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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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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0-7 12:00: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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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之青

  在中国的先秦和欧洲的古希腊时期,这个问题都曾经是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东西方在那个时间大致相近的时代都出现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那个时代的学术气象宏大,崇尚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人类语言的发生也是哲学家们所关注的。当时东西方就都有本质说和约定说两种主张。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十七八世纪,欧洲还出现过与语言符号问题实为一体的语言起源问题的争论,它甚至是学界关注的焦点。1769年,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甚至决定设立专项奖来征求有关语言起源问题的最佳解答,来自欧洲各国的数十名学者参加了竞争……在中国,与此大致相当的时期,清代乾嘉时期及其后的学者们,也从实学的角度再次进入语言符号即音义关系问题。但是,从十九世纪起,欧洲的许多语言学家就拒绝再讨论语言起源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无法得到证实。

  奇怪的是,他们一方面认为语言起源问题的答案无法证实,一方面却在学术界承认一种答案:语言发生时语言符号是约定即任意的。而且成为一个原则,没有人反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说:“曾几何时,人们把名称派分给事物,在概念和音响形象之间订立了一种契约———这种行为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对符号的任意性有一种非常敏感的感觉,这使我们想到事情可能是这样。”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种从来没有得到证实,只是想当然以为应该是这样的东西,成了语言符号的头等重要的特征和关于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是否可以说,从拒绝讨论语言是怎么发生的,到想当然地认为语言之初语言符号是约定的,以之为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不但是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且是缺乏科学的严谨?

  我总不明白,语言发生时语言符号是怎么约定的?因为“约定”就必须使用语言,那么这最早的、用来“约定”的语言是怎么来的?否则难道“约定”是打手势?约定俗成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它还得有一个假设作前提,即语言是在人类社会的某一个时间内才产生的,而不是随着从动物到人的漫长的进化而慢慢不断协调、调整、演变、完满、丰富起来的。单就这一点就很让人疑惑,因为我们会问,语言符号约定之前,人或人之前的猴子是怎么交流思想的?如果一开始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另一种方式,那么后来是怎么突变,换成另一种交流工具即发声语言的?语言的生理机制难道是突然发达起来的吗?如果人类语言发明之前一直没有语言的交流,语言的生理机制如何进化,大脑的思维能力又如何发展?语言难道是一开始就像人们所理解的人类语言那样完满的吗?如果一开始就有语言,那么它就应当是从猴子最初的叫喊开始的,是与动物和人的心智本能联系的而不是人类社会约定的。从动物到人类,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语言是演变进化的。

  我的这些疑问,有传统语言学与近现代西方语言学不同主张碰撞的背景。汉代以来,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在词义上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形成对词的声音(即“名”)与词的意义(涉及“实”)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独特认识。他们不是主要在理论层面上讨论名实之间是本质关系还是约定关系,却在具体词义的研究中进入音义关系领域,触及语言的起源问题。这在清代乾嘉时代形成学术的高峰,其精华培育出了清末民初章太炎黄侃刘师培等国学大师。他们以丰富的文献语言材料为根柢,继承和发扬两千年来学术传统的精华,借鉴了印度古代语言学的理论,提出、论述了声音和意义有密切关系的主张,本可以得到弘扬光大,建设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现代语义学。然而,在西学东渐中,语言学界主流将语言符号的约定说作为现代先进理论引进,奉为圭臬,然后引荀子的“约定俗成”相呼应(其实荀子的“约定俗成”是指后王之成名,而不是指语言之初)。传统词义研究的学术主张遂被轻视、废置。中国的传统语言学,本来在意义研究上是最有成就的,而其核心正是音义关系即语言符号研究。在吸收了西方语言学理论,把“约定俗成”奉为不可逾越的信条之后,意义的研究落到语音、语法甚至文字研究的后面,成为最不发达的学科,其中是否有取彼之短抑己之长的原因?上大学以来,我读清人词义研究著作,虽然其中很少理论的阐述,却在大量的材料中贯串理论主张,让人只要读进去就得承认名实关系并非偶然。于是,我一方面读着本民族的语言材料和传统语言学专著,感受着名实关系的复杂性,一方面却受着引进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被灌输以语言符号的约定说。但是,我读清人和章黄著作“中毒”太深,而且很不理解,以西人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思想解放的程度,怎么就让这种不加证明的观点成为第一原则而皆无异议呢?在我的学位论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触及语言起源的禁区,而讨论的所有问题,却结结实实地构成向那个方向讨答案的通道。针对约定俗成说成为“共识”的现状,我写道:“哪一种说法要作为定论都为时尚早。”

  揣着上述看法,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引起我的注意是必然的。书的第一句话说:“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这句话就足以让我看上了它。那是在2001年春季图书订货会上,作为陈列品,它不卖,这让我专程到读者服务部去了一趟。赫尔德认为有这样一条自然规律:“我们面前存在着一个有感觉的动物,它不可能把它的任何生动感受禁闭在自身之中;即使不具任何意志和目的,它从一开始就必须把每一种感受用声音表达出来。”人类的声音是与他的感受直接联系的!他还说:“存在着一种感觉的语言,它是自然规律的直接结果。”即语言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当人处在他所独有的悟性状态之中,而这一悟性(思考能力[rflexion])初次自由地发挥了作用,他就发明了语言。”语言是由人类所独有的悟性发挥作用而发明的。而悟性当是心智能力对自然客观事物和规律的本能感受。“……这第一个被意识到的特征就是心灵的词!与词一道,语言就被发明了。”心智所意识到的是特征!就是说,人所感受到的不是事物本质属性而是事物特征。“人类思维的所有这些痕迹都刻在了最早的名称上面!”感受经过了思维而发为声音!……这些意见跟我们传统语言学关于语言符号的认识何其相近!请看西方语言学的另一些理论还没有主导我国词汇研究时,我们本土的理论是怎么说的。在清代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等大师对大量古代文献语言的音义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清代黄承吉说:“人之生也,凡一声皆为一情,则即是一义。”陈澧说:“声者,肖乎意而生者也。”章太炎演绎荀子“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的主张,认为名称的命定,是从五官的感受开始,传于心中形成心像,心中的感觉要用声音表现,作成名称,即名称的产生是经过对客观的感受——心中对事物特征的取像——所取的心像表现为声音等过程。这些都是对语言起源的探讨,而都逼近本能说。

  作为对语言起源的论证,赫尔德不是像中国的学者那样以材料的丰富明理,而是以哲理和雄辩取胜,他的才气折服了在观点上不同意见的评委,文章获得科学院奖并成为惟一被指定出版的一篇。赫尔德提出语言的发明是人类的本能,来批驳语言神授说。他的根据是,人感受到事物特征就会自然地发出声音,把每一种感受用声音表达出来,就发明了语言。因为语言起源与语言符号问题的同一性,他在语言起源问题的讨论中,指出语言符号是由感受自然发出的,不是什么约定俗成的!这跟两千年来中国传统语言学从大量语言材料出发进行的语源学研究所得的结论极相近。我不明白,赫尔德这么些清新活泼、思辨性强的思想,为什么会被实证主义闷杀,而大家甘心遵奉约定说。革命的思想哪里去了?追求真理的精神哪里去了?我一向钦敬西方学术中的活泼、敏锐、求真,这一点却让我感到他们的学术中也有不可信的东西。所以,我引赫尔德的话并没有“引经据典”的意思——不能引一个西人的主张以证明另一批西人的主张之非,而是钦敬他的革命性思想和自由活泼的思维,敢于向成说挑战的精神。真理是需要辩论的,学术不能拒绝辩论。赫尔德的出发点是反对神授说,他有一种革命的精神,而十九世纪的拒绝讨论就导致保守,无怪乎会信奉约定说。不要把西方的约定说奉为圣经,这是我读赫尔德最有心得的地方。至于他的具体观点与我们传统的观点可以相发明,则是居其次的。

  赫尔德也有矛盾的地方。他为批驳神授说,提出“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同时,他为了批驳约定说,提出人的悟性一开始就处于完备状态,足以发明语言。前者本来可以说明语言是随着从动物到人类的演化而演进的,后者则说明语言是人在有悟性即成为人之后而发明的。那么,人还是动物时的语言,是不是后来突然中断,被代之以人成为人之后的即悟性所发明的语言呢?这种中断和突变是可能的吗?其实,语言(包括它所含有的思想)是随着从动物到人的物种演进而演进、发达、丰富的,同时,悟性(包括理性、思维能力)也是随着动物到人的进化而演进、发达的。总之,在进化中动物与人之间没有一条判然分别的分界线。(《论语言的起源》,[德]J.G.赫尔德著,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楼主| 发表于 2003-10-7 12:01:20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语言起源的一点感想

——风雪里

  语言的起源来自于大自然最直接的一种表现,可以说是一种物理现象,物体受到压力便可能会被折断,而断裂本身便要发出声响。动物本能的叫喊基本上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语言起源于本能(自然反映)这应该是非常正确的。套用我们后来对“语言”语义的延伸其实就更好理解了,比如:肢体语言——动作(不同于手语的界定),人体的绝大多数动作都并非是约定俗成的,而是出于感觉的一种自然表现,喜怒哀乐所呈现出来的自然的肢体语言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这并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后天学习而获得。语言由感性向理性的过渡,是一种意识层面上的超越,这是一种量变所带来的质的变化,这也就是语言由自然发展到约定俗成的一种转变。语言的产生是必然性的,这是自然演变的规律,所以人类拥有着各式各样不同派系的语言。而约定俗成之说显然无法解释这种这种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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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2003-5-27
 楼主| 发表于 2003-10-7 12:02:23 | 显示全部楼层

淺論語言文字起源-冰河時期終結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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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語言文字起源:一個業餘人類學家的觀察[1]

 

翟本瑞 南華大學社會所


學術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無論是在問題意識、研究方法,抑或是在推述命題上,都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形成孔恩(T.Kuhn)所說的「常態科學」。所有的討論,都在此一固定「典範」中進行,順著此基礎的開展,學術研究具有累積性,可以細部檢証其真偽以及與真實世界的對應性。然而,常態科學發展到某個階段,常常會產生不適用性,或是無法解決某些問題,以致於學者往往需要重新思考該領域的基本預設以及概念架構,才能找出突破瓶頸的新思維。科學革命於焉產生,新的假設與概念架構逐漸形成,以與既有理論相競爭。就在彼此爭辯的過程中,學術產生對話,也激盪出智慧的火花,為沈寂已久的專業領域,帶來了新的生機與活力。

但是,理論具有自我滿足的特性,而所有的觀察與研究往往又是由理論所導引,因此,學術研究往往自我限囿在既有框架中,無法見出自己的限制與盲點,也就無法自發地產生突破。於是,學術發展與科學革命往往需要借助外來力量,以解脫學門自己所造成的限制,科學革命與學術生命的真實開展,往往是從不同學門借用不同觀點或發現所開始的。於是,不同學科間的交流、不同領域間的整合,甚至業餘者的偶然觀察,往往在不經意之處,創發了學科突破所需的新動力。由於這些新觀點與原有專業研究有所出入,其潛在的原創動力往往會為人們所忽視,直到該學科中某一重要思想家意識到其特殊性之後,再將其焠取精煉後,才能為該學科所用,成就新思維與新取向。然而,在新觀念提出時,大多數人很難分辨其間的重要性,因此也常讓許多思想家及發現埋沒好一段時間,待到學界準備好了,才能接受這些創新的觀念。其中,業餘者由於並不精於採用專家的術語和理論架構,其原創性最容易為人們所忽視;但是,也正因為業餘者沒有專家在該學門的包袱,所以才更能夠看出一些專家所忽略的重要問題。當然,業餘思想家缺少對該專業學門的基礎訓練,很可能會因基本常識不足而產生許多偏誤,不過,就學術的原創性而言,專業學者如能將學科訓練的驕傲與執著暫時放下,或許可從不同學科及業餘思想家處得到某些靈感啟發,藉以解放受到專業限囿的思想。


一、尋根:人類的起源

國家地理雜誌製作了四集《尋根》影集[2],探討從500萬年前開始,人類如何透過工具、語言、社會關係的發展,而演化成為萬物之靈,終至佔據了整個地球。關於這段發展史,大多已成為學界常識,為各界所接受。

180萬年前,非洲世界出現了直立人,在接下來的100萬年間,其活動範圍局限在非洲地區,基本智力與生活型態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從100萬年前的化石可以見出直立原人兩腦已經產生側化作用,左、右兩半腦已經不一樣大,顯示左側大腦語言區的發展確實己經開始,直立人已經開始使用符號與基本的語言了。為了適應生存環境的改變,直立人的飲食開始泛化,發展成肉食、草食並存的雜食性動物。除此之外,直立人具有相當於今日兒童程度的語言溝通能力,並已發展成超過100人的群居團體,可以彼此合作,完成簡單社會性活動。

100萬年前,冰河時期來臨,非洲世界開始草原化。由於環境改變,直立人不得不開始遷徙,形成了游牧式的生活。80萬年前,直立人來到現在的西班牙地區,成為最早的歐洲人,他們與100萬年前的直立人製造同樣器具、具有類似的生活方式。之後,經過冰雪的阻隔,50萬年前到20萬年前存在歐洲的尼安德塔人,已經孤立發展成為新的人種,如以DNA比對,它與現代智人存在27個差異,顯示雖然先後居住在同一地區,尼安德塔人並不是現代歐洲人的始祖。

那麼,現代人的起源由何處而發呢?比對現代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染色體,在DNA上出現驚人的一致性,顯示現代世界所有人種都有著共同的始祖,而且分化時期並不太遠。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生物化學家亞倫‧威爾遜(A.C.Wilson)主持的粒線體實驗室,計算出人類粒線體DNA族譜樹最早分離時間發生在19萬年前,由此,進而建立了世界各族群演化發展的族譜學[3]。化石顯示,10萬年前,世界上共有三個獨立演化出的不同族群,分別為歐洲的尼安德塔人、非洲的智人以及遠東地區的直立人。就基因而言,無論是在歐洲、亞洲、非洲、美洲或澳洲,所有現代人的共同始祖是當時生活在非洲的智人。比較現存黑猩猩族群,其間染色體上的差異相當大,顯示黑猩猩從300萬年前就存在著各自族群的獨立發展。與此相對比,人類的染色體差異不大,不同族群的演化,時間上不會超過6萬年。

上述三種人類,經過冰河期惡劣環境的挑戰幾瀕絕滅,各自剩下大約1萬人。直到6萬年前逐漸克服自然環境的限制,人口才慢慢恢復,智人開始遷移到包括澳洲與東歐在內的世界各處。距今4萬年前,智人遷移到三大洲不同地區,面對新環境挑戰與適應,開始使用新工具[4],首先表現出來的是語言能力提高,除了單字使用之外,開始有文法的觀念,已經擁有構句能力,因此可以交換彼此想法並將經驗與意見傳遞給後代,在此基礎上才產生了科技革命。在3萬7千年前法國南部洞窟發現的壁畫就可見出,這些壁畫不只具有藝術價值,更重要的是它能保存記憶、教導他人寶貴的經驗,顯示當時人類已經具有思維上的創造力。相較之下,非洲原有智人雖然早就具備新思維的能力與工具,但未若歐洲的智人般高度發展。其間合理的解釋可能是智人在歐洲面對與尼安德塔人的生存競爭,在壓力下產生了較高科技產物,使其在生存競爭上處於優越地位。一般相信尼安德塔人的咽喉管還不夠長,無法發出與現代人一樣多的母音,語言也不如智人發達。工具與符號的使用,讓智人在冰河時期得以求生,並優於尼安特塔人所使用的基本工具,而能在這場生存競爭中贏得最後的勝利。優勝劣敗之下,尼安德塔人最後終於消失了。同樣的,活躍於東亞地區的直立人也消失了,最後,世界上只剩下心智能力最優的智人。

距今2萬8千年前,歐洲的智人在人數上超過尼安德塔人。尼安德塔人代表冰河時期,適應歐洲特殊自然環境所產生的「特才」,在文化接觸與生存競爭時,最後不敵代表「通才」的智人。有些人質疑尼安德塔人與直立人的消失是否是因為與智人通婚、混血的結果?理論上這是可能的,但是檢視DNA的証據,卻無法支持此看法,染色體上的証據顯示,世界上所有現代人類,都是智人的後裔。從基因變異程度來看,變異最大的族裔應該是分化的源頭,遽此,可以推論出所有現代人都是從東非智人所演變而來的,不同族群間的變異,都是智人為適應當地環境與生存競爭時所產生的調適結果。

冰河時期造成海平面下移,2萬年前連結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間的白令海峽當時仍可通行,大約在1萬4千或5千年前,智人在人口不斷遷移時來到美洲。在DNA比對中,美洲原住民只有一個DNA與其他所有族裔有所不同,這改變了以往我們對美洲原住民起源的瞭解。由於所有美洲原住民都具有此一特殊DNA,証實智人並非大量移居美洲,而僅只是少數幾個家族移到美洲,所有美洲原住民都是這幾個家族的後裔。其中,有一人體內染色體中產生基因突變,在通婚與遷移的歷程中,此一「美洲亞當」將這一特殊染色體傳遞給所有美洲原住民[5]。

距今1萬年前,氣候開始回暖,五大洲所有智人加起來也只有100萬人,人數仍少,仍然維持著原始的狩獵與採集式經濟活動。直到此時,世界上所有人類腦部結構都沒有太大變異,智人能夠記憶數百種動、植物,也能具有簡單溝通與文法,更能製作精美實用的工具。

1萬1千年前,敘利亞等地智人開始定住,亦開始將動、植物馴化,發展出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定住與農、牧業的發展,讓智人能夠儲存作物,不再依賴自然為生,將生產力解放出來,經由分工系統的運作,才能創造出高度的文明,以突破自然界的限制。農業擴張與城市發展,將人類文明發展帶到另外一個新的紀元。


二、語言使用與文明的擴散

八○年代後期,威爾遜主持的粒線體實驗室研究小組從世界各地人群的DNA多態性比較研究,推測現今所有人類都是單一起源於非洲,此一看法一直為中國大陸學界所質疑。大陸學界對文明發展主張「多區起源論」,認為世界各地的人種都是由當地的直立人,經過漫長演化所逐漸形成的,許多出土的化石亦支持此一看法[6]。然而,考古學上一直無法在世界各地區發掘出10萬年前至5萬年前的人類化石,這個斷層讓各地區獨立演化的說法缺乏化石上的直接証據。德州大學休士頓人類遺傳中心中國籍助理教授金力所領導的跨國研究,對此一難題,以遺傳學上的証據,提出了新的解釋[7]。

人類Y染色體可當作人群變遷事件的忠實記錄,金力的研究小組調查東亞各地區所有不同人種,發現南方人群遺傳多樣性非常豐富,相較之下,北方人群的遺傳多樣性反而比較少,尤其是在Y染色體上,北方人群僅擁有南方人群的一部份,可以証明北方人是較為晚近的人種,中國人的遷徙情況並非如以往所認定的,由西向東、由北向南擴張。

距今10萬年前,第四紀最後一次冰河期,由於氣候惡劣,生存於非洲之外各地的直立人、尼安德塔人以及智人都因而絕滅。當冰河於7萬5千年前開始溶化,逐漸向北方退縮[8],倖存的智人於非洲開始向外擴張,逐漸移至世界各地。6萬年前到達東亞,最初定居在東南亞柬普寨、泰國、越南一帶,逐漸再向北移,進入中國境內後,跨過長江、黃河,在黃河中游定居,形成了漢族文化。

各地後來由於地形分隔、氣候差異,造成語言、風俗、習慣、體型、膚色上的不同,也形成了當前不同的文化形態與社會特性。舊石器時代的直立人,容或在不同地區有各自的發展,然而,就技術與心智能力上言,差異畢竟不大,各族群間的相同性遠超過差異性。然而,由非洲遷移到不同地區定住後的智人,由於語言(文法、構句)的使用、新工具的製造、社會關係複雜化,在文化水準上遠超過已往階段,讓區域隔離的不同文明,產生不同的分殊特色。文明一旦上路,就走向自我創發之途,不同區域間的分殊性日增,語言分化、神話傳說、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社會制度、思維模式等,都會因此而有不同的發展。雖然,相當程度上,我們仍可追溯其間的源頭與發展,但是,大部份情況下,我們會視其為不同的文化體系,當作獨立發展的特殊個體來處理。

