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买卖妇女现象初探

湘里妹子

作者：余贵林 撰(1965年生，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
《中国史研究》，2000/03，102～112页
来源：青藤书屋

【内容提要】 宋代买卖妇女现象大量存在，表现在宋代法律并不完全禁止买卖妇女，专制皇帝出于各种原因也加以支持，士大夫则把蓄妾视为“人情”，因而到处都可见妓女的身影，并在各地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人口市场。买与卖的主体及动机各不相同，程序也相当复杂，从中可见妇女的命运十分悲惨，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下降了。

一、买卖妇女现象的大量存在

　　关于妇女买卖的状况，没有史料能直接加以反应，尽管如此，从下述几个方面仍然可以看出宋代买卖妇女相当盛行。

（一）法律并不完全禁止买卖妇女

　　宋初定刑律，照抄唐律，规定：“诸略人”（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又，“和诱者各减一等。若和同相卖为奴婢者，皆流二千里。卖未售者，减一等”（注：《唐律疏议》卷二○《略人略卖人》，四库全书本；窦仪等：《宋刑统》卷二○《略卖良贱》，中华书局1984年版。）。即禁止以暴力手段、欺诈方法卖良人及他人奴婢为奴婢，而除此外，并不在禁限。比如，根据熙宁四年的一道诏令，官奴婢是“许人请为奴婢”（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辛丑条。）的。迄南宋，《宋刑统》的规定依然有效（注：余靖：《武溪集》卷一三《壬卖七岁女子法司断徒诉云家贫卖而葬母》，四库全书本；《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诱人婢妾雇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宋代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存在合法的奴婢买卖，另一方面是禁而不止，而且非常严重。北宋中叶，江、湖一带的人贩子，“略良人逾岭卖为奴婢”，周湛任广东提点刑狱，下令捕捉，“又听其自陈，得男女二千六百余人……，还其家”（注：范镇：《东斋记事》卷三，四库全书本；脱脱等：《宋史》卷三○○《周湛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南宋时，“建宁府、南建州、汀州、邵武军四州穷乏之人，例不举子”，“贵家富室既无奴婢，其势不得不买于他州。价值既高，贩略之人所以日盛，形禁棰楚，情重者多至编配，而此风终不可革”（注：史浩：《郧峰真隐漫录》卷八《福州乞置官庄赡养生子之家札子》，四库全书本。）。宋朝甚而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即在任官员以贩卖生口谋利。据说，张俊给一老卒“五十万（贯）”，“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音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到海外诸国，称大宋回易使”，逾岁而归，“获利几十倍”（注：罗大经：《鹤林玉录》丙编卷二《老卒回易》，中华书局1983年版。）。宁宗时，知临江军詹抡，“年已衰老，专事贩卖生口，前后起发几六七十舟，父母相别，哭声震动，闻者惨然”（注：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之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

（二）官府支持买卖妇女

　　宋初，太祖为收兵权，即劝大将石守信等人“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四库全书本。）。因此，太祖对其手下大将不法之事，持宽容态度，借以笼络其心。安国节度使张美，“至沧州久之，民有上书告美强取其女为妾，又略民钱四千余缗者。上诏告者谕之曰：‘……汝女直钱几何？’对曰：‘直钱五百缗。’上即命官给其直遣之”（注：《长编》卷八，乾德五年三月戊戌条。）。真宗、仁宗时，为粉饰太平，也鼓励大臣买卖妇女。“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王文正公性俭约初无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钱。上使内东门司呼二人者，责限为相公买妾，仍赐银三千两。二人归以告公，公不乐，然难逆上旨，遂听之。盖公自是始衰，数岁而捐馆”（注：苏辙：《龙川别志》卷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天圣中，张文节在政府，国封岁入见，庄献母仪天下，见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过自贬纳。对以丞相不许市妙年者。因敕国封密市二婢。或丞相问，但言吾意。国封遂买二女奴，首饰服用不啻三十余万……”（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一○《张文节》，四库全书本。）。皇室甚而带头买卖妇女。“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一日，殿直张荣垂拱殿起居唐突，自陈因勒停罢俸，有女卖在禁中。诏贷其罪，令内东门司还其女”（注：《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七九。）。司马光指责“内中下陈之人，竞置私身”，“监勒牙人，使之雇买，前后相继，无时暂绝”（注：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一二《后宫等级札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有一李氏女，“家甚贫，年未笄，母以售于宗室四王宫，为同州节度之妾，才得钱十万”（注：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一《长安李妹》，中华书局1981年版。）。宋人常说，宫中为风俗之源，皇室带头买卖妇女，必然引起臣民效仿。

