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语言学的现状和展望

深涧聆鼓

作者：胡明扬   

1964年夏天，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社会语言学委员会召集部分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开了一个为期8周的会议，正式宣告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和兴起。但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把重点放在语言学上，那就是社会语言学；另一种意见把重点放在社会学上，那就是语言社会学。威廉•拉波夫的《在社会环境中对语言的研究》表明了他的社会语言学倾向，而费希曼的《语言社会学，研究社会中的语言的一门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则点明是语言社会学。这两种不同取向后来就称为微观社会语言学和宏观社会语言学。不过拉波夫在1972年发表《社会语言学模式》（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以后，社会语言学大都采用拉波夫提倡的量化的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模式，因此似乎微观社会语言学指的是采用调查统计模式的社会语言学，而宏观社会语言学则一般不采取这种模式，这跟早期区分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有所不同。
在国内，早期从事城市方言研究的语言学家实际上也涉及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赵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年《清华学报》第三卷第二期）和《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北京大学，1950）就是这样的著作。1976年赵元任发表《汉语社会语言学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内容涉及汉语方言和标准语，汉英翻译，汉语和逻辑，汉语歧义，词汇语法问题等，这跟后来国内八九十年代社会语言学的主流十分相近。在那个时候，赵元任已经明确地使用了“社会语言学”这样的术语。1978年胡明扬发表《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中国语文》3期，199-205页），用传统的方言研究的方法，利用文献资料和个人掌握的方言材料论证了社会因素对语言演变的影响，这跟赵元任使用的方法很接近，但是显然不是后来社会语言学使用的方法。1985年陈松岑发表《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是国内最早系统地介绍社会语言学的专著。1987年陈原同志给社科院研究生院社会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将社会语言学课，据此写成的著作《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1988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在这以前，1981年胡明扬运用拉波夫的模式在北京进行了一次社会语言学调查，有关的报告《北京话社会调查（1981）》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一届年会成都会议上宣读，当时吕叔湘先生打破常规，作者发言结束后立即站起来发言，表示热烈支持，可是事后文章要在《中国语言学报》的创刊号（1983年，商务印书馆）上发表的时候，那一期学报的主编根本不信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数据和分析推论，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质问怎么能证明调查数据反映了语言实际？社会因素极其复杂，怎么能确定是哪种因素在起作用，而且“北京话社会调查”这样的题目就根本不通，所以不准备发表，只是由于吕叔湘先生的支持，这篇调查报告最后没有被枪毙，但是编辑部对内容进行了删改，题目改成《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其实，社会语言学采用采用社会学的随机抽样和误差校正、相关分析等数据处理的一整套方法，基本上可以保证数据的代表性和可信性，但是语言学界很多人不了解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统计方法，因此非常怀疑社会语言学的严肃性，甚至对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数据和推论嗤之以鼻，这也是可以了解的。陈原同志的社会语言学著作出版以后影响很大，而他的著作倾向于宏观社会语言学，因此后来国家语委语用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语言规划和不同群体的语言特点。从总体上来看，国内从事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人比较多，而从事微观社会语言学，也就是从事调查统计分析研究的人比较少。这主要是由于语言工作者大多是纯文科出身的，不熟悉统计分析那一套数理化的方法，另外社会调查费时费力，还有经费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以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微观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不过九十年代江汉大学社会学专业出身的王立同志先后发表了好几篇用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汉语社团一般成员对汉语“词”的语感倾向的调查报告（2003年出版了专著《汉语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洛阳工学院杨晋毅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兴工业区语言的调查报告，同样使用了量化的社会调查的数据。但是总的说来国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大都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范畴，也就是不采用社会学的调查统计分析的路子，而是沿用过去方言研究的路子，主要采用非随机的实地调查（过去叫“田野工作”）和语言学家主观分析推论的方法，不少就是俗语、俚语和行业语调查。语言规划是宏观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如果没有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统计数据的支持，不同的意见永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例如语音规范化的内容要不要包括儿化和轻声就是一个十分现实而从五十年代以来长期没有解决的有争议的问题。按理，应该在北京，乃至在北方话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关于儿化和轻声的社会调查，看看究竟儿化和轻声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然后再来决定是不是应该确立儿化和轻声的规范，或者有所调整，或者在一个时期以内可以不规定任何规范，等将来再说。再如外文字母词的问题，如CT，WTO，有人说现在中国人都已经这么说，因此这些都已经是现代汉语的规范的字母词；有人说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懂，也不说，这些是地道的外文字母词，根本不是现代汉语的词语。谁对谁错？只有社会调查的客观数据才能下结论。可是没人做这样的社会语言学调查。
宏观社会语言学和微观社会语言学都是社会语言学，都需要研究和发展，但是微观社会语言学使用的社会学的社会调查统计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可以在语言研究的多个领域使研究的结论更为客观，更容易为多数人接受，更容易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更值得提倡和推广。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学家参与语言研究或者和语言学家合作进行研究，也希望更多的语言学家学习和掌握社会学的随机调查和量化研究方法，以促进我国的语言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和多样化，特别是对民族语言规范化的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深涧聆鼓

作者：郭熙，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江苏语言文字网
http://jsyw.jsjyt.edu.cn/list.asp?id=711

摘要：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出现以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1）初创阶段；（2）迅速发展阶段；（3）稳定深入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内容广泛、注重应用、紧扣时代。加强学科建设，积极开展语言关系、语言的变化和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中国社会语言学 现状 前瞻

　　郭熙，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210093


　　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社会语言学80年代开始在中国起步。经过许多语言工作者的努力，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拟从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入手，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


一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起始问题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说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1）陈原的小册子《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三联书店，1980） ；（2）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 ）；（3）1987年12月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三种说法各有道理。考虑到70年代末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把陈原（1980）的出版作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早期标志，因为这是我们看到的国内第一本书名中含有“社会语言学”而又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中国社会语言学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的研究状况，已经有学者进行过总结，例如高一虹（1996） 、郭熙（1999） 、周庆生（2000） 等。上述文献中虽然各自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但都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述。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79-1987）：从自发到自觉

