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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1 20:58:16 | 显示全部楼层

海峡两岸及香港的多位作家聚会香港书展

来源:新华网 2007年07月21日 20:13:18

     新华网香港7月21日电(记者  张雅诗)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的多位著名作家21日出席香港书展举办的座谈会,探讨文学发展状况。

    对于现今社会阅读氛围不像过去那样浓厚的问题,与会作家均认为,繁忙的都市生活和网络给阅读带来了“失重感”。

    香港作家周密密表示,从各大书店的流行读物排行榜可以发现,近年香港人的阅读范围侧重于实用性,如炒股、保健等,但不少讲述香港社会问题的书籍以及一些内地作家的作品销情也十分理想,反映出香港阅读潮流对香港社会和内地情况的关注。

    周密密认为,一些香港作家成功推出多部本土味浓厚的作品,说明香港的本土文化在发展。

    谈及文学黄金时代是否已经过去的问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表示,上世纪80年代内地出现集体性的阅读大潮,这是因为人们在一段时期被压抑过久,而现在所展现的则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只要保持平常心,作者和读者就不会太失落。

    她表示,如果文学受到冷落,责任不在读者身上,关键是作者是否有优秀的作品吸引人阅读,她相信文学还会有黄金时代。

    来自台湾阳明大学的张晓风则认为,虽然现在大环境不好,但仍可以依靠民间力量挽救文学。张晓风对于未来持乐观态度,认为文学作品还会再次兴盛起来。
发表于 2007-8-16 14:14:42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国学书目

作者:陈寒鸣  来源: http://www.lotus-eater.net/  2007-6-10 12:25:14     

     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国学热潮中,《清华周刊》记者最早邀请知名学者开列国学书目,考虑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提出了只需列出最低书目的要求,由于这些书目皆出自名家之手,又广为刊发,对国学研究影响甚大。但是,正是这些书目却反映出确定国学内涵的难度,国学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成了未解的难题,一直留到了今天。

    一、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

    梁启超开列的《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来收入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论语》、《孟子》、《易经》、《礼记》、《老子》、《墨子》、《庄子》、《荀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  《春秋繁露》、《盐铁论》、《论衡》、《抱朴子》、《列子》、《近思录》、《传习录》、《明儒学案》/黄宗羲、《宋元学案》/黄宗羲、《日知录》、《亭林文集》/顾炎武、《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思问录》/王夫之、《颜氏学记》/戴望编、《东原集》/戴震、《雕菰楼集》/焦循、《文史通义》/章学诚、《大同书》/康有为、《国故论衡》/章炳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周礼》、《考信录》/崔述、《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毕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通志二十略》、《二十四史》、《廿二史札记》/赵翼、《圣武记》/ 魏源、《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史通》/ 刘知几、《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

    丙、韵文书类

  《诗经》、《楚辞》、《文选》、《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阳集》、《韦苏州集》、《高常侍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李义山集》、《王临川集》、《苏东坡集》、《元遗山集》、《陆放翁集》、《唐百家诗选》/王安石选、《宋诗钞》/吕留良钞、《清真词》/周美成、《醉翁琴趣》/欧阳修、《东坡乐府》/苏轼、《屯田集》/柳永、《淮海词》/秦观、《樵歌》/朱敦儒、《稼轩词》/辛弃疾、《后村词》/刘克庄、《石道人歌曲》/姜夔、《碧山词》/王沂孙、《梦窗词》/吴文英、《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

  丁、小学书及文法类书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说文释例》/王筠、《经传释词》/王引之、《古书疑义举例》/俞樾、《文通》/马建忠、《经籍纂诂》/阮元。

  戊、随意涉览书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水经注》/ 郦道元、《文心雕龙》/刘勰、《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慧立、《徐霞客游记》、《梦溪笔谈》/沈括、《困学纪闻》/王应麟、《通艺录》/程瑶田、《癸巳类稿》/俞正燮、《东塾读书记》/陈沣、《庸盦笔记》/薛福成、《张太岳集》/张居正、《王心斋先生全书》/王艮、《朱舜水遗集》/朱之瑜、《李恕谷文集》 /李塨、《鲒琦亭集》/全祖望、《潜研堂集》/钱大昕、《述学》/汪中、《洪北江集》/洪亮吉、《定盦文集》/龚自珍、《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胡文忠公集》/ 胡林翼、《苕溪渔隐丛话》 /胡仔、《词苑丛谈》/ 徐钪、《语石》/ 叶昌炽、《书林清话》/ 叶德辉、《广艺舟双辑》/ 康有为、《剧说》/焦循、《宋元戏曲史》/王国维。

  梁启超在开列此书目中,对各书还做了简要的说明,当然出于其个人的评价。后来他认为: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梁启超这个书目达190种之多,可是这还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这就使得我们对国学的内涵到底还要包容其他那些著作,难以摸不清底数。而且梁启超对胡适开出的数目又表示了不赞成,更使我们无所适从。

   二、胡适开列的国学书目

   1920年,胡适开列了《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列举古籍31种,以备中学生阅读:计为:《诗经》、《战国策》、《论语》、《庄子》、《荀子》、《楚辞》、《淮南子》、《论衡》、《左传》、《老子》、《墨子》、《孟子》、《韩非子》、《元曲选》、《史记》、《汉书》、《明曲选》,以及杜甫、白居易、陶渊明、李白、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欧阳修、朱熹、杨万里、马致远的作品集。

  1923年,胡适在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也开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190种。他在《序言》中说:这个书目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这个书目不单是为私人用的,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

   (一)工具之部

 《书目举要》/周贞亮,李之鼎)、《书目答问》/张之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汇刻书目》/顾修、《续汇刻书目》/罗振玉、《史姓韵编》/汪辉祖、《中国人名大辞典》、《历代名人年谱》/吴荣光、《世界大事年表》/傅运森、《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舆地韵编》/李兆洛、《历代纪元编》、《经籍纂诂》/阮元等、《经传释词》/王引之、《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等。

  (二)思想史之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墨子间诂》/孙诒让、《庄子集释》/郭庆藩、《荀子集注》 /王先谦、《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春秋繁露义证》/苏舆、《周礼》、《论衡》/王充、《抱朴子》/葛洪、《四十二章经》。

《佛遗教经》、《异部宗轮论述记》/窥基、《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船若纲要》/葛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玄奘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鸠摩罗什、菩提流支、真谛译、《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要解》/智旭、《大方广圆觉了义经》 (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十二门论》/鸠摩罗什译、《中论》、《三论玄义》/隋吉藏、《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考证》/梁启超、《小止观》(一名《童蒙止观》/智觊撰、《相宗八要直解》/智旭、《因明入正理论疏》/窥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华严原人论》、宗密、《坛经》/法海、《古尊宿语录》、《大藏经》、《宏明集》/梁僧祐、《韩昌黎集》/韩愈、《李文公集》/李翱、《柳河东集》/ 柳宗元、《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明儒学案》/黄宗羲、《直讲李先生集》/李觏、《王临川集》/王安石、《二程全书》/程颢、程颐、《朱子全书 /朱熹、《朱子年谱》 /王懋竑、《陆象山全集》、《陈龙川全集》/陈亮、《叶水心全集》/叶适、《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困知记》/罗钦顺、《王心斋先生全集》/王艮、《罗文恭公全集》/罗洪先、《胡子衡齐》/胡直、《高子遗书》/高攀龙、《学通辨》/陈建、《正谊堂全书》、张伯行、《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日知录》/顾炎武、《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张子正蒙注》/王夫之、《思问录内外篇》/王夫之、《俟解》、《噩梦》/王夫之、《颜李遗书》/颜元、李塨、《费氏遗书》/费密、《孟子字义疏证》/戴震、《章氏遗书》/章学诚、《章实斋年谱》/胡适、《崔东壁遗书》/崔述、《汉学商兑》/方东树、《汉学师承记》/江藩、《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史记探原》/崔适、《章氏丛书》/章炳麟。

   (三)文学史之部

  《诗经集传》/朱熹、《诗经通论》/姚际恒、《诗本谊》/龚橙、《诗经原始》/方玉润、《诗毛氏传疏》/陈奂、《檀弓》、《礼记》、《春秋左氏传》、《战国策》、《楚辞集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编、《古文苑》/章樵注、《续古文苑》/孙星衍编、《文选》/萧统编、《文心雕龙》/刘勰、《乐府诗集》/郭茂倩编、《唐文粹》/姚铉编、《唐文粹补遗》/郭麟编、《全唐诗》、《宋文鉴》/吕祖谦编、《南宋文范》/庄仲方编、《南宋文录》/董兆兆编、《宋诗抄》/吕留良、吴之振等编、《宋诗抄补》/管庭芬等编、《宋六十家词》/毛晋编、《四印斋王氏所刻宋元人词》/王鹏运编、《疆村所刻词》/朱祖谋、《太平乐府》/杨朝英编、《阳春白雪》/杨朝英编、《董解元弦索西厢》/董解元、《元曲选一百种》/臧晋叔编、《金文最》/张金吾编、《元文类》/苏天爵编、《宋元戏曲史》/王国维、《京本通俗小说》、《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明文在》/薛熙编、《列朝诗集》/钱谦益编、《明诗综》/朱彝尊编、《六十种曲》/毛晋编、《盛明杂剧》/沈泰编、《暖红室汇刻传奇》/刘世珩编、《笠翁十二种曲》/李渔、《九种曲》/蒋士铨、《桃花扇》/孔尚任、《长生殿》/洪升、《曲苑》、《缀白裘》、  《曲录》/ 王国维、《湖海文传》/王昶编、《湖海诗传》/王昶编、《鲒埼亭集》/全祖望、《惜抱轩文集》/姚鼐、《大云山房文稿》/恽敬、《文史通义》/章学诚、《龚定庵全集》/龚自珍、《曾文正公文集》/曾国藩、《吴梅村诗》/吴伟业、《瓯北诗钞》/赵翼、《两当轩诗钞》/黄景仁、《巢经巢诗抄》/郑珍、《秋蟪吟馆诗钞》/金和、《人境庐诗钞》/黄遵宪、《水浒传》、《西游记》/吴承恩、《三国志》、《儒林外史》/吴敬梓、《红楼梦》/曹雪芹、《水浒后传》/陈忱、《镜花缘》/ 李汝珍、《今胡适在开列这个书目的时候,特别地注明了那种版本更好一些。有的甚至还古奇观》、《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文康、《九命奇冤》/吴沃尧、《恨海》/吴沃尧、《老残游记》/刘鹗、《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提出要找到某书的不容易,某书现在正在印行之中。这哪里是一个最低的国学书目,简直是胡适自己收藏书目的简本。

   后来,胡适又根据上面开列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修订精简成了《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计为:《书目答问》/张之洞、《纪事本末》(九种)、《四书》、《周礼》、《老子》/老子、《墨子闲诂》/孙诒让、《韩非子》/韩非、《荀子集注》、《左传》/左丘明、《淮南鸿烈集解》/刘安、《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佛遗教经》/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译、《阿弥陀经》、《论衡》/王充、《宋元学案》/黄宗羲、《王临川集》/王安石、《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法华经》/鸠摩罗什译、《坛经》/惠能、《明儒学案》/黄宗羲、《朱子年谱》/王懋竑、《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章实斋年谱》/胡适、《新学伪经考》/康有为、《诗集传》、《乐府诗集》/郭茂倩、《宋诗钞》/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编、《崔东壁遗书》/崔述、《文选》/萧统、《全唐诗》/彭定求等、《宋六十家词》/毛晋、《元曲选一百种》/臧懋循、《缀白裘》/玩花主人、《西游记》/吴承恩、《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水浒传》/施耐庵、《儒林外史》/吴敬梓、《红楼梦》/曹雪芹。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出后,梁启超发表评论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说:‘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着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依我看,这个书目,为‘国学已略有根柢而知识绝无系统’的人说法,或者还有一部分适用。” “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 “胡君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但也不对,只好说是哲学史、文学史家私人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艾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总而言之,《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集》、《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荒的怪论(思想史之部,连《易经》也没有,什么原故,我也要求胡君答复)。”“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墨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可用的。”

   可见,就是在知名的国学大家之间,对国学书目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个问题的解决一直拖延到了今天。

