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南宋源流说

虎子

作者：吴松弟 撰
《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05，108-113页
来源：青藤书屋

内容提要  本文对客家家谱重新进行了分析，在研究南宋时期汀赣二州的北方移民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成果，提出南宋时期南迁的北方移民对客家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客家先民以南方土著为主，北方移民主要是通过文化而不是血缘影响客家文化的观点。

　　客家是汉族中一个颇具特点的民系，广泛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台湾、港澳等地区，并是海外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客家研究日益受到世人的注目。但是，有关客家学的论著，仍以介绍为主，特别是关于客家源流的研究成果大体上仍未超出数十年前罗香林先生的论著水平。而罗香林先生的研究，现在看来不仅显得陈旧，且有不妥，需重新研究。笔者不揣简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大家。

（一）

　　学术界一般认为，客家人原先生活在北方，为避战乱迁到南方。罗香林《客家源流考》诸著作据家谱以为客家先祖东晋以后开始南迁，远者到达今江西的中部和南部，近者到达颖、淮、汝、汉诸水间，在唐末黄巢起义以后及五代时期再迁入闽、赣二省边的汀、赣二州，于五代宋初形成民系，宋元之际开始自汀、赣迁入广东(1)。长期以来，此说被视为客家源流研究的经典，反复引用。但仔细琢磨，其中的漏洞委实不少。

　　笔者认为，客家先民和客家源流并不是一回事。客家先民是指客家人较早的祖先，客家源流则是先民中对客家语言和风俗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那一部分，而客家人与汉族其它部分的区别完全在于文化特征（主要是来源于北方的语言和风俗）而不是人类学上的特点。客家先民自北方迁入南方以后，只有具备一定的移民的数量，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才能长期保持并延续北方的文化特征。因此，只有那些具有一定规模并直接从北方进入汀、赣二州这种相对封闭环境的移民，或虽不直接进入二州但进入以前在其它地区停留时间不长的移民，才有资格成为客家人的源流。东晋初年为四世纪初，唐末为十世纪，北方移民在到达汀赣之前已在经济不落后交通也不闭塞的长江南北居住了六个世纪，如何还能保持中原古音和风俗，令人费解。而一旦失去北方化的特点，无论自何代迁入都不可能对后世客家文化的形成产生作用。因此，依照文化发生的原理，罗香林先生的东晋移民五代宋初形成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唐代汀赣地区的经济文化仍相当落后，非汉民族人口较多，赣州有被士大夫称为“鬼类”的木客，汀州更是“山都，木客丛萃其中”(2)。陈元光于唐前期说漳州：“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3)漳州早期县的建立时间介于赣州和汀州之间，据此可以推测唐前期赣、汀两州的非汉民族都应有一定数量，在汀州甚至可能占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县的建立往往标志着一个地区获得初步开发，赣州邻近江西——广东交通线的县建立较早，靠近汀州的东部诸县迟至五代以后才建立，而汀州直至唐开元间始建立最早的县分(4)。在这种背景下，少量迁入的北方移民不仅无法保持自己的语言和风俗，而且完全可能会被非汉民族所同化。

　　客家人自迁入广东以后，开始得到较快的发展，明代已布满广东东部、北部的不少山区，此后又向广东其它地区和外省迁移。但奇怪的是，在宋元文献中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在汀赣山区居住着一群具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的人群。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汀州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5户，已接近福建路治所福州十余年前的水平（13.4户）(5)。连汀州与广东梅州间“林木蓊翳，旧有象出其间”的武平县象洞，也获得开发(6)。赣州虽仍地广人稀，但位居岭南往长江下游的交通要道上。因此，宋元时代进出汀、赣二州的文人很多，留下大量关于这一地区的文献记载，但却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这一地区生活着文化与众不同的群体。今存《永乐大典》所载南宋开庆《临汀志》以及《元一统志》、《图经》等方志，比较完整地保存了“风俗形势”、“户口”、“丛录”等门的内容，多次提到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逃入汀州畲民之中导致“时或弄兵”，却只字未提这一地区还有具有独特风俗和语言的人群。

