,旧业兔园嗟莽卤。
君看蛰龙卧三冬,头角不与蛇争雄。
毁车杀马罢驰逐,烹羊酤酒聊从容。
手种猴桃垂架绿,养得鵾鸡鸣角角。
客来犬吠催煮茶,不用东家买猪肉。

又如元刘因的《十二辰诗》:

饥鹰吓鼠惊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
江山虎踞千里来,才辨荆州兔穴尔。
鱼龙入水浩无涯,幻境等是杯中蛇。
马耳秋风去无迹,羊肠蜀道早还家。
何必高门沐猴舞,豚栅鸡栖皆乐土。
柴门狗吠报邻翁,约买神猪谢春雨。  

再如明胡俨的《十二辰诗》:

鼷鼠饮河河不乾,牛女长年相见难。
赤手南山缚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
骊龙有珠常不睡,画蛇添足适为累。
老马何曾有角生,羝羊触藩徒忿嚏。
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鸡空自老林丘。
舞阳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东头。  

此类诗作的共同特点是多以十二句构篇,每句中含一生肖动物,类似于文字游戏,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的生活情趣。

清代的乾隆皇帝颇有文采,他曾以析字的技法创作过一首词。其中巧妙地融进了十二地支诸字。作品形象地刻画了少男少女卿卿我我的热恋情景,读来颇有情趣。因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兽历)密切相关,故一并录来以相参印。其词为:

好良宵,正与女娘偕,佳人抽身去得快。扭着她,却把那手推开。演出那百般态,珠泪儿点滴落窗台。柳腰斜依栏杆外,又将那木槿花儿抓下来。振精神,步香阶,即时不见那秀才。已还书斋。许订佳期,毁前言,又把相思害。朱帘半卷莫聊奈,金钗懒向头上戴。神前伐示,永合偕。酒醉心狂,莫点水来解。荷戈人小脚儿,欣然肯招,刻骨铭心,何尝又把刀儿带。

“好良宵,正与女娘偕,佳人抽身去得快”一句中的“好”字去掉“佳人”(女)后,就是个“子”字。“扭着她”的“扭”字却把那手(扌)推开,剩下的就是个“丑”字。“演出那百般态,珠泪儿点滴落窗台”中的“演”字去掉“珠泪儿”()就是个“寅”字。“柳腰斜依栏杆外,又将那木槿花儿抓下来”中的“柳”字去掉“木槿花儿”(木)后就是个“卯”字。“振精神,步香阶,即时不见那秀才”’中的“振”字没有了“秀才”(扌)就是个“辰”字。“已还书斋”中的“已”字,关起门来就是个“巳”字。“许订佳期,毁前言,又把相思害”中的“许”字“毁前言”(讠)后就是个“午”字。“朱帘半卷莫聊奈,金钗懒向头上戴”中的“朱”若不戴头上的“金钗”(丿)就是个“未”字。“神前伐示,永合偕”中的“神”字伐去“示”(礻)后便是“申”字。“酒醉心狂,莫点水来解”中的“酒”字没有了“水”(氵),就是个“酉”字。“荷戈人小脚儿,欣然肯招”中的“荷戈人”(人、戈)按《说文》的解释,“人”持“戈”为“戍”(守边也,从人持戈)。而“人”字的“小脚儿”若再“招”起来,也就是“戌”字了。“刻骨铭心,何尝又把刀儿带”中的“刻”字若没有了“刀”(刂),就是个“亥”字。

全词构思巧妙,不但有人有物,有情有景,悱恻缠绵,铭心刻骨,且以离合、会意两种技法暗示出了子、丑、寅、卯、申、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充分展示了汉字文化的艺术魅力,堪称奇文绝技。

约自宋代开始,在人们的观念中又进而将生肖与一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许多生肖禁忌。北宋徽宗时,因其属狗,曾诏令天下禁止杀狗。太学生们曾气愤地质问:“神宗皇帝(徽宗之父)生于戊子年,肖生为鼠。为何当时不禁养猫?”元代的仁宗皇帝因属相为鸡,也曾颁布过不许在大都(北京)城内外倒提鸡的禁令。明代的武宗皇帝因属猪,还曾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诏令全国“严禁畜猪”,违者充军,以至于次年清明皇家备办祭祖三牲时,竟找不到一头猪了。

生肖禁忌还表现在婚配方面,其肇因则是源于五行相克的属相相克观念。凡有婚嫁,必得先批“八字”,看二人命中是否相合。由此,甚而还产生了诸如“猪猴不到头,白马怕青牛;金鸡怕玉犬,龙兔泪交流;蛇虎一刀错,羊鼠一旦休”以及“古来白马犯青牛,羊鼠相交一旦休,猛虎见蛇如刀错,兔儿遇龙泪交流;金鸡玉犬莫相见,亥猪从来怕猿猴”之类的婚配禁忌歌。属相相克观念,可谓是汉族生肖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它对周边民族亦或多或少地产生过影响。此外,生肖禁忌还表现为语言上的避忌,如不说属蛇而雅称之为“属小龙”,日本人讳称“猪年”为“野猪年”,而回族人则讳称属猪的为“属亥的”。