  三、顾颉刚的《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

  1925 年,历史地理学、民俗学者、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顾颉刚,也开列了包含有14种书的一个目录,定名为《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计为:《山海经》、《世说新语》/刘义庆、《大唐西域记》/(唐)玄奘、《宋元戏曲史》/王国维(1877~1927)、《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马可·波罗、《徐霞客游记》/徐宏祖(1587~1641)、《西秦旅行记》、《梁武石室画像》、《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唐人说荟》、《元秘史》(即《蒙古秘史》)、《陶庵梦忆》/(清)张岱(1597~约1679)、《桃花扇》/(清)孔尚任、《南洋旅行记》。

    四、王云五、朱经农的《学生国学丛书》

   1925年(民国14年) 商务印书馆编印《学生国学丛书》,王云五、朱经农主编,共出版90余种。

  五、鲁迅的《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

   1930年,鲁迅为许世瑛开列了《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列书12种。计为:《唐诗纪事》/(宋)计有功、《唐才子传》/(元)辛文房、《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历代名人年谱》/(清)汪镇、《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阮元、《世说新语》/刘义庆、《唐摭言》/(五代)王定保、《抱朴子外篇》/葛洪、《论衡》/(东汉)王充、《今世说》/(清)王晫。

   六、朱自清出版了《经典常谈》

1940 年,朱自清出版了《经典常谈》(三联书店版)。这本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中国重要典籍,以求能启发读者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其中辞赋、诗、文三篇,因作品繁多,只叙源流。计为:《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国语》附)、《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

七、汪辟疆的《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

   1942年为中央大学国文系学生开列了一个包含十部《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并间或予以评注,颇多精要。《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毛诗正义》/(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唐)孔颖达、《荀子》/荀子、《庄子》/庄子、《汉书》/班固、《资治通鉴》/司马光、《楚辞》、《文选》/萧统、《杜诗》。

   八、曹伯韩著述《国学常识》
  “国学”范围是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理出一条思路,1947 年出版的曹伯韩的《国学常识》是一种尝试。该书对中国的语文、哲学、历史、文学、科学及艺术,代表性人物、源流、派别及学术观点,一一评述,以形成国学内涵的完整概念,是国学入门必读书。全书分十三章。第一章概说,对国学作轮廓性说明。第二至四章,介绍考证学与考古学治学的工具和方法。第五、六两章为史学部分,经、史是国学的重心。第七、八、九章为哲学部分,先诸子,次佛学,再次理学,系按时代次序排列。第十至十二章为文学部分,先说诗、骚、赋、词、散曲等,后说散文、骈文,再后是小说、戏曲及民间俗文学。第十三章,略述自然科学及艺术。

    我国的书籍分类法可以追溯到《汉书·艺文志》,刘向、刘歆在《七略》中,把书籍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艺是经学,居于学科之首,然后是哲学、治政学、文学、军事学、天文、历法、医学等等。一直这样沿袭下来,最后到清代形成了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可是它的弱点也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把自然科学、哲学和宗教都归入了子部,明显地弱化了自然科学、哲学和宗教的重要地位。

  从以上各名家开列的国学书目中,我们还是不能得出国学的真正内涵。开列国学的书目有的侧重史学,有的侧重文学,有的侧重经学、宗教和诸子,却没有一位把自然科学列入国学之中。这就不难理解提倡了这么多年的国学研究,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著作,却要由英国人李约瑟来完成,要由他用中国的史料来证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曾经达到怎样的高水平,又为甚么未能产生近代实验科学。看来,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真的要认真进行一番反思才是。

  这是国学研究中,学者们片面认识形成的内在的原因,加之外部原因更具决定性,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误解,并且一度被当权者加以夸大,说国学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孔孟之道、儒家伦理,这些东西被等同于封建余孽、污泥浊水,这样一来,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出现消沉和中断,就是必然的了。有个比喻说,给小孩子洗澡,小孩子洗完澡,大人在泼脏水的时候,把小孩子也一起给泼出去了。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的出路在哪里,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地去寻找

   这种列出书目的做法,在20世纪从来没有停止过,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作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这7部书是:《论语》、《孟子》/孟子、《老子》/老子、《庄子》/庄子、《六祖坛经》/惠能、《近思录》/朱熹,吕祖谦辑、《传习录》/王守仁。理由何在呢,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加以阐释了。

  本综述主要引用资料:

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

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1923年)、顾颉刚《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1925年)、王云五、朱经农:《学生国学丛书》(1925年商务印书馆编印)、鲁迅:《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1930年)、朱自清:《经典常谈》(1940年,三联书店版)、汪辟疆:《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1942年)、曹伯韩:《国学常识》(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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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研究”论争综述(四):关于国学教育


1996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就曾指出:“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据他分析:“据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国学本为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式的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号称国学四大家。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主张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潮,以求扭转偏向。世纪交替,恰值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在日本两军对垒之际,这无疑会引起大批东渡求学或游历的中国官绅士子的关注。” (《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薛涌则是在 2005年纪宝成的文章《重估国学的价值,振兴国学》发表之后,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也指出了:“‘国学’一词始于17、18世纪的日本的‘国学运动’,它最初是由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等发动,后继者有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人。这些日本文人认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于中国文化,日本面临的种种文化问题和社会危机,是来源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污染,日本文化应该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塑造自己民族的认同。”
此种论说一出,遭受颇多质疑。国学,作为一个汉语词语,却始于17、18世纪的日本的‘国学运动’,难以令人信服;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也颇令人费解。17、18世纪日本的“国学”运动,不仅仅是江户时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试图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而是要确立“大和”为主体的文明史观、确立日本人在世界体系中的主体意识、确立大和为世界文明之主体的“文化中心主义”。东渡日本求学或游历的中国官绅士子对国学运动给以关注,是有可能的,但是,就此得出结论说,“国学”一词,词源于日本,没有史料事实的说服力。
2004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在山东省济宁市的曲阜和邹城之间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报告上批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在曲阜和邹城之间的九龙山,东面是孔子出生地,西面是孟子出生地,北面是黄帝纪念地,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建立中华民族文化标志的理想之地。
200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在去年孔子诞辰2555年纪念会上说:“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使用的是儒家文化这样的给念,而没有用儒学、国学这类概念。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办国学班、中国国学俱乐部开张、岳麓书院国学研究基地建立、汕头大学的国学研究、私塾教育的出现等等,表明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正在孕育高潮。

湖南大学成立的岳麓书院国学研究基地,使之成为国内首家依托古代书院成立现代国学研究基地的高校,准备经过15-- 20年的建设,将岳麓书院建成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学研究阵地,近期将以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制度史、中西文化比较、儒佛道与文学艺术、历史文物与文献、书院文化、湖湘文化为学术研究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重估国学的价值》(2005年5月26 日)一文发表后,又多次接受记者采访。他提出的:“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 “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 “国学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与时代精神:就形式而言,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就内涵而言,国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文化的承继性而言,国学是走向新的时代的起点,建设新型文明的资源。”遂成为当前国学论争的热点。

这场争论的主要问题主要是四个:

1、到底什麽是国学,说国学就是儒学能成立吗?

2、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旧文化的抨击过头了吗?

3、今天提出要振兴国学,其目的性何在?

4、重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开设书院、提倡读经吗?各家观点大多是围绕这四个问题进行的。

到底什麽是国学,说国学就是儒学能成立吗?

一种观点很明确:国学决不是儒学,儒学已经终结。首先,儒学核心的范畴,如仁、义、礼、忠、恕、孝,等等,已经不再是人们用以思考、进行哲学思维的概念工具;其次,这些哲学范畴的含义、独特的精神、历史的存在,必须经过转换才能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哲学家可以认同它,也必然与之有不可逾越的时代、用词、思考方式上的鸿沟。最后,当人们用以思考、解释人类环境与自身的范畴已完全不同于这些思维方式时,这一思想体系就被历史发展所终结。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儒学。儒学历经多年并没有灭亡,北宋时的张载曾惊叹孔孟学说为“绝学”,并立志要“为往圣继绝学”,接着而来的是宋、明、清七百余年的儒学兴盛。近百年来儒学似乎处于绝境,其实不然。儒学是“入世”的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很有用;儒学“以民为根本”的思想,高度关注社会民生,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儒学严密而周全的道德评价和道德规范体系,有利于建立一个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儒学的基本范畴,如心、性、命、情仁、义、礼、智、信等等,已成为民众生活、思维的元素;儒学始终与教育制度相结合,我国古代教育史就是儒学教育史;儒学主张世界的物质性,与科学的精神一致,儒学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学重现生机,绝不是历史的简单偶合。而是显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学研究要重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取得进展,应用性研究才能推进。弘扬国学要弄清除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一是明确外来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国学研究要强调出土材料和纸上材料的互证。依靠文献解释出土材料;出土材料能发现或纠正文献中的问题。

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旧文化的抨击过头了吗?

新文化运动是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蜕变中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纪元。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说:“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320页)。但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人权与科学,1919年改为民主与科学,胡适进一步概括为:以“评判的态度”,“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可见,陈独秀坚决反对的只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思想文化。对儒学,他一再说:“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如何对待孔子的思想遗产,令人想起了李大钊和鲁迅当年对孔子其人其思想的深刻评说。当吴虞喊出:“打倒孔家店”,李大钊和鲁迅却是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对待孔子其人其思想的。

1917 年1月30日的《甲寅》日刊,以社论栏目发表了署名守常的《孔子与宪法》一文。它针对在1916年8月召开的国会上,康有为提出定孔教为国教并载入宪法,在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维修深大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孔子与宪法,渺不相涉者也。”即:“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者,国民中一部分所谓孔子之徒者之圣人也。”“孔子之道者,含混无界之辞也。”(《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448-450页)

为了使人们正确对待孔子及其思想,李大钊多次地加以论说。他说:“余信世界文明日进。此真理者,必能基于科学,循其逻辑之境,以表现于人类各个之智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真理》,《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451-452页)

李大钊进而回答:“孔子于中国今日之社会,其价值果何若者。”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而自然的势力之演进,断非吾人推崇孔子之诚心所能抗,使今日返而为孔子之时代之社会也。而孔子又一死而不可使之复生于今日,以应乎今日之社会而变易其说也。”此其一。其二:“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王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威至圣。而孔子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

李大钊说:“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孔子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从上述论说中可以看到,李大钊是把孔子其人其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又是把孔子其人其思想与历代君主所倡导的孔子学说分别开来的。李大钊坚信“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而道德之进化发展,亦泰半由于自然淘汰,几分由于人为淘汰。孔子之道,施于今日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453-455页)

李大钊在此之前对孔孟之道早已进行过理性的分析,他在1916年5月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就论述了:孔孟的思想精华和他们所遭受的扭曲。他指出:孔子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种有我、自重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可是,却被历代君主以之教化为:必为君主牺牲自我之权威,低首甘心为君主之奴仆。这不是孔子和孟子的过错,而是时代的必然。他为此而感叹:“自有孔子,而吾华之民族不啻为孔子而生,孔子非为吾民族而生焉。”“孔子生而吾华衰。”“吾华之有孔子,吾华之幸,亦吾华之不幸也。”(《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42-343页)“孔子之所以承后世崇敬者,不在其法制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而在其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力也。”今人决不应“局于古人之成规,堕其自我之本能,蔽其秉彝之资性”。

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进一步阐明了孔子主张的伦理道德的本质:“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仪,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李大钊对孔门纲常、礼仪、道德一一作了分析以后,他指出:“时代变了!”“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统治者的地位,作统治者阶级的牺牲。”“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化,他的学说适宜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它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事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434-440页)

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也是从时代发展和社会不同阶级的层面来谈论孔子思想的价值的。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 ’,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二十世纪开始,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现在,我们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更应该真正地弄明白孔子精神到底是甚么、我们到底要继承和弘扬哪些内容。文化更新的规律是:讨论,探索,采纳,更替,生生,死死。死,是说在社会生活中淡出成为了学者研究的对象。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建立起“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指导思想,为学术繁荣奠定了基础。中国现代人文科学,正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说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中国文化和造成中国文化断裂,是不符合事实的。

1966 年至197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儒学曾遭受空前猛烈的攻击。江青认为法家是进步的、革命的,儒家是保守的、反动的,儒法斗争不仅存在于先秦时期,而且贯串中国历史两千多年。她是借“评法批儒”来攻击周恩来总理,这场运动只是政治斗争的形式和手段。但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文物古迹的破坏则是史无前例的。1982年,胡耀邦在视察山东时,指示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捣毁的孔子塑像,并特批专款48·5万元、黄金48両,表明了党中央对 “批儒反孔”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这场运动使百姓认识到“四人帮”批儒,证明批儒的人也并不一定是代表进步和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的被否定,更为后来儒学的复苏创造了条件。

今天提出要振兴国学,其目的性何在?

