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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们仍然在文学的荒年里——年度文学私家观察笔记
作者：王虹艳
来源http://www.eduww.com/ 2007-1-22 16:09:34
2007年文学：我们还能期望什么？
一年下来我们能够阅读到的较好的作品与阅读量相比可谓少得可怜，很多问题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比如题材的雷同化，关于婚外恋、犯罪、底层的作品几乎占据了多数的版面，而即使是在这几个题材领域，小说也大多局限在浅层次的叙述中，多数作家并不具有深度意识。另外大量的作品仍然受困于基本的叙述能力的匮乏，作者对于叙述的控制要么紧张到令人疲惫，要么完全失控，所有线索不了了之；追求故事性往往会在情节以及人物的真实性方面令人质疑，而那些追求先锋传统注重内心经验的叙事则往往显得刻意做作，也让人怀疑作者的能力是否能支撑具有试验精神的文字历险。啰嗦拖沓大大削弱了阅读作为一种审美的乐趣，使之变成一场煎熬。那些言尽意尽的作品，则让人觉得看了相当于没有看，值得回味的东西太少了。也许更多的作者应该重新拾起小说叙事的基本功，并锤炼自己对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敏感度。
我想文学期刊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它鼓励了众多新作者的创作，同时它让坚持的人坚持下来，怀疑的人离去，在它所形成的文学磁场内，我们老生常谈的关于爱与美、自由与真理的梦想仍然是它最具有魅力的部分，它对于众多差作品所表现出的足够的忍耐力，是基于对伟大作品的执着。
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两年我读了大量的文学期刊上的作品，每年千万字以上的阅读所带来的欣喜与失望，直接让我反思行进中的中国文学。2005年底的时候，当我坐下来想要认真梳理一年的阅读时，发现实在找不到写作的兴奋点，现在2006年也结束了，我想起鲁迅笔下九斤老太说的话：一代不如一代。这或者是一个过于令人丧气的想法，最好的假想是文坛正在青黄不接中——1980年代成名的那一代作家慢慢隐退，新的作家正在成长中，我们也当有所期望。
2006年文学现象
关键词：底层写作
“底层写作”越来越响亮时，好的作品却是越来越少，过早的“命名”带来的似乎只是作家创作或者期刊发稿时的赶时髦，大量的牵强附会的“底层写作”让人感到失望。
“底层写作”是近几年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现象，它是关于底层的书写，而不是底层人自己的写作，它与一度非常热闹的“女性写作”的概念方式恰好相反。现阶段“底层写作”虽然不能构成大规模的创作思潮，但是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种创作现象。在每一期的文学杂志中，我们都要面对很多关于底层生存状态的作品。近两年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家如曹征路、罗伟章、陈应松等，其重要作品都与底层相关。尤其是2005年曹征路的《那儿》（《当代》）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几乎成为2005年文坛最轰动的事情。《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北大中文系等都曾经围绕着《那儿》以及底层写作展开讨论，但遗憾的是当“底层写作”越来越响亮时，好的作品却是越来越少，过早的“命名”带来的似乎只是作家创作或者期刊发稿时的赶时髦，大量的牵强附会的“底层写作”让人感到失望。
作家的视野突然聚焦到底层，原因有很多，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现状带来的启示。大量的下岗工人、农民工、贫困农民，迅速从社会阶层中剥离开聚合成一个浩大的弱势群体，和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相比，这一群体的特征越来越鲜明。就中国近几十年的文学发展来看，社会以及文化现象很容易便演化成文学现象，更何况很多作者的经济状况就在“类底层”之中，他们关于底层的叙述其实也是关于自身生活状态的反思。《芒种》第八期发表的《我爱北京天安门》（武歆），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它激发了我们对于社会阶级的重新思考。女工卢友梅下岗之后去北京哥哥家帮忙，等到侄女考完大学后，哥嫂又找理由让她回老家。小说打动人的是人物的内心矛盾，哥哥家隔壁的保姆把卢友梅视为同类，并认为她们都是别人家的佣人，卢友梅非常反感这种说法，她认为自己是在哥哥家帮忙，哥哥嫂子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佣人，并且哥哥也许诺要给自己找体面的工作，但是之后发生的事情不断地印证了她不过只是哥哥家的保姆而已。当她最后终于有机会乘车观望一直神往的天安门时，却崩溃般地从疾驰的车中跳下。小说采用的写法也很简单，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姑嫂之间的矛盾，但是最后促成悲剧的其实是卢友梅内心深处巨大的落差，她或许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终于来到象征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天安门前时，自己已经变成佣人了。在一个阶层迅速分化的时代，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好思想准备，便沦为底层，变成仆佣，这种猝不及防的生存境遇让原本对自己的主人身份非常自豪的下岗女工茫然失措。