生肖文化在民间习俗的其他方面亦有所体现。“十二岁生日”、“本年禳解”(又称“本年禳验”)及“十二和尚”、“十二生肖歌”等均是其不同的表现形式。

“十二岁生日”和“本年禳解”为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中的寿诞风俗。前者指男孩满12岁即十二生肖满一巡之日,家人为其“扎红”、“剃跳姑圈”并置办酒席,招待前来道喜的亲戚、邻里的活动。届时,族中长辈及亲友均要赠予男孩礼物或钱帛若干,以为可乞福、避灾。此俗主要流行于内蒙古东部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之中。后者主要指年过半百的老人逢自己所隶属肖值年(即“本年”或称“本命年”)的元日所举行的禳解活动。民间认为,人到本年,灾殃必多。进行禳解,才能逢凶化吉。其禳解之法是于生肖值年的元日举行庆寿活动,由晚辈向老人敬献红色衬裤、红布或红绫裤带,且于即日穿上或系上,认为如此即可禳解灾殃。此俗主要流行于河湟地区。其他地区的汉族亦有此俗,所不同的是,一般不举行什么仪式,也不仅限于老人。大多是于本年在腕上系一条红丝带,或换用一条红裤带,或贴身穿一件红肚兜,或穿一件红裤头,以禳解灾殃。

“十二和尚”是旧时流行于内蒙古土默特等地蒙古族民间的一种象征着吉祥的发式。儿童长到12岁时,家人要为其举行仪式,并送至寺庙去“还愿”,祈求佛爷保佑,从此开始留发辫,取名“十二和尚”。届时,亲友邻居也都要前来祝贺。

“十二生肖歌”为畲族的传统歌,流行于浙江地区。一般于盘歌会或婚嫁时长夜对歌中演唱。其内容为描述十二生肖的形象、特点以及与人类的关系,各地唱词大同小异。“十二生肖歌”多在盘歌结束前演唱,作为收底,故又有“歌底”之称。其最后一段四句,俗称“歌盘”,唱毕,表示歌会宣告结束。

十二生肖文化在中国扎下根后,又以内地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往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往北传至阿尔泰语系各游牧民族,并随着部落(族)的迁徙及西往的军旅、商贾、流民、僧侣等而西传至中亚、西亚和东欧;西南传至吐蕃;向南则传至我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越南等地。在向南传播的过程中,又进而嬗变为各类独具特色的构成形式。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十二生肖源于十二兽历,十二兽历的形成则与古巴比伦人天文学中的黄道周天之十二星座等密切相关。也即是说,十二兽历为古巴比伦人首创。十二兽历一俟形成,便分别沿东西两个方向扩散:西向以次传至希腊、埃及;东向则传至印度和中国内地。希腊、埃及的文化由于和巴比伦文化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故而十二兽历仅出现了若干微小的变化。十二兽历传至印度后,由于处于文化差异较大的环境中而被进行了一番较彻底的本土化改造,赋予了许多本土文化特点。古巴比伦人的天文学(星历)知识早在公元前19~18世纪便已传至中国内地,殷人称之为“十二辰”或“十二支”,但仅用于推算节气和日月交食,并与传统的“十干”相结合用于纪年。而与此相关的十二兽历却因无用武之地而湮没不彰。此后,经印度改造后的十二兽历约于公元前3世纪初,又沿“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内地,嬗变为十二生肖,进而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得到了普及。同时亦赋予了许多新的文化内涵。此后,又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进一步传播、扩散至周边地区的民族和国家。