（三）蓄妾为“人情”

　　宋代的官员，受专制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双重挤压，“贵贱无常”的印像相当深刻，及时行乐的思想非常普遍。史载，宋代“士大夫欲永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唯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闻人家姬侍有慧丽者，伺其主翁属纩之际，已设计贿牙侩，俟其放出以售之。虽俗有热孝之嫌，不务恤也”（注：周辉：《清波杂誌》卷三，笔记小说大观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后张咏镇蜀，“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帻，自此官属，稍稍置姬属矣”（注：李元纲：《厚德录》卷一，笔记小说大观本。）。所以，在宋代，不置姬妾之人，如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实属少见。比如，寇准买妾名蒨桃（注：曾慥：《类说》卷五二《纪闻谈》，四库全书本。）。范仲淹守绕州，“善妓籍一小鬟”，离任后眷念不已，魏介买而送之（注：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卷一，笔记小说大观本。）。苏轼自言“家有数妾”（注：祝穆：《事文类聚》后集卷一六《朝云诗并序》，四库全书本。）。南宋的文官武将，如刘光世、韩侘胄等，一人更有几个乃至一二十个侍妾。甚至有一“赵信国丞相”，使一张五星，“专俾置姬妾并玉器云”（注：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医术》，四库全书本。）。宋代富贵人家，到底有多少侍妾，当然难以确知，但洪迈说：宣和年间，“西都人家，伎妾以百数，名倡千人……”（注：《夷坚志》补卷一九《猪嘴道人》。）。由此而言，说宋人无耻，并不为过。宋人有喻之为“帷薄之瘴”（注：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笔记小说大观本。）。

（四）妓女遍地

　　宋代无论是通都大邑，还是偏远小镇，都有妓女的身影。前者如汴京、临安，妓女之盛，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书，颇为史家称道；后者，如福建崇安县，系籍妓女即有陈玉、翁瑗、詹媚、梁娟、汤婉、江韵、吴瑞、陈琼、陈妙、吴芳、徐盼、彭英、严惜、郑素等计14人（注：《明公书判清明集》卷二《知县淫秽贪酷且与对移》。）。当然，系籍妓女不一定全来自买卖，但也不在少数。如泰州盐商项四郎，于太平州江中，救得一女，项妻欲卖之，“由是富家娼家，竞来索买”（注：王明清：《摭青杂记》，《说郛》卷一八下。）。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二，详细记载了一少女沦为娼妓的经过：

谭意歌，小字英奴……。年八岁，母又死，寄养小工张文家。文造竹器自给。一日，官妓丁婉卿过之，私念：苟得之，必丰吾屋。乃召文饮，不言而去。异日复以财帛贶文，遗颇稠叠。文告婉卿曰：“文廛市贱工，深荷厚意，家贫，无以为报。不识子欲何图也？子必有告，幸请言之，愿尽愚图报，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诚恐激君子之怒。今君恳言，吾方敢发。窃知意哥非君之子，我爱其容色，子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酬子，异日亦获厚利。无使其君（居？）子家，徒受寒饥。子意若何？”文曰：“文揣知君意久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从命？”是时方十岁，知文与婉卿之意，怒诘文曰：“我非君之子，安忍弃于娼家乎？子能嫁我，虽贫穷家所愿也。”文竟以意（歌）归婉卿。

