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作家能说话吗？——兼议女性文学评论的语言暴力

梦的轻波

作者：胡传吉
来源：http://www.sunpoem.com/wenku/101.htm
   
  　[摘要]在中国，美丽的女作家能说话吗？人们忽视了针对女性的另一种暴力：语言暴力。各种文字的口水、口头的口水、怪异的眼光，能于无形中杀人。女性从事写作陷入语言暴力的陷井。文学评论对女性文学精神施暴，批评已成批判,语言已成为一种道德的暴力工具，口水已成为一种毒液。面对评论界种种变异的心态和语言暴力，受打压的女性话语怎么样才能突围而出？批评如果有想象未来的勇气有理性的品质，属下将不再属下。
　　斯皮尔克曾写过《属下能说话吗？》一文，将研究放在社会边缘阶层，并提出知识暴力的范畴。而本文想研究的是：同样作为属下的中国女性、女性文学在面对“美女作家”、“妓女作家”这些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称谓时的尴尬以及女性文学批评应该反思的问题。

　　本文提出的疑问是：在中国，美女能说话吗？美丽的女作家能说话吗？有现代性都市诉求的新新女性能说话吗？在“三农”与都市并存时，摩登时尚能说话吗？“三农”存在，就能说明城市酒吧存在有罪吗？

　　中国的女性处境与西方、与印度的女性处境都有些不同，过去、现在、将来，中国女性获得解放的方式都会与西方有所不同，现在的中国，正处于女性解放的虚假繁荣之中，女性的大部分“胜利”仍然体现在家庭后勤、财政、性事控制权（代价很大），女性的宏观社会地位仍然低下，让女人回到厨房的口号仍然声声不断，“男人也可回到厨房”之音基本上发不出声。而在别国，印度、西方早期对女性肉身的暴力摧残是有史为证的、宗教对女性的迫害至今有迹可循、世界上戴着面纱脖子上套着环环颈圈行走的女性仍然大有人在。而中国女性是不同的，所遭受的暴力除了来自男性的拳头、被迫裹小脚取悦男性的性之外，来自精神上的暴力更盛——那是一种隐性暴力。在旧中国，美女的实际地位最低，因为美女最容易沦为男性的玩物。肉身在，但精神是被驯化的，口水就能淹死人——怕是中国的一大奇观，来自道德、伦理的口水可以杀死女性的肉身和灵魂，古时的贞节牌坊正是口水武器杀人的具体体现。当显性的暴力被强制性地被法律压制下去并得到惩罚之后，人们会产生一种错觉，会认为女性的地位提高了、与男性平起平坐了。但人们忽视了针对女性的另一种暴力：语言暴力。各种文字的口水、口头的口水、怪异的眼光，能于无形中杀人。那是一种阴柔的杀人不见血的打击手段、后劲无穷，消解困难，极具中国思辩行动哲学。

　　“与女性有关的说话、写作和思考，一度被一些做秀的女性和一些庸俗的媒体合谋所损害，以致有越来越多的人误以为，新锐女性（尤其是写作者）都是身体文化的热爱者和实践者，还有一些人，甚至能从女性写的每一个字中闻出肉欲的气息。这样的误读已经接近于杀人。”谢有顺语。这是有良知的批评家。[1]

　　当美丽的女性作家被冠上“美女作家”、“小资作家”、“妓女作家”、“身体写作”等符号时，女性从事写作就已经陷入了这种语言暴力、隐性暴力的陷井之中，沾上肉欲和窥视欲的评论正在试图以肮脏的口水淹没文坛新气象，贞节牌坊已变异成一种杀人的语言，禁欲反而使窥欲成为习惯。

　　·1·

　　女性文学恶评的心态分析

　　“美女作家”这个名词及在文化评论界的内涵侮辱了美女、作家；而“妓女作家”既侮辱了妓女，更侮辱了文学；“身体写作”的语言挖掘更带有赤裸裸的肉欲风暴。

　　这类名词是带着对属下的恶意而现身的。美女+写作=身体？=自恋？小龙女+作品=妓女作家？这样的推理可笑且危险。拿女性作家的作家身体和作品身体来说事，女性文学的评论就已先于女性文学进入了身体评论，评论率先进入肉体意识，评论进入意淫阶段—— 一个精神施暴的阶段。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简单明了的逻辑：女人美丽了是社会的进步而非罪过，美女当了作家并不意味着文坛的悲哀；妓女作为人应该得到尊重、妓女也并非不能写作、妓女写作了也该得到尊重；写妓女生活的作者并不一定就是妓女，写妓男的男作者也未必注定是妓男；对身体描写并非棉棉卫慧们开新河、农民思维神秘主义的贾平凹陈忠实们早已乐于此道，对身体的发现并不应该成为攻击美女的理由。

