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文化现象批判——三个博士和一个硕士的对话

霜叶红 · 发表于 2006-6-12 22:42:04

作者:姚新勇;葛红兵;范钦林;王晓华
【原文出处】:青年探索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606  【原刊页号】:4-8
【复印期号】:2 　【分类号】:G0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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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姚新勇（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姚）：９０年代往往被人们视为精神匮乏的年代，理想遁逸的年代，是一个主体裂散找不到精神归宿的年代。然而与这种看法相对的是，一个群体，一个神话般的群体——“老三届人”，却借着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并延续至今的“老三届”文化热，在中国大陆上展示着理想主义的风采。

      概括而言，“老三届”文化热大致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由“老三届”出身的人策划的各种知青回忆录、“老三届”回忆录大量的出版、发行；第二是有关“老三届”或知青题材的报告文学、小说、电影、电视的又一轮相继问世，引起社会上不小的反响；第三是当年的“老三届”人或知青纷纷不断地在各地举行各种联谊会，或结团重返当年下乡之地；第四是不少以“老三届 ”名义举办的商品交易会及经贸洽谈会在京或其他城市举行；第五是有关“老三届”人和他们子女或家庭的“逸事”不断地在报纸上披露；第六是有关“老三届 ”或知青运动的研究正在迅速增温。虽然这诸种方面的具体情况并不一致，但它们都不仅共同促成了“老三届”这一概念在新闻宣传媒介中反复被提到（甚至中央台都举办了“老三届”主题电视文化晚会），冲击着人们的意识，而且似乎最后都归结为某种为全社会瞩目的“老三届”精神，“老三届”情结，“老三届” 风采。“老三届”精神不仅成了社会世俗层面上一面鲜艳的旗帜，就连文化知识界的一些精英们，都对此眷恋不已，比如朱学勤的那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就是明例。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中国会出现这样一种大规模、大范围、跨社会文化阶层、持续不衰的“老三届”文化现象呢？它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中国当今及未来的社会经济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些的确都是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葛红兵（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葛）：“老三届”文化热，或“ 老三届”神话的出现，是与社会各方面、各行业间的“老三届”人本身的活动分不开的。那么他们所赖在行动的社会能量从何而来，是什么东西把他们聚合在了一起并能如此辉煌地呈现于世？

      首先，“老三届”人一般是指６６、６７、６８三年间毕业的初、高中生，现在大约都到了４５—５０岁的年龄，而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中坚位置，或说是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是当今社会的主流群体。这是他们能以共同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聚集起来的客观社会能量。第二，“老三届”一代人过去在“文革”中实际上经历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性荒蛮流放，具有某种共同的流放者的命运。他们早期所接受的教育的不完整性和“文革”文化的狂乱冲击性，形成了他们青春时代的精神荒芜。这种精神荒芫既造成了这一代中许多人的精神贫乏，但反过来又促使他们中间产生了一批人，最先对“文革”产生了怀疑，蒙发了民主意识。这种精神荒芜的双重性，高度地浓缩在顾城的这个诗句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你却用它们去寻找光明。

      其次，是他们肉体上的炼狱情怀。他们的身体在乡村或兵团中遭到了不少折磨，有些甚至过着蛮荒的生活。这样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蒙难，就使他们有可能变为荣归者。而社会上又有不少青少年，对于苦难者具有天然的尊敬（这其实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本能的冲动），这就为“ 老三届”神话提供了现实的欣赏者主体。“老三届”群体意象的呈现，在思想领域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比如以张承志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一呼百应的理想主义，再如自我牺牲精神，蒙难意识。他们以蒙难者的身份出来讲话，面对历史他们觉得拥有对时代的发言权。正是这两种精神因素构成了“老三届”热的最本质的精神中心。

      范钦林（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以下简称范）：“老三届”热现象，或“ 老三届”神话的出现，是以８０年代的知青文学为直接前提的。