此一結論有遺傳學染色體DNA上的証據,其真實性當然無庸置疑。共同源頭的事實,解釋了神話、傳說、社會制度等領域上的共同通性,以往學界以普遍心靈結構來解釋的現象,都能得到合理的說明。但是,對於人類學家而言,仍存在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最需要加以解釋的是:為何同一人類起源,會產生現在世界各文化間的差異?假設1萬年前人類的文化大同小異,沒有本質上的差別,500萬年間人類在演化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差異,主要是過去1萬年間所造成的。比較當前各文化與人種體質,其間差異不可謂不大,傳統理論當然有許多需要檢討之處。

達爾文演化論缺乏物種演化過程中的化石証據支持,一直為學界所質疑。造成演化的主要因素有突變、選擇、遺傳漂變以及遷徙等項。近來,新演化論強調演化過程並不是逐步開展的,少數族群的些微差異,在孤立的環境中,幾個世代間就能夠演化成不同的物種,因此當然沒有演化過程中的化石。一般物種如此,使用工具、語言,具備社會集體組織的人類,不同族群間的文化差距可想而知。自然環境與文化的差異,讓不同地區的人類,發展出完全不同的文化特色及生存命運來。

其中,表現出來最大的差異在於語言使用。傳統語言學將人類語言區分為屈折語、孤立語、膠著語和複合性語言四大類,認為這四類語言分屬不同類型,要建構出普同語言的巴貝塔(Babel)夢想,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不同語言使用,自然就產生不同的文化類型,也產生不同的社會制度。世界各種族間的文化差異,主要來自語言使用上的差異。為了說明這些語言發展上的變遷,許多學者亦從地理區位的分化來探討語言傳遞時所造成的差異[9]。實則,對語言發展流變的系譜分析,是一件相當複雜的學問。

以美洲印地安語為例,由於沒有既存文字來記錄其語言,印歐語系的語言學理論又無法直接套用在對印地安語的研究上,因此只能從對各別語言的調查著手,分別以各土著語言的實際使用為唯一標準來認識該語言。這個工作最早由鮑爾(M.Powell)及美國民族學會等組織進行,直到1891年鮑爾將北美語言區分為58種不同類型,對於印地安語的調查才完成了第一次的整理工作。後來,克魯伯(A.Kroeber)及狄克森(R.Dixon)對加州印地安語言研究,將其分為 Hokan及Penutian兩類,再經由薩丕爾(E.Sapir)的整理,將北美和墨西哥印地安語區分為23類。薩丕爾晚年再進一步有系統地整理關於全美洲印地安語的分類,最後將其歸為6大類,才建立了關於印地安語的基本理論。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關於印地安語分類都是以薩丕爾的6大類為準。一直要到格林堡(J.H.Greenberg)採用史瓦弟許(M.Swadesh)所發展出來的基本語彙變遷學(Glottochronology)和字彙統計模型(lexical statistics),對印地安語中第一人稱n-和第二人稱m-音綴加以研究,才在1987年將美洲(包括北美與南美)所有印地安語區分為Eskimo-Aleut、Na-Dene及Amerind三大類[10]。一百多年的努力,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才建立出區分為三大類的理論,可見專業化學術累積所需時間與心力。

經過多年努力,語言學家將世界上5000多種語言(尚不包括方言)歸類為17個語系,除了美洲3個外,非洲4個、澳洲1個、新幾內亞1個、歐洲2個、亞洲則有6個,語系間有著某些重疊,其地理分布與人類擴張史有關,而且與學界對移民及遺傳多樣性的理解非常吻合。這些關於語系的研究早已為所有語言學家所接受,然而,不同語系間是否仍能找尋到更早的共同源頭,學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依基本語彙變遷學的觀點而論,相同起源的語言經過6000年的分化,各語言間的共同字彙已經降到10%,統計誤差也相當大,找尋其間關係的希望很小。雖則如此,學者仍然提出「歐亞超語系」、「諾斯特拉特超語系」以及「登─高加索超語系」等假設。最終而言,重點在於語言學界是否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語言演化樹[11]。

然而,如果上述關於「美洲亞當」理論可成立的話,由少數家族繁衍至發現新大陸時的5000萬人,顯然美洲所有的語言都應該具有同一起源。是經過不斷遷徙與隔離的過程,才造成後來諸語言與文化間的分化。由於沒有書寫文字,這種差別與變異性就特別明顯。

假如再往前推,印地安語應該有一個更早的源頭,可與其他語言接軌,找到其間的類似性。當然,語言一直要到形成書寫傳統後才具有定型化的發展,才有一定軌跡可循,變遷時也有著實質的限制。這時,探討其間的變遷與系譜也才具有客觀依循標準。只有在發展出書寫文字後,野蠻心靈(李維史陀的用法)才能夠被馴服,才能發展出現代文明來,也才能建立更複雜的社會組織與高度文化來[12]。書寫文字的發展更進一步強化了兩半腦的側化作用。

蘇美人的楔形文字(9000-2000 B.C.)是人類最早使用的文字,其先驅可推溯到1萬年前小亞細亞陶罐上與封存物品內容相同的符號[13]。如果我們粗淺地將書寫文字依發展順序區分為象形文字、音節文字以及音標文字,蘇美人的楔形文字、古巴比倫和亞述的楔形文字、腓尼基的象形文字,以及埃及的神聖文字都是象形文字的代表[14]。梵文、亞蘭文、希伯萊文、後來的阿拉伯文都是音節文字的代表。3000年前到2500年前,閃族的22個子音標記,普遍流行於中亞和地中海區域,直到希臘人在距今2700年前從腓尼基處借用文字後,因為對母音依賴程度相當高,為了母音標記的問題,而將母音列入文字註記後,才獨立發展出音標文字[15],從此,音標文字才正式進入人類文明之中。此後的拉丁文以及西歐各種方言的發展,都說明了音標文字日益普及的事實。

幾乎所有圖像書寫系統(象形文字)都是垂直由上向下書寫、而依賴視覺提供音韻特徵的拼音文字都是橫向書寫的。95%具備母音標記(不論是單獨字母、音節標記或音節中加記號)的語言,都是從左向右書寫的;而幾乎所有不包含母音字母的語言都是從右向左書寫的。這種特性是從這些文字開始使用就持續了三千年之久,針對此點,學者傾向接受「特殊的書寫系統在解讀策略和迴應方式上都有特殊的神經系統組合」與之相配合的看法[16]。雖然,不同系統的語言型態差距很大,很難將其置於同樣基礎看待,然而,從希臘早期文字出現的耕牛體,可以見出借腓尼基文字再加入自己的母音後,希臘文從音節文字轉變成為音標文字,在書寫型態上也會逐漸調整成適合大腦辨識的模式。從象形文字到閃族的音節文字,再由希臘人發展出標記母音的音標文字,這些只是歷史上的偶發事件,但卻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甚至改變了人類心靈的思維方式[17]。1萬年前文字的發明,發展到了2500年前,己經決定了不同種族的文化形態與社會類型。


三、漢字起源問題

如果認定現代人有著共同起源,都是從1萬多年前由東非經近東地區擴散到世界各地,則各種族的語言與文字很有可能都具有共同的起源。1866年巴黎語言學會有鑑於關於語言起源問題討論空泛,大多沒有學理上的根據,嚴重影響語言學實質研究的進展,故在會章的第二條明訂:「本會不接受關於語言起源或國際語方案的任何論文。」以當時的條件無法處理此一議題並不意味此一主題沒有意義。諸如格林(Jacob Grimm)的「語音學定律」說明語音變遷的法則,有助於我們推估上古語言變遷。語言學家亦找出許多不同的規律,以分析不同語系間語音的變化關係。由於印歐書寫系統是拼音文字,討論重點自然集中在語音變遷上,然而,關於不同語系書寫符號間的關係呢?長期以來這個領域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饒宗頤在比較西北半坡系陶文與腓尼基字母時,發現形構相同的竟有20個之多[18],以腓尼基22個字母而言,有20個字母在半坡系陶文中找到相同形構,比率不可謂不高。有些學者會以巧合或是形體相符但意義相左來說明其間的類似性,但是,為何具有豐富創造性的心靈會產生高度類似性的符號一事,仍值得我們有所省思。由於古文字形體尚未完全固定化,變體相當多,相關爭議仍無法為所有學者所接受。

早在1913年牛津大學亞述學講師波爾(C.J.Ball)《中文與蘇美爾文》(Chinese and Sumerian)一書中,就已論及蘇美楔形文字與漢語在字形和語言結構上的關係。清末民初,漢族西來說風彌之際,此書頗受人注意,但因波爾對古漢文的理解有限,該書對兩種語言彼此關係的討論意義有限。然而,西方思想家大都認為漢字起源於蘇美人,其中尤以L.Woolley為最,在Wooley看來,蘇美文早在4000年前就已出現,其較進步的拼音文字中仍保留圖象性質,為後來文字(例如,漢字)所借用。字母發明自烏格烈德(Ugarite)人,腓尼基人採其系統,從30文再減至22個字母,後為其他各民族所模仿、借用。1976年蒲立本(E.Pulleyblank)為文主張中國10天干與12地支(共22個文字)可解釋為22個音符,與腓尼基人22個字母相對應。饒宗頤認為雖然蘇美人、埃及人、漢人均使用圖形文字,但其目的大不相同,加上指示詞的用法也有所不同,對上述主張都不能接受,立主漢語發展的獨立性[19]。

在蒲立本之外,諸如H.Morgan, D.Kelley及V.Mair等學者都企圖將22干支與腓尼基22字母加以比擬,希望建立兩者間的關係。Mair在1996年的文章中表示,這兩組符號系統中,在聲音和字形上絕對一致的至少有15組。李珠莉(Julie Lee Wei) [20]對此一問題相當有興趣,受Mair的研究影響繼續研究,針對羅馬字母、希臘字母、希伯萊名稱及意義、腓尼基字母、甲骨文字、現代漢語、現代漢語發音和古代擬音、蘇美文、古埃及文、亞述文、塞爾特文、日爾曼文、以及其他文字的比較研究,將22組符號對照羅列,完成了一個對仗完整的圖表,見【圖一】及【圖二】。這個結果當然相當大膽,但也相當驚人。

前文提及,美國學界動用無數資源、人力,花了一百多年,才將美洲印地安語歸結為三大類。李珠莉兩篇文章,就為世界上所有的語言文字找到共通的源頭,建立出一個比較基礎。這是正規學院研究不容易做到的結果,可能要動用相當多人力、累積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得到類似結論。從腓尼基語、閃族文字,到Linear B以及希臘文的發展,推及到西歐各不同語言、文字,這條主線既有研究相當多,學界早有定論,爭議不大。然而,腓尼基語和其他語言、文字間的關係既有研究仍相當不足,無法有效論斷。不過,從上述考古學及DNA研究的發現,我們當然知道1萬年前人類文化才開始分化,不同文化即使沒有來自相同的文字起源,也一定在符號系統上有著共通性。暫且不論其內容推述,單就形式面而言,李珠莉的比較研究當然一定有其意義。

這是順著DNA証據而來推論語言、文字應該有著如此對應的發展。但是,對不從此角度來思考的學者而言,這種方式沒有學術累積的基礎,其有效性是值得檢討的,邏輯上的應然,推不出經驗中的實然。就專家的角度而言,往往也就一筆鉤銷了這一類的研究成果,殊不知它們在學術研究上往往具有另一種特殊的意義。

李珠莉依格林堡所建立關於語言研究的基本原則,以及史瓦弟許的基本語彙變遷學觀點,進行關於22個干支符號與腓尼基字母的比較研究,得到相當出色的比較成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其論文中論點都一定正確。在〈中國干支符號與腓尼基字母間的對應性研究,1999〉以及〈中東、北非與商代中國文字中形素與意素的比較研究,1999〉兩篇文章有著下列的結論:雖然有許多用法已然失傳,但正如腓尼基字母一般,干支字符本身就具有意義。該文亦印証了新石器時代中國文字中存在大量印歐字彙的說法。Mair對此一現象的解釋,主張早年在商代宮庭中有著一些熟悉蘇美及埃及文字的古波斯巫師,在占卜之際依其專長,將西方的文字用法引進到甲骨文之中。李珠莉接受Mair的看法,視中文起源來自西方傳入,干支22個字符只是諸多借用現象之一角。得到這些看法後,李珠莉接著問道:是誰在什麼時候於何處向誰借用這些文字?借用之後,緣何而起可以討論中國語文的起源?

實則,如果依前文分析,這些問題都不必處理,因為這本來就是語言分化及文化傳播上的自然現象,非要將古波斯巫師加進殷商宮庭占卜中也似乎有點牽強。

真正重點毋寧在於,如果半坡陶文及殷商甲骨文中,干支符號來自腓尼基字母,漢語在與其源頭孤立後,處於什麼樣的特殊環境、依著什麼樣的發展序列、建立出獨特的語言經驗,因而構造出屬於中華文化上的特色來?當然,這些特色對當代文化發展之利弊得失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中。


四、小結

學術研究究竟要以專業化為主要目標,還是要以廣度為主導?各學科應該強化其獨特研究主題與方法,還是應多考量科際整合的研究?這都沒有標準答案,最好的方式當然是專家具有豐富學養與整合心態,或是研究人員成為學養淵博的專家。

在強調學術規範及專業議題的當代,百科全書式的通才除非能夠專業化,否則無法取得學術地位。在升等及出版的壓力下,學者也往往僅能在各專業領域埋首研究,以期能在既有學術研究成果之上,再加添些微新的東西,以便累積學術聲望和地位。逐步累積的邏輯與運作模式,當然會建構出一套特殊的學術產業標準,以保障此一制度持續運作。

其中,當然有不少研究成果會與個人生命以及社會脈動有著共鳴,但是,僅僅是包裝漂亮的垃圾也不在少數。長久以降,許多學術研究失去其生命對應,更與學者產生了割裂與疏離。

這個時候,業餘學者的一些分析,就有著反省上的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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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筆者業餘興趣之一,一年前即計劃寫出,因故拖延至今,應《教育社會學通訊》編輯邀稿寫出。在一個割裂的時代,面對諸多漂泊的心靈,謹以本文獻給李珠莉女士,並與南華同學共勉!

[1] 原文刊於《教育社會學通訊》第26期,頁3-14,2000/12;應朋友之邀,轉載於此。文章寫成後,仍有不少遺傳工程與考古學上的發現,足以部份修改其中內容,然而,就通篇架構言,筆者仍然認為有值得各界討論之處,故仍依原貌呈現。

[2] 《尋根》系列,分別為〈人類真面目(一)〉、〈人類真面目(二)〉、〈人類之謎〉、〈人類的未來〉等,台灣地區於2000年11月在國家地理頻道播出。本節的討論,主要順著《尋根》影集的主軸而陳述,不另說明。關於人類起源與發展,亦參見李基(Richard Leakey)《人類傳奇》,1995,台北:天下文化。

[3] Luca & Francesco Cavalli-Sforza《人類大遷徙:我們來自非洲嗎?》,樂俊河譯,2000,台北:遠流,頁77-88。

[4]從100萬年前一直到距今10萬年前,人類基本心智沒有太大變化,工具製造一直沒有太大改變,舊石器時代維持了相當長的歷史。新石器石代代表著人類發展的另一個紀元,因為心智的發展,而有著新的工具製造。從不同石器類型的使用,亦可見出人類心智的發展過程,尼安德塔人使用的Mousterian石器,雖然已經很明顯與舊石器時代的Oldowan石器、Acheulean石器有所不同,但是,四萬多年前出現的Aurigncian石器則是智人取代尼安德塔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般說來,五萬年前智人在語言使用上就已經達到一定的水準,即使腦容量沒有太大的改變,隨著語言的發展,文化與工具製造都有顯著的改變。新石器時代代表人類一個重要心智發展階段,其間,不同地區所發掘到驚人類似性的文物與石器,其實都是相同的心智表現。本文以下論述,可部份解釋李維斯陀所指出的「新石器時代的矛盾」,見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李幼蒸譯,1987,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9。

[5] 這解決了關於美洲原住民由來的學術公案,衛聚賢耗費相當時日考據,完成數千頁鉅著《中國人發現美洲》(第一冊),1982,新竹:說文書店。由此點看來,以往學界大部份的論點也就很難成立了。

[6] 學者雖然可能持有民族主義心理來考察相關研究,但仍必須秉著學術客觀原則來立論,學術論域本來就允許開放的論辯。即使如此,考古學史中仍存在許多有意造偽,讓學術淪為有心人的工具。最近的例子是日本藤村新一事件。藤村是日本最著名的業餘考古學家,1981年在座散亂木遺跡挖掘出4萬多年前的石器,比日本以往所挖出最古的石器還要早了1萬年以上。此後他所率領的考古團隊陸續在不同地區挖出舊石器時代的石器,不斷刷新日本考古史的猿人活動年代。他除了在北海道新十津川町的總進不動遺跡,挖出30件20到30萬年前的石器外,更在1994年上高森遺跡中挖出65件距今58萬年前的石器。這些發現改寫日本的上古史,並被編進各大教科書中。藤村在過去30年間參與180多次遺跡挖掘工作,幾乎囊括所有日本考古史上的重大發現,並挖出新多舊石器時代前期的石器,在日本被喻為「神手」。2000年10月27日藤村又在上高森遺跡中發現8件石器,並召開記者會宣布該批石器是日本最古老的石器。但是,《每日新聞》取得藤村事先埋藏石器的証據照片並獨家揭露,藤村在2000年11月5日召開記者會,除公開道歉外,並承認所挖掘出總進不動遺跡的全部、上高林遺跡的絕大部份石器,都是他預埋造假的。日本人潛意識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義,藉著藤村之手得到滿足,這是有意的造偽,不在本文討論範圍。相關報導見夏冰〈考古家造假改寫日本史〉,《亞洲週刊》(2000/11/20-26):53; 〈鏡頭下的真實 日報社攝影機揭發考古界醜聞 〉,《明日報》, http://www.ttimes.com.tw/2000/11 ... /200011060111.html)。

[7] 以下討論,主要參考《中國時報》1999/12/3第3版專題報導,除了綜合外電報導外,另有記者林佩韋〈Y染色體追蹤:中國人的祖先是來自非洲,有証〉,以及專訪金力、宿兵〈用遺傳學的手段尋覓人類的腳步〉等文,不另加說明。

[8] 這也說明了為何存在世上各文明都有著洪水傳說的普遍事實。李維史陀等人類學家認為這是因為人類心靈的普同結構使然,由普遍性的二元對立區辨徵性,讓人類具有共同的文明基礎。現在看來,更好的解釋應該是現代人類文明都是建立在相同基礎之上。

[9] 例如,橋本萬太郎《言語類型地理論》(1977,東京:弘文堂)一書即為代表。

[10] 比較一種語言和其1000年前的使用,平均大約有86%的同源字;如果1000年前的一種語言,獨立發展出兩種不同的方言,則其同源字的機率應為(86%*86%=74%),依此類推,即可約略估算相同源頭的不同語言,在發展時的演化關係。Greenberg, Joseph H.,Language in the Americas, 1987, California: Stanford U P, Pp.39-62;341-367。Swadesh採用100個基本安彙(諸如:我、你、不、誰、一等等),分析其變遷程度,來探討其變異年代。其基本想法與橋本萬太郎等人類似,但更精確地將變遷年代加以數量分析。見M.Swadesh, "What is Glottochronology?"Pp.271-284 in his The Origi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Language, 1971, Chicago: Aldine.Atherton Inc.

[11] Cavalli-Sforza, Luca & Francesco 《人類大遷徙:我們來自非洲嗎?》,樂俊河譯,2000,台北:遠流,頁220-235。

[12] 見J.Goody,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1977, N.Y.:Cambridge U P以及S. Scribner & M.Cole, Psychology of Literacy, 1981, Cambridge: Harvard U P.

