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龙：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上、下）——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

梦的轻波

作者：李如龙  
主题类号：H1/语言文字学 【 文献号 】1-828
【原文出处】《语文研究》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1～7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上）——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
【作者简介】李如龙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现代汉语方言学已经注重了比较，但以往只侧重于语音。20世纪积累了大量材料，今后应全面地进行纵横两面的比较，以为汉语史、汉语语言学，乃至汉藏语言学作出更大贡献。
单点的方言研究要贯穿比较，面上的研究更应通过比较为方言分类。现代汉语、古今汉语及汉藏系语言的整体研究也要应用方言作比较。
今后的方言比较应着重注意连音变化及特征词的比较，把语音、词汇、语法的比较结合起来，把共时和历时的比较结合起来，语言材料的比较和历史文化的比较结合起来。
比较方法上除了传统方法之外，应加强系统的观念，注意作类型的归纳和量化统计，努力做出理论上的概括。
【关 键 词】汉语方言/比较/研究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02-0001-7
一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大有可为
1.1 汉语方言学是从比较研究起家并由比较研究向前推进的
汉语方言学是本世纪上半叶建立起来的。应该说，一开始它就走着正确的道路——描写和比较相结合。20年代发表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用多种方言的字音来论证音韵发展过程。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则用音韵学的原理进行方言与历史音韵的比较，从而说明方言的特点。赵元任的《中山方言》，罗常培的《厦门音系》、《临川音系》都为这种纵向比较作出了示范。30年代之后开展的区域调查则是一批方言点的横向比较，《现代吴语的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是这种比较研究的成功之作。50年代的全国方言普查形成了方言——普通话——中古音的三角比较研究方法，整理三者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不论是单刊或区域报告都因此而展现了明晰的方言特点，并且不断地为汉语语音史提供生动活泼的论据。后来，语法学界仿照这种方法形成“大三角”的语法比较研究，获益不浅。
最近的20年来，汉语方言学又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进展。第一，从连读变调入手，关于变声、变韵，小称音变又发掘了大量生动多样的语言事实。这不但扩大了语音研究的视野——注意了音节以外的许多变化，而且开展了许多关于语音与语义、语音与语法的关系的研究，纠正以往把语音、词汇和语法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真正把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来研究。第二，开展了方言共时变异的研究，例如老中青三代人的差异，双方言或方言与共同语双语现象的研究，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地方习俗的关系的研究，从而为建立和发展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第三，汉语方言学者和研究汉藏系诸语言的学者开始联手进行比较研究。虽然时间不长，关于运用汉语方言材料和民族语言材料来研究上古音并进而拟测汉藏语的早期语音形态，关于汉藏系诸语言的关系词（含同源词、借词）的研究，都获得了一些成果，引起了国外汉藏系语言研究家的注目。应该说这些比较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使汉语方言学成为现代中国语言学最有成绩的部门之一，并且为汉语的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1.2 已有的比较研究也有某些不足
直到80年代，汉语方言的研究总是侧重于语音。固然，语音差异是方言差异中最直观，最系统的，因而，方言研究也应该以语音为首先切入点。然而忽略了词汇和语法的研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这种状况同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倾向是直接相关的：音韵学是显学，词汇学、语法学则没有得到发展。方言学一开始就是为音韵学作注脚的。近20年间出版了不少方言词典，但是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还没有认真进行，以往的一些说法，什么“形同实异”、“形异实同”、“单双音构词法不同”等说法，连表面的比较也说不上。方言语法在60年代以来只有些与共同语相异的虚词和句法的零星报道，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刚刚开始。在语音的比较研究中，多半限于音类的静态比较，关于字音的异读、文白读、连音变读，虽然已经发掘了不少材料，比较研究还没有认真地进行。此外，方言和普通话比较较多，方言区内部同异比较也多，不同方言区之间的比较就很不够。由此可见，汉语方言的共时的比较研究还没有全面开展。
在历时的比较研究方面，也是详于语音而略于词汇和语法。关于古音和方音的比较，多半是找出单点的方言与广韵系统的对应关系，综合各方言的对应用来说明古今语音的演变过程及规律还做得很少。在《方言》杂志的倡导下，为方言词考求本字获得不小的成绩，这对于认识方言与古音的常例和变例、对于了解方言词语同古汉语词汇的关系都是很有意义的。近20年间，随着近代汉语研究的大力开展，方言与近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关系的研究也有所进展，但总的看来，方言与上古汉语及近代汉语的比较研究还远远不如与广韵系统的比较研究。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不论是横向的或纵向的，之所以还未能全面地开展，深入地进行，主要是缺乏理论上的总结。研究者本身不论是行内的、行外的也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比较研究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3 未来的方言比较研究将大放光彩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应该说，20世纪里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基础是很好的，不但方法先进，视野开阔，而且积累的材料也相当丰富。尤其是近20年间，从材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广度说，都远远超过前80年。经过绘制中国语言地图的普查，我们对汉语方言的分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编修地方志的的基本建设中我们编了不下千种县市方言志。在各级社科规划和完成学校计划中我们得到上百种方言单刊和上百种方言词典，十几种方言语法著作，还有好几部大型的区域比较资料（云南、山西、山东、福建、江苏、上海、广西等省市方言志，《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汉语方言大词典》、《北方方言基础词汇集》等）。至于为单点方言整理的音系材料应该已经有数千种之多了。
