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爱情——与王蒙谈《骑兵军》

虎子

作者：王天兵
来源：世纪中国

  　　我留美十余年，回国结识的朋友，凡年龄差不多的，都直呼其名，对长者则均敬称先生，而只有对王蒙，长我数十年，却直呼其全名，像平辈那样交谈。

　　我和王蒙相识，竟然是因为巴别尔。1999年初，我带着根据巴别尔的《骑兵军》改编的电影剧本，经沈昌文先生介绍，在北京认识了他。为什么一定要见他呢？因为我感到他一定能理解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巴别尔，巴别尔18岁发表小说，20出头参加苏维埃。王蒙也是少共出身，19岁从文，是做着苏联梦长大的。王蒙也一直关注人文版《骑兵军》。正逢他从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访问归来，我们对巴别尔和《骑兵军》进行了一次笔谈。

　　王蒙:我最近总算看完《骑兵军》的大部，当然，他写得很精彩，他能够把生与死，血与痛，勇敢与蛮横，仇恨与残忍，信仰与迷狂，卑鄙与聪明，善良与软弱审美化，把人性中最野蛮的与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写得如此精练和正当正常，如此令人目瞪口呆，如此难以置信却又难以不信，这是很不寻常的。 它暗合我的一贯主张，人性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也不都是善良的东西，人性本身就充满着悖谬与分裂，不论是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或者小资式地把人性搞得那样酸的馒头——SENTIMENTAL，都是可笑的。 在中国有一阵不许谈人性，后来又什么都是人性，还搞出了个“人性美”一词，未免有点孩子气和呆气。 但对于我来说又不完全是新东西，苏联同路人作品中这类作品不少。例如《士敏土》，例如《第四十一》即蓝眼睛的中尉，甚至《铁流》、《毁灭》等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王天兵：您所说的那些著作，我都没看过，只有《铁流》和《毁灭》听说过，在鲁迅时代就译介过。可是，至少在西方，除了专家是没人知道他们的，包括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静静的顿河》，都无人问津了。既然您提到那些您耳熟能详的苏联文艺，能否稍微细致地分析比较他们和巴别尔的差别？巴别尔经八十年未衰，2002年的新英译本还成为全美畅销书，难道这只是因为美国人不能接收正面宣传共产革命的文学了吗？

　　王蒙：早年我读革拉特考夫的《士敏土》的时候就为革命斗争的狂暴与野犷而震惊，里边一位“好同志”搞起女人来像是色魔或者强奸犯。《第四十一》里的蓝眼睛的白军中尉是那样文质彬彬，而粗野的女红军神枪手却爱上了他，最后又亲手处决了他，根据它拍的电影让我天旋地转。 当然，巴别尔是天才的，他的描写精确直观，出神入化，所有的比喻都表现了天才，例如《我的第一只鹅》中所说的“月亮像廉价的耳环一样地挂在天空”，而在《意大利的太阳》中，他形容废墟里的断柱像凶狠的老太婆抠到地里的手指，蓝幽幽的马路，像奶头里流出的奶汁流淌……这都是匪夷所思。而且，他的命运更令人感动。 你读一下他的《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传略》吧： “它，一九一八年，是骑着欢蹦乱跳的马……来的……还带了一辆大车和形形色色的歌曲……嗬，一九一八年，你是我的心头肉啊……我们唱尽了你的歌曲，喝光了你的美酒，把你的真理列成了决议……在那些日子里横刀立马杀遍库班地区，冲到将军紧跟前，一枪把他崩了……我把我的老爷尼斯京斯基翻倒在地，用脚踹他，足足踹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我彻底领悟了活的滋味……” 这是一份革命宣言！是农民起义的圣经！是造反有理的替天行道！也是使一切温良恭俭让的小资大资小文人酸绅士吓得屁滚尿流的冲锋号！这里的主人公是一个牧民，老婆被地主老爷霸占，工钱被克扣。比较一下这类描写与中国的土改小说，中国的侧重于写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而巴别尔侧重于写阶级斗争旗帜下的人性。中国作品侧重于写农民提高了觉悟自觉地与地主富农斗争，而巴别尔写的是大旗一挥，时候一到，花样百出，全自发地上来了。我们中国人一般认为真善美是不可分的，这也对，这是一种道德化的审美观。但也可以有别的思路。比如，王尔德的莎乐美，就把爱情与血腥放在一起审度，甚至是高度欣赏。再比如中国京剧潘金莲，其实是欣赏武松的杀人凶气与潘金莲的淫荡与末日恐惧、挣扎逃生，这一切都舞蹈化、技巧化、表演化乃至美化了。而京剧宇宙锋，欣赏的是疯狂的无顾忌的乃至反人伦的“美”，女主人公赵高之女将爸爸叫成我的夫之类，才过瘾呢。恶也可以有一种形式美。这样的理论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没有。巴别尔“欣赏”或强调的是人的恐怖，历史的恐怖，幻梦与现实一锅煮的恐怖，这恰恰是例如美国人难以经验得到的。再说俗一点就是刺激，谁能写出比巴别尔更刺激的小说速写？ 三妻四妾是人性，终身不娶直到自宫也是人性。纵欲是人性，禁欲也是人性。救世主背十字架是人性，对不起，杀人也是人性，变态，疯狂，都有人性的依据。或者我们可以说，病理也是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奋斗，人类的文明，正是要理解、疏导和克服病态与变态，或者是整合与超越它们，使人性往文明往合理方向走。 以007与中国英雄比较，最明显的区别是前者好女色，而后者节身自好，中国英雄以不近女色为条件，以坐怀不乱自诩。其他化险为夷，英勇不屈，大智大勇，言必行，行必果，舍己救人，俯首甘为孺子牛……等都差不多，而双方的意识形态又截然不同，而在相信自己代表百分之百的正义，敌方代表百分之二百的邪恶方面又是一模一样。布什总统也是如此，他称他的敌人为evil doer，干脆说就是“坏蛋”，十分简明，幼儿园的孩子都能接受。坏蛋当然是敌人，敌人当然是坏蛋，循环论证，芳龄三岁就能完成。巴别尔的骑兵军也是爱憎分明的，不但要杀坏蛋，而且光杀不过瘾，要踹一个小时。 哥萨克的魅力几乎胜过了水浒，也胜过007，因为一骑马，二爱(干)女人，三杀人不眨眼，四在大空间即草原或谷地上活动，五是真的，有历史为证。