　　一般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国最早提出社会语言学的学者之一陈原则指出，社会语言学发源比较早。自古以来，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欧洲19世纪初的方言学家对于自己民族语言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其实即是进行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事实上，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有没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两回事。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并不等于建立了某一个学科。当然，一个学科的出现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是长时间学科积累的结果。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语言运动，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方拉丁化运动，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等，都可以算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但是这些运动或工作可以说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的出现，人们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 。

　　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的著作和理论的译介方面。前者除上述陈原的两本著作外，还有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游汝杰、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许国璋早在70年代末开始引进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后来收入《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1980年到1982年，英国语言学家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由林书武等翻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祝畹瑾编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和前苏联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此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中文版）以 “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的专刊形式，发表了一大批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很有指导意义。可惜因为发行上的原因，许多人没有看到。

　　这一时期有两大缺点：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例如有的学者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之类问题也列入社会语言学，这显然是不妥的。此外，受国外的影响，也有热衷于无谓的名份之争的现象。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

　　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和水平，它标志着中国社会语言进入了一个火热的阶段，对推动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199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苏州大学在苏州召开了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其中有不少的论文也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著作有张清常的《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高天如的《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等。论文数量很多，结集出版的有《双语双方言》（1-4集）（分别由中山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等等。

　　这个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介文章（例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的《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9）、郝德森的《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等的中译本。其中有的还不止一个中译本。著作方面主要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社会语言学论丛》（湖南出版社，1991）和《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陈建民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孙维张的《汉语社会语言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教材方面主要有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王得杏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英文版）、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等等。
据粗略统计，此期出版的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译著和论文集）达60本以上，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难以统计。一个学科热到这种程度，实在少见。

　　除此以外，不少学校逐步开设了社会语言学的课程，还有的学校开始招收以社会语言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国家学位办也列社会语言学作为3级学科。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明显不足。除了缺少理论概括和材料积累以外，方法的欠缺（如材料采集、材料分析的技巧，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等）等现象比较突出。

　　（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

　　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到了1995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一些。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在主办者的不懈努力下继续照常召开以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继续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从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这方面的论文从数量上看也有所下降。以致有的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日渐失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中国社会语言学。

　　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不仅没有走下坡路，相反，它显得成熟起来。

　　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如高一虹（1996）就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都极其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所讨论的问题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周庆生《语言与人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邹嘉彦、游汝杰的《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民族出版社，2001）、于根元《网络语言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等等。此外，《双语双方言》继续按计划连续出版（5-6集）。其他论文集如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等等也为相关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社会语言学学的英文原著，其中包括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创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语言学自选集（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这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提供的理论“外援”。

　　当然，说这一时期社会语言学从“热”到“冷”也并非没有道理。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郭熙，996） 。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给它以新的希望。它和文化热一样，成了学者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言必“文化”、言必“社会”，成了一种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等的兴起和计算机科学对语言学成果的需求，回归本体又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趋势。或许可以这样说，今天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辛勤耕耘的人，大概是真认准了这条道路。


二


　　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社会语言学表现出了一些特点。

　　（一）范围广泛

　　在研究范围而言，中国社会语言学几乎涉及到了语言和社会相关的各个方面。就语言方面来说有语音、词汇、语法、语体、语篇、语域、文字等等；在社会层次方面有性别、年龄、阶层、社群、职业等等；在语言生活方面有规范化、语言政策、语言心理、社会用语、广告、命名、翻译、身势、教学、法律、政治等等；在文化的各个部门有文学、艺术、音乐、戏剧、民俗、宗教、历史、地理、心理等等；在语言研究者的领域方面有汉语理论、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对外汉语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中只要有用到语言的地方，都已经有人予以注意。它已覆盖一切可能的将语言与社会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的研究，真可谓是“多角度”“全方位”（高一虹，1996）。

　　（二）注重应用

　　中国社会语言学之所以得以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工作者力图改变以往在某种程度忽略社会需求的现象。因此，中国社会语言学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应用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在应用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以至于一些语言学者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应用学科 （陈章太，1991），还有的学者主张把社会语言学纳入广义的应用语言学 （于根元，2000）。从已经发表的论著和许多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中国语言学者的这种追求。语言规划、语言规范化、社会用语以及汉字的运用等问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有的已经对国家的语言规划以及政策等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三）紧扣时代

　　由于主要的目的是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所以，在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学者们注意联系社会实际，尤其是当前的社会实际，进行了大量专题研究。例如“文革”语言的研究、新词语和流行语的研究、语言社会变异的研究、语言接触研究、交际中的语码转换研究双语双方言的研究、语言规范化的研究、民谚民谣的研究、语言伦理的研究、媒体语言的研究、网络语言的研究等等。随着学科的深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也正在开辟一些新的领域，例如语言消费的研究、各地华人社会汉语协调的研究等等。

　　从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方面来看，中国社会语言学在许多方面都有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下面主要按照1987年第一次社会语言学会议的议题对一些相关的研究领域及其成果做些粗略的说明。

　　（1）社会语言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

　　关于学科的性质，主要的观点有一下几种：①“分支”说，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语言学就是“社会＋语言学”；②“边缘”说，认为社会语言学是边缘学科（陈原，1983）；③“应用”说，认为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共变、语言与文化共存的一门应用学科（陈建民、陈章太，1991）；④基础学科说，这是针对应用说提出的，认为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方面主要表现在它的社会工程方面，而它的其他一些方面或许更具理论意义，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方面应该由应用语言学来承担。因此，与其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一门应用学科，不如把它看成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郭熙，1999）

　　除了上面几种观点外，还有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等的关系的问题。对此，邢福义（1990） 、郭熙（1999） 进行过集中的讨论，这里不一一说明。

　　一般来说，对学科性质的认识决定了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对研究对象大体上也可以据此分为两类。一种主张对象是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即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共变；一种是认为应该通过社会来观察语言，社会语言学的归宿仍然是语言。当然，对于社会语言学所说的语言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区分语言和言语，也有的则从整体进行考虑。