      知青文学的中坚人物基本都是些“老三届”出身的作者，他们将他们那一代人特有的思想情感，熔铸到了知青文学的作品中了。例如梁晓声、叶辛、张抗抗等人。这批人过去所共有的生活经历、理想追求、自卑意识，在新的条件下又把他们集合在了一起，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既是独特的，也是必然的历史现象。我想重点谈谈他们的自卑意识对“老三届”神话出现的作用。我以为“老三届”一代人的自卑意识的产生，不在于他们所蒙受的苦难，而在于他们所受教育的不完整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未受过完整、正规的高中或初中教育，就被卷入“文革”中，然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去承受苦难、折磨。而当他们一旦在一定的社会位置上扎下根来后，就企图为自己弥补先天的不足，企图为自己创造一个光辉的苦难历史。就象过去的法国外省人，来到巴黎之后，往往要为自己编造一个光荣的家庭史一样。

      问题是“老三届”的光荣史是无法伪造的，他们只有通过后来的成功以及某种幻想的精神，来遮盖自卑，去寻求补偿。

      王晓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王）：这里还存在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老三届”人通过圣化过去的历史，来提高自己所处的群体的地位。人们往往有一种冲动，总想把已过去的苦难诗意化，赋予它所不具有的价值，这是“老三届”神话出现的重要原因。就我个人而言，我理解并同情他们的这种做法，因为“文革”时代毕竟耗去了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过去的苦难历史已经给社会、给他们这一代人造成了伤痛，而现在还去圣化它就成为问题了。

      姚：我同意葛红兵从多种角度寻找“老三届”文化热出现的原因，但我又感觉他所认为的那“一代人”的“流放者”的形象刚好基本是由主流派知青文学所奠定的，而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展示的苦难悲壮生涯，不过是整个知青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是经过文学加工、放大了的一部分；尽管它被视为知青和“老三届 ”经历与意识的基点。在这个基点上，你再来看“老三届”神话出现的原因，是否就有些问题了。我以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共同意识的有无，而在于“老三届” 文化热为什么会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之交出现？我以为首先是８９年所发生的那场巨大的社会动乱刚平息时，突然间在整个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种失语的状态，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上也呈现了一种话语“真空”。在此状态下，作为政府需要某种不同于８０年代中、后期人的主体性话语来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它需要一种“理想主义”，不能搞虚无主义；而作为一部分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也需要一种理想主义，不愿陷入“无意义”、“无价值”的空无的静寂中，或消散于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喧杂”的市场中；而社会大众层面，也需要某种东西，来为自己提供生活的意义依据……正是这些诸多方面的“共同”需求，促动着社会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制造出一种东西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

         于是“老三届”神话就借着原有的知青文学所奠定的基础，应运而生了。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前面大家都谈到，伴随“老三届”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共同的群体命运意识。然而实际上，现在这代人中的具体个体的意识、处境往往是千差万别的，例如我大姐就属“老三届”，但她生活得不仅不风光、悲壮，现在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持；而且我们看一些知青回忆录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但为何这些庞杂的个人意识，最终都被汇成了某种共同的“苦难”与“风流”的意识呢？这不正是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在起着无意识的聚合作用吗？范：我觉得“老三届”意识还有它真诚的一面。他们确实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人，虽然在过去他们的理想与抱负被“文革”的狂热引到了歧途，因此这种理想的真诚又带有了某种愚昧性，非理性性。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肯定它的历史意义（不是价值）。他们实际上是看不惯６０年代后出身的青年——把什么都不当回事，不重传统，解构权威的意识。但在另一方面这里也有个生存策略问题，有一种洗刷过去的过失的意图，如张承志的红卫兵情结就带有这种嫌疑。“老三届”人的自我圣化还有一种怀旧情绪在起作用。人们到了一定年龄，尤其是到了五十左右，不仅青春早逝，而且正在由中年滑入老年，所以他们总喜欢回忆过去，抓住流逝的岁月。这样他们美化过去的苦难，完善自己的青春岁月就几乎是一种无意识的需求。