[1] 据郭沫若:《释支干》(原作于1929年,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一文所引资料称,希腊十二兽历中位列第八的为“鼠”,印度十二兽历中位列第六的为“毒蛇”,位列第九的为“猕猴”,位列第十的为“鸡”。
[2] 同上注。
[3] 郭沫若先生在其《释支干》一文中,曾“疑中央亚细亚古族之稍落后者,如月氏、康居之类仿十二宫象之意而为之,故向四周传播也”,但未详论,响应者亦寥寥。另,几乎每个使用十二生肖(兽历)的民族中,都有关于其起源的传说。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论及。
[4] 参见[法]勒内吉罗 著,耿升译:《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4年内部铅印本,第12~13页,第15页。该书作者称,这是受汉文化的影响所致。
[5] 参见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83页。
[6] 《Tyrki tïl1ar dïwanï》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449~452页。
[7] “宫”(座)一词,《Tyrki tïl1ar dïwanï》作burʤ;黄启辉:《土汉字典》(正中书局印行,1976)作burʧ,释为“十二生肖(宫)图”;《汉维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释为“天干”,均不妥。
[8] 《Dïwanu luʁat it tyrk》原写做nag jï1ï。g与k在阿拉伯文中不加区分,因而《Tyrki tïl1ar dïwanï》翻译者据突厥语构词习惯,将其转写为nak jï1ï,释为lɛhɛŋ jï1ï(鲨鱼年),又括注为“tïmsah jï1ï(鳄鱼年),皆误。按,nag一词系从焉耆-龟兹语中借用的,而焉耆-龟兹语之nag又源于梵语的nāga,兼有“鳄鱼”和“龙”二意,此处实应释为“龙”。近些年来出版的许多论着,甚至于工具书都因此而误认为突厥语诸民族是以“鳄鱼”或“鱼”代替了“龙”。具有代表性的如:《维吾尔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94页称:“与汉族12生肖不同的是他们以鳄鱼代替了龙。”《中国商业文化大辞典》(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291页,“十二生肖属相”条称:“维吾尔族以鱼代替龙”。笔者另撰有《〈突厥语词典〉诠释四题》一文,刊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对此有专门考释。
[9] 此说由沙畹(chavannes)于1906年提出。其误业经伯希和(Ppelliot)指出,但伯氏对其起源亦未加考证,只称:“不论此十二属之远因何在,余颇疑突厥之记年方法乃假之于在突厥前称霸之种族,顾突厥假用蠕蠕(Avars)之制不少,殆亦为承袭蠕蠕者也。”详见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T'oung Pao,1928-9〉)一文,汉译文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五编,第113~118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11月重印版。
[10] 参见《殷虚书契前编》三卷,二叶四片;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刊于《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
[11]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12] 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
[13] 郭沫若:《释支干》,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
[14] 陈昌曙、远德玉主编:《自然科学发展简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58页。
[15] [安卡拉]Han woo choi着,北川译:《关于古突厥语bičin/bečin的词源问题》,原刊于《中亚杂誌》1989年第3~4期218-222,汉译文刊于《突厥语研究通讯》,1990年第2期。
[16] 参见《淮南子》卷三,《天文训》。
[17] 《史记秦本纪》。
[18] 《史记匈奴列传》。
[19] 黄留珠:《秦文化的南播》,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0] 黄留珠:《秦文化的南播》,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1] 最早见诸于文献的为《汉书翼奉传》及《汉书五行志》。故而,赵翼《陔余丛考》谓“一日十二时始干汉”;郭沫若先生在其《释支干》一文中认为:“此乃汉武重通西域以后,受西方之影响而仿制者,其事或于十二肖兽之输入同时也。”(引自《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郭沫若此文作于1929年,在今天看来,称其始于汉代,虽已不能成立,但谓其系“受西方之影响而仿制者。其事或与十二肖兽之输入同时也”,却是独具慧眼,应予以肯定。
[22] 穆舜英 著:《神秘的古城楼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21页。从内容来看,该“历书”亦具有占卜性质。
[23] 张玲玲:《十二生肖与生肖俑》,载《新疆日报》,1990年9月1日第4版。
发表于 2006-3-6 09:39:46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文)说中国文化对龙并未认识清楚,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依汉地对龙的记载多方考证,发现受印度佛教影响甚多,如龙能飞天一说,便是其中之一。中国汉地所说之龙,是为水神,多居于海中,虽也说有飞升功能,但所给出的解释显然太缺乏说服力,《尔雅翼》中只以:“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飞天”。这是不知龙是有神力之故而能飞腾,又岂靠一尺木耶!故中国汉地所谈之龙只涉及到海龙,佛教中的天龙及地龙犹未及也。后来又給出飞龙(龙之一种)之说,显然是欲解释龙能飞的进一步探索,《淮南子》:“羽嘉(介)生飞龙”。成语中有“龙腾虎跃”的说法,何先生以鳄能跃腾高达一、二米为证明,但这只是腾挪,不是飞腾,而传说中的龙是能飞行于天的,并不是离地一、二米。《大戴礼·五帝德》云:“黄帝乘龙戾云,以顺天地之德”。《说文》谓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西藏《舟由寻运曲》有:“到天空中去寻运,巧遇青龙之运”。龙飞凤舞,龙以飞为能,而鳄类显然不会飞,何先生遇到解释不清之时,便以神话谓之,这多么轻松省事,又勿需费力考证,但这不是科学做法。龙腾的腾,有奔跑、跳跃、上升等义,何先生所说的鳄鱼奔跑、跳跃似乎可以达到,但上升(飞)是不可能的,他用跳跃取代了飞腾,这是不符合龙的特征的。《元史·顺帝记》中载龙现世:“又长庆寺有龙绕槐树飞去,树皮皆剥”。注意,此处是“飞去”,不是跳跃,这是鳄、鲸所不能为的。光绪《江西通志》卷九十八:“冬十二月,龙见丰城田中,身长四十余丈,头似鳞,七日后飞翔挟风雨而去”。此处亦是用“飞翔”,也不是飞跃。他又以飞蜥释飞龙,这也是明显的偷换概念,既然他说的真龙(鳄)不能飞,何以龙子能飞?在这里他又用双重标准去说明一个事物。这好比张三近视眼,有人问你能否看清路?他说没关系,我亲属中李四眼睛好。李四眼睛好,又与张三何干!我认为不仅是何先生解释不出真龙能飞的原因,即便是中国古人亦未能给出答案,这可能是古人只偶见飞龙现身,但又不知其能飞之机理,故以有尺木释之,后更造出羽嘉(介)生飞龙之说佐之。因为羽介为鸟类,中国古人未脱能飞者应具翅膀之思维定势,故云飞龙为鸟类所化生,但龙又无翅,能飞就奇怪了!佛教说得明白,是由于龙前生为修行者,有神通力,故能飞行(此点详后论)。龙无神力,如何变化,又如何行云降雨?只有神力一点即可说明,勿需再用尺木、有翅来解说,那是画蛇添足的。因佛教中有天龙、海龙、地龙之说法,故汉地亦谈飞龙在天(当然也可能是见到真龙于天上显形而记录的),但无论如何,已表明汉地对龙的认识还只是在探索中,古人所记的也只是探索笔记而已,绝非已成定论,依此未成定论之说而下定论,是不可靠的。有人也许会认为这个说法证据还不够充分,那么我再继续比较说明。汉地所绘之龙大都是“二龙戏珠”形,即两条龙相对,中间有一圆珠。关于这个圆珠,它的来历亦是不清楚的,古人也给不出明确答案。道教曾有龙炼丹说法,谓此珠即是龙丹,但道教又似乎只言及骊龙有珠,只止于此,如《性命圭旨·天人合发采药归壶》中云:“寒渊万丈睡骊龙,颔下藏珠炯炯红”。这是不正确的,因古代亦有狐狸炼丹、犀牛及狗拜月之传说,亦未见古人于狐狸头上画圆珠,于狗头上画月者。何先生书中说这是对太阳的崇拜,这是有些道理的,太阳崇拜于中国及世界上均有,这是普遍存在的。但太阳在天上,为火之表征,龙为水神,又怎会与太阳扯到一起呢?古人认为龙可飞行于天,中国亦有认为给太阳神拉车的是六龙,如《易·乾·彖辞》:“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有的将太阳画在龙背上的标志,正是指此类。我认为龙戏珠之说法与太阳神乘车并不相同,尤其与何先生所说的龙(鳄)更无关系,这两者要分清。我以为古人亦有迷惑于此处者,误将龙戏珠与太阳神乘车运转之事混在一起,《尔雅翼》中所谓的“颔下有明珠”,这才是龙珠真相所在。实际上,这一点应出于佛教,佛经中言此甚明,本文第二篇中会详说之。在西藏布达拉宫东大门内松格廊道墙壁上的持国天王像中,天王头顶上绘有两条相对视的龙,中有摩尼珠,这即是汉地双龙戏珠图案的相关图画。西藏亦有龙的说法,在藏语中称为“珠”或“鲁”,其中珠又译为“主”,这里的“珠”与龙戏珠的珠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珠是龙的至宝,佛教中说龙有净水珠或摩尼珠(如意珠),这才是中国传说中龙戏珠的源头。这个珠是龙宫镇宫之宝,佛教禅宗中常用“龙衔宝珠,游鱼不顾”作为教示,即龙口中含着宝珠,对游鱼都不去理会了,比喻修行人获得了佛法至宝,哪有心情再理会那些外道的小术。密教中有水天,为十二天之一,对水有自在神力,身浅绿色,手持珠玉(有说此水天即娑竭罗龙王),这也是龙珠的说明。《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中载,娑竭罗龙王之龙女,年甫八岁,智慧勇猛,诸佛所说甚深秘藏悉能受持,乃于刹那之顷,发菩提心,得不退转。复以一宝珠献佛,以此功德愿力,转女成男,刹那间住于南方无垢世界,成等正觉了。何先生在书中引李时珍《本草纲目》释鼍中“其枕萤净,胜于鱼枕”句,将扬子鳄头部几块枕石释为螭龙(即俗称之骊龙)颔下珠玉之由来,这是错误的,既已明言是头部枕石,又何以牵强释为颔下之珠玉,他对方位上不明确是如此不在意。其实这个珠即龙珠,佛经中已经言明,中国古人不明真相,误以为是太阳,又编造出龙为太阳神拉车一说,这是不合理的,中国文化中的龙既为水神,又怎么可能去为太阳神拉车?它的工作真是繁忙,又要管水中,又要为天帝服务。实际上佛教有天龙、海龙、地龙三说,谓天龙为诸天坐骑守卫,海龙负责行雨,地龙守护伏藏,中国汉地是将佛经中的天龙与海龙弄混淆了。而何先生因不知佛法,竟将天龙守宫等同于蜥蜴(别名守宫),此真是可笑。守宫乃守护天宫宫殿之意,又怎么能是蜥蜴呢!如此望文生义,真是有多少考证学者都会喊冤了。因文章所限,本篇只能略说一些,其他详论留待第二篇中再探讨,其实这里面可探讨的内容太多了,我不敢纵广开来讲,只能点到为止,若我欲著作成书,大概也可写出一部《龙:神话与真相破密》了。
发表于 2006-3-8 00:09:06 | 显示全部楼层

