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四大高僧与福建佛教

湘里妹子

来源：http://www.fass.net.cn/index.asp  2006年12月8日

弘一、太虚、圆瑛、虚云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四大高僧，他们都与福建佛教关系极为密切：弘一法师在福建弘法先后达14年，并示寂于福建泉州，其振兴湮没700余年的“南山律宗”的实践，基本上是在福建实施的；太虚法师为当时佛教界著名领袖，在他担任闽南佛学院院长的6年中，一直将闽院作为他改革、创新中国僧教育的实验园地；圆瑛法师为福建古田人，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一直关心着家乡佛教事业，先后担任过福建五个大丛林的住持；虚云法师出生于福建泉州，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他任福州鼓山涌泉寺住持6年，使鼓山门风重肃，一时成为全国丛林典范。本文拟就这四大高僧与福建佛教之关系做一肤浅探讨，以期引起有关行家的兴趣和关注。

弘一

弘一法师，俗姓李，名文涛，又名广侯，字息霜，亦称惜霜，别号叔同，出家后法名演音，字弘一，晚年号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清光绪六年（1880）出生于天津。在弘一法师出家的24年中，于福建弘法前后达14年。弘一法师在福建的弘法，不仅在他弘法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大大地推动了福建佛教的兴盛[1]。

弘一法师对佛教的最大贡献，是振兴湮没700余年的“南山律宗”，因之被后人推崇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祖。弘一法师振兴律宗的实践，大部分是在福建实施的。弘一法师之所以决定在福建弘律，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在其它地方弘律因缘未成，不甚顺利。正如他1933年1月在厦门妙释寺所讲：“余于前二年（民国二十年）既发宏律愿后，五月居某寺（按：慈溪磊寺），即由寺主发起办律学院，惟与余意见稍有未同。其后寺主亦即退居，此事遂罢。以后有他寺数处，皆约余办律学院，因据以前之经验，知其困难，故未承诺。……此次在本寺讲律，实可谓余宏律第一步也。”[2]其二，在福建弘律顺利，法缘殊胜。正如弘一法师于1933年3月在厦门万寿岩讲律后给芝峰法师信中所写：“此次讲律，听众甚盛。寄住寺中者六七人，皆自己发心过午不食……现已讲《羯磨》，若欲深造，非有三五年之功夫专心研习不可。听众中有二三人誓愿甚坚固，或可发心专修也。”[3]弘一法师在闽南各种场合讲律后，均受到听众热烈欢迎，每次都很圆满，他也多次发出闽南“法缘殊胜”之赞叹。弘一法师在福建的弘律活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讲演律学。如1933年10月3日，为纪念南山律祖圆寂日，弘一法师开讲《四分律含注戒本》、《戒相表记》、《删补随机羯磨》等；1934年1月至2月在厦门妙释寺讲《四分律含注戒本》，2月至5月在厦门万寿岩讲《随机羯磨》；1934年元旦在泉州草庵讲《四分律含注戒本》；1935年11月于泉州承天寺传戒会讲《律学要略》；1937年元旦开始，在南普陀旧功德楼讲《随机羯磨》、《羯磨集法缘戒篇》等；1941年4月在晋江檀林乡为学者讲《律钞宗要》等。

第二，创办南山律学苑。1933年5月，弘一法师于泉州开元寺右侧尊胜院创办了南山律学苑，并亲自为撰《南山律苑住众学律发愿文》，共发四宏誓愿：“一愿学律弟子等，生生世世，永为善友，互相提携，常不舍离，同学毗尼，同宣大法，绍隆僧种，普利众生。一愿弟子等学律及宗律之时，身心安宁，无诸魔障，境缘顺遂，资生充足。一愿当来建立南山律院，普集多众，广为宏传，不为名闻，不求利养。一愿发大菩提心，护持佛法，誓尽心力，宣扬七百余年湮没不传之南山律教，流布世间。”[4]这在南山律宗已湮没700余年的当时，可谓空谷足音。弘一法师在南山律学苑讲《四分律含注戒本》及《随机羯磨》，每次连续讲两周，分两次讲完。弘一法师鼓励学僧提出问题讨论，或以书面请问。学僧除了听律之外，还各自圈点南山三大部，以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弘一法师还定期出题，让各位学僧写心得，并亲自加以批改，如现存性常的十篇学律心得上皆有弘一法师言简意赅之批语[5]，表达了对培养律学人材的殷切希望。