在现有的相当厚实的基础上，在这世纪之交，很有必要对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作一番科学的总结。在具体方法上，肯定成功的经验，使之规范化、普遍化（例如历史比较音韵、考求方言词本字），向薄弱环节推进，探索新的领域里的比较研究方法（例如方言语法与历史语法的比较、方言的“底层”现象和民族语言的比较）。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理论上提高认识，让大家都能理解：开展汉语方言的全方位的比较研究不但是建立科学的汉语方言学的根本，也是建设汉语语言学理论的必由之路。
汉语使用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阔，历史上人口迁徙频仍，因而形成了品种繁多、差异显著的方言。这些方言是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共同语或方言分化出来的。在形成的过程中许多都和原住民发生过语言的融合，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不同时代书面语或周边强势方言的影响，在边界和域外又和外国语言发生过交流。所有这些都无不在方言语音、词汇乃至语法上留下诸多印记。这众多歧异的方言便成了研究汉语历史的最重要依据。诚然，中国特有的数千年间流传下来的汗牛充栋的文献也是研究汉语史的依据，但是文件有残佚、有伪托、有更易，还有文字的变迁。相对而言，方言材料更为真实，也更为周全。活生生的形形色色的方言的史料价值是文献所无法取代的。什么时候我们把汉语方言的横向比较搞透了，对于现代汉语的结构系统就能获得真切的了解；把纵向的比较也搞透了，一部翔实的汉语史也就水到渠成了。从这一点说，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不仅是研究汉语方言的需要，而且是整个汉语研究，建立汉语语言学，使我们的语言学真正中国化、科学化的需要。在新的世纪，沿着比较研究的路子走下去，汉语方言学必将释放出更大的能量，为整个汉语的研究，为汉藏语的研究，为中国语言学的建设作出重大的贡献。
二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个体、群体、整体三个层级及其目标
2.1 个体的研究也应该进行比较才能展现方言的特点
比较研究是一种基本方法，并不限于拿一群方言比较其异同。对某个单一的方言的研究也应该贯彻比较的方法。只有比较才能显示个体方言的特征。那么，研究单一的方言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比较呢？
方言作为民族语言的分支，它和民族共同语之间必定是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共存互动的关系。研究单一的方言，首先要拿它和共同语作比较，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方言的形成是历史上语言分化或迁徙的结果，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必然受到历代共同语（尤其是书面语）的影响。在汉语的历史上，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系有着纵贯干年的影响，现存的各种方言或从它分化而来或受它所制约，因而在音类上都同它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有人说闽方言是“超广韵”的，其实不然，闽方言中有早于广韵的上古音特点，但也与广韵系统形成对应。因此，广韵系统成了考察诸方言语音特点的共同的参照系。广韵系统、现代普通话语音和方言语音的三者的比较，就成了考察和表述单点方言语音特点的有效方法。当然，从不同的方音实际出发，有时也可拿方音与近代音、上古音作比较，正如研究方言词汇、语法的特点拿它和不同时期的古汉语作比较一样。有人把这种比较称为“普通话——方言——古汉语”三角比较，大体上是合理的。
必须指出的是，单点方言的比较研究必须以全面发掘方言事实为基础。自从拿《方言调查字表》作为调查方言的凭借后，有的研究者悉依这个字表为依归，不注重从丰富多采的词语材料中提取完整的音系，有些有音无字或本字未明的音节乃至相关的音位就被遗漏了。此外，凡是同其他民族语言或外国语言有过接触的方言，不论是语音、词汇或语法，进行比较时不妨增加一个思路：有没有因不同民族语言的借用而形成的方言特征。
2.2 群体的比较研究是为了弄清方言间的关系并为方言分类
对一群方言进行研究更是离不开比较。比较一群方言的异同，主要是为了认识诸方言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当然，也可从中寻求为方言分区的合理方案，但弄清关系是理清客观的语言事实，是根本的基础，为方言分区是从中引出来的结论。分区的原则和标准可以是主观设定的，因此，同样的事实可以引申出多种不同的方言分类。例如，对汉语方言的最粗的分类，可以分为官话与非官话；按照与官话较为接近或差异较大，非官话的东南方言又可分为近江方言（吴、徽、赣、湘）和远江方言（闽、客、粤）。往细里分，区下有片，片下还可以有小片，恐怕数十种也很难穷尽。
比较一群方言间的异同应该从罗列事实入手，但是必须进而为事实作出解释。一般的要求是，罗列异同的事实力求详尽，而后在量中求质，经过定量研究，由表及里，去粗存精，舍末存本，提炼出可供定性的要目来，这样才能对复杂的事实作出性质明确的解释。
既是同样的民族语言，不论差异大小，各方言之间就总有大量的共同点。重要的是必须区分这些共同特征是批量的还是偶见的，这就须要进行定量的研究。例如语音方面的“轻唇读重唇”，一般都认为是闽方言的特征，古非敷奉母字在闽语总有一半以上白读为P、P'。在客家方言通常也有十几个字读P、P'肥、痱、放、坊、妇、吠、分、房等），在粤语至少有三几个字（番[,禺]浮泛、新妇）甚至在北京附近的平谷县还把仿佛的声母读为P，如果没有定量的分析，这个“轻唇读重唇”是哪种方言的特征就说不清了。方言词汇的比较也一样应该选取常用的多用的基本词，而且必须有一定的批量才能作为某一方言区的特征词。山东官话小孩调皮说“贱”、抓紧说“上紧”和福州话相同，勤劳说“勤力”和广州话相同，好说“灵光”和上海话相同，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些少量的雷同来论证山东官话和吴、闽、粤语有亲近关系。
汉语方言之间的相同特征，有时是类型上的雷同。例如n-1分不分音位，只有两种可能，福州话和广州话n-1从分到混，都发生在最近的三五十年之间，这只能是类型上的趋同，而不是谁影响谁或者互相约定的齐步走。除此之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方言特征的趋同，一是来自源流关系的，一是来自渗透关系的，这就是我们为方言特征的异同所应作出的定性分析。