　　宋元之际是汀赣地区客家人开始向广东大批迁移的时期，期间在这一区域发生了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复宋斗争和畲族锺明亮起义，两件大事都发生在以汀赣为中心的闽赣相邻地区，但有关文献记载，如刘埙的《水元村稿》（四库全书本）卷4《赵抚州传》、卷13《汀寇锺明亮事略》，却都不曾提到客家人及其文化现象。《赵抚州传》载居住本县的南宋宗室赵戊岊抗元事迹：宋末参与抗元复宋斗争，进攻赣州失败后逃入汀州，在此“捐重赏募峒丁廖陈六等进取”，未能成功。在知汀州黄去疾降元以后，赵解兵隐迹于畲民之中，最后死于此。试问，如果汀州有大批的客家人，作为北方人后裔的赵抚州为何不捐重赏招募语言和风俗相同的客家反而招募峒丁，在失败后为何不隐迹于客家人之中反而逃入畲中？刘埙是邻近汀州的江西南丰人，记载耳闻目睹之事必不会有疏漏，客家人未能在文献中留下记载，只能表明他们人数过少，以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有理由估计在宋末迁入广东梅州之前，汀赣地区的客家人决不至很多，至少不会超过四五万。

　　众所周知，今天客家方言中保留许多古代北方方言的特征，探明这些语言特征同于古代中原哪一时期的语言，对于解开客家源流之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遗憾的是从无有论著提到这一点。笔者1993年在中山大学拜访著名的古代汉语专家李新魁教授，就此问题向他请教时，多年的疑问始得解决。李教授认为，客家话接近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反映南宋末和元代的基本语言面貌，因此，说客家在南宋之后形成是成立的。笔者对此话的理解是：如果对客家语言形成产生主要影响的客家先民不是在宋代而是在此以前（唐代乃至东晋时期）南迁，客家话便不是接近元代的《中原音韵》，而是接近北宋的《广韵》和《集韵》。显然，语言的特征也表明客家先民主要是在南宋时期自北方迁入汀赣一带(7)。据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宋元之际在迁入广东之前，生活在汀赣地区的客家人不可能达到或接近四五万人，否则应在当时文献中留下记载。

　　第二，作为客家源流的北方移民迁入客区的时间不应该离宋元之际过远，否则北方文化便难以立足，也不符合其语言的历史特征。

　　第三，作为客家源流的北方移民，在迁移时和迁入后要将北方文化保留下来，还需要具备这样一个条件：或具有一定数量的集团移民，或是在移民潮进行时的零散迁移（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零散迁移但合计在一起的移民人数仍很多），否则其北方语言便可能被南方方言所湮没。

（二）

　　由于缺少文献资料，历来研究客家源流都以客家家谱记载为基本依据。虽然不少的家谱记载未尽可靠，但在没有其它数据的前提下，则仍须利用之，只是需要采用新的视野重新进行审视。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篇》第一册（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出版）、赖际熙《崇正同人系谱》（香港奇雅书局1925年版）中所收的家谱是罗香林赖以研究客家的基本资料来源。近年来出版的《客家学研究》（主编吴泽，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宁化客家研究》（宁化县客家研究会编）等刊物也引用了一些家谱数据。笔者依据上述数据和广东省图书馆所藏的部分客家家谱，整理出124个普在汀赣地区居住的氏族的迁移资料。其中，34个氏族明确称祖先自长江以北地区迁来，占氏族总数的27.4%。此34个氏族，依照祖先迁入汀赣地区时间的早晚，又可分成两类。一类为自北方直接迁入汀赣，或虽先迁入江南但不到百年即迁入汀赣，可称为A型；另一类为自北方先迁入江南数百年始迁入汀赣，可称之为B型。