第三，编撰、点校、订正有关律学著述。弘一法师的许多律学著作，是在福建完成的。如其最主要的律学著作《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即作于1940年闭关福建永春蓬山时。此书分为四编，即宗体篇、持犯篇、忏悔篇、别行篇，“篇中又分为门、章、节、项、支，将道宣的《行事钞》、《随机羯磨》、《戒本疏》南山三大部及灵芝的《资持记》、《济缘记》、《疏行记》按篇、门、章、节、项、支所示各类内容分别排列，还参考了道宣《四分律拾毗尼义钞》、《释门归敬仪》、灵芝的《芝苑遗编》等著作，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查阅，也便于精密研录，穷其幽奥。所以《备览》较为普及，成为许多在家居士的行为依据。”[6]弘一法师在福建校点了大量律学著作，代表作有：1933年8月于泉州点校的《南山钞记》，此项工作前后进行三年才告竣；1936年8月于厦门鼓浪屿日光别院校录的《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1939年4月至1940年10月于永春普济寺校录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为了校录律学书籍，弘一法师极为辛苦紧张，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个小时。弘一法师还根据讲课需要及手头相关资料，编撰了许多律学讲义及稿本，如：1933年1月于厦门妙释寺编《四分律含注戒本讲义》，2月于厦门万寿岩编《随机羯磨讲义》，8月于泉州尊胜院编《戒本羯磨随讲别录》、《南山道宣律祖略谱》，10月撰《梵网经菩萨戒本浅释》，1934年5月于厦门南普陀后山兜率陀院撰《随机羯磨疏跋》，7月将敦煌写本与天津刊本对校，撰《四分律随机羯磨题记》。弘一法师在福建编撰的有关律学著述，数量甚多，具体可查看拙文《弘一大师在闽南的撰述》[7]。

第四，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律戒。瑞今法师在《亲近弘一大师学律和办学的因缘》中，曾对此作过记录：“大师于日间自订有阅读、讲律和朗诵等常课，绝不浪费时间。到了天将薄暮，则持珠念佛，经行散步，入晚即就寝，绝少点灯，颇有古德‘怜蛾不点灯’的遗风。律中规定，穿不过三衣，食不逾午时，他都严守不越，这是所以戒贪奢之妄念。[8]弘一法师持“非时食戒”甚严，1942年特撰《持非时食戒者应注意日中之时》，对比丘戒中的“非时食戒”作了进一步说明。弘一法师不仅自己实践躬行，一切按律戒行事，对别人询问也认真按律制答复。全国信众所以屡屡前来拜谒请教，与法师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律戒、率先垂范是分不开的。

在不遗余力地振兴南山律宗同时，弘一法师广结善缘，足迹遍布闽南。据不完全统计，仅其在闽南弘法过的地方，寺庙如：厦门的南普陀、太平岩、妙释寺、万寿岩、日光岩、万石岩；南安的雪峰寺、慧泉寺、双灵寺、树德寺、建应寺、灵应寺；泉州的承天寺、资寿寺、开元寺、崇福寺、光明寺、百源寺；晋江的福林寺、草庵；惠安的灵瑞山寺、瑞集岩、净峰寺、晴霞寺、科山寺；漳州的南山寺、七宝寺、瑞竹寺；同安的梵天寺；永春的桃源殿、普济寺等。佛教院校及有关慈善机构如：闽南佛学院、佛教养正院、温陵男养老院、妇人养老院、泉州慈儿院等。学校如：泉州梅石书院（即昭昧国学专修学校）。经堂如：惠安普连堂、如是堂；泉州清尘堂；漳州尊元经楼等。居士菜堂如：惠安黄成德菜堂、刘清辉菜堂、胡碧莲菜堂等。私人住宅如：惠安王颂平宅、黄善人宅、许连木童子宅、李氏别墅、厦门了闲别墅等。弘一法师不仅弘法范围广泛，不拘扬所，而且内容宏阔，排期紧凑，效果极佳。弘一法师在福建弘法所以会屡获成功，除了其严以律己的人格力量和广博的佛学知识外，其演讲也极富特色：一是深入浅出，常用浅显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教理；二是融进自己的经历，以现身说法来感染听众；三是语言亲切，自然表明自己的心态；四是充满真知灼见，极富启发性[9]。

