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咬”你没商量！

梦的轻波

来源：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12月22日 16:55

    河水突破堤坝，就是洪灾。语言失去规范，就将歧义丛生，失去沟通交流的作用。《咬文嚼字》总编郝铭鉴称，该刊立志成为“汉语的护堤员”，目前他们特别想搞的活动是“年度错别字”评选。2003年，海协会会长、89岁高龄的汪道涵先生在病榻上对郝铭鉴说：“你们纠正的只是一字一词，但维护的却是中华文化的大厦”
    “‘喋血’这个词，就是全国性的差错。杀一个人怎么能‘喋’血？死掉的人怎么能‘喋’血？‘喋’是踩踏的意思啊，杀了很多人的人才能叫‘喋血’，我们都呼吁了很多次了，报纸还是动不动就‘喋血街头’！”《咬文嚼字》总编郝铭鉴三句不离本行，这本他一手操办的32开48页的小杂志，发行12年以来，始终是国内惟一的社会语文应用杂志。
    “建国以来，我们的语言文字一共有过三次混乱，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第二次是‘文革’。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后，这次混乱持续的时间最长，一直到现在还在混乱着。”今年62岁的郝铭鉴亲身经历这三个时期。
    1992年，身为副总编辑的郝铭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内部组织全社人员进行了一次“一本正经的考试”。考题是一篇名为《书市散记》的杂文，里面有110个差错。除了他自己，包括社长和总编辑在内的所有编校人员全都参加，这次考试在当时的新闻出版界影响很大，考试试卷在《新闻出版报》上全文刊登，于是，郝铭鉴借此机会做了一份名叫《咬文嚼字》的小报，主要作业务探讨，内部流传，也向社会免费发送。
    从1992年到1993年，这份8开的小报不定期出了7期，最初印个一两千份，后来全国各地出版社的同行们都打来电话要，加印到四五千份还不够，郝铭鉴就动了要作一份正式出版物的念头。
   

咬自己，一字千金
    为此郝铭鉴专门去拜访语言学家吕叔湘。时年90高龄的吕叔湘一辈子都在跟汉语较真，改革开放之后尤其着急。1985年他曾给《中国青年报》寄去洋洋几万言的文章《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还曾给《人民文学》写信，纠正文中的文字差错，《人民文学》将感谢信全文刊登，但是吕叔湘的名字又被写成了“吕淑相”。
    在病榻上跟郝铭鉴谈起刊物时，吕叔湘非常希望能有人“挺身而出”，因为他很早就说过，当时全国虽然有100多种语文刊物，“但是只有两类，一类是专门搞学术研究的，一类是作教学辅导的，都不是针对社会语文应用的，而当时恰恰是社会语文全面混乱的时期，字也错，词也错，语法也不通，文风也有问题”。
    1994年国庆节期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嘉璐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给《咬文嚼字》写发刊词。
    最初的顾问专家，《汉语大辞典》主编罗竹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并主编《现代汉语》的胡裕树已辞世。现在的顾问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张斌和上海语文学会会长、美学家蒋孔阳的夫人濮之珍。
    5名编委基本涵盖了社会语文应用的各个领域：古文字研究专家李玲璞，语法学教授何伟渔，中学语文教育专家陈必祥，还有后来曾经跟余秋雨打过笔墨官司的文史学家金文明。后来又加入一位翻译学家姚以恩。
    每个编委情况各不相同，金文明和姚以恩每一期都是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其他的编委就各自负责一个或多个栏目，比如语法学专家何伟渔负责“时尚词苑”的组稿定稿工作，这个栏目今年改名叫“语海观潮”。
    一开始《咬文嚼字》的发行量并不大，头三期只有550份，读者来信也不够多，每一期50多篇文章里面有一半是郝铭鉴自己写的。
    为了提高发行量，《咬文嚼字》搞了一个“一字千金”的“悬赏”。给《咬文嚼字》的文章标题纠错，一个字奖励1000元；行文中的错误，每个字100元。
    “我们当时很紧张。”编委何伟渔忆道，“没想到最后是封面的拼音出了错误。”有读者指出，咬文嚼字中的“嚼”音为jiao，而不是杂志封面上注明的jue。
    为了一个“嚼”字，编委们紧急会诊。“嚼”字有文白两读，文读音为jué。白读音为jiáo。按照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和文白读法的通例，此处“嚼”应该读jué。而1985年公布的《审音表》中，“嚼（一）jiáo”后面的用例却举有“咬文嚼字”，白纸黑字，十分明确。《审音表》是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和广播电视部共同颁发的法定文件，理应尊重。在《审音表》重新修订之前，“咬文嚼字”的“嚼”只能读jiáo，不能读jué，否则，会造成混乱。
    结论登载在第二期的《咬文嚼字》上，这位读者领走了1000元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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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名家，咬到认账
   

