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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金夫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95/3 41
来源:http://sdx.sru.jx.cn/sdx/sru/web/showart.asp?id=40&showpage=1
提要 客家方言及民系形成的时间、地点问题,是客家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争议较多的问题。本文从移民走向和人口变化、汉畲杂处等新角度进行探讨,认为:赣方言形成在先,客家方言是北宋中期在赣南形成,而客家民系则到南宋中期闽粤赣三角地区全部客家方言化后才告形成。
关键词 客家方言 民系 客音近赣 移民走向 畲汉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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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 and Place for the Formation of Hakka
Dialect and Population
Wu Jinfu
Abstrac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the formation of Hakka dialect andPopulation has been a problem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with much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the Hakkas.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problem from new angles such as the routes and destinations of migration,changesin number of population,and the inhabitation of the Hans and the She minorities together in a compact community.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Jiangxi dialect came first,followed by the formation of Hakka dialect in the south of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middle stag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and eventually the Hakka population took shape only after Hakka dialect had taken up the entire border area of the three provinces of Fujian,Guangdong and Jiangxi during the middlestag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Hakka dialect Population Hakka dialect similar in pronunciation to Jiangxi dialect routes and destinations of migration inhabitation of the Hans and the She minorities together in a compact community
关于客家民系形成时间及地点,众说纷纭,还没有统一的看法和结论。著名客家学研究学者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认为:“客家这系统的形成,大体已晚在五代至宋初。”徐杰舜则认为:“客家人南迁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其作为汉族中客家人支系的形成,大约在南宋之时,并以迁至广东的东部和北部定居为标志。”〔①〕台湾《客家风云》第12期《客家民性之形成及其对中国近代史之影响》一文的作者也提出:“客家民系的正式形成与其名称之确定,当在宋末元初之际。”此外,还有其他说法,各人角度标准不一,所以时间相差很大。
我们知道方言、民系是移民的产物,方言又是民系的重要标志。本文想从移民走向和人口变化的角度来探讨客家方言及民系的形成时间和地点等问题。
一
我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因此语言、风俗习惯出现很大的差异。《荀子·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荣辱篇》又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夏)。”这告诉我们当时楚人、越人、夏人都有自己的居住地域、语言和风俗习惯等。《说苑》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战国时,居住在今湖北的楚国鄂君,曾泛舟于长江上,划船的船夫是越人,他们边划船边唱歌,鄂君听不懂,便对随行人员说:“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②〕同饮一江水的长江中游人与下游人,说话互相听不懂,交流要靠翻译,可见当时语言已很复杂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但却无法统一语言,可见其复杂和难办到何等程度。而秦国几次大的军事行动和移民实边政策,却有利于南北语言的交融,如进军岭南的50万大军“行者不还,往者莫反”〔③〕。就地定居,起到了在南方推广北方话的效果。
汉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反,汉武帝派兵平定了南越,于次年及元封元年(前110)又先后制服了闽越和东越。“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④]。这次南方居民的大规模北迁,无疑是一次南北语言的大交融,为日后产生新的方言创造了条件。
由西晋“永嘉之乱”所引发的第一次北民大规模南迁,延续时间长,涉及地域广,“其数量自西晋永嘉年间到刘宋末年(大约是公元307年至479年)仅见诸史籍的就有70万人以上”[⑤]。即所谓“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也,当时已有不少难民南迁来粤东地区,《舆地纪胜》引《南越志》云:“义安郡有义招县(今大埔、梅县)昔流人营也,义熙九年立为县。”“流人营”即难民营,粤东的东官郡(331)义安郡(413)都是在这期间建立的。
北人迁入南方后,语言也会受当地语言的影响。南北朝颜之推就有一段精采的对比。他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浓浊而@①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杂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⑥]可见南北朝时已“南腔北调”了。
三国以后,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东晋、南北朝时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民大量南迁,设了许多侨郡侨县安置他们,因此这里人口增长很快,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讲楚、越、夏语的人,交错居住在这里,互相影响交融,南腔北调是很自然的了。这种历史现象一直延续下来。明代唐伯虎在《闾门即事》一诗中描写苏州的繁华景况时写道:“世间乐土是吴中,……四远方言总不同。”可见其深远的影响。那些操南腔北调的汉人,再大规模南迁,又与先到的汉人及土著的语言融合,便产生新的方言,如闽海系,湘赣系等。所以我国东南沿海各省的方言特别多,这是赣客方言形成的语言背景和历史背景。