　　就范围来说，看法也不一样。有主张宽的，也有主张严的。主张宽的以陈原（1987）为代表，主张窄的以蔡富有（1991） 为代表。陈原认为社会语言学是交叉学科，和许多学科都有接合部，社会语言学都会和它们接合，形成边缘学科。我们则认为，过泛和过窄对社会语言学对发展都不利。选择恰当的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

　　（2）语言变异

　　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最初只出现在年龄、性别、阶层和职业等方面，例如胡明扬（1983） 、沈炯（1989） 、侯精一（1991） 等等，后来又出现了对世界不同地区华人社会语言变异现象的关注。除了上面提到的邹嘉彦和游汝杰、汤志祥、李如龙等的专门性著作外，还有一大批专题论文，例如陆俭明等（1996） 、周清海和萧国政（2000） 、郭熙（2000） 等等。南京大学的一些学士和硕士论文也集中选择了一些相关题目，如王会俊的《新加坡华语“域化”现象研究》（硕士论文）、顾惠诗的《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小学语文课本比较》（学士论文）等，取得了相应的一些成果。目前我们已经就有关课题获得立项资助。但总的来说，中国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研究还不够，尤其是变异的微观描写和分析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双语、双方言问题

　　双语双方言的研究在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及其会后的论文集外，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1990）、上面提到的《语言·社会·文化》等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在双语方面，中国民族语言学界的贡献尤其突出。

　　（4）言语交际

　　由于对应用的重视，所以言语交际研究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成果有：刘焕辉《言语交际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姚亚平《人际关系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刘焕辉、陈建民主编《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等。这一方面的研究近年有所停滞。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在考虑组织“言语学讨论会”，力图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

　　（5）语言与文化。

　　由于割不断的关系，作为社会语言学传统研究内容的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中成果可能最多，涉及面也最广，有关的评论和综述也很多。但这些多和文化语言学交叉。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相关著作外，这方面还有曲彦斌的《中国民俗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邓炎昌、刘润清的《语言与文化》（1989）、陈保亚的《语言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等等。

　　还有两个方面有必要特别提及。它们没有被列入1987年的会议专题，但其研究意义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能低估。
一是语言状况研究。原来关心语言状况的只有民族语言学界。1994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语言室集体编纂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一书，第一次系统地描写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构成和使用情况。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在全国展开。这是中国社会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在进行过程中遇到过一些问题和困难。目前调查已经结束，但结果还没有公布。无论它有怎样的缺陷和不足，其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二是语言规划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语言规划,但是缺乏理论上的认识和指导。第三阶段以后，语言规划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大的进展。实践方面最具代表性次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通过和实施。缺憾是对这个法律的实施情况和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


三


　　毫无疑问，历史给了中国社会语言学机遇，同时也赋予它无法推托的重任。中国社会语言学应该为中国语言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从这一点出发，今后一个时期里，以下面几个方面将继续或应该成为热点，取得新的突破。

　　（一）学科建设

　　首先是理论建设。

　　理论建设一个焦点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范围、对象和方法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修辞学、文化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的关系好像清楚一些了，但它和其他学科尤其是应用语言学的交叉仍然非常明显。例如语言生活当就跟这两个学科都有关系。但是是否可以就有关问题作出分工，各有侧重点？例如，是否可以把语言规划的大计方针归为社会语言学，而具体操作归为应用语言学？此外，如何使用科学可行的方法研究社会语言学？诸如此类的讨论都会对中国社会语言学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其次是队伍建设。

　　“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规范的社会语言学，尤其急需高质量的中国社会语言学。”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一支扎实的学科队伍。早期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曾经给人一个印象，它只是从语言的角度谈“一些社会上的事”（引自一位同仁给我的信）。一些人认为是做不好本体研究的人才来做社会语言学研究。随便谈谈的做法在初创阶段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使中国社会语言学上新台阶，必须做好学科建设研究。应该考虑设置系统的课程，编写适用的教材，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或许应该有一本专门的社会语言学杂志。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

　　（二）语言关系

　　语言关系的研究是迫切需要中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问题。其中又分为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语言间的关系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件重要工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边境贸易关系的频增，少数民族语言也面临这机遇和挑战。处理好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保护民族语言，加快民族语言立法等都需要认真地进行研究。
其次，汉语内部方言分歧严重，直接影响到各方言区之间的语言沟通。随着普通话推广工作的深入开展，方言间的沟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也出现了各地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也摆在了社会语言学工作者面前。

　　第三，近年来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升温，语言间的争夺战初露端倪。英语的扩张片刻没有停止，而汉语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也正在走向世界。有人已经提出“英语的霸主地位还能维持多久”的问题 。在中国国内，如何处理好汉语和英语及其他外语的关系，无疑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例如，能够推行所谓的“汉英双语教育”吗？能够不分行业，不分需要开展全民性的英语教育吗？如何抓住社会机遇，扩大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影响？类似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研究。

　　（三）语言的变化和变异

　　语言的变化和变异问题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头戏。西方一些语言学家似乎已经有以它取代社会语言学的倾向。语言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语言的变异是绝对的。新的语言形式不断出现，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交际环境等都会导致语言变异的产生。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现象？以非汉字词的使用为例。近年来，语言生活使用非汉字词的情况越来越多，是把它看作“文化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结果，还是看成语言接触中互补的产物还是其他？这些语言形式是否是汉语的？语言运用中出现这些语言形式会对汉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社会对这些现象的心理认同如何？只有系统全面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进而促进汉语的发展。

　　（四）语言规划

　　如上所说，前一时期对语言规划的研究显得有些薄弱，而社会对语言规划的要求却越来越高。中国新时期的语言规划的一大贡献是语言文字工作的立法。但随之而来的是，立法的后续研究能否跟上？再者，规模浩大的“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出来以后，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数据，从中发现不少问题，这些无疑会推动我国的语言规划的研究。但是我们的语言国情自此是否已经非常清楚？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除了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外，语言教育规划问题应该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我们正面临一个重要挑战——进行母语教育的时间越来越少；然而，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应该以大量牺牲民族语言教育为代价，尽管一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语言教育规划。还有一个与之类似的问题。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主张学好文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现白话和文言的关系？此外还有如何对待国民的语言权利，少数民族的语言立法，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与经济发展、文化保护的关系问题等等。