     在创刊12年中，《咬文嚼字》每年都有一次系列性的纠错活动。1995年查“三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一刊（《咬文嚼字》）”影响还只限于上海本地1996年开查《人民日报》等12家报纸，1997年“咬嚼”的对象横向扩张到化妆品广告；1998年查《半月谈》等12种刊物。
    到了2000年，《咬文嚼字》把目标瞄准了作家们。而这个设想来自1999年底郝铭鉴在央视参加一档节目《读书时间》。
    “当时采访快结束了，主持人问我明年还有什么计划，我就顺口说了一句，我们也该咬一咬著名的作家了。”节目播出之后，读者们开始来电话来信“投诉”作家们，编辑部才开始着手做这个事情。
    “咬嚼”名家们是个得罪人的活儿，一开始吃不准，郝铭鉴先礼后兵，选的名气大一点，又方便打招呼，基本上都是比较熟悉的作家，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通知兼征求意见，作家们也都很爽快。
    “刘心武很高兴，说像中了状元、探花一样，梁晓声老是说他自己是初中生嘛，愿意当我们的解剖对象，叶辛也乐意站出来当靶子。我打电话给王蒙的时候，他还躺在医院里，表示想当出头椽子。”
    编辑把十条意见送到王蒙手上，王蒙看完说，“其中九条我是接受的，有一条我还得再想一想。”编辑忙问是哪一条，王蒙不说，让他们按原样照发。于是2000年第一期《众矢之的》的标题就叫《目标：王蒙，放！———2000年第一号战报》。
    其中有一条，王蒙的《淡灰色的眼珠》有一句“我同时窃以为”，纠错的读者认为，窃，本来就是表示自己的谦词，放在“我”作主语的句子里面，前后重复，好比“你家的令尊大人”和“我的拙作”一样，有些叠床架屋。对这一句，王蒙是有异议的，后来经过查证，“窃”是谦词，意为“私下的”，所以，“我窃以为”这种说法也是可以沟通的。
    到了2001年，《咬文嚼字》把目标对准了“名人出书，一塌糊涂”。这一年咬了包括赵忠祥、杨澜、姜昆、倪萍、赵青（赵丹之子）、侯耀华等纷纷出书的名人们。虽然事先也一一电话告知，但只有央视的白岩松公开在报纸上回应，说“我是很讲究文字的，所以我不怕人家来查我的”。但是他同时有个要求，查第二版，不要查第一版，第一版的错误比较多。最后杂志社挑了当时最新的第十一版《痛并快乐着》来查。
    咬名人也好，咬作家也好，《咬文嚼字》始终都有一个原则，书里面的差错，有些是出版社排校失误，不能算在作者的头上，比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中，“凤姐”误为“风姐”，“补裘”误为“补袭”，这些都没有刊发出来。2001年被咬的出书明星里面，郝铭鉴觉得杨澜和倪萍的书都有部分错误应该是编审和校对的问题，但是如果像王蒙一样“木秀于林”写成“秀出于林”，把55岁的人写成是“耳顺之年”，这些属于常识性错误，咬它没商量。
    至于被咬名家怎样面对这样的小火炮，编委何伟渔觉得，“再著名的作家，也会有常识上的错误。给他指出来，又不会损毁他的形象。有些明摆着的硬伤，还不认账，硬说没关系。我们为了一个东西查了那么多的版本，最后证明你就是错了，你再不承认就太不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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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了城市，再咬电视

