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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郑彭年 撰(吴廷璆，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郑彭年，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来源： 青藤书屋《历史研究》，1995/02，20-39页
一、引论
佛教于何时何地传入中国，已难稽考。一般认为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为佛教初传的年代，而且是经由西域诸国从陆路传入的。例如，日本佛教史学者冢本善隆说：东西交通的开始，使佛教经由中亚传入中国成为可能。追求利润的西方商人和随着佛教热而勃兴的佛教文化沿着已开辟的丝绸之路，从12世纪开始渐次地不断地流入甘肃陕西、河南(1)。白鸟库吉说：“佛教究竟何时何地传入中国？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建立白马寺或稍前楚王英信仰佛教，即后汉初佛教传入中国无疑。……其传入的道路只有一条，即见于《汉书》的所谓‘罽宾‧乌弋山离道’。”(2)汤用彤说：“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支、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3)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佛教不是经由中亚从陆上传来，而是由南海从海上传来的。例如，镰田茂雄说：“从来认为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中国是最古的经路，若孔望山的石刻像（详见后述）确实是佛教像，而且是后汉的东西，则佛教早就经由南海传播到东海沿岸地方，南海航路相当早就发达了，佛教也是通过这条路传到中国东海岸的。”(4)
季羡林最早提出了佛教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见解，但从海上还是陆上传入未加肯定。他说：“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而且据我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先从海道来的，也可能从陆路来的。”(5)吴焯与季羡林的见解一致，认为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较内地为晚，即佛教先入内地，然后传入西域。但他认为：“印度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最早亦当在桓帝末世，此时中原地区已流行佛教，并有译经的胡僧，则海路迟于陆路，固不待言。”(6)
与上述看法相反，我们认为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比陆路早，至迟在后汉初年即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传入江淮。过去我们一直被佛教西域传入的成说所束缚，一谈到佛教传入，总以为是遵循陆路从西域传入，事实上佛教由陆路从西域传来的可信史料相当晚。沙畹（E. Chavannes）说：“四世纪之末年，佛教自犍驮罗传播于东土耳其斯坦，经唐古特人（指351年建都长安的前秦——引者）之媒介，传播于中国北部，又东渐至高丽。”(7)若按这种说法，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未免太迟，因为后汉桓、灵两帝以来始有佛教传入的可信记载是事实，正如道安所说，佛教“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也。”(8)故佛教从西域传来不早于后汉末年，至晋代方始兴盛起来。历来关于佛教初传中国的传说，都是由于佛教与道教对抗，互竞兴教的先后，便将佛教东传的年代愈推愈远，所有引据都是出于虚构臆测，不足信。
梁启超佛教史造诣很深，他在《佛教之初输入》中说：“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氏、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9)然而1000多年来史家沿袭成说，佛教从西域传入已成定论，要扭转这种成说实在不易。梁启超的海上始入说一提出，便遭到汤用彤的否定：“梁任公谓汉代佛法传入，光由海道，似不可信也。……（楚王）英之信佛，非即可证明自海道移植。……其所推论，按之事实，失之远矣！”(10)
要想改变成说固然不容易，但只要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恢复历史真面目，都应予赞同。我们认为，交通路线的开辟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化是借人通过交通而从甲地传到乙地的，佛教也不例外。事实上汉代与印度海上交通早于陆上交通，《汉书‧地理志》就明确记载印度南部的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印度使者来华，佛教会不会随之传入，这当然是个问题。不过古代外国人来中国朝贡者，其本身往往就是商人。汉武帝以来中印贸易已开是可以肯定的，而佛教与商人早就结下因缘。根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刚成佛，从菩提树下站起来，首先向他奉献食物的是两个商人。可以说哪里有印度或中亚的商人，哪里就有佛教。佛教借着商人传到国外，如后汉末年的安息商人安玄和东晋时的印度商人、居士竺难提（Nandi）都是著名的译经家。所以中印海上贸易，必然促进佛教向中国传播；同时佛教传入南方，也必然导致南方文化的发达。
二、丝绸之路与佛教东渐
（一）陆上丝绸之路
公元前206年汉朝成立，中国统一。不到百年，国家取得显著发展，四方疆域扩展，尤其西部边境形势大为改观。过去由北方诸民族隔绝的东土耳其斯坦完全归于汉朝经营之下，茫茫沙漠地带也随着汉朝在军事政治上的胜利而成为商人和使者的通道。正如《汉书‧西域传》所说：这个地带（后称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塞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但后来《汉书》又破例，把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和葱岭以西的锡尔（Syr）河、阿姆（Amu）河流域一带的国家也记入《西域传》。当时世界的交通网，以包括阿富汗、前苏联中亚地区、中国新疆的中亚为轴心，向东西伸展，形成一大国际市场。在这个国际市场上，中国的丝绸是最大宗的贸易品，深受西方各国的欢迎，当时罗马的贵族已作为丝绸的消费者而闻名。
然而罗马贵族所穿的丝绸全为安息（波斯）人所垄断。安息商人为获厚利，到印度西北部的罽宾国，越葱岭到中国。罽宾国在张骞通西域时还不被所知，至汉武帝末年方始出现，罽宾与中国的交通一直持续到王莽时代。这条道路的路程是：“罽宾（Kashmir，今克什米尔）→陀历（Darel，今巴基斯坦的奇特拉尔Chitral）之南）→悬度山（从塔什库尔干南下至喀布尔河流域的交通要地）→难兜（Gilgit，今克什米尔西北的吉尔吉特）→竭叉（Tashkurghan，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莎车（Yarkand，今新疆莎车县）→皮山（Guma，今新疆皮山县）→于阗（Khotan，今和田）→且末（Cherchen，今且末县）→楼兰（Lopnor，罗布泊）→敦煌→肃州→甘州→长安。”(11)这条道路也叫“罽宾‧乌弋山离（相当于阿富汗东南部）道”，不仅汉代，后世也被利用，入竺求法的诸高僧，大多遵循这条道路。
