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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合词的“异序”论汉语的类型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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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17 15:34: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On Chinese Typologic Characteristics from  Abnormal Order of Compound Words
作者:林華東 撰(教授,主要從事漢語方言學、修辭學、語法學的研究。泉州師範學院)
《泉州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004/03,68~73頁
来源 :http://artvine.org/forum/index.php  


【內容提要】 漢語複合詞出現異序觀象是漢語辭彙從單音詞向雙音詞發展的必然產物,是漢語的韻律要求和共同的語素義為之造就了支撐條件,是豐富的方言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漢語構詞上語序AB式和BA式並存的事實證明,漢語不僅有“修飾語+中心語”的偏正式合成詞,也同時具有“中心語+修飾語”的正偏式合成詞,後者並非受親屬語言或古越語的影響。

The emergence of abnormal order of Chinese compound words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from monosyllable to disyllable in Chinese vocabulary. It is that Chinese rhythm demands and common morpheme meaning form the supporting conditions, and that the rich dialects offer the existing ground. The co-existing of the AB order and the BA order in Chinese word structure proves that in the typologic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does not only have the biased-positive formation of compound words in the model of "Modifier + Center Word" but the positive-biased formation in the model of "Center Word+Modifier"as well. The latter is absolutely neither the effect of the influence from the relative languages nor the ancient Yue language.



  現代漢語是一個以普通話作為共同語同時又具有複雜而豐富的方言的民族語言。在漢語辭彙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由於古漢語合成詞發展中的不穩定性以及方言和雅言正音(官話 )之間的不斷整合與分化,從而產生了一大批有趣的同素異序詞[1]。例如:

  A 普通話——母雞 公狗 母貓 公豬 雄鴨 公牛 母老虎
  方言——雞母 狗公 貓母 豬哥 鴨角 牛犅  虎母
  B 普通話——日曆 客人 颱風 花菜 拖鞋 圍牆 乾菜
  方言——曆日 人客 風台 菜花 鞋拖 牆圍 菜乾

  上述方言與普通話相對應的各組詞均屬語義相同(或基本相同)、用字相同(或不完全相同)但詞序排列卻相反的同素異序詞。人們對方言異序現象產生極大的關注,概括起來大致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A組、B組方言詞把“母”“客”這樣的表修飾的語素置後的構詞方式可能是古越語底層在方言中的殘留[2],或者說,是方言受其他親屬語言影響所致[3]。

  第二種觀點認為,異序是因為不同方言在造詞時對中心語素作了不同選擇,況且語素亦有兼類,並非修飾語後置;南方方言沒有“中心語—修飾語”的詞序,“牛公、牛母”這樣的結構並不是別的語言擴散的結果,仍然是“修飾語—中心語”的結構,合於漢語一般的詞序規則[4]。項夢冰《試論漢語方言複合詞的異序現象》[5]深入論述了這種觀點。

  第三種觀點認為,異序是漢語古已有之的現象。張清常在《上古漢語的SOV語序及定語後置》[6]一文中通過許多生動的語料論證:全中國“地無分南北”,時不論古今,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普通話、方言,都有“中心語+修飾語”的現象,似應把這種現象解釋為漢語所固有,是遠古、上古漢語的遺跡,並非僅受兄弟民族語言影響而偶然的滲入。

  上述一、二兩種觀點可能缺乏對語言事實的尊重;第三種觀點認為定語後置只是一種歷史殘餘,說法也許仍有偏頗,而且也未能就異序形成和發展的客觀緣由做進一步的闡釋。



  應該說,上述三種不同的觀點,都有其推論的依據。以第一種觀點看,方言的語序與古越語及漢語親屬語言相同,是方言受其影響造成的。橋本萬太郎對這種現象作過一番解釋。他認為,從“雞母”到“母雞”,是南方漢語南亞式的順行結構和北方漢語阿勒泰式的逆行結構的鮮明對比,是構詞法的由南向北的推移[7]。這似乎有了較高的理論立意。但是,他似乎只看見共時的表面的現象,而忽略了幾千年來漢語演變發展的歷史,忽視了漢語從單音節詞向雙音節詞發展的過程中詞序的不穩定性和異序存在的客觀性[8,9,10],忽視了漢語語法的相容性特徵以及漢字對漢語語法所產生的獨特影響[11]。