同一个方言区之中各方言点的相同特征，显然是有共同源流关系的趋同，因为同一方言区通常都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和形成过程。不同方言区之间的某些共同特征也可能是出于源流关系，例如浙南吴语和闽语都有把古知组字读为t、t'声母的，都有管房子叫“厝（处）”，管筷子叫“箸”的，这些重要的共同特征证明了吴语曾是形成闽语的源流之一。客赣方言之间也有许多共同的语音特征（如全浊声母多读为送气清音，某些浊上字读归阴平）和词汇特征（如山说岭，水稻说禾，刺说＠①，推说＠②，修理说整，缝衣说联，裂痕说坼）。本来，客家先民就是在赣北定居过数百年之久，客赣早先当是一家。
所谓渗透关系是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当然主要是强势方言对弱势方言的影响。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例如孤悬的小岛，只有一种方言，不与外人往来），任何方言的发展都是两种因素所推动的，一是纵向的流变，一是横向的渗透，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方言，这种横向作用有大有小。一般说来，交通闭塞、商品生产缺乏的地区或是方言区的中心地区受渗透的少，而方言交界处，双方言区或是交通要道上的方言受渗透就多。有时，某些方言特征可以在几个方言区连片分布，这便是区域特征。例如长江中上游的西南官话区、江淮官话区、湘语赣语区都是n-1不分，i
附图{图}混入in、
附图{图}
附图{图}混入
附图{图}n，这种区域特征大概是长江大动脉的紧密联系所使然。又如广东省内不论是客方言或闽方言区都吸收了一批粤方言词（煤油叫“火水”，雨伞说“遮”，衬衣说“恤衫”，瓶子叫“樽”，大衣说“大褛”等等），这显然是粤语的强势作用发生的渗透。
2.3 整体的比较还有另外三个层级：现代汉语的比较，古今汉语的比较和汉藏语的比较
现代汉语的比较研究是把共同语和各种方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比较，主要是通过横向的比较总结整个现代汉语所共有的共时系统的结构规律。应该说，共同语的结构规律和现代汉语的结构规律并不是一回事。例如韵母的结构，普通话只有i、u、y可作韵头，只有i、u可作韵尾，m、n、
附图{图}只能拼零声母用作叹词；连方言说在一起，便是所有的高元音i、u、y、
附图{图}都可当韵头、韵尾，一切浊流音(m、n、
附图{图}、l、v、z)都可以充当韵母并与其他声母相拼。又如“表小指爱”的语法意义，在普通话用的是“儿化”的形式，对整个现代汉语来说，还可以是儿尾、子尾、囝尾，变韵（“子变韵”“鼻化变韵”）以及变调等形式。概括地说，可以带后缀，后缀弱化之后也可以转化为韵母或声调特征与前音节合音。此外，关于基本词汇的确认，语法范畴的划分，从共同语的研究到整个现代汉语的研究也势必要有一番不小的调整。
整个汉语的比较研究是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在内的整体的研究。其中应该有南北方言的比较，也有古今汉语的比较，有横向的结构规律的概括，也有纵向演变规律的总结。古今汉语的演变史之中，不论是上古、中古、近代、现代，都有共同语和方言的互动，各个历史时代之间，共同语和诸方言也并非直接的承变，而必定有许多交叉。例如闽方言的基本词汇中，不仅有古代共同语（鼎[,铁锅]行[,走]汤[,热水]目[,眼睛]），也有古代方言（鲑[,吴人呼鱼菜总称]，侬[,吴人呼人侬]＠③[,江东呼衣＠④]囝[,闽人呼儿曰囝]），当然也有不少近现代的共同语的用词。现代普通话里也势必不同比例地继承着不同时代的通语并吸收了古代或现代的某些方言成分。由此可见，仅仅就古今通语的比较去研究汉语史难免片面；仅仅就古今方言去整理方言史也一定不周密。只有把古今南北打通，全面地进行综合比较，对于汉语结构系统的特点和演变规律才能得到真切的认识。例如关于汉语的人称代词常常听说“们”是“复数式词尾”，闽南话里加在单数式后面的-n则是一种“屈折”。其实，古代汉语的吾辈、吾侪，吴闽方言的我侬，客赣方言的我伙人、大家人都是一些合成词和词组，后面的部分是一种很实在的“群体”的概念，直到“我辈”变成“我每、我们”才开始虚化（以声母的弱化为标志）为后缀，但还没有成为“复数范畴”，只有到某些西北官话的“名词＋们”，某些西南官话的“名词＋些”，才能称为“复数式”的标记。
关于汉藏系语言的分类，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究竟汉语与壮侗语、苗瑶语、藏缅语之间有没有对应关系，是否发生学的关系、亲属关系，与南岛语又是什么关系？最后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是依靠古今汉语、南北方言与西南诸民族语言作比较。拿来比较的材料越广泛，方法越精密，结论就越可信。近20年来，关于汉藏诸语言如何从无声调演化为有声调的语言，已经有了几种颇具说服力的解释。关于汉藏语的同源词的研究也逐渐有了进展，到了21世纪，这些问题当是可望得到解决的。
三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纵横两个方面及其若干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
3.1 横向比较的重要课题
就现代普通话和汉语方言作横向比较，也就是作结构系统的比较。自然照样包含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比较。这些比较，就其同的方面可以概括现代汉语的特征，就其异的方面可以认识各方言的特征。由于以往对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的结构系统理解尚欠清晰，因而所作的比较研究就往往抓不到要点，未能很好地展现现代汉语的共性及各方言的个性。以下试谈谈若干值得注意的比较研究课题。
3.1.1 语音的横向比较应该扩大眼界
在语音方面，以往的比较多限于音值的异同和音类的分混，这是受到传统音韵学的局限。从现代音系学的观点来看，音类如何组合成音节便是结构系统的重要课题。什么音充当介音和韵尾，什么音可以自成音节，声韵调之间组合的可能度有何不同？（闽北p、p'可以拼四呼，有的客家话k组不拼合口，宜丰赣语只有一种-i-介音）徽语的su
附图{图}
附图{图}，余干赣语的
附图{图}（福），究竟是什么样的音节结构，都应该通过比较放在一个共时平面系统上作出解释。还有，声类、韵类、调类和音节总数是否在现代汉语有个大体的增减幅度和相互调节补充的机制，很值得作一番考察。从汉语的特点来看，字音的变读和异读是语音系统异同的重要表现。各个方言都有一批字音的特殊变读或别义异读为外区所无，{图}自从双音词大量扩充之后，多音连读在许多方言里发生了声韵调的各种变化：变声、变韵、变调、轻声、儿化；但是都有哪几项连读音变，各方言的表现就很不一样，同样有的变化具体规律也有很大差异。单是连音变读的差异就大体可以把各大方言区分开来了：官话多有轻声、儿化和少量变调，吴语有复杂的变调并有“小称”，赣语有大面积的轻声，粤语有奇异的变调，闽语中闽东的变声、变韵、变调都很复杂，无轻声，闽南有轻声、变调，无变声、变韵，闽北和多数客家话只是偶尔有个别变调，概无其他连音变读。连音变读不是单纯的语音现象而是和词汇、语法规律相关的。这方面的差异是现代汉语方言中最重要的区别特征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最后，还应该强调研究语调的重要性。不论是共同语或方言，现代汉语的语调历来研究得很不够，事实上，语调也是表现语音、语法特点的重要手段，现代汉语的语调有共同特点，各方言之间也有很大区别，今后也是应该加强比较研究的。
