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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笔谈“当代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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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2 06:53: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color=808080作者:施奕青 等   
来源:云梦学刊  2006-3   

[编者按]:2005年下学期,本刊主编余三定作为湖南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为湖南师大2004级文艺学硕士生讲授了“当代学术史研究”的选修课。作为对该门课程的小结与检测,也为了听到来自研究生界的意见,余三定特为组织了这次专题笔谈。限于篇幅,这里发表的是笔谈的摘录。

学术史研究的意义

施奕青

学术史研究方兴未艾,它的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正如学者陈平原所说,“在我看来,对自家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所从属的学科体系、所认同的学术传统,保持足够的自我反省意识与能力,而不局限于‘埋头拉车’,很可能正是近二十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关鍵。”的确,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取了丰富的成果。而各个学科由于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科与学科之间出现了鸿沟和“不可通约性”(利奥塔语)这时我们就要注意到,各门学科“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陈平原语)。学科之间的隔膜必然会限制它们进一步发展,成为它们前进路上的“瓶颈”。笔者认为,学术史的意义正在于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同时,学术史关注“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学科史研究、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等方面。可以成为不同学科学者们借以观照整个学术界发展概况的一面镜子,也可以成为学者们自照反思的一面镜子。张立文先生在6卷本的《中国学术通史》的“总序”中写道:“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中国学术史面对的不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或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解释体系,而是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等的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我们注意到学术史可以通过这样一次“寻根”、“分流”的历史性过程的梳理,实现了各学科之间的融合、通约。从而保持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性,与共同繁荣。

随着对学术史研究重要性认识的加深,一批学者也投身于这项繁重、艰苦的工作中。并相继出版了一批对当代学术史进行综合、整体、宏观研究的著作。余三定教授所著的《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一书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在该书由王富仁先生所作的序言《对于研究者的研究》一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代著名学者对学术史研究认同和赞许的态度。

笔者认为,学术史不仅是学者观照他人的镜子,还是反思自身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学者们获得了自立意识,学术能够得到自觉的发展。法国哲学家拉康认为,6个月大的幼儿能在镜中辨认自己的模样“他要在玩耍中证明镜中形象的种种动作与反映的环境的关系以及这复杂潜象与它重现的现实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的身体,与其他人,甚至与周围物件的关系。”正是在这个阶段,幼儿通过镜中的形象,第一次实现着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国当代学术新时期自文革以后20多年来,从政治文化的侍从地位发展到获得独立意识,无庸置疑,还处在学术发展的幼儿时期。这时对学术自身进行基础性、学理性研究的同时,还展开实证性的研究,主要包括关于当代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和学术史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它必将为我们学术的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学术史研究需要史实和史识

亓艳波

作为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实际上亦是一种史实的积累与研究,这种研究讲究一种客观的态度,如实地记录学者的学术活动和治学方式,同时还包括分析学者与学者的关系,学术流派与学术流派之间的关系,这不免涉及到很多一般学者避而不谈的东西,比如说学术思想之间的辩驳,比如说因学术辩驳引起的学者之间的矛盾,甚者还有一些纯学术以外的东西,比如学术腐败。尤其是做同时代的学术史研究,这些问题就更为棘手,作为圈内或者圈外的人,大家多多少少的彼此了解一些,多多少少的有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对于这些问题如何来记述,如何来评论,颇见一个当代学术史研究者的品质和水平,是讳疾忌医避而不谈,还是带有圈子意识对他者口诛笔伐,还是尽量站在一个客观的平台上记录一场对事不对人的确实发生了的学术事件,这都是一个研究者应该深刻考虑的问题。我们当代学术史也并不是纯而又纯,我们的学者也并不是纯而又纯,我们的学术思想也并不是纯而又纯,特别是在目前这种价值多元,传统信仰崩溃,制度不健全的社会转型时期,我们的学术史的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更多,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该是批判声多于鲜花与掌声,我们当代的学术史并不是赞歌一片,相反地倒是四面楚歌,我们的研究在肯定成绩唱赞歌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到当代学术史发展的阴暗面,只有将阴暗面暴露在阳光下,我们的当代学术史事业才能更健康的发展。