关于底层的叙述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矛盾的简单化，把底层人的悲惨境遇简单地归结为村长或者包工头的腐败或剥削，并在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之间划上了简单的道德与非道德的对立。小说《晕眩》（陈然《莽原》2006年6期）中，农民工陈手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城市女子做情人，然而在交往过程中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玩偶，这种屈辱感与农民工在社会上所受到的歧视叠加起来，让他感到背离了土地的诚实与忠厚，当发现情人另有新欢后，陈手愤怒地杀了她。故事将城乡矛盾与男女间的矛盾互为对照，陈手捅在女人身上的那一刀，也是他对于城市的反击。在这里，女人其实是个牺牲品，她的偷情罪不当死，但是一旦陈手把它上升为自己命运的罪魁祸首，并把自己对于城市的仇恨也加诸到她身上，那么她便必死无疑。女人成为都市的象征符号，男性在城市中的不得志借由对这一象征符号的摧毁而发泄出来，但是其实这世界什么都没有改变。小说虽然更多地把视角聚焦在人物的内心，摆脱了底层叙述中常见的写实性，但是人物情绪的简单化——只是沉浸在对于都市和富人的仇恨中，削弱了作者丰盈的文笔。
另外，胡学文的《命案高悬》（《当代》）、陈应松的《母亲》（《上海文学》）都是2006年度反映底层生活的比较出色的作品。《命案高悬》写的是一个农村妇女的意外死亡，但是它质问的却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知道真相的权力，是借由底层叙事而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母亲》写劳苦一生的母亲瘫痪在床上，子女无力救助，最后不忍母亲被疼痛折磨而合伙毒死了母亲。小说在惨烈的氛围中写出了几乎是原罪般的贫困对于人性以及尊严的凌辱。
底层写作触及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小说来说问题并不是全部，作者以怎样的想像力和叙述方式将问题带入文学的层面，从而通过具象而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现实以及审美的启示，这个是重要的。而当前的底层文学欠缺的不仅仅是深度思考的能力，更有艺术上的表现力问题，而这也恰恰决定了底层文学能够走多远。
2006年文学题材
关键词：爱与罪
遗憾的是，在大量的充斥着现代人婚姻恋爱迷惘的作品中，能够真的把“男女间的小事”写得如张爱玲般苍凉悲悯的实在太少。
虽然我们不会完全认同“文学是历史的书记员”这样的说法，但是在文学反映当下中国人的婚恋状态时，它确实是一个合格的书记员。整整一年的作品读下来，没有婚外情、离婚、偷情这些素材的小说实在不多，区别在于有的小说在质问这种行为是不是道德的，有的则不再质问，而直接把这些元素当成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当然爱情从来都是文学主题中的重要范畴，而且在这样一个物欲化的时代，这样的主题当然也可以写出大文章来。但遗憾的是，在大量的充斥着现代人婚姻恋爱迷惘的作品中，能够真的把“男女间的小事”写得如张爱玲般苍凉悲悯的实在太少。让人无法忍受的并不是平庸的叙事，而是作者荒谬的主体观念在小说中的渗透，那种对于种种怪现状的玩味自得、不辨是非的叙事立场，既无批判力，也无任何悲悯或同情。此类的故事对于作者个人或许是有纪念意义的，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却令阅读变成窥视隐私的过程，而无法进入审美的层面。虽然我们可以不再追求文学的崇高感，也不再苛求作家的思想具有覆盖力，更不再单纯提精神救赎，但是最起码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立场总还应该保留吧。审美是要基于道德而超越道德，并不是放弃正常的伦理道德观念。叙述者的主体姿态是否合乎叙事道德是审美的前提。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近几年来在文学中与同性恋有关的题材逐渐多了起来，同性恋或作为小说的一个核心内容或作为小说的一个元素，都在另一个层面上切入了我们并不了解的生命以及爱情的陌生地带。