3.1.2 词汇的横向比较应以特征词研究为中心
较之语音学和语法学，词汇学是现代汉语研究中最薄弱的。如何建立现代汉语词汇学更是有赖于共同语和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对于词汇系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核心词——基本词——派生词——一般词的同心圆系统。研究现代汉语的核心词——基本词不能单考察共同语，而必须包括方言。基本词当中有些是古今南北没有区别的，各方言共有的。例如：头、手、风、水、牛、羊、来、去、红、白等等。但是也有一些基本词是有方言差异的，如：看（望、觑、睇、＠⑤）、桌（台、盘、床）、房（屋、厝、处）、吃（食）、穿（着、颂）、站（立、ｊì＠⑥）、玩（耍、嬉、ｌｉáｏ＠⑦、白相、客聊）、儿（子、崽、囝）、拿（拈、驮、＠⑧）、找（寻、讨、ｗèｎ＠⑨、ｚｈｕàｉ＠⑩）、不（勿、弗、唔）。应该努力找出各方言特有的特征词——常用的，有构词能力的、区内一致、区外特殊的方言词。一定批量的方言特征词是划分方言区、考察方言间亲疏关系的重要根据，也是研究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基础材料。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中，方言有别和各区一致的各有多大比例，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很值得考察和研究的课题。在词义方面，有原生义——基本义——引申义——派生义的系统。各方言的义项分立和引申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和步骤，经过比较综合起来，对于最重要的义类（词族）的词义分化和整化便可以得到明晰的认识。此外，词汇系统的比较研究还应该有造词法的比较研究。造词法是词汇学的分析，和语法学的分析——构词法是不同的，究竟如何进行分类，至今还未有一致的看法，如果把各种方言在造词法上的异同作一番综合分析，也许就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不论是词汇系统的研究，词义系统的研究或是造词法系统的研究都应该以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为中心。把共同语和方言在基本词汇上的异同弄清楚了，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也就弄清楚了。
3.1.3 语法的横向比较应该加速步伐
语法研究的取材原先局限于现代书面语，后来也从口语找句例了，但总是就普通话研究普通话。方言语法常常是作为冲击、干扰共同语的语法规范的匡正对象来研究的。书面语的语法规则不能没有一定的规范，方言语法对某些写作的干扰是应该研究、应该限制的，但也不要视为洪水猛兽。在一定的语用场合和语体风格中，有时还是允许出现的，因为它有特殊的表现力。作为科学语法来研究，方言的语法现象不仅不应受排斥，反而是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的。因为方言书面语难寻，若非本地人，对于方言语法的研究往往不能十分贴切。近十数年来，方言语法的研究受到重视了，也陆续出了一些研究成果，这是可喜的现象。关于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课题，现在还很难开出一张高质量的清单，只能提供一些思路。从近年来发掘出来的材料看，重叠在不同的方言里大有文章，有的方言大多数词类都可重叠（如山西娄烦），有的方言甚至有词组和句子的重叠（闽语潮汕话），看来除了全重叠式，还应该有半重叠式，所谓的“分音词”、“切脚词”、“定声叠韵”、“定韵双声”都是一种半重叠式。重叠式、半重叠式的广泛应用显然是汉藏语的特点之一，它所表现的语法意义很值得深入深究。关于词缀也有许多现象需要研究：“子、儿、囝”等名词后缀是如何扩大使用为谓词后缀（好好儿、慢慢子、轻轻囝）的？晋语的“圪”头表示的是什么语法意义？“石头牯”、“虱＠(11)”之类不表示“性别”是否也算是后缀？词缀用久了是否有“泛化”的趋势？虚词肯定是语法研究的重点，不少虚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从实到虚有没有断然的界线？是否有“中介”“兼类”现象？有的方言某些句式以不用介词为常，有的则叠用了几个介词，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还有语序，有的是规定性的，有的是非规定性的，两可的当中有的是方言固有的，有的是外来的，如何加以区别？“说不过他／说他不过／说不他过／勿会说得伊过”是同义异构吗？连同方言现象一起考虑，现代汉语语法的理论体系是否要伤筋动骨，现在还很难预料。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棘下加刀
＠②原字扌加送
＠③原字衤加宛
＠④原字衤加票
＠⑤原字目加决右
＠⑥原字彳加奇
＠⑦原字女加僚右
＠⑧原字扌加罗
＠⑨原字扌加温右
＠⑩原字扌加罪
＠(11)原字女加麻

湘里妹子

作者：李如龙  
主题类号：H1/语言文字学 【 文献号 】1-829
【原文出处】《语文研究》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11～18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下）——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
【 作 者 】李如龙
【作者简介】李如龙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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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关于横向比较，还必须强调指出，不能把语音、词汇、语法割裂开来进行比较，而应该特别留心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表现的关系，例如有些变声、变韵或连读变调规则就与成词不成词有关，与词或词组的结构关系有关。有些方言在一定的语词中文读白读是不能变读的，所表示的意思可以相去甚远，例如厦门话“伤重”文读
附图{图}：耗费大，白读
附图{图}：太重，有些兼类词用作实词和用作虚词读音有异。虚词往往引起语音的弱化，因而造成本字难明，如果不追寻音变的轨迹，正本清源，考出本字，就很难把不同的方言放在同一平面上作比较。语音词汇语法本来就是纠合在一起的复杂系统，分科的研究只是暂时的剥离，应该随时注意其间的关联，切不可在分科之间筑墙挖沟。
3.2 纵向比较的重要课题
3.2.1 汉语方言语音的纵向比较对于方言研究和语音史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任何方言的语音系统用历史的观点去透视都不是单纯的系统，而是叠置的系统，都有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成分的沉积。其中不但有历代共同语语音的成分也有古方言的成分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方言自身的创新。因此，方言语音与广韵系统的对应关系总是不整齐的，有的音类一分为几，有的音类合几为一。把这些对应汇总起来，拿古今语音演变史作为参照，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例如歌韵字北京音有读a（大他）的，这是汉唐音的残留，有读o、uo的，与宋代音相仿，还有开口字读uo，开合口都有读