生肖文化与八卦、十二地支

作者:吴官保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2006-3-2 17:55:22   


       生肖文化是谁创立的?它起于何时?中国的官方文化都是带普遍性的基础文化,主要体现在政治上,即便是伦理,这本是人类应该具备的社会品德,被统治者利用后,就只强调一方面,将认识绝对化,一味的讲仁慈,一味的讲忠义。笔者认为,封建王朝也许对先贤的著作作了大量的删节,这些著作不能反映出先贤思想的本来面目。正由于这样,那些历史名人,也是完全政治化的,如孔子、孟子、墨子,老子。中国除了官方文化和认可的历史名人文化外,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文化,发展科学的文化,政府并不重视,大都靠口授传承,几乎不存在著作。周易和干支文化并没有在文化名人中得以传承,以至于孔夫子到50岁时,才对周易感兴趣,才去研究它,说明以前根本没有人传授过。千多年前,我们的桥梁技术是一流的,但从没有技术应用的记载,史书上更没有提到这些人的名字。笔者认为,研究这种文化的人虽然不是历史名人,他们没有政治利益,不能名垂千古,但他们的价值更大。中国最优秀文化又体现在形而上学方面,是对“空”和“无”的深入认识。只要深谙“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这句话的核心含义就会明白。“真人”是“无为”的,并不是理论无为,而是一时不能背社会尘世所认可,即便认可,也不能出人头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真人露过相。你知道周易的创始人吗?汉朝的焦延寿(写《易林》一书的),受到时代的重视吗?就算是半个真人的老子,他也在竭力嘶喊,为什么他的理论得到了人家的认可,却没有得到重用(原文: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知我者希,则我者贵。)。还有唐朝的张果,干支理论真正的发扬光大者,连去向都不知道。倒是那些纯粹为迷信的算命术,如子平术,梅花易数,在中国呈泛滥之势。这个徐子平,邵康节,生前是有为的,被尘世所接受。再说《周易》。有人认为,它是历代理论的总结。从某个意义上说,它有一定道理。周易的基本原理与干支是密切相联的,所不同的是,干支重在“行”,周易重在“形”,即从大象构成的卦象来建构。但是,从干支到周易的思维拓展,其中必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至于伏羲,应该不可能,因为甲骨文中尚未提到卦和卦的符号系统,必然产生于商末或周初。不管是哪个答案,我们还是不知道其人。什么原因?这就是所谓“真人不露相”之故。研究这种系统理论的人,就是真正的圣人,他们的作为在“无”的抽象领域,“真人” 的“无”不过比圣人层次低一些。正是由于命运之故,写《黄帝内经》的人还是要假借黄帝名义,不然,就无人理睬。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生肖文化到底起于何时何人,只能成为一个千古不解之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然出现在周易理论之后。