（五）潜在的买卖妇女市场

　　社会上对侍妾妓女的需求，必然促成人口市场的形成。人口，毕竟不如马牛羊等，可置之列肆，供人挑选。然而，专门从事人口买卖中介活动的牙侩的存在，表明宋代人口市场始终存在，其中，北宋以汴京，南宋以临安为最大。史载，北宋汴京“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雇觅人力》，四库全书本。）。南宋的情形，与此相同：“如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致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注：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九《雇觅人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有人买，又有地方卖，宋代在都城周围地区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尚：“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剧杂人、拆洗人、琴童、厨子等级，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家不可用”（注：洪巽：《暘谷漫录》，《说郛》卷二九上。）。又，淳祐年间知南剑州徐元杰上奏说：“……臣观都人生女，自襁褓而教之歌舞，计日而鬻之，不复有人父母之心。……此风积习，转转日甚，连甍罕良家矣。”（注：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七《风俗》，四库全书本。）宋代常有嫁女破家之说，范仲淹曾立下规矩：“嫁女者钱五十千，娶妇者钱二十千，再嫁者钱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注：范仲淹：《范文正公义田记》，《说郛》卷七三下。）嫁与卖相比较，难怪京都百姓乐此不彼；也难怪两浙有“地无三尺土，人无十日恩”（注：庄绰：《鸡肋编》卷上，四库全书本。）之讥。

　　比较而言，京城出卖的妇女，对人们更有吸引力，他们常利用各种方法到京城买妇女。冯京的父亲是商人，其妻即嘱其利用往京城经商的机会买妾（注：《鹤林玉录》乙编卷四《冯三元》。）。韩琦镇真定时，为款待门客彭知方，“特以百缗遣一指使呼吏报都下市一女奴赠之”（注：刘斧：《青琐诗话》，《说郛》卷八一。）。王仲仪为酬谢欧阳修为其父作墓碑，“遣人如京师，用千缗买二侍女并献，公纳器物而却侍女”（注：曾慥：《高斋漫录》，四库全书本。）。

二、买卖妇女的具体情形

　　宋代买卖妇女，没有地域限制。有贩往契丹的，天禧三年六月真宗即规定：“自今略卖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领并处死，诱致者，同罪；未过界者，决配淮南州军牢城。”（注：《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六月辛丑条。）也有贩往西羌的，“淳化二年诏陕西沿边诸郡，先岁饥，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宜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也有贩往蕃部的，宋王朝规定：“如有将人口货卖与蕃人，及勾该居停住，并依格律处死。验认到人口，便仰根问来处，牒送所属州府，付本家。仍令逐处粉壁晓示。”（注：《宋会要辑稿》兵二七之一。）也有卖与西南夷的，“近属戎人岁贡马，所过州县，多私市女口出边关。自今谨捕之，敢以女口私市与贼人者，弃市；知而不以闻者，论如法”（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二之三。）。甚而有贩往海外诸国的，前文已述。

     宋代妇女买卖，其情形较为复杂，有必要加以分析。

（一）买与卖的几种情况

　　买进妇女的人，主要是官宦人家，而且动机也不尽一致，大致可分几类。

　　好色。史料表明，宋代士大夫“溺于身色，一切无顾及”，“观察使张渊，绍兴中为江东副总管，居建康。每以高价往都城买佳妾，列屋二十人……”（注：《夷坚志》三志辛卷一《张渊侍妾》。）。潭州守帅某，“晚得良家女为妾，名之曰酥酥儿，嬖宠殊甚”（注：《夷坚志》丙志卷一五《燕子楼》。）。有些人追求暮年欢，不惜旁人讥讽。“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注：《事文类聚》后集卷一六《用事精切》。）。有些人把姬妾美女，视为奇珍异货，既呵护备至，又对其严加约束。“高子勉（荷）世居荆渚，多赀而喜客。尝捐钱数十万买美妾，置诸别圃，作竹楼居之，名曰‘玉真道人’，日游其间。有佳客至，则呼之侑席，无事辄终日闭关，未尝时节出嬉”（注：《夷坚志》丁志卷一六《玉真道人》。）。有些人情急之下不辨男女，上当受骗留下笑柄。“兴元民有得路遗小儿者，育以为子，数岁美姿首。民夫妇计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独不售数十万钱耶？’妇曰：‘固可诈为也。’因纳深屋中，节其食饮，肤发腰步，皆饰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携至成都，教以新声，又绝警慧，益秘之，不使人见，人以为奇货。里巷民求为妻，不可，曰：‘此女当归之贵人。’于是女僧（侩？）及贵游好事者踵其门，一觌面辄避去，犹得钱数千，谓之看钱。久之，有某通判者来成都，一见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与直至七十万钱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与客饮，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拥而致之房，男子也。大惊，遣人呼其父母，则遁去不知踪迹。告官召捕之，亦卒不获”（注：廉宣：《清尊录》，《说郛》卷三四上。）。