杜维明认为,“国学无用论”非常可怕,一个民族的历史所积淀的文化、知识和经验,都能使之更明智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眼前的处境。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重视,就一定会对文化认同和自身处境的理解产生偏差。

纪宝成认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文化受到了“西化”的严峻挑战,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需要弘扬传统文化,重振国学。要恢复近代以来丧失的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构建和谐社会,激活中国人文学术创造力,都需要重振国学。
温儒敏认为,传统文化并不都是光明的东西,传统文化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实体。对国学研究要有批判的眼光,现代的意识,严谨的学风,可以吸纳传统治学的路数,但要联系当前社会的实际。

孙家洲认为,振兴国学应该是在创新的基础上重建,做到积极借鉴汲取前人经验与根据新形势不断开拓创新的有机统一。一要重建理念。二要重建方法。三要重建队伍。四是重建学科。重建国学不是对传统国学的回归与重复,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沉溺于单纯复古甚至迷恋旧骸骨的泥淖。要具有世界意识,开拓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学。

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学”,《论语》开头就是“学而时习之”。中国“学”的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素质:“日异其能,岁增其智”;处理好人际关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缔造和谐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果中国的“国学”,即国际上的“中国学”。显然国学应包含的内容要更宽泛得多,便有人提出建立新国学。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新国学则要以上述为基础,融入经济学、管理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推陈出新,建设成为新国学。

重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开设书院、提倡读经吗?

蒋庆认为,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因为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都是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独创的,儒家文化是孔子对其以前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并且孔子是述而不作,只是重新解释,在继承的基础上的重新阐述,所以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代表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艺”就是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因此,力主读经是应该提倡的。

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有报道说,在全世界已经有了多家孔子学院,在国内,截至2003年底,已有500万个家庭、60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这一现象引起激烈争议。《南方周末》发表文章称之为“文化蒙昧主义”。《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支持中国孩子读 “经”,讨论蔓延到许多网站的论坛。提倡读经者意在实现思想观念领域的均衡,中国孩子可以阅读莎士比亚、安徒生,观看哈利·波特;也应当把《论语》、唐诗放上课桌。中国学者可以研究亚里士多德、洛克和孟德斯鸠,也应当研究《周易》、孔子和老子,中国的律法。这种主张最多只是复旧的文化保守思想,而那些一味要求复古的做法,即使不称之以“原教旨主义”,也绝对是不可取的。
在人民大学讲授《国学入门》的牛润珍认为,国学就是中国传统的固有文化,国学院建立的最终目的就是能让同学们完全看懂线装古书,并推动中国学者到国外教授汉学,并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中国人的“国学”就是国际上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新的“国学”应该是从本国深厚文明沉淀的沃土中长出的万紫千红的盛景,使中国的兴起健康而稳固,中国独具“礼义之邦”特色屹立于世界,既有高度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精神文明。应该把这种“国学”建设摆到议事日程的首要地位,在信息技术时代,学问五花八门,我们首先要有新的“国学”观念,才能有新的、具有现代精神、富有创造性、与时俱進的“国学”来保证中国的振兴。更要用活生生的榜样来鼓励青年后代为这种“国学”献出毕生精力。
本综述主要引用资料:
李大钊:《孔子与宪法》,《李大钊全集》第二卷
鲁 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集》
蒋 庆:《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演讲
袁伟时:《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新京报》2005年6月9日)
孙家洲:《国学大师不是光靠训练培养出来的》(《新京报》2005年8月29日)
杜维明:《儒家思想是中国与东亚文明的代表》(200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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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研究”论争综述(六):儒学与国学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使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也必然要产生变化而满足统治者对其所要求的社会功能。如果说先秦时期,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荀子等的儒学,还只是当时社会上与诸说并存的关于道德修养(“礼”学)和政治理想(“仁”学)如何相结合的一种学说。到了汉代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儒学,则是经过汉初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孔子之术”,从此,才有了服从和服务于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这一时期的儒学,社会政治服务功能加强了,而原始儒学中作为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论说大大地减弱了。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是以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为代表人物的,他们主要讲的是伦理道德和身心修养。目的在于重新发挥原始儒学在道德修养和人生理想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所占据了的、在伦理道德、人生理想、身心修养方面的社会领域。

要弄清楚孔子、儒家文化、儒学、儒教的联系与区别,就要对儒学形成与发展所经历的转化,儒学发展史证明:儒学并非国学。

先秦时期:儒学和儒学经典的确立:

孔子所删定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基本是据旧典整理而成),他自称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仅仅为整理古代文献。只要把孔子的思想与其删定的“六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孔子绝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是借助原有典章的权威为方式,阐发和论说自己的思想理念、政治抱负。否则,“六经”皆为周公时就有了的典章,儒学开创者只能说是周公,而不能说是孔子,“六经”也就不能说成是儒家经典了。

孔子经过长达14年之久的周游,时年业已68岁才返回鲁国,然而鲁国始终未重用他。孔子把主要精力用于培养弟子,加上他周游列国时所收门徒,达到“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学派才日益壮大起来,使儒学成为与墨学并称的“显学”。

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万章篇下》)孔子所构建起的思想体系,是对人类文明已有思想成就之集大成,这是孔子最伟大的功绩。儒家文化正是沿着这条主线前进的。

《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也只是一种说法,未必真切。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也表明它所传授的弟子并非都是官吏。孔子并不是没有功利思想,但是现实未能使他如愿。这样,后来的儒家学者也就出现了分化,能仕则仕,不仕则隐,隐则学。把仕、隐、学看作正相关的关系,借助学术延续政治生命,借助学术谈论政治,这本来是孔子一生的经历总结,也为后世儒家学者树立了榜样。

孔子一死,众弟子就不再听子贡的话。“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孙民之儒,有东正民之儒。”(《韩非子·显学篇》)儒分为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可是韩非子却没有提到子夏之儒,而今人考证,左丘明就是作过《左氏春秋》的正是子夏。在儒学史、经学史上,子夏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正是他的弟子魏文侯将儒教最先立为国教的。孔门后学因所处环境利害关系,片面发展孔子尊君独裁、扼杀自我的论说,曾子阐释孝道,子思发展正心诚意,子夏张扬君臣观念,都存在着对孔子思想的片面理解。原宪一派则以隐为进,沦为游侠,《史记·游侠列传》记有韩非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杨、墨二家起而非儒。在孟子看来,杨、墨二家都是儒家的敌人,都有必要进行批判,宣称要接续儒家道统,实际上孟子对儒家经典并没有给予十分的重视,而是强调以自己的“性善说”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孟子遂成为儒家之集大成,儒家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以心、性学说为核心的孟子时代。孟子阐释孔子学说,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推进儒学理论的完善。还以儒学原则批判异端邪说,促进儒学的发展。孟子指出,儒家学说就是尧、舜、禹、汤、文、武等历代先贤的王道主义和仁政学说,唐代韩愈在《原道》中,充分肯定了孟子的道统说,宋代黄斡也认为,孟子的道统说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创举。

儒学在战国时并不到处都受欢迎,战国前期思想界的主流是杨墨的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到战国后期,道家学说特别流行突出的派别是黄老之学。列名稷下的儒家代表人物是孟轲、荀卿。邹衍受孟子的影响,五行学说应为儒学的变种。

荀子的《荀子》中《非十二子》,批判锋芒针对诸子百家思想,且与孟子立异,提出了《性恶说》,重建起儒家思想体系,荀子完成一次新的综合,意味着儒学先秦时期的终结。

秦朝时期:儒学遭受毁灭性打击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统一中国之后,采取强硬的思想管制政策,对文化发展和政治统一不加区别,把矛头针对儒学,焚书、坑儒发生了,将在咸阳犯禁者460余人全部坑杀。实际上,坑儒之后,仍有儒生30余人在秦王朝服务,并且由于儒学的重镇和中心是在齐鲁地区,这为后来在汉初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汉时期:儒学的官场岁月

陆贾写成《新语》一书,建议刘邦“行仁义,法先圣”,“握道而治,据德而立”,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改变“秦以刑罚为务”的错误,使汉朝得以发展。叔孙通则以]提出“知当世之要务”,以变通儒学讥讽守旧的儒生“真鄙儒也,不知时变。”贾谊,被称为汉代大儒,其思想也非纯粹儒家精神,掺杂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成分。经过“识时务”的儒生们不断改造,到汉武帝继位前后儒学形成新形态。比之原始儒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问以古今之治道,董仲舒接连对了三策,得到汉武帝赏识,儒家学说走上独尊的道路。这主要取决于儒家思想合乎当时社会阻止诸侯分裂、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体系构思精密,重视学说的实践价值,其门人、弟子皆为官宦。董仲舒的新儒学以《春秋公羊传》作为最高法典,奉为神圣,不准怀疑。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用来维护皇权统治。

儒家学者要不断地对儒学经典加以诠释,但是,儒家经典所陈述的已是史事,谶纬使诠释产生根本性的缺陷,即主观随意性,也就使得儒学内部因不同诠释而产生的派别,成为此后儒学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为满足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必须重新解释儒家经典,遂出现并形成了“经学”。经学的谶纬化,导致《觳梁》的出现及今古文之争。汉武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觳梁》,使《觳梁》与《公羊》并存。

今古文经学之争,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扬雄,其在《法言·吾子篇》中,自比孟子:“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以孔孟之道传承者自居。在《法言·孝至篇》中说:“故常修道者,本也;见异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扬雄把儒学看成为做人的学问,认为儒家精神应是能以平常心对人对己,但其论说艰涩深奥,社会影响力极为有限,注定了扬雄潦倒悲惨的结局。

董仲舒所创谶纬之术,在东汉初年,光武帝善谶纬,显宗、肃宗追随,东汉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使经书与谶纬不可分割,造成经学虚假繁荣,经学变得更加荒诞,使儒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危机。范晔曾感慨;“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显贵。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面对儒学经学化的沉沦,呼唤儒家精神复归的白虎观会议,在儒学发展史上留下了重彩的一页。白虎观会议的结果,《白虎通义》虽然表面上是集今文经学之大成,实际上是主张重新阐述儒家的人文精神,以挽救信仰危机的思潮的代表人物王充的胜利。王充以《问孔》和《刺孟》对早期儒学的批评,反对儒学独尊以来所形成的董仲舒的新儒学理念和传统,反对把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正是期盼儒家精神复归的呼声。

整体看来,东汉经学清谈、浮华,消极的一面是曲意迎合,妄释经典;积极的一面是议政论政、借古讽今,都只能造成思想混乱,儒学思想脱离了社会生活走向颓废。汉安帝年间,刘向、刘歆父子对先秦古籍的整理,是儒学思想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是一次否定之否定。涌现出刘珍、王逸、马融等学者试图对孔子思想的复归,张衡则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谶纬神学进行清算,完成了著名的《请禁绝图谶书》。赵歧对《孟子》研究的成果:《孟子章句》,以及左雄、朱穆、皇甫规、何休、郑玄等人对儒家伦理的阐述,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都是对早期儒学人文主义精神的呼唤。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在与佛、道融合中重振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谶纬、图谶、经书三者联结顽固异常,郑玄往往以谶纬附会经说,王肃起而追溯元典以攻击郑玄,本意可嘉,可为此而伪造经典,反而起到向魏晋玄学过渡的作用。地方实力人物刘表为代表的荆州学派,期望儒学改革,以新的精神回应现实的挑战,使之成为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其对儒家义理发挥,由于时代的影响,则与魏晋玄谈的主旨相近,这使得儒学进入了玄学化、儒道佛纷争、儒学佛学化与道教化的新时期。

此时期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的《春秋觳梁传集解》、郭璞的《尔雅注》、韩康伯的《系辞注》,梅赜献出的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等,都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儒学玄学化导致了儒学经学化的消寂。