     提出了完整的生肖记录是汉朝的王充。他自然不是从书本上得到的,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还没有提出过,史书也没有记载,自然是民间流传下来的理论,属于“口授”范畴。

    生肖为什么这样匹配十二地支,它有没有理论依据,这才是最关键的。

    地支是以动态为基础的静态理论,而静态以“三”为依据,一季分三月就由此而来。由于“三”属于基本的静态认识,故分析系统静态的地支属相也要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一是以辰戌丑未为认识对象,从十二辰与十二次相结合的理论认识。十二次体现的是黄道十二宫的理论,但又不限于黄道。它以戌宫为起点,逆算,与十二辰的认识相反。在十二次中,春分、清明在戌宫,谷雨、立夏在酉宫,小满、芒种在申宫,夏至、小暑在未宫,大暑、立秋在午宫,处暑、白露在巳宫,秋分、寒露在辰宫,霜降、立冬在卯宫,小雪、大雪在寅宫,冬至、小寒在丑宫,大寒、立春在子宫,雨水、惊蛰在亥宫。这种相反性类似于客观运行与参照运行的关系。十二次体现的是客观动态的划分关系,为逆时针;十二辰反映的是“参照”认识关系,为顺时针,起于子。二者的综合,体现了一种系统思维。

    二是以子午卯酉为认识对象的四气(二至二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它按八卦理论来分析。即子坎、午离、卯震、酉兑。

    三是以寅申巳亥(在十二辰中为四立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认识对象,从一、二点的结合来系统分析,即结合十二辰、十二次和八卦理论。一、二点反映的是“分”,第三点体现的是“合”。

    先分析辰戌丑未的属相,它们以十二次、十二辰数理为依据。

    丑牛:十二次中,丑宫处于第十位,“十”是建立在中心上的偶数。中心由下往上计算,数字越小,中心越低。中心起协调作用,形越大,协调功能越强,位置也越高;而形的上升,要以刚硬作基础。“十”仅次于最高中心“十一”,而牛属于较大型的动物。但又处于十二辰的第二位,又属于极低的位置,易受支配。“二”还是普遍共同点的构架数,能顾全大局,有敦厚的特性。数理认识中,两个数都是偶数,属于阴,阴主顺从、温顺。 综合起来分析,以上特征与牛极其相似:高大、敦厚,温顺中包含着刚硬。丑属于刚柔并进的位置,也与牛的吃软不吃硬的特性相吻合。

    未羊:在十二辰中,以寅为起点计算,处于地支第六位,“六”是一个和谐数理,与羊的整体观念、绵羊的温顺相呼应;从子算起,在第八位,“八”是彼此联系的相反数,有执拗的特性,与羊的冲劲相吻合。未又处于十二次的第四位,它属于最基本的整体数,具备基本的整体观念。根据执拗、和谐、依附和整体观念的特征类推,羊,尤其是绵羊,这一特性最符合。四、六、八的平均数是“六”,正处于中间位置,而羊的体形也不大不小。

    辰龙:在十二辰中,从子算起,处于第五位,“五”是系统的主宰数理,它相当于坐标关系中的“0”。而从寅算起,也是三数,又是一个基本中心数,辰戌丑未又属于十二地支的中心位置,从十二次算,处于第七宫,是一个灵动之数,秋分这一中心点又进入了辰, 因此,“辰”集多中心于一体,中心意味着调节与变化(要调节就需要变化),它应该是一种极大的动物,且善于变化。古人认为,这种动物就是龙,认为它可大可小。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种“龙”可能是恐龙,是人类的祖先,它具备灵气。

    戌犬:辰龙是从十二次和十二辰的集合来认识,戌犬也得从二者的集合来认识。从子算起,戌处于第十一位,十一是一个最高中心数,保卫着中心。按十二次认识,它处于第一位,为最小数,“一”没有中心,注重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同时,小,意味着体形,大,意味着胆量。从寅算起,它在第九位,是一个物极必反之数,主凶恶,具有冲锋陷阵的特点。根据以上特征类推开来,狗具有以上特征。

    再分析子午卯酉的属相,它们以八卦为依据。

    子鼠。子为坎卦位,从卦象认识,坎卦阳爻在中间,外表为阴。阳在中,主内心功利,自私,阴为表,主阴险狡猾。老鼠的习性正符合这一特征。

    午马。午为离卦位,从卦象认识,离卦阴爻在中间,外表为阳。阳所包含的意义有炽热、不倦;中间的阴,意味着依附、和善;它与坎卦相对应,又表现为相反的特点:大公、忠厚。结合起来分析,与马的特性相似。
    卯兔。卯为震卦位,震卦是一个灵动之卦,也是敏捷之卦,又主文明、文雅、洁净。而兔子正具有文雅、洁净、敏捷的特性。

    酉鸡。酉为兑卦位,它处于八卦演变的第五位(艮-坎-巽-乾-兑-离-震-坤),尚属于阳盛之卦,有争强好胜之义,兑又是口之象,而鸡嘴坚硬也合其理。它与巽卦相反,巽主柔软之物,又与飞翔密切相关,兑的相反性就是坚硬,不善飞翔。这些都与鸡的特性相仿。