[13] F.Coulmas, The Writing System in the World, 1989,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Pp.23-6

[14] 當然,這只是很粗淺的區分,例如,埃及的神聖文字是一種象形文字,年代久遠已無人能解,學者除了強調其神聖性外,仍認為這種文字是用象形的方式來表達觀念。直到拿破倫遠征軍發現了著名的羅塞(Rosetta)石版,經由Champollion解譯,發現神聖文字仍是用以標記音符,而非意標。這說明了以現代文字分殊系統來理解古文字,可能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偏誤。

[15] E.A.Havelock, The Literate revolution in Greece and Its Cultural Consequences, 1982, N.J.: Princeton U P, p.225

[16] D.de Kerchhove & C.J.Lumsden eds., The Alphabet and the Brain: The Lateralization of Writing, 1988, Berlin: Springer-Verlag, pp5-6

[17] 西方許多思想家主張音標文字是所產生的「字母心靈」是歐美社會發展出優於其他文明最主要的因素。E.Havelock, M.McLuhan, D.de Kerchhove & C.J.Lumsden, B.V.Street, J.Goody, R.K. Logan等人都立主此論點,見翟本瑞《心靈、思想與表達法》,1993,台北:唐山, 頁278-299。

[18] 參見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頁121以下。半坡彩陶(4770-4290 BC)是仰韶文化的一支,但半坡系陶文則泛指這一系列下至商代的彩陶文化。

[19] 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頁181-6。

[20] 李珠莉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的訪問學人,興趣廣泛,為本文所言"業餘學者"最佳代表。她不在正統學院中,但語言能力強,加上豐富的經歷,恰可補足專業學者的限囿。目前正與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基金會研究員李淳玲共同將牟宗三先生的《中國哲學十九講》翻譯成英文。下列討論主要根據與其口頭交換心得及其兩篇論文:"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Calendar Signs and the Phoenican Alphabet," SINO-PLATONIC PAPERS, 94:1-65, 1999(3)以及"A Comparison of Graphemes and Lexemes of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Shang China," 收入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基金會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現代詮釋」學術研討論論文集》,頁293-319,1999(8),美國加州:史丹佛。【圖一】、【圖二】兩文均列出並詳細討論。


圖一


圖二
 楼主| 发表于 2003-10-7 12:04:33 | 显示全部楼层

声音和意义

湘里妹子学术网站-www.xlmz.net-2003
作者:adorno

第一部分:声音——先验存在的意义?
(1)“‘每当我听伟大音乐的时候’,音乐理论家阿多尔诺承认:‘我便认为,音乐所告诉人们的不可能不是真理。’总之,音乐在言说真理。—部无固定目的的杰作在以纯音响的言说宣喻真理。是的,乐音、声响能够说话,而且最终可以言说某些不可表述者、不可言说者。在音乐之中存在着一种‘不可言喻的神秘’。一个敏感的爱好听音乐的人在参与静听乐声过程的某些瞬间,会感到孤独而又不孤独,然后侧耳倾听,萦绕于我们耳际的无字乐音在我们自身之中听到全然的另一种东西:那美的乐音之无限性。” 1
向音乐敞开心扉,体会那不可用话语而只能以音响言说的东西。每当我不受外界干扰试图全神贯注接受音乐的时候,有时会突然感觉我已经完全脱离了我所面对的音响实体,只听到浑然一体的声音,只是音乐而别无其它。这么说似乎有点玄乎,但我确实常常震撼于音乐中那种伟大的情感。我在这里想说的其实并不是音乐,我想探讨的是声音现象。而我之所以对声音感兴趣,其直接的原因却是受着音乐的诱惑。音乐是声音中的一种现象,一种特殊的声音。
(2)我们一觉醒来,总是会听到声音,就算是在睡梦当中,有时也会因为周围声音太大而醒过来,可见就是在睡眠的时候人们也是可以听到声音的。这世界到处充满着声音。声音实在是太平常不过的一种现象了,大多数人并不觉得声音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人们生活在声音的海洋里,人们本能的发出各种声音,声音实在是一种很简单的东西。是这样的吗?我觉得声音是第一性的,这不仅是说声音先于语言产生,在我看来声音是比语言处于更重要的地位。因为语言首先是有声的。赵元任先生在他的一篇叫《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的些问题》讲演稿里,是这么定义语言的:赵先生说“语言是人跟人互通信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成系统的行为的方式。”“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的说法,赵先生提出并肯定了语言的这一方面的性质。
从对婴儿的胎教也可以看出声音的重要性。且先不去考究胎教是否真的有其作用,事实上这也是无从论证的。因为人们如何让一个婴儿出生两次呢?那么胎教是否有其合理性的正反证明都不能完全让人信服。我的观点是认为胎教是有用的。胎教一般都是通过声音作为媒介,在母体内的婴儿,还未看到世界的形象,首先已经听到了世界的声音。怀孕的母亲们相信通过朗读优美的诗篇或播放美妙的音乐,会刺激婴儿在文学或音乐方面具备天赋。显然在胎教的过程中声音是一个关键的所在。
处于学话阶段的儿童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首先儿童记住的只是声音,他们并不懂得意义。儿童对声音的意义的了解,都是在听到声音之后,听到然后才有了懂得,这里面有次序的先后之分,不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人们因此可能会说:看吧,儿童光是只听到声音并不能懂得其中的意义啊!这足可以推翻声音就是意义这个论断了吧。人们因此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意义是社会所赋予声音的,是社会所约定俗成的。
但是人们的这个判断并不严谨,因而也就不具备说服力。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儿童与成人是不同的,儿童不具备“了解”、“懂得”这种能力,也即是说儿童还不具备智力,不会思维,至少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因为儿童是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不是声音不具备意义,而是他们还没有能力知道意义),那么人们以:儿童光是只听到声音并不能懂得其中的意义为论据反驳声音就是意义这个判断,在逻辑上是不牢靠的。
仔细考究起来,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即使声音本身就是意义,儿童又是如何了解那意义的?问题的本质在于两种相对的看法,即意义是先验存在的,还是意义是社会赋予的。
(3)声音的魔力(譬如音乐)更涉及的是人类的心灵世界,好听的歌声可以打动世上所有的人,这里面有什么本质的东西存在吗?一个人受惊吓的时候会发出恐怖的尖叫,叫声是“恐怖”的,为什么呢?人们形容叫声“恐怖”,叫声已不单是声音了,不单是物理意义上物体发出的响声,叫声具有了“恐怖”的意义。叫声就是“恐怖”本身。《现代汉语词典》对“恐怖”的解释是“由于生命受到威胁而引起的恐惧”,但是这种解释不形象,或者是并不触及到“恐怖”的实质。因为“恐怖”这个词并不等同于恐怖本身。你想体验什么是“恐怖”,那么你就听听“恐怖的尖叫”吧。声音直接在头脑里产生形象,而不通过语言。
因此人们尽管不明白一首外国的民歌唱的是什么,但人们仍可以陶醉于其中,因为美妙的歌声已直接在头脑里面产生了美好的形象,更确切的说直接引起了一种美好的情感。(譬如“恐怖的尖叫”直接引起了对“恐怖”的体验)语言的作用在这个聆听音乐的过程中已是微乎其微了。
声音直接就是意义本身。
(4)那么语言又是怎么回事呢?语言和声音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语言是为了交流彼此不同的个体达到共识,是人类为了相互之间交流的产物。语言起源于声音,语言的雏形就是早期人类发出的有意义的声音。在没有语言之前,那时的人类祖先只能进行简单的沟通,通过发出一些简单的声音,或者做出一些简单的肢体动作,从而传达出一些简单的意义。起初,带有意义的声音并不多,从生理方面上讲,早期的人类发音器官还不完善,能够发出的具区别性的声音并不多,后来随着声音的愈加丰富,许许多多零散的单个表达某种意义的声音彼此间紧密结合在一起。单个的零散的声音慢慢地汇合在一起,起初必然是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化(或者说是进化),无序的状态变为有序,并且逐渐地形成一个牢固的系统。声音的这种趋向高度秩序性导致了系统的形成,有系统的声音就是语言。
(5)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谈到了声音时并不否认声音具备意义,但是他认为作为有意义的声音不能单独存在。索绪尔的语言哲学观中很重要的一个看法是,他认为意义,还有价值,只有在系统中才体现出来,只存在于系统中,存在于一系列的差异、对立中。单个的意义是混沌的,单个的声音也是混沌的,是什么使其变得有秩序,变得清晰呢?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符号系统这一术语,在他看来,正是语言符号系统连接了两者,使声音和意义结合成一个整体。
“索绪尔的重要性在于,他首次将语言看成一个自足自律的系统。他指出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语言都是一种先于个人的存在。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便只能接受他/她加入的语言系统。这样,人和语言的关系就被彻底颠覆了:不是人为语言立法,而是语言为人立法。语言不再是人可以操纵的工具,它展开双翼以主体的姿态脱离了人的控制。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语言不但摆脱了人,还摆脱了所谓的‘客观世界’。在博物馆神话中,标签对应的是客观世界中的实体,而索绪尔的能指/ 所指理论指出,标签(能指)对应的不是实物,而仅仅是人脑中的观念而已。这样,索绪尔就切断了语言与实体的联系。而且标签对应的不但不是实物,连它与观念之间的联系也是任意的。这一任意性的必然推论就是“意义”不是由单个符号决定的,而是由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的。语言好比覆盖在人脑上的一张语义之网,每一个网眼的大小、位置、形状都由它周围的网眼决定,而只要在任何一处轻轻一拉,整张网都会变形。于是,意义的确定性也被瓦解了:意义不再是人们用语言这个‘载体’来表达的明确思想,而是由整个语言系统通过差异发出的价值。意义再不是一目了然的,它必须通过阐释才能获得,而既然是阐释,就不存在一个大写的、唯一的意义。这样,索绪尔通过切断语言与人、语言与实体的联系将语言彻底解放。”2
第二部分:意义的传达——语言和思维
(1)意义通过活动传达,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意义的中介是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而非静态的名称关系。这里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指的是语言活动,也就是说意义通过人与人之间语言交流从而传达。名称只从活动中(语言交流中)得到意义。换句话说,名称只有在语言交流中才取得它的意义。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即名称的意义是早已存在着的,但是名称的意义的取得必须在语言活动中进行。譬如自然界中的风是存在着的,但是风惟有运动起来才能被人们感觉到。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维特根斯坦把这一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即语言活动)称之为“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在其著作《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第七节中提出一个著名的概念“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是这么定义的:“我也把由语言和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规则只有当游戏在进行时才体现出来,才得到其意义。
作为概念的“语言游戏”又该如何理解呢?语言游戏的观念仅仅是为了提炼维特根斯坦思想中规则的所有重要作用,即仅仅是为了更好的说明“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中“规则”这一概念。什么是规则呢?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任何定义都不能完整诠释。规则具体地体现于“语言游戏”中。“游戏被实际运用时,意味着语言的进程,语言变成了语言游戏的聚结。”而在这一“游戏被实际运用”的过程中,规则是无处不在的,起着支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规则”,也就没有了“游戏被实际运用”。由此可见,“规则”是至关重要的,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这一概念,并不是忽视了“规则”的重要性,相反,“语言游戏”只是更加具体形象地对“规则”进行了诠释。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这一概念,而不直接使用“规则”,还和他的另一个重要看法有关,维特根斯坦认为:仅仅通过留意一个人在做什么,并不能发现他正在遵循什么规则。
而在布龙菲尔德看来,意义的传达是建立在一种“刺激”上面的,在他的《语言论》一书这么说过“劳动分工以及人类社会按分工原则进行活动,都依靠语言。”3“语言可以在一个人受到刺激(S)时让另一个人去做出反应(R)。”4由此布龙菲尔德指出了人类回答刺激的两种方式,“假如我们用虚线来表示这样一种联系,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下面两种图式来表示人:
无言语的反应:S——R
用言语作中介的反应:S——r···s——R” 5
(2)譬如说现在有一张照片摆在你面前,照片的人是你所熟悉的,假如要你说说这个人,给他贴上定义的标签,这是可以做到的吗?这里照片便犹如一个存在的实体,一个概念,对照片的说明,贴上解说的标签,表面看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你熟悉这个照片中的人。实际上你可以对这张照片做出无限个诠释,每个诠释可能都很正确,可是这只是无穷尽的诠释中的一个,因而无论你的诠释多么详细准确,你还是没有完全地定义这张照片。传统的语言观其缺陷正在于此。传统语言观又叫做“表征”语言观,或曰“博物馆”语言观,简单说来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再现,一种状物写意,认为一种语言好比一座包罗万象的博物馆,世间万物都是其中的展品,而语言则是展品上的标签。传统语言观夸大了语言的能力,事实是语言总是不能完美的表达我们的观点。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一种内在体验与它的公开表达的关系并不是认识论(例如证明性的),而是语义学的。”6面对着照片,你可能有很多的话要说,在你的思维里面,已经浮现出了很多亟待表达出来的东西,结果你所表达的注定比你所想到的(内在体验)少得多。因此维特根斯坦说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认识论,你所公开表达的远远少于你所体验到的、认识到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完整的表达出我们的内在体验呢?维特根斯坦的最终结论是:“设想一种现象学语言是可能的,并且只有它能表达我们所想表达的东西,这是荒唐的——我相信。”7显然,他是持否定意见的。之后维特根斯坦没有试图去建构一种清晰的逻辑语言,首先不是因为世界是如此不清晰以致我们无法通过一种明确的语言与清晰的规则去把握它,而是“我们所乐于描述的客体是现象学的客体,而我们语言工作的方式却是只能直接指代一种物理的实体。”因为维特根斯坦有着样的看法:“语言本身属于第二(即物理的)系统,如果我描述一种语言,我在本质上是描述某些属于物理学的东西,可是,一种物理的语言如何能够描述现象呢?”(《哲学评论》第七部分第68节)因为物理的语言是产生于现象的。这就好比要研究基因的遗传,不从祖先那里出发,反而从最后一代入手。
因此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作用是很保守的,也是非常谨慎的,他清楚的看到了语言的不足之处。语言始终处于一个尴尬的景况。
对于语言的局限性,诗人们体会尤甚。“语言既是一根神奇的魔杖,又是一座无形的牢房,它诱惑诗人,又把诗人推向深渊。诗人在这块‘存在的家园’中播种、耕耘、收获,否则,我们如何去创造和表现柏拉图‘酒神的迷狂’、尼采的‘沉醉感’、维柯‘狂放淋漓的兴奋’、海德格尔‘敞开的心灵空间’?但诗人又无时不试图冲破‘牢房’的囚禁,一墙之外那广袤无垠的精神天地,那自由翱翔的快意,不能不迫使诗人更清醒、更明智的对待语言。库恩把现代诗的语言概括为对传统语法、语文和修辞系统的大规模和有系统的偏离,这只道出了表面现象,骨子里则如帕斯所说迹近某种‘神喻’。” 8
面对语言,诗人一方面体验着创造自信与欢乐,一方面又经历着种种尴尬与磨难。“说出来都是假的/语言构成我们的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并不难/就像吃饭或者流眼泪/但语言也构成诗/一种感觉和痛苦的方式/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并且/永不再说”(雪生《话语》)
语言困境固然是困扰诗人的一种客观存在,甚至是伴随人类始终的一个永恒命题,但事实是,难以言传又必须言传,没有语言能企及又必须用语言去企及。
“西方超现实主义诗人倡导的‘无意识自动写作’的要义也在于此,超现实主义者认为,急流般涌来的无意识自动写作,会把凝聚在‘元语言’中的生命冲动、激情、幻觉、狂想等较少损耗地带入语言中,”9正是这些现象才有助于诗歌的表达。“诗人自觉地向既定的语言秩序挑战,通过不断地创造与革新,疏离语言的常规秩序和用法,重新把我们对世界的关系转变为审美关系,重新通过语言来唤起生机勃勃五光十色的具体感觉状态,”10诗人追求着那种迹近“神喻”的声音,从而幻想达到诗歌的和谐。
(3)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帕拉图的理念世界是存在的吗?如果它是存在的,人们如何去感觉到它,靠近它呢?它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至少不能表达清楚,只能通过我们的思维、意识去感受。帕拉图的理念世界是思维的产物。 语言是用来表达这些感受、感觉的,思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语言把抽象的思维表达了出来。语言是道路,思维是车辆,思维都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的,或许有些大脑活动,我们可以说用语言无法表达,但是,在我们对我们自己这些大脑活动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是用语言在对其进行衡量了。没有语言的活动,不属于思考,我更愿意说这是生理性的。
思维建立在语言基础上,并不代表思维只依靠语言.。但是没有语言肯定就是没有思维.分析语言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思维的过程。 思维中或许有一些东西确实不关语言的事, 比如在作一道几何题时,什么东西使你决定要往哪一方面下功夫.,那种灵机一动,确实是很奇妙的,它不只是来源于经验的积累,那一瞬间发生的事大概就是超越了语言的,只不过在你确确实实决定怎么做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知道爱因斯坦的伟大结论,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他的思维过程,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如何思考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爱因斯坦。这是语言的局限性。因为不是所有的车辆都规规矩矩地奔驰于道路中。语言并不能表达全部的思维(过程)。况且,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语言在还原为思维的过程中丢失了某些东西。我们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用语言来互相沟通交流的。甲和乙进行对话,甲先开口,他把他想的用语言表达出来;乙听到了甲的话,他把他听到的记于脑里思考。这是一般的交流的程序,思维--语言--思维。在思维--语言的过程中,前面说过了,语言不能表达出(说话人)全部的思维;在语言--思维的过程中,也就是语言还原为思维的过程中,语言表达的全部(意义)丢失了某些部分,这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你理解错了我的话”、“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或者“你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这是语言的局限性。语言的这种局限性我以为是根源于思维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思维有时实在是太混乱了(或者说是太没有边际)。这就好比拥挤的道路容不下太多的车辆一样。思维的车辆无限的多,语言的道路容纳不了。不管是哪种语言,都无法百分之百地传达我们的感情或思想,所以每一种语言都有“笔墨难以形容”之类的话。人类为了沟通,发明了语言,思考却从此受限于仅知的词汇,语言成为包藏欺骗与误会、失真与妥协的工具。

注释:
1、《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
2、《两种语言观一》 http://icl.pku.edu.cn/doubtfire/philosophy_of_language/
3、4、5、《语言论》 ([美]布龙菲尔德 商务印书馆 页26、27 1980年4月第一版)
6、7、《维特根斯坦》 ([美] 贾可·辛提卡 方旭东译 中华书局 页54、35 2002年5月北京第一版)
8、9、10《语言困境的突围与超越》(余松http://book.people.com.cn/big5/p ... 00001/hwz104047.htm)
参考书目:
《语言论》布龙菲尔德 商务印书馆 1980年4月第一版
《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 商务印书馆
《维特根斯坦》[美]贾可·辛提卡 方旭东译 中华书局 2002年5月北京第一版
《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第二版 胡明扬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第二版
《埃柯——符号的时空》 [日] 筱原资明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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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声音和意义