韩康伯、干宝等对《周易》研究上的成绩,推动了《周易》研究的发展,使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在刘劭的基础上进一步“援道入儒”,首开儒道合一玄学取向,试图以 “贵无论”完成儒学玄学化的改造。

阮籍、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本意还是崇尚礼教的,当司马氏掌权时却以名教治国的名义杀了嵇康。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约及酒之关系》中说“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 嵇康、阮籍等人看穿了儒家伦理违反自然人性的一面,及其倡导的“仁义”,压抑个体欲求和自然人性引向虚伪,远不如道家学说那样顺其自然。

戴逵、博玄、杨泉、裴危页、欧阳建、郭象、向秀等人都认为对狂放、空谈的玄风应该进行遏制,既要吸收道家思想充实儒学,又要坚持以儒学作为教化济世治国的根本原则。

儒道纷争的同时,儒佛纷争也发展起来,汉末魏初,牟子的《理惑论》认为:儒佛相合而不是相悖,提出“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的“儒佛为一说”。社会生活中民众很容易接受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遇到的外来文化的严重冲创,也关系到儒学的命运与前途。

玄学出于自身的发展,脱离了儒学自成一家,为道教发展打下了基础。从而形成儒、道、佛三家的冲突、争夺,这也正好使统治者对文化形态提供了选择,南朝诸帝中,只有梁武帝扶持过儒学,其他帝王则信仰佛教和道教,南朝时期的儒学只能衰微地存在。

在儒、释、道三教并行中,佛、道之争没有触及儒、佛关系,可是儒学的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也无法阻挡佛教的传播,不能对佛教神不灭等理论以批驳,儒、佛冲突就不可能平息。孙盛最早提出反对神不灭论,何承天的《报应问》、《答宗居士书》、《达性论》,批评了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说,范缜在其《神灭论》中提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对神不灭论以重创,直到梁武帝以皇权力平息这场争论。这场争论,一方面是儒学理性占了上风,另一方面却促进了儒佛思想上的融合,促进了以儒释佛、佛儒互证。

儒学与佛教进行斗争,也曾与道教期望结盟抗衡佛教。因为《太平经》中具有儒道合一的思想,葛洪在《抱朴子》中期待的也是儒道双修,内神仙而外儒术,内外并用。道家的陆修静、陶弘景都以儒家义理阐述道教思想主张。这表明,佛、道都没有能力取代儒学,反之,相互融合逐步加强,提供了三教合流可能。从儒学的角度来说,儒学正在形成走向佛教化新的形态。

从东晋开始,中国政权的割裂,使得儒学也出现南北分化。南朝儒学阐发经义,多不拘章句、家法,援引道、佛、大儒。北朝儒学则思想一统,学风更为纯正,加之,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重用汉人儒士,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的北方少数民族汉化过程。前凉的统治者张轨、西凉的统治者李高、魏道武帝拓跋跬、太武帝拓跋惹、明元帝拓跋嗣认识儒学对于强化鲜卑族统治、笼络汉族士人是得力工具,均倡导、支持儒学,促使儒学人才济济,著述甚多,对儒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卢景裕、李同轨、徐遵明、刘献之、李业兴、郭茂、李铉、沈重、熊安生、卢辩等人,对儒家经典整理、注释和传承多有贡献,且出现了听取道士寇谦之、儒学崔浩建议,对佛教加以打击,成为儒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环节。

隋唐时期:儒学再度官学化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几百年南北分治的局面,将南北文化优势互补融为一体,此时的儒学实质上是依附于道、佛,加快了儒、道、佛的融会合一,使短暂的隋朝儒学在儒学发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促使唐初完成了儒学的统一,完成了政治统一与儒、道、佛三教合一。王通在《中说》中主张的“三教可一说”、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此时期儒学的代表之作。《颜氏家训》今存二十篇,告诫后代应守道尊德、治学修业、养生归心,成家、国有用之人。是对中国道德观念和道德诫律的整合,可谓社会各阶层接受,其影响流传至今。

唐初更是重视儒学,唐太宗李世民开学馆,引文士,选出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讲述儒学,众皆以儒学义理排斥佛教。此前,李渊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因为老子李耳姓李,曾下诏钦定三教顺序为:老、孔、佛。

唐太宗意在提高儒学,一方面整顿儒学,一方面把道、佛关系理顺。“以老君是朕先祖,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 “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指定颜师古整理《五经》。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令孔颖达等撰写五经义疏,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李世民下令“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李世民又下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毅梁赤、优胜、高堂生、戴圣、毛甚、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慢、何休、王肃、王捣、杜元凯、范宁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肖,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其尊重儒道如此。”(《旧唐书·儒学传序》)

李世民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对历代名儒的褒扬,提高了儒学的地位,自汉以来,这次经典整理,起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完成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长达23年,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实际上《周易》修订者有马嘉运、赵乾叶;《尚书》修订者有王德韶、李子云;《毛诗》修订者有王德超、齐咸;《春秋》修订者有谷那律、杨士勋;《礼记》修订者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张权。皆只署孔颖达一人之名),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的《春秋觳梁传疏》,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等,真正地完成了对儒学思想的重新建构,而这次的重新建构的用意十分明显,是强调“讲论经义,商略政事”的外王之道,却有意忽略作为儒学核心的人的心、性的内圣之说,再一次地使儒学成为官方的学问,使儒学成了进入仕途门槛的工具,儒学真正的生命活力反倒失去了。

而此时刘知几的《史通》,谈助的《春秋集传》,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史征的《周易口诀》,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以及柳宗元等人的相关著作,则为儒学传统的发展另辟新途。

此时的韩愈的《原道》,明确提出“性三品”的主张,指出:儒佛之间有着根本性观念冲突,绝无调和之可能。李翱的《复性书》,明确提出“复性论”,认为性的善恶只与情相关,就性的本质说,人人都可为善,只因为情所蔽,始有人为善,有人为恶。“人人皆可以成尧舜”。表明是在为重建儒学道德体系而努力。

晚唐时期,国势元气大伤,一是重提“尊王攘夷”的《春秋》微言大义,《春秋》学得以兴盛;二是兴建“壁经”和“石经”,规模宏大,可算是晚唐儒学史上的大事。安史之乱以后,儒学的深刻的反思是在对人的心、性建树理论上,这也正是给宋代的儒学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

宋朝时期:理学思想体系集大成

赵匡胤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后,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却无法以马上治天下。相信宰相赵普 “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了赞辞,这对宋初儒学复兴起到重要作用。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目的在于尊王、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

对儒家经传的怀疑由孙复开始,范仲淹、欧阳修与之呼应,抛开传注、自由议论,实现了儒学精神的解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求儒学学者应学以致用,干预政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将这种怀疑转化为研究的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为复兴儒学,批评佛、道,构建儒学理学体系。周敦颐提出了《太极图说》宇宙生成模式论,其理学的主是“心性义理”,使“诚”这一概念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张载的《正蒙》,发展了儒学的天道观,建立起以气为一元本体的宇宙论。邵雍的《皇极经世》,提出宇宙万物只是由一个总的本体即太极演化而来。这些理论经过二程(程颢、程颐)及朱熹的升华,成为理学思想体系中基本的概念。二程认为:“理”具有本体的品格,“气”只是理的派生物,天理是道德本体,伦理是道德的具体体现。“父子君臣,天下诸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从而构成了以仁为核心,由天理及其体现伦理构成的“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的理学思想体系。其后有弟子“程门四先生”: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为之弘扬,三传弟子有:胡宏、李侗、张九成等。朱熹曾是李侗的学生,师徒二人论学书信曾编为《延平答问》。后应吕祖谦之约,与陆九渊、陆九龄两兄弟在鹅湖这个地方,展开论说治学之方的辩论。

朱熹格外重视儒家经典的整理和义理化解释,将义理之学与章句训话相结合。朱熹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著作极多,大凡儒家基本经典大多都经过他的整理,朱熹最终建立了《四书》学,建立起中国思想史上包罗万象,无所不容的思想体系:一是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本原或根本。二是理为根本,气是依附于理的。气为形而下,理为形而上。三是“理一分殊”,“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 合天地万物只是一个理,谓之“理一”。及在人,又各自有一个理。谓之“分殊”。

朱熹的修养论强调人欲是一种本然存在,不可能完全遏制。问题在于,要使人的欲望有一合乎情理的限度,超过限度便是人欲。为此,一是须先知得方行得。二是行重于知。三是行是行其所知。致知、力行,对后来的思想界影响很大。朱熹生前学说并未被官方看重,曾被编入“伪学逆党”。到了元、明、清,才成为官方学说得以传播。

陈亮则反对空谈性命的理学,主张将正与霸、义与利统一起来。叶适认为道不能离开物而单独存在,主张对待人欲,应顺其所欲而有适当的节制。这都是与朱熹的理学思想相反对的。

朱熹将陆九渊当作知心,可是两人关于“理”、“气”、“心,却各有不同的理解。朱熹讲“格物穷理”(“道问学”),陆九渊是讲“明心”(“尊德性”)“格物致知”。朱熹的“气”是和“理”相对的,是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人之贤、愚的内在因素。陆九渊则认为,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作为“心蔽”的外因之一。朱熹讲:心是人的知觉认识能力、行为主宰。陆九渊讲:心是人的伦理本能,是人的本质所在。陆九渊的思想后经王阳明的迸一步发挥,成为宋明理学的 “心学”,与程朱理学相对立。

到了程朱理学阶段,儒学已经可以说是与孔子思想大不相同的新儒学了。清初学者颜元就曾尖锐地指出:宋明理学已经与孔孟之学根本不同,“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着。”“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

当代学者周予同在《孔子》一文中写道:“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此出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单独推尊孔子其实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若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

匡亚明在其所著《孔子评传》中也说:“历代王朝在孔庙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孔子”

辽金时期,儒学的发展重在传播

辽金时期,儒学的发展重在传播。辽朝立国之始,统治者就注意吸取汉族统治者利用儒学进行统治的成功经验,极力提倡儒学。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祭祀孔子,以孔子为大圣,推动了辽朝统治者的汉化过程。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立国(公元1115年),女真族素来崇尚汉文化,建国后将儒学作为官方的统治学说。毕生提倡儒学的赵秉文,特别赞扬孟子的民贵君轻民本思想。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因较早地吸收汉文化,崇尚儒学,尊称孔子为文宣帝。创立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对儒家经典颇有造诣。

元朝时期:理学的朱陆调和倾向。

元朝统治者需要与汉族士人结合,以巩固统治地位,儒学自然具有重要地位。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设科举法,以经义取士,程朱理学上升到至高地位。名儒中有赵复、吴澄、许衡、刘因等人,元朝儒学是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内容以陆九渊的心学补充朱熹学术思想,使元代理学呈现调和朱陆的倾向。

明朝时期:理学式微与心学崛起

到了明代,程朱理学受到重视并被官学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科举制度中,一律采用程朱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提高了程朱理学官方学说的地位,“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陈确语)

永乐年间,又下令编修有关程朱理学的著作,永乐十三年(公元 1415年),明成祖朱棣未知作序,胡广、杨荣等开始编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进一步使程朱理学官学化,成为牢笼人心、科举取士的权威依据。明初名儒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名气颇大,但其思想套牢在程朱莉年之中,学术贡献仅限于完善程朱理学,最多不过是以陆九渊补朱熹之不足,很少创见新说。程朱理学官方学说的地位,反倒导致儒学陷入了停滞不前的死胡同。

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社会人际关系必然发生变化,强化个人意志的思潮兴起,抛弃程朱理学已成必然,但由于其实力强劲,人们只能转向陆九渊的心学。陆九渊的心学后继者陈献章及其弟子湛若水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而王阳明则讲心、性、良知、仁、诚、修齐治平、万物一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良能、诚意、明德、亲民,不仅源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还吸收了张载、程颢的论说、佛老思想,合儒、佛、老于一炉。王阳明批判了格物致知说,主张心即理、强调知行合一、致良知、强调万物一体之仁,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以王阳明为代表人物的陆王心学,在明代中、后期,取代了程朱理学,长达百年之久。王阳明后学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学派。浙中学派有王畿、钱德洪、徐爱、黄绾等,江右(江西)学派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泰州学派创始人是王阳明的高足王艮,弟子尚有林春、徐樾等,后来其子王辟继承讲席,弟子有韩贞、李贽等。徐樾的弟子有赵贞吉、颜均。颜均的弟子有何心隐、罗汝芳。李贽、颜均、何心隐等虽仍属王学一系,却具儒、道、佛的复杂性,成为明代晚期一股异端思潮,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其实质还是呼唤和向往孔子所创建的原始儒学。

