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龙：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

Artvine

【原文出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石家庄
【原刊期号】200205
【原刊页号】68～76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
【英文标题】The derivation of Chinese words and its evolution
　　LI Ru-long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Fujian, 361000, China)
【 作 者】李如龙

【作者简介】李如龙(1936—)，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语音学等研究。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0


【内容提要】词汇衍生方式指的是创造新词的方式。从古至今，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为四大类，即：音义相生、语素合成、语法类推、修辞转化。

【摘 要 题】汉语言文字学

【英文摘要】The derivation of words refers to the way to coin new words.From ancient times up to now,the derivation of Chinese words falls into four categories: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of words promoting each other;the combination of morphemes;formation by grammatical analogy;shift of rhetoric.
【关 键 词】汉语词汇/衍生方式/结构规律Chinese words/means of derivation/regulation of structure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2)05-0068-09
　　任何语言的词汇都是不断从少到多地衍生、替换，从而逐渐丰富起来、不断地增强其表现力的。同其他语言现象一样，词汇的衍生在全世界各种语言中应该有共同的规律，各民族的语言也会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同一种语言的词汇滋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也一定有不同的情况。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了解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语言的特征，了解语言和社会生活、语言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的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这应该是词汇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是对于汉语词汇衍生方式及其流变的初步研究。
　　这里说的词汇衍生方式指的是创造新词的方式，有的学者称为“造词法”（孙常叙，1956年；任学良，1981年）或“构辞法”（徐通锵，1998年），只要是从词汇学的角度去理解，和语法学所研究的“构词法”区别开来，怎么称述都是可以的。
　　不少新词是从旧有的词的某一个义项独立出来的，词形并没有发生变化（从多义词变成同音词），这种情形可以理解为词汇衍生的微观过程。本文所讨论的不包括这类现象。
　　从古到今，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大体上都可以归入下列四个大类。
　　　　一、音义相生
　　关于语词的音和义的关系，德国语言学家W.V.洪堡特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过很精彩的说法：“有三个原因促使一定的语音与一定的概念相联系”，“第一种方式是直接的模仿”。“第二种方式是非直接的模仿，即不是直接模仿声音和事物，而是模仿声音和事物所共有的属性。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象征指称方式……通过这样的途径，导致类似印象的事物便获得了大体相似的语音”。“第三种指称方式的根据，是通过所表达概念的类似性而形成的语音相似。像上面谈到的第二种指称方式一样，意义相似的词也获得相似的语音……根据这种指称方式，概念和语音在各自的领域里得到类推，从而取得二者之间的和谐一致。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类推指称方式。”[1](p88-89)直接的模仿范围是很有限的，洪堡特说：“他很少与纯正有力的语言意识共存，会随着语言的发展和完善逐渐销声匿迹。”后两种指称方式则制造了大量的语词，奠定了词汇系统的基础。
　　这种观点和中国传统语言学是十分相近的。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概括的“六书”的“假借、谐声、转注”，刘熙在《释名》中试图“论叙指归”“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的“声训”，北宋王圣美和清代乾嘉诸子所阐发的“右文说”、“因声求义”以及近人杨树达、沈兼士等人的有关发挥，都是认为语词的音义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徐通锵在总结中国学者的这一思想之后指出：“直觉性、联想性和系统性，这是在研究编码理据性时必须考虑的三项重要内容，其中的直觉性是基础，联想性是扩大编码的途径，而系统性则是理据性字族的结构原则。”[2](p287)按我的理解，直觉性是声音的映像，联想性是“因音生义”和“因义生音”，系统性则是假借、转注、叠音、联绵字、四声别义及其他异读别义等“音义相生”的规律。
　　“因音生义”就是洪堡特所说的“类似印象的事物”“获得了大体相似的语音”，用汉语的习惯说法就是：在已有的音义组合的基础上用相近或相关的语音来表示一个相近或相关的意义。属于这类造词法的有下列各种：
　　　　1.近音滋生近义词
　　《释名》中的大量“声训”（“负，背也”；“福，富也”）和《说文》中的大量“亦声”（“婢，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声”；“忘，不识也。从心从亡，会意，亡亦声”），都是这类近音滋生的近义词。王力先生1978-1980年先后发表的《同源字论》和《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对这类现象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详尽的分析，他为同源字下的定义是：“凡音义皆近，音近义通，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同源字。”“同源字，常常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3]他说的滋生词和同源字实际上是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的说法。他把同源字分为完全同音的（如鱼——渔，合——盒，受——授）；声韵相同声调不同的（如家——嫁，坐——座，弟——悌）；双声的（如内——入，辨——别，迎——逆）；叠韵的（照——耀，茶——荼，见——现）。从滋生的角度出发，他把滋生词分为“转音的”（如“背——负，内——入，辨——别”）、“同音不同调的”（如家——嫁，弟——悌，陈——阵）和“同音不同字的”（如鱼——渔，合——盒，兽——狩）。王力的同源字、滋生词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上古时期的“因音造词”是非常有效的[3]。