　　棉棉说过：“可是美女怎么会跟作家粘在一块呢？作家在神的手上。作家是灵魂的传达者。作家是爱的天使。作家是美的创造者。作家是艺术家。作家是孤独的疯子。在这个意义上的作家都是美的。这是不需要说的。作家不需要脱衣服见大众，因为作家就是赤裸的。在西方，近年来有些脱衣服的女作家被称为‘美女作家’，那是因为她们的作品就像‘电话性服务’，这和文学已经没有关系了。”[2]

　　如果尊重文学，作家与性别无关，文学只与人有关。对文学的尊重，是一个有专业精神的文学评论家最起码的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一底线，伪批评将批量生产、泛滥成灾。

　　批评被误读被简化为批判，对女性肉体的过分关注，刻意挖掘突出女性文学的肉欲气息——这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评论的语言批判暴力化趋势体现。

　　当批评变成批判、当评论堕落为恶评，语言难免隐藏如下心理：

　　恐慌的复仇心态。当女性被某些男性逼迫着跳脱衣舞的时候，施暴的男性会感到暴力和成就的快感。而当女性脱下衣服顾影自赏的时候，换来的是偷窥中某些男性的自卑和恐慌，那是一种失控的恐慌。中国某些男性是容不得女性的自恋，当女人开始自恋，也就意味着统治地位的男权开始丧失他们用暴力占据的阵地。可事实上，自恋是人、人性、作为人的女人自觉的必经阶段。当女人开始自恋、卫慧的作品公然自摸、蝴蝶开始疼痛着尖叫的时候，披着道德伦理的贞节大棒便即时棒喝，棒喝者不分男女，心理是必杀之而后快。网络杀手作家王小山曾在2002年写过一篇《十大网络美女作家榜》（见王老虎工作室），卫慧、棉棉、安妮宝贝、尚爱兰、黑可可、水晶珠链、南琛、王猫猫、周洁茹、周鲲榜上有名：自恋、垃圾、不良味道、炒作、肮脏、性描写、经营、力有不逮、矫情、丑恶等字眼若隐若现，圆滑地指责“美女作家”。当酒巴、毒品、时尚、现代化在都市现身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勇气正视？当现代性的时尚跟女性走在一起的时候，评论的声音却因为女性身体的狂欢而惊惶失措。

　　说教与守墓心态。中国向来有说教的毛病，《上海宝贝》在北京的被禁（比起白鹿园等的性描写实在算小儿科，唯一不同的是作者是在媒体露脸机会比较多的女性），此例说明说教在中国一直没有止步。直到今天，中国仍是一个宁愿对未婚先育低龄化性事低龄化视而不见，也不愿不敢将性教育光明正大地引入中学课堂的国度。一涉及到性，便如洪水猛兽，在大学校园里设一个安全套售放机便会引起全国媒体论坛大讨论。官方、道德、伦理对性欲盖弥彰，男权设置的传统、女性自设的圈套《女戒》等对女性及女性身心禁锢之余毒仍在。说

　　教与守墓其实是阵地之争。一旦美女说话、一旦美丽的女性说话，对于男性的权威意味着极大的挑战，男性的绝对优势意味着开始被打破。在不得不退却之际，说教与守墓成为退却者不得已的虚张声势之举，但当说教与守墓成为一种评论心态之时，也反衬出这种心态的虚弱。

　　癫狂的偷窥心态。禁欲的最终结果将走向可怕的纵欲。偷窥的欲望成为主体，读者、评论家、作者被市场的消费所牵引，文字、影视、网络成为膨胀偷窥欲的媒介工具。官方的遮遮掩掩，往往会将色情神秘化，最终会导致色情在暗流中泛滥。女性作家的作品也被简化成一种消费品，试问多少称女性作家为“美女作家”的评论者细细研究过各位新新女作家的具体作品？孔子主“克己”，庄周要做到“无已”，李泽厚也认为中国人连狂欢都是有节制的，但我认为，中国人的具体行动是节制的，但在语言上却是癫狂的、毫无节制的，意淫的程度是世界一流的、批判的意识是相当刻毒的。