弘一法师驻锡福建期间，推动了福建佛教的发展，对近代福建佛教特点的形成，起了极大作用。近代福建佛教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僧教育兴盛。这与国内高僧大德云集闽南兴办教育有关[10]，仅与弘一法师有关联的（或倡办、或讲学）的佛学院校及教育组织就有：闽南佛学院、闽南养正院、厦门律学院、泉州南山律学苑、泉州慈儿院、泉州月台佛学研究社等多所。法师还提出了一系列僧教育主张，推动了僧教育的发展。第二，寺藏佛学经典浩繁[11]，流通情况良好。弘一法师不仅在有关寺庙中编校审订了大量书稿，还从日本等地请回各种经书。正如他在南普陀寺时所言：“自扶桑国请奉古刻佛典万余卷，多明清季初刊本，求诸彼邦，见亦罕矣。”[12]法师还发掘保护了许多珍贵经版，如曾在鼓山涌泉寺发现珍贵经版，称之为“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随之倡印，使其广为流布。第三，学律风气为全国之首。这与弘一法师身体力行有关，前已有略述，此不多赘。第四，与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关系密切。东南亚有许多寺庙为闽南著名寺庙下院。弘一法师与弘法海外的法师关系密切，如与被菲律宾佛教界称为开山祖师的性愿法师、曾任马来西亚佛教会会长的竺摩法师等名僧都有书信往来。弘一法师培养的弟子中，也有不少成为弘法东南亚的名僧，如瑞今法师，驻锡菲律宾数十年，曾荣任世界佛教僧伽协会副会长。第五，女众带发出家[13]。近代闽南以“女众削发出家尼僧少，带发出家菜姑多”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奇观。这种现象是得到弘一法师等高僧认可的[14]，法师还为晋江梵行清信女讲习会题写“清高勤苦”四字。弘一法师示寂后，菜姑在法师生前友好关心下，一直得以绵延。

太虚法师

太虚法师，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别号悲华。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幼年失去双亲，清光绪三十年（1904）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出家，同年在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1947年病逝于上海玉佛寺。太虚法师在当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正如台湾学者洪金莲在《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一书中指出：“太虚不但是典型的传统佛教的继承者，同时他又是开启中国佛教现代化的首议者；他不但是一位行动实践的改革者，同时也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思想家。”[15]太虚法师与福建佛教界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积极倡导僧教育。太虚法师曾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兼南普陀寺方丈），对办好闽院倾注了大量心血。闽南佛学院所以成为我国著名佛教学府，至今仍在全国各佛学院中名列前茅，与早期主持院务工作的高僧大德打下的基础有着密切关系[16]。太虚法师作为佛教界领袖，一贯高度重视对僧材的培养，在其担任闽南佛学院院长的6年中，一直将闽院作为他改革、创新中国僧教育的实验园地。“以后数年中，闽院遂为大师教育事业中心。”[17]在法师的努力下，闽南佛学院面貌为之一变，不仅成为福建僧人首选学府，也成为全国各地僧人向往的学府。太虚法师对办好闽南佛学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采取系列措施，对闽院进行调整、充实、改革，进一步提高了办学质量。如将原学院附办的小学迁往漳州南山寺，独立建校，之后于南山寺成立“锡兰留学团”，学习英文以备留学。明确规定闽院三年修业的学制和每学年的修学课程，除以佛学经论为主外，还兼修语文、外语、数学、历史、地理、哲学、艺术、体育等科目。太虚法师还倡议在学院中设立研究部，并将研究部分为“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小乘俱舍系”、“中国佛学系”、“融通应用系”等五个系，从应届毕业生中选择品学兼优的学僧进入研究部深造，并有专门导师负责指导。

第二，提出一整套新的僧教育观，极力推动闽南佛学院的教育改革。太虚法师在闽院作了大量专题演讲，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如1929年12月讲《中国现时学僧应取之态度》、1930年春讲《建僧大纲》、《僧教育要建筑在僧律仪之上》、1931年3月讲《学僧修学纲要》、1932年10月讲《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1932年12月讲《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后的建设》、1935年11月讲《师生应如何爱护学院》等。在这些演讲中，他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此后实践僧教育的内容和方向大体没有超出这些观点。如对僧教育没有宗旨、目标的办学方法表示了不满和失望：“中国教育模仿外国，而佛教教育就模仿中国，如‘法师养成所’恰与中国士大夫式的教育一样。这在僧教育的立场来批评，他们所办的教育，不是为整个佛教情形所需要来办的，不是为信解行证全部佛教来办的，不是普及佛教教育的，这都是古代阶级式的教育遗痕。”[18]什么是理想的僧教育目标呢?太虚法师提出：“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学作讲经法师而已，必须要学习整个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劳动、淡泊，要能做挑水、扛柴、洒扫、应对，以及处世理事、修禅弘法的工作。”[19]对于在学僧人，太虚法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守清苦淡泊的原有佛教生活，尤其修学的学僧，要以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为出家人美德。要能勤苦劳动，受过教育而有知识的僧徒，要格外的勤苦，个人的衣食与各种器具，要能自己动手去做[20]。应该有怎样的僧制?太虚法师提出学僧制、职僧制、德僧制三种，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僧教育体制[21]。