　　风流。与好色不同的是，士大夫之所以买侍妾，并非在妾之身上，而是用其为自己的操守作点缀。一般情况下，士大夫尚能礼遇姬妾。如“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生子遁，未期而夭”（注：张邦几：《侍儿小名录》，《说郛》卷七七上。）。又，“沈詹事特，以坐叶丞相论恢复，贬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携与俱行，处筠凡七年。既归，呼妾父母以女归之，犹处子，时人以比张忠定公咏。”有人献诗说：“昔年单骑向筠州，觅得歌姬共远游。去日正宜供夜直，归来浑未识春愁。禅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犹怀炭妇羞。铁石心肠延寿药，不风流处却风流”（注：庞元英：《谈薮》，《说郛》卷三五下。）。

　　图安逸。士大夫买侍妾的目的，不在其容貌，而在于侍巾帻以图安逸。“（周）伯坚又云：‘相爱者与家人言，以某年高，在远方，劝置一女子侍饮食汤药，图其安逸’”（注：王洙：《王氏谈录》，《说郛》卷二四上。）。高似孙父文虎，自言不喜声色，丧偶二十七年，始买一妾银花“银花专心供应汤药，收拾缄护检视早晚点心，二膳亦多自烹饪，妙于调胹。缝补浆洗烘焙替换衣服，时其寒暖之节，夜亦如之。余衰老，多小小痰疾，或不得睡，即迳起在地扇风炉趣汤瓶煎点汤药以进。亦颇识字，助余看书检阅，能对书札”，如是者十一年（注：《癸辛杂识》别集卷下《银花》。）。

　　生子。古人三不孝，无后为大。许多人遂把希望寄托在所买侍妾上。前述冯京父进京买妾之目的，正在于此。“司马温公从庞潁公闢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潁公夫人言之，为买一妾，公殊不顾。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候我出，汝自装饰至书院中’，冀公一顾也。妾如其言，公讶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又，绍兴年间，台州司法叶荐对其妻云：“吾年且六十，岂复求声色之奉？但老而无子，只欲买一妾，为嗣续计，可乎？”后果买一妾（注：《夷坚志》补卷六《叶司法妻》。）。

　　嫁女。古人嫁女，多以姪娣相送。宋代此习犹存。“锺离（瑾）开宝间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将以女归许氏，居一日，谕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翌日，胥与老妪引一女子来……”（注：张师正：《括异志》卷一○《锺离发运》，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书店1985年版。）。

　　此外，尚有买侍妾送人的，如前述韩琦、王仲仪事；也有媚上的。“（韩）侘胄有爱姬，小故而出。钱塘知县程松闻之，亟赂牙侩，以八百千市之，至则盛供张，舍之堂中，夫妇上食，事之甚谨。姬惶恐，莫知所为。居数日，侘胄意解”，程还之而迁官。后程松又“市一妾献之，名松寿。侘胄遣问之曰：‘奈何与大谏同名？’答曰：‘欲使疵贱姓名常达钧听耳。’侘胄怜之，遂除同知枢密院事”（注：沧州樵叟：《庆元党禁》，笔记小说大观本。）。当然，还有买以为奶妈的。“王磐安国，合肥人。政和中为郎京师，其子妇有身，访乳婢，女侩云：‘有一人，丈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国以三万得之……”（注：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四库全书本。）。