　　社会语言学的论题非常多，拙著曾从不同的角度列出了20个方面的课题 ，今天看来仍然是适用的。我们觉得，只要目标明确，方法正确，踏实肯干，未来中国的社会语言学一定能够为中国语言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深涧聆鼓

作者：赵蓉晖
www.enterwang.com/doc/zhrh2.doc

提  要：根据对1994~2003年国内学术文献的调查可以发现，根据对最近十年国内学术文献的调查可以发现，中国社会语言学在近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不少成果，更在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掀起了新的研究热潮。在学科理论、语言变异、语言接触和语言规划这4个主要研究领域中各有新的进展。对现有成果的总结与回顾有助于把握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动向，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社会语言学  最近十年  文献综述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in the Past Decade
Zhao Rong-hui
Abstract: According to a survey on major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past decade,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the past few years. And the first few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witnessed an upsurge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with new developments made mainly in such aspects as disciplinary theories, language variation,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planning. It is believed that a brief summary and review of past research achievements helps to grasp the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work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the past decade; literature review

0．导言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一门以 “研究社会中的语言”为主旨的语言学科，它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初创阶段（1979年～1987年：从自发到自觉）；（2）迅速发展阶段（1987年～1993年：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3）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年至今：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郭熙，2002）最近十年里，特别是世纪之交的几年中，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迅猛，成果之丰硕和学术活动之频繁令人瞩目。本文在大型文献调查 的基础上扼要总结了中国社会语言学在最近十年的进展情况，这对把握该学科的动向不无裨益。