第三，为闽院学僧讲经说法及上有关文化课。1927年3月，太虚法师为闽院学生讲《行为学与唯根论及唯身论》；1929年12月，讲《瑜伽真实义品》，弘一法师亦逐日亲临听讲；1930年2月，讲《大乘位与大乘各宗》、《佛学之宗旨及目的》、《西洋中国印度哲学的概观》；3月，讲《弥勒经》；4月，讲《纪念释迦牟尼佛》；1931年2月，讲《大乘宗地图》；1932年12月，讲《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等。其中有的演讲在太虚法师的弘法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大乘位与大乘各宗》为法师十年来对大乘各宗以客观态度观察后，进行了融会贯通的研究，总结发现其遍融共摄的同共律，指出其特点有“平等门”和“特殊门”[22]。影响较大的还有《西洋中国印度哲学的概观》，法师针对梁漱溟、张东荪对佛教的看法，提出了“本体论——宇宙观”、“知识论”、“行为论——人生观”、“西中印度哲学与佛教”等论题[23]。在闽院的讲经中，有的内容法师自己也颇为看重，如所讲的《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后由胜济、窥谛、东初、灯霞、雪生等合记，成《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讲记》，“大师誉此经为‘法备五乘，义周十宗’，颇为推重。”[24]

第四，阐述对改革佛教的看法。太虚法师许多改革佛教的主张和看法，是在闽院形成并宣讲的。其最著名的如1927年9月在闽院所讲《救僧运动》。法师指出，积极的救僧要真修实证以成圣果、舍身利众以重胜行、勤学明理以传教法。消极的救僧则：自营生计以离讥、严择出家以清源、宽许还俗以除伪[25]。太虚法师很看重这个演讲，在《告徒众书》中特意提到“余近日在闽南演说之《救僧运动》”，并介绍了其主要内容[26]。

到各地讲经弘法，广播法音。太虚法师在福建期间，足迹踏遍福建许多学校、佛教会及名刹，席不暇暖，与广大信众接触频繁，为讲经弘法见缝插针、不遗余力。1926年11月，法师于厦门大学讲《缘起性空之宇宙观》、于厦门教育会讲《大乘佛法的真义》。1927年3月于福州市为军政当局开示，并游鼓山、怡山诸胜；10月，游漳州南山寺。1929年12月，应厦门集美女中之请，讲《佛学的人生观》。后游泉州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参观孤儿院，并驻锡开元寺，为泉州民众教育馆讲《从无我唯心的宇宙观到平等自由的人生观》，又应晋江县佛教会讲《佛教会是本慈悲心和智慧心所组成的》；1930年1月，到南安县雪峰寺度旧年，并应安海养正中学之请讲法；3月，于厦门南普陀寺讲《普门品》；4月，应厦门双十中学讲《民国与佛教》；并应厦大之请，讲《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1931年1月，应厦门鼓浪屿武荣中学之请，讲《释迦牟尼的教育》，为中华中学讲《亚欧美佛教之鸟瞰》；2月，应闽南信众请，于蔡慧诚涌莲精舍讲《唯识三十论》。1932年11月，应厦门新青年会之请，讲《新青年与救国之新道德》，应厦大教授所组文哲学会之约，讲《法相唯识学概论》。1933年1月，应厦门大学心理学会之约，讲《梦》；2月，于思明县佛教会讲《学佛先从人做起》。1935年11月，应中国佛学会闽南分会之请，于厦大旅舍天台讲《佛学会与现实佛化》，又于厦门中山公园通俗教育社讲《佛教与现代中国》。这些演讲内容，不少在法师弘法讲经活动中有着重要地位，如在泉州民众馆所讲的《从无我唯心的宇宙观到平等自由的人生观》，“以缘起无我说平等，唯识熏变说自由，后乃时时说之。”[27]一些演讲内容系太虚法师多年思考的结晶，如于厦大文哲学会所讲《法相唯识学概论》，过去曾初讲于世界佛教居士林，因故而中止，此藉在闽期间得以完备。

撰写大量佛学著作。太虚法师所以成为中国近代佛教领袖，与其著述等身是分不开的，而其中许多著述，则撰写于福建。一是改编，如太虚法师在闽期间，应世界书局之约，改编《佛学概论》为《佛学ABC》以行世。二是写评语，太虚法师在阅闽院藏书时，写下许多短评，如《评（西田几多郎）〈善之研究〉》、《书（菊池宽）〈复仇〉以后》、《附从译本里研究古禅法及禅学古史考之后》等。三是撰文，如1931年2月，作《〈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书后》、《维摩诘经中正信会员格言》。四是辩论，如1933年2月，支那内学院交来《佛诞纪元论刊定书》，对法师《佛教纪元论》有所指摘，法师故撰《复内学院书》以答复。五是解说经书，最有代表性如1931年在南普陀寺所撰《〈成实论〉大意》。《成实论》有十六卷，法师感慨中国鲜有对此研究者，故撰写了此文，从“十二偈与发聚”、“苦谛聚”、“集谛聚”、“灭谛聚”、“道谛聚”等五个方面阐述了自己观点，可称为法师佛学思想代表作之一。