   自从2000年咬名作家开始，《咬文嚼字》的发行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除了内容有突破外，发行方式从书店发行变成邮局发行，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杂志销量逐步上升，近几年内，除了邮局发行、上海文艺出版社自办发行以及读者俱乐部这三个常规发行渠道以外，还有每年光合订本就可以卖到40万本。郝铭鉴说：“销量好了，盗版也来了。现在市面上每年常见的盗版合订本有三种，有一年竟然有七种！”
    咬了名家咬明星，当《咬文嚼字》把领域拓展到电视，韩乔生的口误不在被“咬”之列，而李咏把“东船西舫悄无言”说成“东船西船悄无言”，则挨“咬”没商量。
    咬了明星，编辑部又把目光投向城市标语。2004年《咬文嚼字》的主题活动是“给城市洗把脸”。
    在确定城市的问题上，郝铭鉴一度想将香港也列入，为此他特意跑到香港去看了一下，也发现很多问题，除去繁体字简体字的差别和粤语习惯字词，香港的城市标语牌也有不少语言问题。比如地铁上“请为有需要的人仕让座”中，“仕”应该为“士”，因为“仕”是不能用来表示人的。
    后来出于多方考量，这个“洗脸”计划并没有包括香港，但是杂志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使用汉语较多的地区，分别找到从事语言文字的工作者作为特约编委，今年还打算从台湾找一到两个语言学家或者文字工作者，加入这个特约编委的团体中。
    除了编委和特约编委外，编辑部名单上还有一两个特约校读人员，这些人完全出于对文字工作的热爱才参与进来的。从杂志创刊开始就作特约校对的王瑞祥是郝铭鉴在1993年的一次书展上“撞”来的。
    当时郝铭鉴觉得王瑞祥见识不俗：“他只拿起一本辞典随手翻了两页，就说这本辞书编校质量不行，这里有很多错误。”王瑞祥在上海铁路局党校当老师，在此之前参与了12卷本5000万字《汉语大辞典》的最后一遍审读工作，耗时7年，还用了一年的时间审校1500万上中下3本的《辞海》，在遇到郝铭鉴之前，他已经有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在内3亿多字的审读经验。
    王瑞祥觉得为《咬文嚼字》来做校读反倒是最轻松的事情，“每期也就4万字，工作量并不大，一天的时间足够了。”除了《咬文嚼字》，王瑞祥还给其他很多杂志做终校，包括创刊至今的《新民周刊》。
    2006年的“咬嚼”对象是电视台。年初给“春晚”纠错“春晚”总导演郎昆派助手跟《咬文嚼字》联系，想请他们派两个人过去友情赞助，校对把关。但是当时杂志的广告已经打出去了，要是没有给“春晚”挑出来错，这边就会显得很被动。郝铭鉴拖了两天，拖过了帮忙的期限。“他们（春晚节目组）很紧张，据说加派了人手来监督字幕。我们也很紧张啊，编委开了很多次会，每个人都看春晚直播。”结果还是咬出了“春晚”28处字幕错误。
    在咬了包括北京卫视、湖南卫视、云南卫视等12家电视台之后，全程参与活动的副主编王敏觉得电视台的语文差错“不是水平问题，是制度问题，不是管不好，而是缺少管理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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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不动网络
    《咬文嚼字》也有无能为力的地方，那就是网络，特别是自由论坛。郝铭鉴的笔名“楚山孤”在东方网上都变成了“楚山狐”，一辈子都在“咬文嚼字”的郝也无可奈何。
    “网络是自由对话的空间，朋友见面应该不会规定你该穿什么衣服吧？不过我们觉得，主要门户网站发布新闻还是需要有一定规矩的。”郝铭鉴说。
    目前可干预的语文应用领域里面，图书出版好于杂志，杂志好于报纸，报纸好于影视，影视好于广告。目前最为严重的就是广告。
    “如果广告里面，用了谐音我们都不会算错。但有些就是语文错误，比如这个‘臻’字，广告里面用到这个词都是觉得它是‘珍贵’的意思，但其实这个词到现在就只剩下一个意思就是‘到达’，比如‘臻于完美’就是到达完美的意思。”郝铭鉴说。
    “超女”、“PK”等一系列新词的出现，也在《咬文嚼字》的预料之中。曾经给各报刊编辑讲课，讲过“酷”和“秀”等新词的何伟渔对这一类新词态度很宽容：这些新词不能一棍子打死，大报可以少用，小报可以多用，“《人民日报》头版不能用，第10版总可以用了吧？既然《人民日报》还有《文汇报》《解放日报》都用了，其他报纸再用，也是合理的。”


责编：阿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