十年间，中国社会语言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有关成果不断涌现（见图1） 。与此前的研究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1）学科发展中的整合趋势日渐加强，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方言学、文化语言学、语言与交际研究已经发展成为社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社会心理语言学、社会心理修辞学、文化语用学、国俗语言学等新的边缘分支学科。（2）研究方法不断改进，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明显增强。这一特点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调查的规模和范围较之以往明显扩大（首次全国性的语言调查在这一时期进行），二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各类语料库的建设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手段和资源。（3）研究材料极大地丰富，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热点，例如港澳台的语言状况、网络语言、法律语言、都市语言、濒危语言（方言）等均是近年的热点话题，这充分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贴近社会现实生活的特点，也使该学科的应用性进一步得到了加强。（4）学科的本土化进程明显加强，参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人员中有大量的汉语学家、汉语方言学家和民族语言学家，外语方面的学者也在不断探索将汉语和外语研究结合起来的道路，“开发本土资源、关注中国问题”已经是中国社会语言学家们的共识，发表了一大批针对本国实际的研究成果。（5）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组织建设成就突出。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都比较合理的研究队伍，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下属的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南京大学中文系下属的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成立了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出版了会刊《中国社会语言学》，相继开展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交流活动，同时还开始培养社会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社会语言学已经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最近十年间，中国学者在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学科基本理论、语言变异、语言接触和语言规划这4个领域中。
1．学科基本理论研究
由于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的学科，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如何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现有成果去调查分析乃至解决现实中的语言问题，因此“以具体问题的研究为主、以理论探讨为辅”就成为有关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然而理论建设薄弱一直是社会语言学家努力克服的一个不足，最近十年中，有关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出版了《当代社会语言学》（徐大明等，1997）、《中国社会语言学》（郭熙，1999）和《语言与人类——中华民族社会语言透视》（周庆生，2000）等重要的通论性著作，探讨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
1.1 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引介
中国社会语言学是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对国外社会语言学名家及其理论的引介始终是中国学者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自1978年起，英、美、苏等国的一些理论被相继介绍到国内，《国外语言学》等学术刊物上也刊载了不少国外社会语言学家的论文译文或评介性文章。这些文章和著作对我国相关研究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最近十年中，被介绍到中国的除大家已经比较熟悉的W.Labov、R.A.Hudson、E.A.Nida等名家外，还有美国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的一批名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和上海外语教育这两家出版社还分别引进了一批原版的社会语言学著作，其中主要是通论性质的著作。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学者对英语国家（主要是美、英两国）的社会语言学关注较多（引进专著和文集16部，近年应邀来华访问的W.Labov、J.Gumperz和Myers-Scotton等均来自英语国家），而对其他国家（如俄罗斯、德国、法国、日本……）的相关研究则知之甚少（翻译著述3部，其中2部来自法国，1部来自日本，且都是简易读本）。尽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样的“偏食”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此外，从研究的深度来看，目前的成果基本上停留在引介阶段，较为深刻的独立研究和对比研究还比较缺乏。
1.2 对社会语言学理论的认识
社会语言学是一个跨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它复杂的来源和异常丰富的研究内容常使其学科面貌模糊不清，研究起来难度颇大，国际社会语言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社会语言学理论的认识主要有3种观点：一种认为社会语言学是对现有语言学理论的完善和补充，它并不与以往的语言学研究截然对立；第二种认为社会语言学是若干微型理论的集合；还有一种认为社会语言学应当属于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杨永林，2004：20）我国学者大多持第一种观点，在承认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又强调它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的创新之处。顾曰国先生在“使用者话语的语言学地位”（1999）一文中的看法就颇具代表性。他从普通语言学的高度着眼，把“语言与社会”这个主题放在20世纪语言学的大背景之下进行了考察，指出：“语言学视野的扩大使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使用者话语的语言学地位日益提高。” 社会语言学顺应了这个重要的发展趋势。这种顺应不仅说明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也预示着它将在21世纪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全面的发展。与此不同的是，也有个别人主张将社会语言学划归社会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应严格区分“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两个概念，而后者显然更能说明这一学科的性质和意义，刘援朝在“同异之争：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1999）中就再次强调了这一认识，但这种看法在国内（特别是语言学界）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支持。
就学科理论归属而言，我国学者提出，社会语言学应属于与形式主义相对的功能主义阵营。陈建平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2002）中把西方哲学的两大哲学-文化体系（笛卡儿体系和黑格尔体系）作为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探寻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根基，指出：“社会语言学是一种以语言使用者为中心的语言学……将社会语言学放到黑格尔哲学体系和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中来讨论是恰当的。”相关研究还有“社会语言学研究——反思与展望”（杨永林、司建国，2003）等。这些观点的提出，说明我们对社会语言学的学科认识已不仅仅停留在划定学科边界的层面上，而开始深入学科内部，挖掘其深刻的哲学-文化根源。这是我国社会语言学学科理论研究的一大进步。
1.3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定位
关于中国社会语言学应如何定位的问题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的焦点在于它是否应属于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由于中国社会语言学得以产生的背景之一就是社会建设的需要，因此它始终带有浓厚的应用性质，把中国社会语言学定位为应用科学的观点因此而产生，陈章太、陈建民等学界前辈早在1991年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但也因此而受到了置疑。郭熙的看法就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方面主要表现在它的社会工程方面。……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方面应该由应用语言学来承担。因此，与其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一门应用科学，不如把它看成是一门基础理论科学。”（郭熙，1999：4）支持这一观点的论述还有祝畹瑾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之我见”（2003）等。我们也认为，虽然把社会语言学归入应用语言学的想法不无道理，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两门学科毕竟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社会语言学应当是已有的社会语言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可以以其独到的成就在这个领域占有显著的地位，而且能对整个社会语言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1.4 社会语言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