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俗姓吴，法名宏悟，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等。福建古田县平湖端上村人。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五、六岁时，父母先后去世，由叔父照应抚养。幼年时十分聪颖，读四书五经。16岁时参加乡试，中秀才。17岁时，因顿悟人生如梦，于夏日离家至福州鼓山涌泉寺，为增西上人收为弟子，次日剃度。三日后其叔父由古田赶至鼓山，将其连夜带回古田。18岁时，因患伤寒，病愈后即还愿出家，投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兴化（今莆田）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20岁依鼓山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从之学习佛教律仪。1953年9月圆寂于宁波天童寺。圆瑛法师一生著述有20余种，由后人编为《圆瑛法汇》行世。圆瑛法师虽自21岁后外出参学，但一直关心家乡福建的佛教事业，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圆瑛法师对福建佛教事业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住持福建多所名刹，为福建各大丛林的修复和发展殚精竭虑。圆瑛法师与福建许多名刹关系密切，其一生住持过的道场有11处（含上海圆明讲堂及槟城极乐寺），而仅福建就有5处，即：泉州开元寺、福州雪峰崇圣寺、福州罗山法海寺、福州瑞峰林阳寺、福州鼓山涌泉寺。1924年任泉州开元寺住持。当时开元寺残破不堪，僧众散去。圆瑛法师去函槟榔屿，礼请转道、转物二法师回国来开元寺，并开工兴修该寺。“由大殿以至万善戒坛及双石塔，无不加工兴修。务使崇闳庄丽，一洗荒废破旧、碎瓦颓垣之貌。”[28]使开元寺逐步恢复往日兴盛。兴建工作完成后，圆瑛法师推举转道和尚为住持，自己则竭力帮助转道传戒弘法。当时宁波天童寺僧众来函礼请法师任天童寺住持，师以曾发愿“重兴闽南古刹”为由婉拒。与此同时，圆瑛法师还积极向居士募化修建开元寺之东西石塔，其间太虚法师曾组织中华佛教代表团赴日本开东亚佛教大会，致函要求圆瑛法师参加，圆瑛法师因全力以赴修寺，写信婉拒，为泉州开元寺的修复倾注了极大心血。1927年10月，圆瑛法师应福州诸山长老和雪峰崇圣寺护法居士之请，任福州雪峰崇圣寺住持。圆瑛法师曾于三十年前在雪峰崇圣寺亲近达本方丈，此时达本方丈传法于法师，为曹洞宗第四十六世法嗣。1928年2月，圆瑛法师将福州罗山法海寺改为雪峰廨院，并重修殿宇，新建万绿堂。看到荒废的古刹得以重兴，法师高兴地赋诗：“梵王宫殿势崔嵬，古迹罗山金粟台；阅历沧桑谁是主，斩除荆棘我重来。”1931年1月，圆瑛法师出任福州瑞峰林阳寺住持。1937年2月，圆瑛法师辞去天童寺方丈后，全国有六大丛林争请法师前往住持，法师皆辞谢。“唯鼓山涌泉寺，乃闽中首刹，桑梓攸关，义不容辞，遂就任于该寺。”[29]圆瑛法师进住涌泉寺后，即整顿寺风，自立规则，锐意改革，率先垂范，其在斋堂训话时言：“寺院兴衰，端赖规矩之有无。僧规者，即出家人自治之法律也。”人人均要遵守，不得视若虚文。圆瑛既为一寺之主，先要循规蹈矩，方可整大众之规矩[30]。在闽期间，圆瑛法师注意修复寺塔，如为家乡古田重修吉祥寺之吉祥塔，为古田县极乐寺重修而募缘等。

在福建进行了大量的弘法讲经活动，受到广大僧人和居士的欢迎。圆瑛法师弘法讲经活动范围广泛，其讲过经的寺院有多所，如1909年秋在福州鼓山涌泉寺讲《护法论》，“感普贤菩萨摩顶授记之异，由是智灯焕发，慧炬大明，深得论旨，善说法要，众为之奇。”[31]1922年7月在厦门南普陀寺讲《楞严经》，1925年5月又至厦门南普陀寺讲经，1926年1月于福州白塔寺讲《仁王护国般若经》，1927年2月在福州西禅寺讲经，1930年8月于莆田梅峰寺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935年6月于厦门妙释寺讲《金刚经》，1936年11月于莆田梅峰光孝寺讲经。除了在寺院讲经外，圆瑛法师还常到功德林、佛化社、佛教会等处弘法，如1927年1月，在福州功德林、佛化社讲经，“法筵之盛，插足无地，闻法受教欢喜无量。”[32]1930年5月，于厦门鼓浪屿了闲社讲《金刚经》，1931年5月于莆田佛教会讲经，1935年6月于厦门佛教会讲《圆觉经》，1937年2月于福州佛化社讲演佛学。圆瑛法师在福建的弘法活动，对福建佛教的兴盛，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正如明旸法师在《圆瑛法师年谱·前言》中所言，大师所讲经文，“均深入浅出，博得听众的极大法喜与赞叹。讲经之处，法筵之盛，常是座无虚席。”