　　王天兵：巴别尔之所以不但吸引美国当代的普通读者，而且令美国几代作家佩服，还和他比过去半个世纪流行的所谓“后小说”(Meta Fiction，卡尔维诺是这种小说的代表。卡尔维诺曾赞美过《骑兵军》，以之为20世纪的奇书。)的叙事更神出鬼没的小说结构，和他镶嵌着灿烂夺目的比喻的叙述语言很有关系。我最喜欢您的《双飞翼》——一用文字游戏解构李商隐的《锦瑟》，二从政治和爱情的角度谈论《红楼梦》。您能否从这几种您精通的角度，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谈谈您对巴别尔小说艺术和文字技巧的直观感想。

　　王蒙：让我们以首篇《泅渡兹勃鲁契河》为例， “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静静的沃伦……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山岗，将困乏的双手胡乱伸进啤酒草丛。” 写到这里仍然是平静的与传统的俄罗斯文学的风景画描绘，但是您看下边： “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 你不吓一跳吗？而作者运用这样的比喻像运用“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样的平稳。下面写骑兵过河： “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 真切的动感，实感，鲜活感。 “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 野劲与反叛劲儿随笔尖外冒。深夜，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到这儿，你仍然根本不知道他要写什么。后边写第一人称主人公的噩梦——或是最浪漫的美梦，梦见了布琼尼的骑兵师长枪毙旅长，能够做这样的梦的男人有福了，有罪了，有祸了！孕妇用手指摩娑“我”的脸，多么善良的女人。 女人请“我”挪一下，免得踢着她爹。而她爹是被波兰人杀死的，是死尸。然后她讲述波兰人的残酷与她的爹的善良。 又一段写景：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着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 这样的描写你不觉得骇异吗？ 生与死，残忍与善良，月亮与人头就这样平静地共处着，没有夸张，没有煽情，连一点惊异都没有。还有第二个人能这样写吗？

　　王天兵：巴别尔原1926年初版《骑兵军》的最后一篇是《拉比之子》，讲一个抛弃家庭参加革命的犹太王子，最后被从逃兵中拉上溃逃的列车，下身赤裸着，死在几行犹太古诗、一缕青丝和几发子弹中间，被埋葬在无名的火车站旁。大革命让犹太王朝，连同其中的遗老遗少们彻底覆灭了。即便这些革命了的贵族存活下来，也会和巴别尔一样被清洗。您是少共出身，对革命比任何作家都更敏感，可否谈谈革命和知识分子命运问题？