　　李如龙《论音义相生》（1997年）[4]一文中列举了《说文解字》共有27个帮、滂、并母字都有与“分”相关的字义：分开、分离、分散、分别、分裂、分布、分辨。例如：八，别也，博拔切；分，别也，甫文切；必，分极也，卑吉切；半，物中分也，博幔切；判，半叶，薄半切；判，分也，普半切；剖，判也，浦后切；副，判也，芳逼切；剥，裂也，北角切；辟，开也，房益切；贫，财分少也，符巾切；派，别水也，匹卖切；片，判木也，匹见切。类似的近音滋生在韵母方面也有许多表现。“右文说”所列举的就是这类例子。
　　　　2.同音假借滋生虚义词
　　许叔重所说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是属于“造字的假借”，是新词滋生的一种方式——借用已有的音，来表示另一个与原意不相干的意义，从意义来说，原意往往是具体名物的实意，假借义则多是意义空灵的虚义。这便是同音假借滋生的虚义词。例如：
　　八，本义“别也”，假借为数词之八。
　　权，本义是“黄华木也”，假借为名词“秤砣、权力”，又引申为动词“称重量、衡量、平均”。
　　余，原是语气词，“语之舒也”，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
　　有些字，假借表示的新义写成新的形声字形，例如：
　　或——惑　止——趾　反——返　禽——擒　要——腰　责——债
　　还有些字，假借表示的新义更加常用，原字后来改变形体，被称为“后起字”，例如：
　　来，原指麦，假借为动词之后，原意写成了“麦”。
　　莫，本义是“日晚”，假借为否定词后，本义另写为“暮”。
　　州，本义为水中地，假借为行政区划名之后，原意改写为“洲”。
　　孰，本意就是熟，假借为代词“谁”之后，本义写成“熟”。
　　近音滋生近义词是语音辗转滋生音义相近或相关的新词，同音假借滋生虚义词则是语音不变滋生意义很不相关的新词。二者都是“因音生义”，一虚一实、对立互补、相映成趣。
　　因义生音则是洪堡特所说的“通过所表达概念的类似性而形成的语音相似”，早期汉语中的辨义异读应该就是属于这种语词滋生的类型。辨义异读可以是异声别义、异韵别义。也可以是异调别义，这些异读别义的语词在词义上应该是有关联、有先后的。以下举一些《广韵》里的例子：
　　塞，先代切，注：边塞；苏则切，注：满也，窒也，隔也。　（异韵别义）
　　乐，卢各切，喜乐；五角切，音乐；五教切，好也。　（异韵、异调别义）
　　断，都管切，断绝；徒管切，绝也；丁贯切，决断。　（异声、异调别义）
　　亲，七人切，爱也，近也，《说文》至也；七遴切，亲家。　（异调别义）
　　揣，丁果切，摇也；初委切，度也，试也，量也，除也。　（异声、异韵别义）
　　肚，当古切，腹肚（今指猪肚）；徒古切，腹肚（今指肚子）　（异声别义）
　　这类异读别义究竟是先有异读再产生新义，还是为了表达新义而产生异读，有的还必须经过分析。至于哪一种音义是先有的，哪一种是后来才产生的，这就更是需要一番考证了。例如：
　　《切韵》揣，丁果切，摇；又初委切，度量。从现今的闽南话可以证实当时确实存在着这两种音类。丁果切读为[tai]，指走路摇摆的样子；初委切读为[tshe]，以为推算，测算。从语音的角度看，丁果切和初委切上古都属于歌部，声母属于“旁转”；从意义来说，“摇动”的意义比较具体、原始，“运算、度量”较为抽象，应是后起的。此例应是意义的滋生引起语音的旁转，属于因义生音。
　　又如，《广韵》冠，古丸切，首饰……所以贯发弁冕之总名也；又，古玩切，冠束。前者指帽子，如《左传·哀公十五年》：“君子死，冠不免”；后者是戴帽子，如《庄子·盗跖》：“冠枝木之冠”；又指出众，如《史记·萧相国世家》：“位冠群臣”。本义应该是帽子，后来词义转化为动词“戴”，再引申为“位在顶端”。究竟是与词义的转移和引申同步变读为去声，还在词义转移引申之后，先读为同音动词，然后增加去声的读音呢？现在已经很难考察了。若是后者，也是“因义生音”。
　　沈兼士说：“凡义之寓于音，其始也约定俗成，率由自然，继而声义相依，辗转孳乳，先天后天，交错参互，殊未可作一概而论，作如是观，庶几近于真实矣。”[5](p259)他的意思是，最早形成的一批基本词是音义偶然结合的，后来，以此为基础，辗转孳乳，音、义都可以成为派生的中介，这是对于音义相生的最早、也是最精辟的说法。
　　从上古汉语开始的双音化过程中，有一路是经过叠音和双声叠韵的方式实现的。据向熹研究，有些双声叠韵的双音词是从单音词、叠音词递变而来的[6]。例如：
　　猗（《周颂·潜》：～与漆沮）——猗猗（《魏风·淇奥》：绿竹淇奥）——猗傩（《桧风·隰有苌楚）：～～其枝）
　　发（《桧风·匪风》：匪风～兮）——发发（《小雅·蓼莪》：飘风～～）——ｂì＠①发（《豳风·七月》：一之日～～）
　　这类单音词和叠音词、双声叠韵的词之间，基本意义是相同的，经过重叠和半重叠（双声叠韵实际上是半重叠，也可称为准重叠），在表现情状上可能有一些差异。这类语音延展的双音词可以认为是另一种“因义生音”。
　　用音义相生的办法来衍生语词，应该是盛行于上古汉语的。否则就不会有《释名》的“声训”和《说文》的“亦声”。关于四声别义，周祖谟经过考证认为，“以四声区分词义，远自汉始，至晋宋以后，经师为书作音，推波助澜，分辨更严，至陆德明经典释文，乃集其大成”[7]。青年学者孙玉文经过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变调构词是汉语口语的反映”；“变调构词是构词法”；“上古汉语已有变调构词”；“汉语的变调构词是在单音词占绝对优势的时代出现的一种构词现象……反映在说话人和听话人那里，人们习惯于在原始词和滋生词以及其他同源词的音义之间建立起联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声训’产生和流行的语言基础”[8]。
　　到了中古汉语，由于语素合成的异军突起，音义相生就逐渐衰歇下来了。蒋绍愚说：“由词的引申、转化、音变而产生新词，在上古是一种非常能产的构词方式，但到中古以后，就逐渐让位给合成这种方式了。这也是汉语词汇系统在历史发展中的一大变化”[9](p294)。梅祖麟也认为，以音别义的现象到六朝时期已趋消亡（见梅祖麟《内部构拟汉语三词三例》，载《中国语文》，1988年）。
　　　　二、语素合成
　　任何语言的结构都是从简单发展为复杂，词汇的构成都是从单音词发展为多音词，那些最早形成的、意义单纯的、口语常用的基本词汇多半是单音词，后起的、意义复杂的词汇更多是多音词。世界上的语言，音节总数大多是几百个，像汉语这样的声调语言也才有一千四百个左右，有限的音节和无限的表义需要是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增加多音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惟一办法，也是各种语言的词汇发展的共同规律。
　　就汉语的情况说，从上古时期起，就开始了从单音到多音的词汇衍生。据程湘清研究，《论语》共有单音词126个，占总词数的74.9%；复音词共有378个，占总词数的25.1%，但若除去专名165个，只占总词数的14%。《孟子》全书有单音词1589个，占总词数的71%；复音词651个，占总词数的29%，若不计280个专名，只占总词数的16.5%[10]。另据毛远明统计，《左传》全书共有复音词437个，占总词数9671个的56%；扣除专名后复音词512个，占总词数的15.6%。这些数据所反映的复音词的比例是比较接近的，《左传》因为是历史书，所以人名、地名、书篇名等占的比例大，这是容易理解的[11]。
　　到了汉代，总字数21万的《论衡》全书的复音词达2300个之多[12]，《说文解字》全书出现的复音词有1690个[6]。反映唐代口语的《敦煌变文集》全书27万多字，共有复音词4347个，其中，语素合成的复音词3633个，占83.58%[13](p1)。可见，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复音词是大量地、迅速地增长的。
　　汉语早期的复音词中有些是双声、叠韵的连绵词或者是叠音词，从词的结构说，这些都是单纯词。有的学者把它称为“语音造词”。在复音词中，这是少数的、非典型的，作为复音词的主流是语素合成词。据程湘清统计，《论语》和《孟子》里，复音的语音造词只有24和44个，语素合成则有118和226个[10]。另据毛远明研究，《左传》的语素合成词有1164个，占1372个复音词的85%[11](p103)。
　　语素合成的复音词从合成的方式说，可以分为联合式、偏正式、述宾式、陈述式和补充式等。早期出现的语素合成复音词主要是联合式和偏正式。据程湘清统计，越早出现的语素合成词联合式和偏正式所占的比例越大。下面是先秦到唐代四部书的合成词的有关统计[10-12]：
　　 　　　　合成词数　　联合式　　偏正式　　占总词数的百分比
《论语》　　　　118　　　　48　　　　67　　　　　　　97%
《孟子》　　　　226　　　　115　　　100　　　　　　　96%
《论衡》　　　　2088　　　1404　　　517　　　　　　　92%
《敦煌变文集》　3317　　　2113　　　800　　　　　　　87.8%