　　兹将34个氏族的祖先自北方南迁和迁入汀赣地区的资料整理如下：

　　汉代自中原南迁1支氏族：

　　1.曾氏，曾据于新莽时自今山东迁入庐陵吉阳（今江西吉安市境），北宋政和年间曾惇复自江西南丰迁入宁化石壁(8)。属B型。

　　两晋自中原南迁13支氏族：

　　1.邓氏，西晋太熙年间自今山西迁宁化石壁(9)。
　　2.赖氏，东晋安帝时自颖川郡迁今福建漳州，宋代自漳州迁入宁化石壁(10)。
　　3.赖氏，西晋永兴时自光州迁今浙东松阳，刘宋元嘉间赖硕自松阳迁入江西宁都(11)。
　　4.廖氏，廖从宪于西晋自洛阳迁今浙江境，唐末廖崇德自浙江迁入虔化（今江西宁都县）(12)。
　　5.刘氏，西晋末自北方迁江南，唐干符间刘祥自江南迁宁化石壁(13)。
　　6.罗氏，东晋自北方迁江浙，唐末罗景新自江浙迁宁化石壁（一说汉代居南昌，唐末五代罗景新自江西吉丰迁入宁化石壁）(14)。
　　7.丘氏，东晋自河南迁宁化石壁(15)。
　　8.温氏，西晋末自河南迁江西石城(16)
　　9.温氏，传温峤后，东晋南迁浙江，在约数百年后迁入江西石城县(17)。
　　10.巫氏，巫暹于西晋末自山西夏县迁福建剑津（今南平市），隋大业巫罗俊父子复由此迁入宁化(18)。
　　11.锺氏，锺贤于东晋元熙自河南许州迁赣州(19)。
　　12.卓氏，卓炜于西晋末自中原迁建安郡（今福建建瓯县），南宋绍兴卓痒自莆田迁连城(20)。
　　13.张氏，张某随晋室南迁，隋唐间君政迁居韶州曲江，唐末张端自韶州迁宁化石壁（一说其祖先在东晋时迁居韶州曲江）(21)。

　　上述氏族中，1.3.7.8.11属A型，其余属B型。

　　隋和唐前期（安史乱前）自中原南迁1个氏族：

　　1.锺氏，锺酉于唐高祖时自颖川迁金陵（今江苏南京），26年后其子锺宝自金陵迁江西兴国(22)。

　　锺氏属A型。

　　唐后期至五代自中原南迁9个氏族：

　　1.官氏，官膺于唐末自山西解县迁宁化石壁(23)。
　　2.何氏，何旦于五代自庐江迁福建武平(24)。
　　3.黄氏，黄天舆于五代初自光州固始迁入福建邵武，后代于北宋嘉佑时自邵武迁汀州上杭(25)。
　　4.凌氏，凌孜于唐代自河南迁今浙江余杭，宋代凌吉自余杭迁江西会昌(26)。
　　5.卢氏，卢富于唐中叶自范阳（今北京市境）迁虔州虔化（今江西宁都县）(27)。
　　6.沈氏，沈某于五代自中原迁汀州(28)。
　　7.孙氏，孙俐于唐末自中原迁今江西宁都(29)。
　　8.薛氏，薛某于唐末自河东迁宁化石壁(30)。
　　9.伊氏，伊文敏于唐干符自开封迁宁化河龙(31)。

　　上述氏族中，1.2.5.6.7.8.9属A型，3.4属B型(32)。

　　宋代自中原南迁8个氏族：

　　1.陈氏，陈魁于南宋末自颍川迁入宁化(33)。
　　2.成氏，成勉于宋代自中原迁入虔州(34)。
　　3.郭氏，郭福安于宋代自陕西华州迁宁化石壁(35)。
　　4.华氏，华原泉于北宋靖康自河南开封迁无锡，南宋绍兴又自无锡迁福建连城(36)。
　　5.邱氏，三五郎于南宋末自河南迁宁化石壁(37)。
　　6.邱氏，三六郎于南宋末自河南固始迁汀州永定(38)。
　　7.伍氏，伍氓于北宋末自开封迁广东新会，南宋末伍昌自新会迁宁化石壁(39)。
　　8.郑氏，郑清于南宗孝宗时自中原迁入汀州上杭(40)。