注意培养僧材，支持创办佛学院。圆瑛法师认为僧人只有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和训练，才能真正振兴佛教。1925年5月，圆瑛法师应闽南佛学院院长会泉之请，起草《闽南佛学院章程》，并主持该院开学典礼。闽南佛学院是福建省第一座新型佛教学府，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地位[33]。圆瑛法师对南普陀寺创办这样一所学院感到高兴，在开学典礼上欣然赋诗四首，以示祝贺。1937年9月，圆瑛法师于福州法海寺创办法界学院，并自任院长。1948年2月，圆瑛法师以鼓山佛学院院长名义，在《弘化月刊》第九十三期发表了《鼓山佛学院缘起》的文章。此外，圆瑛法师注意培养青年僧人，曾亲近过圆瑛法师、受其教益后成为名僧的福建籍僧人甚多，如：晋江人瑞今法师，曾参预圆瑛法师讲习，闻法研经，受益殊深，后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菲律宾分会会长；福州人明如法师于圆瑛法师在天童寺时受具足戒，后任上海玉佛寺监院；福州人明旸法师10岁时于福州白塔寺听圆瑛法师讲经有悟，长期跟随圆瑛法师，弘扬圆公事业，后任中国佛协副会长、上海龙华寺住持；仙游人宗圣法师曾于新加坡亲近圆瑛法师，后任印度尼西亚大乘佛教会会长；福州人明旭师太（明旸法师之母）为圆瑛法师之度徒，后任闽中唯一尼众律宗道场福州地藏寺方丈；福州人梵辉法师，曾随圆瑛法师听经，后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

创办慈儿院，热心慈善事业。1924年9月，圆瑛法师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创办了慈儿院，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儿，亲任院长，主持其事，前后培植人才数以千计。院中学科按普通学校设立，所有费用全免。为筹慈儿院基金，圆瑛法师亲赴南洋筹款。为了慈儿院经费长期得到保证，圆瑛法师将所筹之款寄于马六甲的基金董事会，由其保管本息，由基金会将息金定期汇与慈儿院。1927年10月，圆瑛法师在《泉州开元寺慈儿院第一届报告书序》中道出了他办慈儿院的艰辛、原委及打算。1928年6月，圆瑛法师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九期发表《佛儒教理同归一辙》中，再次表明了他创办慈儿院的目的，是为了行大乘之道。

虚云法师

虚云法师，俗姓萧，初名古岩，字德清，别号幻游。原籍湖南湘乡，因其父在福建做官，故出生于福建泉州。光绪九年（1883）至福州鼓山涌泉寺从妙莲和尚出家并受戒，曾于涌泉寺任过水头、园头、行堂、典座一类职事，后外出参学。1929年回福州鼓山涌泉寺任住持，1934年任广东南华寺住持，1943年任广东云门寺住持，1953年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虚云法师是近代禅宗代表人物，于鼓山受临济衣钵于妙莲法师，为临济宗四十三世；又受曹洞宗衣钵于耀成法师，为曹洞宗四十七世，并中兴云门宗，扶持法眼宗，延续沩仰宗。法师生平著述甚多，代表作有《楞严经玄要》、《法华经略疏》、《遗教经注释》、《圆觉经玄义》、《心经解》等，惜大多毁于1951年春的“云门事变”中。现存残稿由香港岑学吕居士于1954年编为《虚云老和尚法汇》。1962年，门人净慧法师亦将其收集到的佚稿汇编成《虚云和尚法汇续编》。岑学吕还编有《虚云法师年谱》。

虚云法师不仅生于福建，于福建出家，而且其弘法生涯与福建关系极为密切。其对福建佛教最主要的贡献，莫如1928年至1935年间住持福州鼓山涌泉寺时，使鼓山丛林得以中兴。福州鼓山涌泉寺为闽中著名丛林，建于唐建中四年（初名华严寺）。从开山灵峤禅师起，至清代虚云法师已是第一百三十代住持。当时鼓山虽为全闽第一名胜，但长期以来，“以其历史远，而僧习漓；以其风景优，而雅俗混；降及近代，益成为赖佛图生者所归。”[34]虚云法师1929年应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之约往鼓山任住持，其原委正如自己所说：“予以剃染初地，缅怀祖德，义不可辞也，遂就任。”[35]虚云法师为中兴鼓山丛林，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