从汉朝方面来看，汉初虽然是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到武帝时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工商业也发达起来，特别丝织业繁荣，必须外销。但中国西部，匈奴势力强大，不仅阻拦道路，还经常扰乱边境，成为汉朝大患。因此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出使西域，打算与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尽管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效果，但打开了东西交通的大门，意义重大。其后武帝从公元前129年起，三次派兵讨伐匈奴，把匈奴追逐到漠北。从公元前115年开始先后在陇西地方设置河西、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为统辖西域内属的36国，设置使者、校尉（宣帝时改为都护），保证了商路畅通。
关于当时东西交通，《汉书‧西域传》记载有两大干线：“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师古注：循河也）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愈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上文说明，从汉朝赴西域有两条道路，即从敦煌出玉门、阳关，在盐泽（罗布泊）之北分为南北两道。南道经鄯善，至莎车，越葱岭，到大月氏及安息。南道是赴印度的干线，其中还有一条快捷方式，即不经莎车，而在莎车东南的皮山折向西南。《后汉书‧西域传》德若国条说：“自皮山西南经乌罽，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叙利亚）。”从乌弋山离国至条支的道路，由后汉时派往大秦国的甘英勘踏了。这条赴印度的快捷方式，就是前述的“罽宾‧乌弋山离道”。玄奘是遵循南道回国的，法显、昙无竭（法勇）、宋云、惠生等西行求法僧也是由南道赴印度的，还有六世纪中叶致力于译经事业的阇那崛多（Jnagupta）也是遵循南道从犍驮罗来到中国的。
北道是从楼兰北上至伊吾（哈密Hami），由此西行到高昌（吐鲁番Turfan），经天山山脉南麓，至龟兹（Kucha），最后到达疏勒（喀什噶尔Kashgar）。从疏勒西越葱岭，到大宛（Farghana，前苏联中亚的费而干纳地方），若向西南行，可达罽宾。这条北道是通过天山山脉南麓的，所以也叫天山南路。鸠摩罗什（Kumarajiva）往来中印时都是遵循北道。达摩芨多（Dharmagupta）也是从北道来到中国的，玄奘曾于中途通过北道，由此道越过天山山脉而到所谓天山北路。
此外，还有从北道的焉耆（Karashahr）南下塔克拉玛干沙漠而至于阗的道路，法显通过这条道路。除上述高僧外，后汉时高僧支娄迦忏（Lokakasin），三国时的康僧铠（Samghavarman）、昙柯迦罗（Dhyarmakara）和昙谛（Dharmasatya）等，都是遵循南北两道相继来到洛阳译经的。上述赴印陆路的交通要地是于阗、龟兹和葱岭以西的犍驮罗三个地方，即所谓罽宾三国，是赴印求法必经之地。
如上所述，从中国经西域到中亚，甚至到印度或地中海的陆路，自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成为东西交通要道，贸易旅游频繁。因为这条路上所运输的主要贸易品是丝绸，德国李希多芬（F.Von Richithofen，1833-1905)就把它称作“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
（二）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丝绸不仅受罗马贵族的欢迎，而且一般市民也普遍着用。由于罗马帝国需要大量进口丝绸，当然对安息（波斯）商人垄断丝绸贸易大为不满，打算另辟道路直接从中国进口丝绸。同时罗马人对中国南方产的珍珠、珊瑚、琥珀、象牙、犀角、玳瑁、药品、香料等的兴趣也不亚于丝绸，但中世纪后这些产品的贸易却被东方人垄断。
公元前29年，罗马初代皇帝奥古斯都（Octavianus，前63－后14年）被元老院和民会授予西班牙、加利亚（欧洲西部凯尔特族居住的地方）、叙利亚和埃及的十年军队指挥权，开始了罗马帝政时代。奥古斯都继承了西泽(Caesar)的事业，控制了面临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叙利亚，使东西方直接贸易成为可能。现在罗马人必须逾越两大障碍——叙利亚方面的安息人和红海方面的阿拉伯人。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当时与安息人和解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为了避开阿拉伯人，罗马人却找到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冒险越过阿拉伯与非洲之间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Mandeb)，利用六月末至九月的东南季节风穿过印度洋，直接到印度商港做生意。20世纪以来，印度及巴基斯坦全境发现68枚罗马金币，其中57枚在印度南部发现，金币大多数是奥古斯都和提比留斯（Tiberius，14-37年）时代的(12)。由此可见，一世纪初罗马商人已来到了印度，连结地中海和印度洋的经由红海的海路相当活跃。
《后汉书‧西域传》又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这是罗马帝国第一次与中国往来。据研究，这次航行是163年罗马（大秦）皇帝安敦打败安息后，遣使者由波斯湾乘船经由印度洋直抵中国交趾。因为使者所献的象牙、犀角、玳瑁都是安南产，并非从罗马带来。可见他们是安南登陆，就地采购土产的(13)。
从汉朝方面看，一方面因西域为匈奴阻隔，丝绸不能外运；另一方面，中上层社会也需要得到南海的珍异物产。汉武帝采取张骞的建议，打通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再通往安息、大秦的另一条陆路，但没有成功。《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及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古代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王国——引者）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四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为此，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置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隶属交州（包括今广州、广西及越南北部），积极向南扩展势力。
西汉时代，中印海道已开通，其路线在《汉书‧地理志》中有详细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据研究，都元国位于马来半岛邑卢没国位于缅甸沿岸勃固(Pegu）附近；谌离国是伊洛瓦底江边的海港；夫甘都卢国在缅甸之蒲甘(Pugan）；黄支国即南印度的古国拔罗婆(Pallava）朝的首都建志补罗，今Conjeveram；皮宗是马来半岛的Pisang；已程不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14)。这个记载表明了以下几点：(1)始航地是雷州半岛，乘的是中国船，至远海由蛮夷商船转送。(2)航海者是黄门译长，携带黄金丝绸，购回珍宝，这是官商。(3）其路线是：广东→印度支那半岛→马六甲海峡→马来半岛→印度南部→斯里兰卡。(4）自汉武帝以来，印度南部的黄支国遣使朝贡，可见中印建交相当早。