这需要我们的研究者付出极大的勇气,要打破所谓的圈子意识,套用余三定先生评价学者的话来评价当代学术史的研究者就是要“成为独立的社会角色,保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不再依附于政治和权势”,“要做到自尊自信,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多种诱惑面前能保持冷静自持,自己把握自己,不随流俗,追求崇高,面向永恒”。(余三定著:《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真实地记录当代学术史真实的发展水平。这不仅仅是学识和意志力的问题,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的操守之道。

最后作为专门研究当代学术史的研究者和学者,长久地跟踪当代学术的发展自然对于当今学术体制也有一定的见解,对于其中的弊端和缺陷自然也比旁人看得更为清醒,我们除了做纯粹理论的学术研究以外,还应对社会学术体制存在的缺陷建言,使学术体制的建立更加合理化,以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代广大学术人发言,就如陈平原先生所说“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研究者既保持了学者风范,又不失学人本色。

把学术史研究的突破口放在具体学者身上

石辉忠

如果要对整个学术的发展或者是某个特定时期的发展有个宏观的了解,首先应该面对的是学术史的研究。“因为学术史的功用,还不在于对具体的学人或著作的褒贬抑扬,而是通过分源别流让后学者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鼓励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艺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功夫。”(陈平原)余三定也是重视当代学术史的研究的,不过他把研究的突破口放在具体的学者身上。因为他认为,学术史的研究必须研究学术,学术的载体是著作,著作代表了个体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很中肯的观点。因而对个体学者的研究和评述其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阐明其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也是可以勾勒学术研究的研究历史,给人借鉴的。我认为这是很明智的做法。因为在学术发展的历史中,一批一批的个体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着具体的研究,他们取得的成就推动着学术的深入和发展。有的成果卓著,成为某一领域里的权威,给学科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这些“研究者”,把他们的方法、成果、意义介绍出来,给后继者借鉴、启发、指导,是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和丰富的。


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特征的思考

黄亚强

王富仁先生为《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所作的长篇序言《对于研究者的研究》中指出:“余三定先生把自己这部著作定名为《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我认为是很好的抓住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学术文化发展的特征的”,按王富仁的解释,中国的学术文化的特征为20世纪以来可分为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和学院派文化三大系统,而绝大多数情况下三个系统不是相生相处共同发展,而是政治文化实现了对社会文化、学院派文化的兼并,这意味着中国学术和学者都居于附属和依从的地位,这正是中国学术文化的大悲哀。所幸到了八九十年代社会文化和学院派文化终于从政治文化中分离出来,与政治文化平起平坐,中国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由此开始。余三定敏锐地发现并迅即展开对这一颇有历史意味的现象的研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变化虽早就体现在不少成功的学者的研究工作之中甚至也为不少学者所意识,但像余三定如此倾心关注并进而深入研究者甚少,至于对这种研究者的研究的专著出版尚属第一部。

王富仁先生对中国当代学术文化特征的把握是极为敏锐的。这正是对学者自觉自立境界的肯定与维护。如王富仁先生所言,文化越是发展,每一个个体研究者的非整体意义上的自觉自立越是强烈,他就越容易仅仅停留在整个文化大树的一个极小的旁枝上,他无法凭自己的力量了解整个文化系统其他学科和其他学者的活动,隔膜便成为现代学术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弱点,这种隔膜最终会导致学术间彼此的矛盾斗争朝一种不正常的方向发展甚至是不堪回首的又一次兼并,若这样,非整体意义上的短暂的分离与自觉自立最终会为兼并与附庸所替代。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自觉与自立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它必须建立在广阔的视野与开阔的胸襟之基础上,而这种广阔的视野与开阔的胸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的了解、同情与宽容。

急功近利阻碍学术的发展

潘丹芬

“学术”,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指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它是知识这个大金字塔的塔尖,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指导意义。因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五四运动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长期的思想桎梏得以解禁,学术界反弹式地出现繁荣局面。孔范今在《在新学术视野中反思与重构》中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前期……一篇硕士或博士的学位论文就可以名噪天下,因为他们所带给大家的,无一不是迥异于过去那种政治化研究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学术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当时所起的作用,无异于破冰期在坚冰上引爆的一枚枚炸弹。”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社会的变化也促使学者以及他们的研究发生了或忧或喜的变化。