　　上述氏族，除7属B型，余均属A型。

　　另有2个氏族自中原南迁时间不明：

　　1.利氏，某朝自江北迁入江西上犹(41)。
　　2.周氏，某朝自河南汝南迁宁化石壁(42)。

　　上述二族均属A型。

　　综上所述，在祖先自长江以北迁入的34族中，A型有22族，B型有12族。在A型已知时代的20族中，唐后期五代和宋代迁入14族，占78%；汉代至唐前迁入的移民共6族，只占30%，移民规模无法与前者相比。据此可知，在唐中叶以前从北方直接或不久便迁入汀赣的北方移民不多，有关客家氏族的祖先大多是先迁入江南过二三百年后再迁入汀赣，他们能否保持北方语言和风俗并带入汀赣地区是很令人怀疑的。此外，少数从北方直接或不久便迁入汀赣的北方移民，由于人数很少恐怕也难将北方语言风俗长期保持下来并给后来人以影响，某些移民甚至有被当地文化（包括语言和风俗）同化的可能。因此，只有唐后期和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迁入的北方移民氏族，才有可能对客家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三）

　　唐后期五代江西、福建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由于北方人口的又一次南迁，北方籍人民在两省的分布更为广泛，自大庾岭道修成后赣州为中原通往岭南的主要交通线所经，汀州也设立若干州县，这些都有利于移民的迁入和北方文化的传播。宋代两省的经济文化更为发达，北宋靖康乱后至南宋时期汀赣二州的北方移民数远超过前代。

　　南宋初期，当江西的大部分地区因战争人口数量有所下降时，位于南部和东南部的赣州、建昌军（治今南城县），以及属于福建但与二州军毗邻的汀州，人口数量却有较快的增长。绍兴年间赣州户近12.1万，淳熙年间为29.3万，年平均增长率达25.6‰(43)。建昌军由于人口增长，绍兴八年析置新县城（今黎川）和广昌县(44)。汀州在隆兴二年（1164年）户数为174517，较元丰年间增加9.3万户，年平均增长率达9.1‰(45)。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一定程度上要归之于外来人口的迁入。杨万里说：“豫章自建炎兵余，民多死、徒。”(46)流徒的百姓，除一部分被金军强迫北迁，大部分人只能迁入邻近的山区。绍兴年间，邻近三州军人口稠密的抚州也发生了严重的战乱，宜黄一带人口数量显著下降(47)，不愿坐以待毙的人民完全有可能向邻近山区迁移。

　　除了来自江西的移民，二州军还有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他们主要来自四部分人，即：南宋初期迁入的北方人民；南宋中期从金国迁入的归正人；南宋后期自江南其它地区迁入的北人后裔；驻守当地的由北方人组成的军队。

　　汀、赣二州虽位于今闽赣粤三省交界处，群山耸立，环境闭塞，但仍有交通线经过。通过赣州的广州——大庾岭——洪州大道自唐后期以来即为中原通往岭南的主要交通线，汀州也有道路南通广东北经建昌军入江西平原。南宋初期江南和江西的平原地区大乱，一些北方移民便顺这些道路迁入汀、赣二州避乱。李明和晁端规、周虎臣便是高宗时分别迁入汀州和赣州的北方移民(48)。周虎臣为开封人，有家丁数百，很可能是率大家族迁入赣州。建炎年间（1127-1130年）隆佑太后率大批官民南奔赣州，也可能会有若干人留居于此。

　　南宋初期赣州一带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动乱，主要参加者是当地人民，但其背景也和北方移民有关。当隆佑太后逃至吉州太和时，护送的将领傅选、司全、胡友、马琳等九人叛变，悉去为盗，投附赣州当地反宋武装集团，全军万人皆溃(49)。赵鼎报告说：“臣访闻虔州（赣州原名）自从卫军民交变以来，凡十县之间，失业之民，率聚为寇”(50)。据此可见，不仅护送军队叛变，跟随南迁的移民也叛变，而且“失业之民，率聚为寇”与“从卫军民交变”有着因果关系。次年司全、傅选等人受朝廷招安，由于缺乏数据无从得知随他们一同叛变的军民是否离开赣州，或许一部分人会留此。

