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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灿烂之后——读杨黎《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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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7 11:33: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巴蛮
  
[center](一)[/center]

      我是九十代初参加工作的,随后的十年,我先后在广播站和有线电视台从事技术工作。当然,所谓的“技术工作”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其实质是爬电线杆,架设广播线和有线电视线。繁忙、肮脏的工作,并没让我停止思考,但众所周知,那十年中国文学创作正处于低潮。我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同道,我只能在黑暗中独自摸索。那时给我启发和力量的,不是中国的作家和诗人,而是一位美国诗人--“垮掉一代”的代表人物金斯伯格。
      大约在九十年代中期,我认识我们当地的一名老诗人,他给我说起八十年代利川文坛的往事。我这才惊奇地发现,在就十年前我们身边就有金斯伯格似的人物,他们喝酒,打架,追逐女人,啸傲江湖。他们当时还成立了一个诗社--剥枣诗社。
      从此,我开始关心剥枣诗社的一些情况,并与其中的一些诗员成为好朋友。在他们的介绍下,我把目光放向全国,这时我更惊讶的发现,剥枣并不是个别现象,八十年代全国像他们这种诗社不计其数,非非、莽汉、他们、整体主义等风起云涌。

      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
     八十年代的诗人又称作第三代诗人,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又称作第三人诗歌运动。《灿烂》一书就是这一运动的记录、回顾和总结。它由原莽汉诗人万夏策划,由原非非主将杨黎撰稿。

[center](二)[/center]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出南京时,美国人司徒雷登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这句话通过毛泽东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八十年代初,第三代人已经长大,他们把“第三代”这个词语作为对自己的命名,揿起一场席卷中国的第三代人诗歌运动。
     正如李亚伟、万夏反复指出:第三代人诗歌运动不是和平演变的结果。但八十年代诗歌的繁荣,确实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我们甚至可以说: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不仅是场文学革命,更是一场思想革命。

      第三代人大都出生于六十代初,其实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虽然像红卫兵一样曾经狂热,并对虚无的终极目标抱有幻想,但当他们真正开始思考的时候,便站在了现实社会的对立面。正如万夏在《灿烂》序言中所说:“少年时代,我看周围的许多人和事皆失公正,遂立志改变。”当文革结束,政治、文化的专制一旦打破,当年的思考就转化成呐喊的诗篇。二十多年后,剥枣的主将野夫动情地回忆说:
      二十几年前,我们之中不少人刚刚出生,多数人正好是问题青年。那时一些伟人死了,一些小人抓了,社会明显有了改变,至少大家一起凑堆,胡抡乱侃一通,不至于有被打成什么集团的危险。
      那时,我们多在外省的市县,也喜欢读书交友喝酒打架,喜欢组织一什么社团,刻几天钢版,油印几册诗篇。

      风靡全国的莽汉派,体现得最突出。李亚伟接受杨黎的采访时,回忆他结识万夏的经过:
      李亚伟:认识就是因为写诗呀。不,不,不。先还不是,先还是因为耍流氓。当时就是旷课,耍女朋友,打架。在学校好像都各自在各自的圈子里比较有名,比较有名是什么也说不清楚,就是操社会那种。就是说打架,没有一个月不打架的。后来也因为外貌,奇装异服,和那种老老实实的人,和老老实实的不一样。万夏就是胡玉刻意去认识的。那时候就是说,这个小屁儿虫日你妈还有些晃啊,我去问一下他。实际上就是他过去拍了一下他,问他你是哪个系的?我是中文系的,万夏说。我也是中文系的,胡玉说,我晓得,你肯定是80级的,79级的在全校没有哪个不认得我们的。当时就是这样,把肩膀一拍,就认识了。我们经常在一起耍,胡玉说,你过来耍吧。就是这样把万夏喊过来了,然后大家一起耍了。(《灿烂》P241)
      但万夏却说:(当时)那个狗日的李亚伟看老不顺眼,想打我,(后来不打不成交打结识的)。(《灿烂》P196页)

      就是这群好打架喝酒且被许多人视为流氓的人,在涪陵师专扯起莽汉派的大旗,并成为八十年诗歌运动的中坚。
      既使拒绝第三代人这一指称,拒绝第三代人这一有着强烈政治的背景,但八十年代的诗人却无法拒绝内在的政治变迁和压在他们头上的宿命。

[center](三)[/center]

      正如我在九十年代苦苦追寻剥枣的足迹,当前网络的文学爱好者开始寻找第三代诗人,许多诗人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第三代诗歌运动突然有了现实意义。
      但对众多第三代诗人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第三代诗人大多数在八十年代末期偃旗息鼓,到九十年代集体下海,大多数成为商人。

      看着崇拜者和追随者的滔滔热潮,诗人也不免有些毛闷!李亚伟和杨黎有段对话:
      杨黎:所以到了九十年代就要追求物质生活?富裕的物质生活?
      李亚伟:我觉得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基本观念。你他妈为什么要穷?你他妈穷了,别人还说你是寄生虫。那个一些知识分子装穷,他是装给外国人看的。他那个还是为了富裕的生活。只是有点丢人现眼妈的。
杨黎:九十年代所谓的知识分子对我们最大的攻击就在这里,说到第三代人他们就是一句话,都下海了,或者是都过好啊,啥子花天酒地的。然后以由此类推,他们就觉得第三代人的啥子诗歌理想、诗歌精神或者本身所具有的才华都是可疑的。
      李亚伟:这是一个阴谋。(《灿烂》P265-267)