余三定老师在《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载《光明日报》2004年2月24日)一文结尾中说:“对他们(指学者们)来说,治学与其说是一种职业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他们作为真正学者的内在生命冲动,是他们人生价值的显示,是他们获得了内在自由的表现。”但是现在,不管是学者自身还是研究生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再这么单纯了。就研究生来说,有很多人是迫于就业的压力,以继续深造来逃避走入社会的压力,或是攫取高学位以期找到好工作,换句话说,读研究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对学术本身的兴趣并不是很浓厚,治学态度的不端正使他们难以全力攀登学术的高峰,不利于学术成果的推出。

对于学者们自身来说,市场经济的大潮同样波及了被视为最后一片净土的高校。人们的价值观悄悄发生了变化,更加热衷于追求名利、金钱和物质享受。“急功近利,急于成名,潜心做学问的少了,专注走捷径的多了;有人文章著作一大堆,有影响的却寥寥无几,有的根本提不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关于“当代中国学术问题”的学术性思考》,李中赋),记得我校在举行研究生麓山论坛学术年会期间,一位演讲嘉宾在被问到为什么他看书的速度如此之快时,他答道:“并非是因为我一目十行,而是现在很多书废话连篇,你完全可以跳过去不看!”为此台下的观众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微笑。胡适在《读书》一文中说:“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道的法门。”的确,论文的写作与发表,对于个人来说,起着促进和检查的作用,是治学必不可少的手段。对整个学术界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但是,过多的强调和追求学术论文、科研成果的数量和速度,忽视质量和水平,导致了学术成果缺乏开拓性、原创性研究,低水平、重复性的论文著作处处泛滥,形成学术垃圾。在论文著作大量面世的后面却是我国自然科学一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曾经连续几年空缺。国际科技竞争力排名止步不前甚至下降(继1999年下降12位后,2000年又降三位,列第28位)。

在学术水准日益下降的同时,学术论文却越来越深奥了。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阎步克曾在《文史知识》杂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现在不少中青年学者写的东西,一般搞研究的都读不懂,用生僻字,生造字,一知半解甚至莫名其妙的外来词,食古不化,食洋亦不化,大家都卖弄什么新主义、新新主义。论文写作的文风不正也是当今学术界的一大怪病。因为学风不正,有的人平时专业功底不扎实,却又迫于压力不得不发表论文,唯恐写得通俗平白会被视为浅薄,干脆使用生僻的词语、复杂的句子,以此显示自己的文章和观点多有深度。这样的文章使原本就比较深奥的学术文化更让人敬而远之了。此类论文需要“卸妆”,还其本来面目。也有的论文看似长篇大论、鸿篇巨制,动辄上万字,可是细细读来,光是罗列、引用别人的话就占了大量篇幅,此类论文需要“减肥”。我们主张一般的学术论文做到简洁易懂,把问题说清楚即可,能将一个很深奥的问题用平实的语言说清楚,乃学术大师之风范,亦是我辈应当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有人能用个性化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比如说尼采的语言就很诗性。这又另当别论。

我看学术腐败的危害

文  浩

当下的学术腐败已经渐成规模,抄袭者级别也“越来越高”,学生、讲师、教授、博导,甚至校长级人物。其对社会的危害更是方方面面,令人心寒。

对学生的贻害令人心痛

学生不但是学术腐败的主体,同时也是学术腐败的受害者。高校中,学生论文的抄袭行为甚嚣尘上。学生抄袭他人的学术成果、重复他人已有的观点、学术论文撰写的不规范等等,或者即使论文没有抄袭的痕迹,仍然是没有丝毫价值的废纸一堆。日前某些学校学生到网上定做论文竟然也能通过毕业答辩一事披露,暴露出一些高校在学生思想教育和业务培养上的失责。如果指导学生论文的导师对学术研究持严谨的态度,没有任何价值的所谓论文是不可能通过导师而过毕业关的。因此,很多学生慨叹他们即使想认真做论文,也没有老师愿一心一意做指导。