  持第二種觀點的人認為,漢語複合詞構詞方式的語序排列並無異常存在。方言中語素排列次序不同,是因為這些方言對中心語素有不同的選擇。項夢冰為了論證這個觀點,先是從語素的語法兼類性質出發,認為“公雞”“母雞”中的“公”“母”是形容詞性質的,屬“A+N”式,即“修飾語+中心語”;“雞公”“雞母”中的“公”“母”則是名詞性質的,屬“N+N”式,也是“修飾語+中心語”。再是認定漢語自古以來只有“N+N”式,無“N+非N”式[5];(吳長安在他2002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漢語中存在“‘名’修飾‘形’結構”[12]。這個問題看來還不宜過早下結論)在無“N+非N”為前提的情況下,說“雞公”“雞母”是“正偏結構”不合理。三是以“颱風—風台”“鯽魚—魚鯽”為例,說明不同方言雖然在選擇中心概念上有所不同,但無論次序如何變化,其語法結構仍是“修飾語+中心語”,即有以“台”“鯽”為中心的,也有以“風”“魚”為中心的。從這種觀點出發,異序並不存在,漢語的語法結構始終只有“修飾語—中心語”(即“形容詞—名詞”)的詞序。

  問題在於,我們是在做比較語法研究,還是在做方言語法研究。如果僅僅是在做方言語法研究,那麼,如閩南話的“土沙”“雞母”“曆日”在本方言中就屬於正常語序。假如還找異序,閩南話既說“菜花”亦說“花菜”,既說“康健”亦說“健康”,既說“對聯”亦說“聯對”,則算是。如果要做比較語法研究,則應探討為何方言會取不同語素為構詞中心?項夢冰不同意把“菜乾”“雞母”“鞋拖”看作是語序上的差別(即組合方面的差別),而認為是造詞時選取中心概念的不同,是以同源語素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歸類(即聚合方面的差別)為基礎的[5]。這就把語法的比較研究和語法的系統研究攪在一塊,為此,他還拋棄了語義這一重要環節,把一個同是表示雌性含義的“母”字從功能上人為地分為名詞性和形容詞性。這就產生了前提定位中的悖論現象。



  我們在談方言與普通話異序詞語之間的比較的時候,首先應該明確,所指異序詞必須是用字相同或基本相同,詞義相同,語素概念義相同。只有具備這三個條件,異序才具有可比性。詞語不同義的不能比較。如:“吹風—風吹”、“生產—產生”,前後詞語不同義,不屬本文所指異序。語素概念義不相同的也不能比較。項夢冰在分析“雞母”與“母雞”時,認為這兩個“母”不是同一個語素,語素義也不同;他認為前者是名詞性的,後者是形容詞性的;前者存在於南方方言,以“母”為表義中心,同類型的有如“奶母”“老母”等,均不可說成“母奶”母老”;結論為“雞母”不是“母雞”的異序[5]。我們認為,項的分析方法有誤。“雞母”與“母雞”無論從詞義本身,還是構詞的語素義,方言與普通話都完全同義。倒是“雞母”的“母”與“老母”的“母”語素義不同,不可以類比。在閩南話中,“雞母”“鴨母”的“母”通指雌性;“奶母”、“阿母”、“老母”的“母”則指有孩子的女性或用自己的奶水餵養他人的孩子的女性;閩南話中還有“沙母”一詞,其中的“母”指“粗大”的意思;這些都不可與“雞母”的“母”(雌性)去比,不能因為它們在普通話中找不到異序去反證“雞母”與“母雞”的關係。又如:閩南話的“貓公”“狗公”的“公”(雄性)不與“叔公”“舅公”的“公”(指某一輩人)同義,也不與“老仙公”“師公”“蝦角公”“草蜢公”“日頭公”“雷公”的“公”(這裏的“公”語義已虛化,或指某類型、某行業的人,或指某類動物、某類事物)同義,也許與成都話的“舅公”[13]、長治話的“脖項公”[14]的“公”也不同義,不可與比。丁邦新在分析表示動物性別的詞性時,對語素也犯了混淆概念義的毛病[4]。如,對客家話的“牯”“公”用在“老丈牯”、“蝦公”中的概念義產生了誤解,事實上這裏的“牯”、“公”已非使用本義,其語素義已經虛化。可見,語素義不相同無由將之拿來作論證異序詞的依據;語素義相同時,在漢語文化圈中,中心語素是不會因語序的不同而改變的。