      在《灿烂》一书对第三代诗人经商还有多处辩护。
      余生也晚,没能亲眼见证八十代诗歌的高潮,但总算在九十年初看到过众多诗人的窘迫。那时他们中很多人不仅在经济上一无所有,而且因为政治问题而倍受世人的歧视。他们走上从商道路,实则中国文化界的一大不幸事。八十年代初,“儒商”一词漫天飞,估计就与他们这代人集体从商有关。
      第三代诗人集体从商,首先从经济上自立,对他们个人是件好事,我们普通读者也应当欣喜。这并不丢人落价,古人云:但开风气不为师,即便是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大师,他也只能得一时风气之先,而不可能永远引导潮流,站在时代的前列。第三代诗人,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他们丰富的诗歌创作和精神探索还将继续哺育后代人,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再多的苛求都是无聊的。何况,像万夏、李亚伟他们一代诗人来作出版来,不管怎么说也给中国出版业的带来一种异乎寻常的清风。据说,万夏能做《后朦胧诗选》,就是他做《叶子楣叶玉卿写真集》赚了些钱,中国第三代诗人不应该忘记这俩位著名的三级艳星,更不应该忘记万夏,这是件中国特色的雅事、趣事,可入世说新语。

      问题反而出在第三代诗人自己身上。我感觉他们对商人身份的种种辩护其实是多余的,它反映的恰恰是第三代诗人对缺席当下思想文化界的无奈。更无奈的是,现在他们手头的武器并不多,能拿得出手的只有“地下性”和当下的“知识分子”抗争--于是有所谓“盘峰会议”等闹剧。
      野夫在《黄客》第二期编后语中说:大伙中年人富而思文,自己撰稿,自己编印,再自己回购。不为稻梁谋,不为经世用,这是真正的民间写作。
     我对此“民间写作”表示怀疑。如果这就是民间写作,中国近十亿的农民、打工仔和下岗工人一定不会答应。

[center](四)[/center]

      对“民间”、对“知识分子”的认定本身也是糊涂账。早几年,有人就指出,韩东曾在大学任教,于坚是云南省作协的官员,他们怎么能代表民间、代表体制外?
     《灿烂》一书出来后,又有人从此书的开本、装帧、版式设计等方面指出,《灿烂》比大多数说知识分子的书印得豪华,更有知识分子味道。因此,有人戏言:杨黎,一个可爱的知识分子。

       我以为,仅从学历、职称乃至有钱无钱来划分“地上”|“地下”,“体制外”|“体制内”,都是没有道理的。大学教授也可能体制外的鼓吹者和执行者,大款也无妨是地下文学的代表。真正的区别在于,他是否真的“为老姓而写作”。按照莫言的说法,此处的“为”,不是“为了”的“为”,而是“作为”的“为”。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有的知识分子写作反而是实现了外制外的特点,而有些标榜为地下性的第三代诗人,反而成为体制内的附庸。

      杨黎采访张小波时,问了一句:“听说你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后,就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这话大有深意,可能是他们圈子内的一句常用的戏言。如果推导开来就变成这样:如果张小波出版一本《中日应当友好》,而且畅销,那么张小波就会成为一个亲日派;如果张小波出版一本《中国人应当对俄国说好》,那他又会成为一个亲俄派……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当年极其敏锐的诗人,张小波还有无自己的立场,有无应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难道他的思想只是跟着畅销或不畅销走?

      纵观某些第三代诗人的表现和他们的自我辩护,令人惊讶,他们对知识分子的反对,实在文不对题。张小波在为《中国可以说不》辩护时说:有的人用学术来批判此书,是走出误区。真是令人喷饭!对错误的观点不用学术来批,难道用泼妇骂街的方式来批?

      对近十年文化界了解的人都不难明白:当下不是知识分子多了,而是知识分子少了。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诗人(虽然于坚说诗人高于知识分子)。不幸的是,那些自为标榜的诗人在举世滔滔的潮流中,不仅一言不发,而且推其波助其澜。反而是少数知识分子,真正站在民间立场,站在广大百姓一边的(像我喜爱的朱大可、余世存,虽然是第三代人,并与第三代诗人交好,但他们都不以诗名)。

[center]  (五)[/center]

     《灿烂》对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评价很高,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考虑,韩东的《有关大雁塔》都是第三代人的第一首诗。”

      很多年前,读过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印象不深。对韩东也毫无解。后来看书,知道因为转行写小说,韩东倍受诗人们的批判,并视之为背叛。
      这次看了关于韩东的介绍,我以为:他是第三代人的精神守望者。
      和很多人不同,韩东几乎没什么变化,住的是原来的房子,也比较贫困,连性也缺乏。
      杨黎:同居生活还是单身生活?
      韩东:没有,我跟女人的同居是很短的。杨黎啊,我那个苦头是吃够了。你那个花天酒地,我是没有的。
      杨黎:性问题呢?
      韩东:我不是说了吗?一年搞一次,一次管一年。
      
