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如何看中国电影

疯狂滴石头

来源：文汇报 2007-05-02 08:36　

　　在搜集中国电影的法国票房时，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这是单凭印象绝对想不到的，就是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在3月14日公映当日的票房（35000入场人次），远远超过贾樟柯《世界》在法国的全部票房（24612入场人次）。数字能说明什么？应该不仅仅是收进钱箱的银两，而是绘出了西方电影市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之
复杂图景。数字能不能说话？

　　撇开“票房纪录是否等同艺术成就”这一永无止境的争论，来看一看《法国电影》杂志的统计：《紫禁城》（《黄金甲》法语版的片名）上映第一周即获得42.7万入场人次，仅次于描述歌手皮亚芙生涯的法国大片《那个女娃儿》（44万），超过休·格兰特主演的好莱坞喜剧《Come-back》（41万）。而这一票房成绩是在放映厅大大少于对手的情况下取得的：《黄金甲》只占278个放映厅，《那个女娃儿》703个，《Come-back》350个。《黄金甲》在巴黎地区甚至名列当周新片票房的榜首：11.4万。

　　根据法国《电影工作室》杂志2004年到2006年的票房统计，中国电影在法国的票房大致如下：

　　超过十万观众的影片： 《英雄》62万，《十面埋伏》46万，《霍元甲》24万，《无极》18万，《2046》17万，《功夫》15万。

　　观众上万的影片：《无间道》7万3千，《青红》3万4千，《江城夏日》2万7千。

　　仅几千人次的影片：《小城之春》5千，《旅程》3千，《看车人的七月》近2千。

　　由此可见，在国际电影节得奖对影片最终为西方观众接受的程度并无决定性的影响。无论是韩国片还是日本电影，都最多打入巴黎小资圈，在全法国不超过十万观众，这也是好莱坞之外几乎所有外国片的命运。它们进入法国电影市场的路径是大致一样的：部分或全部由法国制片人投资、通过入围电影节进而得奖被介绍进来。因而这类外语片都走不出艺术院线。近两年韩国电影在法国培养了一批爱好者，但真去翻数字，没有一片超过10万观众。

　　法国大众电影市场历来为好莱坞电影和法国本土片分食，上世纪九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占大半，进入新世纪以来，法国商业电影一步步追上来，现在已经平分秋色。愿意掏九欧元看电影的人，绝大多数选择娱乐性，并且把认“品牌”这样一种商业购物行为带入文化消费中。对异文化不了解也不好奇，是大众拒绝看外语片的主要原因，唯一例外的是好莱坞，因为已经做成了一个娱乐品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在短短几年内将中国商业电影一步步推到好莱坞经营半个多世纪才占据的位置，几乎可以说是个“奇迹”。

　　“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法国影院大致分两类，一类属于影城，大银幕、多放映厅、音响一流；另一类则半沙龙性质，几十个座位、银幕小、个体经营，专放艺术探索类电影。电影市场也随之分为两类。一般外语片只在后一类电影市场运转。西方几大电影节基本是为这第二市场而设的，它们为这个市场提供一条龙配套的服务：从挑选符合这个市场胃口的电影人，到为其投资，并打造知名度；从长期为西方大都市的小资们洗脑，到培养他们的品位，最后固定他们的审美。我把这个周密的设计比喻为一石入水，激起的水波不管直径大小，形状是不变的。其他世界都市宠儿们的品位也连带着被培养出来了。

　　所有能进入第二市场的外语片，一般都有以下特点：反商业的（这个标尺近年有所挪动）、带有“左翼”意识形态色彩（反体制、反社会、人道主义，等等）、带一点异国情调（但必须在西方对东方的审美幻觉之内）、写实或伪写实（后者的比率其实很高，但由于文化背景的转换，西方观众往往很难识破）。这几大特点，并不需要全部具备，只要不脱出框框就行。比如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既不是“反商业的”，也不带意识形态，更非写实，但它百分之百地满足了西方对东方的审美幻觉；再如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就符合后三条标准，很多西方观众将张艺谋的伪写实，实很高，但由于文化背景的转换，西方观众往往很难识破）。这几大特点，并不需要全部具备，只要不脱出框框就行。比如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既不是“反商业的”，也不带意识形态，更非写实，但它百分之百地满足了西方对东方的审美幻觉；再如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就符合后三条标准，很多西方观众将张艺谋的伪写实，当成了现实。可见文化背景转换之后，现实与想像现实之间的界线都十分模糊了。

　　《黄金甲》是怎么“偷”跑出第二市场的围栏、进入第一市场的呢？《黄金甲》在法公映前一周，主流媒体的评论和打分便一致叫好。主流媒体平均打出3分，甚至最高分4分。要知道一般商业片从影评人手里拿到2分就算是殊荣了。更何况法国影评人并不是简单地按对每部电影的喜好打分，而是有很多预设立场。比如我认识的一位影评人的预设立场就是凡“商业片必是不好的”。令我诧异的是，《黄金甲》究竟中了什么邪，居然突破了法国某些影评人的预设立场。影片进口商SND公司势力很大这一因素当然不能忘记，但促使对商业片本能反感的影评人手下留情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文化背景的新鲜感或者说是陌生感，使得现实与想像现实之间的界线模糊了，文化背景的转换使他们原谅了不可原谅的东西。

