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俗变迁及其赋予社会转型的符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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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焦润明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当代关于民俗符号象征体系所进行的理论研究（注：乌丙安：《走进民俗的象征世界——民俗符号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39页。），对于探讨近代民俗变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转型的社会，社会巨变必然引发社会各领域的变迁，当然包括近代民俗的变迁。导致近代民俗大规模变迁的原因是什么？近代民俗变迁有哪些规律性？在新时代条件下民俗符号发生了哪些变异？以及民俗变迁对社会转型具有哪些符号象征意义？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同时，也力求通过对近代民俗变迁与社会转型互动关系的探讨，梳理出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致轨迹。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ｈｕáｎ①ｈｕ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ｈｕáｎ①ｈｕ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在清末由于西俗的影响，丧葬习俗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有的地方举行追悼会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光宣间，有所谓追悼会者出焉。会必择广场，一切陈设或较设奠为简，来宾或可不致赙仪”（注：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44页。）。追悼会的议程大致是摇铃开会，报告开会宗旨，宣读祭、讣之文，鞠躬致礼，演说，奏哀乐等。删繁就简是清末丧葬变化中最具新意的一个趋向。至民国成立后，废除了清王朝实行的丧礼制度，肯定了新式丧礼，并最终使新式丧俗具有了合法地位，导致了中国传统丧葬习俗的根本改变。以上八个方面，大致可以反映出中国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轨迹。

    二、近代民俗变迁的原因及规律探寻

    中国近代民俗变迁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展开的。除具有特定国情和时代特征外，也具有民俗变迁的一般规律。
    1.近代民俗变迁之原因：从世界范围内民俗的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习俗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改变。因为时代改变了，民俗所存在的时空环境也随之改变，其势必然影响到传统民俗的存在方式。当然这种“变”仍然要基于民俗承载群体的认可程度及民族心理需求。在“变”中又包括着“不变”，即民俗中传承的符号象征系统以及民族式样似乎是不变的，或者变动较小，这也正是一种民俗区别于另一种民俗的特质之处。在现代世界我们能看到五光十色、色彩斑澜的各民族习俗，其原因即在于此，这也是中国民俗有别于西方民俗的原因所在。
    引发中国近代民俗大规模变迁的原因，乃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变及其社会转型。处于清王朝统治下的近代中国遭遇了代表近代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强烈挑战，以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城下之盟，被打开国门为标志，即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变迁或“转型”。从而也引发了中国近代民俗的变迁。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是外力催化的，即在中国本土资本主义因素尚没成长壮大为社会变迁动力之时，由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列强借助于工业文明利器——坚船利炮强力地逼迫清政府用条约的形式适应时代转变。近代中国人就是在这种尚没有充分的物质、精神准备的条件下被迫踏上近代道路的。一方面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借助于条约的保护开始在沿海通商口岸大举挺入并逐渐地向内地渗透；另一方面，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就代表着强势能的文化形态，因此，其必然给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强力冲击，引发“千古未有之变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民俗的巨变也自然是旷古未有的。
    引发近代民俗变迁除上述大背景外，洋货输入、传教灌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以及民众的接受和传播，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中推动着近代民俗的变迁。洋货商品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种物质载体，在进入沿海开放口岸、登上中国大陆之后，就把西方生活习俗不声不响地载到了中国，使中国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及习俗发生了变化。随着洋货销售市场的不断扩大，洋货品种和进口数量的不断增多，洋货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冲击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并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的衣、食、住、行等习俗。