社会语言学是建立在多门其他学科知识基础之上的边缘交叉学科，它和一些相关学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们对其学科面貌的认识。因此，这一内容的探讨对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十分重要。国内不少学者参与了这一方面的讨论，具体涉及到社会语言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方言学、文体学、语篇分析、语言与交际等多种学科之间的关系，这足以显现社会语言学的交叉学科性质。相关研究有“社会语言学及其诸邻近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武建国、庞人骐，2001）、“汉语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游汝杰，2003）等。其中令人瞩目的是对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方言学之间关系的探讨。游汝杰先生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提出：“社会语言学是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由此肯定了二者之间的结合。至于文化语言学，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作为其代表人物之一的游汝杰先生在1992年第三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会议上曾表示，可以将其暂时纳入社会语言学的范畴，但在其后来所发表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修订版序言》（2003）中又提出：“从源流来说，我心目中的文化语言学是西方的人类语言学和‘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矛盾的现象恐怕还会存在一段时间。从文化语言学方面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它和社会语言学在研究理念和内容上的众多共同点的确很容易使人把它们归结为同一种学科，因此苏金智先生在“1994~1997年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综述”（2002）中断言：“在文化热的推动下，文化语言学已经发展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认为这一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文献之外，还有一些关于社会语言学学科全局的论述值得注意，如“论民族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王远新，1994）、“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高一虹，1996）、“20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陈章太，1998）、“社会语言学40年”（杨永林，2001）、“中国社会语言学：现状与前瞻”（郭熙，2002）、“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赵蓉晖，2003）、“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几点思考”（苏金智，2003）、“社会语言学研究——反思与展望”（杨永林、司建国，2003）等。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可以这样认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是语言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特别强调语言的社会本质，关注语言结构及语言使用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联系社会研究语言是其最基本的出发点，结合多种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是其突出的特点。在语言学理论的归属方面，它属于功能主义阵营，在揭示语言的社会功能、社会语境中的语义和语用方面独树一帜。该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能够为社会工程建设提供有益的指导。与此同时，这门学科所具有的边缘性和交叉性使其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状态，这是一门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不断发展的科学。
2．语言变异研究
语言变异的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以拉波夫变异模式为代表的变异理论始终是社会语言学的经典和核心，也是国内介绍得最早、最完整的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过去一直认为，和语言规划等宏观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我国在语言变异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陈章太，1998）（赵蓉晖，2003a）本次调查却表明，最近十年里，国内的变异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在成果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社会语言学其他方向的研究，还出版了探讨变异理论的专著《语言变异研究》（陈松岑，1999）、探讨中国语言变异实际的《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陈建民，1999）和一系列讨论具体变异现象的专著，有关论文更是数量众多。
2.1 语言变异理论
语言变异现象的存在已是众所公认的事实，但对于如何认识这一现象的问题过去讨论得并不多。近年来，有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使我国的变异理论研究向着更深的层次迈进了一步。目前主要存在3种看法：（1）从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中寻找变异存在的根源，认为语言变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2）从“语言即复制”这个哲学命题出发，认为万物之所以具有同一性又有差别性，是因为复制保持了同一性，同时也为变异提供了一个“能在不同的环境中继续复制”的机会；（3）从语言系统内部的矛盾入手，揭示变异产生的必然性。相关研究的代表是“语言的社会性与语言变异”（吴国华，2000）、“语言即复制”（吴小晶，2003）和“变异研究综述”（阮畅，2003）等。
变异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可以通过分类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梳理。陈松岑在《语言变异研究》（1999）、丁崇明在“语言变异的部分原因及变异种类”（2000）中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其中陈文从导致变异的原因、变异在语言系统中出现的范围或层次、变异在语言社会中的作用等几个方面对变异加以区分；丁文则区分出无序变异和有序变异，个人语言变异、部分人模仿变异、群体模仿变异和言语社团变异，恒常变异和偶尔变异，有意识变异和无意识变异，母语变异和非母语变异等几类。我们更赞同陈文的分类方法。
导致变异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既有语言系统内部的因素，也有许多外部因素（如社会心理、语言接触、语言传承、语境等），对此国内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陈松岑在前面提到的专著中特别提出了社会因素与语言变异相关的复杂性问题，把变异研究引向了更微观的层面。
此外，变异还是引起语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分别把语言变化归因于语言系统内部的不平衡性和语言外部诸因素的影响，通行的观点是同时兼顾语言内外因素，但对于孰轻孰重的看法不一。相关研究有“语言变迁研究综述”（李美霞，2002）、“语言变异的部分原因及变异种类”（丁崇明，2000）等。
同以往的研究相比，近期的变异理论还有3个重要的进展：（1）不再局限于语音和词汇层面的讨论，已逐渐将变异研究扩展至句法层，如“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句法的影响──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石定栩、朱志瑜，1999）等；（2）不再局限于对变异现象的描写和归类，提出了变异的规范问题，如“语言变异与规范”（丁崇明，2002）、“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语言变异的伦理思考”（萧净宇，2003）等；（3）开始从语言系统的全局关注变异问题，将语言调节与变异结合起来考察，使二者变成了社会语言学宏观与微观研究相互联结的枢纽，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社会语言学自身的体系性。在社会语言学因体系的不完备而频频受到“攻击”的时候，这样的研究无疑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有关研究的代表作是“语言调节与语言变异”（施春宏，1999）。此外，国外的言语适应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也被介绍到国内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极有可能加速社会语言学研究由描写走向阐释的转变进程。
2.2 语言变体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涉及的具体语言变体非常多，从说话人的社会特征来看有语言的国别变体、民族变体、地域变体、性别变体、年龄变体（主要是儿童语言变体）、行业变体（广义的理解还应包括领域语言）等，从说话人对语言的使用看有各种功能变体（语体）。由于后者主要属于修辞学和文体学，本文暂不讨论。从文献数量看，十年里受到关注较多的是性别变体、行业变体（广告语言、法律语言、媒体语言、网络语言、舞台语言……），其中的部分内容尚属新课题。国别变体研究主要针对英语展开，这和英语的广泛传播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文献数量众多，我们仅择其要加以介绍。
（1）性别变体
“语言和性别”是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中的经典课题，我国学者对此也做过不少探讨，这是目前发展得比较成熟的一类研究。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四多四少”，即：描写现象多，深入分析少；英语材料多，其他语料少；语音词汇多，句子语用少；零散论述多，系统研究少。这些不足在最近十年中得到了不少改善。目前，国内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汉、俄、德、日、法语和中国民族语言乃至方言中的性别差异现象，并且将研究的层面扩展至句法与语用层面，在该变体形成的原因探讨上也有了更多的进展，还出版了两部系统研究语言性别变体的专著——《女性交际语言学》（以汉语口语及书面语为语料）（王丽琴，2003）和《语言和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以汉、俄口语为语料）（赵蓉晖，2003）。
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有一些涉及有关理论的成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例如针对以往的研究偏重揭示差异的做法，于国栋、吴亚欣在“语言和性别：差异与共性并重”（2002）中提出“差异与共性并重”的观点；唐玉环在“性别观念的实现方式与语言共性”（2003）中从语言共性的角度出发，把性别观念在语言中的实现方式归纳为3种对立；武继红在“试析‘行为集团’在性别语言研究中的应用”（2001）中认为，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在分析性别变体的形成时常常表现出过度概括的倾向，提出应以行为集团作为语言分析的单位。关于造成语言性别差异的原因，施兵在“人类语言性别差异的根源分析”（2003）中指出，每个社会的语言性别变体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原因及条件，需要分别对待。我们对上述看法持肯定的态度，并认为未来的相关研究将向着精细化方向发展，同时在揭示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和人的诸多关系方面会引起更多的关注。
（2）行业变体
行业变体的具体内容非常多，近年来的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既包括了多种行业，也有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语言形式描写与功能分析等），语料包括汉、英、俄、日等多种语言。其中的热点问题有：
○1黑话、隐语、行话、俚语。这些语言现象涉及特定的社会团体和行业，不属于标准语的范畴，以往因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而不受重视，近年来则受到了相当的关注。相关研究有“现代隐语的社会语言学的考察”（沈明，1994）、“隐语行话(秘密语)研究与辞书编纂”（曲彦斌，1999）、“中国近代民间秘密组织的隐语传播”（王慧，2003）等，讨论俚语的主要有“俄语俚语：历史、研究现状、面临的任务”（荣洁、赵为，1998）、“俚语的社会语言学分析”（李桔元，2002）等。