对学术研究自身的戕害
学术腐败最初可能仅仅是个体的暗中腐败,但逐步演变就会成为一群“志同道合者”心照不宣的相互帮扶和提携,到最后就是社会从上到下公开的腐败或者已经不称之为腐败。在前两个阶段,腐败还不能大行其道,我们还能够依靠反腐败机制来控制;如果达到了最后阶段,腐败已经通行于社会,此时清正的官员将是社会的异类,他们不再占据主流,就象癌症进入了晚期,社会将无药可救。学术腐败如果登峰造极,其淘汰的将不是学术的败类,而是学术的精英。一旦掌握学术评审权力的人和处于学术评价体系顶端的人开始腐败,其危害将一日千里。“学术腐败”不仅破坏学术研究的规则,腐蚀学术队伍,阻碍学术大师的产生,而且还会遏制一个民族思维能力和思想水平的提高。

对科学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危害

学术腐败违反社会公正原则,破坏了社会机制中蕴藏的人们相互竞争的游戏规则。在我国加入WTO的大形势下,社会发展将为每个人提供更多的机遇,国际间的人才竞争更加激烈,我们如果不建立激励创新精神的人才选拔机制,不高扬社会的公正原则,必然会导致社会人才选拔机制失去凝聚力,科研人才大量流失。而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等学术事业关系着国家的命运,人才流失所导致的直接是社会科研水平的下降和生产力的后退,其后果不堪设想。“逆向淘汰”只能给精于钻营之徒制造示范效应,同整个社会的期望值背道而驰。


浅析当前学风不正的原因

吴跃安

学者历来以其思想睿智、见解深刻与独立受人尊重和钦佩,学者所从事的学术蕴涵着学人探索真知过程中的艰难步履。学术代表着学人的真知灼见同时也昭示着一种神圣和尊严。我们的社会也正是由于学者的执着创新才得以不断发展。我国学术自新时期(按余三定老师所言是指1978年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背后也隐藏着令人担心的缺陷和问题。“其最大的缺陷是近几年出现的学术浮躁和学术腐败。”[1]

学术浮躁主要表现在写学者不愿意深入地钻研问题,治学不严谨,为金钱、名誉、职称而作学。学术腐败则更甚,更为恶劣,表现为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请他人代劳,以钱(权)作交易,或者一些专家作虚假鉴定,以美化和吹捧质量低下的“作品”。

这种学术浮躁和学术腐败都是当前学风不正的表现,它从根本上歪曲了学术的本真目的,侵蚀了学术的尊严,玷污了学术的纯洁性,同时也挑战着学人的良知、品性,影响极坏。那么这种学风为什么会在近年滋生蔓延的呢?概而言之其产生的原因有表层和深层之分。

就表层原因而言。第一在于学术“光环”的眩目、耀眼,各色人等无论是否有学术底蕴,学术兴趣都希望头顶这顶桂冠。这里包括那些进行钱学、权学交易的“伪学人”,在他们眼中学术无非是为了弄得一个名誉、头衔,以赢得众人的仰慕而已。论其学术成果要么是粗制滥造,要么是请人代笔,凭着手里的钱或权获得他本不应拥有的“名分”。第二,在于一些人把学术功利化,使之成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利器。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我国对学术的评价本身带有功利性有关。学术的成果可以作为评定职称,决定升迁的硬性规定,而且还和学术拥有人的工资水平相关联。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大学校园、科研机构、党政机关内部。论文“量化”的考核,结果便是各种虚假、空泛的学术冒头之日,严重的干扰了正常的学术活动。第三,大学校园里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是一个作假文、空文,制造学术垃圾的群体(当然不能说是全部),但是,他们同时也是一群被逼无奈的群体。毕业要学分,每门课程结束要以论文形式作考核依据,短时间内同时作几篇,质量如何保障?与此同时,研究生还要求在相当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若干篇论文,才能作为毕业的先决条件。于是有见解无见解,深刻还是不深刻,只有硬着头皮,匆忙上阵,很多论文只能是低水平的重复,甚至也出现了抄袭剽窃的现象。第四,和以上现象相关的是评审机构,包括学术媒体缺乏严格的评审制度,面对学术不正之风往往鉴于各种原因“网开一面”,这也助长了这种风气。