  明代万历年间,出现了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创建的东林书院为中心的清流运动,以程朱理学为宗,批评陆王心学末流谈空说玄、引儒入禅,提倡治国救世的务实之学。刘宗周、黄道周等清流学者,敢于直言政治,刘宗周是黄宗羲的老师,这批清流思想家对王学末流不满,也承认朱学的缺陷,试图超越朱学,重建儒家思想新体系。

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传教士利玛窦作为第一个掌握中国语文的教士,把孔子及《四书》、《五经》介绍给西方。并提出“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学”的早期儒学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的一致性,提出了先儒是真儒,后儒是伪儒、俗儒或拘儒,进而提出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之说。利玛窦在中国的27年(1583—1610 年),受洗的信徒就多达2500人,其中就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李天经、冯应京、王徵等人。他们接受西方文化,但对儒学传统并未失去信心,为儒学出现新的转折创造着条件。

清朝时期:乾嘉学派的兴起与儒学的危机

明王朝灭亡(公元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建立。清圣祖玄烨在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全面权衡利弊之后,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采取了推崇程朱理学以与天主教抗衡的决策。为缓和汉儒的敌对情绪,支持编修明史,编撰《古今图书集成》、《朱子全书》、《康熙字典》、《佩文韵府》。雍正年间继承康熙年间的政策,以程朱理学为儒学正宗,以科举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试图以儒道佛三家思想抵抗西方宗教的传播和影响。乾隆年间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复兴的提倡达到顶峰,顾炎武、阎若璩等倡导的汉学运动,史称乾嘉之学。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对儒家思想传统的清理、对程朱理学的清算,有不少建树。他们提出的:气外无理,天下惟气;变化日新与性日生、日成;因研发能与能必副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理在欲中。这些论点已经提升到了认识论和世界观的高度。陈确、颜元、李禺页等对程朱思想的批评,使程朱理学走向终结,形成了批判理学空谈心性,倡导经世致用,重视操守之“行”的颜李(塨)学派。

辩证古书真伪,是清代儒学的另一特点。阎若璩、姚际恒、胡渭开创了以实证考据为基本特征的乾嘉汉学派。包括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弟子有沈彤、江声、余萧客、钱大昕、王鸣盛、江藩等。戴震为中心以求实为特征的皖派,后继者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念孙、王引之、汪中、任大椿、阮元、焦循、刘台拱、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为代表的浙江学派,通称为乾嘉之学。乾嘉汉学的学术繁荣是虚假的,知识分子钻在象牙塔里讨生活,使思想界冷落沉寂。

延续章学诚对乾嘉学派的批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开创一个新方向,使《公羊》学成为当时与现实政治、社会变革相结合,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宋翔凤、龚自珍成为佼佼者。龚自珍指出:儒家学说不外乎尊德性、道问学两大端,坐而空谈性、命之说,“何施于家邦,何稗于孔编”,儒学发展应是超越汉宋,重建全新的体系。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的真精神,以弥补中国固有文化之不足。太平天国事件之后,罗泽南、曾国藩、李鸿章出于现实考虑,再度提倡程朱理学。

冯桂芬、郑观应等认识到学习西方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试图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改造,而提出的依然是儒学可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当时的知识分子如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何启、胡礼垣等,所发议论莫不如此,“可变者器,不可变者道”,“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语)此后,张之洞称之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速,足矣。”其所带动的洋务运动增强了综合国力,元气获得一定恢复。

康有为则历数中国数千年的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以外国实例推论,探求救中国之法,完成《新学伪经考》之后,作《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借重孔子,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圣主,试图对中国文化传统重新阐释,建立起变法维新的理论体系。清朝在内外交困、民族危亡之际,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接受康有为的建议,正式开始维新运动,仅仅进行100天,便在西太后的军事镇压下全部破产,运动主力的六君子遇难,康、梁等流亡国外,史称戊戌变法。这是一次使儒家思想被赋予革旧图新的大胆尝试,也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乾嘉学派在晚清学界依然有很大的势力。如俞樾、孙诒让、王先谦、章太炎等,在学术思想界影响还相当大。章太炎更试图把孔子思想与其同时代的诸子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以诸子之长补儒家之短,进而揉合中学、西学,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新体系。这一切构想,由于延续二百余年的清王朝的终结,中国二千年之久的皇权专制体制的终结,全部中断了。儒学的存在和发展被放置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之中,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了。

中华民国时期: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终结

  1912 年初,南京临时政府依据民主共和的原则颁布法令,要求各地小学废止读经和跪拜孔子之礼。当年起来反对的就有陈焕章、沈曾植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王锡蕃、刘宗国等在济南发起成立“孔道会”。1913年,徐世昌、徐棋在北京成立“孔社”。沈维礼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环球尊孔总会”。严复、夏曾佑、吴芝英、梁启超等学界名流二百余人发起成立“孔教公会”。尊孔的呼声甚嚣尘上,尊孔的势力遍及中国。当时要回答的问题直接的是:孔子思想是否合乎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理想,孔子思想与民主共和的原则是根本性敌对的吗?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孔子思想与儒学思想的联系与区别。这个问题在当时和现在都还是一个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当西学东渐,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传入中国以后,康有为开始了试图把传统儒家思想与近代西方文化连结、融通起来的尝试,力图把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与作为思想修养层面的儒学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尝试未能取得成功,所遭遇到的只能是儒学被声讨和打倒的厄运。儒学已经从政治制度和思想统治的层面被清除出来了。中国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终结了。
显然,结论只能是:儒学不能等同国学。
发表于 2007-9-22 18:41:04 | 显示全部楼层
九月新书经眼录  

作者:梁_捷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2007-9-20 13:29:55      

      前一阵正好暑假,又是书展,有份量的书出得太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一直在德国历史学派(包括法学和经济学)引出的几条线索之间徘徊,读萨维尼、罗雪尔、门格尔、韦伯、桑巴特以及米塞斯,直到我认真读完波兰尼《大转型》。
  这种经典完全可以赋予多种形式的阐释。比如可以把波兰尼的“嵌入”理解为社会网络结构,那就应该和最近清华出的《镶嵌:社会网络与经济行为》对照着看,后者是社会网络方面最重要的作者,但这本书不能代表他实际水平;又可以把波兰尼对“市场失灵”的阐释,看作一种“经济人类学”的思考,研究“市场是如何发生”。这类工作应该与人类学研究对照,还要看布罗代尔的《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好些年前渠敬东与许宝强编的《反市场的资本主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吃波兰尼的遗产。
  如此看来,最新英文版大转型请斯蒂格里茨做序实在不是个好主意。虽然大家都认同“市场失灵”的现状,但斯蒂格里茨认为那是经济-社会结构导致信息不对称造成,而波兰尼显然认定社会结构本身会对市场经济做出反应,在看不见的手起作用之前就会把它扼杀。这简直是对市场经济的死刑宣判,和萨克斯在《贫困的终结》里的乐观形成鲜明对比。消除贫困固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动力,但出于某些原因,很多人会赞同“消除消除贫困的人”,你消除贫困,我就消除你。这一点,社会学家比经济学家更清醒。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时我又找到一本合适的参考书,朗西埃的《政治的边缘》。这应该是朗西埃的著作第一次进入国内,但表现得似乎并不漂亮。译者是姜宇辉,专治法国哲学,但不应与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译者姜志辉相混淆。书做得很不规范,用豆瓣朗西埃小组一位朋友的话说,“译者的汉语能力完全被击溃”。毫不奇怪,我们汉语学者已经多次被德里达、列维纳斯和德娄兹等人击溃,现在轮到朗西埃、南希等人来挑战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在政治以及大学教育、文化媒体这些衍生平台上真正地相互较量。
  这两年希腊哲学热,很多柏拉图的书反复出,比如最近吴飞译释的《申辩》,谢善元的《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等。后者收录柏拉图早期对话,当然也包括《申辩》。各个译本自有其价值,但我一直觉得还有太多的空白无人填补,那些工作更有价值。我看到石敏敏译的两册斐洛的书,兴奋之情难以抑制,这也应该是斐洛的原著第一次进入大陆。
  曾经看到有人列了一组罗马时期重要思想家的清单,按时间顺序,从西塞罗开始,卢克莱修、安德罗尼柯、埃奈西德穆、斐洛、塞涅卡、爱比克泰德、琉善、马可•奥勒留、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德尔图良、奥利金、第欧根尼.拉尔修、普罗提诺、波菲利、奥古斯丁。名单先列到这里。看看这些名字,想想很多人挺早就被译介进来了,比如利玛窦曾向中国人介绍过西塞罗、奥古斯丁和塞涅卡,周作人则一口气翻译好多琉善的书,译名作“路吉阿诺斯对话集”。马可•奥勒留的书更是成为通俗读物,被归到励志心理的类别,和培根、帕斯卡、叔本华等一个命运。
  但是这里面更多的名字罕为人知。真正要严肃地翻译罗马哲学家,必须大量依靠拉丁文,是翻译这个行里最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前几年有人译出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批评的意见就很多。而石敏敏和章雪富真的是两希文化的专家,也已经实实在在翻译出大量西塞罗、普罗提诺、奥古斯丁的书,却好像关心的人甚少。章雪富曾著有《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综述斐洛、克莱门、奥利金等人的思想。好几年了,这本书总能在打折书店里看到,似乎怎么也卖不完。我看了下印数,总共5100册。我只好在打折时候多买几本送人,算是表示一丝敬意吧。
  最近另一个热点似乎是中国哲学。熊十力的书纷纷重版。湖北教育以前出过全集,这两年人民大学出版社重版过一部分,现在世纪集团又重版了一部分。据说漆园老人著作落一个四分五裂的下场,全是因为子女矛盾、版权纠纷,我们外人不得而知,只是认认真真读他的书罢了。
  陈荣捷的朱子研究也在最近引进过来。陈荣捷是杜维明等大批海外汉学家的老师,影响极大。去年他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被翻译,可惜成为了年底“最被低估的十本书”之一。这本哲学史料选编以孔子为开端,以熊十力为终结,晚清以后的哲学里,陈荣捷只选了张东荪、冯友兰、熊十力这三家,眼光独到,让人佩服。钟泰先生著《中国哲学史》的时候以曾国藩结尾,反映了不同的哲学看法。在我印象里,以后中国人编的哲学史里,多半就以孙中山结尾了吧。
  除了这些沉重的哲学书,我还想谈谈科学书,比如齐科的《第二次达尔文革命》和巴斯的《进化心理学》是极著名的两本书,也颇为及时地填上国内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大片空白。这两位都是最著名的心理学家,齐克以教育心理学出名,巴斯以进化心理学出名。但进化心理学与我们惯常理解的研究人类动机、认知、记忆、情感、疾病的心理学都不同,毋宁说它是一门研究“心理学如何可能”的元心理学。
  人的认知、逻辑、决策能力以及那些最神秘的判断、审美能力,都是生物长期演化的产物,经历过无数次生与死的斗争,烙印在大脑的深处。戴维森、乔姆斯基、平克等治学截然不同的学者,全都回到最初的心智哲学,绝非偶然。看到萨顿的科学史有四种出版,麦克莱伦和多恩的《世界科学技术通史》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都是向人文学者普及科学知识的好机会。但鉴于国内人文学者的科学素养越来越差,我对这种努力的前景仍不乐观。经济学家是一个沾满污水的词,科学家则是一个无人理会的词。
  此外,近日还出了很多小说,如奥斯特、奥茨、石黑一雄,很多历史,如王云五、舒衡哲、张朋园等,这些更适合在可能无聊的国庆长假里打发吧。
发表于 2007-9-22 18:42:21 | 显示全部楼层