后汉以来，中国与南海交通频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及《西域传》记载的有以下数次：(1)“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2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2)“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3）“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4）“天竺国一名身毒，……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5)前述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罗马皇帝马克‧奥理略遣使贡献。
以上掸国即上缅甸，叶调即爪哇，身毒即印度，黄支即印度南部的建志补罗。掸国或许从陆上来，其它三国及罗马则肯定是从海上来的。
杜佑《通典》卷一八八《边防》中对历代南海交通作了个总结：“元鼎中（前116－前111年）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奉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
东西海上交通既开，使者、商人接踵而至，西方文化也随之传来，佛教率先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传到中国。尤其三国、东晋以后，遵循海道来中国弘法的高僧络绎不断。至唐代，弘法求法高僧往来于海上，形成高潮。
三、佛教陆上初输入说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很多，特别一些年代过早的传说，大多出于佛教徒自重家世，荒诞者多，可信者少。不过其中有的传说听来颇合情理，有的还被列入正史，近二千年来既成事实。然而近代以来，经前辈学者用科学方法考证以后，一些假的东西便暴露出来，恢复了历史真面目。这里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叙述一下有关佛教陆上始入说所据的史料，找出其虚伪性，从而论证佛教海上初输入说的真实性。
1.释利防传教说。
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破邪论》记载：“如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云，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遂囚禁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
法琳在《破邪论》中所述的释利防传教说，南北朝以前无人谈过，其所据的典籍是《道安录》和《朱士行汉录》，但隋代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卷一五《未见二十四录》中列举了《道安录》，可见《道安录》在隋代就已经不存在了，唐代法琳时当然更不存在。《朱士行汉录》也被费长房列入《未见二十四录》之中，可见在隋代也已佚失，法琳根本无法看到，何况朱士行作经目录这件事本身就不能相信。因此，释利防传教说不能信为史实。
梁启超说，秦始皇（前243－前217年）与阿育王（Asoka，前268－前232年）差不多是同时代人，“阿育王派宣教256人于各地，……当时中印海路已开，阿育王所遣高僧至中国未必不可能，但与当时被坑之儒同一命运，对思想影响不大。”(15)
前268年阿育王即位，统一中印度，建立孔雀王朝，佛教中兴，在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结集，派宣教士256人到国内外传教，这些都是事实。据《善见律毗婆沙》卷三，传教区域是罽宾及犍陀罗咤（印度北部的迦湿弥罗及阿富汗南部）、摩醘婆慢陀罗（南印度奇士拿河一带）、婆那婆私、阿波兰多迦、摩诃勒咤（以上难确指地点，大概是印度边疆）、臾那世界（希腊人领土即阿富汗及中亚）、雪山边国（尼波罗即廓尔喀，今尼泊尔）、金地国（缅甸或马来半岛）、师子国（锡兰，即今斯里兰卡）。也就是东达缅甸及马来半岛，南渡海入锡兰，西逾波斯至地中海东岸，北抵雪山之尼泊尔，西北出阿富汗至中亚，东北因被匈奴阻隔，不可能到中国来。
2.休屠王金人说。
《魏书‧释老志》记载：“案汉武元狩中（前122－前117年），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魏书‧释老志》把汉武帝从霍去病那里得到的休屠王的金人看作佛像，认为这是中国佛教流传的开始，这个记载显然是错误的。第一，获得金人的正确时间是元狩二年（前121年）春三月，霍去病破休屠王时，而决不是昆邪王杀休屠王投降汉朝时得到的。第二，金人是祭天的金人，不是佛像。最早将金人解释为祭天之神的是《汉书‧金日磾传》：“武帝元狩中，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按匈奴的风俗习惯，每年三次（即正月、五月、九月的吉日）在龙城举行祭祀天神的活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从以上两书的记载来看，休屠王的金人是天神，而决不是佛像。再从印度佛教史来看，公元前印度佛教界尚未塑造佛像，只以法轮、菩提树和狮子座、莲华座等来象征和尊敬佛，或者以佛遗物（钵等），特别是收藏佛骨的覆钵形的塔来表现对佛的怀念尊敬之情。所以霍去病获得金人的时候，即公元前121年以前，印度还没有制作过佛像；一直到后来犍驮罗美术时期，即2世纪大月氏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统治时代，以印度西北部说一切有部派为中心的小乘佛教才制作佛像。因此，汉武帝时决不会有佛像传到西域，而且匈奴也不信佛教。
3.张骞闻教说。
《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查阅《史记》和《汉书》，两书都未曾记述张骞谈到过佛教，只有《后汉书‧西域传》关于身毒国记述如下：“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小，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后汉书》的记载只谈到天竺流行佛教，没有提到张骞知道佛教。《后汉书‧西域传》又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西域，而两汉方志莫有称矣。张骞但着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由此可知，《魏书‧释老志》中的“始闻有浮屠之教”这句话不是张骞所说，乃是作者魏收根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修浮图道”而增添的。后来唐代道宣在《广弘明集》中对魏收谈到身毒国有佛教的一段文章再次窜改。这样，《广弘明集》卷二所引《释老志》的这一段文章便变成：“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天竺国有浮屠之教。”这里张骞作为使节去大夏，回来说天竺国有佛教，显然这表明魏收及道宣窜改史实，或者是后世佛教徒为使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尽量提早才伪造这样的记事。
4.伊存口授经说。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
关于博士弟子景卢（或秦景宪、秦景等）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经的记载，除上述《魏略‧西戎传》外，还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一般认为这是佛教最初传入的最早记录。如汤用彤说：“最初佛教传入中国之记载，其可无疑者，即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事。”(16)