整肃寺规，重振道风。1929年，虚云法师一接任涌泉寺住持，即对涌泉寺寺规进行了重新规订，对一些原有的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如不许任何人在寺内私收徒众；取消私灶饭菜，一律过堂；取消许多首座当家，只留有一二个；取消七八十位知客，只存留五个至八个，所有如书记等僧职都取消空闲职。由于改革触及了一些僧人利益，部分不法僧人放火烧房，企图谋害虚云法师。法师以慈悲待人，予以宽释。虚云法师在《重订鼓山涌泉寺规则序》中，对改革寺规的重要性做了强调和阐述[36]。当时一些僧人除看管门户外，不上殿，不坐香，虚云法师对此提出整理道风的要求，对习禅等做了具体规定[37]。在虚云法师的努力下，住禅堂由仅一二个僧人，增加到六七十人，并恢复了旧有十二柱香的参禅制度，逢冬加香打七。寺中的念佛堂，也有三四十众以念佛为常课。为照顾年老体迈者，还设有延寿堂，日以三柱香佛事为恒课。当时常住僧约300余人，共同行持。每年春初，全寺修“忏摩法”，共拜万佛忏。

修寺盖堂，建庵造阁，使鼓山丛林面貌焕然一新。当年曾在鼓山亲近虚云法师的月耀和尚回忆起当时山中情况时写道：“虚老锐志复兴，故对于整个涌泉寺，莫不加以粉刷、油漆，焕然一新，显得更庄严美丽了；被人放火烧去的房子，亦修复如故。念佛堂、延寿堂、佛学院，都是花了极大的工程改造的。如意寮，是现代化的两层洋楼，可见虚老重视病人的痛苦了。另外，还值得一提的，便是人所不注意的上客堂。原有的上客堂，在一个角落里，房子又小，空气又暗，人所不愿进去的。虚老是行脚僧的老前辈，知道此中情况，因此，把上客堂修建得名副其实，清净庄严如禅堂一般了，不过范围比禅堂小一点。回龙阁，因看客者不慎而毁于火，但不久便修复了，且修造得更坚固美观。”[38]1931年，虚云法师还在鼓山建了平楚庵、西林庵、云卧庵等院宇。1932年，虚云法师在《建筑鼓山寺各堂寮胜缘疏》中，对修建山寺各堂的经过和原委进行了说明：“鼓山年来传戒，亚堂独缺依止之所。窃维女界二众，参学各省皆少，丛林风规既无闻见，尘俗习气从何脱离?修学无地，实堪悯念。今拟就本山平楚庵故址，在山麓接近廨院之处，建筑女修院一所，俾令来山求戒、发心参学之辈，得由本山照应，可以安心净修，于培植尼众道风，不无补益。”[39]

讲经弘法，办学传戒。《虚云和尚法汇》中，收有虚云法师在鼓山所讲部分法语，除了应各位居士请讲的上堂法语外，还有对众生的说法。如在鼓山新筑放生园落成时说：“了知法界平等觉，贪瞋痴爱性圆明。念异十恶从心起，心忘罪灭万法空。”[40]为使青年僧人能进一步深造，虚云法师先设学戒堂，又改为鼓山佛学院，再改为法界学院。虚云法师还千方百计延请名师来讲课，如宗镜、大醒、印顺、心道、慈舟等都应邀前来任教。当时，至夏必讲经，讲者皆各法门有名法师。虚云法师高度重视传戒，1930年在《敕赐鼓山白云峰涌泉禅寺同戒录序》中，回顾了涌泉寺传戒的历史，指出传戒的重要性，并提出改革戒期：“虽奉旨传戒，八日即完三坛。法体如是，固无增减，而悬揣老人未尝不无慨叹焉。”[41]从此，每年春末都传戒一次，并把戒期由每期8天，改为30天。1934年，由虚云法师倡印的《三坛传戒仪范》重印告竣，虚云法师在《后跋》中对一些寺院传戒不如法情况进行批评，并指出：“更有招贴四布，煽诱蛊惑，买卖戒师，不尊坛处，即淫祠神社、血食宰牲之区，妄作戒坛，十师数目证成足否，于主法师不知死活，或无僧行，结期或七日、三日，乃至一日三坛俱毕。至于说戒不分僧尼，缁白混杂，甚或卖牒于四众，捏名寄戒，不知律仪为何事！”最后表示重申传戒仪范的目的是为了“庶足以补过去之漏，匡未来戒法之疏。”[42]在虚云法师的努力下，鼓山门风重肃，与金山、高旻鼎立而三，一时成为全国丛林典范。