参考文献:

[1] 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

反对学术腐败对策之我见

朱供罗

学术腐败正愈演愈烈,如不及时制止、有效改正,必将是学术界的灾难。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对此漠然视之、泰然处之,明知别人作假文,不揭发不制止,而习以为常听之任之。俗话说:“让坏人猖獗的惟一法子就是好人什么也不做”。所以要反对学术腐败,第一要务就是唤醒人们的反对学术腐败之意识。惟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反对学术腐败才能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才能让学术腐败无缝可钻,才能让学术腐败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反学术腐败的斗争中,《云梦学刊》无疑给学术界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该期刊有一个特色栏目“当代学术史研究”,在这个栏目里,特别关注反对学术腐败、提倡学术规范的问题,如发表《岳阳宣言》、《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声援天津语言文字委员会的学术打假大签名等。可以说,这是一面反对学术腐败的旗帜,它必将唤醒众人的学术良知,从而自觉抵制学术腐败。当然,这样的旗帜越多越好,反腐败越深入人心就越能唤起大众的支持,就越能形成一股反腐败的洪流。

反对学术腐败的第二个根本之策就是理性对待各种各样的学术论文量化标准。“量化”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论文的“批量生产”与“粗制滥造”,“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论文两篇否则不能顺利毕业”的硬性规定已经引发了“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的恶果。幸而有不少学校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采取“宁缺勿滥”的方针,对于在校研究生的发文要求已经降为一篇甚至不提要求(如北大中文系对教师评职称试行论文代表作制,不再作数量要求;上海财经大学取消硕士研究生学位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挂钩的规定)。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硬性的学术论文量化标准也许应该重新考虑,应该理性对待,应该减少数量上的要求,而加强质量上的控制。我相信,这将是减少学术腐败的一个有效途径。

反对学术腐败的第三个途径就是学术期刊主编们的秉持公心。由于学术期刊的不作为,不能认真审查学术论文的质量,不能把一些粗制滥造、毫无意义的学术垃圾区别开来,让它们得以出版;而“学术期刊”乱作为是说一些学术期刊的主编们由于受利益的驱使,丧失了自己的学术立场,成为“金钱学术之奴役”,主动把一些粗制滥造、拼凑抄袭的“学术论文”编成集子,以增刊名义发行。这些都是学术腐败之现象。要改变这种现象,除了上面提到的减少论文篇目,求精不求多,增刊自然没有市场。还有一个根本途径就是学术刊物主编们从心底里厌恶学术腐败,秉持学术研究公益之心,坚决抵制各种诱惑而不丧失学术立场,这样一来就不会想到办增刊,也不会因别人走后门、拉关系而左右为难了。

反对学术腐败的第四条途径是学术研究者要有献身学术的精神和心境平和的态度。学者选择了学术就要热爱学术要献身于学术,要对学术有一种敬畏精神。我相信,只要你有这样的精神,你就能做到自律,你就不会抄袭剽窃,你就不会粗制滥造,不会请人代笔,也不会分派任务合作完成;有了这种精神,你才会认认真真搞钻研,勤勤恳恳搞学习,扎扎实实写文章,仔仔细细找文献,才会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才会写出不随流俗有创见的文章。当然学术研究者同样要保持一颗平常心,要力免浮躁,面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要能够坚守学术精神,不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就难以深入,或者敷衍了事。唯有心境平和,才能坚守,才不易为世俗所动,研究学术才能透彻通达。