　　功利的欲望心理。打造名人本身就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名利场、利益场。打官司、对骂之后暴得大名已是娱乐界文学界的家常便饭。评论者成名成家的武器和工具便是最刻毒的最出奇不意的口水，当这些语不杀人死不休的口水喷向正在出头或者如日当天的作品作家之时，往往是作者、评论者、商家得益，读者荷包失血，销量在吵架声中直线上升：比如说葛红兵称棉棉是“身体写作”、葛红兵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写的悼词、闻树国声泪俱下地声讨“美女作家”“妓女作家”、十作家批判书……他们在刻毒的话语中一鸣惊人，这种方式纷纷被人效仿，在媒体的平台上飞扬跋扈着。

　　欺弱怕强的犬儒心态。“美女作家”除了销量、爱惹是非的名声之外一无所有，非当权者，不可能官方的保护伞，从个人生存的角度来讲，她们是自己的主人，但从官方的角度来讲，她们手无缚鸡之力。任何屎盆子扣到这些作家身上，她们都无法借助官方的力量去反抗，除了她们自己的作品之外，她们不能说话不屑为官，她们必须要依靠网络、稿费生活下去，对于身为写作者的她们除了写作，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说话？今天的法律对杀人的特别是口头的口水仍然鞭长莫及。今天的文学评论界没有尖锐的疼痛、没有预测未来的勇气，沉缅于新历史主义的虚构快感，为论文的篇数称斤算两，面对受官方保护的便一团和气，面对不受官方保护的民间产品便刀枪毒药一起上、毫无批评的良知没有批评的宽容和远见，像谢有顺这样有良知有预见性的批评家实在太少。当批评堕落为批判，紧接着会堕落成为工具。

　　“而今眼下，作家病了，媒体病了，批评家病了，读者病了。有很多人病得很美，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病了，他们在寻找光明和真理。而“美女作家”闹剧的导演和演员们病得很丑，丑得像垃圾。” [3]

　　我认同棉棉的观点，这个社会是病了，虽然批评生活在其中，但批评已成批判,语言已成为一种道德的暴力工具，口水已成为一种毒液。

　　语言施暴女性文学的表象特征分析

　　 我想限定的是，语言暴力只是评论界其中一种现象，并非要以偏概全，这种现象实在值得文化界引起注意。而语言对新新女性文学、“美女作家”的施暴尤其突出。中国男权是害怕女权的（包括很多助纣为虐的女性），当“浸猪笼”等惩罚出轨女性的家族方式在中国消失的时候，语言暴力浮出水面，其突出表象及方式如下：

　　扣帽子、程式化元素分析，大字报的时而变种发作，这种目的在于搞臭批判对象，客观上限制了作者也误导了读者。前文提到的种种名称：“美女作家”“小资作家”“妓女作家”“身体写作”，还有将池莉定性为“新写实”“平民作家”，将王朔及其作品称为“痞子文学”、

　　“京味儿小说”，将小资归纳为红酒、星巴克、哈根达斯、宜家、格瓦拉、张爱玲、村上春

　　树、西方后现代哲学和文学著作、小女人…… 评论界的这种扣帽子、公式化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病症实在不轻，平均两年时间就能把一种现象由炒熟到炒臭炒到全民厌恶为止，而个案的个中内涵是好是坏，受众却无从也不愿得知，这是恶评程式化概念化形式化之害。棉棉、安妮宝贝等人的作品各有内涵，不是用自恋、酒吧、毒品几个名词可以解读得清晰的。而葛红兵将赵波、钟钟、朱碧、折荷、风吹佩兰等人定性为十小资女作家也是可笑的。我想，下一个即将被搞臭的名词应该是“中产阶级”了。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我们生活在其中，评论家却一定要将其搞臭为止，我们的文化心理何时才能逃脱文革的梦魇？！

　　转移视线、人身攻击，目的在于扼杀新新文学。评论界、媒体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作品与性别、美貌、体肤、三围等挂上了钩，更将九丹称为“妓女作家”，从而成功地转移了受众的视线，让受众的视线离开作品，转向作家的身体和性别。这种恶评的行径本身就是不要脸的婊子行为，它却把污水泼给了受害者（作者、作品、受众）。文学深受其害，文学的前途更堪忧。媒体的公正和客观已被娱乐的恶性竞争拖下了水，谣言、流言、脏话漫天飞舞。当文学出现新的气象时，总有些人在作践它，吃它的肉成自己的名。