二
一种新方言的形成,必须有三个主要条件:一是移民原居住地的语言本来已不单纯。二是移民大规模群迁至同一比较大的地域。三是迁入地要有一定数量的老居民,且语言与新移民不同,经过几代人交融后,才能产生新的方言。
以此再看客家话形成的人口及地域背景。谈到客方言的形成必然牵涉到赣方言,它们之间有亲缘关系,肖遥天在《潮音戏寻源》中说“潮音似闽,客音近赣”,有的学者指出,赣方言与客方言有不少相似之处,甚至“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种方言的两大支派”[⑦]。我认为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也是研究客方言及客家民系时不可忽视的事实。我国大宗移民是由北而南,方言的形成和移民一致,也是由北而南,吴方言形成最早,其次是湘、赣、闽、粤,最后是客、潮。赣方言区在客方言区之北,按移民走向,“客音近赣”,赣方言形成在先,因此得先来看赣方言的形成背景和时间。
秦在赣南设南野县,属九江郡,汉高帝在江西设豫章郡,辖18县,有6.74612万户,人口35.1965万。赣南有赣县、雩都、南野三县[⑧]。东晋在江西境内增设了六个侨置郡,即西阳、南新蔡、安丰、松滋、弘农、太原[⑨]。以安置南迁移民。据《晋书·地理志》载,江西户口为6.3200万户,约30万人,到隋朝为7.5202万户,约40万人,增长正常。但到唐“安史之乱”(755—763)引发第二次北民大规模南迁,江西人口由隋朝时约40万人骤然增到158.6257万人[⑩]。这些从北方来的大宗新移民,其语言与原居民语言经过六七代人200多年的融合,便产生了与北方话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赣方言。可见赣方言在中唐至迟在晚唐便已形成。我们从唐人诗句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唐张籍在《元嘉行》一诗中写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说明当时南方所操语言和北方已经不一样,但晋朝时南迁移民的后代,许多人还能讲“晋语”。唐代诗人贾岛在其《送人南归》云:“分手向天涯,迢迢泛海波。虽然南地远,见说北人多。”在其《送人南游》中也有这样的诗句:“蛮国人多富,炎方语不同。雁飞难度岭,书信莫为通。”[①①]
诗中的“蛮国”应是指原“蛮越”居住地的湘赣、岭南及福建沿海地区,“炎方语不同”,也应是指赣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而不是指少数民族语言。可见赣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在贾岛生活的年代都已形成。据史书记载,唐天宝年间广东有21.8277万户,为隋代的1.6倍,广州府从天宝元年至贞元年间(742—800)的半个世纪内,户口由4.2万户增至7.4万户,岭南道增设了九个县[①②],说明“安史之乱”前后北人南迁到岭南的人数之多,奠定了形成广州话的人口条件。
第二次北民大规模南迁后,赣南山区人口增长很快,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天宝赣州六县的人口为27.5420万人,仅次于洪州(35.3231万人),天宝年间广东韶州人口也增长很快,有3.1万户,其他地区增长则较慢,潮州程乡县(含现在的梅县、大埔、蕉岭、平远)有0.18万户,福建汀州有0.533万户,可以看出,赣南人口在闽粤赣三角地区遥遥领先。
到了唐末,黄巢之乱波及很广,继而五代十国诸侯纷争,民不安生,而赣南山区相对比较平静,是避乱的好去处,所以到北宋,赣南人口又有比较大的增长,经济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语言也发生新的变化,客家话即在此背景下,在赣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客家话的形成,除了移民等因素外,与闽粤赣三省交界三角地区的汉人,比较长时间与畲族杂居有关,特别是人口较多的原先讲赣方言的赣南汉人。据畲族研究专家考证:在宋代以前,当时福建的九龙江以西和粤东的潮、梅和江西的赣南等地区,也就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确是当时少数民族“蛮獠”的聚居区,“蛮獠”即今畲族,它的来源与越族南武侯织这一支关系最为密切[①③]。当时赣南的畲族人口究竟有多少,没有统计数字,相信不会比汉人少多少,在长期的生活交往中,包括语言在内各方面互相影响,赣方言中又吸收了新到汉人及畲语中一些语音词汇,形成客家话。畲族人也逐渐学会了客家话,赣北畲族少,黄巢之乱时迁入人数较少,语言变化小,仍操赣方言。法国巴黎大学语言学博士沙加尔在《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为题的演讲中认为“客家话是在江西形成的”[①④]。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至于形成时间,我们认为应是在北宋。如果说赣方言形成于晚唐,那么再过200多年,即北宋仁宗时前后,客家话就形成了,不然以后的客家话流行走向及闽浙畲族人懂客家话的问题等就很难解释了。陈运栋在《客家人》一书中论述唐代语音时认为,虽然在广韵中有些发音可能与客家话相同,但从其中一些浊音看,“这个时候客家音系仍未建立。”而到了宋代,陈运栋认为:“现在客家话里的韵母系统,毫无疑问是成立于宋代。所以后来元朝周德清所撰的《中原音韵》和明代初年官修的《洪武正韵》大体上都和客家音系相符。”“现在客家话中的六种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可以说在宋朝客家人的祖先迁入广东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宋以后,中国的语音一直在蜕变之中,到了元代,古代的浊音系统已经完全消失,某些古浊音在客家方言中改作送气的清音,北方方言与客家方言的音韵差别增大,“国语的演变,由于文学作品的需要,终于成为今日的样子,而客家话,则由于客家深居山地的关系,数百年来,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在的客家话乃是宋音的遗留”[①⑤]。我们认为陈运栋先生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客家方言形成后,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和辽金南侵,导致第三次北民大量南迁,这次南迁北民在赣南定居下来的,大大超过在赣北定居下来的,我们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人口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来,吉州八个县人口为95.7250万人,赣州仍居第2位,为70.2127万人,当时江西省人口为322.1538万人,占南宋全国人口1684.2401万人的近六分之一[①⑥]。上缴赋税连江南东路约占全国的一半,可见江西已得到全面的开发,经济、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宋史·地理志》这样写道:“江南东西路,盖《禹贡》扬州之域,当牵牛、须女之分。东限七闽,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际大江。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名@②、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也。”江西成了人口稠密区,所以南宋时便向人口稀少的邻省闽西及广东迁移,形成连片的客家方言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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