今年夏天的书

作者:天地一沙鸥 来源: http://www.lotus-eater.net/  2007-9-6 23:24:47     


       没有暑假了,还是要读书,即使读不了,买一本放着也很高兴,就这样,又过去一个夏天——
  
  1,《世说新语精读》,骆玉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35元
  复旦中文系在陈思和的策划下开设原典精读课程,讲义整理陆续出书。这本是这个系列里面最让我期待的,不仅因为著者前些年主持的新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让人耳目一新,更在于他编选的《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复旦版,2000),不光选文精彩,点评更是到位,这是功力啊!这本书一度是我的礼品首选,送出去若干册,没有不赞赏的。此后,只要遇到他的书,都会买来看看,没有失望的,比如近期重印的《老庄随谈》(复旦版,2007),以及在当当上淘到的一本闲书《权利玩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后者颇有些知人论世的“书生之见”,比如敢于直谏触犯龙颜的魏征,“人家看到的是刚直,我看到的却是妩媚”,一针见血,发人深思!
  不过,在书店看到这本新书,欣喜之余,却有点失望,并不厚的册子,前一半是专题讨论,后半本竟然是全文照录,如此注水,看着难过。找了一个极烂的理由才说服自己买下来——迄今还未曾拥有“世说”的简体横排无注释本——实在很勉强。
  
  2,《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葛剑雄,上海书店,2007年8月,22元
  上海书展上的收获,近水楼台,先睹为快。葛是我敬仰的学者和喜欢的作家,他的文章(未必是专业领域的)有着史学家的贯通与思辨,以及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无怪乎成为国内知名度很高的“公共知识分子”,频频上镜的热闹后面,想必也有些寂寞吧,最近被任命为复旦图书馆长,这个位置倒是很适合他。记得本科时候,学校请他来讲座,会后我“不知趣”的跟着组织活动的学生会干部送他出门,间或在客套寒暄中插嘴问一些他的书上的题目,道别时,他还特地走过来跟我握手,很诚意的感谢我看他的书。
  这本书收入的十六个历史故事,都是作者治史之余写的普及文章,时间跨度很大,记人叙事都有,大致有个思路:在习以为常的史料或结论中发掘问题,独立思考,未必旨在翻案,却有澄清辨析的用意。比如曾刊登于“读书”引发争议的重新评价冯道的文章,再读之下,我依然欣赏葛老师敢说人话的勇气:“有人喝着参汤做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再提议限制出国,挪用公款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如何爱国……”,这种假道学的做法,比起走第三条道路的冯道,的确远远不及。
  还有一篇写王莽改制,也颠覆了我以往的看法。王莽的正直清廉,安抚民心、秉公执法(甚至逼着自己犯法的儿子自杀),就算是作秀,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又有什么不好的呢?王莽在众望所归的登上王位后,竟然没有改弦更张,还是继续推行他的复古改革,就是这样一个怀抱理想而遭遇现实挫折的人物,“等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或许能给他一点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读到这里,不胜唏嘘。
  
  3,《严耕望史学著作集》,上海古籍,已出六种十三册,2007年8月,450元
  也是在书展看到的,都是藏之名山的传世大作,以前只能在网上偶尔看到有台版拍卖,动辄上千,这次上海古籍为此岸的读书人做了件大好事。耕望(归田)先生的治史路线深受其师钱穆影响,一途制度,有《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一途地理,有《唐代交通图考》、《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隋唐通济渠考》等(晚年还计划写一部“国史人文地理”,可惜没有完成),全是彻头彻尾的朴实之作。
  初识严先生,得益于辽教版的新万有文库收录的《治史三书》,虽是小册子,所谈及的治学经验、人生态度,胜过长篇累牍,千纸万言,盖因这位不鹜声华的学者切身甘苦,娓娓道来,推心置腹,读着不仅受教,还有感动:严先生为了一心一意做学问,不参与任何活动,甚至一般性的学术会议,也尽量拒绝,更不愿担任行政职务,“当时我的生活极其困难,一家四五口往往只有一碗青菜佐餐,但自觉学业基础尚未巩固,坚持不兼差”,其妻也“不曾敦促我多赚钱”,更是难得!通常认为,居高位,有资源,可以省力不少,殊不知,为此要牵连进去多少精力与心思,受名利之累,难以保持心情平静,更谈不上深入学问之境!
  
  4,《文学将杀死建筑》,董豫赣,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4月,28元
  听说过作者不少故事,比如读书到了视网膜脱落的地步。还一个故事,说老董的生活困境到了何种地步,难以想象啊,在名校里面教建筑的副教授,自从北京的地铁涨到三块钱,竟然很多年出门只敢搭公交或是骑车。北大的林子大了,不必质疑故事的真实性,只是暗自佩服他的夫人,该是多贤惠体贴啊,安贫乐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5,《概念与交锋——市场观念六十年》,(美)罗斯托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6月,48元
  著者正是发展经济学、区域规划中的经典文献《经济发展的阶段》的作者。但出乎意料的,这本书远远不是一本讨论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学术书,而是作者的自传,期间贯穿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作者为美国总统担任特别顾问期间,在经济、外交、军事、建设方面的回忆录。起笔是童年时仰望星空,充满对宇宙的好奇,结尾是六十年后,对个人和历史的反思,即便是亲历了2001年9月11日的纽约,作者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信心。
  每个夏天(以前是暑假),总能读到一本好看的自传,近几年看过的,有《顾维钧回忆录》、《黄河青山》(黄仁宇)、《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上学记》(何兆武),都是美妙的享受,长者们的奋斗人生、心路历程,给我启发鼓励,书中记载的逸闻八卦,也极大的满足了我的好奇——与好书的相遇,不得不说是人生的幸运。
  
  6,《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英)彼得•迪肯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53元
  这本书是经济地理学者对于全球化的全面阐述,作者亦是世界级的地理学家,以学识渊博、观察敏锐著称,而且还有非凡的幽默感。在课堂上听到一则故事,访华期间,有人问之,如何评价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回答十分简洁:not new, not geography. 这就是高手过招,对于获诺奖呼声很高的克氏,也是毫不留情,手起刀落。
  
  7,《证明与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拉卡托斯,复旦版,2007年3月,15元
  这本好几个月前就已出版的书,直到最近才在当当上买到。被收入这套“西方数学文化”丛书的其他各种,如《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微积分概念发展史》、还有《古今数学思想》的作者莫里斯•克莱因写的《数学与知识的探求》都不难买到,唯独这本,极为抢手,恐怕跟作者同时也是和卡尔.波普尔一道创立学派的科学哲学家有关,这就足以吸引很多学科的人士共同关注。
  虽说晚到手一段时间,每次去复旦周围大小书店期盼等待的心情,也是很美妙的。现在不比本科时候,吃了晚饭骑个车就去了,每次换车越江的购书行还是有些费时费力的,更何况,我的竞争者还是眼光毒辣的复旦学生——上一次的惨痛经历是萧政的《面板数据分析》,晚了半拍之后,硬是等了足足两月才轮到下一波,拿到手时,已是第二次印刷——“尘满面,鬓如霜”!
  
  8,《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荷)高罗佩,李零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68元
  这本是再版重印的,出于对作者的敬仰,买一本放着。上一版还是1990年上海人民出的内部发行,印制粗糙,很对不住这部名著。这本书和另一本《性心理学》(霭理士著,潘光旦译,三联版,1986年)放在我的床头,不知吸引了多少同学(当然了,都是男生)爬上去翻阅,又是何等失望的放下,我也很对不起兄弟们啊!
  作者是一位传奇人物,语言学天才,职业外交官,痴迷中国文化,精通琴棋书画,抗战期间,担任驻华大使,在重庆与各界名流过往,响应唱和,传为佳话。他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小说创作,四卷本、近百万字的《大唐狄公案》(三环出版社,2006),在我读研的最后几个月碰到,陪伴我度过了煎熬学位论文的很多个不眠之夜。争分夺秒、雕琢论文的紧迫,与手不释卷,欲罢不能的牵挂交织缠绕,间或还有夜深人静、毛骨悚然的惊险,那种滋味恐怕很难再体验到了!
  除了情节引人入胜,我还体会到了作者在古代语境下叙事透露出的现代观念,比如对人性的理解,对法理与人情的把握,都不同于一般的公案小说,毫无迂腐陈旧气息。译者数人,多是现任驻外使节,文笔十分典雅,颇有明清话本的风格,读来十分畅快。
  
  9,Collapse: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ll or Succeed, Jared Diamond, Penguin Book, 2006
  “人在家中坐,书从海外来”,好友在伯克利访问,帮我淘到此书,据他的博客,还在年会上见到了这位戴老。说起来,我也是资深的“钻石迷” (Diamond’s fans),始于那本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2000)。戴老研习生物出身,继而执教地理,长期在外考察,把跨学科的知识与广泛的阅历结合,提出挑战传统的社会进化观,在浅薄如我的眼里,只有惊叹与佩服。
  本月中旬,赠书的朋友走出了人生重大的一步,就如同八年前他从湘西县城来到燕园一样,迈进了令我艳羡不已的哥大校园。伯克利和哥大是我最向往的北美学府,半年之内,被这位老兄先后平躺,还将从此在纽约长住,体验雅各布笔下的伟大城市生活,这是何等畅快淋漓的人生啊!尤其哥大还是胡适先生的母校,能与老校长成为校友,更是至高的荣誉,我必须毫无保留的对此表示衷心祝贺与强烈嫉妒。
  8月19日,北京前往纽约的飞机上,满载着勇气与希望,“When you come back, we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谨以适之先生当年出国时的自勉语,赠与我的朋友。
  
  还有几本在当当上淘到的,不是新书,但也值得写下来:《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袁伟时,广东人民,2004),一本可收藏的资料集;由此牵出另外一本写五四的传世大作:《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欧阳哲生等译,岳麓书社,1999),周先生是毛爷爷同乡,曾给老蒋做秘书,四十年代末,弃政从学,赴美深造,并终老于威斯康辛的麦迪逊(周将Madison译为“陌地生”)。周先生的诗词修养极为了得,一生钟爱红楼梦,今年五月,年过九十高龄,归卧道山,看到这个消息时,我还是有些黯然。还有一本《中国现代哲学史》(冯友兰著,广东人民,1999),南方的出版毕竟宽松些,总算把冯晚年可以称得上自由思考的文字公布于世,看了这本书,对于这位出身哥大的哲学博士,会生发些许“同情之了解”。
  还有本《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中央编译,1997),却是命运可叹,和这位国内唯一的海德格尔亲授弟子一样,被人遗忘了,问世十年后还在打三折处理,而且作者名还被写成了“熊伟文”,叫我说什么好呢?抄一段熊先生在书前译的海氏诗句:
  凡属贫者,安其贫于至乐。
  其无言的遗言,
  浩然保持于记忆中。
  把真理道出:澄明,
  恬然于不居所成。
发表于 2007-11-8 21:05:58 | 显示全部楼层

王朔的《像皮人》

   这两周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很多关于王朔作家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就叫《橡皮人》,这本书主要写的是一种文化,一种现实生活的反映,跟我们看的电影《三峡好人》的背景有很大的相同,如同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一样。作者写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是认为是蒙昧时代的见证,真真实实地反映了一种生活。其中里面有篇《永失我爱》和《橡皮人》非常地体现生活的。
   《永失我爱》写的是为建筑而劳累的生活的,艰难又无奈,难得的是他们患难与共的爱情友情兄弟情。不过其中在主人公何雷和未婚妻石静在即将结婚时,何雷得了一种不治之症,但不敢面队现实,所以一直隐瞒未婚妻,以至制造误会让未婚妻跟了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才自然地接受遥遥无期的治疗,情节确实层层深入,感人肺腑的。
    《橡皮人》这篇的题目被用来作书本的书名,可想也是别有用意的了。这篇小说大概是写关于几个合伙分子在互相利用的前提上搞着走私电视机的,将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活真地描述了出来,与高层人物的联络,互相欺骗的手段,搞的主人工象根橡皮一样,被高层人物,同党,警察等拉来拉去。而反映主人公又无法脱身的无耐,又抨死挣扎的窘态.他们兜兜转转之间好象什么也得不到,反而更加的伤痕累累的.为这我感到了社会的恐怖.这也是我读后感,不能说明什么,望得到多指点.
发表于 2009-9-21 20:42:16 |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没人会静下心来好好读书了!
 楼主| 发表于 2010-8-15 18:05:31 | 显示全部楼层
读书,安抚心灵的好方式
2010-08-13    白仔    光明日报   