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传布的合法化，使一部分中国人改变了崇信佛、道，瞻拜土木偶的本土宗教习俗，而且接受“洗礼”标志着与中国旧传统的决裂，这些人往往成为接受西俗的积极分子，在近代发起戒缠足会、兴女学、实行一夫一妻，反对纳妾之风者，很多是这批人。至于“国中之国”的租界，更成为全面向中国人展示西风西俗的舞台，它成为西方近代文明和西俗的幅射中心，对近代民俗变迁产生重要影响。至于出国考察，通过自身感受或撰写游记，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引导和启示作用。例如中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篙焘回国后，即主张在家乡进行风俗改良。而写出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的单士厘，回国后，即力倡男女平等，主张妇女与外界交往。诸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2.近代民俗变迁之规律：近代民俗变迁具有规律性，它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大背景下，在中西民俗的既冲突又融合、既排斥又接受的环境下逐渐演变的。在民俗变迁的层面上看，当代表着西方文化符号象征的异质的西俗东来时，由于中西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信仰上的不同以及文化符号象征意义上的差异，必然要与中国传统民俗产生强烈冲突。这种冲突有些是基于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也有体现在社会文明进步程度上的，还有体现不同的社会伦理观念上的，如基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传统民俗，必然与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近代西欧民俗大相径庭。其冲突是必然的。但是，与冲突主题相对应的融合主题，则是近代民俗变迁的另一法则。中西民俗走向融合，在某种意义上还基于人类共同的文化感受和文化符号相同性。如西方婚礼中新娘身着洁白的婚纱，象征着纯洁。这种白色礼服也被国人接受。因为在国人的民俗符号中，白色虽为丧色，但白到极致时就是祥端之色。在古代信仰中，“白马”、“白鹿”、“白鹤”、“白鸟”、“白狐”等皆为神兽灵禽，为祥瑞象征。因此，在婚服中接受白色——祥瑞之色也是基于共同文化象征的（注：乌丙安：《民俗学原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从总的趋势上看，近代中西民俗上的共存、共生、借鉴、趋同和融合，构成民俗变迁的主流。
    近代民俗变迁在主流趋势上呈现三个重要特点，即移植性、变异性、传承性。
    一是“移植性”。移植性主要体现为与世界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在世界各民族交往中被共同认可的那些习俗，通过理解和接受，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有三个特点，其一完全是外来的，并且主要是西俗，为中国传统民俗中所无。例如握手礼、西装、情人节、圣诞节、西餐、交际舞，以及西俗中基于男女平等原则而尊重妇女的相关习俗；其二是与近代工业社会相关的一些城市新习俗。这些习俗在近代以前的西欧也不曾有过，只是随着工业化进程、城市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时尚。例如，乘汽车旅游、电影节、国际博览会等。其三是代表着人类共性的符合人性趋利避害、避苦就乐的一些习俗，这些习俗有些是西方民族的，也有东方民族的，更有非洲诸民族的，如摇滚乐、世界各地的餐饮风味以及娱乐活动等等。
    在近代中国，具有“移植性”特征的国外民俗的大量输入，归因于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近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相对开放的环境，才有可能使中国人跨越民族心理的壁障，去接受西方事物或者对西方事物的流布持宽容的态度；而近代化进程的内在需求，则会使近代中国人去追求先进、新奇的事物。总之，“移植性”既体现了文化传播过程中强势文化的扩张态势，也体现了作为中国特定民族文化组成之民俗在与时代相适应过程中的吸纳力和文化采借特征。
    二是“变异性”。主要体现中国传统民俗式样在变迁改造中逐渐适应近代社会的那部分民俗，属于在传统民俗中契入西方外来风俗式样的那部分内容。变异性在近代民俗的构成中是主要的、大量的。可以说存在于各类民俗之中。例如在交际习俗中虽然采用了握手、鞠躬的平等方式，但中国传统民俗中看重的辈分关系、尊长关系也在体式语言中被微妙地保留下来，在服饰习俗中，中山装、人民服以及女子的衣裙等都采纳了西装的一些特点，同时又保存了中国传统服装的优点；在装束形象习俗方面，随着断发易服浪潮的普及，中国男女都留上了世界流行的各种发式，在审美上也以健康、健壮为美。当然东方人的审美心理仍然起主导作用；在饮食习俗中，西餐中的一些做法也被吸收到中国的各种菜系之中，尤其是在大众层面上，西餐也逐渐迎合了中国人的传统口味，有时名曰西餐，其实在口味上已与地道西餐相距甚远。不中不西、亦土亦洋，成为近代饮食习俗中的新景观；在节日习俗方面，中西节日混杂其间，尽管一些世界通行的节日也为中国所采用，但是庆祝方式都是中国式的；在婚俗方面，在近代城市中普遍盛行的“文明结婚”最典型地体现出近代民俗的“变异性”。文明结婚吸收并采纳了西方婚礼中的许多仪式或内容，但中国传统婚礼中许多合理的或国情化的东西也被保留下来。婚礼地点不在教堂在礼堂，婚礼主持人不用牧师用师长，不拜上帝拜父母，以及婚礼设宴、“随份子”等都展现了中西合璧的“变异性”特点。
    总之，近代民俗变迁中的“变异性”特征，显现了近代文化融合的趋势，也是中国民俗近代化的象征。