  漢語有一個不同於其他語言的重要特徵,就是使用音、形、義統一體的漢字作為語言的書寫符號。這個漢字,不僅與其他拼音文字具有共同的功能,同時它還以集音、形、義為一體的優勢參與語言的表達,發揮其他文字難以發揮的作用。漢語從早期的單音節詞為主向雙音節詞發展的過程中,漢字就以語素的身份出現在詞中。作為獨立使用的漢字逐漸失去了獨立記錄詞的資格,漸漸擔負起了構造雙音節詞的作用。與此同時,漢字獨立記錄語素義的作用仍然存在,因此,當漢語韻律對音節有需要時,語素次序的對調和交換使用成為常有的事,如“室家”與“家室”、“衣裳”與“裳衣”在古詩文中的同現。所以,同素異序的合成詞是漢語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它的起源是和合成詞總的起源同樣古老的[15]。不妨再舉幾例:

  中心(《詩經》)——心中《禮記》)
  朋友(《論語》)——友朋(《左傳》)
  學問(《荀子》)——問學(《荀子》)
  安慰(《焦仲卿妻》)——慰安(《漢書》)
  解脫(《史記》)——脫解(《史記》)

  我們從大量的古籍和通俗文學作品中會發現,下列異序詞也是古已有之,到了現代還在方言中繼續保留。

  C 普通話——沙土 健康 喜歡 互相 勸解 酸臭 蔬菜
  方言——土沙 康健 歡喜 相互 解勸 臭酸 菜蔬

  可見,古漢語在從單音詞為主發展到雙音詞為主的過程中,雙音詞的詞序在排列上常常出現不穩定現象,表達中心意思的語素在詞序上有後置的也有前置的。張能甫也指出,之所以會有同素異序現象,是因為複音詞產生之初語素的位序排列並不影響詞義和使用效果[16]。這些異序詞後來在一些方言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王建設在《泉州方言與文化》[17]中曾列舉閩南話的“雞母”“人客”“曆日”“鬧熱”“棄嫌”等詞在古漢語中的例證:

雞母[例1]雞翁一,值錢五;雞母一,值錢三。(北魏‧張丘建《算經‧百雞題》)
  [例2]吾家有雞母,乘春數子生。(北宋‧李覯《惜雞》)
  [例3]王員外道:“可憐,我道雞母為何叫喚,原來見此鴨雛入水,認他各等生身之主。雞母你如何叫喚?”(元‧關漢卿《劉夫人慶賞五侯宴》)

  值得注意地是,“雞翁”一詞今天閩南話中還在使用。另外,“鴨雛”是否在其他方言中保留,我沒有調查過,但“鴨雛”的語序同於“鴨母”則是顯然的。

人客[例1]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唐‧杜甫《感懷》)
  [例2]腰痛拜迎人客久。(唐‧白居易《酬固從事》)

曆日[例1]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唐‧太上隱者《答人》)
  [例2]“梅香,取曆日來,教學士選個好日子。”(元‧關漢卿《溫太真玉鏡臺》)

鬧熱[例]紅塵鬧熱白雲冷。(唐‧白居易《雪中晏起偶詠新懷》)

棄嫌[例]官人若不棄嫌,情願將的去。(元‧關漢卿《劉夫人慶賞五侯宴》)

  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是人類認識長期積累的結果,是使用語言的人代代相傳的產物。歷代以來,漢語雖然都以雅言正音作為交際工具的主流,但正如漢族是一個多元融合的民族一樣,漢語自古以來就存在方言的分歧[18]。漢語辭彙在雙音化的過程中,不同區域的人從各自的角度出發為同一事物造詞,他們可能選擇不同的語素(字)組詞,也可能選擇共同的語素組詞。在組詞中,語素的排列可能是“A+B”,也可能是“B+A”;就是同一區域同一方言,也可能在語序排列上“A+B”和“B+A”兩種情形共存[19、20]。這種現象普通話也難免。例如:

  D 普通話——羊羔 熊貓 傷感 講演 代替 緩和 質樸
  方言——羔羊 貓熊 感傷 演講 替代 和緩 樸質

  普通話中的這些異序詞現在還在使用中;其中前三組詞中,“羊羔”“熊貓”是“中心語+修飾語”的定語後置式,“傷感”是“中心語+修飾語”的狀語後置式。後四組詞均屬並列式。總之,說同素異序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應該毫不過分。



  在閩南話中,以“雞”為中心,就有如下一組詞:

  公雞的統稱:雞角
  有過交配行為的公雞:雞翁
  母雞的統稱:雞母
  未下過蛋的母雞:雞僆、雞種

  後一語素因前一語素而語義浮現。按閩南人的理解,中心概念不可能是後一語素,上文A組中的方言詞都如此。任學良認為,所有的主從式(即修飾語+中心語)都可以通過加“的”去理解,這是這種結構的顯性特徵[21]。以此檢驗A組和B組中的普通話的偏正式,均行得通,但檢驗異序的方言詞則說不通。可見,這些方言詞不是“修飾語+中心語”的偏正式,而是“中心語+修飾語”的正偏式。這種正偏式的構詞方式古代漢語不是沒有。王艾錄就認為,“使節”的結構方式不是“偏正”,而是“正偏”。其實“北國”一詞也不是指“北面的國家”,而是指“國之北”,也應屬“正偏”[22]。張延俊也認為,“春秋時代以前,在漢語數量結構與名詞中心語結合的短語中,幾乎都是數量結構置於名詞之後。”“其中有許多‘名‧數‧量’形式短語都在句中作賓語,應理解為偏正結構。”[23](該文對作賓語的“名‧數‧量”用符號作了結構分析,實際上就是正前偏後的結構)在先秦漢語中,修飾(限制)語後置的“名+數量”語序是一種常序,這種語序在現代漢語中仍然在沿用[24]。普通話“瀑布”一詞,中心語素應是“瀑”,但普通話不說“布瀑”而說“瀑布”。這顯然不是“修飾語+中心語”的偏正式,而是“中心語+修飾語”的正偏式。這些正偏式詞語根本無異序可對應,是一種正常的語序。此類例子很多,例如:

  E 普通話——石棉 襪船 蝦米 煤磚 乳峰 法網 浪花
  籬牆 雲海 月牙 雨幕 臉蛋 腦袋 糖瓜

  這些詞從語法角度做結構分析,都只能看成古代漢語“正偏式”語序規則的延續。正如修飾語前置不一定要有後置對應一樣,不應強求修飾語後置要有前置相對應,因為這也是漢語構詞上的常序。

  語法理論是人們對語言事實的一種理性分析。一旦認為漢語在類型學上的特徵之一是具有“修飾語—中心語”(或“形容詞—名詞”)的詞序[4],那麼就會推論普通話的“公雞”是“形+名”,方言的“雞公”是“名+名”。這種把表示同一語義的“公”(雄性)因為構詞位置的變化而解釋為詞性的變化,是否帶有太多的主觀意圖?(既回避“名+形”的事實,也迴避了“中心語+修飾語”的可能。)

  所以,我們無論是把方言納入漢語的大框架中考察,還是作為一種獨立的系統看待,都應放棄漢語僅有“修飾語+中心語”的類型特徵的觀點,而表述為既有“修飾語+中心語”的類型,亦有“中心語+修飾語”的類型。這樣表述也許更合乎漢語的歷史事實,更能夠包容漢語的各大方言,也更具有科學性。因為漢語自古以來就具有寬厚的包容性,構詞規則多此一類型只會說明語法的豐富性而不會貶損漢語的純潔性,同時更能體現漢語語法的繼承性,至於這一類型與漢藏語系其他語言或與古越語有著共同的特點,正好說明它們之間歷來就有著親屬關係,而非誰受誰的影響。重要的是從事實出發,總結語法規律,為普通語言學作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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