   王：“老三届”热的出现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任何时代都需要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超越的理想。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创造出属于我们当下生存的超越性理想，我们只好到别的文化中借来一种东西，或者从自己的历史中去寻找某一个过程或一个人，把这个过程，圣化为最理想的时期，黄金国阶段，把这个过程的人圣化为神圣的英难。“老三届”就被我们的时代选择为超越理想的圣化对象。葛：我觉得“老三届”文化热的出现有一个时代的触媒，这个触媒就是８０年代末启蒙话语的失落。启蒙话语是８０年代的主流话语，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突然间在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断裂。人们发现，启蒙主义在中国并不适用，它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和平、繁荣等，启蒙主义所憧憬的一切伟大、美好的东西，都没有降临。相反，市场经济来临了。人们失去了普遍的一元信仰，而这使许多需要信仰的民众感到不适应。这就促动了整个９０年代的怀旧情调，如毛泽东热，“红歌”新唱等等一系列现象，这都意味着人们对过去一元时代的眷恋。整个时代的怀旧需求，给“老三届”热带来了时代契机。范：怀旧实际上是对自己社会处境的不满。虽然在总体上来说，“老三届” 这批人占据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要位置，但是就具体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生活很不得意，如他们中的下岗工人。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这部分人是身心失调的。他们看到甚至自己的子辈在这社会上都能如鱼得水，而他们则由于过去的性格、能力的铸造，不习惯于新的非恒定性的经济环境，生存受到威胁。这就促使一大批“老三届”人怀想毛泽东时代一元经济所给予他们的稳定感，就是被迫下农村，也毕竟是大家都走的、无需选择的唯一的路。也正是这种意识，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老三届”神话。姚：非常正确。就某个个体来说，他在年龄上可能属于“老三届”一代，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活得可能并不得意，而这种不得意又使他通过别人给他所制造出的镜象，来幻化历史，逃避现实，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范：这样来说，这种怀旧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姚：正如大家所分析的那样，“老三届”文化热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对我们文化的未来走向究竟有什么样的正面的作用或负面作用？

      葛：首先应该思考的是“老三届”文化热是指向未来的，还是指向过去的？我认为它主要是指向过去的。它的理想情结是虚幻的，它对现实生存问题的解决也是虚幻的，所以它并不能真正构成一种激励因素，激励我们向前走；相反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对过去的怀念，对过去一元体制的眷恋。这是由一种被虐的境遇导致的一种自虐的情感。

      范：历史的前进是一种合力的作用，尽管“老三届”情结总的指向是过去而非未来，但有时反向的力量也可能从相反相成的意义上来推动社会前进。葛：对“老三届”情结批判的第二点是虚假的集体主义。“老三届”热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不能正视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化局面，相反总是希望生活在一个群体里面，离开了群体性规约，就感到无法生存。虽然他们早已回到了城市，回到了社会的个人化生活中，却依然在寻找着某个过去的，实际上已不存在的“老三届”群体。他们用种种方式维系着这个集体幻象试图使之永不消失，希望被这样一个群体认同，接纳自己为其中的一员，在此中找到生活、情感和精神的依据。

      范：你讲的很对。过去的经历，把“老三届”这一代中的许多人造就成了某种类蝙蝠的存在：他们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既不拥有幸福的过去，也没有安逸的现在，更难企望美好的将来；他们无所栖居。而“老三届”群体幻象正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虚幻的精神寄所，一个外层无比绚烂，内层却空空洞洞的岩穴。

   葛：问题是面对这种无所归依的感受，他们并没有激发起对历史、对社会、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反而心甘情愿地躲进虚幻的自我镜象中，用一种虚假的、落伍的理想主义热情，来伤毁着自己怀疑批判的触觉，逃避存在的拷问。王：“老三届”中的一部分人，在结束了“流放”生活后，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边缘人。这样就面临：第一，如何生存下去，第二，如何为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定位的问题。一个人的定位，如果不是指向现在和未来，就要指向过去，他会挖掘出自己生活中最有独特性的时光为自己定位。“老三届”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一种群体的自我意识，一个群体的宣言，同时也是一种群体的生存方式。问题是，被他们所念念不忘的那段时光，是否真的值得怀念？那段时间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期，他们自己也在当了造反小将之后被下放到农村，没有过上好日子，而且也未对农村的建设起到多少积极作用。相反，打架斗殴、偷窃、败坏当地风气的很多是知青。知青在“文革”后期，根本得不到社会承认，连饭都吃不饱。更重要的是如萨特所说，身处一个黑暗的时期，你不说不，那就是同谋。在“文革”中，他们不仅没有说不，而且积极参预了破坏文化的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了“文革”破坏性力量的同谋。那段历史在本质上不是他们的光辉，而是耻辱；不是他们的成就，而是原罪。我认为“老三届”人应该对他们的过去怀有一种深深的原罪意识，对过去的行为有一种忏悔意识。对自己的处境足够坚强的 “老三届”人，应该面向历史未来，以对未来的谋划来为自己定位，而不应该沉浸在虚幻的美好往昔中。真正美好的时光应该在未来。