     许多年以前,正是一个为赋新词强作愁的年纪,通过读书,我知道了普罗米修斯盗取的火种,西西弗斯推不到山顶的石头,汉尼拔费力征服的阿尔卑斯山。他们的背后,都凝聚了极大的痛苦,落难的英雄成为我低首哀叹,沉吟小酌的理由。但丁在《神曲·第十三歌》中写道:“哈比鸟以他的树叶为食料,给他痛苦,又给痛苦以一个出口……”受啄是痛苦的,却给了原有的痛苦一个流淌的出口。

  人活着,总要用一些聊以慰藉的东西安抚心灵上的创口。我想,读书是最好的方式。母亲走的那一年,雪很大很大,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一场雪。癌症!从发病到离去的二十个月里,母亲始终以乐观的精神与病魔做着顽强的斗争。癌细胞扩散在脊椎上,病床上的母亲用手支撑着上半身,胳膊肘肿得老高。她用最大的努力坚持到了最后。作为儿女,我们实在不忍心看见她忍受病痛的折磨。还记得,母亲发病时,我满脸泪水地拉着医生的手恳求说:“大夫,癌症能转移到别的人身上吗?求你转移到我身上吧!”医生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小伙子,回家好好照顾她吧,或许你的孝心能创造奇迹。”痛苦已经让我变得愚昧,变得失去了理智,但我还是希望用我的诚心去打动上苍……当母亲的棺木合上的一刹那,我彻底瘫坐在了地上。我痛苦得有些坚持不住了,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就这么走了,在我的人生中刻下了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伤痕。

  我不知道用什么来渲泄那充满极致的痛苦,幸好身边有书,一本接一本地看,书成了我流淌痛苦的出口。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庄子的话让我在冥冥之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的老婆死了,在几个小时前,她还在劝告儿子要读书,还在用树叶和红薯煮粥。庄子在宋国的街市中敲着盆大声歌唱。“你怎么了?”有人问。“哦,我的老婆死了。”他说,继续歌唱。庄子望向天空喃喃地说,妻子睡在天地的大屋子里,她即将永恒,她再也不会有穷苦和疼痛,这是她的归宿。古希腊一位诗人说:“我身上有无数个裂缝,到处在漏水。”痛苦之水流经生命,又从生命中渗漏出去,可以酿酒,可以醉人,可以醒世,可以洗心。痛苦使躯体千疮百孔,读书却让灵魂得到了升华。由怯弱变得勇敢,由脆弱变得坚强,心灵由单纯变得丰富而充满向往,这就是读书给我最初的激励。书中告诉我:什么是崇高,什么是悲壮,什么是生命中不能舍弃的本质力量。就像现在,在这安静的夜晚,我静静地敲下这些打动自己的文字。此时的心境轻得像一张纸,期待一场清新而神秘的风,等待着迎风飞舞。
发表于 2010-8-15 18:43:57 | 显示全部楼层
散论读书
作者:来新夏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去年九月,应邀到鄂尔多斯,参加全国第七届民间读书会。到会者有学者、作家、基层民间文化工作者、新闻媒介朋友以及社会人士等,约近百人,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呈一时盛况,会议比较随意,既无官员,又不拘形式。我因为是会上年龄最长的一个,所以东道主张阿泉老弟按齿定我为第一个发言人。事先既没有准备,但又颇愿与这么多真正读书人沟通交流,于是即兴发言,散论读书三事。

谈到读书,首先是该怎样读书的问题。我记得小时家里长辈教育我的两句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后来我渐渐不以为然,。我觉得这副对联的下一联应该改为“学海无涯乐作舟”。一字之差,读书态度大不一样。我的祖父来裕恂先生是一位老学者,清朝末年的留日学生。他的思想非常活跃先进。我的启蒙教育是祖父的言传身教,他不仅教我学习传统启蒙教育必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还经常讲述一些历史掌故。通过这些掌故的讲述,我很喜欢去找与此有关的书来读,引发了我查找文献的兴趣。此后,每当祖父讲完一个掌故,我便会去查找书中的文献记载。“口碑与文献相结合”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快乐。所以我说“学海无涯乐作舟”。我在南开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多年,对现代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读不读书的现象,是深有体会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任馆长时,每当图书馆开馆时,人们便会蜂拥而至,甚至有一次将图书馆的大门玻璃挤碎了,后来管理人员把这事讲给我听,我说:“挤破了好,挤破了证明大家要破门而入,表明了大家如饥似渴地想来读书啊!”后来图书馆条件越来越优雅,设施越来越先进,借阅的手段越来越现代化,但走进阅览室的人却越来越少,最后少到了屈指可数的地步,而经常来读书的人又总是那几位“老主顾”。高等学府读书状况达到如此地步,令我感到万分诧异。近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发展,读书生活却日益落寞,电脑网络突飞猛进的发展给人以极大方便是一种原因,但其中是否有更深的根源?眼下大家把读书当做一件过于“不可捉摸”的事情,于是这些年人们在读书时常考虑所读书籍的思想主题、中心内容是否合乎主流、是否属于“异端”等一系列问题。这样,大家就被一个无形的圈子套住,也就丧失了读书的兴趣。所以我认为人们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去这样“苦读”。而是应该随意性大些,快乐地去读自己想读的书。


其次,我想谈一谈我自己的读书体验。平时人们夸赞别人聪明,记忆力强,读书进度快,便会说“一目十行”之类的话,而我认为应该改为“十目一行”才对。“一目十行”是骗人的鬼话,这是老一辈人用来评价先贤的不实之词。古人为了区别先贤与常人的不同,就说他们“一目十行”。并把它作为鼓励后学多读书的劝勉之语和希冀之词。但其结果非但没能达到劝勉后学的目的,还使人们在读书时变得浮燥起来。我所说的“十目一行”是希望大家读书能专心一点,不追求数量,而要注意质量,要提炼精华。我们有时总爱标榜自己读过多少书,甚至用“读书破万卷”来形容一个人读书之多。但也应意识到,有谁敢说读了万卷书?读了万卷书究竟收获多少?提炼多少?通过读万卷书,究竟创造出多少成果?这些成果和你读书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否能成正比,还是一个疑问。如果我们能够“十目一行”地读书,那么你所读的书,就是你所得的真实收获。今天你读到了一句,就是踏踏实实的一句;明天你认真读了一天,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天。这虽只是一字之倒换,但却是“谬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应该把“一目十行”改做“十目一行”。


再次,我想讲“博观约取”问题。这是先贤留下的遗训。现在史学界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学近代史的人,不了解古代史;学明请史的人,不了解三国魏晋;学中国史的人,不了解世界史。后来,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划分,学民国史的人,不清楚太平天国史;学太平天国史的人,不了解辛亥革命史。甚至都弄不清楚洪秀全和孙中山的异同。学科越来越专,知识面也越来越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博”一点。但是“博观”并不指什么书都要囫囵吞枣地去读。而是把读书面开阔些同时也善于提炼精华。因为任何书里都有水分,没有水分就不能成书。这就好比水泥不和水便粘不到一起。因此我觉得“博观”之后,应该“约取”。所谓“约取”就是我们应在“博观”基础上,大量筛取,然后把书中的水分大量挤掉,将厚厚的一本书挤成薄薄的一册小书。谁要有本事将书读薄,谁就掌握了学问。
发表于 2011-11-30 14:46: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monkey-EB 于 2011-11-30 14:47 编辑

读书随想


——伊甸之光


枕枯荷做一场旧梦

  
夜雨阑珊。树叶浸没在微凉的雾中,隐去了黛青轮廓,鸡蛋清一般湿润透明的路灯光晕开最后一抹暗碧。无际的沉寂,让人追思起万物还未被命名的时候。混沌,安静,也许该读些什么了。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把梦的生锈钥匙。他许是费了多年光阴,才寻到这把钥匙,终于惊破了词章后睡着的绮梦。像从前中国文人一样,他带着王氏惯有的傲气品评面前卷帙浩繁的词。五代、北宋、南宋至最近的清。沿着时间的藤蔓,向青苔深处寻断壁残垣,寻字迹漫灭的石碑,寻散落的明珠,最后握着结满霜华的琉璃瓦碎片眼前似乎就是复活的王朝图景。赞正中光,敬永叔子瞻,惜少游美成,鄙柳士梦窗梅溪之流,叹白石稼轩,王国维评着不觉忘了窗外日渐晓。是的,词这种东西,让人得以解开尘封已久的檀锁,触摸那些寂寞的灵魂。值得痛痛快快地梦一场,再醒过来把热情凝成文字铸在乌栏笺头。王国维由此而成大师,入了史册。

一般人都把宋词和唐诗并论,因为词取代别的文学体裁是宋朝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王国维认为词之兴始于五代十国,词中之帝李重光得一代之神秀,“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而近人不知李煜者多矣,王氏为李煜不平,言词人赤子之心怜悯万物。然后才到鼎盛的宋朝,上于皇室士大夫下至章台歌者,百花齐放。凡入人眼者皆可入词。咀嚼玩味宋词,翻过一个热闹而典雅,细腻而不失悲壮的朝代。苏辛多被看到是干云豪气,耆卿小山多被看到的是风流闲适,易安闺怨词无人能出其右,白石咏物绝调……各成一派,光耀千秋。但物极必反,降宋以下,词不复兴,迅速衰微。元代自有北曲舞台,杂剧遂成一代之文学,明清则以小说秉一代之标。即使偶有名作(如马致远的小令),名词人(清代纳兰容若),也无可挽回。这更像一个声色俱全、流光溢彩的梦境终于走到尽头,作别黎明。

王国维不是没有感觉到他身边的世界将要剧变(《人间词话》成书于1908年,此时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即将走到尽头)。他只是一再掩饰那种风雨飘摇的末世感,像所有忧世伤时的传统文人一样躲进象牙塔,希望扶住将倾的国学大厦。他尽力将游戏词章的风气扭转,痛批游鄙之词,希望以此回正道。虽然纯文人不干政事,但当他所维系依赖的整个社会基础不稳,累及传统文化,他必会挺身而出用各种方法维护某种秩序。说殉道也好,迂腐也罢,他维护文化命脉的拼劲倒真的令我们钦佩。这是文人固执的可爱和辛酸之处。对于这一点,余秋雨曾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有过慨叹。

我还是更愿意浅浅地读词。虽然一个下里巴人(还是21世纪)做这种事难免引人发笑,但我仍然想浅浅地阅读。一边低吟一边勾勒千年前的图景,只看那繁花似锦、翠柳烟浓、行人如织;只看词人把盏徘徊秋风萧瑟,一分流水一寸光阴。可以隐去压在心头的历史和漫天乌云似的哀歌,只赏盛世芳华。那时的将军银铠寒光,宝刀在手,孤傲地俯视岗下千万顶点亮的军帐,而苍穹低垂,朔风凛冽;那时的淑媛黛眉红袖,幽困绣楼,黯然地倚靠飞红似霞、绿肥红瘦的花树,而春雨淅沥,黄昏断肠。我总以为这样的图象合在一起,便包涵了这个时代大部分的色彩与气味。

最喜欢苏轼的词。无论是赤壁怀古还是悼念亡妻,还有一首冠绝两宋的咏杨花调,都是独一无二的佳作,完全是从苏轼血液里流淌出来的。我推崇苏轼的词正如推崇李白的诗。这两人都是那个时代的奇迹,唐宋的幸运在于他二人气概上的相似和神思的殊异。历史不会单一地重复,它总有惊人相似的轮廓可循。且读且会心微笑,在外人不解的目光中安然享受与古人的些许默契。

可惜词道不复。时光洪流裹挟无尽兴衰成败悲欢离合浩浩向前,永不停息。这么绵长的月光,流过了千年。千年以前他们的梦境早已陈旧。一开始的繁华笙歌,纷扰丝竹散入九霄,只有温凉的夜雾依然萦绕不去。颦儿说李义山诗一句“留得枯荷听雨声”为上。似乎一切悲凉尽在其中。或以这一句为诗谶,结束旧梦。