    最后分析寅申巳亥的属相,它们以八卦和十二辰为依据进行综合分析。

    寅虎。寅为艮卦位,是上实而下虚的卦,说明耐力不足。寅是年的起点,为序数第一。“一”、“二”、“三”、“四”,是普遍的认识数,寅位这个“一”是在中心权衡下形成的,它能权衡年日,说明不能将它视为小数,二要当作系统的“老大”来分析。在十二辰中,它处于第三位,是最基本的中心数,而“三”又是以“我”为中心的认识(系统中心为“七”和“五”),具有自由性。老虎除了配偶以外,它不成群结队,就体现了它的“自由”。从十二次分析,它处于第九位,“九”是一个从“面”认识的中心,又是一个物极必反的数,主凶恶,古代的“白虎”神煞就与“九”有关。综合分析,独来独往、凶恶、魁梧而缺耐力,就符合老虎的特性。

    申猴。申猴在坤卦位。乾坤两卦是八卦中的中心位置卦,分别处于阴极与阳极的第四位,分别代表着太阳视运动中的两个中心,起着统摄作用。从灵气角度认识,猴子是各种动物的“老大”。它不能用乾卦来分析,是因体形太小,力量不足,只能用处于从属地位的坤卦来比拟。 以十二辰的寅为起点认识。它在第七位,“七”是一个灵动数,而猴子是灵长类动物,故与该数相吻合。以十二辰子算起,它处于第九位,属于背叛之数,而猴子,即便长期饲养,也不会对人忠贞不二,故它易背叛。从十二次分析,它处于第三位,“三”是以“我”为中心的数,具有变化性,也主情感的变化多,而猴子流泪正是情感的表达。

    巳蛇。巳为巽卦位,巽是柔软的藤条、动物的象征。它从寅位算起,是第四位,“四”是动静综合认识的数理。相互配合认识,与蛇的特性相呼应。按十二次和十二辰分析,都处于第六位,“六”是一个和谐数,与柔软性相呼应。

    亥猪。亥在乾卦位,乾主体大,从十二辰与十二次分析,都处于第十二位,属于无自我中心的依托地位,主游离、动摇不定,呆滞。十二本身属于偶数位,为阴气数,也是处于依附地位,主能力弱。这些特征,与猪的体积庞大、行动迟缓、反应呆滞相呼应。

    根据属相来判断性格和事业是共性理论中的极小部分,是分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但决不是充分条件,光从属相分析是没有依据的,就如同根据干支运行来分析天气变化一样不可靠。

    附笔者所写的: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哲学认识

    周易中,卦分为四个大方向,东方震艮,西方兑巽,南方离乾,北方坎坤。它们表达的是一种“面”的认识关系,而所谓坤在未申位,未申不过是运动中的线性认识理论,如将经度和纬度分别划分为十二宫。地支中的方位是三位一体的方位,即申子辰主北,寅午戌主南,亥卯未主东,巳酉丑主西。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南方朱雀反映了古代哲学的知识论,即辩证法。辩证法就是讲系统认识下的对立性,东与西相对,南与北相对。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则与卦象密切相连。东方的震卦为灵气的象征,龙是灵气的象征,苍龙又为文明的象征,主礼仪,故我们是龙的传人,是礼仪之邦。与之对应的是白虎,是势力的会意,曾侯乙的星象图中白虎与火组合在一起,它们都是凶猛和激越的象征,同样是势力的象征,用于贬义,则象征着战争。白虎与苍龙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可以说是表达了政治上的哲学主张,即文武的结合。这也是从事业来认识的——事业上文武兼备。坎坤二卦为阴旺之卦,玄武是龟蛇的结合体,都主静,也是沉默、沉稳的表现,又主暗色调,用于贬义则是阴险狡猾。离乾是阳盛之卦,朱雀主动,是天上飞行的鸟,又主张扬,暖色调,用于贬义主拨弄是非,轻浮。 这是从修身养性来认识的,即动静相宜,只认可一个方面的不行的。这就是辩证法。对立观的认可,决不是康德的二律背反,中国古代的对立认可,是不同情况下的认可,它包括了环境的变化、对象的变化。从卦象来看,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的方向性并没有多大价值,它的哲学价值却不小。
发表于 2006-3-8 07:06:37 | 显示全部楼层

龙是存在的!!!何新的观点是错误的

陈先生对某些人说佛经中的龙并不是龙的回复:

有人始终坚持佛经中说的龙并不是龙,甚至有人说佛说龙只是表示一种精神。我贴上佛经中一段,大家自己看吧,佛是怎么说的,你看后再结论!

群龙往生极乐国的故事

     《菩萨处胎经》第二十八 吾昔一时无央数劫为金翅鸟王。七宝宫殿后园浴池皆七宝成。游戏园观心得自在。所行法则如转轮圣王。内宫妇女状如天人。于百千万劫。时乃入海求龙为食。时彼海中有化生龙子。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受如来斋八禁戒法。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言绮语不劝饮酒。不听作倡伎乐香花脂粉高广床。非时不食。奉持贤圣八法。时金翅鸟王身长八千由旬。左右翅各各长四千由旬。大海纵广三百三十六万里。金翅鸟以翅斫水取龙。水未合顷衔龙飞出。金翅鸟法。欲食龙时先从尾而吞。到须弥山北有大缘铁树。高十六万里。衔龙至彼欲得食啖。求龙尾不知处。以经日夜。明日龙出尾语金翅鸟。化生龙者我身是也。我不持八关斋法者。汝即灰灭我。金翅鸟闻之悔过自责。佛之威神甚深难量。我有宫殿去此不远。共我至彼以相娱乐。龙即随金翅鸟至宫殿观看。今此眷属不闻如来八关斋法。唯愿指授禁戒威仪。若寿终后得生人中。尔时龙子具以禁戒法使读诵。即于鸟王宫。而说颂曰。
  七宝宫殿舍  庄严极快乐
  行满戒不具  受此金翅身
  我是龙王子  修道七万劫
  以针刺树叶  犯戒作龙身
  我非胎生龙  湿生及卵生
  转身不退转  兴显佛法众
  汝今受八斋  化汝眷属等
  奉禁无所犯  必得生善处
      我宫在海水  亦以七宝成
  摩尼颇梨珠  明月珠金银
  可随我到彼  观看修佛事
  复益善根本  滋润悉周遍
  