附图{图}的，则是后来的变异。中古的歌韵和北京话音类的对应，o、uo是常例，开口的uo和
附图{图}是变例（条件变体），a是特例，也即例外现象。这是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特点和语音成分叠置整合的一种方式。叠置整合还有另一种方式——字音的异读。常见的字音异读有文白异读、别义异读、新旧异读。厦门话的养，文读
附图{图}（～育之恩）近于中古音，白读
附图{图}（头～：头胎）、
附图{图}（～饲：赡养、饲养），声母ts是上古音余存（以母与邪母通谐），韵母i
附图{图}是中古之后的变异，白读二音则是别义异读。顺着这两种整合方式，整理出古音或方音的各类对应和种种异读，对于方言语音系统就有了历史的透视，我们便可以把该方言放在整个汉语语音发展史上作历史的定位。所谓历史定位就是确认该方言语音系统的历史层次中何者为主、何者为次，有几种源流，主要定型于什么历史时期，后来又与哪些通语或方言有过交往和渗透。任何方言的形成都是多源流的，演变过程有通语的作用，有周边方言的影响，正是这众多的因素造成了方言语音的复杂性。为方言历史定位，应该采用这样的观点而不要为方言论辈分确定叔侄、父子的关系。
现实的方言语音是历代语音的叠置，从历史语音发展的角度看，也是历时音变的杂乱的投影。把诸多方言的不同层次的语音特点放在一个平面上考察，往往可以看到语音演变的历史过程。例如中古的入声字，从塞音韵尾说，先合并后消失，一般过程是-p、-t、-k→-t、-k→-k→-
附图{图}、-
附图{图}；从声调说，有首先消失促调保留阴阳入调类，而后再合并为一个入声调，再并入别调的；也有先阴阳合并保留促调而后再归入别调的。所有的这些过程都可以在现实的方言中找到一个个的“停靠站”。罗常培先生一再强调，“审音”应重于“考古”，就是基于这个道理。全国各主要方言的历史比较音韵做好了，一部汉语语音史就有了大体的眉目了。
3.2.2 汉语方言词汇的纵向比较也有个体、群体和整体之分。
个体的研究就是为方言词考求本字，即为方言词追溯古代汉语的源头，寻找用例，考察其语音形式和语义、语用的变异。“考本字”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其目的并不在于为方言词确认书写形式，而在于拿方言词和古代汉语作比较，考察方言与不同历史时期古籍上所记录的用语的关系。汉代扬雄的《方言》所记录的词语不论是关内、齐鲁或是江东、南楚，至今还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到一脉相承的用例（如睇，南楚用语，见于现代粤语和闽语潮汕话），隋唐时代的韵书所记录的见于现代方言的就更多了。“囝”，九件切，“闽人呼儿曰囝”，至今犹然。可见，为方言词考本字是很重要的工作。群体的研究是方言词汇与某一断代词汇的比较。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很好地展开。如从宋元典籍中提取一个常用词表，然后到几个主要方言区进行调查比较，一定可以发现各方言与宋元白话的不同关系。
就方言词汇的整体进行纵向比较，从方言方面说，可以考察方言词汇的另一种组成系统——历时系统。从历时的角度分类，任何方言都有承传词、变异词、创新词和借用词的类别。承传词是从古代汉语的某个时代传承下来，用法并无重大变化的语词。例加闽粤方言的行[,（走）]食[,（吃）]利[,（锋利）]惊[,（怕）]肥[,（胖）]面[,（脸）]无[,（没有）]。变异词是承传之中意义上有明显变异的词，例如粤语“夜”兼用作形容词“晚”（好夜），“烂”又指“破”（衫烂），“生”也指“鲜活”（生果、生鱼），“雪”也指“冰”（雪条、雪糕、雪柜），这是词义扩大、义项增多的变异。创新词是一定的地区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创造的方言词。例如吴语的ｌóｕ＠①、浜、泾、渎，闽语的ǎｎ＠②、垅、坜、崎，粤语的涌（音冲）、ｌǎｎｇ＠③、沥、ｊｉàｏ＠④，晋语区有塬、梁、峁等，都是为当地特有的地形所造的地理通名。“下饭菜”福州叫“配”，广州说“送”；“茄子”苏州说“落苏”、福州说“紫菜”，广州说“矮瓜”；也都属于方言的创新。所谓借用词包括好几个小类，数量最大的是向共同语借用的，有人称为“对音词”，少量的有早期从原住民语言中借用的，有人称为“底层词”，还有向外国语借用的“外来词”。每一种方言的方言词汇之中，这几种类别的词的数量及其在总词汇中所占的比例一定是各不相同的，这也是方言特征的重要表现。例如闽粤方言传承词多；借用词中粤语有不少英语借词，闽南话则有马来语借词，这是一般人所知道的特点。从汉语史的角度说，把各个时期的常用基本词和各方言的基本词进行综合比较，便可以了解古今汉语的基本词汇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以往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多着重于疑难词语的考释，而忽略常用语的研究。事实上，汉语词汇史的最主要事实便是基本词汇的变动。弄清楚不同时期的基本词汇及其与各方言的基本词、特征词的关系，汉语词汇史的基本面貌也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3.2.3 汉语方言语法的纵向比较
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刚刚起步，历来研究语法史的学者又往往局限于文献资料，因而方言语法与历史语法的比较虽然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实际上并未真正展开。初步考虑可有以下重点课题：
首先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语词的生成方式和历史过程。上古汉语除了大量单音词之外，有许多“联绵字”，单音词的滋生则往往采取同音、近音派生近义词的方式。中古汉语双音合成词成为新词产生的主流，并且经久不衰。近代以来发展了许多语缀和虚化成分，也有不少实词逐渐转化为虚词。在南北方言中，联绵字、同源字也好，合成词也好，虚化成分也好，都有大量表现。通过综合比较一定可以更加具体地考察新词生成的构造规律。
关于各种虚成分的产生和发展，在各方言中是很不平衡的，名词的前缀后缀，形容词的中缀后缀，动词的体态标记，介词、助词、连词等的产生和发展，经历的过程，起作用的规律等等都可以从综合比较中得到真切的了解。
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分道扬镳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然而彼此之间也并非没有关连。尤其是近百余年来，由于文化教育的普及，报纸、刊物的巨大影响，书面语对口语的反作用，在语法方面表现得很突出。与此同步的是，共同语语法对方言语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此外，现代书面语形成的初期，保存了不少早期语法手段，方言口语也是如此。因此，文言语法、现代书面语语法和普通话及方言语法的相互关系，不但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研究语法史所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四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新领域