同性恋在小说叙事中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作家重于揭示这一事实对于同性恋者以及周围人的影响。如《阿金的1999》（李悦峰）记叙了一个复杂的故事：一个同性恋者在性爱过程中死在床上，女孩阿金顶替了此事，从此她的命运也改变了。少女间的友谊与嫉妒，虚伪的婚姻，同性恋，人性恶在刹那间的闪现……同性恋的介入使一个原本简单的故事变得复杂，难以概述，但是它又确实使小说变得丰富且有吸引力。而早几年的小说中，作家着重强调的是同性恋的发生，即人为什么会成为同性恋者，比如刘庆邦《咱俩不能死》（《大家》）中长期匍匐在矿井中对于死亡的恐惧催生了同性之间的爱情，而女作家钟晶晶《我的左手》（《十月》）中同性恋是“文革”期间尊严被凌辱后所寻找的另一种慰藉。这一类的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已经突破了以往女性文学中“姐妹情意”的范畴，它不再是为反抗某种权威而缔结在一起的患难式的精神同盟，相反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同性之爱。同性恋作为少数人的真理很容易令人想到现代以来一切“少数派”的权力运动，如种族问题、女性主义等等，因而它也天然地成为一个具有多元意义的文学表述对象。但是真正的同性恋文学应该不是事件层面或发生层面的，我们更关注的是存在层面的同性恋——作为人类存在之一种，它以怎样的方式唤起我们关于爱与自由的想像。
2006年作家
关键词：谁给读者带来新惊喜？
2006年虽没有格外值得关注的作家，但是仍然有一些作家令我们感到惊喜。
每一个年度都有值得关注的作家，如2004年人们欣喜地发现了山西作家葛水平，2005年是激起“底层文学”讨论的深圳作家曹征路，2006年虽没有格外值得关注的作家，但是仍然有一些作家令我们感到惊喜。2006年发表作品较多的是罗伟章，他的《明天去巴黎》（《现代小说》）、《奸细》（《人民文学》）、《潜伏期》（《十月》）、《姓冉的白云》（《青年文学》）、《左右都是彼岸》（《芒种》）等都或多或少地被各大选刊转载，他的作品也多聚焦在小人物身上，叙事简单直接，但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他的视点多是底层人的生活、奋斗不成的悲怆。作者对于人物的驾驭感很强，叙述人的情感饱满，立场也非常鲜明，这种我们久违的赤诚和不加避讳的对于人物直接的同情态度，没有任何花哨的修辞或技巧，都让罗伟章的叙事有朴实而真挚的力量。但是同样的，作为过于集中在情感与道德领域的叙事，罗伟章的小说缺少更多的可能性。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年轻作家是徐则臣，他在2006年发表的作品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北漂”系列，另一个是“石码头”系列，前者直接切入当下生活，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后者则聚焦在1930年代的陈年往事，以一个少年的视角看周边世界，是比较典型的成长主题的小说。在《跑步穿过中关村》（《收获》）、《我们相聚在北京》（《大家》）等写实性较强的作品中，徐则臣有一种值得尊敬的主体姿态，他小说中的叙述者（或隐含作家）对那些失去生活航向堕入罪念中的人始终抱有深深的理解与悲悯。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一个大城市在大踏步奔向都市化、国际化过程中所要践踏的、抛弃的人群，所要裹挟的、冲击的道德与情感。那些我们原本认为是主人的人、我们曾经称颂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现在成为都市的弱势群体和多余人。落魄知识分子和底层女性的惺惺相惜，这一古老的故事原型也成为徐则臣很多关注现实小说的重要元素。不过作为与现实连接非常紧密的叙述，徐则臣的“北漂”系列不及他的《石码头》（《大家》）系列更注重结构运筹，因而显得有些粗糙拖沓。
女作家滕肖澜、乔叶、陈蔚文近两年的创作都有好的转向，她们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有着生动的捕捉，并借助传统的叙事开掘人物内心的深层空间，对于人物尤其是女性的内心世界有细致入微的洞察。原本写精短散文的乔叶，近几年在中短篇小说方面有了出色的成绩，2006年《打火机》（《人民文学》）、《山楂树》（《春风文艺出版社》）都是企图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航道上开辟心灵的惊涛巨浪。乔叶也善于把“男女间的小事”写得千回百转，但是她缺少更开阔的视角、进得去也出得来的游刃有余的叙事控制，因而她的小说常常会拘泥在一个闪光的点上，缺少了全局的把握。滕肖澜的《蓝宝石戒指》（《人民文学》）、《你来我往》（《人民文学》）探掘人内心的黑暗地带，她的小说构思都比较巧妙，叙事多围绕一个鲜明的线索展开，但是同样也常常被这个线索框住，而无法给出超越读者智慧的答案。陈蔚文的《说话》（《天涯》）揭示官僚机构对于个体的压迫，甚至于说话也成为一种禁忌。陈蔚文的优势是她在电光石火的刹那总有令人意外的修辞比拟出现，从而让阅读可以缓慢下来，享受词语的芬芳。在“７０后”混合着摇滚乐、酒吧的宝贝写作沉默之后，我们又看到了“70后”的另一种女性文学的流向。