　　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的作用增大，渐渐地抹去身分上的差异，一般有钱人家，也能购置姬妾了，冯京父买妾即是一例。南宋锺士显（世明），“妇翁林氏，富人也，用千缗买美妾”（注：《夷坚志》乙志卷一六《张抚乾》。）。又，隆兴府樵舍镇富人周生，“绍兴四年六月，有经过路歧老父，自言为王七公，挟一女曰千一姐来展谒。女容色美丽，善鼓琴弈棋，书大字，画梅竹。命之歌词，妙合音律。周悦其貌，且兼负技艺过人”（注：《夷坚志》补卷二二《王千一姐》。），遂买以为侧室。娼家也能以其资力买妇女，见前文。

　　宋代出卖妇女的，则主要是贫困人家。这些人，或因战火，或因灾荒等原因，不得不把亲人出卖，这类事例相当多。“潭州贫民某人，无夫，挟二女改嫁。稍长，悉售之为人妾，次者入湘阴赵主簿家，岁满不得归。继父死，厥母经官取之”（注：《夷坚志》支志乙卷一○《赵主簿妾》。）。有吕翁者，“翁丧无以葬，母兄将鬻其女，以办丧事……”（注：《厚德录》卷三。）。永嘉人蒋教授，“行山中，闻岭上二人哭声绝悲”，原来是父女“拦道哭”。父曰：“从军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盗，挈我告身去。将往吏部料理，非五十万钱不可办。甚爱此女，今割爱鬻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舍”（注：《夷坚志》乙志卷二《蒋教授》。）。

　　贫困人家，不仅卖女，也有卖妻者。宋代最著名者有二例。建中靖国元年，黄鲁直于荆南里巷见一女子，“娴静妍美，绰有态度”。后为贫民妻，黄鲁直为之叹惜：“此女生二子，其夫鬻于郡人田氏家，憔悴顿挫，无复故态。”黄鲁直为之写有《国香诗》（注：《墨庄漫录》卷一○；《夷坚志》丙志卷一八《国香诗》。）。另一例与贾似道有关。贾似道母胡氏，钱塘凤口里人，“贾涉至凤口，见而悦之，戏曰：‘汝能从我乎？’妇曰：‘有夫安得自由？待其归，君自为言。’夫妇欣然卖与”（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五《佞幸盘荒》，四库全书本。）。

　　宋代甚而有官宦人家不得已出卖妻女者。王安石夫人为其所买之妾，其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王安石怜而遣还其夫。冯京的父亲所买之妾，自云：“父有官，因纲运欠折，鬻妾以为赔偿之计。”南宋时，有“王太尉恩”买一妾，“具言母县主也，父死贫故见鬻”（注：马纯：《陶朱新录》，《说郛》卷四○下。）。

　　宋代妇女自卖的也不少。“郑公肃右丞（雍）侄某，家于拱州。时京东饥，流民日过门。有妇人尘土其容，而貌可取。郑欲留为妾。妇人曰：‘我在此饥困不能行，必死于是，得为婢子，幸矣。’乃召女侩立券，尽以其当得钱为市脂泽衣服……”（注：《夷坚志》甲志卷一三《妇人三重齿》。）。大观中，一女子“行至一桥，迷路，为牙媪引去。迫于饥馁，故自鬻。牙媪亦言，实遇之于广备桥，求归就食，遂鬻以偿欠”（注：无名氏：《异闻总录》卷一，笔记小说大观本。）。