我们认为，中国佛教始自前汉末年的推测大致无误，但它是由海路传来的，不是从大月氏由陆路传入的，因为公元前后大月氏还没有信仰佛教。
张骞于元光六年（前129年）到大月氏时，大月氏还是五部翎侯统治时代，那时还没有信佛。张骞在大月氏一年多时间，若大月氏有佛教流传，他不会不记。至百余年后的一世纪初（25-40年）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1)统一大月氏，建立贵霜帝国。他所铸造的货币上有佛像，但他的继承者阎膏珍(Vima Kadphises）的货币上却没有佛像，只有湿婆像，可见阎膏珍不信佛。近年来在阿富汗靠近前苏联的西伯尔罕地区发掘了一处贵霜早期墓葬（约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出土了大量附葬品，但没有一件纯粹的佛教艺术品，却有不少希腊神像，这些神像如带翅膀的阿芙罗底德的额上有类似佛像眉间白毫的标记，这说明佛教在这个地区远远还未明朗化和取得统治地位。因此，很难想象这时的大月氏会把正统的佛教传给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甚至中国(17)。大月氏真正信佛是在贵霜帝国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Kanishka，一世纪末或120-160年）统治时代。可见公元前2年时，中国不可能从大月氏的使者那里接受佛教。
5.汉明帝感梦求法说。
据说后汉明帝（58-75年）梦见金人，派遣使者到西域去求法，这是向来被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关于这个传说，前辈学者作过种种考证，一般都认为是伪造。
记述这个传说的文献很多，有《后汉纪》、《后汉书》、《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吴书》（《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中所引）、《化胡经》（《广弘明集》卷九所引）、《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冥祥记》、《梁高僧传》、《汉法内传》、《出三藏记集》、《魏书‧释老志》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献以及唐代的《佛祖统记》。其中《后汉纪》和《后汉书》的记载，可以认为是明帝感梦求法说的原始数据，其它都是后代添加和修饰过的。袁宏《后汉纪》记载：“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若将以上两个记载加以比较，则《后汉纪》的记述形式最朴素，《后汉书》是根据《后汉纪》略加润色，但《后汉书》一开头就说明这个记载是根据广泛流传的“世传”，可见范晔（398-445年）时代就认为是传说了。
其后，故事越来越详。《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等记下了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人的名字，以及增添了在大月氏国抄写《四十二章经》的记事。此外，《水经注》、《老子化胡经》、《洛阳伽蓝记》等所记载的，都是汉明帝感梦求法说进一步发展时增添的。再至后代，南齐王琰《冥祥记》首次出现迦叶摩腾传说的数据，后由《梁高僧传》完成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一起登场翻译《四十二章经》等的资料。《梁高僧传》及《洛阳伽蓝记》、《汉法内传》、《魏书‧释老志》等又增加了白马驮经建立白马寺的故事，完成了汉明帝感梦求法说的整个记事，即佛、法、僧同时传入。故《汉法内传》说，此为汉地三宝（佛、法、僧）之初。这是汉明帝感梦求法说后世大行于佛教界的原因。
总的来讲，这个记载矛盾错误百出。第一，到印度求法的使者张骞是东汉明帝一百多年前的人物，当道教方面指摘或佛教徒自己也觉得提出张骞作为使者不合乎史实时，便以蔡愔代替张骞。第二，傅毅是章帝（76-83年）时被录用为兰台令史的，明帝下问傅毅这件事在年代上很勉强。第三，关于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人来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后汉纪》等都没有提到，是《梁高僧传》作为传说而添加的，连最早出现迦叶摩腾的《冥祥记》也没有提到过竺法兰；至于迦叶摩腾，《冥祥记》说他带来佛画像，《出三藏记集》中他却变成了竺摩腾，并且翻译了《四十二章经》，在《梁高僧传》中又成了摄摩腾。第四，做梦与遣使还汉的年代各书不一致，记述混乱：《化胡经》为永平七年（64年）梦，十八年（75年）还；《汉法内传》为永平三年（60年）梦；《历代三宝记》为永平七年梦，十年（67年）还；《佛祖统记》为永平七年（64年）梦，十年（67年）还；《佛祖历代通载》为永平四年（61年）梦，七年（64年）还。第五，派遣使者的人数，或十二人或十四人、十八人，各书都有出入。第六，白马驮经东来的故事也是虚构，系出自佛传。悉达太子逾城出家时所骑的是白马犍陟，这个故事恰好与老子骑青牛西去的故事相对应。第七，汉武帝时代开通的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到王莽时断绝，一直到永平十六年（73年）平定西域才恢复。关于这个事实，《后汉书‧西域传》中有明确记载。由此可见，明帝感梦求法时中国与西域绝交，不可能到西域求法。仅此一条，便可以完全否定汉明帝感梦求法说。第八，永平八年（65年），明帝赐楚王英的诏书（后述）中也明确言及楚王英信佛。明帝与楚王英是异母兄弟，明帝当太子时与楚王英很亲密，一定知道佛教，岂待做梦醒来问傅毅之后始知世上有佛教。一般说来，人在头脑中对某个事物预先有印象才能做梦。所以，明帝因做梦而始知佛教这件事的本身便是虚妄的。
根据上述八点，记述汉明帝感梦求法说的文献都有矛盾和疑问甚至错误。正如过去各家所研究的那样，流传明帝感梦求法说的文献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后代虚构的。
四、佛教海上初输入说
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建武十七年（41年），汉光武帝子、明帝异母弟刘英被封为楚王，二十八年（52年）赴楚国就任。他“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明帝下诏说，天下凡死罪者，缴纳缣（生绢）便能赎罪。当时楚王英或因在其封国内某些行为不检点，便派遣郎中令奉献黄缣、白绢（熟绢）三十匹，向明帝谢罪。明帝被楚王英的忠心所感动，认为楚王英的这种态度是基于佛教信仰，便下诏给楚王英，将赎罪的缣赐给伊蒲塞（upasaka，即居士）和桑门（Sramana，即沙门）。其诏书如下：“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后汉书》的这一节记载很重要，它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而且最可靠的史料。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以下几点：
第一，浮屠（Buddha）是被当作神仙，和黄帝、老子一起祭祀的。把浮屠当作儒学所主张的“仁”之神来理解，可见那时的佛教还是刚刚传来，必须依附中国固有的信仰，与当时流行的老庄思想合流。第二，当时佛教还不合法，社会上没有公开信仰，只有某些上层人物私下信奉。第三，在楚王英周围或者在彭城一带有外国僧侣（沙门）和在家信徒（居士）。第四，明帝也闻知彭城地方有桑门和伊蒲塞（优婆塞），所以才下诏将赎罪的缣布施给他们，这也是后世把佛教始传中国的故事假托于明帝的原因之一。第五，当时信徒中间已在进行一种合乎神意的类似斋戒的忏悔法，楚王英所进行的赎罪行为，大概也有迎合神的企图。