      小海是韩东在《他们》的老朋友。现在他官居处长,一年还可以发一百多首诗。杨黎在南京时,韩东要求他一定要采访小海,说小海是《他们》最老的一个人,甚至在韩东办《老家》时,小海就在一起。
      杨黎采访小海时,韩东也在场,他回答问题的积极性比小海还高,可见他和小海的友谊。但很明显,现在他们的诗学观点已经分道扬镳。杨黎的采访,成为韩东和小海的辩论——这也使之成为全书最精彩最发人深思的章节。
      小海:我认为我九十年代的诗写得比八十年代好。
      韩东:小海九十年代的诗呢,我就是真的不敢恭维。首先我觉得他九十年代的诗歌比较混乱……
      小海:我现在的写作当中,像刚刚谈到的张生,张生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交往,他是一个小说家,我是一个诗人。
      韩东:你现在把张生认为是朋友,就是说我啦,你在文学上更信任张生,而不太信任我。我再怎么不行,也他妈比张生要强。你怎么会……你这个。
      小海:(笑)每个人生活中都在朋友。我们是朋友,我们仅仅是因为文学成为朋友。
      韩东:不,不,不。我讲的就是文学。至于朋友,没什么的。你就是和张生搞同性恋我也不会嫉妒...........

      看到这里,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凉。对朋友,韩东的《他们》情结深重,甚于情人。但“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在今天,韩东的种种努力都成为徒劳,连最老的朋友都转身离去。杨黎的采访,录下他们最后一句对话:

      韩东:你背叛的是诗歌精神。
      小海:我没有背叛诗歌精神。我在坚持。

      小海说他在坚持,是他自己的理由的:一年发表几十百来首诗,而且自认为现在的比过去写得好,——“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写作非常有信心,完全可以成为这个国家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

      近年来,“守望”一词漫天飞,我随时提醒自己不要用这个词。但对韩东,我觉得到除了这个词外,无法体现韩东的价值——尤其是看了他和小海的对话后。

[center](六)[/center]

      读《灿烂》的同时,同时读了《莽汉·撒娇》,这是李亚伟与默默的诗合集。李亚伟的诗过去看过一些,这次重温,冲击力更强。默默的作品,过去未接触,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他的诗没有灵感,没有好的句子,但与李亚伟的一比,他的好句子不过是些俏皮的标语口号。

      为什么会把他们的诗编成一集,让默默当了左拉笔下的“陪衬人”?我也知道,自古以来我们的评论都有偏颇、偏爱之处。比方说,“南施(闰章)北宋(琬)”中施、宋的水准差异是很大的。为了某种审美爱好或某种现实需要,把默默和李亚伟的诗合为一集,也并非不可理解。我不明白的是主编李少君的序言。

      这个序言的第一节的前半部分应该说还是挺精彩的,他说:“人到中年的莽汉虽然尚能饭,却能撒撒娇了,昔日的彻底的叛逆精神革命性早已荡然无存,不见踪影,只有当年如云的豪情壮志,如今化作丝丝缕缕,似烟似在空中萦绕。”于是李少君得出他的一个重要结论:于是“莽汉”老了,就成了“撒娇派”。
     但接着李少君的宣称:撒娇派的时代现在才真正到来!说:撒娇派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将会大行其道。又说:莫非撒娇派真的将冠绝天下于今日乎?这就有点大言欺世了。
      不错,对莽汉和很多第三代诗人来说确实如李少君所言,他们的生活和精神变迁有从“莽汉”到“撒娇”的转变轨迹,但这种轨迹并是中国诗歌和思想的轨迹。李亚伟开始“撒娇”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诗歌也不得不撒娇。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默默等人对撒娇的定义:撒娇是一种温柔的反抗,一种亲密而残忍的纠缠,一种执着而绝望的企图,一种无奈而深情的依恋。对照当下的文化思潮,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温柔的反抗”,最多不过是小骂大帮忙(周伦佑语),所谓的“无奈而深情的依恋”,不过是想既当*子又想立牌坊;所谓“亲密而残忍的纠缠”,不过对是对“体制的下半身”的意淫;所谓“执着而绝望的企图”、“无奈而深情的依恋”,都不过是想进入体制内,又放不下地下性的身架。

      这种撒娇不是当下思想界、文化界需要的,更不是当代青年需要的。

     更离谱的是,李少君在序言中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把“莽汉”到“撒娇”的这种生活、精神转变,视作文学内在的逻辑转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与其他评论家大抬默默的轿子,把默默的诗歌水平推到默默无法承受的地位;他大力攻击周伦佑和非非(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这段话也纯属多余,其结果是引来周伦佑的强烈反击)……

[center](七)[/center]

      李亚伟说:我通常中在初夏和初冬两块时间里写诗,其余时光是人间的,我以为我是天上的人。
      亚伟确实是天上的人,奈何来染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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