作者:lizhou

老兄的“意义“的内涵很广,与我理解的语言的意义有距离。
鄙见以为,把握意义的方式是先验的,而意义是否先验就难说了
这一部分“第三部分:假设存在这样一种状况
我一觉醒来,发现人们使用的语言突然变得完全不一样,全然听不明白人们所发出的声音的意义。之前,我们说“谢谢”以表达对某人的感激,说“你好吗”来问候对方,我们的语言基本上是有意义的。现在我发出“谢谢”的声音,在这个变化了语言的世界,其意义发生了扭曲。这种情况好似一个中国乡下的农民,突然之间来到了异国。异国人使用的语言他全然听不懂,对他来说,异国人使用的话只是无意义的让他心烦的噪音。然而我们知道,农民只是来到了使用不同语言体系的国家,通过学习他是可以听懂甚至使用这种语言的。
但是我假设的这种景况并不是如此,这里(我醒来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使用的语言并非真的是语言,并非只是一个使用不同语言体系的世界,因为一切都完全没有意义,意义几乎不存在,这并非意味着无法沟通,奇怪之处正在于此:不管我如何发出怪声,都有它的意思,不论我如何夸张地聒聒乱叫,别人都能理解并与我继续对话,但是我本身根本无法掌控,我发出的沟通可说是无意识的。嘴巴与心灵完全割裂的沟通,声音和意义完全脱节的沟通。但是问题在于我虽然听不懂这变化了的语言(姑且认定这还是一种语言),但别人却可以了解我发出的任何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意义。
为什么在这里一切都看似无意义,但是别人却都能了解我说的话呢?甚至了解连我自己也不了解的话呢?有没有可能意义仍然存在,只是我无法了解?因为其它的人可以做到而我不能的话,那问题应该是出在我的身上吧?!但是就如同我说的,这个世界掌握意义的方式,跟我原先的世界里所使用的方式,是无法连贯或相包容的,所以,按照这个逻辑,要适应这个环境,就必须跳脱以前我看待语言的方式,但是该如何做呢?规律乱掉了可以重新学习,就像入境随俗一样学习不同的文化,但是这个世界可怕的地方,不只是语言没有系统与毫无意义(至少对我而言),它所有的符号使用也完全没有规则可言。反正只要牵涉到象征的符号,只要跟规则有关,这里都全部乱掉了!玩牌不知道在玩什么,打篮球不知道何时投进自己的篮框是扣分或加分,什么时候可以用脚踢球,买东西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东西是钱但是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又不是钱!不仅仅是语言,整个符号秩序都混乱了。这些规则这一秒钟是这副德性,下一秒中却又不算数!    
你知道你是怎么思考的吗?思考的时候你会有意无意地在心中自言自语吗?但是我现在几乎快要没办法这样做了。在马路上骑车的时候,都是纷乱的喇叭声,在街上乱晃的时候,不管是吃东西或买衣服,耳边原本应该是店家播放的俗艳流行音乐,现在却是阵阵魔音灌脑,无秩序的噪音在我的脑中形成一个无限程序循环,即使在我离开喧闹的市区后,那恼人的无节奏垃圾音符,依旧在我脑中执行播放的命令,一遍又一遍,混乱着我的思考。
日常生活中的诡异“对话”也是一样,虽然我已经尽量少开口了,但是有许多情形仍不得不“沟通”一下,我被迫听着别人聒噪的叫声,但也被迫发出歪七扭八的噪音回应,久而久之,即使身处寂静的斗室中,我的心灵仍摆脱不了噪音的纠缠。
噪音使得我的思考也无法连续了。因为没有能真正谈话的对象,自己也被迫成为一个无意义制造者,脑中又老是充满无法解除的噪音回路,如此,我逐渐失去自言自语的能力,思考模式无法以语言的形式进行,只剩下基本的逻辑推理,但是这个世界之没有逻辑可言,也让我的自我处于渐渐迷乱的状态。在几乎失去一切符号意义的世界里,我的语言逻辑逐渐崩解,我开始结巴,而且越来越严重,虽然没有人会在意我是否结巴;他们只在乎我会不会发出疯子般的怪叫。”

很不错的,凭直觉把握了语言的一些本质。但是写得很感性(我眼里面的感性)
 楼主| 发表于 2003-10-7 12:06:23 | 显示全部楼层
李葆嘉论人类文字的起源及其演变(一)
回应转贴hkcambridge冰河时期终结后的黎明
湘里妹子学术网站-www.xlmz.net-2003

Hkcambridge(来自香港,住沪上的戴忠浩先生)以《浅论语言文字起源-冰河时期终结后的黎明》为题,转贴南华大学社会所翟本瑞先生的《浅论语言文字起源:一个业余人类学家的观察》( 2003-5-31 23:16 ),见“李葆嘉论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第5页。翟先生文中特别提及史丹佛大学访问学人李珠莉(Julie Lee Wei)女士的: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Calendar Signs and the Phoenican Alphabet, SINO-PLATONIC PAPERS, 94:1-65,1999(3)及A Comparison of Graphemes and Lexemes of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Shang China,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基金会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现代诠释」学术研讨论论文集》,美国加州史丹佛。
关于现代人类语言起源的科学思考以及史前东亚语言的发生,拙文已贴于“论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翟先生之论多与冥合。关于人类文字的起源及其演变,与李珠莉(Julie Lee Wei)女士则有所差别。现将相关旧文4篇分期新贴,以鸣其友声:
1.人类文字起源多元发生论(1994);
2.论自源文字的发展和借源文字的突变(1987);
3.论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的制约关系(1990);
4.语言符号与文字符号的区分度互补原理(1991)。
如方便,请Hkcambridge告知您以及Julie Lee Wei的电邮联系方式。
我的电邮是:bogartlee@hotmail.com ,刚从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学人)返宁。


人类文字起源多元发生论

提要:原始记事方法中孕育的符号的可视性、储存性、单位性、能产性、组合性和平面化、线条化、书写化,为文字创制原理的成熟提供了准备。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寻求的触发下,图形及一些刻划记号则成为最初的文字符形。通过揭示文字发生原理孕育于原始记事方法、从句符文字的特点透视文字的发生、就苏美尔文字探讨文字起源于粘土标志以及文字发生的社会背景和需求触发,提出人类文字起源的多元发生论。


根据考古发现,人类最古老的文字出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左右,距今约有6000年。如果将成熟文字之前的一些单个符号视为文字的萌芽,由此追溯至公元前第六千纪年,文字史充其量8000年左右。语音一发即逝,祖先的声音不复存在。然而文字却以书面形式留传下来,为文字起源的研究,自源文字的出现和成熟提供了对象。

一、文字起源的神创说与学术性假说

(一)文字起源的神创说
文明古国都有文字之神。楔形文字传说是命运之神那勃(Nebo)所造,埃及圣书字传说是知识之神托特(Thoth)所造,中国汉字传说是黄帝史官仓颉所造,中美玛雅字传说是日眼大神(Kinch Ahau)的发明。古印度将婆罗米文字的发明归功于天神(Brahm),而将欺卢文字的发明归功于驴唇仙人(Kharofstha)。日耳曼人把鲁纳(Runa)字母的发明归功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神话中的最高之神奥丁,爱尔兰的欧甘字,“欧甘”(Ogham)即是一位神话英雄的名字。神创说反映了古人将文字视为神圣之物,“鲁纳”一词即为“神秘”之意,视为人类智慧难以企及的创造。古希腊人虽然不了解人类文字的真正起源,但是他们知道字母的来源。这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随同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来到希腊,带来了早先希腊人不知道的字母,于是卡德摩斯便被奉为希腊文字的创造神。
(二)古文字的发现和释读
1.尼罗河埃及文字的发现。1799年,拿破仑部下的一个军官在埃及发现了并列刻着埃及碑铭体、世俗体和希腊文三种文字的罗塞塔石碑。1822年,法国学者J·F·商博良释读了这种在古希腊称为“神圣雕刻”或“圣书”的象形文字。
2.西亚楔形文字的发现。1765年,德国学者C·尼布尔在波斯的波利斯城址发现了刻有楔形文字的铭文, F·明特尔证实铭文中有一种为古波斯文。1802年,德国人G·F·格罗特芬德释读出其中几个国王的名字。1835年,英国人H·C·罗林森在波斯发现了用3种楔形文字刻写的贝希斯顿摩崖铭文,并于1847年释读出古波斯文。经过许多学者努力又释读出巴比伦文,在20世纪上半叶释读成功埃兰文。1877年,法国考古学家E·de·萨尔泽克等人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拉格什城址,发先了前2500年的雕像和泥板,使人们第一次接触到苏美尔文字。在古波斯楔形字释读成功的基础上,释读了闪米特语的阿卡德文字,最后利用阿卡德文字释读了与闪含语系和印欧语系都无关的苏美尔语文字。
3.中美玛雅文字的发现。16世纪,西班牙人进入中美,玛雅文字手抄本被当作多神教异物加以焚烧而由此湮没。19世纪,金斯葆罗夫(E.K.Kingsborough)在《墨西哥的古代文物》发表了仅存的三种玛雅文抄本,迪耶戈·德·朗达写于1566年的《尤卡坦记事》也得以出版。20世纪50年代,前苏学者Ю·В克诺罗德夫将玛雅文字的性质确定为音节文字。
4.中国甲骨文的发现。1898年,天津孟定生、王襄见到了甲骨文。1899年,王懿荣鉴定为殷商甲骨文,人们得以窥见中国最早的文字。目前已释读了近2000字。
5.克里特岛文字的发现。1900年,英国学者A·伊尔斯发掘克里特岛克诺索斯王宫遗址,发现了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意大利考古学家在挖掘费斯托斯王宫时,发现了费斯托斯圆形泥板,上面有另一种克里特象形文字。1952年,英国学者M·文特里斯和J·查德威克成功地释读了记录古代希腊语的线形文字B。
6.印度河哈拉巴文字的发现。20世纪2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J·H·马歇尔主持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的挖掘,发现了前2350-1750年之间的约有500多个符号的印章文字。
早期人类文字的发现为文字的发生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揭开了远古历史的神秘面纱。
(三)文字起源的三种假说
1.图画记事起源说。由于古老的文字中都有象形字符乃至图画性极强,再联系到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往往运用图画记事,因此最自然不过的直觉是文字起源于图画。埃及圣书字的图画性非常明显。在古埃及语中,“画”和“写”、“绘画”与“文字”、“艺术家”与“书写人”这几组词分别相同。埃及学家M·A·科罗斯托夫在《埃及的语文学》中认为:“埃及文字的图画的、造型的性质,以及对其他民族象形文字体系的研究,表明了图画文字是象形文字的出发点。”[1]中国也有书画同源的传统说法。甲骨和金文中的字符象形较多,传统六书以象形为首。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之本义即交错画也,或以为文即纹身之“纹”,以颜色涂抹于身体之上。许慎又云:“文者,物象之本”、“书者,如也”和“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皆图画象形之说。
2.刻划记号起源说。W·D·纳克在《文字起源》中说:“考古学家曾在崖石上、石块上发现有史以前的人所描写的或镂刻的符号或字体,这些符号都很难解释。它们不是图画,而是不知属于何种系统的字形,……这些符号大概是原始野蛮人用来表示他们所有权的记号。”[2]伊斯特林认为,古代的约定符号(还有图腾、巫术、工艺、计数等符号),除了个别的记号被吸收为词符字,从来没有成为词符文字赖以产生的基础[3]。
记号起源说在中国的影响即汉字起源于契刻说。于省吾认为契刻“还要早于其他的象形文字,这对于考证文字发生的萌芽状态,是具有重要关系的。”[4]郭沫若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5]所谓指事,即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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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苏俄]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110页,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2]转引自王凤阳《汉字学》,4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4]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序》,1957年。
[5]郭沫若《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记号,郭文中又称为“随意刻划”。从而,一些人把半坡彩陶上的刻划符号肯定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裘锡圭认为,半坡类型的几何形符号不能跟古汉字里偶然同形的词符相比附,这两种符号显然是不同系统的东西。文字形成过程中,通常会有一些记号被吸收为 词符,但文字不起源于记号[1]。王凤阳认为,随意刻划没有社会性,带有很大个人主观性,刻画符号与文字的关系只是吸收和被吸收的关系,而不是源流关系[2]。
3.原始记事方法起源说。汪宁生认为,文字是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类方法引导出来的,而不是仅仅起源于图画[3]。文字的起源至少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关于文字符号的来由,一是关于文字原理的来由,以往的研究没有明确这两种区别。主张文字起源于图画或刻划记号的,其注意力集中在符号由来,而主张文字起源于原始记事的,则更多地注意文字原理的成熟。当然符号样式也包含一定的记事方法,但是主张汉字起源于契刻的,除了持有契刻比图画更具抽象性,更多的是注重于刻划符号与个别字符的相似性。却忽视了,刻划符号是一个没有能产性的封闭系统,最大用途就是计数。图画符号具有能产性而且广义图画包括刻划,这好比写真画与抽象画。许慎“独体为文”,即包括象形、指事。于省吾在论及契刻早于象形文字时,也认为“以口为方,以O为圆”是“极符合于客观事物的真象”[4]。文字起源于刻划说的最大失误之处是把文字符号的起源与文字系统的起源割裂开来,把一些不成文句的刻划符号认定为“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文字符号之所以称为文字,就是因为它处于系统之中,哪怕是不成熟的系统。反之,处于系统之外的“随意刻划”何孑可遗!原始记事方法的考察,为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参考,但是决不要以为原始记事方式必然导致文字的发生。
文字的起源研究或文字的发生学研究,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1.没有发明或发明文字的民族在文字产生以前,所使用的原始记事方法的特征及其与文字发生的关系;2.处于图画记事与表词文字之间的图形一语句文字有什么特点;3.几种独立形成的自源文字——尤其是最早的苏美尔文字——是由什么演变而来;4.人类文字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特殊触发因素。

二、原始记事方法与文字原理的成熟

口头语言以可听性载体来传情达意,与之不同,原始记事方法是以可视性载体来保存或传递信息。汪宁生将原始记事方法分为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5]。凡一事物,被用来寄寓特定含义即为符号,文字及用于原始记事的实物、契刻、图画皆为符号。因此,我将原始记事方法依据符号形体特征分为三类:实物记事、契刻记事和图画记事。原始记事方法并不是语言的派生物,它们的功能是记录事件,而不是记录语言,虽然这一事件可以用语言来说明。
实物记事方法有个别具象与一般抽象的区别。北美印第安人送“短斧”以示宣战,对方从地上拿起即意味着应战;用篝火、烽烟、鼓声来传递敌方入侵的消息。这些以个别物件为载体,通过借喻或约定来传递信息是个别具象实物记事方法。所负载信息单一但具有可视性,而可视性正是文字的首要属性。 一般实物记事方法的典型是结珠和结绳。易洛魁人把代表不同观念的各色贝壳小珠串在绳子上。中国算盘,或以为可能源于结珠,曾流传过“上古结绳而治”。甲骨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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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23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
[2]王凤阳《文字学》,298页。
[3][5]详见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的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4]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序》,1957年。


有些特别的符号类似印加的结绳架,可能与结绳有关[1]。金文里的有些数目字则可能是古代结绳的孑遗[2]。据史载和民俗调查,中国的鲜卑、藏族、高山族、哈尼族以及环太平洋的琉球、夏威夷、美洲等地区都广泛使用过结绳记事。最为充分发展的是印加“结绳文字”。西班牙历史学家G·德·拉·维嘉(其母出身于印加部落),在17世纪对印加结绳作了描写:“为了表示战争、管理、贡赋、仪式,有各种不同的结绳,每一种结绳有许多纽结和系着的细线——红线、绿线、蓝线、白线等。正像我们用不同方式把西班牙语的24个字母加以配比,来表示不同的语音并且能分清差异一样,印第安人利用绳结的不同排列和颜色就有了大量的表示不同意义的方式。”[3]由此可见,结绳记事方法已相当高级。在完善的结绳符号系统中,记录对象已经抽象化(绳结)、记录单位已经单元化(以不同的绳结、以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性质)、记录规则已经多样化(通过不同绳结的组合表示复杂的事件)。由于结绳系统中已隐含着符号的聚合性和组合性并具有生成性,因而就具有了信息容量增大的特性和记录较为复杂信息的功能,而单位性、能产性和组合性正是文字的基本原理。
契刻也是一种较为广泛使用的原始记事方法。许多民族都曾用木棍刻痕的方式来计算、建立契约关系或传递信息。斯拉夫各部落的“标签契约”——在木棍上刻上代表借出实物数量的痕记而一劈为二,债权与债务各执其半,这种标签在英、法和中国也曾使用过。大洋洲和非洲的一些部落有过一种讯木,出使者携带刻有痕记的木片前往目的地。这一刻木除了作为“书信”,也还兼做信使的身份证。中国古代的符节与之类似。 纳西族在木建筑上通常有三类刻划记号:计数符号、方位符号及占有符号,这些刻划符号只具有记事功能 [4]。
《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中国古代的八卦与契刻有关,其基本符号是“—”(连)与“- -”(断),取象于事物的分合互补,并以之组合演示事物的变化。契刻是具体的实物记事,而八卦是抽象的事理概括,是契刻式的古代哲学。由于3条横线最多排出8个卦形,卦形相叠演绎为64个变形,表达方式的高度抽象性不能反映语言的丰富多样性,因此八卦不可能成为文字体系产生的主体。古人把文字又称之为“书契”,“书”是以软笔涂写(繁体作勁 ,从聿,者声;初文聿,即 以又持笔之形 );“契”是以硬器刻写(初文从刀、从丰,像以刀刻划竹木以记事形)。此是以写字之法命名文字,并非文字起源于契刻之证据。
一些民族在20世纪还使用刻木记事。1928年,中缅边境的景颇族代表到当时的界务委员会请愿,拿出刻有11刻道的木块,代表11个当地最大的山官,表示他们誓属中国之意。50年代初期,中央慰问团曾收到一件傈僳族传信木刻。大意是:“你们派来的三个代表在月圆时和我们相会,送上三包土产,分呈大中小三位领导”。这一刻木表明,要记录复杂信息,契刻的符号不能仅仅是记号,必须扩展至图形(O表示月圆)。虽然欧甘文字以刻线为字母符号,但这是在了解到拉丁字母原理后,才给本土源于手指和脚趾的计数符号赋于音值而制订出来的文字,并不能证明契刻记事可以自发导致文字的发生。尽管一些数目或指事字符可能取之于较早的契刻记事符号,但契刻记事与文字体制没有传承关系。然而,契刻记事表明人们已经可以摆脱具体物件,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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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宪通《汉字起源的探索》,《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
[2]徐中舒《结绳遗俗考》,《说文月刊》 1944年第4卷。
[3]转引自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93页。
[4]宋兆麟《纳西族的刻划符号》,《化石》1981年第4期。


握了运用平面线条记录信息的技能。与实物记事方式相比,契刻记事已由立体转为平面,由实物转为刻线,而平面性与线条性也是文字的基本属性。
在物记事与契刻记事的同时,图画记事的方法逐步从原始绘画中分离出来。属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一索留特列亚文化(前40000—25000)和马格德林文化(前25000—15000)的岩画,都是不具有情节叙述的写实性图画,因此还不能认为是记事性图画。在中国境内也发现了许多岩画,如天山以北岩画、青海哈龙沟、甘山黑山岩画、内蒙白岔河岩画、大兴安岭岩画、广西花山崖画、云南沧源岩画、四川珙县岩画、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因为这些岩画中的图形没有语言单位化,组构方式与语言表述并不一致,所以图画文字的推测可以排除。但是,到底是艺术创作还是图画记事却颇有争议。如果认为图画记事必须要有事件主体,而且要以叙述方式展示出来,那么这些岩画应确定为艺术。从历时演变的观点来看,原始绘画艺术与图画记事之间有一个模糊阶段,换而言之,原始图画记事只是原始绘画艺术的一种特殊应用。 极北地区和美洲土著留下了一些生动的图画记事。比较有名的如《爱斯基摩人的游猎日记》、《大科塔人的编年史》、《印第安海狸换野牛的契约》和《奥杰布娃的情书》等。图画记事方法在这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中应用极广。
图画记事已具有书写的性质和图形的特征,因此有人称之为“文字画”(近似文字的图画),有人称之为“图画文字”(图画式的文字)。前者强调它的图画性质,后者强调它的书写性质。虽然可以用或者必须用语句解读这些图画,但由于图形没有与固定的语言片断配比,即图形未语言单位化,在解读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尽管有极个别图形已近乎表词,但总体上仍然是图画记事的手段。因此,孕育着象形文字符号的图画记事尚不能称之为文字。近年来在山东大汶口发现了年代约在前2000—2500年之间的陶器符号 ,文字学家以为这为探索中国文字形成投射了光明。然而在文化史家并不确认为文字。研究历法文化的庞朴,以为远古曾用大火为示时天象,此乃日月会于大火之象。[1]在研究**文化的赵国华,却看成象征男根的山纹与女阴纹的组合之象,征寄托了先民**繁盛的祈求。[2]图形符号的解释,随着研究者的视角而出现万花筒般的变化。
原始记事方法的研究显示,实物记事表明人们已具有用可视性、可保存性的载体储存、传递信息的能力;结绳方法中已包含着用有限基本符号加以排列组合储存复杂信息的原理,即符号的单位性、能产性和组合性基本原理;契刻记事使符号平面化、线条化;图画记事以物象代表物体,使记事方法具有书写性。以上这些:符号的可视性、储存性、单位性、能产性、组合性和平面化、线条化、书写化(压写、刻写、涂写),都为文字创制原理的成熟提供了准备,而图形及一些刻划记号则可能成为最初的文字符形。然而,原始记事方法并非必然演变为文字系统。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没有发明或仿制文字,一些民族的原始记事方法才保留至今。