　　
　　早期汉语的语素合成词的形成是经历过一个历史过程的。开始时先作为词组，用得多了，意义也经过整合和浓缩，后来就变成了词。例如：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营主而隆国家，此君人者所外也。（《韩非子·爱臣》）
　　以上两段引文中，“国”与“家”有分有合，这种可分可合的说法，说明当时还没有完全词化。
　　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
　　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韩非子·安危》）
　　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国，是为偏义复合词。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孟子·梁惠三下》）
　　“巨室”，前者用的是引伸义，是单词；后者是字面的语素义的相加，是词组。
　　物相杂，故曰文。（《易·系辞传下》）∥和故百物皆化。（《礼记·乐记》）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
　　由此可见，先秦时“文化”还没有成词，到了汉代，“文化”用来指“君臣之道”，就凝固为合成词了[14](p352)。
　　不少联合式的合成词初起时两个语素的顺序并不稳定，这种情形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发现。例如：
　　朋友（《诗经·大雅·既醉》）；友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室家（《论语·子张》）；家室（《诗经·周南·桃夭》）
　　服从（《礼记·内则》）；从服（《荀子·非十二子》）
　　讴歌（《孟子·万章上》）；歌讴（《荀子·儒效》）
　　整齐（《商君书·赏刑》）；齐整（《荀子·不苟》）
　　危险（《韩非子·有度》）；险危（《韩非子·用人》）
　　有的这种语素顺序的摇摆可以一直持续下来。例如：粮食——食粮，名声——声名，离别——别离，长久——久长，等等。
　　除了联合和偏正之外，上古汉语还有述宾式和陈述式。以《左传》为例，述宾式的名词有：“司马、将军、继室、载书（盟约）”；动词则有：“奔命（救援）、即位、告老、稽首、食言”。陈述式的名词有：“心疾、日食、天命”；动词有：“搏击、自杀、自用”等等。到了《敦煌变文集》，据程湘清统计，已有补充式合成词194个，占合成词总数的5.34%。例如：“烧死、杀害、隔绝、剪断、摧倒、吹散、获得、判定、修成、送来、来到、救出、飞翔、放过、延长、添满”等等。可见，到了唐代，各种合成词的构成已经和现代汉语相差不大了。
　　语素合成的复音词为汉语词汇的衍生开辟了无限宽广的道路，许多意义相近的语素结合起来往往更加具有表现力。下面的复合词都是《说文》里的互训或递训的两个语素合成的：杀戮、攻击、聆听、排挤、提携、酝酿、饥饿、缔结、呻吟、声音、更改、缠绕、追逐、反复、谈论、议论、逃亡、谨慎等等。许多常用的语素借助这种方法顿时衍生了大量的新词。例如，以“大”字构成的复合词在先秦就有：大一、大方、大块、大略、大梦（《庄子》）、大士（《管子》）大义、大人、大化、大凡、大过、大行、大法、大言（《荀子》）、大归、大去、大经（《左传》）、大同、大白、大圣、大学、大祥、大道、大数（《礼记》）；以“人”字构成的复合词则有：价人、众人、倌人、私人、哲人、大人、先人、硕人（《诗》），夫人、丈人、小人、佞人、承人（《论语》），天人、神人、津人、至人、真人、畸人、流人、没人（《庄子》），舆人、野人、王人、山人、倌人、大人（《左传》），门人、庶人、圣人、庸人（《荀子》），孺人、室人、故人（《礼记》）。正因为如此，自从“语素合成”兴起之后，“音义相生”便衰歇下来了。一两千年之间，运用语素合成的方式衍生的语词怕是很难穷尽地统计了，但是，这类语词已经成了汉语词汇的主体，这是没问题的。《现代汉语词典》共收复音词50479个，其中双音词39887个，三音节以上的词目10589个。在双音词当中，叠音词和带前后缀的词只是少数，大约语素合成的双音词可能要占双音词的60%左右。可见，语素合成到了现代还是汉语词汇滋生的基本方式。
　　　　三、语法类推
　　这里说的语法类推指的是运用虚化的语法成分来构成新词。如果说，语素合成是单个实现的“零售”的话，语法类推便是大量类推的“批发”。从词汇衍生的效率来说，这是更加快速、便捷的方式。
　　语法类推的词汇衍生方式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词缀的附加，一是实词的虚化。这两种衍生方式也是在上古时期就存在了，但是，当时只是用于少数场合。以《左传》为例，许多国名、姓氏、部族名、人名、地名的前面常常冠有前缀“有”。例如：有虞、有夏孔甲、有穷后羿（人名），有济有阎、有莘之虚（地名），有过、有仍、有鬲氏（国名），有缗、有烈山氏（部落名），有妫、有仍氏（族姓名）。往往是记述远古的历史名称时才用，可见只是一种残迹，秦汉之后再没有这种前缀[11](p141)。王力还认为上古的“爰、曰、言”也是动词前的语缀。如《诗经》里的“爰居爰处，爰丧其马”，“曰归曰归，岁亦莫止”，“言告师氏，言告言归”[3]。
　　作为后缀的“者”和“然、焉、尔、乎”等，用得比较普遍。“者”的前面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及其他谓词性词组。例如：“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君子知大者、远者，小人多知小者、近者”（《左传》），“国之不服者三十三”（《韩非子》）。“焉、然、尔”用于谓词、副词之后。例如：“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ｂó＠②然兴之矣”（《孟子·梁惠王》），“潸然出涕”（《诗·小雅》），“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荀子·王霸》），“子路率尔对”（《论语·先进》），“夫子莞尔而笑”（《论语·阳货》）。