半个世纪以来，关于语言与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的关系引起了语言学家的热心关注，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相继兴起。应该说，这是语言学的一大进步。语言是个多面体，它是思维表达和信息交流的符号系统，又是沟通思想，维持和发展社会联络的交换系统，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内部语言学”是应当存在的，联系其他社会现象来研究语言的“外部语言学”也不应被排斥。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联系历史文化研究方言同样是十分必要的。汉语方言都有漫长的历史，各个方言区都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有丰富的内容。以下试谈几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4.1 联系历史背景研究方言形成及其不同特点
方言的形成大多是由于社会的分裂，人民的迁徙，山川的阻隔或民族的融合。但是不同的方言则常常有不同的主因和独特的道路。只有经过对比研究才能把一般的规律和特殊的途径都揭示出来。例如，西南官话地处横断山脉，历来交通阻隔，内外交流不便，周围又有数十个少数民族杂居，但方言却没有太大差别，向少数民族借用的成分也并不太多，这是因为它是三百年内外从华中华南移民才形成的，这时汉语的发展已经呈整化趋势，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正是在官话基础上形成的。闽粤方言地处平原和丘陵，交通便利，少数民族不多见，却是内部分歧甚大，保留了不少“底层”词，这是因为它们都有千年以上历史，是北方汉人多次移民南下与本地古百越诸民族融合之后而形成的方言。由于与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相差甚远，所以共同语的普及和影响也较为有限。论历史，吴方言（北片）、湘方言、赣方言并未比闽粤方言形成得晚，何以又较之闽粤方言显得内部一致，而和共同语较为接近？这自然又与它们地处长江中下游与官话区的经济文化交往和人口交混十分频繁有直接的关系。又如同是基础方言，何以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华北各地的话（济南、郑州、青岛）与北京话都有明显差异，而东北三省的话反倒和北京话相去不远？这也是方言形成的历史所决定的。华北诸方言是千百年传下来的，而东北原是满族居住地，满人入关后，华北各地的人“下关东”充填之，这时北京音已经地位日高，正好可作为多方言区来人的共通语。至于许多方言岛的形成、方言过渡地带形成的双方言区或混合型方言，往往更有着很具体的历史原因。可见，联系历史背景考察方言的形成及特征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只要过细地比较，还是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的。
4.2 透过方言文化词研究地域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这主要是从两方面说的。在宏观方面，方言是许多地域文化现象的表达形式，例如谣谚、民间故事、传说、地方戏曲、说唱等；在微观方面，从许多文化词语可以考察出凝固其中的许多与地方文化相关的内容。所谓文化词语，又可分出若干具体的小类：
景观词：主要体现于地理通名和许多反映人文历史的地名。地理通名中有些是人们对客观环境的地形地貌的认识和称谓，山区关于各种山体的名称多，以各种林木名称命名的地名多，如客方言地区有山、岭、嶂、ｓｈèｎｇ＠⑤、＠⑥、岽等通名，杉岭、松树凹、林背等地名；沿海关于海域的各种通名多（湾、港、澳、岛、礁、沙、角、屿、鼻等）。还有一些是人工建筑设施的通名或地名，例如长江三角洲的渎、ｌóｕ＠①、浜、泾、汇、渚、堰、圩、荡，珠江三角洲的涌、＠⑦、ｄàｎｇ＠⑧、ｂàｎ＠⑨、沥多与河网地区的开发有关。关于人文景观的地名也是因地而异的，北京、西安等古都有不少古朝代传下来的与帝王京都有关的地名（皇城根、八王坟、石驸马大街），平原地区的许多姓氏地名（张家庄、赵家、李集）既然没有更多不同地貌，只好按照当年的“日中为市”和“聚姓而居”来为村落命名。广州的越秀山、黄花岗、流花湖、芳村、花地、荔湾湖记录了羊城人爱花种花的习俗，泉州的聚宝街、舶司库巷、车桥头、厂口、大隘门是宋元时代东方第一大港的昔日繁华所留下的印记。
风物词：各地都有一系列不同的与生产设施和生活方式有关的风物词，例如北方有名目繁多的面食品及制作过程、饮食习惯的名称（抻面、拉面、刀削面、烙饼、蒸馍、花卷儿、早点、打尖），南方则多与米制品有关的名称（米粉、米线、河粉、煲粥、炊饭、捞饭、米酒、米糕、米＠⑩）。茶乡、酒乡、玉石之乡、火腿之乡也各有自己的常见专用词。黄土高坡住窑洞，沿海建石头房子，南方潮湿地造干栏式“吊脚楼”，城市里建楼中楼以充分利用空间，客家人建方形、圆形的围楼，于是关于居处、房舍便有各自的一整套名称和用语。此外，还有各地不同的农具、农时、农事、农作物，乃至农田的规格和计量方式、水利设施，辅助农业的养殖业、手工业、加工业、采集业、捕捞业等等，也有极其丰富多样的风物词。
习俗词：反映各种风俗习惯的语词虽然也有各方言大体一致的用语，在具体的细节上则有更多歧异的成分。例如人名（包括排行、字辈、外号）的命名习惯，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反映地域文化和时代色彩最为敏感，各地差异很大。四时习俗，从年节名称到过节的仪礼制度以及伴随的文化、体育活动、祭祖供神活动等用语和用品的名称也是十分繁多而又特殊的。婚丧喜庆也有许多繁文缛节，包括有关的委婉语、忌讳语、秘密语、行话，可谓层出不穷。此外，不同地方由于经济生活情况不同，谋职择业的取向和标准乃至对各种职业者的好恶褒贬也各有差异，例如和尚和道士和西教徒在有的地方带着几分神圣，有的方言却给了嘲弄式的称谓。教书先生和中医师在不同地方也往往有不同称谓或好恶色彩。
观念词：这是最深沉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词。关于体现道德标准的称谓和评价的词语各地都有很具体的而有特色的含义。例如好汉、好后生（官话）、呖仔、衰仔（粤语）、好囝、妥当侬、王道（福州话）、古意、古道、无人情狗（厦门话）就是这类例子。有些传统观念会产生一系列相关的用语。在孔夫子的故乡，关于邻居就有以下各种说法：邻舍家、邻墙儿、挨门儿、南屋家、西屋家、四邻八舍、老街四邻，对友好者则称仁哥、仁弟、仁兄弟，这都充分表现了儒家“德邻仁里”的道统，和城市里隔墙不相识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此相适应的有关待客可以说“厚客、让客、伺接、敬奉、大敬意”，红白大事称为“办公事、红白公事、红公事”，则记录了乡邻协办红白大事的传统，说话“在理”则说“子曰儿”。在古越国的金华一带，称说空话不办实事的人为“伯＠(11)”。这都是很具典型意义的观念词。此外，各方言里还有大量俗谚更是直接体现了各方言的价值观念、道德原则，行为取向和是非标准。例如客家人恪守儒家的耕读文化，重农抑商，没有商品经济的思想，这类俗谚就很多：“养子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亲戚莫共财，共财莫往来”，“欠字压人头，债字受人责”，“街上买唔当田里扒”。