学者要进一步提高道德修养

雷 英

当前许多学校及有关部门认识到学术腐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对一些现象作出了处罚,这些都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学术腐败现象进行纠偏,整顿学术风气,建立良好的学术氛围。但真正要从根本上杜绝学术腐败,还要进一步提高学者的道德修养。学者特别是高校教师应该是学生的楷模,他们应意识到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如果教师不能为人师表,对学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打击学术腐败要从每位学者自身做起,提高道德素质、增强责任感。孟子言:“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里所规定的人格典范是令人钦佩的。庄子更是表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完全摒弃了功利因素。作为一个学者其内在修养是很必要的,清代王国维认为做学问有三个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界,最后一个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由此看出,做学问要内外兼修,孔子也说:“有德者必有言”,可见道德修养对学者来说多么重要。不仅中国学者注重道德素质,外国学者对待学问也一样严谨,康德曾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敬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于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学者的修养使他们具有人格的魅力,能更好的探寻世界的真理。

在学者加强自身修养的同时,国家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机制,打击学术腐败行为,为学术活动开展营造良好环境。中华民族是一个诚信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就以此为财富,使我国屹立于世界之林,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保持诚信是非常重要的,诚信使我们站得更高,走得更远。有理由相信,中国学术在整顿之后,将会有一个更辉煌的未来。

学术应提倡以建设为主

肖莉

目前多数热衷学术打假者,因爱学术而维秩序,出自善意毫无可疑。然结果或未必如其所料,亦不难预见。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下意识中多少带有“打天下”思潮的余绪(尽管其中不少人相当年轻!),又不无自相矛盾处:他们的总体思维趋向比较适应乱世而非治世,特别是倾向于斗争哲学而不看重建设;然在具体为学术立规矩方面又比较习惯于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政策,反对各大学自定“土政策”。合两者而共观,多少反映出一种从“马上打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的过渡心态,有意无意中不免以政治的模式思考学术。其实就学术言学术,正不必以“斗争”为宗旨,或者还是应该回到王国维之所言,“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

学术应提倡以建设为主,实为对近代中国整体大环境和学术界的具体发展有深刻领悟的见道之解,非常值得后人细心体味。这里所说的“建设”,不仅是正面的论述,也包括胡适所谓“严格的批评”。清儒朱一新说,作者著一书,“必有一书之精神面目”。批评者若能尽量设身处地,思作者之所思,而努力了解其所欲言,便可以认识其“精神面目”。如陈寅恪所说,必与立说之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学术批评最理想的状态,是批评者能与原作者进行不低于原书原文层次的真正学术对话;而最低限度的要求,则是将批评局限于学术范围之内,尽可能减少“功夫在诗外”的空话。

应当看到,真正打击“伪劣”学术(而不是借机炒作)者的手段虽为破坏,其目的仍在于建设。今日学风的败坏渐呈史无前例的态势,的确不容忽视。所以或不妨破坏与建设并举,打假者继续打假,而建设者仍努力建设,希望能鱼与熊掌兼得,使学术逐渐往健康的方向发展。惟在两者并进之时,必须强调以建设为主、破坏为辅;若建设不足而破坏有余,无论动机多么善良美好,无意中仍会走上一条自毁之路。至于学术风格尚未确立的青年学子,还是多提倡建立的一面更好,庶几养成一种建设的学风,虽不能人人皆成王国维,多少总建立点什么,为整体的学术建筑增添些许砖木,将来亦不致后悔无所建树也。

为学术而学术与人间情怀

曾敏慧

陈平原先生在当今一代的学者中是出类拔萃的。参读余三定老师《博取杂用,守旧出新——陈平原治学述略》(载《云梦学刊》1994年第1期)及一些资料,觉得陈平原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离不开他的“人间情怀”。陈平原先生的学术追求、学术思路、治学方法、治学精神是学术界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这一代人认真学习、思考、借鉴。

陈平原先生在《读书》1993年第5期发表了《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提出“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相互混淆”。而陈平原先生则正是兼具了学者风范和学人本色。