　　宋代有许多单身女子，因甚少出门，不识路途，很容易为人掠买。比如，宣和中，“京师士人元夕出游”，有一美女子与同伴离散，自云：“我在此稍久，必为他人掠卖，……”（注：《夷坚志》甲志卷八《京师异妇人》。）。有些奸诈之人，则设局骗卖。绍兴初，“四方寇盗未定，汴人王从事挈妾来临安调官”，王出外赁屋，“奸人窃闻之，遂诈舆至女侩家而货于宰”，宰“以为侧室”（注：《夷坚志》丁志卷一一《王从事妾》。）。从前文所述来看，这种非法拐卖妇女的事例较多。

　　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买卖、典卖与雇佣。从宋代文献来看，无论是买卖、典卖或雇佣，实际上都是对妇女人身的转让。理由在于：（1 ）宋人不仅在文献中经常混用典卖与买卖，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两种条件下的妇女命运并没有本质区别，主人对其人身都有支配权。（2 ）雇佣妇女如女使，在文献中较为常见，似乎雇佣双方是在妇女提供劳务获取雇值而建立的一种法律关系。宋代文献中有“无子闻女使怀妊暗欢喜”（注：王銍：《杂纂续》，《说郛》卷七六。）之说，说明女使的人身而不仅仅是其劳力，受主人支配。这种雇佣实际上具备了买卖的特征。简言之，典卖也好雇佣也好只要妇女的人身受主人支配，就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买卖关系，无须拘泥于文字。

（二）买卖程序

　　1.问来历。“买妾问来历”（注：王銍：《杂纂续》，《说郛》卷七六。），南宋人袁采对此有详细的介绍：“买婢妾须问其应典卖不应典卖。如不应典卖则不可成契。或果穷乏无所依倚，须令经官自陈下保审会方可成契。或其不能自陈，令引来之人契中称说，少与雇钱，待其有亲人识认，即以与之也”（注：袁采：《世范》卷下《治家》，四库全书本。）。理由十分简单，合法的买卖，方受法律保护，而稍不谨慎，可能官司缠身。“大观中，京师耿愚，买一侍婢，丽而黠”，后婢称遇见其夫，“耿闻之大怒，诟责之曰：‘去年买汝时，汝本无夫，有契约牙侩可验，何敢尔？’”最后官司打到了开封府（注：《异闻总录》卷一。）。

　　2.议价。妇女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妇女的姿容、声伎与品性，比较而言，更重前者。王安礼说：“妾之所以直数十万者，以善姿首也。”（注：《长编》卷三二三，元丰五年二月丙寅条。）许多士大夫正是看在“美”这一点上舍得出钱。其次要看买卖的目的。买美妾与买乳婢或厨娘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冯京的父亲，买妾之资，是“白金数笏”，乳婢只需几千。再次，还要看买者的心情。“寇莱公梦得丽人蒨桃。后有老携女，公造焉。姥曰：‘女不见客。’公曰：‘尔试呼之。’少选，出拜曰：‘此吾主。’公悟，向所梦遗姥银百星，售女为妾”（注：《类说》卷五二《纪闻谈》。）。最后，取决于该妇女是否被人首次出卖或者契中所定卖身年限是否已逼近。陆游云：“都下买婢，谓未尝入人家者为一生人，喜其多淳谨也。”（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四库全书本。）主人将奴婢出卖，如期限将近，“故价值不多”（注：《夷坚志》补卷八《郑主簿》。）。

　　妇女的价格，也可能因时而异。北宋中叶，“鬻一下婢之赀五十万”（注：周辉：《清波别志》卷三，四库全书本。）。朱彧说：“京师买妾，每五千钱名一个，美者售钱三五十个（千？）。近岁贵人务以声色为得意，妾价腾贵至五千缗，不复论个数。”（注：朱彧：《萍州可谈》卷一，四库全书本。）妇女的价格，也可能因地而异，京师和经济发达地区妇女的价格就比较高。