    三是“传承性”，指在近代社会巨变中得以原封不动保存、延续、传承下来的中国传统民俗。这部分仍是近代民俗的核心和主干。民俗具有相对恒定性，这与特定民族长期适应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更与民俗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共同认同的符号象征体系有关。如红双喜、红对联、大红轿、红盖头、大红花、大红灯笼、大红请贴等等传统婚俗中象征着喜庆信息的民俗符号仍然被完整地保存在近代婚俗中；而白孝衫、小白花、白挽联等传统丧俗中传达悲伤、哀悼信息的象征符号也延续下来。此外，民俗文化中松、鹤传递的长寿信息，牡丹象征的富贵信息，荷花传递的清廉信息，龙风、鸳鸯传递的般配、婚姻美满信息，桔、鸡传递的吉祥信息等等，也都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近代民俗之中。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民俗的传承性特征更多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在生活、生产实践中业已形成的、具有超越时代性的那部分内容，如中华民族固有的符号体系、审美心理、社会观念以及共同的社会行为习惯等。有些内容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补充、被修正，甚至被更新，但其主流、其本质却是恒定不变的，这正是中国民俗有别于其他各国民俗的本质性的东西，并由它们来决定民俗的民族式样和风格特征。

    三、近代民俗变迁的符号象征意义

    乌丙安先生的《民俗符号论》给我们分析近代民俗变迁的符号象征意义，提供了理论框架。他从符号学角度把民俗符号分为语言系统符号和非语言系统符号两大类。语言系统符号主要包括俗语符号及口头文学的形象符号如隐喻象征、神话符号等内容；非语言系统符号主要包括听觉的音响符号如锣鼓、哨语、号等，视觉标记符号，视觉的纹饰、图像符号，如传统中各种纹饰龙风、各种画象、图案、神灵偶像符号等等，视觉的实物象征符号如红盖头、喜车、端午节的粽子等，视觉的色彩象征符号如青赤白黑黄五色所代表的象征意义等等。以及从民俗符号结构角度，把民俗符号分解为民俗指符的象征映像及民俗所指的内涵意义等。上述这些分类表述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民俗本质的认识。
    近代民俗在变迁过程中尽管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符合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的民俗象征符号仍然得以保留，但同时，完全属于异质民族文化的民俗象征符号，由于其具有强势能特征以及其所代表的近代性和世界发展趋势，也被大量吸纳和采用，从而形成了近代民俗内容的丰富和驳杂，民俗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民族形态的近代性等特征。就近代民俗象征符号而言，多样性与融合性特征、近代性与古代传承性，世界共同性与民族性，构成了转型时期民俗象征符号体系的时代特征。
    1.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多样性、融合性特征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由于近代民俗在变迁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西方民俗内容，因此，其民俗象征符号也体现出多样性、融合性特征。多样性指的是民俗象征符号样式的多样性，不仅有中国传统民俗的象征符号，而且又有西方民俗的象征符号；不仅具有近代性的民俗象征符号；也有前近代性的民俗象征符号。以服装为例，不仅有长袍马褂，也有西装革履；以车为例，不仅有近代化的汽车、火车、轮船，也有传统的抬轿；以饮食为例，不仅有中国传统各种菜系，更有法国大餐，也有日本料理，俄罗斯烤肠，更有意大利比萨和美式快餐；以婚礼为例，不仅有中式传统婚礼，也有西式婚礼，……，总之，全世界各地民俗都共生、共存于近代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犹如商店里的橱窗，琳琅满目，五光十色。
融合性则指近代民俗象征符号中的中西融合、传统与近代共生的特征，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以服装为例，中山装不仅保存了中国传统服装的优点，更吸收了西服的样式以及剪裁、缝制方法；文明结婚不仅保留了拜天地、拜父母以及亲朋送贺礼、“随份子”、大摆婚宴的传统，还吸收了西式婚礼中的简朴仪式和男着西服、女穿洁白婚纱的西式方式。至于生活方式中的中西因素共存、共生现象更不胜枚举。
    上述民俗象征符号所表现出的多样性、融合性特征，典型地反映了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特点。近代社会转型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开放的过程，尽管这种开放是被动的。国门洞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长驱直入，中国国内资本主义新因素的不断滋长，封建专制统治控制力的不断削弱，这些都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使新的生活因素、新的思想因素获得生长的土壤。此外，在民俗层面上对西洋民俗因素的吸纳，也典型地反映出近代社会的开放性和相对宽容性。
    2.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近代性、世界共同性特征体现着近代转型期的社会进步：近代民俗在变迁过程中，其特有的民俗象征符号不断地获得近代性及世界共同性特征，如剪辫放足，自由恋爱、文明结婚、社团活动，城市舞会以及社会交往活动中的握手礼、鞠躬礼，人际称呼中的“先生”、“女士”、“同志”、“小姐”等，年俗节日中移植世界通用的节日，如新年、国际妇女节、国际劳动节、圣诞节等等。至于伴随近代城市兴起而生长起来的城市民俗，就更具有近代性特征了。