三、从句符文字的特点透视文字发生

既然文字定义为表现语言的符号系统,那么可以从符号的形状和功能两方面对文字分类。根据符号形状,文字可分为图符、文符与标符;根据符号功能,文字可分为表语句、表语词与表语音。从符号的形状(能指)与功能(所指)双向界定,文字主要有三种类型:图符一语句文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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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庞朴《火历钩沉——一个遗失已久的古历之发现》,《中国文化》1989年创刊号。
[1]赵国华《**崇拜文化论》,2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句符文字;文符一语词文字即词符文字;标符一语音文字即音符文字。前一种类型是不成熟的文字,后两种类型是成熟的文字。
原始记事方法与文字系统的区别就在于记事还是记言,当图画记事用来记言时,图形就变成了句符文字,通过对不成熟的句符文字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可以窥见图画记事如何突变为图符记言。单个图形与单个语词相对应时,可以判断这是文字,如《奥连的墓碑》中画着一头倒鹿。“鹿”在印第安语中叫“奥连”,这位头领也叫“奥连”,做人名符号的“鹿”的图形就成了文字符号。倒过来的鹿形不仅表示人名,而且表示“死去”,表明图画记事中萌发出个别表词字。
因为图画记事也可以用语句解释,因此判断一连串图画是记事还是记言时会左右为难。从结构来看,记事性图形以整体呈现,图形内的各部分之间的摆布漫无规则,符号未语言单位化。而记言性图形以分节呈现,图形内的各部分之间以线性方式较有序排列,符号已语言单位化,表现的往往是语句。不杂用词符的句符文字是原始的,而杂用词符或以词符表句义的句符文字是发展之中的。问题在于,如何判断图画记事和原始的图形记言。印第安人中一些记录歌词的图形,以勿庸置疑的方式告诉我们:这是在记言。比如印第安人的“巫歌”[1],每一图形相当于一句歌词,此外还有“战歌”以及“情歌”[2],为我们找到了图画记事突变为图形记言的某种明证。
中国有两种典型的象形文字:沙巴文和东巴文,它们都是用来记录宗教经文的较为成熟的句符文字。经文用于口诵,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确定无疑。其中的图符一般都有较为固定的音和义,甚至出现假借。但是这些图符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是围绕这个图符的语句含义。这些图符字具有两种性质:一是在行文中的语句含义,一是在行文外的语词含义。在备用状态下,图符字是表词字;在使用状态下,图符字是表句字,从而显露出由句符文字向词符文字演变的端倪。沙巴文中图符排列的非线性,东巴文中的引导字以及倾斜、倒置、加色等附加语义的方式,都是图画记事或初期图形记言的胎记。句符文字尽管是以图符模糊地对应语句或语词,而未能准确反映句子内部的语词和结构,但是它是以表现语言为功能的原始文字而不是记事图画。

四、苏美尔文字起源于粘土标志说

文字起源的假说,不仅借助于原始记事方法的参证,更重要的是依据对自源文字形成过程的探索。文字的发生学研究,其核心问题即自源文字的起源研究。通过对图符一语句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可以推定文字的来源是图画记事,埃及圣书字、甲骨文与玛雅文的象形性都支持着这一假说。然而,文字起源于图画的假说在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字——产生于公元前40世纪的苏美尔文字的起源研究中遇到了挑战。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斯迈特·彼塞特(Denise Scbmanbt Besserat,1978)的《文字的始祖》[3],提出了“苏美尔文字起源于粘土标志”的假说。
考古发现,西亚地区有一个在公元前第十千纪就出现的用于清算账目的粘土标志记录系统,即相当于前文所说的实物记事方法的一种。这一系统中,大约有15种主要类别的粘土,这标志些又可根据大小、制作、色泽及组合的不同,分为大约200个小类,分别代表不同的数目与实物。而在两河流域古城乌鲁克(Uruk)所发现的苏美尔泥板上的许多表意文字,几乎是在平面上精确地复制了这些粘土标志。不仅表示数字的压印,就是表示羊、衣眼、金属等的泥板字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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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60页。
[2]葛劳德《比较文字学概论》(林孱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转引自王凤阳《文字学》。
[3] 载[美]王士元编《语言与人类交际》(游汝杰等译),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


有相应的粘土标志。这个古老的记录系统,出现在西亚最早的农业居民点建立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粮食的贮藏与交换有可能触发了这一系统的出现,并在西亚延续了五、六千年。到了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第四千纪),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手工业专门化且批量生产。以贸易为主的城市经济的发展对记录系统有了新的要求,不仅产品就是存货、载货、工资也必须记录。复杂的商业会计引起传统粘土标志系统的变革。起初出现了如同提货单的“泥泡”,生产者在把货物委托给中间人时,交给他一个里面放着表示货物类别和数量的粘土标志而且外面加盖印章的泥泡,接收者打开泥泡就可据标志核实货物。人们发现可以像加盖印章一样,在泥泡表面压印上泥泡内所装粘土标志的形状和数量,不必打开就能“读出”泥泡内装着什么。曾经发现过一个蛋形泥泡书版,表面的印文旋转着看是一张列有48种牲的清单,而里面恰巧装有48个粘土标志,一份书面清单和一批可数的粘土标结合在一起。再以后,就是用粘上标志的平面压印来代替立体标志本身——原始记录系统突变为文字系统的关键——压印在泥版上的苏美尔文字诞生了。
除了不少表意文字与粘土标志的平面压印之间存在着明确的一致性以外,选择粘土那种不适合的材料用作书写工具,也同样可以证明苏美尔文是从泥泡继承下来的。因此斯迈特·彼塞特认为,两河流域文字的最早用例,可能不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源于图画或纯粹发明的结果,而是苏美尔人对西亚古老记录系统的变革性应用。按照这一假设,由于城市的兴起和贸易的发展,传统的农业社会的记录系统被推到新的商业交换的轨道上来,粘土标志的压印形象很快取代了标志本身,这一突变导致了两河流域出现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文字。
在这一假说之前,对苏美尔文字的起源进行过探索。根据德国弗尔根斯坦(A.alkenstei)和苏俄П·М·季亚康诺夫的看法,公元前3200—3100年的古苏美尔铭文符号有三类:第一类是数量不多的组合图形,前3100年以后开始消失;第二类是单个实物图形,存在到前2500年;第三类是占多数的图示符号,后来把前两类排挤出去。然而,对早期铭文的性质却有不同看法。弗尔根斯坦认为每个图形表示一个单词,因而是“词文字”。季亚康诺夫认为古苏美尔文字具有4个特点:1.符号并不表示构成信息的所有词,只表示关键性的词:2.每个符号可以表示不同的近义词和一个词不同的语法形式;3.符号排列顺序是随意的,而与词序中不一致;4.缺少萌芽状态的表音要素。由此他认为“苏美尔文字同图画文字没有原则区别”。伊斯特林认为,既然季亚康诺夫又承认每个符号“相当于一定的概念和词”,古苏美尔文字就应该看作表词文字。至于古苏美尔文字表达的只是关键词及排列无序性,并不动摇它的表词文字的基础,仅仅证明这个基础发展得还不够充分而已。季亚康诺夫所列举的古苏美尔文字的特点,与上文所分析的处于句符文字向词符文字过渡中的文字状态较为接近。至于上文把东巴文归入句符文字而不是词符文字,是因为它们图画性极强,真正的“词符”还很少,而沙巴文比东巴文更原始些。既然古苏美尔文“词符”已占多数,因此可定为“准词符文字”,从可以推断苏美尔文字可能有过句符文字阶段。
关于句符文字或前表词文字阶段,有人认为在苏美尔人移居两河流域之前存在。即使接受了这一假说,仍然要解释是什么原因促使苏美尔人较快地过渡到表词文字。伊斯特林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苏美尔铭文的特殊内容。与古埃及历史宗教铭文不同,苏美尔文通常是生产计算的经济文件,这种格式特别便于把图画文字分解为单个的表词字一一指明数量的数目字和指明计算实物的图画表词字[1]。但是,伊斯特林未能揭示生产计算经济文件中表词原则的来源,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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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130页。


迈特·彼塞特的“粘土标志说”解开了这个历史之谜。因此,合理的解释是:苏美尔人在移居西亚之前可能有着原始图画记事或不成熟的图符—语句文字,在对西亚古老记录系统的变革性应用中将二者结合。换而言之,表词原理与一部分表词字来自西亚粘土标志记录系统,另一部分图画性较强的符号来自原先的图画记事,二者的结合促使苏美尔文字较快地过渡到表词文字阶段。
尽管苏美尔文字可能起源于粘土标志记录系统,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其他几种自源文字起源于图画记事方法。文字的起源并不限定于同一种原始记事方法,而是与文字发明者未有文字之前所使用的传统记事方法密切相关。国外一些文字史家所提出的词符文字源于苏美尔文字的单源论假说,在不同自源文字起源于不同原始记事方法的多元论面前不攻自破。

五、文字发生的社会背景和触发需求

文字的发生出现有待于社会文明的发展和需求的触发。苏美尔时代是两河流域国家产生和发展的时代,也是铜石并用和青铜时代。欧贝德时期(前4300—3500)的灌溉农业发达,养牛、种植麦子和亚麻,盛行着广泛的铜石和木材的贸易。信仰母神的神庙已具有后代神庙的特征,一些男性雕像的出现表明向父权制过渡。以神庙为中心开始出现初期的城镇,乌鲁克时期(前3500)的大规模神庙建筑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高度统一和统治力量,城邦国家出现。制陶和采石等手工业分离出来,金属制品盛行,出现了文字(已发现2000多个)。杰姆代特奈斯尔时期(前3100),文字使用普遍,泥版文书主要记载经济活动,使用者主要是商业人员。
前第五千纪年的古埃及进入农业定居,用牛挽耕。前第四千纪年进人铜石并用时代。前3500年形成上下埃及王国,前3000年美尼斯统一埃及。虽然古王国时期(前2686——2181)的手工业迅速发展,内外贸易随之增进,但这并不是古埃及文字发生的社会因素。古埃及在前王朝时期(前3400—3100)已出现文字。纳尔迈石板上的象形文字,用“鱼叉”图形表示国王的名字“纳尔迈”。更早的是斯科尔皮昂王权标头上的浮雕,国王头部右侧两个圣书符号:象征国王的“七瓣花结”和国王名字的“蝎子”。统一后的埃及开始有文字记载可考,从第五王朝(前2500—2350)史官记录各朝国王的名字和按年发生的大事。古埃及文字的主要使用者为祭司。文字通常刻在庙墙、陵墓、石棺、雕像等宗教纪念物上,因此被称为“圣书”。
前13世纪, 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表词文字。商代的社会经济相当发达,农业是当时主要的生产部门,手工业专业分工很细,冶铸青铜和纺织提花技艺很高,已用货币交换。人们信仰自然神和祖先神。掌握文字的是的贞人。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刻在甲骨上的卜辞,与原始信仰密切相关。中美洲玛雅人以农业和狩猎为生,崇拜自然神。公元初尤卡坦半岛形成最早的城市,并发明了文字。玛雅人每隔几年要刻一块记录历史的石碑,现存最早文字是328年的沙克敦城石碑上的铭文。只有祭司才识字,他们用玛雅文记录神话传说、编写祈祷文和编年史等。[1]
通观自源文字出现的前后历史背景,人类文字发生的一般社会条件是:1.农业社会经济;2.手工业专门化;3.使用自然铜或冶炼铜;4.商品交换发生;5.出现城邦国家;6.信仰原始宗教。然而,具备这些条件并不意味着一定出现书写或文字。南美印加人,其祖先早在公元前就掌握了制陶、建筑和冶炼技术。15世纪中叶的印加王国已相当强大,用青铜制造工具和兵器,棉毛织物绚丽多彩,进行产品交换。盛行祖先和太阳崇拜,国王被认为是太阳的化身而“印
加”意为“太阳之子”。除了在每个市镇设有结绳官,还为贵族子弟设立了学习语言、祭礼、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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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来源于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法的学校,传授的是“基普”即结绳文字。虽然有过一些文字图画或原始图画记事,但并未由此演变成文字。即使在独立发生文字的古老文明中,文字的早期掌握者和应用场合的不同,也表明了文字的发明可能出于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苏美尔文字的出现是商业会计的要求;圣书字、甲骨文和玛雅文主要掌握在祭司、贞人和巫官手中,用于记载宗教文辞和王朝历史,似乎精神信仰的需求成为触发文字发生的直接因素,在大科塔人的“编年史”、印第安人的“巫歌”中可以看到这种端倪。文字的起源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新的经济运作或精神信仰的社会需求促使以前所用原始记事方法实现的变革性突破——由记录事件突变为记录语言。正是这种原有不足方法的中断,才使新的方法得以产生,并迈上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完善之路。

六、人类自源文字的多元发生论

(一)人类的原始记事方法具有多样性
没有发明文字的民族或发明了文字的民族,在没有发明文字之前所用的原始记事方法并不只有一种,而是多种。这就是原始记事方法的多元性。在不同的民族中,这些不同的原始记事方法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西亚土著的粘土标志记录系统非常实用。印加人的图画记事并不充分,结绳方法却非常完美。 原始记事方法为文字的发生提供了原理的和符形的可能条件,但是原始记事方法并不必然引导出文字系统。有着完善“结绳文字”的印加人并没有发明文字,也许正是因为“结绳文字”的完善和发达反而使其不思变革。
(二)人类文字并非源于一种原始记事方法
在古老的自源文字中,有的可能较多地起源于实物记事,有的可能较多地起源于图画记事。就是在一种文字中,文字产生的要素——原理和符形——也可能并非是单一的。人类最古老的苏美尔文字,虽然原理和符号主要源于西亚的粘土标志记录系统,但也可能掺进了苏美尔文原有的图画记事符号。而起源于图画记事的中国古文字,在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吸收了契刻记事符号。
(三)触发文字发生的需求因素的多样性
虽然这些发明文字的古老民族在进行这一伟大创举时,都已迈人铜石并用时代或临近青铜时代,并且出现城市和国家,但是,并非进入青铜时代、出现城市和国家就一定会产生文字,尽管他们已有相当完善的原始记事方法。 即使那些创造了文字的民族,触发文字发生的直接因素也不尽相同,有些可能是为了满足物质生产的需要,有些可能是为了满足精神生产的需要,包括源于自然神崇拜的对神的信仰,或源于祖先神崇拜的对历史的追溯,从而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文字起源的多元性。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偶然性,人类文字的起源或发生必然呈现多元状态,人类文明之树开放出积淀着古老民族史前文明的五彩缤纷的文字之花。然而,尽管各种自源文字由来的原始记事方式可能不同,触发文字发生的直接社会因素可能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自源文字的出现都是对传统记事方法的变革性突破,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李葆嘉论人类文字的起源及其演变(二),回应hkcambridge冰河时期终结后的黎明


自源文字的发展和借源文字的突变


提要: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文字,可以分为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自源文字或滞留在象形阶段,或使用音符和意音而进入成熟时期,但是都没有且不可能发展为拼音文字。虽然古埃及的离素原则是字母产生的关键,但拼音类型只能在借用过程中产生,而借源方式同样可以形成意音类型。以单线进化论为基础,把自源文字的产生发展与拼音式借源文字的出现这两者捏合在一起,就虚构出了所谓“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考察人类文字史实,自源文字不可能进化为拼音文字,而拼音文字无须经历象形和意音。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是类型的不同,而不是发展阶段的不同。


人类文字的发展有没有共同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是否应表述为“由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是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1]?有哪一种文字的发展经历了象形——音意——拼音文字三个阶段?依据文字的发生学研究,作为人类进入文明阶段标志的文字,可以分为原创性的自源文字和仿造性的借源文字。原创性的自源文字是形体或原理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文字,仿造性的借源文字是形体或原理有所借鉴的情况下自觉制订的文字。人类文字发展的一些规律,可以从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两个方面来加以深入探讨。

一、自源文字并未发展成为拼音文宇

(一)苏美尔文字并未发展为拼音文字
不迟于公元前5000—4000年之间,苏美尔人已在两河流域定居,他们的语言同闪含语言没有亲属关系。根据研究,苏美尔语属于粘着类型和做格语言。
苏美尔文字是人类最早的文字。公元前4000年左右,苏美尔文字已进入相当发达时期。对于这种压写在泥板上的文字,后世阿拉伯人称之为钉头文字,而英国人则称之为楔形文字。苏美尔语大多数是单音节词。音节的构成方式一般有四种:V、VC、CV、CVC。起初的实物符号就是为单音节词设计的,假借的方式促使文字中出现了音节符号。“洋葱”的读音su-mu 也是动词“给”的一个形式,于是“洋葱”的符号也用来记录动词“给”。要表示双音节词,就把两个单音节词加起来,这两个单音节词在双音节词中仅仅是音节符号。起初,这些音符与拼音文字中的音节字母还很不相同,但和汉语联绵词里的表音汉字的性质差不多。苏美尔文字符号达900个以上,大致可分为意符、音符和部首符号(近似类符)三类。由部首和音节构成的复合符号就是形声字。乌鲁卡基那时期(前2370)的苏美尔字符减到600以下,其中约有100个是表示V或VC的音节符号。苏美尔语的文字中没有单独表示辅音的符号,这与辅音占重要地位的古埃及语不同。虽然苏美尔文有大量的音节符号,但只有在某个词没有特殊符号的情况下才使用。直到约前2006年被阿卡德人征服之时,苏美尔文依然还是意音文字。
(二)古埃及文字并未发展为拼音文宇
公元前3500年,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已有完整的文字,与现代埃及人语言属于闪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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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兆同等主编《语言学导论》,203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81年。


语族不同,古埃及人的语言属于含米特语族。古埃及文字约有几千个符号,常用的七百多个。这些符号分为意符、音符和类符3种类型。仅有描绘事物特征的意符是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的,这在东巴文中表现得很清楚。许多概念不便于用象形方式制造符号,而这些概念的名称可能与已有象形符号的某一事物的名称相同,于是古埃及文字中的最初意符便通过假借方式具有了第二种功能—一充当音符。“燕子”一词的发音与“大的”一词的发音都是w-r,“燕子”一词的符号便成了“大的”一词的符号。进一步只要碰上w-r这个音组,就可能用“燕子”一词的符号来表示。[1]有一定语音的意符——临时借用的个别音符——固定使用的扩大音符,这就是音符产生和发展的轨迹。由于语中的辅音具有负担词根意义的特别作用,人们便根据离素原则创造了辅音音符,比如用“手”的符号表示辅音d。在古埃及文字趋向成熟的过程中,除了二音符、三音符75个以外,在古王国时期(约前3000)逐步固定为24个单音音符。这24个音符,既存在多符一音现象,又不能拼写出全部词汇,更没有形成字母表,因此与拼音文字中的字母有所区别,不宜称之为“辅音字母”。
有了意符和音符的文字,便能完整地记录语言。一方面,同音替代的结果出现了同音异义符号,符号的清晰度受到影响,势必引进类符来分化同音字而构成了表意形声字;另一方面,给意符加注音符的结果构成了注音形声字。随着由随机使用个别音符或类符,到有意识地利用音符和类符拼合形声字,某种文字最终进入形声阶段。依靠音符和类符的组合,符号的能产性便呈现出无限状态。因而,一种具备了形声方式的自源文字,既然记录语言功能的造字方式已经满足,也就无须在表意、表音、形声之外,再发明第四种方式了。这种造字方式完全具备的文字,除了形声的日益扩大,以后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字体的变化(图画体与线条体、异体与正体、繁化与简化、手写体与印刷体)和字数的增减。古埃及自源文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在它死亡之前还是意音文字。
(三)自源文字都没有发展为拼音文字
在地中海文化圈,公元前20世纪初,操涅西特语的印欧人来到位于小亚细亚的哈里斯河流域,同化了当地非印欧语的土著,而成为历史上的“赫梯”。赫梯人原有的象形文字至今尚未释读,虽然赫梯强盛时所用的文字为巴比伦楔形文字,但传统的象形文字一直用于铭刻和印章,直至公元前8世纪赫梯被亚述所灭。公元前2000—1700年,地中海地区的克里特存在一种象形文字,前1600年左右演化为线性文字,至今尚未释读成功,可能都是意音文字。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巴考古文化(前2300—1750)已经有了文字,主要保存在石陶或象牙等制成的印章上,在陶器和金属器物上也有所发现。已经发现的500多个符号中包括意符和音符,据此可知是意音文字。
在中美地区,生活在墨西哥南部和于加丹半岛的玛雅人,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内创造了书写系统。除了刻在石碑、祭坛、庙宇墙壁上的铭文,也有许多写本。这种具有魔法性质的文字,释读工作还在进行。它们似乎是意符同音符的结合,其中有用一个意符来表示另一同音词的方法。在墨西哥北部生活的阿兹台克人的象形文字中,也有由截取方式产生的音节符号。
纳西族的东巴文是20世纪中叶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至少在11世纪中叶,东巴文已用来写经。虽然纳西人后来又有了音节类型的哥巴文,但民间一直有人用东巴文来记帐和写信。东巴文约有一千四百个符号,象形字可以通过修饰(点、线、色)或变形(倾斜、倒文、缩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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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俄]y.A.科车尔基娜《文字史概耍》(杜松寿译),《语言学论文选译》第5辑,中华书局1958年。