　　上古汉语的助词只有结构助词“之”（句末语气助词还是称语气词好）。有的用法含义比较实：“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左传·隐公元年》）；有的含义和作用比较虚：“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左传·宣公十五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
　　汉唐之后，语缀和实词的虚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名词的前缀汉代有了“阿”，唐代有了“老”：“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乐府·十五从军征》）、“见阿恭，知元规非假”（《世说新语·雅量》）、“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木兰辞》）、“登阿侬孔雀楼”（《异苑·鬼仙歌》），“每被老元偷格律”（白居易诗）、“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苏轼诗）、“我两个不曾娶老婆哩”（《元曲选·儿女团圆》）、“阿六，汝生活大可”（《南史·临川正传》）。
　　名词后缀“子、儿、头”也是魏晋之后的中古汉语普遍使用开来的。例如：
　　子：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诗）∥莫抛破笠子，留作败天公（李群玉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诗）∥将遣秦郎供贴子，尽驱青色入毫端（苏轼诗）。
　　儿：世祖武皇帝……小讳龙儿（《南齐书·武帝本纪》）∥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金昌绪诗）∥深注唇儿浅画眉（苏轼诗）。
　　头：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汉乐府·陌上桑》）∥水头宿兮草头坐，风吹汉地衣裳破（《乐府诗集·胡笳十八拍》）∥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王梵志诗）∥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寒山诗）。
　　从近代汉语开始，动词、形容词产生了表示各种生动情貌的后缀。像“苦恹恹，硬赳赳”之类的说法，在《宋语言词典》[15]中还是偶见的，到了《元语言词典》[16]就大量出现了，如：
　　薄设设　勃腾腾　颤巍巍　卒律律　长掺掺　村棒棒　都速速　滴溜溜　骨崖崖　黄甘甘
　　20世纪以来，不但形容词、动词有大量的生动形式作后缀或前缀，例如：黑洞洞、黑压压、黑乎乎，响当当、哗哗响，老实巴交；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中缀，例如：稀里糊涂、灰不溜秋、傻里呱唧。口语里的这类现象（尤其是在官话方言里）是举不胜举的。可见，汉语的语缀是顺着时间的先后不断扩展的，花样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
　　中古之后，汉语的助词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不但表现在结构助词分工更加细密精确，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批表示动作的状态的动态助词和事态助词。曹广顺说：“动态助词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类助词，它用于表达动作的状态、情貌。在古代汉语中，动态助词的这些功能是由一些语法结构（连动式、动补式）或某些词汇（时间词、副词等）来表达的，动态助词的产生，取代了旧有的词汇、语法手段，使表达更清楚明白，手段更简明精密，是汉语语法的一个进步。”[17]这些助词大多出现于唐代，开始时混用，宋代之后逐渐调整，日趋明确，并且稳定下来，和现代汉语的说法接轨了。例如（下例多转引自曹书）：
　　却：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李白诗）∥和尚关却门，便归丈堂（《祖堂集》）∥除却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朱子语类》）。
　　了1：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李煜词）∥见了师兄便入来（《敦煌变文集》）∥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王安石诗）。
　　着：行背曲江谁到此，琴书锁着未朝回（贾岛诗）∥师曰：“钉钉着，悬挂着”（《祖堂集》）∥已有六七十人随着他参请（《朱子语类》）∥喧天画鼓要他听，把着花枝不应（辛弃疾词）。
　　过：谁知花雨夜来过，但见池台青草长（李贺诗）∥虽是旧曾看过，重温亦须仔细（《朱子语类》）∥待打过醋炭，却叫客人吃酒（《警世通言》）。
　　将：凭人寄将去，三月无报书（元稹诗）∥道书虫食尽，酒肆客偷将（姚合诗）∥从自己胸襟间流将出来，与他盖天盖地去摩（《祖堂集》）∥你可传将寡人圣旨，说与李师师（《大宋宣和遗事》）。
　　取：少年留取多情兴，请待花时作主人（刘禹锡诗）∥今又留取药在，却是去得一病，又留取一病在（《朱子语类》）∥青亦留取住，人却推将去（郭应祥词）。
　　得：摘得菊花携得酒，绕村骑马思悠悠（白居易诗）∥两地三江踏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同上）∥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词）。