4.3 方言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
方言的文化类型就是对方言文化特征的归类。方言的文化特征就是地域文化所决定的方言的外部特征。这种方言外部的文化特征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
4.3.1 首先，从区内众多方言点的关系看有向心型和离心型之别
向心型方言内部差异较少，其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方言成为权威性的方言，并对各地小方言施加影响，成为全区通行的代表方言。离心型方言区内小方言之间差异大，由于没有明显的经济文化中心，并未形成权威性、代表点方言。向心型方言往往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方言的代表点则常常是历史文化名城。因为区内经济文化交流多，方言间势必比较接近。整个粤方言是向心的，广州音成为粤语标准音，各地方言越来越受到它的巨大影响。闽语中闽东、闽南是向心的，福州、厦门（早期是泉州）是其代表方言。吴语中苏沪杭一带是向心的，早期代表点是苏州话，现在的上海话有更大的影响。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往往都形成过地方戏曲、说唱等文艺形式，如苏州的评弹、广州的粤剧、福州的闽剧、＠(12)唱、评话，泉州的梨园戏、高甲戏，有的还有方言小说，如苏州《海上花》、《九尾龟》，粤语的“木鱼书”。代表点方言靠这些文艺形式的流传而扩大影响，也靠这些文艺加工更富于表现力，从而使全区的人更为喜闻乐见。离心型方言往往见于经济落后的农村，例如湘南土话、粤北土话、桂北平话始终没有权威性的代表方言，徽州方言、闽北方言原来的府城（歙县、建瓯）衰落之后也各自为正，没有中心了。
4.3.2 其次，从古今演变的状况看有稳固型和变异型之别
稳固型方言形成之后，较少发生重大变化，传承古代词汇较多，语音系统较为稳定，各音类与中古音的对应比较整齐。变异型方言在形成之后往往多次受到外界的影响，包括不同时代的共同语和周边方言的影响，因而音类与古音的对应不太整齐，词汇的变异也较大。东南诸方言中，闽、粤、客是比较稳固的，保留古语词较多，例如行[,（走）]食[,（吃）]ｊì＠(13)[,站立]鼎镬[,（锅）]衫[,（衣）]着[,（穿）]光[,（亮）]利[,（快）]转[,（回）]索[,（绳）]拭[,（擦）]寒[,（冷）]走[,（逃）]。阳声韵、入声韵三分的情况在不少地方还完整保留着。广韵系统的某些一、二等对立，三、四等对立在这些方言还多所反映。唐诗中“囝、郎罢”（顾况）的说法至今福州话还原封未动，陆游所云“歌豪不分”在大多闽语也还依然如故。从现存的福州话韵书《戚林八音》看，近三四百年间福州音系并无明显变动。相对而言，湘、赣、吴（北片）的变异就较大。不但语音系统与古音变异大，词汇上也受到了官话的巨大影响。当然，应该说各方言都在发生变化，只是变化的速度有快慢，变化的内容有多少，变化的方向有不同。广州话一面保留了“卒之，终须，姑勿论，于是乎”之类的古汉语词汇，一面又借用了许多英语词，这肯定是近百年间的急剧变化。福州话四百年间音类变化不大，但近百年间却生成了声变、韵变和调变的一整套新规则。湘、吴方言韵尾变得快，湘语普遍只有5个调类，上海话近百年间也调类骤减，但是这两种方言还保留着整套的全浊声母。
方言的演变是趋向保守还是趋向多变，不是取决于方言自身的结构特点，而是取决于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闽粤方言稳固是因为距离官话地区遥远，历来又不习学官音，经济生活上走向海洋，到东南亚谋生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近二百年来愈演愈烈。客家方言是东南方言中形成最迟的（大概形成于宋元），但是因为在进入闽粤赣地区时，平原地带已有早来人，客家人只能散居山间并且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因而方言意识强烈，多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之训，从方言语音到方言词汇都较为保守。现代客家话普遍未形成轻声、变调、儿化等规律。湘赣方言所以变异较大，除了地理上与官话连片、经济交往频繁的因素之外，还有人口参杂的因素。明代“湖广填四川”之后，大量江西人充填到湖南，而江西北半省一千年间显然经过了多次人口的大规模变迁，大量地迁入和迁出。
4.3.3 第三，从方言与共同语及外方言接触的状况看，有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之别
强势方言在社会生活中十分活跃，运用广泛，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有阻力，和弱势方言相处时形成扩展的态势，在边界上往往会使外方言区的人兼通本方言。弱势方言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共同语的普及和强势方言的扩展都会使它缩小通行范围，减少使用人口。决定方言的强弱势的因素也不是方言本身而在于方言的外部：首先是方言区的地域大小和人口的多少。地盘大、人口多是强势的基础，其次是方言的文化类型，一般情况下总是向心型、稳固型方言才可能发展为强势方言。第三，是取决于方言区的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强势方言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上影响大。全国的方言中，看来最为强势的是粤方言了。本来它就是全方位使用的方言，不但通行于日常生活的口语，也可用来唱歌演戏拍电影，还可以用于上课、做报告。在香港，连大学讲台也可使用粤语，书刊上可以专用粤语写作。粤语区向来不甚热心推广普通话。在广东省内，广州话不但是粤语区的共通语，也是客家方言区和闽语区的共通语，至少在城镇和商业服务行业是如此。在香港虽然也有百万以上的人口以闽语或客家话为母语，但不论是老居民或新移民，一概都改口说粤语，最多只在家里使用母语。和粤语相比，客、闽方言都成了弱势方言。在广东省内，闽语区、客语区的人兼通粤语是常见的，粤语区的人极少学习客话和闽语。在弱势方言地区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湘南土语区，一般人都兼通西南官话，而且许多读音和词汇有时已经分不清何者是土语，何者是官话。在闽北地区，抗战期间不少福州人内迁在城镇落户，不少本地人从而兼通福州话。建国以来，随着外地干部教员入住和本地人外出，已经逐渐普及了普通话。青少年一代有的已经不能流利地使用本地话。这都是很典型的萎缩中的弱势方言。
五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必须注意的几种观点和方法
5.1 传统的汉语研究方法必须综合运用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不是抛开已有的汉语研究方法另搞一套。传统的研究汉语方言的方法依然是比较研究的基础。例如方言语音系统的描写方法。方言语音与广韵系统的“历史比较音韵”，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词汇、语义与语法形式、语法意义的对比，为方言词考求本字的音韵论证和词义分析，这些方法都是行之有效，必须沿用的，而且应该综合应用以求对方言有个整体的系统的认识。所谓综合应用就是全面考察，做到平面描写与共时（与普通话）比较、历时（与古汉语）比较相结合。这三者之间不但不是相互矛盾的，而且是可以相互证论的。