　　绍兴以后，赣州和汀州是朝廷安排自金朝南迁的归明和归正人的地区之一。干道元年（1165年），建康府军队中的一批归正人军官退役，安排在江南居住，正将1员、指使24人被安排在赣州(51)。嘉定十二年（1219年），宗子赵汝舟自山东密州南迁，一家被安置在汀州(52)。

　　其实，前后迁入汀州的归正归明人或宗子还远不止汝舟一人。汀州仅宗子便至少有五人，三人居住在宁化，二人居住在长汀，除赵汝舟系嘉定十二年自山东迁入，其余四人分别是庆元二年（1196年）、开禧元年（1205年）、宝庆二年（1225年）和嘉熙二年（1237年）进士(53)。赵汝愚在《论汀赣利害奏》的报告中也多次提到居住汀州的“养老归正等人”和“宗室、忠顺官”(54)。既然有来自北方的归正官和宗子，便不可能没有北方的平民迁入，只不过文献一般不予记载罢了。

　　元军灭宋以后，南宋残部退至闽粤。赣州和汀州是文天祥部集聚力量抗击元军的根据地，约为时二年，最后失败也在此一带(55)。文天祥部和其它抗元武装的一些人在失败以后进入汀赣二州避乱，例如原住宜春的宗子赵希洎，在吉州失败以后“遂与从子必向避地赣州”，局势平静以后才返回宜春(56)。也有一些人定居于此，如抚州知州赵戊岊在抗元失败后隐匿在汀州，直至死去。

　　南宋时期汀州和赣州多次发生过主要是私盐贩子领导的起义，为了保持当地的统治秩序，绍兴四年（1134年）高宗诏神武右军选精锐军马三千前往虔州守戍(57)，此后直至南宋灭亡汀赣地区均驻有重兵。绍兴十五年起由周虎臣和陈敏家丁组成的殿前司左翼军又长期驻在赣州，周虎臣部即为北方移民。南宋中期赵汝愚《论汀赣利害奏》提到汀州的一次军民冲突，就是“秦兵以捕私盐为名，杀死百姓叶陶之子”而发生的(58)。南宋后期又自淮西调来3500名军人镇压农民起义(59)。南宋的军队多由北方人组成(60)，且驻戍部队一般都带家属，不少军人往往就地安家，如居住在赣州北面不远崇仁成岗的夏氏祖先便是宋代“领众守戍（当地），因家焉”(61)，也应有一些军人定居汀赣二州。

　　综上所述，靖康乱后迁入汀赣二州的北方移民人数颇多，其中一部分无疑会成为客家人的祖先。据上述客家家谱的分类整理结果，宋代迁入的A型氏族7族，在数量上同于唐后期五代而超过其它时期，其中6族均在靖康之乱以后南迁。而且，南宋移民几乎都是直接自北方迁入客区。另外，家谱记载的集体迁移，也多发生在宋代。南宋末陈魁率族众93人自河南迁宁化和上杭即是其中重要的一次(62)。唐后期五代迁入的A型氏族也有7族，表明期间移民氏族也是客家源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据上述，南宋移民规模很大，很可能超过唐代。而且，南宋移民距宋元之际汀赣客家大批迁入广东时间较近，完全可能会把北方的语言和风俗带入汀赣地区，并直接影响迁入梅州的客家先民。虽然南宋时期汀赣二州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未必都是客家的源流，但客家的源流主要来自此则无问题。

（四）

　　在笔者整理过迁移资料的124族中，有98族已知迁入地；其中，称祖先从北方迁入的不过34族（包括A、B两型），仅占34.7%。另64族分别来自：福建27族，江西25族，浙江7族，江苏和广东各2族，湖南1族。换言之，即使依据客家家谱记载，早期曾居住在汀赣地区的客家祖先的大部分也是南方居民而非北方移民。广东是元代以来客家人的主要生活地区，据笔者在另一研究中引用的214个广东客家家谱材料(63)，171族已知迁出地，它们分别来自：汀州96族（其中宁化61族）、赣州14、江西（除赣州）24族、福建（除汀州）18族、浙江3族、广东2族、江苏2族、湖北1族、湖南4族、南方其它2族、北方5族，来自汀赣的氏族占171族的64%，另有33%的氏族迁自南方，3%的氏族迁自北方。据此，广东的客家人除迁自早期客家人生活的汀赣地区，也迁自南方的其它地区。