明帝下达前述的免罪诏书以后，佛教便合法化了。楚王英便“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学以为符瑞”。因此，永平十三年（70年），楚王英被控告企图谋反，被左迁到丹阳郡泾县（今安徽泾县西北）。楚王英到丹阳并非像押送犯人一样，而是在伎人、奴婢护送下，乘衣车（有蓬车），持刚弓，边狩猎边旅游而去，明帝还赐与五百户食封，处理相当宽大。但永平十四年（71年），楚王英还是在丹阳自杀。楚王英左迁到丹阳郡泾县或许有佛教徒和僧侣随从，如果属实，楚王英的放逐可以说揭开了佛教传到长江以南的序幕。同时以彭城（江苏徐州）为根据地的佛教还向南传至淮河流域，向北传至山东。
至后汉末年，江淮一带佛教大盛。灵帝中平六年（189年），黄巾起义再次爆发，丹阳（楚王英左迁的地方）人笮融聚集数百人投奔徐州牧陶谦，被任命为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粮监督。笮融将利用其职权取得的钱财用于建造佛寺。《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载：“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2世纪末叶佛教显著发展，出现了以多层塔为中心，四周围以走廊的真正寺院，以及镀金铜佛像，浴佛会和斋会的原形已经形成。
献帝初平三年（193年），曹操攻打彭城（今江苏徐州），笮融率领男女万人奔赴广陵（今江苏扬州），后又迁移豫章（治今江西南昌），最后被扬州刺史刘繇所杀，佛教也因此传到扬州和江西。
1世纪中叶或更早一些，彭城一带的佛教从何而来？是从大月氏经由西域陆路还是经由海路直接从印度传来呢？抑或还有第三条路线？
关于这个问题，梁启超曾下过结论（见本文引论）。他认为佛教不是由陆路，而是由海路传入中国；其最初的根据地不在长安、洛阳，而在江淮。我们同意梁启超的见解，现将其理由归纳如下：
第一，如前所述，关于佛教初传的汉明帝感梦求法说业已否定，其根本理由是当时与西域交通断绝，赴印度或西域求法的使者无法通过；而且第二条陆路即始自四川的滇缅路，汉武帝以武力开通归于失败，虽然后来明帝永平十一年（69年）建立永昌郡，开通滇缅路，但迟于楚王英信佛的年代。所以，佛教最早不可能经由滇缅陆路入四川，再从四川传到江苏。另一方面，南海航路早在一百多年前的西汉武帝时代已经开通，使者往返频繁，如《汉书‧地理志》所载，印度南部的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又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所载，平帝元始二年（2年）黄支国来献活犀牛。因此，楚王英所信的佛教只有来自海上，别无他途。
第二，楚王英所信之佛教不是经由西域诸国，而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根据季羡林研究：“‘佛”这名词不是由梵文译来的，而是间接经过龟兹语的pud或pud（或焉耆语pat），……比‘佛’更古的‘浮屠’却没有经过西域语言的媒介，而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译过来的。……中国同佛教最早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还是直接的。”(18)
再从中国最早的译经《四十二章经》来看，此经汤用彤肯定非出汉人伪造(19)，而且《牟子理惑论》也曾援用此经。《牟子理惑论》“确为二世纪末年之撰述”(20)，则《四十二章经》翻译的年代比《牟子理惑论》更早。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后汉书‧襄楷传》载襄楷上书中也引用过《四十二章经》，如上书中的“浮屠不三宿桑下”系引自《四十二章经》的“桑下一宿”一语；“革囊盛血”系引自“革囊众秽”一语。襄楷是山东人，可见当时佛教已由江苏传到山东。《四十二章经》有二个译本：第一个译本直接译自印度古代俗语，用的是“浮屠”，襄楷引用就是第一个译本。第二个译本是现存支谦的译本，系译自某种中亚语，“浮屠”一律译成“佛”。
我们可以肯定，中国最早的佛教即1世纪中叶楚王英所信的佛教是从印度直接传来的，因为那时使用的是“浮屠”。及至后汉末三国初，西域高僧和居士，如安世高、支娄迦忏、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所译的经中都译成“佛”，这是反证。
《后汉书‧西域传》中没有关于西域佛教的任何记载。我们知道，《西域传》的原始数据来自班勇的记载。班超于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出使西域，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在西域都护任上告老回洛阳。班勇自幼随父长期在西域生活，后又于安帝延光二年（123年）至顺帝永建二年（127年）经略西域，对西域情况很熟悉，若西域流行佛教，他不会不记。可见127年以前西域诸国还没有信佛。
第三，任何一种外来宗教，初传入时必须与该接受国的固有信仰结合起来，否则就站不住脚，更不用说扎根了。佛教也是如此，当初楚王英也好，百年后的桓、灵两帝也好，都是把佛教当作一种神仙方术，当作为获得长生不老而信仰的宗教来理解。桓帝（132-167年）时襄楷上书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由此可见，不论襄楷的上书还是明帝的诏书（前述）都是黄老、浮屠并举，认为佛教是黄老之流裔或附庸。秦汉以来江苏、山东一带黄老思想流行，方术大兴。老子是陈国苦县人，江淮是老子的故乡，著名的方士徐福是山东人。当初佛教之所以能在彭城一带安家落户，是与当地接受佛教的气候和土壤分不开的，同时江苏、山东是沿海地方，与佛教海上传来有关。
第四，佛教是像教、教义与图像并重，民间传播图像更为重要。“已知西域遗存的佛教文物的年代未超过公元二三世纪”(21)，显然这是因为大月氏信佛是在2世纪的迦腻色迦时代，西域诸国则更晚。1世纪时西域诸国尚未信佛，当然没有佛教文物遗存下来。至于新疆以东的敦煌莫高窟迟至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方始开凿，中原地区的云冈、龙门石窟则更晚，可见佛教始入中国不是遵循西域陆路。
与此相反，南方佛教文物近年来却发现不少，而且时间较早，现记述如下：
(1)河北石家庄北宋村二号汉墓出土的两尊铜像(22)。这两尊佛像是中国发现的最古的佛像，从此墓的年代推测，制作于后汉至魏晋时代。
(2)山东中南部沂南的北寨村发现的画像石墓(23)。画像中有几幅图像受佛教影响，即头部有佛光等，其制作年代推定为后汉灵帝（168-189年）末年至献帝（189-220年）初年即190年前后。
(3)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石像。石像中有的被认为是佛像，即头上有高肉髻，右手呈施无畏印的形状，两手放在胸前的结跏趺坐，全身有凹形的身光等。据推定其年代为后汉末年，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像雕刻(24)。
以上三处佛教文物遗存，足以说明佛教始入中国是遵循海路的，由交州、广州、江苏或山东半岛南部传入的。
第五，西方人把印度佛教分为南北两宗。南宗指锡兰（斯里兰卡）所传的小乘佛教，北宗指迦湿弥罗、犍驮罗地方所传的大乘佛教。而中国南方佛教（长江下流教派）传承南宗，北方佛教（洛阳教派）传承北宗，两宗兼承（即所谓复数佛教），海道传南宗，陆道传北宗，海道在先，陆道在后，故中国佛教的传播是自南而北。这是梁启超的见解。他还举例说：“（明帝感梦求法说中）明帝所梦为‘金人’，然以近世学者考证，北印度佛像无涂金者，‘金人’说始因笮融造金像而起，此印度案达罗派之雕涂也。又言蔡赍来之佛像为‘倚像’，倚像属西印度系统，若北方犍驮罗所造，则皆立像也。言‘又雍西门外之佛寺，千乘万骑，群象绕塔’，此明属西印度之图案也。以上区别今印度美术专家多能言之，吾因此益信汉魏间佛教皆欧〔人〕所谓南宗也。”(25)伯希和也说：“南方教派成立之时，或在北方教派之前，此经（指《四十二章经》一引者）流行之区，盖为道安未履之地。《牟子理惑论》撰于广东，亦属南方教派，情形盖同。其最堪注意者，《四十二章经》及《牟子理惑论》皆为道安所未识而同为明帝感梦遣使、使臣赍还最初佛经（质言之《四十二章经》）故事之所本。……若承认此经原属公元一世纪扬子江下流教派之译品，则此故事似出扬子江下流佛徒之伪造，而以对抗创于二世纪之洛阳教派，并主张其教派与其经文在洛阳教派之先者也。”(26)