雨停了。梦该醒了。荷只是该凋零的时候凋零了。

冬日翻书


  
印象中冬天值得一做的事情就是翻书。天寒地冻,只好困于斗室呵手翻书,耳边隐约有烟火烂漫的声响。时光是粘稠而缓慢的,如同湿润的红木齿梳穿过黑夜那干而冷的发丝。那些文字就流水一般地从指尖滑过,直到灯困人也进入微眠的恬然境界。这样令人安心的日子过了很多年,小时候的冬日一直持续着温柔的、乖巧的节奏,默契得切合心跳。喜欢不求甚解地一阅而过,所以不说“读书”。就极其天真而充满憧憬地翻过那些故事。对那时的自己来说,所有的书都是故事。会很认真地去记左传里庄姜的容颜,但完全不清楚左丘明是谁;会对吴伯箫的菜园想入非非,只知道馋而忽略侍弄庄稼的劬劳。

但是,很久不逢如此安静的冬日了。“郑伯克段子鄢”的背影渐渐走远,桂陵淝水官渡的兵戟声消失得彻底。今天重新翻回七年前写的笨拙字迹,寻出曾经占据了整个精神世界的旧书,忽然觉得屹立在一个空旷之地。没有了从前那种只为了快乐而翻书的纯粹与澄澈。好像是夏天激烈迅速的惯性节律停不下来呢。其实每一年的夏天都在延长,就像Internet在无限地扩展空间。桌子上似乎都摆着阳光四溢的橙汁可乐,铺着一沓又一沓被汗水沾湿的卷子和飞舞着潦草的数字涂鸦的草稿纸。课桌某个角落压着看到一半的漫画,开了袋的零食,浓郁的爆米花的甜味扩散开,掩饰不了滚烫的血液冲撞心室的慌乱,与那个窝在被子里紧抱海豚宝宝,连头都不舍得露的自己判若两人。如果说喜欢夏天的饮料和漫画,那么最爱的是冬天的书、火锅和一切温柔的事物。因为心是宁静的,所以散发着檀香味的书就可以像睡眼惺忪的小猫一样被捧在手心,轻轻唤醒。

冯骥才的珍珠鸟让我羡慕了很久。想来只能在笔下过过瘾,无论什么动物我都不怎么会照顾,金鱼 存的记录在我手上没超过一个月,估计乌龟这种超级坚强的品种也能让我的健忘拖到濒临断气的边缘。小时候就这么盘算,人老了一点好,有个人陪还可以种花养鸟,说不定开了窍还能悟出人生边上的的大道理,并不知道岁月苍老的凄凉。小学课本上一篇写着童年往事的文章,强烈地激起我去动物园的渴望,因为想学作者摸骆驼鼻孔,看一看骆驼的鼻涕和老黄牛吐的热气腾腾的泡沫有什么不同。现在回想起来,竟带了点无名的惆怅。不会再有当年的心情,满足地夹汤里嫩滑的豆腐,学朱自清一样蘸满乌黑的酱汁,任眼镜一片白雾蒙茫茫;不会看到锅里的红薯,就嚷着要妈妈炒白菜像杨闻宇《薯忆》里酣畅淋漓地喝粥就着吃。翻书的时候也不会犹豫,总是大剌剌地过了就过了,总是想以后一定会明白,从来不查字典,自己看到的第一印象就是认定的注解。可是,多年以后,我已明白当年热爱的那些半懂不懂的文字的标准含义,却遗失了非要把书念完的执著和勇气, 以及读完之后膨胀了小小心灵的“骄傲”。

那种“骄傲”是一种可爱的孩子气,跟冬天流浪在天地间的阳光一样明亮。太阳落下去了么?不是的,它去亲吻另一个半球的大地了。阳光乐此不疲地奔波于各地呢。谁说那些静好文字,不是多年前流浪的阳光呢?曾经那么温暖地映亮了一个孩子的眼眸。嗯,我会和我的书一起睡。然后说一声“明天再见,白雪做的冬日” 。

一直记得几句歌谣:那些下着雪的冬天,那个不带伞的少年,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是离别,终于不得不看清自己远走的背影。因为行走所以分离。但怎样都不会忘记,有书的时光,何等珍贵。亲爱的书们,等我奋战到明年的六月,等芙蓉盛开夏蝉聒噪大雨淋漓而我真正自由,再向你重叙今日的思念。

来源:http://www.oklink.net/online/tougao/211735/396579.htm
 楼主| 发表于 2016-11-17 11:40:3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20个“世界读书日”——数字阅读时代,中国人如何读书
申孟哲 贺璞薇 帕哈尔丁·斯坎旦尔
2015年04月23日08:51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安徽合肥,党员扫描“掌上党课”二维码。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手机“扫一扫”图书实现“云阅读”。
  资料图片

在江西抚州,数字图书让阅读更便利。
  陈源茂摄(人民图片)

在河南南阳,农家书屋内看电子书。
  付海厚摄(人民图片)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这个在很多中国人眼里稍显陌生的节日,已经悄然走过了20年的历程。

近日,多家机构的阅读调查已经显示,电子书正在逐渐取代纸质书,成为人们阅读的最主要途径。在这个数字化阅读、碎片式阅读蔚然成风的时代,中国人的阅读现状究竟如何?和以往捧一本纸书安静阅读相比,现在的人如何读书?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究竟有着怎样的读书习惯?而已经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全民阅读”,又在经历着怎样的发展?

数字阅读首次超过纸书

起床之后习惯性地打开“听书”软件,把昨晚没听完的长篇评书再接上一段;走去地铁的路上边吃早餐,边刷app推送的早间新闻;在一个小时的拥挤通勤路上,进入ipad里存放的科幻小说的世界;晚上休息之前,打开音乐再读一会儿kindle才能睡着……这是家住北京的年轻白领蔡芳华对我们讲述她的每日读书习惯。

“读屏时代”,无论是地铁、公交上,还是马路边、商场里,抑或是更加传统的“读书场合”如图书馆、教室内,到处都能看到聚精会神于眼前方寸屏幕的“低头一族”。相较于传统的捧一本纸书翻阅品味的方式,这种更加快捷、更加碎片式的阅读,也正在悄然成为趋势。

4月20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的数字阅读率达到58.1%,首次超过了纸质书58.0%的阅读率。而数字阅读率的增长速度,也比纸质书的阅读增长率高得多——从2012年到2014年,中国成年国民的数字阅读率提高了18.2个百分点;同期的纸质书阅读率,则仅仅提高了3.1个百分点。

类似的数据也在当当网发布的《2015中国网民阅读行为报告》中有所体现。在该项调查中,有62.2%的用户每周都有阅读纸质书的习惯,而有70%的用户每周都读电子书,并且频率超过纸质书。

在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则提供了一个更加直观的数据。他们的统计显示,近年来,该馆纸质图书的借阅量逐年下降,从2012年超过44万册,降至2014年的30万册,下降比例超过30%;形成对比的是,该校电子图书的使用量则逐年递增,从2012年的50万册,激增至2014年的163万册,在校生的人均年电子书阅读量达到53册左右。

不过,在这个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共同的辞世之日,依然有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传统的阅读习惯。

去年4月,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开办了第一家24小时“不打烊”书店。一年的时间,这家书店营业额比之前翻了一番。

在上海,一年时间内累积举办61期的“思南读书会”,今年把主题定为“静心读书”,并邀请了一批著名作家和演播艺术家,以为现场读者朗读文学经典片段的形式,来让读者静心感受文学作品的魅力。

当年轻人成为读书中坚

读书,“成本最低的奢侈行为”。而随着人群年龄的更迭,年轻一代正在成为读书的“中坚力量”。

《2015网民阅读行为报告》显示,2015年,在网民阅读者的群体内,20—50岁的人群占比最高,尤其是“80后”,占据了48%的比例,成为绝对的主力人群。这些人阅读的频次更高,书籍的购买量和消费金额也更高。

而在获取信息的阅读渠道方面,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也在改变着不同年龄层读者的阅读习惯。上述调查显示,在“60后”“70后”中,超过80%的有纸质报纸阅读习惯的人群;而到了“90后”那里,这一数据已经降至不足70%。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调查结果则指出,年龄越小的群体,手机阅读接触率越高,呈阶梯递增趋势,18—29周岁群体的手机阅读接触率最高,为42.7%,与其他年龄群体拉开较大距离。

“‘80后’、‘90后’作为与网络共同成长的一代,具有更多的网络性格和更强的网络适应性,因此比生长于印刷时代的‘60后’、‘70后’更倾向于选择电子阅读的方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

在京工作的媒体人华司文则告诉我们,工作后的读书时间更为零碎,但也更加自主了。“上下班路上,吃饭的间歇,以及睡觉前,是几个主要的读书时间。”他说。

网易去年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移动阅读”使用场景分布最频繁的,就是“床上”和“地铁/公交上”。

通过大数据,我们也能看到不同的年龄、地域带来的阅读内容的多元化选择。

在湖南长沙市图书馆,最受欢迎的借阅图书,是玄幻、言情、穿越、宫廷类网络休闲小说。而诸如《纸牌屋》、《何以笙箫默》等电视剧的热播,也带来了原版书籍的走红。

当当网的阅读报告也显示了这一点。在销售最热的作家榜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和因为《平凡的世界》热播而重回大众视野的路遥,实现了从“60后”到“90后”的“通吃”;同时,《红高粱》、《狼图腾》等书,也因为电视剧、电影的热播受到热捧。

读者的阅读选择分野也是显而易见的。报告显示,在“60后”“70后”那里,古典文学、巴金、金庸等更受欢迎,而在年轻一代人眼中,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文学”显然更有市场。

同时,在“60后”那里,阅读比例最高的是保健、旅游类书籍;受年龄增长、家庭组建等影响,“70后”“80后”则开始更多地关注亲子、育儿类书籍;而更加年轻、以学生群体为主的“90后”,阅读比例最高的则是青春文学、旅游、运动、美妆等书籍。同时,进入职场上升期的“80后”,则青睐经管、外文、传记、文学类书籍。

全国不同地域,购买书籍的倾向也不太一样。当当网去年发布的全国图书消费报告显示,北京、上海、云南、广西的读者喜欢购买旅行类图书,而青海、辽宁等地的读者买得最多的是小说,教育大省山东的读者买得最多的则是教辅资料,而在湖北、西藏,销量最多的却是字典。

各省的读书热情也能从这份报告中窥视一斑。去年,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网络购书购买力名列前茅;而在过去的五年中,购书增速最快的,则是新疆、内蒙古、河南、西藏、江西等省区。

线上线下互动的阅读方式

在中国,数字阅读究竟有多火?

从数据就能直观看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移动阅读的用户规模已达到2.42亿。这意味着,有接近一半的用户通过手机看书。网易云阅读的报告则称,中国人2014年电子书总阅读量已经超过14亿册,换成纸质书,首尾相接相当于绕赤道8圈,而纸书还原成树木,相当于绿化了两个北京城。

张颐武表示,数字阅读的蓬勃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很多年前大家也都有所预见。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的态度,一方面要鼓励数字阅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应对纸书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切,二者皆不可废弃。

“数据说我国的人均纸质书阅读量低于发达国家,这种情况是历来就存在的,必须正视。对此,我们应试图建立一种好的书评机制,加大对纸质书阅读的宣传力度。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的网络阅读是全世界发展得最为充分的,呈现出一个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活跃的发展态势。其实,无论是数字阅读还是纸书阅读,都是阅读的一部分,只是两者所依附的媒介平台有所不同。在发展趋势上,纸书阅读所占的比重可能会逐渐变小,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者还会平行地发展,纸书还不会被数字阅读所取代,只是数字阅读的便捷性会使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张颐武说。

“互联网+”的模式,也在催生着传统的变革。

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在拥有3000万册纸质文献总量的基础上,已经配备了1000多TB的馆藏数字资源,并与部分省市图书馆建立了资源共享渠道;而在“慕课”方式的启发下,国家图书馆也开办了“国图公开课”,将此前积累的1000多小时的讲座内容经过信息化编排,开放在互联网平台上供读者使用。

2015年,“全民阅读”已经连续第二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我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个转型升级的阶段,这就会对国民素质和文化修养有不断提升的诉求,这也是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通常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读者普遍对文化的需求会更强烈。因而,实现‘全民阅读’还需要全面的经济发展作为支撑。”张颐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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