　　了2　（事态助词）：昨夜遭霜了（《景德传灯录》）∥共和尚商量了也（《祖堂集》）∥几日行云何处去，忘了归来，不道春将暮（欧阳修词）∥自家是换了几个父母了（《朱子语类》）。
　　来：野外狐狸搜得尽，天边鸿雁射来稀（姚合诗）∥悟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刘禹锡诗）∥有一座桥塌了来，如今修起了不曾（《老乞大谚解》）。
　　去：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杜牧诗）∥任你大悟去，也须淘汰（《祖堂集》）∥这个师僧患疯去也（同上）∥老去惜花心已懒，爱梅犹绕江村（辛弃疾词）。
　　生：师问黄檗：笠子太小生（《祖堂集》）∥怕君不饮太愁生，不是苦留君住（辛弃疾词）∥师曰：怎生滋味（《景德传灯录》）。
　　到了现代汉语，由于接受外国语的影响又产生了类似前缀的“非、半、次”，类似后缀的“化、性、主义”等等。有了这些语缀，就能衍生大批的新词语。至于时态助词“着、了、过”和结构助词“的、地、得”，也由于和各种谓词及体词相结合，衍生出大量的语词。可见语法类推确实比语素合成有更强的衍生能力，这是人们抽象思维能力向前发展的标志，也是汉语不断走向丰富和精密的标志。
　　　　四、修辞转化
　　所谓修辞转化，指的是经过修辞加工的多音词或作为词用的固定词组。从词义说，这些多音词的词义往往不是由语素义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一定的修辞手段加工而成的；从词形说，从音节数到语音的组合，也都经过适当的修饰。
　　词义上的修辞加工是很早就有过的现象，上古汉语就出现的合成词有些就是语义上经过修辞转化的。例如：“社”原是土地神，“稷”原是五谷神，“社稷”联称用来喻指“国家”，“布衣”喻指“平民百姓”，“陛下”用以借代“皇帝”，“心腹”喻称“亲信”。属于此类语词还有：
　　先生（老师）　后生（后辈）　将军（武官）　学问（知识）
　　四海（天下）　玉帛（财富）　干戈（兵器、战事）　二毛（中年人）
　　黔首（黎民）　九州（中国）　瓦合（凑合）　草芥（微末之物）
　　早期在构词形式上的加工集中表现于四字格成语。先秦汉语就出现不少成语，有许多是世代相传、经久不衰的。因为这些成语内容上经过提炼，意义完整；形式上经过修剪，朗朗上口，可谓言简意赅，生动活泼，所以受到广泛欢迎，大量进入日常口语，成为汉语词汇库中的瑰宝。例如：
　　见于《左传》的：唇亡齿寒　狼子野心　利令智昏　畏首畏尾　叹为观止　天经地义　困兽犹斗
　　见于《诗经》的：充耳不闻　耳提面命　高山仰止　小心翼翼　战战兢兢　忧心忡忡　优哉游哉
　　见于诸子的：塞翁失马　生杀予夺　令行禁止　道不拾遗　百战百胜　以卵投石　知己知彼　直言不讳　十年树木　吹毛求疵　善始善终　守株待兔　博闻强记　千虑一得
　　见于《论语》的：不教而诛　巧言令色　道听途说　成人之美　三十而立　三思而行　学而无厌　诲人不倦　欲速不达　过犹不及
　　见于《孟子》的：不远千里　夜以继日　似是而非　左右逢源　始作俑者　事半功倍　为渊驱鱼　言近旨远
　　见于《战国策》的：势不两立　同甘共苦　战无不胜　扶老携幼　高枕无忧　画蛇添足　积羽沉舟
　　据孙维张研究，古来成语的修饰方法有概括式（精卫填海、南柯一梦、揠苗助长、完璧归赵）、摘取式（一鼓作气、曾经沧海、南腔北调、不堪回首）、节缩式（后来居上、倒行逆施、投鼠忌器、老生常谈）、改造式（胆大心细、摧枯拉朽、谨小慎微、千虑一得）等等[18]。又据他统计，《汉语成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收成语5500条，注明出处的约3300条，其中，出自宋以前典籍的有2800条左右，占85%，见于元以后典籍的只有500条，约占15%。可见，现代通行的成语大多数是中古以前的汉语创造出来的。
　　近代以来也创造了一些四字格成语，和以前的成语相比较，内容没有那么浓缩，语言手段则比较口语化。以带常用数词的成语为例就有：
　　一步登天　一干二净　一呼百应　一应俱全　五颜六色　五花八门　五毒俱全　五彩缤纷六亲不认　七拼八凑　八面玲珑　八仙过海　十万火急　百年大计　千年树人　千秋万代　千依百顺　千姿百态　万事亨通　万象更新
　　到了现代汉语，在双音词、四字格成语之外，滋生了大量三字组的惯用语（有时也有四音节或五音节的），这些惯用语都是来自口语，都是用修辞手段衍生的，不用字面义为词义，而是用的比喻义、引申义。这类惯用语真是俯拾可得，在日常口语中也用得十分频繁。最常见的是用比喻义造词，许多这类惯用语造出来就是用的比喻义。例如：
　　穿小鞋　戴高帽　吹鼓手　传声筒　走过场　开后门　打小算盘　打退堂鼓　打圆场　打秋风　打闷棍　打边鼓　割尾巴　炒冷饭　命根子蹲牛棚　爬格子　泼冷水　垫脚石　骑墙派　挖墙脚　修地球　铁饭碗
　　有些惯用语是从一个行业移用到日常生活口语的。随着科学文化的发达，这类惯用语增长很快：
　　冷处理　寄生虫　红眼病　后遗症　免疫力　小儿科　短平快　二传手　擦边球　唱慢板　跑龙套　对台戏　独脚戏　空调子　慢半拍　冷血动物　指南针　透明度　孙悟空　诸葛亮　陈世美　包龙图　马大哈　口头禅　归正果　副作用　炒鱿鱼
　　有时本义（字面义）和引申义（词义）同时存在，并行应用。仅以带着万能动词“打“字的惯用语为例：
　　打预防针　打硬仗　打头阵　打先锋　打埋伏　打折扣　打游击　打掩护　打哑炮　打太极　打天下　打速决战　打水飘　打入冷宫　打前站　打冷战　打擂台　打老虎　打基础
　　因为是口语化，许多惯用语受到方言的影响，用字和结构都不十分稳定，例如：栽跟头／栽跟斗，笑掉了牙／笑掉了下巴，花哩狐哨／花里胡哨，活蹦乱跳／欢蹦乱跳，打鸭子上架／赶鸭子上架，脚踩两只船／双脚踏双船，拉后腿／拖后腿，等等。