○2法律语言。法律语言学是20世纪90年代才兴起的一门新学科，《法律语言概论》（华尔赓等，1995）对法律语言的定义是“当代法律工作者使用的具有专业特色的口语和书面语。”至今已经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成果，出版了《法律语言学教程》（王洁，1997）、《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吴伟平，2002）和“语言与法律首届学术研讨会”文集《语言与法律研究的新视野》（周庆生等，2003）等，这是社会语言学领域中发展很快的一个研究方向。
○3广告语言。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广告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广告语言的研究应运而生。有关成果从1995年开始出现，至今已有近400项，但大多属于比较简单的材料描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语用所广告语言课题组的“广告语言课题研究纲要”（1995）中提出了有关研究的基本问题，曾祥喜在“从当代中国广告语言看语言扩散”（2003）中把广告语言与语言接触结合起来研究，颇有特色。
○4网络语言。网络语言是新时期的新现象，它一出现就引起了众人的关注，有关研究成果始见于2001年，成果数量逐年上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试论社会流行语和网络语言”（祁伟，2002）、“网络语言：虚拟世界的信息符号”（陈榴，2002）、“网络语汇对传统语言的渗入和冲击”（王军健，2002）、“浅析汉语网络交际语的基本特征”（张静，2003）等。
除此之外，媒体语言、教师语言、舞台语言、股市语言、校园语言、商业品牌用语等也都受到了一定的关注，《都市语言研究新视角》（邢欣，2003）一书对语言变体研究的扩展发挥了一定作用。
（3）词汇变体
除了上面所做的分类外，语言变体还可因其出现的层面而划分为语音、词汇、句子、篇章、语义等变体，目前讨论最多的是词汇变体，且主要集中在委婉语、称谓语等传统课题上。
委婉语始终是社会语言学的热点之一，十年里发表的有关成果超过了400项（年平均42项，2000年以后年平均68项），其中半数以上的研究以英语为主要分析材料，其他的则涉及俄、德、日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讨论汉语的不多。以往的研究以描写和介绍为主，近年来的研究则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不仅有理论探讨、汉外语比较，还有更多结合语用学、语义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修辞学、言语交际理论和认知理论进行的探讨。相关成果有“X-phemism的言语调适功能”（陈道明，1999）、“委婉语——社会文化域的语言映射”（彭文钊，1999）、“委婉语与语言变迁——论委婉语使用对语言系统的影响”（辜同清、周榕，2000）、“从语用角度看委婉语”（刘淑珍，2003）等。
称谓语是个跨学科性质的课题，一向为社会语言学所重视。近年来涉及称谓的成果有200多项，有关研究同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讨论的语言材料有汉、英、俄、日、越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例如方经民在“称谓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2002）中探讨了称谓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区分了称谓/称呼、自称/对称/他称、参照点/视点等几组概念；李明洁在“称谓图式：称谓语的认知模式”（2000）中提出了称谓语的认知模式；张维耿在“漫话中国大陆50年间称谓语的变化”（2003）中总结了中国大陆50年间的称谓语变化。
3．语言接触研究
社会语言学自始至终强调语言的多样性，而个人和社会的语言多样性起源于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有关语言接触的研究始终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语言接触研究主要涉及一般理论、汉外语言接触和汉语不同变体间接触的研究，其中讨论较多的热点问题是双语和语码转换。
3.1 语言接触理论
语言接触是引起语言变异、促进语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21世纪的人类社会将逐渐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这种格局的形成必然要以各国以及各族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前提，以语言沟通和语言接触为手段，因此，研究族群互动中的语言接触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罗美珍在“论族群互动中的语言接触”（2000）中为有关研究勾画了蓝图，提供了研究框架。除此之外，有关方面的具体进展还有：徐思益等在《语言的接触与影响》（1997）中提出了民族语言变体问题；戴庆厦、袁焱在“互补和竞争：语言接触的杠杆——以阿昌语的语言接触为例”（2002）中提出“互补和竞争是语言接触的杠杆”的论点；余志鸿在“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2000）中、陈原在《语言和人》（2003）中提出了将语言接触放在历史、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考察的观点；邹嘉彦、游汝杰在《汉语与华人社会》（2001）中讨论了语言与文化接触中的汉语情况……在民族交往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有关研究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3.1 双语问题
双语（包括双方言）研究是我国社会语言学内部发展较快的领域，十年间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涉及双语问题的研究成果多达1400余项，出版了论文集《双语双方言》（1994，1995，1997）和《福建双方言研究》（李如龙等，1995）等，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随着新时期族群交往的增加，语言接触将更加频繁，双语双方言现象将更加普遍，未来的中国社会将逐步双语化，有关研究将继续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我国的双语研究涉及面很广，其中包括双语的一般理论问题、国家双语状况、双语制度、辞书编撰、双语心理、双语失语恢复、网络双语、港澳台语言、语码转换等具体内容。
关于双语的基本理论问题，近年来的进展主要有：充分肯定了双语研究的重要性，讨论了这一领域中的基本概念，明确了双语的性质，划分了双语类型，探讨了造成双语现象的原因和研究方法，提出了创建“双语学”的构想。相关研究有“双语现象的产生及其语言特征”（余珍有，1996）、“双语和双语研究”（瞿霭堂，2000）、“我国双语现象的政治文化背景试述”（丁石庆，1999）、“双语制对语言本身及社会生活的影响”（班弨，2003）、“我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的现状分析”（李怀宇，2003）、“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学科思考”（陈恩泉，2000）等。目前的争议主要在于对“双语”和“双方言”这两个概念究竟当如何理解。
双语教育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特别快的一个领域，其中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非常多，涉及面也特别广，这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跨学科研究领域，需要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来进行，属于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方面。双语教育指使用两种不同语言进行学科教育的活动，双语教学在中国有“汉语+民族语言”和“汉语+外语”这两种情况。在充分肯定双语教育作用的同时，如何有效地实施双语教育以及如何评价两种教学语言的作用，又是争议较多的问题。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双语教学的性质、条件及相关问题”（张维佳，2002）、“双语教学的实质及在现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叶新，2003）、“关于双语教学的调查分析与思考”（傅淑玲等，2003）、“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戴庆厦、关辛秋，1998）等。我们认为，我国的双语教育在今后仍将持续发展，但如何正确处理外语（主要是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问题，值得深思。从维护国家主权、提高民族意识、满足一般交际需要的角度来看，没有必要过分提倡英语教学；从保持文化多元的方面说，还应提高除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的地位。
3.2 港澳台语言问题
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港澳特殊的语言状况和回归后面临的实际语言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从80年代起就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进入90年代后，有关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从前。通过这些研究，人们对三地的语言状况、民众的语言态度、语言接触情况、语言教学等问题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对当地的语言规划做指导。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有“试论澳门语言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盛炎，1994）、“台湾语言现状的初步研究”（范登堡，1994）、“‘三言’‘两语’说香港”（邹嘉彦，1997）、“再论香港地区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田小琳，1996）、“港澳回归与双语问题”（潘家懿，1995）、“论香港的双语现象和双语的发展论”（杜金榜，1997）、“英语对香港语言使用的影响”（苏金智，1997）、“内地与香港的语言变异和发展”（何自然、吴东英，1999）、“澳门社会的语言生活”（程祥徽，2002）等，这些作者中的一些人还在实际生活中积极推动港澳地区双语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我们认为，港澳台特殊的语言环境是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理想场所，有关研究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3.3 语码转换
在社会语言学中，语言、言语、方言、俚语等都可称之为语码。语码的运用与社会语境的关系是社会语言学的中心问题，语码转换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是指在同一次对话或交谈中使用两种甚至更多语言变体的现象。语码转换研究的实质是把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关注它的不仅有社会语言学，还有语法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会话分析等。近十年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关于基本概念和类别的讨论使我们对这一现象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如“语码转换研究述论”（李刚，1998）、“语码转换研究述评”（何自然、于国栋，2001）、“语码转换的分类及存在原因”（陈耘，2003）等；（2）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使有关研究更加完善，与语用学的结合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如“语码转换研究述评”（蒋金运，2002）、“语码转换的心理语言学分析”（镡冬玲，2000）、“语码转换的语用学研究”（于国栋，2000）、“语码转换和跨文化语用学因素”（严敏芬、戴雅丽，2001）等；（3）结合具体语言使用环境（如家庭、校园、文学作品、歌曲等）的研究报告比较多。语言转换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这也是社会语言学领域内一个极富有潜力的增长点。
4．语言规划研究