　　3.立契。妇女买卖是一要式行为，双方当事人应履行一定的形式，方为合法。宋初对此的规定与唐代一致：“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而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又规定：“即买卖已迄，而市司不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只杖一百。”（注：《唐律疏议》卷二六《买奴婢牛马立券》；《宋刑统》卷二六《校斗秤不平》。）这项规定分为几个方面：（1）买卖奴婢等， 应有书面合同，即“市券”。市券应在口头协议达成且买方支付价钱后三日内写立，否则属违法。（2）即使有书面合同， 如卖方在立券时故意隐瞒奴婢等身上之疾病，买方可撕毁合同，买卖无效。（3）立券之后， 地方衙门主管机构应当及时办理过户手续。过户的意义有二：其一，按宋代有关典卖的法律，官府应在契上盖印，称之为赤契买卖正式生效；否则为白契，不受法律保护；其二，宋代有所谓牙契钱，具有交易税和契税的性质，绍兴五年为百分之十。《宋刑统》卷一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规定，奴婢可作为典卖对象，因此从刑律的角度，买卖奴婢自应在征税之列。

　　从宋代文献来看，买卖妇女是要立买身契的，不过，宋人既没有把它拿到官府盖印，也没有向官府交税，只有一纸文书。宋代的卖身契，有些相当简略。北宋中叶，“陈贯为（三司）省副”，与一胥吏不协，双方每欲排斥对方。“一日，陈曰：‘宅中欲请女客，何人可干？’胥曰：‘某可督视。’宴席所须十未具一，胥携小女于东华门街，插纸标曰：‘为陈省副请女客监厨，无钱陪备，今卖此女，要钱若干。’潜结逻者以闻，陈竟罢职”（注：《类说》卷一六《倦游杂录》。）。李沆有一“世仆”，欠主人家数十千钱。“忽一夕遁去。有女将十岁，美姿格，自写一券，系于带，愿卖于宅以偿焉……”（注：《厚德录》卷二。）。上述两例都是在没有中介人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是委托中介人，比如牙侩，契书可能更详尽些。袁采说：“雇婢仆须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为之也。”（注：《世范》卷下《治家》。）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宋初卖身契，今录于此：

　　淳化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二日，立契押衙韩愿定。伏缘家中用度扌蔑，欠缺疋帛。今有家妮子壏胜年可贰拾捌岁，出卖与常住百姓朱愿松妻男等，断傥人女。价，生熟绢五匹，当日现还生绢三匹，熟绢两匹，限至来年五月尽填还。其人及价更相分付。自卖已后，任承朱家男女世代为主，中间有亲性眷表认识此人来者，一仰韩愿定及妻七娘子面上，觅好人充替。或遇恩赦流行，也不在再来论理之限。两共面对商仪（议）为定，准格不许翻悔。如先悔者，罚楼绫一匹，仍罚大羯羊两口，充入不悔人。恐人无信，故勒此契，用为后凭。其人在患，比至十月已后，不用休悔者（押）。

　　买（卖？）身女人壏胜（押），出卖女人娘主七娘子（押），
　　出卖女人郎主韩愿定（押），同商量人袁富深（押），知见报恩寺
　　僧丑挞（押），知见龙兴寺乐善安法律（押）。内熟绢一匹，断出
　　褐陆段，白褐陆段，计拾贰段，各丈（长？）一丈二，比至五日尽
　　还也（押）。（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三○《卖
　　家妮子壏胜契》，巴蜀书社1989年版。）

　　这件卖身契，似乎是典卖与绝卖的混合物：“来年五月尽填还”，应指回赎，“自卖已后，任承朱家男女时代为主”，似指绝卖。契中值得注意者，是被卖人壏胜时已28岁，对于自己的人身仍无自主的权利。

　　交易达成后当事人似应对中介人有所表示。《夷坚志》载：南宋有女侩施三嫂，对“州民”张元中说：“曩与君买婢，君约谢我钱五千，至今未得……”（注：《夷坚志》丙志卷一一《施三嫂》。）这恐怕也是宋代牙侩众多，而有些士大夫也乐于找牙侩作中间人的原因吧。