所谓“为学术而学术”,陈平原先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专立一节“独上高楼”来讨论治学境界。他指出:值此文化转型、学术凋敝之际,更有必要强调学者的良知与尊严。商品经济潮流不可阻挡,文史之学据说已成为无用的老古董,聪明之士不妨尽早改换门庭。从事各种有用的“实学”。倘若还有不合时宜愿意固守文史之学者,则必须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而在他看来,王国维治学三境界说中的第一境,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是最值得玩味的。他认为,王国维之所以认为这句话的意境是悲壮的,除了“凋碧树”的苍凉外,更在于“独上高楼”抵抗寂寞、极目远眺带来的刚毅与旷达。陈平原先生在这节的结尾写到“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选择文学史研究,也就选择了寂寞与冷清,这一点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现出来,对于‘实迷途而学未远’的年轻学子来说,明白这一前景,还愿意选择古老而荒凉的文史之学,确实当的上‘悲壮’二字。”陈先生这段话。确实能给我们这些尚在摸索中、尚在坐冷板凳的无名学子们极大的精神上的鼓励。我们选择“古老而荒凉的文史之学”,因为我们热爱;我们“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因为我们追求。

而所谓“人间情怀”,对于陈平原先生而言,是关注现实人生而又超脱其上。他认为,作为专门学者,对现实政治斗争采取关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态度,以天下为己任,完成自我道德的完善。学者应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

从学术史角度看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卜晓娟

海外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是新时期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西方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方法给中国的文艺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思维模式和丰富的资源方法,让中国开始与世界文化并轨,由此带来的新的思维方式不但影响到了文艺学的学术发展,甚至已经深入人们的思维和生活。对于这些西方文论界的成果,我们的学术界基本上是全盘接受,不管是俄国形式主义,还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等,我国现在的各种文艺理论著作及教科书,大多是这些观点的融会和糅杂。而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和方法,却只不过作为理论材料和事实材料,用来印证这些理论或作参照而已。

不容否认,这些来自西方的文艺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效用和阐释能力,但是它未必能解释所有的文学现象,未必能比中国的文论更好地解释中国文学中的现象。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和语言逻辑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各有所长。用西方行之有效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本,还有待一个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为了克服西方文论在解释中国文本的特殊性的时候难免产生的局限。

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我国文艺学的发展,对西方先进的理论成果固然要引进,以丰富扩大我们的理论视野,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改造现已引进的各种西方文艺理论,使之中国化,能对中国的各种文化现象——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作出合理而准确的解释,完善理论形态,这也是树立文艺学学科的独立性,走向未来顺利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发展的看法

曾  萌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型以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对于学术的自觉,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实践活动,就成为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基本人生追求。

文艺学也在学术史上占有它的一席之地。章学诚在学术史维度上的文学思考给予我们的三点启示:其一,视文学评论和研究为学术。恢复文学本来所具有的学术身份,既不过分自高,也不妄自菲薄。其二,既判定文学评论和研究为学术,则文学就有自身的学术史可言。反之,文学的学术性质亦无以自明。其三,既然文学可以言其学术史,就必须明史意而立规范。无宗旨及规范,学术亦不能自立。这就确立了文艺学的学术地位。所谓文艺学学术史,就是文艺学的研究史,文艺理论的研究史,其对象就是文艺学学术研究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中国文艺学虽然依旧保持着世纪之交特有的活跃状态,但就其关注的问题而言,理论的创新意识正在相对减弱,长期困扰理论界的当代文论的体系建构等问题始终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传统的理论范式和话语系统正在逐渐失去往日的效力,而新的理论格局和学术规范还没有明确建立起来。可以说这两年的中国文论,既没有让人信服地解决多少旧问题,也没有令人振奋地提出多少新问题,它似乎正处在一种困顿地积蓄力量并焦虑地寻求突破口的相对沉寂状态。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论处在一个困境与机遇互相交织的转型时期;虽然没有太多令人振奋的作为,但总的说来,马列文论和原理研究仍在稳步向前推进;西方文论译介和研究的实绩亦不可小视;对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的探索与争鸣以及对文艺理论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和探索仍在继续;“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在新世纪仍然保持着强劲势头,对全球化背景下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未来的关注;“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及其对传统文论的挑战,“休闲文学”的再度提出和引起争鸣,“生态文学”的闪亮登场和文艺理论界的回应等等,对中国文论的发展都将产生相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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