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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趣的“语言实验”说到恶心的“语言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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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3 13:44: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年大六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2006-4-29 14:34:07   


(一)两个具体例子

例一:

“花是红的”是否可以换种说法:“红的东西中有花”或者“花的红色是光的一种属性”。

后面两种说法都是把“红”当成主语,而把“花”的红色当成整个宇宙流运动整体的光谱属性被我们感知到的某个侧面或片断。

这意味着“花”这个事物的“红”的特征是从宇宙流运动整体中抽象或者显析出来的相对于我们的感知而言的某种确定性(“事实”);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流运动整体通过我们的感官和大脑“呈现”或者“显现”出来的一个侧面或者一种属性。而且所“呈现”的这种“事实” 是相对于我们的感知和思想能力及其所处环境的某种清晰和确定性。如果我们像青蛙一样,处在青蛙所处的环境中,那么,这种清晰和确定必然是另一种样子。

例二:

“天在下雨”换成“雨正在下”或者“正在运动(‘下’)的事物中有‘雨’这么一种形式”。
这意味着“雨”只是宇宙全部领域中相对不变运动形式(物理、化学、生物等)相对于我们的感知和思想能力及其所处环境而“显展”“显析”“显现”“呈现”……出来的某种清晰性和确定性。如果我们想象自己就是蝙蝠有没有可能感知到雨是叫做“天”的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下的呢?虽然感觉不到,但仍然会用特定的感知及其回应方式与“雨”这么一种宇宙流运动形式产生特定的“关联”,因为蝙蝠本身也是一种运动形式,与“雨”这种运动形式有着种种(物理的、化学的、能量的、信息的等等)关联。

(二) 语境作为变量可以改变意义,语言的结构性改革可以改变语境


上述二例已经足以说明我们习惯的语言结构中蕴含着的此类基本的思维方式很成问题。

这种主-谓-宾结构的中心是主语,而主语(“花”和“天”等)被看成独立的实体,亦即从宇宙流运动整体中分割出来的、静止的、独立的实体。而“红”色仅仅成了某种意义上被人类意识和语言虚构的作为独立实体的“花”派生的属性,而“下雨”也是成了同样虚构的“天”派生的运动形式及其结果。

不仅如此,这种说法还蕴含着说话者视角的一种错误预设,就是把自己或者人类看成所在世界甚至整个宇宙的中心。

这些显然不符合科学已经观测和认识到的宇宙图景,是对宇宙流运动整体的割裂、肢解、歪曲等。用这种方式思维当然不利于我们感知和思考宇宙问题可能达到的真理性。

这种把事物看成孤立的、静止的、相互不关联(或者仅仅有囿于人类感知和思想能力及其所处环境局限性的种种主观性关联)的实体化思维,是现代人类精神及其语义环境混乱和危机的表现之一。

西方启蒙理性思维及其相关的现代化进程当然大大拓展了人类的信息加工能力,但是与牛顿经典力学思维相对应的原子化实体思维成了人类现代性思维的主流,加上这种思维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某种历史性耦合或者匹配,使其成了迄今流行的“科学世界观”的主流。即使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就其整体主义、本质主义、科学主义或者唯理性主义、历史客观主义等带有19世纪历史文化局限性的倾向而言,也难以避免这种问题。

当然,马哲还有强调人类实践的感性、主体性或表达性、革命能动性以及个性自由为伦理本位、哲学的“改造世界”功能等批判、解构资本主义文化主流思维的一面。

二十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和文化、政治传统正是沿着后一种路向进一步突现和发展了马哲的民主解放政治乃至民主生活政治的社会和文化的革命功能。

这种趋向与类似戴维·玻姆等学者的哲学世界观范式革命尝试还是颇为吻合的。像辩证逻辑与流运动整体逻辑的某种亲缘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思想和学术传统的马哲无论其创建还是后来的健康发展都与其对科学前沿所不断拓展的人类认识能力的成长的敏感和及时回应关系很大。

因此,中共体制内现在研究马哲的一些著名学者不大关注近几十年科学发展的新动向、新态势是十分令人惊讶的,他们对人类现代哲学种种新进展的自我孤立主义态度也同样令人大惑不解;比如中共教科书哲学对语言哲学几乎没有反应,岂非咄咄怪事?

戴维·玻姆说:“语言显然在思想、交往以及一般的人类社会组织中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他提出了语言哲学范式革命意义上的“流模式”理论,意在对现代文明人类共同的语言结构进行“改革性的实验”,亦即通过改变现行语言基本结构使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发生适应现代文明新的一轮转型(“意识革命”、“价值革命”等)的历史性需要,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意义深远。

哈贝马斯也说过:“语境作为变量可以改变意义,对于这个变量,我们既无法彻底遏制,也无法彻底控制,因为语境生生不息,即是说,要把握语境,在理论上我们无法做到毕其功与一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译本,曹卫东等译)“改变意义”可不就是意味着改变了意识和价值吗?语境的改变只能是一种复杂性自组织流运动,不仅无法彻底控制,而且也不应该这么想、这么做!但是,类似玻姆倡导的语言结构的改革性的试验显然很有必要,也有可能。


(三) 不仅仅是培根说的“知识就是权力”,语言才是最根本的权力


上述语言和思想结构变革实验在文化政治领域里可能发生的作用也可以举例为证。

例一:

“汉语热是一种文化新潮流”如果换成“新文化潮流中出现了汉语热”,就意味着说话和思维的角度换位为从地球文化或者人类文化的“流运动整体”反观汉语的流变,意味着把汉语流变与人类文化整体的流变的相关性或者关系状态揭示了出来。其实,正是汉语结构的某种独特性(比如诗性特征)所蕴含的与西方柏拉图以来主客体二元分割对立思维相反的总体性特征,对解决西方主流思维方式内在的结构性断裂或破碎倾向极具价值。是人类文化整体流变的趋向或格局使作为当代人类语言体系一种“子总体”的古老的汉语流运动整体的某种文明建构潜能正在崭新地突现出来。

例二:

把“我们的环境污染也是全球化的问题”换成“全球化中出现了我们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否意味着言语和思维中蕴含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是的。所谓全球意识也是一种关系意识,从文化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独立文明或者政治实体都不过是地球文明所蕴含的种种文化关系(历时态与共时态、分化与整合、冲突与融会、竞争与互补等)状态的部分面相。不理解全球问题就不理解作为全球问题的一部分或者一个侧面的我们身边的某种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优点也在于它从来就是一种全球意识、一种跨文化视角的世界主义。


上面提到汉语的诗性特征,尼赫鲁对她女儿说汉字每个都是一首诗、一幅画就是这个意思,否则书法就成不了艺术。

“诗性语言的特点在于它具有‘创造世界’的能力”;“诗性语言之所以具有优先性和建构的力量,所依靠的……是一种成功的加工,它把事例从其语境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崭新的陈述,揭示世界,开阔眼界;在此过程中,陈述的修辞方式从交往陈规中分离出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所谓“创造世界”就是揭示、创造、建构与种种人生境遇相关联的意象、意境、意义和价值,创造新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或情趣等等。

探讨汉语的诗性特征很重要也很有趣。每个汉字的起源都是一种呈现宇宙流运动的某个相位形神(状态和气韵等)兼备、诗情画意的美妙的过程。

这里不可能展开谈论汉语问题,还是简单了解一下诗性语言与日常语言、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关系,以免陷入片面性。

诗性语言“陈述的修辞方式从交往陈规中分离出来”,当然就不是日常交往中的规范语言。尤其是诗性语言中蕴含的象征、隐喻和特殊修辞因素,使跨文化的理解(比如翻译)很困难。

诗和哲学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可翻译的文化相对性,有时只能通过类比或转换(所谓“触类旁通”)揣摩其中的准确语义。

有个笑话讲汉语成语“胸有成竹”被一位外宾望文生义地直译为“肚子里长出竹子”就很有趣。

日常语言主要具有交往功能。交往的前提是相互理解或者某种程度上相互进入对方的语境,从而产生出“交叠共识”意义上的共通规范,以便互动关系可能维系和发展或者达到其它交往目的(比如间谍“套出”对方的真实意图)。

因此交往语言不能是独白性的,有效交往有赖于互主体性(主体间性、文化间性)的生成和再生成。这就决定了交往语言在对象关涉、信息内容以及真实性价值等符号属性具有确定和规范的特征。

比如法庭辩论中常见的概念澄清意义上的唇枪舌剑,就意味着在确定语言内涵和规范有效性上的主体间冲突和竞争。

笔者在与一些严重刑事犯罪嫌疑人作为室友同羁的日子里,很熟悉他们对起诉书中“性质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这样字眼的敏感。因为在中国大陆司法场域语境中,这意味着可能被判死刑。而其自辩或者请人辩护的目标也往往首先是“辩下来”,比如论证犯罪嫌疑行为的主观恶意如何轻微等等。

当然,能“辩下来”的很少,因为这种语境的基本信念前提之一就是与人类现代法制文化格格不入的“有罪推定”。这意味着你“进了局子”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你有罪,你还说你没罪——“你丫子没事,公安局闲得慌收破烂把你收进来了……”

至于哈贝马斯说“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根本无法被严格局限于认知目的,从而消除其中一切隐喻因素和修辞因素,消除其中的一切文学因素” ;“修辞学涉及到的是文本的品质;逻辑学是一种规则系统,只能用来指导论证的话语类性”(《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等等都很有意思,以后再聊吧。

语言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不仅仅是培根说的“知识就是权力”,语言才是最根本的权力。正因为语言具有权力属性,所就有了具有绝对权力属性的语言同样绝对腐败的“语言腐败”问题。

尽管现在已经凌晨了,我还是忍不住把这个问题多少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社会的“语言腐败”问题太严重、太严重了。所以出现意识形态“系统谎言”化、社会“虚假意识”化,就跟语言腐败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腐败媒介或者某种腐败意识培养基关系极大。

人类无疑是已知动物中唯一会说话并会使用符号系统生活的动物。人的大脑对环境中的各种符号刺激,是根据大脑对有关符号象征的意义或“语义”的判断做出反应的。这样,符号环境所蕴含的意义或语义系统的核心结构或者所谓逻辑框架是否相对完整和稳定,最起码符号流运动体系所蕴含的基本信念、基本认知预设和思维范式应当如此。

人不可能什么也相信或者相反什么也不信。人相信什么往往也意味着“认识”到了什么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一些引导和规范我们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意义关系和价值关系的种种观念(其理论化、系统化形式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实际含义如果意味着社会虚假意识,那么后果可想而知。更直白的意思我就不说了,猜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2006年4月29日星期六4时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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