　　当上述两种方式均不能凑效时，中国评论界会选择沉默、视而不见，用冷暴力封杀作者的出头路。任你鼓躁，不动声色。当九丹的三部作品问世“二是中国评论界的沉默。这点正如《新周刊》所云：那些严肃的文学评论家对此保持沉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出来评价九丹已经发表的三部作品。他们无视了这样的事实：在香港，《乌鸦》在几天内就卖出了八九百本，还上了《亚洲周刊》的封面。借助网络这一方便的途径，针对《乌鸦》的大讨论几乎遍及国内和新加坡的华人圈。”[4] 中国评论界的视而不见，成功地利用民间的骂声将《乌鸦》推上了妓女文学的境地，这一招，可谓阴险至极。中国评论界为什么长时间没有声音？是害怕？还是没有批评的勇气？是不屑还是麻木？我的看法是，九丹事件及其现象可以看出中国文化评论界感受力的下降、批评力的平庸、理性批评的缺失，我为他们的退缩感到羞耻。无论李陀、王朔的话语是否正确，他们的勇气值得尊敬，因为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但其中最损的招数推：阴柔地大同小异化。李泽厚在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之一便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求大同存小异之特征。“中国思想传统一般表现为重‘求同’。所谓‘通而同之’，所谓‘求大同而存小异’，它通过‘求同’来保持和壮大自己，具体方式则经常是以自己原有的一套来解释、贯通、会合外来的异己的东西，就在这种会通解释中吸取了对方、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而将之‘同化’。”[5] 这种思想性格在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女性作家、在当下中国女性解放的虚假繁荣上体现尤其明显。女权主义者曾把茹志娟的《百合花》看作是女性写作意识的最早萌芽，但直到现在，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评论挖掘出来的，而不是写作主体所本身具有的，她们使用的话语运用的写作思维仍是单性的甚至是双性同性的、或者说是被男性话语模糊化同化了的话语，女性依附在男性话语里写作。女性话语直到最近的七十年代女作家才真正自觉化。女性只有成长成为人，才能成就自己的性别。但问题在于，女性话语的自觉化，引起了评论界的惶恐不安。阴柔地大同小异，对个性意味着谋杀。

　　面对评论界种种变异的心态和语言暴力，受打压的女性话语怎么样才能突围而出？作为一种都市文明进步的现象，美丽不美丽的女性都走向拥有私人空间的个人生活走向自食其力的时候，女性为什么不能说话？

　　让批评有想象未来的勇气

　　前文提到过：今天的文学评论界没有尖锐的疼痛、没有预测未来的勇气，沉缅于新历史主义的虚构快感，为论文的篇数称斤算两。他们已远远地落后于文学的敏感。因为评论没有预测未来的勇气，人文批评、文化研究早已陷入实证取证的泥潭，学术期刊热衷于热播某些行将就木的老教授们的旁征博引，在寸土必争的期刊版面新新观点难以问世。文学评论看似热闹了，但实则野蛮地麻木啦。

　　评论界保守的麻木的农民心态，已经很难触摸到大都市气象在都市新女性生活中的复苏，新历史主义成为排斥现代性都市诉求的武器。一旦女性拥了自由，社会最敏感的将是女性和文学，爱情必然在女性与都市中游走，那是人性、主体意识复苏的晴雨表。

　　早期的作品、开拓者在思想史的意义比文学史的意义要大；而后者、所谓成熟者是踏着前人尸骨的营养走向成熟的。正如梁启超与王国维相比，梁启超对于改变他的时代意义更大，王国维对后世的学术影响更有意义一样，即使七十年代女作家的文字稚嫩天真作态，即使七十年代的这些女作家作品有待成熟化，但她们将是女性文学的奠基者，她们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只要这些女作家的肉身一天没走完，我们仍有理由期待。止住骂声，回到理性，才会有人文的生存氛围。

　　当人性复苏的时候，女性作家的内外部走向美丽是必然的，这是都市化的趋势。当每一个女人都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房子都成为美丽的女人之时，社会将进入全面文明进步。总有一天，美丽的男性也能在写作占据一席之地时，文学将得到真正的解放。

　　批评如果有想象未来的勇气有理性的品质，那么美女、美男、丑女、丑男……都会有说话的权利，属下将不再属下。

　　注释：
　　[1] 谢有顺著《话语的德性》P235-236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2][3] 棉棉《一场“美女作家”的闹剧》《文学自由谈》2001/5
　　[4] 九丹 著《新加坡情人——九丹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267页
    　[5] 李泽厚 著《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参考书目：
　　[1] 爱德华·W·赛义德 著《东方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罗钢 刘象愚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