方式表明附加语义。东巴文中存在假借字,借用与“小”同音的“剪刀”的字符做“小”的字符,此外也出现了一些形声字。由于象形字占主导,假借、形声还在初步阶段,因此东巴文还不能字词对应性地记录语言。经书中有时只写重要的引导字,一个字可以读成一句话,几个字可以读成一段话。[1]只有假借和形声进一步发展的文字,语段符号的痕迹才会被完全淘汰。

二、自源文字在历史上的命运

(一)文字随着文明夭折和语言死亡而湮没
公元前13世纪,赫梯王国在海上民族的打击下分裂,残存的几个小国到前8世纪为亚述人所灭。约前14世纪,克里特岛米诺斯王朝为来自希腊半岛的亚该亚人推翻,再以后是希腊半岛的多利亚人入侵,克里特文明湮没。印度哈拉巴文明毁灭的原困,通行说法是由于来自西北的雅利安人的入侵。在文明的夭折过程中,随着民族语言的死亡文字也湮没了。
与这些文明和文字同归于尽有所不同,作为古代西亚国际文字的楔形文字,在苏美尔文明毁灭后又相继被展转借用了2000年左右,直到公元前后才彻底湮没。说闪米特语的阿卡德人,在征服了苏美尔的同时因袭了楔形文字。不久,苏美尔人取得独立,但又被阿摩利人与埃兰人征服,逐渐与闪米特人同化。虽然苏美尔语作为口语已弃而不用,但作为宗教文献语言又保存相当一段时间,尽管到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期,苏美尔语在文献中也不见了,但是苏美尔楔形文字式样却依然被展转沿用。前1894—689年,随着与阿卡德语相近的阿摩利人建立的古巴比伦王国,楔形文字进入巴比伦时代。与绝大多数非拼音式借源文字一样,巴比伦文字主要靠音借和训借构成,即在用符号表示音节时按照苏美尔语的音读,但在表示概念时却改用闪米特语训读。一些音符是依据巴比伦自制的单音节词转化而成的,同时也采用复合方式构成形声字,因此虽然音节符号有几百个,但巴比伦文总体上是意音文字。亚述人和建立新巴比伦的迦太基人都沿用了巴比伦文。前1595年左右赫梯人洗劫巴比伦,与先前的闪米特人不同,赫梯人的涅西特语是印欧语。为了适应赫梯语的屈折特点,更多地采用音符来表示词尾变化,但其文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一种既用意符也用音符、许多词是用形声方式表示的意音文字。前5世纪,古波斯既有用于官方和商业文件的阿拉米字母文字,却又从埃兰人和米底人那里承袭了楔形传统,制订了波斯楔形文字,41个符号中有36个音符、4个表意符号和1个隔词符。
(二)异族入侵引起文字的被迫换用
前525年与343年,波斯两度征服埃及,摧残了古埃及的文明。前3世纪,亚历山大灭波斯,希腊人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前305-30),定希腊文为官方文字。并用20个(一说25个)希腊字母拼写埃及语,另外采用7个平民体音符来表达埃及语中的特殊发音,古埃及文字逐渐被科普特文字(希腊人称埃及人为“科普特”)所代替,同时古埃及语的最后阶段则被称为科普特语。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714年定阿拉伯语为国语。随着古埃及人被同化,科普特语文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小,16世纪的上埃及一些地方仍在使用。据说迄今仍残存5种方言,科普特教派宗教仪式时仍然使用这种语言文字。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殖民者的侵占,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的象形文字被作异教巫术废除、文献被焚烧以后,西班牙人引进了罗马字母,形成了尤蒂一阿茨蒂克文字与基切文字等。
(三)文化延续使用至今的自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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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自源文字中能够延续至今的,只有导源于商代甲骨文、迄今已达3500年历史的华夏文字。但华夏文字并非迄今为止使用历史最长的文字,在公元前后废弃不用的楔形文字,苏美尔人使用了2000年,作为古代西亚国际通用的文字,其他民族又展转借用了2000年,前后存在了4000年。苏美尔和阿卡德、巴比伦等不是一个民族,商、周同样不是一个民族,由夏、夷等混合而成汉族的心理认同感在汉代才形成。另外,虽然在20世纪中叶东巴文还有人使用,但纳西人早已有一套音节文字。东巴文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它的自然消亡是在劫难逃。

三、在借用突变中产生拼音文字

尽管苏美尔文使用音节符号、埃及人发明了辅音音符、形声方式在汉字中充分发展,但是表音方法只能作为一种手段在意音文字中存在,它无意冲破意音体系的藩篱。从意符到音符,再到形声,实现了哲学中的“正—反一合”,宣告了自源文字没有可能自发演变为拼音文字。只有当一个没有文字的蛮族,往往是作为征服者来到一个文明程度较高、有着文字的民族面前时——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用武力征服了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文化同化了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文化,征服者被征服了一—或许,他们会彻底解放表音方法,通过借源创制出纯粹的拼音式文字。
这种历史的契机在公元前18—16世纪出现了。说闪米特语的西亚游牧民族喜克索斯人逐步渗透到尼罗河流域,继而武装入侵了埃及北部并建立了十五和十六王朝。当其强大时,控制范围可能扩大到全埃及,前1580年左右才被逐出埃及。在这两个世纪中,喜克索斯人留给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莫过于字母了。闪语中“水”叫 MEM,就借用埃及“水”的符号表示M。这样,他们从埃及象形文字音符中选用了22个符号,按照离素原则创造了最初的字母文字。1916年,英国埃及学家Gardiner成功地释读了在西奈半岛发现的一些铭刻,这些西奈字母——也许就是喜克索斯字母,正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与腓尼基字母之间的中间环节。前13世纪左右,腓尼基产生了只表辅音而形体不同的两套字母系统,在毕布勒城出现了与西奈字母有承袭关系的22个字母,在乌加里特城出现了用楔形符号表示的29个字母。乌加里特字母渐渐淘汰,南北部通行由22个辅音所组成的毕布勒字母系统。人类文字的第一份字母表成熟。
约前1200年,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亚该亚人入侵克里特岛,曾在克里特线性文字基础之上创制了亚该亚音节文字。前9世纪,希腊文明的创造者多利亚人借用了腓尼基字母,通过增加元音字母形成元辅音字母表,也可能从亚该亚文字中吸取了个别符号。希腊字母表由厄脱鲁利亚人传给罗马人,前7世纪形成拉丁字母。前8世纪,闪米特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形成阿拉米字母表。同时腓尼基字母东传印度,成为东西方字母的来源。
由此可见,拼音文字在借源方式中产生,世界上的字母文字都是借源文字。然而,借源方式不一定非出现拼音文字不可,比如阿卡德文、巴比伦文,就是非拼音式或意音式借源文字,这种情形在以汉字为本源的借源文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以汉字为本源的借源文字

以汉字为本源,通过仿借原理和字型在东亚产生了多种借源文字,由此形成东亚汉字文化圈。
(一)仿照汉字体式创制文字的中国周边国家文字
1.仿照汉字体式和吸收等韵原理而创制的朝鲜谚文。公元前朝鲜就接触到汉字,4世纪末汉字已作为书面语通行。世传新岁神文王时期(681—692),薛聪从汉译佛经对梵语音译中受到启发而创造“吏读”,由此利用汉字的方法主要是训借和音借,训借类似日文的训读,而在标记专有名词与表示语法词缀时则采用音借。表示词缀的汉字比较固定且数量有限,逐步简化为偏旁或某些笔画,近似于日本的早期假名。1443年,朝鲜总结了吏读的经验,吸收了汉语音韵学的成果及梵文、八思巴文的知识,创制了谚文即训民正音。谚文的字母笔画及拼写成方块,都是汉字体式的痕迹。正音文字问世后,并没有很快取代汉文和吏读的传统地位,直到1895年才将正音确定为官方正式文字,同时与汉字夹杂使用。1946年北朝鲜停用汉字,朝鲜文才最终成为纯拼音文字。
2.利用汉字个别符号而创制的日文假名。公元3世纪,汉字通过朝鲜传到日本,最初的日文全用汉字即等于把日语译成汉文,而人名只能用音译。5世纪中叶,开始用汉字作为音符记录日本词语。8世纪末编成的《万叶集》,除了个别汉字是训借,绝大多数汉字已经用作音符,被称为“万叶假名”。吉备真备以汉字正楷创制片假名;弘法大师空海以汉字草楷创制平假名。假名的创造者都是既懂得汉语音韵学、又懂得声明与胡书的僧人。理论上日语词都可以用假名来写,但在实践中由于日语中有大量的同音词,使得全用假名来书写成为不可能,因此日文不得不成为假名夹汉字的混杂文字。如果引进区别性符号分化日语同音词,即使汉字全部不用,日本文字也是纯拼音文字。汉文假若要实现拼音化,因为同音词太多,势必也会陷入日本文字的这种境地。
3.引进汉字并自制方块字的越南语字喃。公元1世纪,汉字开始传入越南,后被称为“儒字”。13世纪,越南人依据汉字的字型创造“字喃”,从汉字六书中吸取了假借、会意、形声三种方法。17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用拉丁字母为越南语制定了字母表,这以后越南开始使用字母文字,实现了文字类型的换用。
(二)仿照汉字体式创制文字的中国境内民族文字
1. 仿照汉字体式创制本族文字的南系文字。壮族借用汉字,起初采用音借、训借和全借(借词),至少在唐代就已仿照汉字体式创制生字或方块壮字,后又有人采用形声法或反切法造字,夹在汉字中使用,但是方块壮字只是对记录壮语的汉字的一种补充,始终未能发展为壮民通用的文字系统。8世纪南诏时期,白族的民间就开始利用汉字记录白语。白文由借用汉字和增损汉字笔划自制的新字组成,现在民间仍有人使用。另外贵州的水家文字“反书”,把汉字反写,与汉字意义相同而字音不同。创制于唐代的彝文,由自制新字与借用汉字两部分组成,与汉字的渊源关系一方面表现在大量借用六国古文和后世真草作为彝文的音节符号,另一方面表现在笔划部件与汉字具有共同性。
2. 仿照汉字体式创制本族文字的北系文字。契丹人在早期,曾由“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加减”,制定过一种契丹隶书。契丹神册五年(920),契丹王朝制定大字;辽太祖三年(924),契丹王朝有又重新制定小字。契丹大字是表意类型的单体字,参照汉字仿造;契丹小字是表音类型叠体字,模仿字母制定。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才下诏罢用。西夏李元昊大庆年间(1036-1038),党项人野利但荣创制蕃文,这种后世称之为的西夏文,由汉字笔画组成,计有六千余字,其中会意、形声约占80%,同时有楷行草篆四体。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逐渐同化于其它民族中,但西夏文于元朝中叶仍在甘肃宁夏一带流行,直至明代中叶个别地方还在使用。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完颜希尹于 “依汉人楷字,因契丹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制字基字借用了汉字和契丹字,以汉字为基字者大半减笔。熙宗天眷元年(1138)又颁布女真小字,现发现的与契丹大字相仿,有意字也有音字。金亡(1234)以后,少数女真人还在使用,直到明朝中叶女真人弃女真文使用蒙古文,后女真满洲又仿蒙古文制订满文。[1]
南系文字的显著特点是,文字符号包括借用和自制两部分,借用汉字的方式通常是音借、训借和全借,自制新字的方式基本是变体(增损、反写)形声和反切。北系文字的显著特点是,文字符号先后向仿造汉字和模仿字母方向发展,即使在朝代灭亡以后民间仍然使用,直至被新的字母文字所代替。

五、东西方文字的不同是类型的不同

(一)自源文字不可能突变为拼音文字
自源文字或滞留在象形阶段,或使用音符和形声复合而进入成熟的意音阶段,但是都没有且不可能发展为拼音文字——“都没有”是文字发展史实,“不可能”是文化发展规律。某种自源文字,如果具备了音符法和形声法,记录语言的功能已经满足,而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又促使人们守住既有文字和历史文献不放。将既有的意音文字改变为拼音文字,意味着该民族的知识群体顿成文盲,意味着该民族的文化血脉彻底割断。在历史上,只有家园沦丧、民族同化、语言湮没、文明中断,自源文字才会成为人类文明史中的化石。用后起的拼音文字取代传统的自源文字,不是自源文字的自然发展,而是自源文字的发展中断,不是这一民族的自行选择,而是其他民族的迫使就范。有人提出“楔形文字从苏美尔时代进入巴比伦时代和亚述时代,并实现了表形到表音的转变”,与其说是波斯楔形文字(36个音符、4个意符和1个隔词符)发展到拼音阶段,不如说是波斯字母符号采用了楔形体式。字形和原理的二元模式并非波斯首创,腓尼基字母就有过一套楔形符号系统。
(二)拼音文字在借源方式中产生
古埃及人发明了圣书文字,在表意法之外又创造了表音法。由古埃及语的辅音词干而元音屈折的特点导致古埃及人创造出的离素原则,无疑是字母文字产生的重要因素。喜克索斯人借助离素原则和圣书符号草创字母,腓尼基人进一步发展辅音字母表。,希腊人完善成为元辅音字母表。随着民族文化接触,特别是宗教的传播,借源式拼音文字成为西方的主流。
(三)借用并非一定产生拼音文字
借源方式也可以产生意音类型文字。在西亚,由于苏美尔楔形文字没有产生离素原则,沿袭楔形文字的阿卡德文、巴比伦文、亚述文、赫梯文都是意音类型的借源文字。在东亚,由于华夏汉字没有产生离素原则,因此以汉字为本源的东亚借源文字也都是意音类型。通过
音借和训借的形成直接借用式意音文字;借鉴形体和原理形成间接借用式意音文字。由于语言类型不同,在汉语音韵学原理的影响下,日本和朝鲜的意音文字才向拼音文字转变。必须提醒,汉语音韵学是受梵文胡书的启迪形成的,而梵文胡书源于西亚腓尼基字母,因此东亚拼音类型借源文字的原理仍然导源于西亚腓尼基字母中包含的古埃及离素原则。
(四)文字发展基本规律的虚构性
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或Gelb的文字进化论,其实就是把自源文字的产生发展与拼音类型借源文字的出现这两者捏合在一起,以单线进化论为基础虚构出来的一条规律。根据人类文字 史,自源文字永远不会自发进化为拼音文字,而拼音式借源文字亦无须经历象形和意音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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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中国民族古文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1982年。


规律具有自发性、周遍性和不可抗拒性,但是无论是自源还是借源,从来没有一种文字的发展经历了象形—一意音——拼音三阶段。自源文字有象形、音意阶段,无拼音阶段;而拼音式借源文字无须经历象形、音意阶段。作为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假若与各别文字的历程不相符合,这一规律只能是虚构的。面对这样的历史过程,如果不准备作出“日本假名是汉字发展的拼音阶段’这样的判断,那么同样也不能推出“腓尼基字母是古埃及文发展的拼音阶段”、“波斯楔形字母是苏美尔文发展的拼音阶段”这样的结论。既然这个规律不过是错觉的虚构,为什么要作为汉文走拼音化道路的理论根据呢?
汉语语音的共起性导致了古代汉字的假借原则,埃及语语音的继起性导致埃及圣书的离素原则,由此决定了东西方文字发展的不同趋势。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是类型的不同,而不是发展阶段的不同。在人类文字史上,所谓“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的拼音方向”并不存在。反对“西化”者主张汉字拉丁化,也许自称是“洋为中用”,但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却无疑于“文化自杀”。关于汉字的前途,可以抛开“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来重新考虑:深入探讨汉字与汉语、民族心理的相互关系;多方比较意音文字与拼音文字的异同;在信息处理中,不仅要促使汉字适应机器,更重要的是机器如何适应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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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嘉论人类文字的起源及其演变(三),回应转贴hkcambridge冰河时期终结后的黎明

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的制约关系

提要: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之间存在的制约关系,可以从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两方面深入探讨。语言类型对自源文字的发展导向具有刚性制约关系,语言类型对借源文字的因袭改制具有弹性制约关系。以单音节结构语素为主的汉语,汉字声符不具备字母化的语言结构类型条件。文字发展的多元论、文字借用质变论以及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的制约观,势必取代传统的文字发展进化论。


文字类型的传统分类是图画(或象形)类型、表意(或意音)类型与表音(或拼音)类型,由于图画类型以符号造型作为分类标准,与后两种类型的分类标准不相一致,有其不足,因此较新的分类法从符号功能出发,将世界文字划分为语段、表词、音节、音位(辅音/元辅音)类型。像许多事物的分类一样,文字的分类同样呈现连续统状态,在这些纯粹类型之间必然存在一些混合类型,如辅音-表词型、音节-表词型、形声-表词型。根据符号造型,又可以将文字分为图画式、象形式、线条式等等。语言的形态分类法将语言分为孤立结构类型、粘着结构类型、屈折结构类型和复综(或编插)结构类型,同样这也是一个连续统。虽然闪含语言和印欧语言都属于屈折语,但是前者是以辅音构成词根而元音进行形态变化的屈折语,后者是元音、辅音既构成词根而又进行形态变化的屈折语,因此,本文把闪含语言称之为辅音词根型屈折语,把印欧语言称之为元辅音词根型屈折语。
传统的观点忽视了文字类型和语言类型的制约性,认为文字和语言之间是“靴子”和“脚”的关系。既然文字表现或记录语言,就不可能没有内在的制约关系。文字的特点或发展必然会受到若干非语言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需要的严重干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最根本的制约仍然是语言自身的特点。因此,问题不在于“语言的特点并不能够制约文字的一切”,而在于通过文字类型和语言类型的历史考察,两者之间的制约关系到底如何。