　　现代汉语中通行的成语、惯用语究竟有多少？就近年来所编辑出版的词典说，《现代汉语词典》所收三音节以上的成语、惯用语10589条，约占收词总数的1/6。2000年长春出版社出版的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收词5000条左右；198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成语大词典》（含古代使用过的）收词18000余条；1989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胡省之主编《中国成语分类大辞典》收词2万多条；199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宏溟编《汉语惯用语词典》收词3423条。说现代汉语通用的成语、惯用语有上万条之多应该不会是过高估计的。其中的成语是古今并茂的，惯用语则是现代汉语形成之后才大量产生的，来势正锐不可当。
　　可以归入“修辞转化”的造词法的还有两个小类，一是缩略词，一是半音半义的外来合璧词。这两个小类都是为了避免词的音节太长而加以修剪的，通常是二音节或三音节。例如：
　　高峰会议——峰会　公共关系——公关　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委　驾驶执照——驾照　报考研究生——考研　陪吃、陪喝、陪玩——三陪　立体交叉桥——立交桥　加入世贸组织——入世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四有新人　乒乓球　奥运会　马达声　　沙发椅　冰淇淋　苏区　啤酒　芭蕾舞　道林纸　扑克牌　汉堡包　桑拿浴　保龄球　卡车　卡片
　　这些未经缩略的词组在造句时是当成一个词用的，因此，音节太长了就加以简省，通常是紧缩成双音词或三音词，这样既省力又符合汉语双音化节律的特点要求；吸收外来词时加以汉语固有的语素，一来便于本族人理解，二来也可压缩音节。因此都可以列入“修辞转化”的小类。这两类词显然是20世纪以来才兴起的，也就是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同步产生的。近二十多年来，由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了，内容扩充了，往往作为新词语不断冒出来，来势也十分迅猛。历年来所编的新词语词典就收录了许多新产生的缩略语和外来合璧词。
　　古今汉语词汇衍生的各种方式大体上都可以纳入以上所述的四种方式。而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音义相生出现最早，也是上古汉语的主要衍生方式。上古后期兴起的语素合成，到了中古汉语成为主要的词汇衍生方式。而语法类推则酝酿于上古，兴起于中古，发展于近代。至于修辞转化这种方式，从词义的整合说，上古也有了，真是源远流长；词形上的加工则历经流变。四字格成语大量产生于中古以前，三字组为主的惯用语、紧缩词、中外合璧词则是现代汉语特有的衍生方式。上文所列举的初步材料和例证，大体上还能说明这样的演变过程。当然，如果要用更加广泛、准确的语言事实来论证这样的兴衰流变过程，还需要运用大量语料进行必要的计量研究。
　　从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来看，汉语词汇衍生的四种基本方式的更替也是符合逻辑的。有声语言一经形成，词汇的滋生沿着音义辗转相生相承，这是和初民的具体思维和音响感觉相适应的。有了语素的观念和语素合成的理解能力，这是思维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而语缀及虚词的产生，则标志着抽象思维的进一步发展。由语法类推到修辞转化，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齐头并进，是语言表达水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从汉语语词的结构形式说，由单音到双音、多音，而又由多音紧缩为双音，也是和语词衍生的这种流变过程相适应的。可见，深入研究古今汉语（也包括南北方言）的语词衍生方式及其流变，对于我们了解汉语词汇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2-05-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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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0]　程湘清.先秦汉语研究·先秦双音词研究[M]（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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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程湘清.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变文复音词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14]　宋永培.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M].巴蜀书社，2001.
　　[15]　刘坚，江蓝生.宋语言词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让，1997.
　　[16]　刘坚.江蓝生.元语言词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17]　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18]　孙维张.汉语熟语学[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其他有关古籍未一一列出）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咸下加角
　　　　＠②原字氵加孛