　　这不能不使人认为，只是一小部分客家人的祖先是真正来自北方，大部分人的祖先则是闽浙赣粤等省的土著。事实上，不少的客家氏族，无论是依据史料还是他们的家谱，都不可能是北方移民的后裔而只能是当地的土著。例如，岭南冼氏，不管是史书和家谱均记载是六朝以来的高凉着姓。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近些年来，一些遗传学家调查了中国24个民族、74个群体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的G[,m]、K[,m]分布，得出了中华民族分别起源于古代两个不同群体的假说。这两个群体大致以北纬30度为界，南北两大地区的汉族之间的差异远大于与同一区域内少数民族的差异。调查人在以客家人为主的广东梅州市的汉人中提取了92个样本，似乎未出现不同于南方群体的独特性(64)。这一结论和移民史的研究成果基本吻合(65)。即北纬30度以南的汉族主要来自南方的土著民族，北方移民虽然对南方汉族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人数上并不占主体地位，客家也不例外。

　　据上所述，可以看出来自北方的祖先对于客家的影响，主要在于文化而不在于血统。先民迁入汀赣地区以后，虽然人数不很多，但他们附载的北方文化比迁入地的土著文化先进，当地的居民（其中少数人可能是早期零散迁入的北方移民的后裔）受影响并接受了这种文化，从而成为南方汉族内部具有北方语言和风俗特点的民系（这一时间大致在宋末）。客家人在宋元之际迁入广东东部，明清时期已在广东山区具有相当大的势力，零散迁入山区的南方移民为了要站住脚完全可能会接受客家人的语言和风俗，最后自称或被称为客家人，从而使客家队伍日趋扩大。那些自汀赣以外地区迁入的氏族之所以成为客家人，无疑主要出于这一原因。清代广东土客斗争严重，生活在客家居住区的人也有可能被看作客家或参加进去，因为客家人和其它汉族人民的区别仅仅在于语言风俗方面，况且这种差异是可以接受的，并无人类学方面的差别。《光绪嘉应州志》卷7说粤东一州十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知相通，……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即是对上述情况的很好的说明。换言之，那些住在客家生活地区的人民，不管是原住此地的客家人还是非客家人或新迁入的移民，只要讲客家话都可能被看作客家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客家先民中可能有些氏族很早就从北方南迁，但将导致今日客家语言和风俗形成的北方文化带入汀赣地区从而成为客家源流的移民，主要迁自南宋时期。他们人数并不很多，但他们带入比较先进的北方文化，影响了周围的居民，因而大约在宋末开始形成客家民系。

　　第二、客家的大部分氏族是南方人，他们或在宋之前迁入汀赣而成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或在广东依附于客家人采用客家文化从而加入到客家人。