我们再从桓帝信佛来看，北方佛教来自南方更为明白。因为在洛阳的桓帝同在彭城的楚王英一样，也是合祭黄老与浮屠。这点除上述襄楷上书之外，《后汉书‧桓帝纪》也有所记载：“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成也）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后汉书‧西域传》也记载：“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桓帝在濯龙宫设置华盖（一种绸伞）祭老子，同样在这里设置华盖祭浮图，无论从祭祀仪式还是黄老、浮图合一的思潮来看，都与百年前楚王英所信之佛教一脉相承。这样看来，南方佛教传到北方无疑。
第六，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经典翻译家安世高(Parthamasiris）于后汉桓帝初年即147年来到中国，关于他的来华路线向来是个谜。慧皎《高僧传》只记“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其它安世高所译的经序也没有触及来华路线，如吴人康僧会《会般守意经序》说“遂处京师”，东晋人道安《阴持入经序》说“播化此土”，一般都认为安世高是从西域来的。但近来有人提出异议，吴焯说：“或由海路至广州也未可知。”(27)镰田茂雄说：“关于后汉、三国时代佛教初传期的传播路线，我认为尽管光提到从中亚经西域传到长安、洛阳的内陆路线，但还不能简单地忽视经由南海的路线。……安世高巡回教化中国南方的传说，还有一个关于佛教传播路线的暗示。”(28)《高僧传》关于安世高的记载有些是神奇怪诞，不足为信，但他从江西到广州，又从广州到会稽（浙江）是事实。梁启超说：“世高盖从海道来，在广州登陆，经江西北上，而在江淮间最久，江左人士受其感化甚深，故到处有其神话也。”(29)不仅如此，从安世高的襄译者严佛调是江淮人，门徒陈慧是会稽人，以及其所译文体较为华美而且往往会与老庄学产生联想来看，安世高从海道而来，活动范围在南方较为近于事实。
安世高来华的背景是中国同安息国的通好。安息是阿尔萨克斯(Ausakes）1世创立的国家。张骞于公元前119年至大月氏时派副使到安息，安息国王率二万骑到东境迎接。后汉和帝元年（88年），安息国献符拔、狮子，次年又遣使朝贡；永元十三年（101年），又向后汉朝贡。四十七年之后，安世高来华。当时安息垄断了中国与印度、罗马帝国的贸易，海运业掌握在安息人手中，安世高随商人从海上来更合乎情理。
第七，前述佛教最早由陆路传入中国的文物和遗迹至今没有发现，即使在文献上也没有丝毫轨迹可寻；佛教由陆路传入的可靠记载最早不过2世纪末叶即后汉末年。《高僧传》卷一《支娄迦谶传》记载：“支娄迦谶亦直云支忏，本月氏人。……汉灵帝（168-188年）时游于洛阳，以光和（178-183年）、中平（184-188年）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时又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梵为汉，以光和二年（179年）于洛阳出《般舟三昧》，忏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又有优婆塞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又有沙门支曜、康巨、康孟详等，并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洛。曜译《成具定意经》及《小本起经》，巨译《问地狱事经》，并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孟详译《中本起经》及《修行本起》。”
以上《高僧传》所列举的传法中国之外国僧，事迹确实可信，洛阳教派是他们于2世纪末开创的，比江南教派要迟百余年，这也是佛教由海上始入中国的一个反证。
五、交广两州的佛教
（一）交州的佛教
秦朝在南越地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统辖两广及越南北部。秦南海尉赵佗以南越独立，至汉武帝时被平定，元鼎六年（前111年）在其地设置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元封中（前110－前103年）又置儋耳、朱崖二郡，均由交州（治今越南龙编）刺史管辖，后交州治所迁至广信（今广东封川县）。三国时交州为吴国领有，孙权为增强国力，积极与南海诸国贸易，出现交趾（今越南河内）、番禺（今广东广州）、合浦（今广西合浦县东北）等港口。其中交趾特别繁荣，为罗马与东方贸易的终点，从这里由东京湾海道或取广西陆道，与中国内地交通(30)。前166年，罗马帝马克‧奥理略（即大秦王安敦）的使者就是在交趾登陆的。外国商人来这里经商的也不少，据《梁书‧诸夷列传》记载，黄武五年（226年），罗马人秦论是外国商人到交趾经商的第一个人，交州太守吴邈派人送他到建业会见孙权。当时交州是东西交通海上的门户，“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
汉末乱世，中原人士纷纷往交趾避难，投奔交趾太守士燮（137-226年）。其统治时期颇有政绩，人民安居，而且学术研究风气自由，儒佛并存。士燮本人钻研儒学，注释《春秋》，但不排斥佛教，曾与印度僧达摩耆域及丘陀罗同出游玩。因此，佛教在这里有成长的土壤。《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记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交趾是海港，胡商一定不少，其中有在佛教徒和胡僧可以想见，他们以佛教礼仪来迎送太守也在情理之中，东汉末年交趾佛教比其它地区兴盛则是事实。冯承钧说：“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之西域之于阗也。旧日传说或以佛教输入事在哀帝元寿二年（前2年），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至十八年间（61-75年），皆属传说而非史实。《后汉书‧天竺传》后汉明帝感梦事，亦为传说这一种，殆出袁宏《后汉纪》，亦非实录。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31)
佛教何时传入交趾不详，但从《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论》可见一斑。其序说：“灵帝崩后，天下忧乱，独交州差安。……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谒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竟遂不就。……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瑟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以上引文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汉末天下大乱，唯交州安定，学风很盛。第二，牟子无意做官，一心钻研佛教。第三，为驳斥世俗之徒的非议和弘扬佛教，决心著书立说。第四，以儒学来理解佛教，开后世格义佛教之先声。特别以儒学解释佛教教义，说明当时的佛教还处于初传阶段，若不假中国固有学术思想则人们不易接受，正如《牟子理惑论‧序》所载：“问：子云佛经如江海，其文如锦锈，何不以佛经答吾问，而复引诗书合异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须江海而饮，而饥者不必侍敖仓而饱，道为智者设辩，为达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说佛经之语，谈无为之要，譬对盲者说五色，为聋者奏五音也。”尽管说交趾佛教尚处于初传阶段，其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这点只要看一看《牟子理惑论》对佛的理解便可明白：“问曰：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曰：佛者谥号，犹言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当时交趾若无佛教流行，牟子对佛教义谛不能有如此造诣。