2006年还有一个作家值得注意，就是木心，尽管他很少出现在期刊上，但却在评论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木心生于1927年，在绘画领域颇有天赋。1949年之后，命运多舛。1982年出国。木心作品集五卷本近陆续在大陆出版，受到读者关注。初看木心的作品，会以为是“五四”时期的某位作家，重又被人挖掘出来了。木心的文笔和关注的某些问题，都有一些“五四”遗风和神韵，木心的弟子陈丹青先生认为：木心先生可能超越了鲁迅构建的写作境界，是我们时代唯一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但是隔了这么久远的时光，他的写作看起来更从容笃定、更机智俏皮。从木心的很多随想短句、散文中，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善于修辞的作家，他的文字尤其是对汉语修辞的敏感，让我们再度享受了久违的阅读的快感，也再次令我们反思：这种与传统文化非常紧密的语言体系会不会成为失传的艺术？木心能够以批判的眼光看中国文化，如在《琼美卡随想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说：“记忆里的中国，唯山川草木葆蕴人文主义精髓。”又说：“为何蒙然不知中国食品的精致是一种中国颓废。”但是细说下来，他自己的创作又何尝不是一种中国式的精致——重体验，禅式的顿悟，在细节处下足功夫。这种精致虽然在某个时期可以是对于粗糙庸常的反驳，并可以保持知识分子自足式的精神世界，但是真正的超越性应该有坚实的现实性作为支撑，痛感、罪感、乐感是一部优秀作品应包纳的美感体验，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木心的作品是有缺失的。尤其当我们见惯了中国散文中东方智者式的平和、人情练达最后演化为一种游刃有余的政治智慧，便会更觉古典式的优美所欠缺的力量。对于那些可以代表汉语创作的某一种方向的作家，人们会不自觉地寄予更多的希望，但是也许这只是我们对于完美的一厢情愿的想像而已。
2006年文学期刊
沉默的大多数？
文学期刊所面临的生态很严酷，在全国几百家文学期刊中，真正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不会超过十余家。
相较于热闹的图书出版市场和网络文学，文学期刊毫无疑问是寂寞的。每一年多数的文学畅销作品由出版社走向读者，而由期刊发表的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等，多数都自生自灭，或者只是在一个小众的圈子产生影响；人们更多记得的可能是某网站关于年度作家或作品的的评选，每一年各大期刊的评奖活动最后不过是报纸边角处的短消息，能够进入公众视野的少之又少。文学期刊所面临的生态也很严酷，在全国几百家文学期刊中，真正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不会超过十余家，除了像《小说月报》、《当代》、《十月》、《收获》等外，更多的杂志依靠政府拨款或企业赞助生存。虽然几乎每一个文学期刊都有自己辉煌的过去——他们在“文革”前或新时期后都曾经有过发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记录，虽然几乎每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是从文学期刊起步并最终进入当代文学史，但是，这些荣耀的过去已经不可复制，文学期刊只能在现有的文化生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经过了新时期三十年的反复试验改版、彷徨与探索，多数文学期刊明确了自己的办刊方向与宗旨，他们或以提携新人新作为己任，或张扬性别意识、或秉承先锋试验性，或省际意识浓厚，总之，文学期刊方阵逐渐趋于稳定。
即使是“养在深闺人不识”，文学期刊也仍是当下文坛的一个重要的声音，从发稿量来看，它至少支撑起了文学的半壁江山。2006年的文学期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倾向于现实性的期刊越来越多，一些期刊本身定位就是现实性，而在这一年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一些期刊是重新定位尝试将现实性作为办刊的核心理念。
《当代》一向关注现实，其作品大多现实感很强，艺术性上也注重写实性，2006年的《当代》应该是近几年稿件水平最好的一年。严歌苓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湖南文艺出版社）借由女主人公王葡萄的一生写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宏大历史以及诸种“革命”、“主义”有着丰盈细致的描述，它提供了解读历史的另一个视角，是本年度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另外，张宏杰的“史记”系列在纪实与虚构、文学与历史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支点，他关于历史人物的记述有新意和深度，是年度值得注意的历史散文。程绍国的“往事”系列，借由林斤澜的目光看中国当代文坛，文字简洁练达，历史事件可信可感，令读者以及文坛反省。