注释：

(1)《客家源流考》三，《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第15、16、20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再版。
(2)(4)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8、102，金陵书局。
(3)《请建州县表》，《全唐文》卷164，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5)见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载《历史地理》第七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6)(53)《临汀志》，载《永乐大典》卷7891；卷7894。中华书局影印本。
(7)此段话在本文投稿之前又蒙李教授审阅并慨允发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8)(11)(18)(22)(24)《客家史料汇篇》第268页《客家曾氏源流》；第364页《蕉岭赖氏族谱》；第264页《巫氏迁徒源流考略》；第225页《梅县松口锺氏谱钞》；第102页《客家何氏源流》。
(9)(10)(15)(16)(23)(42)《宁化客家研究》第1期第46页，引《梅县邓氏族谱》；第50页，引台北《西盛赖氏族谱》；第19页，引《梅县丘氏族谱传序》；第47页，引《兴宁温氏族谱》；第52页，引台东《官氏族谱》；第48页，引《汝南周氏族谱》。
(12)(14)(20)(26)(28)(30)(33)(34)(40)(41)(62)《崇正同人系谱》卷2。
(13)《兴宁刘氏族谱》和《潮梅刘氏族谱》，载《客家史料汇篇》第244页和228页。
(17)《兴宁温氏族谱》，载《客家史料汇篇》第366页。《崇正同人系谱》卷2又说：东晋温峤家洪都(今南昌市），后代唐末迁上杭。
(19）《紫金锺氏系谱》，载《客家史料汇篇》第223页。《崇正同人系谱》卷2载：锺贤于东晋元熙自颖川迁赣州，其子钟锺自赣州迁宁化。按在隋之前，福建县均设于闽江干流和通浙江、江西的支流上，汀州并不当入闽要道，朝为何要迁入宁化，殊难理解。此说较为有理，故取之。
(21)综合《崇正同人系谱》卷2和《梅县张氏世系》（载《客家源流汇篇》第113页）。二谱所载张氏始祖自北方南迁时间不同，前谱载东晋时南迁系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从之。
(25)(27)(29)(36)《客家史料汇篇》第188页蕉岭程官部黄氏家谱》；第354页《始兴卢氏五修族谱》；第46页《宁都南门外孙氏族谱》；第127页《始兴华氏族谱》。
(31)引自《宁化客家研究》第1期第50页。
(32)另有古氏和李氏未列入唐后期至五代南迁的氏族。原因是：按古氏虽曾在赣州居住，但此后即迁出赣州，长期生活在非客区。李氏。按：深港《葵冲李氏族谱》（引自《客家学研究》第57页）却不提李孟，只说唐肃宗时避安禄山乱火德流寓江苏宜兴，唐末避黄巢之乱复迁宁化石壁。修撰于明永乐四年的《陇西李氏族谱序》（载《客家史料汇篇》）却说李孟为宋季人，生李珠，移居宁化石壁，珠有金木水火土五子。《兴梅源远李氏谱钞》、《兴宁仁本李氏族谱》均主此说。笔者莫知所从，有待考证。
(35)《客家姓氏渊源》，引自《宁化客家研究》第1期第52页。又《崇正同人系谱》卷2载：郭暄为唐代名将郭子仪第七子，因出守汀州，生子福安。福安遂家于汀州郭坊村，此为郭氏一世祖。按据新、旧《唐书‧郭子仪传》，子仪八子，并无一人名暄，其第七子名曙亦非暄，疑有误。
(37)(38)《南雄河南堂邱氏三修族谱》，迁出地和迁移时间据《崇正同人系谱》卷2补入。
(39)陈白沙《族谱序》，载《广东伍氏合族总谱》，民国十七年铅印本。
(43)据《嘉靖赣州府志》卷4。书未载户口系年，计算时各取绍兴年间和淳熙年间的中间年分，即绍兴十六年（1146年）至淳熙八年（1181年）。据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附表三，南宋户年平均增长率，崇宁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为0.2‰，绍兴三十二年至干道九年为1.35‰。
(44)《宋史》卷88《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45)户数据《郡县志》和《临汀志》，载《永乐大典》卷7890“汀”字。
(46)杨万里《诚斋集》卷119《张奭行状》，四部丛刊本。
(47)孙觌《鸿庆居士集》（四库全书本）卷21《抚州宜黄县记》载：“宜黄县，抚州为大邑，比屋万余家。绍兴初残于盗，民之死于兵者大半。”
(48)《永乐大典》卷7894“汀”字；周必大《文忠集》卷5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殿前司左翼军》。
(49)(5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丁卯；卷76，绍兴四年五月甲戌。
(50)《忠正德文集》卷2《乞曲赦虔寇》，四库全书本。
(51)(52)《宋会要辑稿》兵一六之一；兵一六之一六。
(54)(58)《历代名臣奏议》卷319，四库全书本。
(55)(56)《宋史》卷418《文天祥传》；卷454《赵希洎传》。
(59)真德秀《西山文集》卷25《福建招捕使陈公生祠记》，四部丛刊本。
(60)(65)参见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第六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五节。
(61)吴澄《吴文正集》卷75《乐安夏镇抚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63)《中国移民全史》宋辽金元卷第七章第五节附《客家系移民档案》，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64)赵桐茂、陈琦 等《中国人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的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个假说》，载《遗传学报》第18卷第2期，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