　　王蒙：知识分子选择革命或者不革命，但常常更愿意选择革命，由于理想主义，由于人文精神，在俄罗斯还由于他们的强大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化的激情。但革命也选择知识分子，要的是敢斗争，敢横下一条心，敢冲敢杀，永不动摇而又遵守纪律，说一不二的那种。不要那种哼哼唧唧，脑子与眼珠乱转，动不动玩什么个性呀独立思考呀的那种。后者有法捷耶夫的小说中人物美谛克与杜鹃山里的温其久子，还有真实人物王实味的命运为例。 革命的主体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往往不是知识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嘛。在骑兵军，主体是哥萨克，在中国，革命的主体是贫下中农。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这也不是知识分子的所长。所以知识分子整天想革命，真革起命来又常常狼狈不堪，必然的。 文学性知识分子的革命带有原罪感和悲剧性。一个文学天才革起命来了，必有一方遭殃，不是革命就是文学天才自己。萨达姆也写小说。海牙法厅通缉的前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是诗人。文章憎命达，包括革命和治国，太文学了就达不起来。但文学又天生地与革命合作，理想，批判，战斗豪情，爱与仇的烈焰，反体制(准无政府主义)倾向……没有悲情文学就没有壮烈的革命。文学在促进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方面成效卓著。再来真的，革命真成功了，有时候有一部分文学就难以自处了。

　　王天兵：巴别尔描写的战争、战争中的人性，如《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的先滥杀俘虏然后英勇捐躯的哥萨克让我想起现在发生在中东的虐囚。他笔下的战场真实性毫不过时。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那么多场战争，但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多年，确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战争文学。五六十年代的如《林海雪原》这样的小说属于战斗传奇，是一种类型小说。 您写过人生百态，似乎还没写过战争，能否谈谈您对战争文学的思考？

　　王蒙：我写不了战争。我不敢杜撰，我没有那么大出息。

　　王天兵：您刚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参观回来。你对俄罗斯的前途是怎么看的？ 您是否能把中国和俄罗斯的昨天、今天、明天做个对比？

　　王蒙：我想起了“前苏联”一词，本来我觉得莫名其妙，谁不知道苏联已经“前”了？加一前字纯粹脱裤子放屁。我自嘲像是苏联的遗老(？)于是从遗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前”字的么？ 上一次到莫斯科是1984年，正好二十年前，弹指一挥，人间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间。莫斯科毕竟是一个大地方，大都会，大国首都。与二十年前的造访时相比，莫斯科焕然一新，地面大大地扩大了。我们住的宇宙饭店，原来只是郊区的田野。莫斯科和北京一样，大气，而莫斯科却显得比北京天真。然而这么伟大的苏联，伟大的俄国，伟大的莫斯科 ，怎么连一条一截高速公路都没有呢？尤其是雪后，莫斯科的堵车甚至超过了我所体验过的以交通堵塞闻名于世的墨西哥城。说是没有钱，说是莫斯科人不能想像过路收费，所以也就无法进行良性循环，也就没有人投资修路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与一位匈牙利外交官的谈话，他说，中国和匈牙利现在经济改革还来得及，因为革命前的商人企业家还都活着，而苏联十月革命已经六十余年，懂商品经济的人已经死光了，再想搞什么商品经济，只怕后继无人了呢。当时我还以为他是说笑话。但是俄罗斯文化还是伟大的。人类文化不能够没有俄罗斯，就像不能没有中国与印度，法兰西与意大利一样。早晚俄罗斯还会让世人刮目相看的。

　　王天兵：我记得有次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讲演，说到，人生最重要的是：一要革命、二要爱情。巴别尔一生完全符合这两点，他毕生献身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且和三个女人生了三个孩子。当年，他竟然还是秘密警察头子的妻子的情人。您现在还持有这种观点吗？

　　王蒙：我说的是：对于青年人没有比革命和爱情的愿望更强烈的了，当然。不绝对如此。而有些时候，革命的动机甚至超过了爱和性，这也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吧。现在出了一说，说是这首匈牙利诗人斐多裴的诗翻译错了，错就错吧，如果因为译错而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那就赞美这个错误吧。 美国青年的遗憾和骄傲，恰恰在于他们缺少革命的经验，也根本不可能准确地判断革命。当然，他们的健康的、讲规则的竞争的那一面，即费厄泼赖(FAIR PLAY)很令人羡慕，所谓“约翰好，我要更好”，这是建设性的。