5.2 加强系统的观念，着重考察大小系统及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任何方言和语言一样都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系统。历来的研究都把语言分为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来研究，其实这三个系统之间并非并列的子系统，而是三个互为表里，互相牵连的有着相同外延的系统。语音系统应该是从所有的语词的语音形式中归纳出来的，应该包含多音连读时所有的音变规律乃至组词成句时的语调规则；语法结构规律应该管住所有语词的构造规则和组合规则。有些现象本身既包含着一定的语音规律，也是一种词汇现象和语法现象。例如“小称”有时伴随着变调或变韵、变声，有时依存于某个后缀；小称一般是可列举的，属于词汇现象；“小称”标记和规律总是体现着一定的语法意义。
在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的下位，又都包含着多层或多面的子系统。例如语音有音位——音节——连音组——语调群等层次，音位又有声、韵、调的子系统。词汇系统有词类系统、词义系统（义类系统、同义系统、反义系统）核心词和派生词构成的词族系统。语法系统则有语素——词——词组——句子的层级系统和实词——虚词、体词——谓词、单句——复句等分类系统。以往的研究中，语法方面的系统观念是比较明确的，语音、词汇方面则常常缺乏明确的系统观。在比较研究中尤其应该防止就局部的语言现象进行孤立、静止的比较，而应该把该语言现象放到一定的系统中进行考察和比较。这样的比较不但可以准确地展示方言的异同，也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个体方言的特征。
5.3 各种比较都应该从归纳类型开始
对于方言间的各种异同，首先必须归纳出不同的类型。尤其是群体的比较和整体的比较，区分异同的类型更为重要。不论是共时结构的比较或历时演变的比较，都有不同的类型。古全清、次清、全浊是三分还是两分，古入声调的有无，有一类或两类，古塞音韵尾是三分、合一或消失，塞擦音声母是一套或两套或三套，是强化韵头引起声母颚化或是强化韵尾而弱化韵头，有无连读音变，有无轻重音……诸如此类语音特征既可从共时系统区分类型，也可从历时角度区分层次。有些类型的差异是“排中”的，非此即彼，有的则是非此非彼的“中介”现象，语言的不同类型中此类现象特别多。例如实词和虚词之分，常常有不能截然分开的模糊界线。有的方言全浊声母逢塞擦音都清化了，浊擦音尚未清化。变调和轻声现象有时是带有规定性的，非变、非轻不可；有时则是可此可彼的。区分类型时对这种边界现象都应该十分重视，作出具体细致的描述。在区分类型的基础上，应该尽可能对于不同类型的现象作出解释，这才是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
5.4 有些比较必须注意作量化统计
共时的分类有时是应该以一定的数量为界线的，量是区分不同质的依据；历时的演变则往往是量变的积累引起质变的飞跃。这便是现代系统论十分重视计量研究的原因。研究语言时重视计量研究这是现代的汉语研究工作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方法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推广。看来像不同方言有不同的声类、韵类，不同的音节总量都是很值得作比较的。方言特征词的比较就更需要计量标准了。“厝、＠(14)１、鼎、侬”都是闽语的特征词，但不能因为某个方言这些词都有就非得认定为闽语不可，也不能因为其中有一两处有变异就非得把它排除在闽语之外。如果有200条闽语特征词，经过10点20点方言的验证，然后定出一条线，比如说，凡是具有70%条目的特征词，便可定性为闽语，这种定量便可以直接为定性提供科学的根据。
5.5 方言的“外部”比较应适当采用史学、社会学的方法
关于方言间的文化特征的比较，难免要运用大量有关地方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资料，这就需要参照史料学的方法，鉴别史料的真伪，选择适当的版本，正确理解文献语言的含义。例如关于移民史的资料，不论是正史的记载，笔记的记录，还是谱牒的记传都有必要进行校订考证和审核。未经鉴别的史料有时比没有史料更为有害。关于双方言的调查，方言区人民掌握和使用普通话的情况的调查，关于老中青几代人口音和用语的差异的调查，都是社会语言学的课题，必须参照社会学的方法进行不同社会成员语言情况的调查统计，进行定量分析，才能得出定性的结论。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是在汉语方言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是汉语方言学的深入发展，也是汉语方言学为汉语语言学作出贡献的重要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地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也能提炼出现论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士元教授曾经多次表达过这样的希望，让我们重温他的一段话为本文作个总结。
“数十年来进行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使我们拥有了非常丰富的语言材料。这些材料收集在方言调查报告、专著和学术刊物中。其中有些资料甚至被输入计算机，以便能够应用新技术进行数据库处理。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这些丰富的资料该做些什么，怎么解释它们，以及怎样从这些资料中提炼出最重要的内部联系，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很少。在中国语言学的这个范围里，有一种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这就是资料丰富而理论贫乏。……我们必须超越仅仅作为语言学理论消极的吸收者的角色，而应该成为主动的贡献者。中国的语言资料是如此丰富多彩，既有类型方面的广泛，又有历史时代的久远。我们处于一种特别优势的地位来做出这样的贡献。”（《汉语研究在海外·语言变异和语言的关系》，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11-1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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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J].暨南大学学报，1996(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氵加娄
＠②原字地去也加安
＠③原字朗下加土
＠④原字氵加教
＠⑤原字山加乘
＠⑥原字山下加刃
＠⑦原字氵加窖
＠⑧原字乙右侧内部加水
＠⑨原字氵加普去日
＠⑩原字米加果
＠(11)原字喜加否
＠(12)原字亻加尺
＠(13)原字彳加奇
＠(14)原字骨加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