一、自源文字的类型的自在选择

(一)文字画的综合与分解
原始文字由表达一定语言内容的文字画蜕变而来,文字画以综合方式与语段对应,或经分解方式与语词对应,将导致原始文字发展的最初两种方向。印第安、极北等民族的图画式语段文字,最重要的外部特征:它们不是一个个单独的图形,而是一组组或一套套彼此相联的图画,表达的是某个完整的在图形上未分解为单个词的综合信息,与他们语言中的复综结构体相一致。由于没有通常在别的语言类型中所见到的词单位,语言成份难以从复综结构体中分离出来,因此这些文字也就滞留于图画式语段文字阶段并充分发展。与之相反,在公元前第四千纪至第二千纪中期,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及商代甲骨文都已经以表词文字的面貌出现。在独立使用单位为词的语言中,词的音义及其相应图符之间的直观联系促使图画的分解。可以推定,粘着型的苏美尔语、屈折型的埃及语和孤立型的华夏语,这些语言中的象形符号一旦获得与单词的对应关系,便很快超越了图画式语段文字,而使表词方式在文字体系中占了主导地位,伴随着表音符号的出现,成为混合性表词文字。图画式的东巴文与复综语组图画式文字不同,纳西语的孤立型特点决定其文字是表词的,尽管残存语段文字的遗迹(如引导字),但它一字一音、一音一词,假借与形声都已出现,其自然发展趋向于形声—表词文字。任何一种文字画随着自身的发展,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出现表词字(至少有专有名词),然而是沿着图画式语段文字的方向使之充分发展,还是向表词文字方向过渡,显然与语言结构的特点有关。复综语中语言要素的综合占优势,非复综语中的语言要素的分解占优势,语言的综合导致了文字的综合,语言的分解导致了文字的分解。
(二)粘着型的苏美尔语与音节分析
文字分解为与表意词符以后,就有可能进一步将语词分解为音节单位。作为粘着型的苏美尔语,可以独用的语言单位包括词根与词缀。词根的语音结构类型有四种:V、CV、VC、CVC,单音节词根容易形成音节概念,而表达单音节词根的意符又易于转变为音节符号。苏美尔语广泛使用词缀来构形或构词,音节分解比较自然。这种语音结构的单一性与词缀的粘着性导致了音节符号的产生。通常是根词用意符,词缀用音节符号来表达。单个辅音不担当词缀,因而没有单独的辅音符号。尽管音节符号使用频繁,但由于该语言中存在大量的同音词根,所以不仅不能放弃意符,而且必须运用部首符号以区别同音词,而促使苏美尔文字成为音节-表词类型。
(三)辅音词根屈折型的埃及语与辅音分析
从语言中析出辅音音素通常比析出音节要困难得多,但在某些语言里却变得较为容易。这些语言中构成词根是辅音,由屈折变化的元音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闪含语言正是如此,词根通常由三个辅音构成(所谓三辅音原则),而夹杂在词根内的元音通过屈折构成派生词或作为不同的语法形式。反复出现的具有强调语义作用的辅音骨架,促使运用这种语言的人把辅音理解为至关紧要的语音要素。因为语法形式可以依据词序与语境来确定,因此文字只需要书写词根辅音也就记录了语义。由此可见,人类最初的辅音音素分析并非出于音素分析的自觉技能,而是这种语言的天然特征赋于闪含人这种天才,此盖语音学源于北非—西亚之内在原因。
古埃及语属闪含语言,约3300个根词中单辅音60、双辅音400、三辅音2200,四到六个辅音的600。某些单辅音根词的意符用来做多辅音词的辅音符号;某些双辅音或三辅音的意符丢失了强辅音后的弱辅音而转变为单辅音符号。后来埃及语又向分析型方向转变,某些位置上脱落了阳性词尾辅音,这就增加了单辅音根词的数量,促进了辅音音符的发展。由于元音不以音符标明,致使辅音同音词根增多,不得不利用类符来加以区别而产生了形声字。因此,除了文化传统的力量之外,语言和文字的运用情况也决定了古埃及文字就是不可能演变成纯表音型,而必须采取辅音—表词类型。[1]
(四)单音节孤立型的华夏语与形声原则
从商代甲骨文的造型可以推断它起源于原始文字画,但迄今在华夏地区未发现连环式的图画文字。刻划陶符与原始汉字不属于同一系统,而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四个图画字是否与汉字具有渊源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说华夏原始书写系统经历过图画形式,那极有可能是与东巴文相似的图画式表词文字。
甲骨文中绝大多数词语已经是单音节词,双音节组合甚少且多是专名。 尽管推定殷商语可能是粘着类型,但粘着成分可能是音素,而汉语的孤立型倾向很早可能就发生了,周秦时期的汉语应已逐步孤立结构化。甲骨文造字以象形(包括在象形上添加符号的指事、多个象形复合的会意)为主,而常用形声字只有几十个。在用字中则广泛使用假借,可据形推其本义的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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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参见[俄]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百余字,而通过抽样检查,假借率高达75%[1]。由假借原则产生的音节字符与由音节原则产生的音节符号并不相同,假借中的音节字符为一个完整的能满足单词需要因而与词对应的语音单位。音节原则中的音节符号处于待拼状态,只与多音节词中的某一音节对应,这一音节不能满足一个词的语音表现形式。虽然苏美尔语中有许多单音节词根,但是与粘着性词缀合在一起就成为多音节词。华夏汉语一音一词,假借即以声托事,因声达义,而多音节词的语言中表达词缀的音节并不涉及语义层面。假借字符只有个别性、随机性,音节符号才具有普遍性即凡此音节都可用此符号表示。音节符号的形成不但依赖单音节词的存在,而且依赖于多音节词系统的存在。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中,音节与词的对应关系,使之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起表音作用。由假借字符演变而来的声符只能谐数字或数十字,不可能进一步演变为这个音系中的某一音节的普遍代表物。与之相反,处于多音节词网络中的单音节词,如苏美尔语或日语,一旦被用作表音符号,就包含着抽象为某一音节的普遍代表物的趋势。因此,单音节语中的假借字符与多音节语中的音节符号性质迥然不同。甲骨文虽然一字形一音节,但并不是文字类型意义上的音节文字,而是通过假借方式实现表音的单音节语词文字,即假借—表词文字。
假借方式的广泛使用,致使同音结构在字形上无从区别。文字区分度降低的结果,势必借助形旁补偿,于是形声原则逐步代替了假借原则。从甲骨文中的形声字初显端倪到秦汉篆文中饿形声字占80%,经历了一千多年,汉字的类型就变成了形声—表词文字。

二、借源文字的类型的自觉选择

自源文字由文字画演变而来,语言类型对文字发展的限定是自然而然的,故其选择为自在;借源文字则是通过文化接触引进的,尽管选择的历史契机或具体方式不尽相同,但一般总是表现为能动选择,故其选择为自觉。
(一)不改变文字类型的因袭借用
1. 音节文字产生于粘着语,故非粘着语借用则不适应。操辅音词根屈折型闪米特语的巴比伦—亚述人,通过阿卡德文化借用了苏美尔文字,虽然广泛使用复合法,使后一个音节变成表辅音符号,但仍不适应巴比伦—亚述语。赫梯楔形文字借于巴比伦,每个字符只保留一个音节值,同时使用意符,使文字变得十分复杂,音节文字与元辅音词根屈折型的赫梯语也不相适应。机械因袭借用方式,致使巴比伦—亚述文字、赫梯文字不能向适合自己语言的音位文字方向演进。因而通过向音节文字借用的方式产生不出音位文字,尽管借方的语言类型有这种要求。然而,有原始图画文字操粘着语的埃兰人,也通过阿卡德人借用了楔形音节文字,但他们根据埃兰语粘着型与音节结构简单的特点而使之向纯音节文字类型转变。
2. 辅音文字产生于辅音词根屈折语,故非辅音词根屈折语借用则不适应。元辅音词根屈折语借用辅音文字会使字母文字的类型发生变化,或如希腊另外创制元音字母而成为元辅音音素文字,或如印度使辅音符号元音化而成为音节文字。粘着语借用辅音文字,通常如维、蒙、满诸族仿希腊式而元音化。在辅音词根屈折语区域内,辅音文字也从最初的直接借用而出现了附加点线标明元音的方式,逐步演变为标元辅音文字。
东方字母一般都通过阿拉米文字而源于腓尼基文字。阿拉米语与腓尼基语相近,最初的文字几乎没有差异。亚述与巴比伦舍弃音节文字转而采用了阿拉米文字。希伯来人采用阿拉米文字,在字形上演变出方形、草书及斜体。巴利米拉文字是在叙利亚流行的阿拉米文字变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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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此形成福音文字,随着基督教的分裂而分化为三种文字。在阿拉米与巴利米拉文字基础上产生了表达阿拉米语的那巴泰文字,从三、四世纪起开始用来书写阿拉伯语。所有被阿拉伯人征服并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阿拉伯文字都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字。在闪米特各国人民辗转使用辅音文字的同时,准确诵读祈祷文的需要使标元方法得以发展。用一定的辅音字母表示长元音的方法,称为“阅读之母”。另一种是用补充符号的方法,或如巴比伦文用缩小字母作为元音符号;或如希伯来文用行上下符号标示元音;阿拉伯文则用直线和曲线。它们已不是单纯的辅音文字,而成为标元辅音文字,这表明辅音文字只是一种相对完善的文字。
3. 形声文字产生于孤立语,故非孤立语借用则不适用。操粘着语的朝鲜、日本借用汉字,音借方式使汉字成为音符,导致吏读与假名的产生,最终创制出适合本族语言的音节文字。党项人制定以会意、形声为主的西夏文,白族用白文,壮族造生字,越南制字喃,都是操孤立语的民族借用形声文字。[1]这些文字中,有些是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湮没,有些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播而换用了元辅音音位文字。
4. 元辅音音位文字产生于元辅音词根屈折语借用辅音文字的过程中,它适用于元辅音词根屈折语诸语言。欧洲的一些民族在利用拉丁字母表制作本民族文字时,一方面通常改变所借用字母表的结构和音值,改变的大小取决于拉丁语同新文字所书写的语言在语音结构上的差异大小;另一方面改变字母的形状甚至书写的性质,改变的大小取决于该民族书写传统及创制新文字时的文化风尚与政治状态。殖民扩张使元辅音文字在世界广泛流行,不但无文字语言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文字,而且一些有文字语言也转而采用拉丁字母。这表明元辅音文字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毫无疑问,元辅音音位文字具有准确记录语音形式的功能,但对于那些同音结构较多的语言,文字不仅需要记录语音形式,而且必须显示同音结构在语序中难以辨清的语义差别。认为文字仅仅记录语音而不直接反映语义的观点,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最初的表词字是由文字画演变而来的,其视觉形式与语义直接相关,而听觉形式才与语音间接有关。过分强调文字记录语音形式的功能,势必导致对同音结构较多的语言也适用拼音文字的错误观念的产生。
(二)借鉴其它民族的文字体制而创制新文字类型的改制使用
1. 操辅音词根屈折语的腓尼基人借鉴辅音词根屈折语的埃及辅音—表词文字,创造辅音音位文字类型。作为新兴民族的腓尼基,没有传统文化的重负,具体历史机遇左右着其文字的选择。书写老腓尼基语的是比布洛斯音节文字,继而使用原始伽南与原始西奈文字,以后又出现过乌加里特楔形辅音文字,公元前12—10世纪才产生了腓尼基字母。以上情况表明,腓尼基人选择埃及圣书符号与苏美尔音节原则相结合所产生的比布洛斯音节文字不适合腓尼基语,选择根据埃及圣书符号和辅音原则创制的伽南与西奈文字,是埃及文字演变为腓尼基字母的中间环节,苏美尔楔形式样与埃及辅音原则相结合的乌加里特文字也不长久,最终还是依据埃及圣书符号与辅音原则所创制的辅音文字符合腓尼基语的适宜选择。
2. 操元辅音根词屈折语的希腊人借鉴腓尼基辅音音位文字,创造元辅音音位文字类型。 属于早期希腊的亚该亚人借用了米诺斯音节文字(克里特线形文字B)。粘着型的米诺斯语以开音节为主,音素组合中不存在复辅音,音节容易分析出来,但音节文字不便表示希腊语词尾辅音与词首复辅音。后期的希腊多利亚人毁灭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后,亚该亚音节文字随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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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编《语言学论文选译》第5辑,中华书局1958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失。与腓尼基人的贸易交往,给希腊人带来辅音文字。与腓尼基词根不同,希腊语的词根由元、辅音组成。许多语词要靠元音区分语义,只用辅音字母书写则字形相同。与腓尼基单一的词序也不同,希腊语因为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而词序灵活,但仅采用辅音字母却不能暗示元音的屈折变化。辅音文字的元音化途径,在希腊为什么不像印度经由辅音音节化的方式,而通过创立特殊元音字母的方式呢?一方面音节文字对于具有多种形式音节结构和复辅音及词尾辅音的希腊语极不方便;另一方面表达腓尼基喉塞音或半元音的一些字母被借用时,希腊人大概读成了希腊语的元音,也可能在读一些字母的腓尼基名称时,丢掉首辅音而读成了后面的元音。这样的读音在用书写希腊语时固定下来,由此演化出希腊元音字母。希腊人除了增加了元音字母外,还根据希腊语的特殊语音结构改变了辅音字母的组成。元辅音类型文字的产生使辅音文字发生了根本改变,为语音的准确记录提供了便利工具。
3. 操元辅音词根屈折语的波斯人借鉴巴比伦—亚述楔形表词—音节文字,创制出楔形音节文字。公元前六世纪,西亚广泛流行巴比伦—亚述楔形表词—音节文字与阿拉米辅音文字。虽然这两种类型对波斯语都不合适,但迅速登上历史舞台的波斯人认为自己承袭了被征服的巴比伦王国的以往强盛,因此采取了具有西亚通用性质的楔形文字式样。音节文字不仅能表示辅音,也能表示元音,与辅音文字相比,相对适合元辅词根屈折语。同时在阿拉米音素原则的影响下,波斯人仅保留4个把表词字,从而使波斯文字变成了准音节文字。
4. 操粘着语的日本人借用汉字,创制假名音节文字。日本起初通过训读与音读的方式,借用汉字表达日语。借助表词字可以表达不变化的词根,但记录表示语法形式的粘着性词缀却十分困难。始利用开音节汉字作为音节符号,继而演变出万叶假名,最终发展为平假名和片假名。由于日语中约有70%的词来自汉语,且有大量同音词,因此不得不采取假名夹汉字的书写体系。现代日语文章中,假名符号占总数60%,汉字占40%。除了在小学课本及电报中用纯假名音节文字,一般情况都采用的是表词—音节混合型文字。
(三)文字借用的复杂性
1. 选择的曲折性。与自源文字只有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的自然选择不同,借源文字则可以因历史机遇而自觉地多次选择,以求适应本族语的特点。早期的希腊亚该亚人借用米诺斯音节文字,但继起的希腊多利亚人并未采用。在文字空白两个世纪之后,又借用了腓尼基辅音文字,加以变革创造了适合希腊语的文字。巴比伦人因征服阿卡德借用了不适应自己语言的音节文字,后来又借用辅音文字,并用缩小的辅音字母作为元音符号以适合巴比伦语。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采用阿拉伯文字,因辅音文字不适合粘着型突厥语,20世纪改用拉丁字母。
与以上这些历时多向选择有所不同,共时二向选择透露出较为复杂的文化心态。契丹于920年仿汉字制表词大字,4年后又仿回鹘文造拼音小字。前者是崇尚中原文化,而后者是适应其语言特点。这种情形与古波斯既通行阿拉米文字,又采用具有文化传统的权威性楔形音节文字相似。腓尼基人的选择则更为曲折,经历了比布洛斯音节文字、伽南西奈辅音文字、乌加里特楔形辅音文字多次选择以后,最终才采用了辅音文字。
2. 选择的多元性。与表达原则与符号样式都借自埃及文字系统的腓尼基文字的一元借用不同,还存在着文字选择的多元借用。乌加里特字母文字其表达原则借自埃及,而符号式样仿自苏美尔。蒙古文的字母构成借自回鹘文,而书写行款则是受汉文传统影响。朝鲜谚文的语音原理来自汉语等韵学和胡书蒙文,方块字式却仿汉字传统。另外一些用拼音原理改造土著符号而创制的文字具有借用与自产的双重性。古日尔曼人向敌手拉丁人借来字母原理,使原先自创的线型词符具有音值而形成北欧文字。爱尔兰人熟悉了拉丁字母以后,也给自己的计算符号赋于音值而成为欧甘文字。
3. 选择的机遇性。文字的借用除受语言制约之外,往往还受诸多非语言因素的影响,使选择具有机遇性或偶然性。这些因素有地域交通、贸易往来,征服同化、宗教信仰、文化辐射、文化趋同、殖民引进和一语两国等。由于地域交通与贸易往来,印度商人熟悉西亚辅音文字与音节文字,因此通过辅音文字元音化的方法产生了婆罗米文字,而由于地域遥远未能接受与之同语言类型的希腊式元辅音文字。喜克索斯人因征服埃及选用了辅音符号,阿卡德—巴比伦人征服苏美尔递相借用楔形文字,都是征服者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同化。反之,阿拉伯、罗马帝国在其占领地区推行阿拉伯、罗马文字,则是被征服者受征服者的同化。前者是自觉同化,而后者被迫同化。阿尔泰语系的一些民族,由于信仰伊斯兰教而采用不适合粘着语的阿拉伯文字,是由于宗教信仰的相同。朝鲜、日本与越南借用汉字,党项、契丹、女真仿汉字制字,则受中原汉文化辐射所致。西班牙、葡萄牙、英、法等国的文字体制变成美洲、大洋洲中一些国家的文字体制,并在亚、洲殖民地广泛流传,这是殖民引进。乌尔都语和印地语都源于古梵语,但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且两个国家,前者用阿拉伯文字书写,后者用梵文字母书写。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柯尔克孜人与境外的吉尔斯人为同一种族,原来因信仰伊斯兰教都使用阿拉伯文字,但由于一语两国,后者20世纪先后改用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一个民族先后借用多种文字,可能出于不同原因。回纥从8世纪采用突厥文;后又使用仿照中亚商业语言粟特文字母创制的回鹘文;10世纪起因宗教信仰改用阿拉伯字母。如今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使用在察合台文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维吾尔文,但境外的维吾尔人先后改用拉丁、斯拉夫字母,则为文化趋同。

三、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的刚性和弹性制约

(一)语言类型对自源文字发展导向的刚性限制
在人类文字的历史发展中,必须对自源文字的类型的自在选择与借源文字的类型的自觉选择加以区别。在自在选择中,语言类型对文字的选择限制似乎是盲目的,其实以不知不觉的方式体现选择的必然性,即何种语言类型只能自然发展出某种类型文字。尽管某些发展阶段对不同自源文字是共有的,但也不无差别。同样是图画式文字,复综型的印第安语为语段类型,孤立型的纳西语为表词类型。同样是表词文字,但粘着语促使其文字向音节方向发展,辅音根词屈折语促使其文字向音素化方向发展,孤立语促使其文字向形声化方向发展。
语言类型对自源文字发展导向的刚性制约表现为:1.图画式文字是否演变为表词文字,取决于该语言是否能析出词这样的语言单位;2.表词文字孕育出何种表音方式,取决于该语言易于析出何种语音要素。
(二)语言类型对借源文字类型选择的弹性限制
在借源文字的自觉选择中,因诸多因素的影响使语言类型的选择呈现偶然性,但在绝大多数场合语言类型总是通过改制或重选的方式表现出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的弹性制约。粘着语适应音节文字,粘着语如借用辅音文字会从使用标元法走向仿希腊式元辅音文字。元辅音词根屈折语借用音节文字,或将混合性音节文字改制成纯音节文字,或舍之而重新选择。辅音词根屈折语借用音节文字,只得弃之重选。辅音词根屈折语适应辅音文字。辅音词根屈折语借用辅音文字,会随着应用的要求而采取标元方式。元辅音词根屈折语借用辅音文字会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元音化:或创制元音符号使之成为元辅音文字,或经辅音元音化成为音节文字。单音节孤立语适应形声文字。单音节孤立语借用形声文字,会根据该民族语音系统创制方块字。粘着语借用形声文字:或通过“音借”创制音节文字;或根据拼音及等韵原理,创制合体音节文字;或采取双文字制度。元辅音音位文字具有准确记录语音的优良功能,所有的语言都能用它记录语音。复综语一般多引进元辅音文字,但切罗基语却采用了印第安人塞霍亚(Sequoyah),从自己的语感出发而设计的音节文字,使用160多年认为无必要做任何修改[1]。表达音位使复综结构太长,而音节文字使之相对缩短。
(三)汉字难以摆脱语义羁绊
以单音节词为语根而孳生新词,在书写系统中或表现为相应的文字假借,这使汉字的表音方式一开始就注定难以摆脱语义的羁绊。一个语根可表示数个字根,但以某一字根为中心派生的一组同源字则共用一个声符,不仅依赖形旁指明义类,而且声旁在表音的同时也透视语义。同源借用使声旁不可能上升为纯音符,具有偶然性、随机性的非同源借用声符也只能在极小范围内使用。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汉语,使汉字声符不具备促成声符字母化的语言条件。
(四)表音文字的不表音基因
与表词文字既反映语音又反映语义不同,拼音文字排除了将反映语义,仅记录音节或音位。这对于多音节语、同音结构极少的语言比较适用。对单音节语、同音结构较多的语言,实行拼音文字则影响文字区分度。另外,音符表达功能的递减性或衰变性仍令人深为困扰。从根本上说,因为语音一致处于动态演变中,字母的表音准确性只是暂时的,表音文字类型中潜伏着不表音的“基因”。反之,意音文字类型却能够突破时空界限,因为语义比语音稳定得多。
(五)文字演进程序的两种含义
文字类型演变的进化论模式,是生物进化论在文字研究领域的机械搬用。文字进化论与文字发展的多元状态和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的制约关系格格不入。除了单纯的形体变化与符号增减以外,所谓文字的演进程序有两种含义:1. 某一个别文字体系内部不同表达方式的出现顺序。如汉字系统内象形、假借、形声方式的依次出现。2. 某一文字类型的演进程序。如由苏美尔音节—表词类型,经亚述巴比伦表词—音节文字,发展为波斯音节类型;或如由埃及辅音—表词类型,经西奈、伽南文字发展为腓尼基辅音类型,又由此突变为希腊元辅音类型。前一种情况发生在自源文字内部,后一种情况是自源文字与借源文字的衔接发展。最先产生古老文明的民族创造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自源文字,但因其文化传统的保守性及语言方面的原因未能进行根本变革,尽管这些文字中已孕育出新类型的因素。只有那些没有传统文化的束缚而迅速走上历史舞台的新兴民族,才能将旧类型中的新因素解脱出来,创造适合自己语言的全新的文字类型。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的制约观,可以正确解释东西方文字类型发展的方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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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肯尼思·卡兹纳《世界的语言》(黄长著、林书武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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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符号与文字符号的区分度互补原理