下面再以康僧会为例，看一下交趾的佛教水平。《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印度。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十余岁，两亲并亡，以至性奉养，孝服毕出家。……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以赤乌二年（247年）初进建业（今南京），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睹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孙）权即召会诘问……大加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兴。”一个生于中国的外国人，在交趾出家，若交趾没有高水平的佛教和学问基础使其成长，决不可能成为江南佛教大师。《高僧传》说他是江南佛教始祖是错误的，江南佛教不始自康僧会。由此可知交趾一定有印度高僧寄居，经常开法会讲道，还翻译经典，如月氏人支疆梁接于256年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
交州与扶南（今柬埔寨）接壤，而扶南与印度有往来，受印度文化影响，故交州佛教经由扶南从印度直接传来无可怀疑。例如真谛就是梁武帝从扶南请来的西天竺僧。南北朝时期有不少扶南僧来华，如梁时的僧伽婆罗(Samghapala）和曼陀罗(Mandra），陈时的须菩提(Subhuti）等。前述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就是黄武五年（225年）至黄龙三年（231年）交州刺史吕岱按孙权的指示派去扶南通好的。他们回国后，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吴时外国传》（两书今佚），介绍南海诸国情况，促进了中印交通的发达。
据《梁书‧诸夷列传》，三国时代从扶南到印度的路线是：“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克拉地峡），循海大湾（暹罗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则到天竺江口，逆水七千里乃至焉。”即从扶南海岸出发，渡暹罗湾，从克拉地峡附近穿过马来半岛中部，至安达曼海，沿泰国海岸北行，直入恒河河口，再沿河上溯至中天竺。这条路线比前述《汉书‧地理志》所记要便捷得多，因为《汉书》所记的路线是绕过马来半岛，而且不从恒河河口入中天竺，却放过恒河河口，一直到南印度才登陆。
扶南为佛教东传的中继站，从陆路可通交趾，其重要性与西域的于阗、龟兹相同，不少中国僧到交州准备在此渡海至印度，如于法兰、于道邃两人打算假道交州去印度。《高僧传》卷四《于法兰传》记载：“西晋人于法兰，高阳人也。……性好山泉，后闻江东山水，剡县最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嵊，居于石城山足。居剡少时，怆然叹曰：‘大法虽兴，经道多阙，若一闻圆教，夕死可也。’乃远适西域，欲求异闻，至交州遇疾，终于象林。”“于道邃，敦煌人。……十六出家，事兰公（于法兰）为弟子，学业高明，后随兰适西域，于交趾遇疾而终。”
（二）广州的佛教
《三国志‧吴书‧吕岱传》记载，后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孙权部下“（吕）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交州还治龙编（今越南河内），广州移治番禺。《吴书‧三嗣主传》又载，孙休（景帝）永安七年（264年）又分交州置广州。此后，由于众多的原因，广州逐渐兴起。以前东西方贸易经安息（波斯）和大秦（叙利亚）双重媒介，波斯贩于东，叙利亚贩于西。后叙利亚强盛起来，欲打破波斯人的垄断，积极开拓直通中国的海路，使广州地位骤变。同时汉末以来中原战乱，民不聊生，独广东僻处岭外，所受影响较微，海外贸易发达，中国商船远达红海。德国人李希多芬在《中国交通史》中说：“历第一世纪之后半，西亚海泊始至交趾，凡二百年继续航行。至第三世纪中叶，中国商船渐次向西，由广州达槟榔屿(Penany）；至第四世纪，渐达锡兰(Cylon）；至第五世纪更由希拉(Hira）、以达亚丁(Aden）；终乃至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至第七世纪末，而阿拉伯始与之代兴。据八世纪阿拉伯人古旅行记说，波斯湾、阿拉伯海，华人帆樯如织。”(32)至唐代，广州已取代交州，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西方各国称广东为“支那”，称长安、洛阳为“摩柯支那”。这样的称呼在佛经中也屡见不鲜，可见广东地位之重要。
当时广州与波斯、阿拉伯有直通航线，这条航线的中转站是锡兰，所以中印交通非常便利。真人开元《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着广州对外贸易的盛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黄巢起义军攻下广府（Khanfu即广州）时（中国史料为879年，阿拉伯史料为878年），“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33)可见寓居广州的外国人之多。
根据《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记载，唐德宗贞元（785-804年）时贾耽所撰的入四夷路程，广州至印度的路线如下：“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古占婆国，在今越南中部）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二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今马六甲海峡或新加坡海峡），蕃人谓之‘质’（马来语‘质’即海峡之意），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侧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
根据伯希和的考证：屯门山在香港之北，海岸及琵琶洲之间。九州岛石就是后来的七洲，海南岛东北角的Taya岛。象石即明代的独珠山，今Tinbosa岛。占不劳山即岣崂占(Culal Cham）。陵山为Sa-boi岬角。门毒国即归仁。古笪国即Kauthara，今衙庄(Nha-trang）。门毒、古笪均属占波国。奔陀浪洲即宾童龙(Panduranga），今藩笼(Phanrang）。军突弄山，汉译昆仑，今PouloCondor。罗越国为马来半岛南部海峡即马六甲海峡。佛逝国即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岸。葛葛僧祇国为Browers群岛之一。胜邓洲为苏门答腊之一部分，今Del和Langkat一带。婆露国为义净所记之婆鲁斯，《新唐书》之郎婆鲁斯，今Nicobar群岛。婆国伽蓝为婆露国之一属地。师子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没来国即《西域记》卷一○所记的秣罗矩咤(Malakuta），即秣剌耶(Malaya）国(34)。简而言之，这条路线是从珠江出海，经海南岛，出马六甲海峡，横断孟加拉国湾，到斯里兰卡，再北抵南印度。