尔时金翅鸟闻龙子所说受八关斋法。口自发言。自今以后尽形寿不杀如诸佛教。金翅鸟眷属受三自归已。即从龙子到海宫殿。彼宫殿中有七宝塔。诸佛所说诸法深藏。别有七宝函满中佛经。十二因缘总持三昧。见彼龙子及诸龙女。香花供养礼拜承事。犹如天上难檀婆那罗金殿无异。龙子语金翅鸟。我受龙身劫寿未尽。未曾杀生娆乱水性。尔时龙子复与金翅鸟。而说颂曰。
  杀是不善行  减寿命中夭
  身如朝露虫  见光则命终
  持戒奉佛语  得生长寿天
  累劫积福德  不堕畜生道
  今身为龙身  戒德清明行
  虽堕六畜中  必望自济度

是时龙子说此颂时。龙子龙女心开意解。寿终之后皆当生阿弥陀佛国。佛告智积菩萨。我宿命所行戒德完具。得成菩萨化现自在无所不入。亦入于金翅鸟亦入于龙子。亦入于鱼鳖鼋鼍所化如是。


常闻人言,佛经中的龙并不同于中国的龙,那么我想请问,佛经中的龙指的又是什么?你说是古代译师顺中国而译成了龙,那么应译成中文时又是什么?不要认为你比古代译师更懂佛法!鸠摩罗什号称“七佛译师”,就是说他在七个不同的佛世时都是译师,有人疑其所译有错,他以示寂后火焚舌根不坏证明!你又用什么证明你的对了?
发表于 2006-3-9 09:32:13 | 显示全部楼层

龙是存在的!!!何新的观点是错误的

对于这样的问题:[有龙,我们为何看不见呢?而其它生物我们肉眼是可见的。]

陈先生的回复是:人们的迷信其实不是宗教,而是那种顽固的执着!其实肉眼可见的范围太小了,特大的和特小的生物,我们均看不到,如细菌,你肉眼就见不到,但你能否定它的存在吗?生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你不能只用现有的科技去衡量,或者说用地球上的道理去看全宇宙!二维的生命体不知三维的生命体的乐趣所在,而我们三维的生命体一样不懂四维的生命体或者N维的生命体!换句话说,当我们作用于细菌时,它们当中迷恋太空的可能会想,出现在它们眼前又高又大,一下子能在它们面前出现或消失的这些可能是“外星人”!而自大的可能会想,这些或是“幻觉”吧!

今日见有人说,龙为何怕见人呢?呵呵!我要说的是,你不是龙,怎么知龙怕见人呢?我只听说过叶公好龙而又怕龙,并没听到过龙怕见人的!你见不到并不说明龙怕你,一个小老百姓想随便见国家主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能飞腾变化的神龙!因此,不是龙怕见人,而是你的肉眼凡胎想见也见不到才是真的!如果龙怕见人,为何有从古至今许多人见到过了?
发表于 2006-3-14 11:47:15 | 显示全部楼层

[绝对原创]龙是存在的!!!何新的观点是错误的

发表于 2006-3-15 10:15:44 | 显示全部楼层

古谜新解系列之一 ——龙的来源与传说种种(二)

作者:陈士东(杭州天晟传统文化研究所)
来源:燃灯智之光论坛


  第一篇中,我探讨了何先生著作中某些不足,及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中的龙观念所造成的影响,有人也许认为还不够彻底,其实我也意忧未尽,故不惜笔墨,再来详说一番。

      中国人皆知龙能行云降雨,但不知这并不是中国古人最早所认为的,因为龙能行雨之说也是来源于佛教的,中国古代早期记载只是说到龙能飞天、乘云,却未见有司雨功能,是受到佛教文化影响后,才有了这一功能记载的。