保护经版，影印大藏。“鼓山经板最多，为海内外所无者”[43]。虚云法师主涌泉寺时，高度重视保护经版。1930年，粤东66岁的张玉涛居士至鼓山受戒，法名观本。虚云法师嘱观本整编《鼓山宗图》和整理经版。经两年努力，于1932年着编完《鼓山涌泉禅寺经版目录》一卷，虚云法师为之作序，回顾了鼓山从闽王贡写本之秘籍至清代康熙复锓永通之板片的历史，提出整理经版的重要性，并指出其整理的要求：“爰拟清厘，重记目录，依补亡之例，立整理之条，加丹黄之标签，分简册之部居，考译撰之人名，纪锓梓之年代。命门人观本依此法式，循而考之，缺者补之，经夏告竣。”法师对观本整编工作表示满意：“查其钩稽，尚能如例。”[44]鼓山藏有极为珍贵的元刊本《毗卢大藏》，为元延佑二年（1315）由福建省行中书省平章事亦黑迷失发起，于建阳后山报恩寺雕印。至民国，全国只有福州鼓山涌泉寺和山西太原崇善寺有此藏本。因鼓山涌泉寺自明清以来四赐藏经，故此本无人披读，不知其是否残缺。虚云法师于1932年令门人观本始出检之，知其共残缺四十余卷。虚云法师带动十余位法师发心手钞，终于足其卷数。法师在《修补古经跋言》中写道：“考延佑当元中叶，迄今七百年，人世沧桑之变不知凡几。而此三经者，巍然尚存，虽久置不检，而免于潮蠹之坏，不可谓非神龙保护之力矣。”[45]1935年，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龙池清受命来鼓山研究佛经，暗中与虚云法师商量，要以黄金等重交换《延佑藏》，被虚云法师严辞拒绝。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州沦陷期间，日本军官曾来涌泉寺查找佛经，好在已由圆瑛法师于1939年7月运至尤溪县三峰寺秘密保存，遂使日军一无所获。《延佑藏》后又完整运抵鼓山，惜全部毁于“文革”中红卫兵之手[46]。虚云法师如得知，不知有何感慨！1934年，陕西朱庆澜居士发起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但尚缺损二百余卷，拟将涌泉寺所藏《大般若经》及其它宋元善本补足，虚云法师予以全力支持。

整理佛教文献。虚云法师主持鼓山期间，对整理鼓山的佛教文献做了大量工作。观其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主持增订《佛祖道影》。《佛祖道影》全称《佛祖正宗道影》，始由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画诸祖之道影（画像）100余尊，藏于牛头山，万历十七年（1589）由紫柏老人作序刊行。崇祯十一年（1638），真寂院之元贤追补130尊，刻印行世。清康熙元年（1662），鼓山为霖收入117尊重刊；康熙十五年（1676），静熙启公收录166尊，编成《宗门正脉道影》。清光绪六年（1880），鼓山守一空成又增补为240尊，由苏州玛瑙印经房刊行。全书凡4卷，卷一收佛祖正宗39人，并附录旁支、牛头支；卷二收南岳下68人，包括临济、沩仰法脉；卷三收青原下85人，包括曹洞、云门、法眼法脉；卷四收教律连宗48人。虚云法师将鼓山涌泉寺中为霖本和苏州本相对校，并参考了许多方志、寺志，对苏州本中的讹误进行考证辨认，最后收载道影传赞311尊。（二）修订《鼓山联芳集》。《联芳集》是鼓山第十三代住持宋代庆麟禅师所撰，第三十七代住持孤峰惠深禅师继修，但内容仅至明代简翁禅师，而《鼓山志》所记，止于清乾隆遍照禅师，且明以前《联芳集》与山志所记多有不符，使读者莫衷一是。虚云法师取山志与《联芳集》互相参证，并从《指月录》、《续指月录》、《旅泊幻迹》诸典籍以及历代碑刻、万年簿和各种别集中搜集资料，正如虚云法师1935年在《增订鼓山列祖联芳集序》中所说：“及始取山志与联芳集二本参证，以别集一一正之。乾隆以前之住持历略，折二本而增削之，庶就于简明。乾隆以后，则本于碑记、万年簿及故老遗闻可采者纪之。其无征者，或存名而阙史，昭其实也。”[47]虚云法师还撰写了《禅宗五派源流》附于《联芳集》后，此文不仅简述了禅宗五派的源流，而且追述作者自己与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之关系和传承，有利于了解虚云法师身祧五宗及中国禅宗衍变的情况。（三）校正《星灯集》。1935年，虚云法师曾在鼓山将临济宗的法脉传承进行整理考订，在临济宗原有字派之末“宗”字之后增加64字，外演号派80字，并追根溯源，编纂成《星灯集》刊印。1935年，虚云法师又将其加以校正，并将制成的“本支源流系”和“各派源流”附载于后，为研究中国禅宗发展史提供了史料。（四）对法系进行考证。虚云法师1932年于鼓山期间，撰写了《法系考证》，对南岳下第六十世、青原下第四十五世等进行了考证。

（转录自厦门在线www.xm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