    近代民俗符号象征的近代性、世界共同性特征体现着近代转型期社会的进步。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问题学术界尽管存在着“上升”与“沉沦”的论争，但若以中国传统社会为参照系，近代中国确实进步了。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国人不仅睁眼看世界，而且还走出国门去观察世界、研究世界。清末大规模留学浪潮的兴起，更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开放势态。此外，由于沿海通商口岸的迅速发展和繁荣，使它象磁石一样地吸纳周边地区人、财、物。使许多抱着谋生、发财梦的人们纷纷走出封闭的环境来到通商城市，人们活动圈的逐渐扩大，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以及物贸流、信息流借助于载体的出现和发展，皆标志着社会的逐渐开放。二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从西方的工业制品到科学文化产品，从铁船炮弹到各种工厂，从科学观念到民主、自由、博爱思想。西方近代文明事物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举凡日用百货、生活百工，一切冠以“洋”字的东西几乎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三是近代市民社会崛起，近代市民群落大规模出现。沿海开放口岸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甚至移民人口构成城市人口的主体，以及近代城市的社会运营完全按照近代的时间和效益规则运转，城市人群形成新型的业缘组织等等，标志着近代市民社会的崛起。近代市民则是广泛的概念，上至政府官员、资本家下至工人、车夫和商贩都属于市民范围。他们是近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和参与者，近代西式生活方式最先在沿海城市居民中流传，然后才逐步辐射到内地城乡。西方的良风美俗、政教制度无一不是最先由市民接受的。总之，近代化城市的迅速增加、近代市民社会的大规模出现，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至于新思潮的涌现、近代国民道德改造思想的提出，新闻报刊的创设及普及，个人独立、自由意识的张扬等等，都象征着近代中国的进步。
    3.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民族性特征，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期民族文化传统的顽强延续性：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民族性特征，指的是民俗象征符号的内容、式样都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从先辈那里传承的那部分内容。在民俗中，传统的和固有的应居主要地位，即使在近代社会巨变的时代背景下，近代民俗中尽管吸收、容纳了大量外来的、西方的要素，然而其主干和核心部分仍是传统的。这就是民俗演进中的“变”与“不变”法则。民俗变迁中的“不变”法则，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期中华固有文化传统的延续性。
    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尽管遭受西方近代世界的剧烈冲击和挑战，尽管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固有文化中符合民族心理需求的东西、优秀的东西，仍然被保留下来。中国传统文化尽管适应了近代世界环境，然而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因为适应而被丢掉。以汉字为例，尽管经历了废除汉字运动、罗马拼音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简化汉字运动，但最后汉字仍然被保留下来。以伦理道德观为例，尽管传统伦理道德观受到猛烈的冲击和批判，三纲五常被否定，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被先进中国人所接受，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中的孝敬父母、尊师重教、讲睦修善以及诚信、道义等内容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以饮食方式为例，尽管大量西式饮食进入中国，但中国传统的米食、面食文化，中国传统菜系及其风格味道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上述这类“不变”的民俗给我们留下很多启示。近代以来在学术思想界有所谓“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持本位文化论者，希望保留中国的文化，只吸收西方好的文化；持全盘西化论者认为可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双方争论得不亦乐乎，但近代中国既没有全部本位文化，也不可能全盘西化，反倒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世界文化的“中国化”。中国仍然是中国，只不过不是封建时代的中国而是近代的中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大潮中的中国。其实道理很简单，近代民俗的民族样式、民族内容的保留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于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是不可能轻易被其他别的民族，其他别的什么文化所完全同化的。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时代，她会吸收一些外界的新事物、新要素到自己的文化中来，也会放弃一些陈旧的、过时的东西，但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以及它的表达体系是不会根本改变的。近代民俗的变迁就已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中国近代社会巨变时期的民俗象征符号比传统在内容形式上更丰富、更驳杂、更斑澜了，尤其是象征符号中吸收了大量西方民俗符号，这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其所赋予的时代意义也是深刻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民俗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近代性和世界性、时代性和进步性最为典型的象征。因此，考察中国近代民俗的变迁，不仅能从民间的社会生活层面感知近代中国变迁的脉搏，而且也能从民俗自身变迁的规律本身体会到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与演进的一般规律性，对我们理解并深入探讨中国从封建社会步入近代社会的转型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