胡吉成

haizir

作者:俞理明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200304  
【原刊页号】:86～91  
【复印期号】:11 　
【分类号】:H1  
(2003)04-0086-06

【内容提要】:非理复合词是汉语词汇在历史发展中，一些来源于多个语素却又不能按一般语义结构规则分析的词。它有四个来源：两个不同层次的成分长期相邻使用，形成跨层次凝合词；从一个常用词语中选取部分音素或音节组合成等义的新形式形成缩略词；从一个熟习的词语中略去所要表达的词，让剩余部分表示被略去词的意义，是隐缺词；用不对应成分替换一个词的部分，造成一个与原词整体意义对应的词，产生非理仿词。  

【正文】
　 　
     汉语词的结构分析，通常以字为单位展开。在多数情况下，一个汉字代表一个语素，单语素构成单纯词，语素与语素构成复合词，偶而也有两个或多个汉字作为一个语素的情况。一般说来，语素与语素根据一定的规则组合成词，整个词的意义和它的构成语素之间有直接关系，语素之间的关系也是可以分析的。但是，在历时演变中，一些词语内部的语义结构和外部的形式之间，失去了对应，出现了一些由多个成分组成、却又不能按常规作语义结构分析的词语。对于这类词，向熹先生在讨论“超层次的复合词”时曾举了数例作了分析[1]。我们从结构分析的角度出发，把非单纯结构又不能按常规分析的词称为非理复合词，并试图对这类词汇成分作出描写。 从来源上看，非理复合词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一、跨层次凝合词 不同意义的语素按一定规则组合成复合词，但是，有时，一些语素在某个语法环境中，经常在一起以固定的顺序表示固定的意义，具有特定的语法功能，久而久之，凝合成词。在汉语中有不少通过这个途径产生的词，以下是一些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凝合词，它们产生的时代不一，但至今还常使用，如： 不比　不必　不曾　不但　不独　不如 不无　不屑　不宜　不致　从而　否则 可不可谓　可以　何不　何必　何曾　何谓 无比　无不　无非　无怪　无须　无需 毋宁毋庸　然而　然则　因而　再不　在乎 在于　至于　所以 这一类词的形成，原因是一些局部可替换的多层短语中，经常变换的成分与变换的剩余成分在结构关系上的不对应。像“不必去”这一词组中，本是副词“不”否定状中关系的“必去”，是用两个状语作双重限定的双层复合结构，其中中心语“去”可以用同类动词替换，组合出“不必行”“不必说”“不必相信”等等。这样，在一个A+BC的组合中，处于上位的BC中（如“不必去”中的“必去”），C是一个自由度很大的、经常被替换的独立成分，剩余的B就和A成了这个组合的基础成分，因而导致引起语法结构的重新分析，把剩余成分AB作为一个词，把A+BC认识成AB+C的结构。这样的结果，似乎语法关系上不处在同一层次的AB，是在反复连用凝合成词，其实是局部替换中剩余成分在语感上的一体性导致的重新分析。这个过程可以表示如下： A＋（B+C或D、E、F、G……）──→AB＋（C或D、E、F、G……） 对词语成分的误认也会引起跨层凝合，如《诗·伐檀》中“河水清且涟猗”一句，朱熹《诗集传》说：“猗，与兮同，语词也。”但“猗”作语气词用例很少，后人不了解，而它在节律上又与“涟”构成一个音步，就把它和“涟”放在一起理解，字也写作“涟漪”。“猗”从一个附在全句之后的语气词，成为形容词“涟”的后附成分，结构关系也变了。 　　

     二、层内偏合 连词等起关联作用的词，连接同一语法层次中的词或词组，在同一层级的两个语言成分之间起粘合作用。由于关联成分在语义上提示上文未了、还有下文，与后一成分的关系更紧密。一些关连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和经常出现在它后面的词凝合，如： 以后　以近　以来　以免　以内　以期 以前　以上　以外　以往　以下　以远 以至以致　之后　之前 其中“以后”“之前”等词语中的“以”“之”等是没有自立能力、靠前后成分夹持而出现在话语中的。但是，由于关连词前的成分相对完整性和它本身提示下文的作用，加上某些关连组合中后续成分也比较固定，在音律等因素的支持下，它就疏远了前面的成分，和后面的成分合成一个语言单位。这样凝合成的词语，最初仍需有前加成分，如“……以内”“……以外”等；进一步发展，这样的词可以不要前加成分而单独成立，如“以前”“以后”等等，彻底完成了层内偏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表示如下： B或C、D、E、F……+&+A──→B或C、D、E、F……+&A──→&A 　　