　　我几乎浏览了他们全部的评论文章，一大发现是，张艺谋的伪写实，百分之百地被当成了现实，而且越是激烈反对他拍商业电影的人，越具有这种倾向。在这一前题下，《黄金甲》的夸张、做作，全都有了正面的含义，甚至现实意义。这令人想到，对好莱坞商业片五体投地，对本文化的商业片嗤之以鼻，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文化背景转换的牺牲品？牺牲品在不自知的时候，往往是最佳鼓噪者。法国《星期日周报》3月11日用了半个文化版发表长篇评论：“《紫禁城》最出色的地方，是张艺谋为还原宫廷日常生活做出的不懈努力。”我在读了《France Inter》电台专栏记者布隆贝尔热写的文章后，特意问他：“你不觉得这么多金、这么多颜色，太过分了？”他说：“即便有点过分，即便有些夸张，相对影片带给我们的视觉享受，也是微不足道的。”《世界报》撰文说此片为观众“提供了一场具有令人惊异的辉煌视觉效果的表演”，“全景之惊心动魄、技术效果之独特、执导手法之精湛，影片以其绘画般的精致，令人想起黑泽明的晚期作品。”《星期日周报》说“布景之丰富以及服饰、光，令人想起黑泽明的晚期作品。”《星期日周报》说“布景之丰富以及服饰、光线、取景和色彩，全都令人赞叹不已”。在我们眼里张艺谋所有做得过头的地方，在这里全成了优点。《费加罗报》写道：“这是印入中国出口电影这部大书中的一页美丽、宏大的画面。可以以欣赏和保持距离的目光去翻阅。”

　　什么东西拨动了西方人的神经？

　　《黄金甲》有别于《英雄》和《十面埋伏》，它不是一部标准的武打片，而是表现权力斗争。单这一点，就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政治的全部想象——东方宫廷必是奢侈的、东方政权必是充满阴谋的、东方君主必是残酷的、东方女人必是受压迫的、东方民众必是愚蠢而效忠的……而影片没有一处不在反射这一“东方主义”。张艺谋总结《黄金甲》的那句成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由法国人译成“外表裹金戴玉，内里腐败衰落”，被各处转载，这句话不光契合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景象，也应合了近年他们对西方文明即将衰落的恐惧。

　　看《世界报》影评人杜安的这段话：“这种以爱森斯坦或威尔第的方式对时代政治的检视（认定张艺谋是借古讽今），这场在像故宫一样宽阔的场地对充满活力的理想主义者（指皇后的兵变）的屠戮，让人想起了张艺谋并不是一个正统电影人（反驳有人对张拍商业电影的指责）。”一个其实可以套用在各种文化上的权力斗争故事，一旦被想象成东方的政治现实，“意义”都不同一般了。皇后的谋权被想像成东方女性对男权的反叛，被演绎成对专制的抗争。曹禺当年写《雷雨》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肯定多过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原胚经张艺谋改编后，再搬到西方人眼皮下，就变成了十足的东方现实政治，这一圈绕得可大了。不过就像斯皮尔伯格的伪写实，被世界上大多数人当成了西方现实，或者说他们乐于接受的西方现实；张艺谋的伪写实，也被西方人当成了中国现实，或者说他们希望或喜欢接受的中国现实。

　　伯格的伪写实，被世界上大多数人当成了西方现实，或者说他们乐于接受的西方现实；张艺谋的伪写实，也被西方人当成了中国现实，或者说他们希望或喜欢接受的中国现实。

　　记得也曾有法国进口商将几部印度歌舞大片引进主流院线，并请来印度明星作宣传，片子拍得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大众对异文化的好奇心并不是真的那么容易操纵，印度片并没有因此走出第二市场。异国情调多数时候并非筹码而是绊子，要做出品牌，还需其他因素。张艺谋幸运的是沾了港产武侠片已经打出的声名，但仅这一招是不够的，他聪明地加入了其他各种必需的配方。可以说张艺谋已为中国商业电影作出了一个“品牌”。

　　由此，我们应该承认张艺谋所具有的天才嗅觉，以及他将中国新生的电影工业带入世界的先锋者地位。张艺谋从第一部电影到今天，并没有变其根本，他自始至终在拍他的“幻像中国”，改变的只是手段。

　　法国电影自“新浪潮”以后，一度曾走得很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那么十年，“娱乐性”就像过街老鼠，电影创作变成了单一的“私密写作”行为，在创作自由的大旗下高举的其实是道德盾牌和意识形态剪刀。这股“左”风，也是意大利、英国、德国电影业七十年代以后失去影响的重要原因。法国电影业靠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补贴而没有沉落，但本国大众市场几乎被好莱坞全部占领。对拍出来的电影没有人看或只有极少数人看，影坛一批极端派的解释是“不媚俗”，而且凭此将拍赚钱电影的人推下道德高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右派上台，削减补贴，同时有一批年轻影人不耐影坛的“道德约束”，向好莱坞电影甚至香港电影靠拢，吕克·贝松是最突出的例子，至今有人骂他“媚俗”，但他夺回了电影市场并且将法国影片卖出国门是不争的事实。十几年的电影市场萎缩，就已经使重新启动商业电影的法国影坛力不从心，以致通俗片的平均水平还不如七十年代。而中国有近半个世纪的商业电影空白，重起炉灶，要让各路人才都到位，更是需要时间。从这个角度看，“张艺谋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文汇报巴黎特派记者 边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