这条路线与义净赴印求法的路线大致相同。不过义净是出马六甲海峡之后，西北赴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Tamraliti，在恒河口）。
印度戒日王（约606-647年）时代，佛教复兴，以传教为己任。641年他派使者谒见中国皇帝，中印间首次建交。印度僧侣接踵来到中国特别是广州弘教。中国西行求法僧也以广东为起迄点（义净等以广州为起点，昙无竭以广州为终点），遵循海道往返于中印之间。当时搭乘商船来广州的外国僧很多，有昙摩耶舍、耆域、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般剌蜜帝、不空金刚、金刚智等。他们都以广州为传教根据地向北伸展传教线，一直达到长江流域和长安、洛阳的中原地区。
《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传》记载，昙摩耶舍于东晋隆安年间（397-401年）来到广州，住白沙寺（今光孝寺），广收门徒，弘传佛法，门徒达八十五人之多。由昙摩耶舍创建的光孝寺，历刘宋至唐，禅风弥盛，凡中外名僧行经广府，无不莅寺巡礼或暂驻讲法。如求那跋陀罗、真谛、义净、鉴真等。禅宗六祖慧能，在光孝寺演“即心即佛”之顿悟法门。密宗不空金刚又在此寺立灌顶之法，度无量众。与鸠摩罗什、玄奘合称三大译家的真谛，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年）经由扶南来到广州，后北上建业（南京）、豫章（南昌）等地，两次回广州从事译经。真谛在华二十三年，寓居广州光孝寺先后达十二年，译经50部。（占全译164部之1/3弱）。真谛所传的法相、唯识之学，至隋唐发展成为重要的宗派。还有禅宗的祖师菩提达摩，也以光孝寺为传法的据点。后来禅法由广东北传，在嵩山少林寺立足，最后发展成中国人自己的宗教——禅宗。
唐代广州佛教兴盛，寺院林立，除上述最早的光孝寺（或叫制旨王园寺）以外，今存的寺院还有宝壮严寺、开元寺、蒲涧寺、海光寺、大通寺等，今不存的寺院有显明寺、智慧寺、西阴寺、和安寺、慈度寺、护国仁王禅寺、悟性寺、千佛寺、千秋寺、婆罗门寺等。《唐大和上东征传》还记载：“又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可见广州除中国寺院外，还有专为梵僧聚居的梵寺，从而广州梵僧之多，佛教之盛可以察知。
据有关史料，自三国至唐500年间循海道往来于中印之间的中外高僧有33名，论时间则这个数字并不算多，但要知道这些仅是有资料根据的，没有记载的无名僧不在少数。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僧侣弘法求法的路线就是贸易的路线，佛僧与商人结伴而行，佛教自释迦牟尼开教以来就与商人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哪里有商人哪里便有佛教。因此，东晋以来往返南海的僧侣的增多说明了南方对外贸易的发达，从而为中国经济重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提供了证据，同时表明三国以后中原战乱频繁，无力经营西域，致使陆路阻塞，中西交通主要改遵海路，为南方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注释：
(1)《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春秋社1979年版，第54-49页。
(2)《西域史研究》上册，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497页。
(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84页。
(4)《中国佛教史》第2卷，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5)《浮屠与佛》，《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6)《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7)《中国之旅行家》，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
(8)僧佑：《出三藏记集》录下卷五。
(9)《饮冰室专集》第52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页。
(10)《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84-86页。
(11)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上册，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501页。
(12)护雅夫：《汉与罗马》，《东西文明之交流》第1卷，平凡社1970年版，第319页。
(13)朱杰勤：《华丝传入欧洲考》，《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296页。
(14)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页。
(15)《佛教之初输入》，《饮冰室专集》第52卷，第7页。
(16)汤用彤前揭书，第493页。
(17)参见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18)季羡林前揭书，第20页。
(19)汤用彤前揭书，第31页。
(20)伯希和：《牟子考》，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65页。
(21)吴焯前揭书，第169页。
(22)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石家庄市北宋村清理了两座汉墓》，《文物》1959年第1期。
(23)曾昭燏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合编，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版。
(24)俞伟超等：《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第7期。
(25)《佛教之初输入》，《饮冰室专集》第52卷，第9-10页。
(26)伯希和前揭书，第163-164页。
(27)《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28)《中国佛教史》第1卷，第149页。
(29)《佛教之初输入》，《饮冰室专集》第52卷，第9页。
(30)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页。
(31)《中国南洋交通史》，第8-9页。
(32)转引自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地位》，《饮冰室文集》第19卷第79页。
(33)阿拉伯古抄本《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页。
(34)《交广印度两道考》下卷《海道考》，中华书局195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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