提要:人类生活中存在着交际系统和记录系统这两大基本符号系统。依据符号的区分度原则,对不同的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分别进行比较。音节结构单纯、音素结合共起、词音结构单节、构词方法推衍、语法手段分析的语言区分度偏低,音节结构复杂、音素结合继起、词音结构多节、构词方法派生、语法手段综合的语言区分度偏高。非划一性的结构繁复性、部位非定性、声符随机性的二维汉字区分度偏高,规整划一性的结构单元性、线形确定性和语音明晰性的一维字母区分度偏低。文字的识别与知觉传感和大脑功能关系密切。语言与文字的区分度高低存在自然互补的倾向。区分度偏低的文字可应用于区分度较高的语言,而区分度较低的语言则要采用区分度偏高的文字。


一、两大基本符号系统及其区分度属性

从远古以来,人类生活中就存在着交际系统和记录系统这两大基本符号系统。交际系统包括实物、体态、手势、烽火、鼓声、口哨语等等;记录系统包括结绳、系珠、契刻、数豆、图画记事、粘土记事等等。语言是前者的最高形式,而文字是后者的最高形式。无论是图画记事,还是粘土标志,“前文字”都不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而是记录感受和意念的工具。这些象征或隐喻符号具有超语言或潜语言的性质。只有在这些记事的可视性符号与语言的可听性符号取得对应以后,并用或必用语言符号来释读文字符号之后,人们才逐渐形成了“文字是语言的派生”的错觉和“ 文字的功能在于记录语言”的观念。
语言的能指是语音,所指是语言化的概念即语义。文字的能指是字形,所指是文字化的概念即字义。语音指称字形(在文字中为字音)而沟通了语义和字义,因而连接字形和语义的语音使文字获得了另一能指——字音。同时,被沟通的语义和字义在认知意义中吻合。采用单向记形方式并联字义与语义的是象形文字,即字形附着在物形上;采用单向记音方式并联字形与语音的是拼音文字,即字形附着在语音上;采用声符并联字形与语音、形符并联字义和语义的双向记录方式,是字形分别附着在语音和物形两方面的形声文字。语言(language)系统的具体运用言语(speech),文字(writing)系统的具体运用文章(article),对应的两者之间各具结构特点。文章不是言语的具实的简单摹本,而是对言语进行修饰的艺术作品,以超越言语的方式记录而又不得不借助言语表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因此,文章作法与言语技巧是两种不同的技法。
作为处于符号系统内的各个基本单元,都具有与其他单元相区别的特征。这种区别性特征就是以保证准确而明晰地传导信息的符号示差性。符号示差性的高低,可以称之为符号的区分度。在一定限度内,符号的区分度越高则清晰度越高且便于识别;反之,符号的区分度越低则清晰度越低且难以识别。语言与文字系统中的“似同”是难免的,但在“区分”与“似同”之间必须存在必要的张力,当区分度降低到临界必然出现交际障碍。区分度降为零的同形符号,如果不借助其他手段则无从鉴别。调节区分度的手段,在语言符号中普遍存在。除了现在熟知的声调,古代汉语存在读破法,平声为名词,去声为动词,如“吾妻”与“妻之”;平声或上声为形容词,去为动词,如“美好”与“好色”、“空虚”与“空我师”。
依据符号的区分度原则,对不同的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分别进行区分度差异的比较,从符号识别、大脑功能、知觉传感诸方面探讨二者间的关系,可以提出语言符号与文字符号区分度差异的互补原理。

二、不同类型的语言系统的区分度比较

就语言类型来说,以词缀附加的粘着结构、以语音交替的屈折结构,以语素交织的复综结构,要比依靠词序和虚词的孤立结构的区分度高。粘着结构的词根是单音节与多音节的,但单音节附加了词缀则成多音节词。屈折结构的词根有单音节与多音节,但以多音节为主。复综结构没有其他语言类型中通常析出的词单位,只有多个非独立语素编插在一起的“句词”。而孤立结构则以单音节词为主,没有系统的词缀和丰富的形态。以语词的音节结构为标准,孤立类型为单音节语,而其余3种类型为多音节语。相比而言,多音节语是区分度偏高的语言,而单音节语为区分度偏低的语言。
可以通过英语和汉语(普通话)的具体比较进一步说明。以音节结构而言,英语比汉语复杂得多。英语单元音12个、双元音9个、辅音24个,汉语单韵母10个、复韵母13个、声母 21个,音位数量相近而差别在于组构方式。汉语的组构方式有V、VV、VVV / VC、VVC(仅限于鼻韵母)/ CV、CVV、CVVV / CVC、CVVC,常见的是后两类。由于音节组构简单,有效音节只有409个,分调有效音节1334个[1]。太多的同音结构,导致音节的区分度偏低。而英语有辅音丛,音节组构方式除汉语中所见四类以外,更多见的是:VCC、CCVC、CVCC、CCVCC、CCCVC、CVCCC……。这些单音节结构复杂,音程较长,显然区分度偏高。
以音位结合的疏密而言,汉语是共起性,而英语是继起性[2]。普通话“岁”[suei]与英语“sway” [swei](摇)相比,“岁”的唇化(w化),以唇化的与[ei]拼合一体,声调又以其特有的音高把音节包裹成一个整体;而英语中sway[s-wei]的发音是继起的,音位之间的结合疏松,形成两个音段。继起性音节与共起性音节在听感上的差别是明显的,形成两个音段的继起性音节比混然一体的共起性音节在音程上要长,区分度要高些。
划分音节的标准,有“元音说”、“呼气说”、‘响度说”和“肌肉紧张说”。若以听觉为标准,不拘于元音说,只含一个元音带几个辅音的也可视为多音节词[3]。从词的音节数来说,汉语甲骨文中以单字为主,双字组合少。汉魏以降,双音词渐多。据统计,现代汉语中单音节词约占 61%,双音节词 37%,多音节词 2%[4]。现代汉语的核心词仍然以单音词为主,并且使用频率甚高,双音节词以两个语素构成,因此汉语语词仍以单音节“字”为其基本音义单位。英语中有一些是单音节词,更多的却是从2到8个音节不等的多音节词。
以构词法来说,英语词族的形成主要依靠派生法,词缀的添加使词形加长。现代英语又多用复合法,多音节词的组合使词形延长,甚至到了使人难以接受的程度即超过瞬间记忆常数,又不得不以缩略法变短。上古汉语派生新词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基于类比的命名推衍,事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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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别据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普通话声韵配合表》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现代汉语词典·音节表》。
[2]参见余志鸿《语言的继起性和共起性原理》,《文字与文化丛书》(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
[3]徐德江《词结构新探》,《汉字文化》1990年第1期。
[4]陈明远《数理统计在汉语研究中的运用》,《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

相同则命名同,围绕一个语根形成一组同源词;另一种是基于相关的词性分化,分化即所谓词性转变,从动转名、从名转动、从名转形等。这两种方式都是以单音节结构形式为基础,或有辅音词尾,或采取声韵调变转方式加以区别。因为基本音节结构近似,其区分度则明显低于派生法构词。现代汉语中虽有派生法,然较古的词缀都源于实词虚化,缺乏能产性,而具有能产性的新词缀往往是欧化的结果。现代汉语中双音复合词约占三分之一,但同音结构较多,以“shi-shi”构成的双音词“事实、实事、史实、史诗、逝世、施事、失事、失势”等,多达30个。
以语法形态而言,英语的名词屈折变化有4种形式、动词有5种形式、形容词有3种形式,具有一整套表示语法范畴的形态标志。而汉语却没有严格的周遍性的词类标志与语法形态,主要采用虚词、语序、语气等作为完句手段。
以上5条标准:1.音节结构的单纯与复杂;2.音素结合的共起与继起;3.词音结构的单节与多节;4.构词方法的推衍与派生;5.语法手段的分析与综合,用这些比较汉语和英语的区分度,显而易见,汉语是区分度偏低的语言,而英语是区分度偏高的语言。

三、不同类型的文字系统的区分度比较

每一种文字都按照自己特有的结构在划分与图解世界。如果美国Schmandt Besserat的苏美尔文字起源于粘土标志的假说成立[1],那么文字似乎沿着从立体象物(西亚土著粘土标志)到平面象形(苏美尔表词楔形文字),再到线性记音(波斯记音楔形文字)的轨迹,与之相应,文字的区分度也就由高到低,由多维至一维。就文字的发生学类型来说,自源文字比借源文字区分度高;意音式借源文字比拼音式借源文字区分度高。就文字的结构类型来说,形声文字的区分度比拼音文字高。就具体的文字种类来说,汉文比英文区分度高。古埃及圣书文字,经由腓尼基、古希腊的辗转借用,表形色彩冲刷得一干二净,成为以有限字母附着在语音体系上的符号系统。拼音文字的字符只记录语音而不直接表义,字符的排列呈单向一维空间。从字符记录功能和展示方式两方面界定:拼音文字是一维文字。其识别途径是:

字母识别——语音感知联想——语义联想理解

这种单向识别的拼音文字,其本质是语言的语音时间性的复制。原始华夏文字由象形始,象形不足济之假借,假借的多用致使符号的区分度下降,又以形声相益。秦汉时代形声字约占80%,楔子形声原则已在汉字符号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形声文字既以声符表音,又以义符表义,方块字式是平面二维空间。从字符表达功能和字符展示方式两方面界定:形声文字是二维文字。其识别理解途径为:

形旁识别——部分语义联想
整体语义理解
声旁识别——语音感知联想

这种双向识别的形声文字,其本质是语音语义综合性或语义空间性的再现。一维拼音线性文字直接表达的是语音信息,抽象性强而羡余度低,与外部有声语言较接近。二维形声平面文字兼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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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chmandt Besserat 的《文字的始祖》,王士元主编《语言与人类交际》(游汝杰等译),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


义信息,具象性强而羡余度高,更接近内部深层语言,在文字形式上进行着概念选配。因此,拼音文字与形声文字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把时间作为建构原则,倾向于语音隐喻;后者把空间作为建构原则,倾向于语义图象。
文字的区分度还与符号的系统性有关。据视觉形象心理反映的研究,“人们对试验者所选用的系统相似图形的识别,比非系统相似图形的识别要多花 60-70%的时间”[1]。可见,在一定限度内,视觉形象的系统性(规则性、相似性、单调性)越强,则示差性越弱而识别时耗越长;视觉形象的系统性较弱,则示差性较强而识别时耗较短。因此,视觉符号的系统性与示差性成反比,非系统性与示差性成正比;而符号的示差性又与识别时耗成反比。
形声汉字的非系统性或非划一性主要表现在:1.结构的繁复性,基本单元的切分从二分到多分,组构成分繁多且规则复杂;2.部位的非定性,偏旁部位除左右格式、上下格式、内外格式、包围格式等基本格式,还有各种例外变化;3.声符的随机性,汉字声符是层垒性形成的结果,并未也无从合并整理,一符往往只谐数字,最多数十字,声符并未成为汉语音节系统中的普遍抽象物。4.义符的模糊性,义符是先民对事物共相特征在造字上的投射,一种“义类”既可用不同义符表示,又与后起的认知分类龃龉。这些符号的非系统性,在卡西尔看来:“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性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多面性上.它不是僵硬呆板而是灵活多变的”[2]。反之,字母文字具有在规整划一性,即字母的单元性、确定性和明晰性。虽然拼音文字的示差性较弱,但在整体上往往采用三种方式增加示差性:1、字母分大小写;2、分词书写;3、标点符号。依据西方一维文字设计的键盘输入方式中,汉字的非划一性和非线性成为障碍。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显示,如果采用电脑直接识别文字图形的输入方式,即将输入文字与电脑字库的标准形体逐个比对判识,则二维文字只须进行四角配比,“集成”式汉字则出现输入优势。由此可见,某种文字的特点是绝对的,而优缺点却是相对的。同一特点在这一场合表现为劣势,而在另一场合则可能成为优势。

四、文字符号传感与大脑神经功能

人的大脑两半球功能呈不对称性,左脑善于加工语言材料,右脑善于加工空间图形。研究表明,拼音文字呈现给右眼时要比呈现给左眼辨认得好。呈现给右眼的刺激先激活左半脑,据此可推测左半球不但对语言的听觉刺激占优势,而且也擅长处理拼音文字的视觉刺激。最近的一些研究提出,右脑也具有某些语言加工能力,能把语音和意义相搭配,但不能做音位分析。
汉字本身有很强的图形性,对于汉字符号处理中大脑两半球功能的差异研究结果,大有如下几种:1.右脑优势说。即日本流行的“左脑管假名,右脑管汉字”之说。2.左脑优势说。研究者持汉字是作为语言符号而不只当作图形被认识的观点,在实验中多选抽象字。3.单字词右脑优势而双字词左脑优势说。研究者认为单个汉字是作为整体图形被认知,右脑占优势;双字词有较完整词义,左脑占优势。4.左右脑均势说。汉字既包含抽象语义,又有的类似图画的形象结构。在处理形声文字时,渐渐形成了两脑均势这一特殊的认知模式,以致于中国人学英文单词也表现出两半球均势的特点。左右脑均势说最富有吸引力。国外还有人进一步提出汉字认知模式是:进入右脑的信息,经字形辨认后便直接送入左脑进行字义和语音加工;进入左脑的信息,经字形和意义的初步加工后,必须送入右脑进行字形的精细加工,而后再返送左脑作最后判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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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尹斌庸《文字的形象性》,《文字改革》1983年第6期。
[2][德]E.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此,认识单个汉字右脑速度比左脑快,左脑认知准确度比右脑高[1]。
人们对柴门霍夫以西欧语为基础创造的“世界语”非常熟悉,而对布利斯以汉字为基础创造的世界字还有些陌生。布利斯在中国上海居住了6年,其间专习汉字,从中国方言极其复杂却共同使用汉字的情况中,领悟到创造一种超越各国文字的“世界字”的可能性。1965年,布氏吸收了汉字的特点,采用了包括汉字及世界上各领域通行的象形符号在内的一些符号,创造出一套世界字。目前,英、美、加、法、德等数十个国家都设有“布利斯文字研究所’,并培训出数以万计的传授这种文字的教师,据说世界上已有数十万人掌握这种文字[2]。布利斯“世界字”的出现是对盲目推崇西方拼音文字的一种反拨。随着国际社会的逐步形成,人类交际与机器翻译都需要一套国际通行的世界字。汉字形制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未来人类大概还不得不借鉴象形表意的平面二维文字原理。
光波刺激透过折光系统,到达视网膜产生物象,经神经传导至视觉中枢形成视觉。而声波的刺激通过传音系统,至螺旋器产生音响,经神经传导听觉中枢形成听觉。从信息学来看,传递信息的密度与波的频率成正比。人能听到的频率约为20—20000次/秒,几种声波同时传递,就会互相干扰。光的频率为 1015次/秒,是声波的一千亿(1011)倍,视觉接收的信息比听觉准确和多样[3]。正常人从外界接受的信息,绝大部分来自视觉。
从外界信息的传导方式来看,光波比声波传导快且波频高。从机制的感受方式看,视觉输入为视野,文章以平面二维呈现;听觉输入为线性,言语以一维序列呈现。在相同的瞬间,“一瞥”可以同视若干个符号单元,阅读时一秒钟可感受若干个词(汉字的同视率7个左右);而“一听”只可以感受一个音节,一秒钟只能听到两个音节(比如,“滴答”)。可见,信息量的传感在单位时间内:视觉信息量>听觉信息量。在单位时间内,视觉信息量输入较多,处理单个符号的时间相对短些。如每秒钟摄入七个汉字,处理每个字符的时间则为1/7秒。在单位时间内,听觉信息量输入较少,处理单个符号的时间相对长些。如每秒钟摄入两个音节,处理每个音节则为1/2。因此,单个符号的处理时耗:视觉处理时耗<听觉处理时耗。换而言之,在一定的单位时间内,信息输入量的多少与处理单个符号所需时间的长短成反比。
由此可见,对符号区分度的要求:视觉符号区分度>听觉符号区分度。文字符号比语言符号提出高区分度的要求,不仅与传感方式的异同有关,而且与不同符号系统的具体应用环境有关。语言符号是面对面的交流,副语言手段(手势、体态、表情、实物等)起着很大作用,既有口头语言的表音,又有副语言的表形,实为综合立体传感。单纯的语音传导(广播、电话),误听和盲听的可能性则较大。文字符号是给人视阅的,没有任何辅助手段。所以,单纯依据语言的语音形式即仅仅适合听觉传感机制设计出来的文字符号,很难极大程度地满足视觉传感机制的需要。
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并不明白汉字的真正特质,既没有探讨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或汉字与汉语之间的制约关系,也不了解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在传感中的差异,反而认为适合视觉传感机制的汉字是落后的。为了“削汉语之足以适拼音文字之履”,以致于设计“词儿连写”来掩盖汉语单音节语素的特质,又倡导“多造多音节词”,企图以改造汉语本身来迁就拼音文字,岂不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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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曼殊主编《心理语言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2]吕作昕《从人体的信息接收和大脑功能特点看汉字的优越性》,汉字现代化研究会199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3] [澳]卢遂现《文字改革和现代科学》,《汉字的科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


五、文字符号与语言符号的区分度互补

汉字之所以自然地、历史地发展成为二维音义模式,是由汉语的自身特点决定的。虽然殷商甲骨音系比后代音系复杂,同音词没有后代多,但与多音节语相比,区分度还是偏低的。随着周代诸夏同化夷越、蛮楚、巴蜀、戎狄,音系整合而趋简, 形声汉字得以充分发展,充分显示出超方言特色。周秦时代的双音词,一类是带修辞色彩的重言,一类是可视为短语的双语素复合,一类是联绵字。汉魏以后双音词增多,一方面是汉语内部发展趋势所致,即音系简化以语词双音化为补偿;另一方面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影响有关,产生了许多汉化得使后人难以辨明的外来词。尽管汉语中双音词在不断增长,然而单音节“字”仍然是汉语的根本属性。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汉字的表音表义功能递减,但仍然只有采用二维形声才能满足文字的高区分度要求。中国话叫“看书”,英国话叫‘读书”,东西方对文字功能迥然不同的理解十分明显。
然而,没有依据视觉传感机制设计的拼音文字为何能通行呢?除了历史机遇左右文字的借用,最根本的原因只有到语言类型中寻找。一方面西语的屈折变化必须使用音素符号来表示,另一方面多音节的西语中的同音词较少,即使有个别同音词,也要从字形上区分,如to / too/ two。因此,拼音文字是靠语言的高区分度来支撑。埃及文字与苏美尔文字已分别孕育出表音素与表音节的因素,终未自变成拼音文字,除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束缚,还有一个基本事实:语言中的同音结构较多。区分度偏低的语言使用区分度偏低的拼音文字势必会出现这样的后果:在文字设计方案中可以满足拼出全部语词,在实际中却不能完全应用。依据这个道理,就可以解释日文为什么必须以假名夹汉字、不能舍弃汉字的根本原因。比日语区分度还要低的汉语,若用拼音文字代替方块形声汉字,必然会出现误视、滞视、盲视的现象(据说,黎锦熙老先生几十年前用拼音文字写成的日记,到了晚年竟全不知所云),其后果不堪设想。
由此可见,语言与文字区分度的高低存在自然互补的倾向。区分度偏低的文字系统可应用于区分度较高的语言系统,而区分度较低的语言系统则要采用区分度偏高的文字系统,这就是语言符号系统与文字符号系统的区分度互补原理。
总而言之,人类文字起源多元论、自源文字意音性质论、文字借用类型质变论、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的制约观、语言系统与文字系统的区分度互补原理以及表音文字的不表音基因论,将完全取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字发展三阶段的“基本规律”,将彻底推倒“汉字落后论”。以这些论点和原理为前提,可以解释东西方文字类型发展的方向不同,可以进一步解释中国语言学传统和欧洲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关于“共起性”和“继起性”原理是,是桥本万太郎先生提出的。见余志鸿《语言的继起性和共起性原理》,《文字与文化丛书》(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
另外,我对于这一原理的阐释,可参见在本坛所贴“李葆嘉论东西方文化的本原差别及其分野”。这一“共起性”和“继起性”差别,导致了东西方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差异倾向。是打开东西方文化类型差异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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