语言规划指有计划地管理与改进现有语言和文字的活动，具体包括语言选择、语言协调、语言规范化、文字改革、文字创制等内容，属于社会语言学的宏观领域，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质。我国在宏观社会语言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和国家在语言建设方面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
近十年来，语言规划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对国外语言规划理论与实践的介绍，其中涉及到土耳其、新西兰、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2）对国内多年来语言规划工作的回顾与思考，如“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道布，1998）、“中国现代的语言规划——附论汉字的未来”（李宇明，2001）、“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胡文仲，2001）等；（3）对语言规划的理论思考，如“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现状与学科建设问题”（谭汝为，2002）、“我国社会集团的语言关系及其政策协调——论语言规划的研究对象与主要任务”（姚亚平，2001）；（4）语言本体规划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并和语言变异研究发生了有效的联结，例如“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张普，1999）等。我们相信，随着变异研究的深入开展和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这种微观化的语言规划研究将成为迅速发展的一个领域。除此之外，对语言状况的调查和认识、语言文字规范化方面的进展也比以往有所进步。
4.1 对语言状况的调查和认识
语言规划的前提是对语言状况的认识，国家各级政府和研究机构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开展语言状况的调查和研究，成效十分显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997年开始启动的首次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这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语言调查，意义重大。较小规模的语言调查也一直在进行着，其中既有汉语方言、外语、少数民族语言间关系的调查，也有针对语言内部变体和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如“乌鲁木齐地区汉语状况及成因研究”（高莉琴，2000）、“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杨晋毅，2002）和《都市语言研究新视角》（邢欣，2003）等。针对外语的调查相对来说还很不够。
濒危语言问题是全球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问题，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严重挑战，现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中国学者对此同样给予了热切关注。2000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在京联合召开了“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专门探讨了中国的濒危语言问题。从2000年起，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濒危语言问题的论文，探讨了如何认识语言消亡现象、如何界定濒危语言、如何挽救濒危语言等理论问题。目前一致认为，“多语共存、协同进化”才是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任何一种语言（包括方言）都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虽然有些语言的消亡是不可扭转的趋势，但还是应当尽力挽救和保存濒危语言的资料，采取有效措施延缓弱势语言向濒危状态的转化。讨论有关理论问题的著述主要有“语言的生态环境”（张公谨，2001）、“关于濒危语言问题”（孙宏开，2001）、“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戴庆厦、邓佑玲，2001）、“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曹志耘，2001）等，具体的个案研究有“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满语现存情况调查报告”（朝克、赵阿平，2002）、“鄂温克语言的未来”（杨虎嫩、严明，2002）、“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数据库”（陈锡周，2003）、“濒危语言的语言活力——仙仁土家语个案研究”（戴庆厦、田静，2003）等。有关濒危语言的研究正在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热点。
4.2 语言文字规范化
近十年里，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成就斐然，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对国家的语文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1）1994年10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启动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2）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两件事对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意义重大，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重大成果。除此之外，国内还发表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其中主要的专著有《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六照雄，1994）、《规范汉字》（傅永和，1994）、《规范语言学探索》（戴昭铭，1994）、《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1996）、《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1949~1995）》（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1996）、《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2001）、《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2003）等，重要的论文有“普通话水平测试若干理论问题探讨”（仲哲明，1997）、“普通话水平测试题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王渝光等，1997）、“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社会语言学思考”（叶军，1997）、“论我国的语言制度”（李作南，1997）、“语言规划刻不容缓”（胡文仲，1997）、“语言文字规范化与语言文字研究”（许嘉璐，1996）、“我国术语的规范化工作”（冯志伟，1995）等等。
这一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特点是：（1）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提出了建立规范语言学的构想，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具体工作；（2）重视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开展了规模不等的众多语言调查；（3）规范化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方面，新词、外来词、术语等是近年来讨论较多的内容，研究语音、语法规范的成果较少。
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和语言状况的不断变化时刻对语言规划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在新世纪新的语言形式下，还有不少问题（如网络语言规范、行业语言规范、英语冲击下的语言接触、教学语言的选择等）还有待于研究。
5．结束语
为把握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总体发展态势，我们特地将最近十年里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社会语言学的文献进行了主题分类 ，并将几个主要研究领域的成果数量进行了对比（见图2），结果发现：语言变异和语言接触是最活跃的两个领域。这一结论多少改变了过去认为变异研究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弱项的看法。

随着21世纪的到来，语言生活的不断丰富、学术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手段的改进都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未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应该是一门学科门类齐全、理论体系完整、研究方法完备、实践价值明显、特色鲜明的学科，它将在中国的语言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章太，1998，20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载刘坚主编《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        高一虹，1996，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载许嘉璐等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郭  熙，1999，《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4.        郭  熙，2002，中国社会语言学：现状与前瞻。《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5.        苏金智，2002，1994—1997年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综述。载林连通、顾士熙主编《中国语言学年鉴（1995—1998）》北京：语文出版社。
6.        徐大明，1997，《当代社会语言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        杨永林，2004，《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性别•称谓篇》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8.        赵蓉晖，2003a，社会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外语研究》第1期。
9.        赵蓉晖，2003b，迈向21的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后研究项目报告。
10.        赵蓉晖，2004，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期。
11.        竹  林，1989，近十年来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简述。《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第5期。
12.        祝畹瑾，1992，《社会语言学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深涧聆鼓

http://www.pzqsla.com/myweb/socialinguistics.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