2006年值得关注的期刊还有沈阳的《芒种》，其发表的作品水准在这一年有了显著的提高，且坚持关注底层现实的风格也逐渐明晰起来。在底层文学备受青睐的风气中，《芒种》新一年有很多作品被转载，如《蚂蚁上树》、《我爱北京天安门》、《左右都是彼岸》等，其被转载的篇目是这些年来最多的。
《小说选刊》作为创刊较早的选刊，2006年全新改版，从其封面的民生生态系列，就可看出它对于现实精神以及底层文学的关注。这种旗帜鲜明的立场有利于杂志确立自己的风格，对大众市场有更强的亲和力和号召力。但是从2006年的创作现状看，那些现实感强的好作品并不能构成一本杂志的容量，因而《小说选刊》同样也要牺牲掉艺术上的一部分质量来成就自己对于现实主义的追求。
在众多期刊中，还有两本具有特色的杂志也是值得关注的——
《大家》创办于1990年代，那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很多文学期刊从几十万册锐减为几万册甚至几千册，《大家》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生态中站稳了脚跟。《大家》的成功源于它是一本有灵魂的杂志，而它的灵魂则源于它多年来对于先锋文学的追踪和坚守。几乎每一期《大家》上都会有语言奇崛、结构跳跃、注重感觉和意识流的作品，它们让人直接回忆起中国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但是遗憾的是，这些看似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品却很少超越过当年的先锋文学。先锋文学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意识的命名，它强调一个阶段、一种类型的文学对于文学整体在历时态与共时态中的开创性的意义，这种开创性的工作所带来的从形式到内容的强烈变化逐渐被消化、认同，并融入到新的文学形态中，因而先锋文学在完成其历史的开创意义后往往会作为一种先锋元素或先锋精神融入到后来的文学中。《大家》中发表的大量作品都具有这种先锋元素或精神，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形式技巧层面还是主题场域的开拓层面，这些作品都未有新的超越，他们只是带来了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而已。这也正是这一类具有探索意识和先锋精神的文学的尴尬之处——新的试验并未带来新的突破，关于文学以及人的认知也未能带来新的思考，大量的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品往往成为对于先锋的一种过时的模仿。如果说《大家》作为一本坚持风格的杂志令人尊敬，那么它所发表的很多作品实在不能给这种坚持带来更多信心。2006年，《大家》上的几篇描写现实的作品被关注，如《这个女人不一般》、《我们相遇在北京》，这也许正是《大家》的尴尬之处。
《百花洲》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女性文学的期刊，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办刊方向，其刊发的作品大都关注女性命运，同时它也发表了不少探讨女性文学与女性生存状况的论文，杂志的作者群也不局限于女作者。立足于女性文学但是又有着较为开阔的视野，这是《百花洲》的优势。但问题是好的理念还需有好的作品支撑，《百花洲》所刊发的女性文学的作品，并不能代表当下的中国女性文学水准，它对于女性生存所切入的深度和广度也不能令人满意。这与《百花洲》的影响力以及中国作家对于女性文学本身的认同度有关。文学杂志本身就很难开创出品牌，很多缺乏号召力的杂志面对的资源也必然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中国多数作家尤其是女作家都不喜欢以性别来划分文学，似乎女性文学或者女作家都是亚文学的概念。但是，女性文学在评论界又是一个取得了合法性的概念，而且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也有了自己的体系框架，并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看似相悖的因素是《百花洲》的尴尬，但同时也给它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和空间。
作者现为某文学杂志编辑、文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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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6 17: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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