　　王天兵：有人批评您的《我的人生哲学》鼓吹中庸的人生观。我最喜爱的仍是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可以把这篇小说和巴别尔的《我的第一只鹅》做个比较。两篇都讲了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要加入新的集体，并为此付出代价的故事。两篇都涉及青春、涉及第一次面对冷漠严酷的生活，英文叫Initiation——《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林震在练哑铃时，叙述者有段旁白，云：别人都以为他还是个儿孩子，但他已经觉得自己都20多岁了，可还没经历过爱情、创造。此段质朴无华，但打动人。《我的第一只鹅》，也可叫做《哥萨克骑兵中来了个四眼儿》，其中的主人公，一出场就嫉妒哥萨克师长“青春的铁和花”，最后，用靴子踩死一只鹅，被接纳。我喜欢这两篇，都是因为它们让我觉得童心的复萌、本能的苏醒，变健康了。 鲁迅先生说，读中国书，会让人沉静下去，而读外国书，即便是颓废的，也会让你去做点事。又说：外国书中的痛苦是人的痛苦，而中国书里的快乐是僵尸的快乐。我在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感到恰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痛”。 自从您在《读书》连载《欲读书结》后我很少见到您那么精彩犀利的读后感了，在《万象》中的《笑而不答》是不同气质的东西。难道王蒙真进入了老年了吗？

　　王蒙：第一，当然一年比一年老而不是相反；第二，我最近写的东西你再看一看吧，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的。 我还要问你问题：你怎么接触到的此书，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把它搞成？

　　王天兵：我所读到的第一篇巴别尔的小说就是《我的第一只鹅》。那时我还在美国读书。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次凶杀和它换取的一张带血的门票。读完我却感到变健康了。我也是个要融入美国的外来人——一个被瞧不起的中国人。在阅读中悄悄发生的是以毒攻毒——也许，是因为在瞬间破译了生存的密码。当自己的疑虑被更彻底的旁证印证时，自相矛盾的重重心事因被命名而顿感豁然开朗。

　　王蒙：你可以再从另一个概念上思考：那就是中国的讲“改造”，要加入新集体，知识分子要加入农民的武装斗争，不改造，行吗？过去解放区有一本很肤浅的小说，浅得像假革命，同时是假小资。叫《动荡的十年》，写一个知识分子到了革命根据地，怎么样辛辛苦苦地改造，包括要适应长虱子，要视虱子为“光荣虫”，这也并不可笑，农民革命斗争的条件太苦。改造了十年，突然，从国统区新来了一位学生女娃，她一唱“从前在我少年时，鬓发未白气力壮……”主人公的改造十年苦功全废了。我年轻时就爱唱这首据说是根据莫扎特的曲子改编的歌儿。所以记住了这本书。中国毕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慢功，小火炖吊子，慢慢来。最后也是在灵魂里爆发革命，是象征主义的爆发，而且这个说法的版权属于林彪，后来不兴这样说了。不像哥萨克，动不动一枪崩掉，一马刀斩首。如果在骑兵军，他或者踩死一只鹅被接纳，或者他临阵脱逃被处决，三下五除二。俄罗斯动不动三下五除二，让你没了脾气。 现在的华人移民欧美，其实也要(逆向)自我改造一番，连说话声调都跟着台湾国语变了。手势与笑容也要欧化的。

　　王天兵：是这样。很多中国人在做白人梦。美国是一个讲礼貌但不把中国男人当男人的地方。美国人不是野性未驯的哥萨克，我也不是一脸书生相的主人公，但我和主人公同样要为赚取入场券洒血杀生。我从此迷上了巴别尔。

　　现在，人文社终于出版了插图本《骑兵军》，让世人初步领略了巴别尔和骑兵的魅力。西影虽然愿意拍摄电影《骑兵军》，但投资还没有落实。我渴望有识之士敢冒大风险，拍摄一部让世界把中国男人当男人的电影——这不就是一场革命吗？ 但说到底，我也不能完全说清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劲儿头。唯一的解释是：我和《骑兵军》、和巴别尔小说发生了爱情，现在还在热恋中。

　　完成于2004年12月15日

　　原载《南方周末》2005年元月13日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