      我们翻看隋唐前的汉文献记载,并没有清楚说明龙能司雨这一说法,偶见一些与之相类似之说法,也只是模糊不清的讲到龙出现时有雨,而未指出是龙在司雨。隋唐之后,才由神迹崇拜而转变成了司雨之神,而这时恰是印度佛法于汉地昌明之际,可见是受到了佛教影响。隋唐之后,我国汉地不仅确认了龙的功能,且多建龙池,每逢天旱,则设法祈之,如《文献通考·郊社考》载:“玄宗开元三年(714),诏祠龙池,又诏置坛及祠堂,每仲春将祭则奏之。……以龙致雨也”。为何这一时期以龙求雨之风甚巨耶?因唐朝时,许多修密法之大师来华,尤其是开元三大士(即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他们不仅精通佛理,且擅密术,佛教显宗虽亦知龙能降雨,然降伏龙的方法不多,而密宗中则有很多,因密宗有金翅鸟法,这是龙的天敌(金翅鸟与龙的关系接下会详论,因此点亦影响汉文化甚巨)。汉书《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谓:“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岁旱则官伐其枝为龙骨以祈雨,盖三藏役龙,意其树必有灵也”。不空法师生前善于伏龙降雨,寂后塔前老松亦被认为有灵,可用来祈雨,这说明了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或有谓隋唐前汉文典籍中略见龙与云雨有关者何也?答曰:此只一鳞半爪也,或是古人偶见龙雨俱至,而生感想,如汉代纬书《瑞应图》中:“黄龙不众行,不群处,必待风雨而游乎青气之中,游乎天外之野”。又如甲骨卜辞中:“龙……王田噩盂,有大雨”。这里有几点问题可以探讨,一是该书是汉代纬书,这些书虽有些可取之处,但大都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君权神授找出各种理由,因此有许多地方不太可信。如书中讲黄龙(此影射黄帝)不众行,不群处等,亦与事实不符,《易经》中有乾卦(主谈龙),卦辞中有“见群龙无首,吉”之语,既言群龙,又怎能说龙不众行、不群处呢?后人常见二龙相戏之现象,如我的故乡辽宁朝阳市古称龙城,《晋书》载,十六国时称朝阳市凤凰山为龙山,慕容皝筑龙城,因相传曾见二龙相戏于山上,故又称和龙山,并在山上建龙翔寺,是东北最早见于诸史籍的寺院。《汉书·五行志》:“正月癸酉旦,有两龙见于兰陵廷东里温陵井中”。同治《福建通志》卷二百七十一称:“漳州九龙昼戏西江”。雍正《惠来县志》卷十二:“三龙盆见,光芒射人”。我认为纬书不是依照龙的特性在谈龙,而是依照皇帝特性在描述龙,因为他们认为皇帝是真龙天子,皇帝不能有两个,故说龙不众行、不群处。名黄龙之由来,是来源于黄帝,古人认为他是神龙化身,那么他应是黄龙托生了。黄帝——黄龙——皇帝,这便是黄龙不群处之来由。黄帝称“孤”、“寡人”,这也是其独权之用词,何先生于书中谓龙的特性是孤独,其名亦称“单”,所谓“孤”、“寡人”等都是“单”的不同说法,以单自称,就是以“龙”自况耳。这些推断看似有些道理,但不论如何精妙,却与事实不符,因为中国古人早已非食古不化了,他们依照自己意图曲解龙,为君权神授提供证据。胡厚宣先生指出:“在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殷王常自称‘一人’或‘余一人’。”一人者,大也。老子《道德经》中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大者,即天子也,故“一人”乃是表天子权力大之意,《诗·大武》毛传曰:“一人,天子也”。古时王侯自称“寡人”,杜预和朱熹均注为“寡德之人”,为谦词,表示自己缺少功德之意。王泗原先生在《古语文例释》中认为称孤称寡,不过是与万民对举,谦称为余一人而已。这是很有道理的,我认为要比何先生以“孤”释龙为好。第二点是,“必待风雨而游乎青气之中”,这只是说龙于风雨中乘青气而飞腾,并不是龙行雨而游乎青气之中。

      关于甲骨卜辞,那只是古人记录当时一些大事、奇事的话语而已,他们见到龙现那天有大雨,因此而记录下来,也未说是龙在司雨。由这些也可见古人所说的龙与何先生所说的鳄,是不能混为一谈的,龙喜与风雨出,而鳄雨天不喜出,这些要仔细分辨。隋唐前的记载,也不能说未受到佛教影响,因为汉朝时佛法就已传到汉地,这还是正式传入,何况有人考证列子中已有佛法之记载。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佛教创立前,印度已有婆罗门教,而此教亦早已传到过我国,古印度有崇拜龙的那伽族,不能说佛教前就没有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可能性。《尔雅翼》中:“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这就是明证,古人并未清楚指出龙能降雨,而是呵气成云,又可成水又可成火而已。而佛经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如《华严经》中云:“有无量诸大龙王,娑竭罗龙王等,莫不勤力兴云布雨,令众生热恼消失”。释迦牟尼佛生活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国周朝,与儒家孔子、道家老子同时期,孔子曾问道于老子,而老子又比佛小几年。佛出生时传有九龙于空中吐水沐浴之说,在祗园前积成“浴佛池”,今遗址忧在也,后形成浴佛节,佛教徒以各种名香浸水灌洗佛像。由此可见,佛教中早已有龙能飞腾并吐水的记载了。关于司雨,佛经中指出是海龙王之职责,并不是所有龙皆可去行雨。慈云大师于《天竺别集》卷上称:“得一滴水,散六虚以为洪流”,这是龙行云布雨之说明,龙并不是吸海水以降雨,而是以其神力加持一滴水成无数。何先生未能体察到这一点,不去清楚解释龙能飞天之原因,而是大谈龙能降雨之事,说什么鳄鱼(他所谓的龙)对天气变化敏感,每当欲雨前大声吼叫,人类以为是它带来的雨,因此认为它能降雨。实际上,自然界中的动物皆有不同于人类的特殊功能,蚂蚁于大雨前要搬家,蝉也会大声鸣叫,青蛙也不安定,但我们也未见古人将其神秘化.
发表于 2006-3-17 11:57:3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那伽定

在我国禅宗大师六祖慧能的《坛经》中,有这样一段:

大圆镜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镜。
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于转处不留情,繁兴永处那伽定。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颂很深奥,涉及到了三身四智等等,此处先略解一下这个“那伽定”。那伽是印度语,译成汉语就是龙。有人说,既然有龙,我们为何看不见?因为那伽(龙)常在定中,那伽定就是龙的大定。龙的能大能小,能粗能细,能飞能游,种种神通变化,都是由它的定力所来,所以叫“神龙”。因此,那伽定就是指变化多端之意。六祖慧能大师怎么能知这个定呢?因为他曾降伏恶龙,六祖对龙说,你若是神龙,应当不但能现大身,也能现小身,如不能,你就不是神龙。龙不知是计,就现了小身,六祖又说,你不敢到我的钵里来。龙虽有很大的神力,但无明火气特大,它一下子就跳到了钵里,但它想再出去,可就不可能了,终于被六祖降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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