　　从时间上讲，宋代卖身契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固定期限的卖身契。南宋时的法律是：“雇人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转雇者，年限、价格各应通计。”（注：罗愿：《罗鄂州小集》卷五《鄂州到任五事札子》，四库全书本。）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表现在：（1）过限拘执不放。《夷坚志》载：“袁州娼女冯妍，年十四， 姿貌出于辈流，且善于歌舞，本谢氏女也。其母诣郡陈状云：‘卖此女时才五岁，立券以七年为限。今逾约二年矣，乞取归养老，庶免使以良家子终身风尘中。’”（注：《夷坚志》支志丁卷四《袁娼冯妍》。）也有人在契中不立定年限。绍兴末年，临安知府赵子潇即指出：“近来品官之家典雇女使，避免立定年限。将来父母取认， 多是文约内妄作妳婆或养娘房下养女，其实为主家作奴婢役使，终身为妾，永无出期……”（注：《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五。）（2）增价转卖。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卖过身子钱》：“阿陈之女方于前年十一月雇与郑万七官者七年，止计旧会二百二十千。十二月，便雇与信州牙人徐百二，徐百二随即雇与铅山陈廿九，身子钱已增到七百贯矣。才及六月，陈廿九又雇与漆公镇客人周千二。曾日月之几何，而价已不啻三倍矣。”这哪里是“雇”，分明是卖，陈女如同牲口被买来卖去，没有人身自由。试想：陈女雇期七年，价七百贯，每月近十贯，哪有如此高之“雇价”？袁采已明白指出：浙东有士大夫对于期限届满之奴婢，“不还其夫而擅嫁他人，有不还其父母而擅嫁人”（注：《世范》卷下《治家》。）。另一种卖身契是终身契，宋初窦俨父亲禹均，“先有家童，盗用房钱两百千，虑事觉，有女年十二、三，自写券，系女臂云：‘永卖此女与本宅，偿所负钱。’自是远遁”（注：《厚德录》卷一。）。恐怕宋人追求的主要是这类。

　　洪迈《夷坚志》载有一则宋人买妾的事例，颇为详细，也并录于此：

　　　　有前衡州通判孙朝请者，……语之（郑主簿）曰：“此来欲买两妾，正以乾扣小累，未敢辄为。今虽以冒除书，然自度出入里陌亦不便。恰闻吴知阁宅同出三人，只在近处牙侩家，欲乘夜往观之，吾友能同此行否？”郑欣然承命，即俱出到侩处。其一少艾有乐艺，而价才八十千，其二差不及，而为钱皆四五十万，扣其故，曰：“少者受雇垂满，但可补半年，故价值不多。彼二人则在吴宅未久，当立三年券，今须评品议直耳”。孙于是以六百千并买之。郑以八十千不多，且又美色，姑欲如其说。候相处及期，别与为市。探囊取楮币付侩，而怀吴氏券与妾归。孙以万钱为定，候明成约，竟得之。皆喜其圆就之速，更置酒款昵，几如姻旧。（注：《夷坚志》补卷八《郑主簿》。）

三、余论

　　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与唐代相比，有了明显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改善。从上文可看出，宋代妇女买卖有以下几个特点：（1 ）与男子相比妇女更多地成为买卖对象，这与上层统治集团荒淫糜烂的生活有关。（2 ）妇女本身并不是契约当事人，而是买卖对象，即使成年也不例外。妇女常常成为父母逃避饥饿困穷最为有力的资本。（3）契约关系下的悲惨生活。 契约关系不过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自由、平等是其最本质的特征，然而，在契约关系下我们看到的是男女对比的严重倾斜，妇女不过是有钱人玩乐的工具。

　　从妇女的社会形象看，宋人说：“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妇人脚”；又云：“妇人美色能文翰，谓之人妖”（注：太平老人：《袖中锦》，《说郛》卷一二。）；从关于妇女的贞节观来看：“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注：程颐、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下《附杂录后》，见《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从妇女日常生活方式看，女子自八岁“不出中门”（注：司马光：《书仪》卷四《居家杂仪》，四库全书本。），“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又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喻阈”（注：司马光：《家范》卷一，四库全书本。）。加之像牲口一样被买来卖去，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宋代妇女地位实际上是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