      范：对。所以我们也许可以不去过分追究他们当时因为无知所犯的罪，因为他们那一代人是在失去独立思考的环境下培养起来的盲动的愚昧的青少年，当时他们不应对自己所犯罪过承担责任。但问题是当他们长大之后，甚至在二十多年之后，还把那段历史圣化，他们反而要为自己现在圣化过去而承担历史责任。再有，我觉得“老三届”圣化以往的历史，是一种集体审美，一种拉开时间距离之后的审美。当与过去拉开一段距离后，伤疤已不再疼痛，这时从完形心理学上来讲，他完全可以把这个伤疤抹平，而向他所欲望的美的角度去圣化它。

      姚：刚才范钦林说得很对。而且平心静气地来说，我们也应该对这个年龄段的一些人说些公平的话。我们所批判的那种圣化苦难，圣化过去的行为的确是一种社会文化呈现，但是从具体的一些言论来看，也有对“老三届”情结较清醒的批判，尽管这种材料并不很多。但是这些东西都被淹没了。范：淹没于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喧哗中。

      姚：所以我要强调，不能仅仅强调这一代人，而要强调他们被社会意识形态无意识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虚幻群体。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属于“ 老三届”年龄段的人，我希望他最好不认为自己是那个虚幻群体里的一员，最好具有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所以我们的批判是指向虚假的“老三届”神话，而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人。

   葛：也许还可以更超拔一些。我们为什么今天来谈论此问题？实际我们是在问人，问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究竟应该生活在怎样的基点上？这是我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对话（有关于张承志的、鲁迅的、钱钟书的……）的中心问题。我们感到 “老三届”文化现象之所以需要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是看到它至少在这样几方面不符合今天这个时代对于人的要求：一是虚假的理想主义，二是依附情结，三是假英雄主义。有这种情结的人，在今天是不可能承担起经济自由人，政治自由人，思想自由人，伦理自由人的压力和使命的。

      王：我们所说的归为一条，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创造出一种属于个体的文化。只要个体有了独立性，他才能对自己的历史行为反思，对自己的未来进行独立设计。比如说巴金就是少数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他就有勇气对当年作为准罪犯的历史进行反思。我们希望“老三届”中能够多涌现出一些象巴金这样的人，向巴金学习：不仅要有勇气反思自己过去的历史，更要学习那种独立、自主的自由做人的意识。“老三届”热主要属于一种群体意识，而且属于虚幻的群体。这里存在着一个对自由能不能承担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认为，看一个中国人，包括“老三届”人，重点是要看他是否愿意参与这样一种文化，即以肯定个体为目的和中心的文化。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克服中国文化的欠缺。只有当“老三届” 人拥有这样一种文化时，“老三届”和被定义为“老三届”人的个体，才能在生活上独立地应付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才能在思想上独立于他之前的人们和在他之后的人们，才能具备一种开放的意识。这中间有许许多多具体的工作需要“老三届”人自己去做。“老三届”人应该树立起真正独立的个体形象，参与二十世纪末的竞争，走向二十一世纪。我们批判“老三届”情结，并不意味着我们以判官的身份，对他们进行审判，而是表达我们对他们的一种期望，期待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为独立的个体，成为一个合格的二十一世纪的地球村的村民。（姚新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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