     三、合音缩略词 由于习惯性的语流加速，有时两个密切相连的音节缩合造成一个新音节，这是合音缩略词。这一过程，是从原有的两个音节中选取部分音素组成一个与原形式不同的、单音节的新形式。古代汉语中，一些常用的虚词成分，包括一些跨层成分，多发生合音缩略。合音缩略词，有时新造一字来记录，有时则借用另一个字来表示，如： 不可∥叵　何不∥盍　之于∥诸　之乎∥诸 不要∥别　三十∥卅 还有一些合音缩略词只见于口语使用，而没有书面的记录形式，如： 今吴中乡妇呼阿母，声急则合而为黯，轻躁之于呼先生二字，合而为襄，但未有此字耳（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七。案：至今浙江宁波话“阿母”常说成am。呼唤母亲时再加一语气词作“阿母āｉ＠①”，三个音节在口语中说成ammei两个音节）。 现代口语中，这类情况仍然时有发现，如：北方一些方言把“干什么”说成“干吗”甚至“嘛”，四川话中的“做啥子”用于表示不满或愤怒的场合，说成“zua子”，都是同类的现象。这种词的特点在于用一个音节（一个汉字）表示了两个语素，与一般汉语记录中词大于或等于汉字的习惯不同。由于在多数情况下表意的汉字要么记录一个语素，要么记录一个语素的部分，所以，通常通过书面对汉语词语的分析，我们总是以音节（字）为最小单位展开的。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汉语中还有非单一结构的单音词，即可以作内部语义结构分析的单音词。 　

　四、选字缩略词 由于交际省便的要求，一些较长的词或词组通过反复使用发生缩略。说话人采用原词语中部分字来代表这个整体，受话人通过代表形式的提示结合自己的语言经验把它还原成原词语来理解它（注：本文对缩略采用比较严格的形式判别标准，主张缩略后形式中的每一个成分都应该来自于它的原型，所以，我们认为“三好”“五讲四美三热爱”等不是缩略，而把“何不”说成“盍”却应该是缩略。同时我们也主张缩略只是从一个词语的原型中选取部分有代表作用的语音成分来代表这个词语的整体，而不是选取其中在结构或意义上有代表作用的成分所组成。）。不论原词语是词还是词组，缩略后都成为一个词。由于缩略词的代表成分选用不是以语法或语义结构为基础，所以缩略形成的词从字面上看往往是无理的[2]。如： 何为／为　何所／所　何缘／缘　何等／等（注：《汉书·赵后传》：“帝曰：‘今故告之，反怒为？殊不可晓也。’”颜师古注：“故以许美人产子告汝，何为反怒？”三国吴康僧会《六度集经》卷八：“王号制胜，行国严界，睹女疲息，问：‘尔何人，为道侧乎？’”（何为／为）《汉书·武五子传》：“王孺见执金吾广意，问帝崩所病，立者谁子，年几岁。”（何所／所）。《太平经》卷六十七：“今当名天师所作道德书字为等哉？”（何等／等）在汉魏佛经中有大量的同类用例，还有把“何缘”作“缘”、“何从”作“从”等用例，参拙作《佛经文献语言》，巴蜀书社1993年。） 这类缩略词在古代文献中分布很广，比如“牛朗织女”被说成“牛女”；“绮襦纨裤”说成“绮襦”“纨裤”“绮纨”；“同日而语”说成“同日”“同语”。不仅一般词语，一些专用名词也有缩略的现象，如《论语》《孟子》二书称作“语孟”或“论孟”，《史记》《汉书》称“史汉”；人的姓名也有缩略的，如把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合称为“班马”，单独称司马迁为“马迁”，杨得意称为“杨意”，等等。这种现象已受到前人注意： 今之称复姓者，皆从省文，如司马则曰马，诸葛则曰葛，欧阳则曰欧，夏侯则曰侯，鲜于则曰于……康永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为于，以音与宪宗名同也，至今二于无复可辨（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三）。 有的成语也是通过缩略形成的，如：《尚书大传》卷三：“爱人者，兼及其屋上之乌。”后来在这句话的基础上缩略，产生了成语“爱屋及乌”，字面上是“喜爱房屋连及乌鸦”，但实际意义还是它的本义，即“喜爱一个人而兼及他的住房乃至房上栖息的乌鸟”。成语本身也可以被缩略，比如“守株待兔”说成“守株”或“守兔”。由于语素形式的省缺，从字面上看，缩略后的形式在字面上往往无法涵盖原形式中的各局部意义，却并不影响对整个词语意义的表达。可见，缩略代表成分并非选用有代表意义的语素。缩略词的这种非理性的特点，常常造成字面意义相悖，比如“如”有“不如”的意思： 母欲立之，己杀之，如毋与而己。（《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如即不如，齐人语也。”） 现代汉语中，缩略普遍运用，产生了缩略词素。一些常用的缩略成分，由于类比作用，在不同的词语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与原词语中部分成分在意义上形成对应关系，比如“委”表示“委员”或“委员会”，“大”表示“大会”或“大学”，等等。应该看到，这些词素的形成是较早产生的缩略词在语用中被普遍仿拟的结果，并不是在缩略之初就是以这些成分作为词素来构词的。由于缩略词素的产生，现在常见的缩略词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原发的缩略词，如“严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推普”（推广普通话），没有形成确定的可供仿照的模式，更明显地表现出表意不明确性和形式的不可分析性；一类是仿照原有的缩略格式，对词语中相同成分采用相同代表形式，形成的可分析的缩略词，通常人们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缩略词的。在不少情况下，一些缩略词虽然有一个可供摹仿的模式，但是其中的一些成分尚未形成约定意义，所以从字面上看理解起来也是有困难的，如：“打非”（打击非法出版物，仿“打假”）、“普九”（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仿“普法”）等等。缩略词的构成成分即便都已词素化了，在理解的过程中也还会有问题，比如在成都，“成师”指成都师范学校，“川师”指四川师范学院，同一“师”在类似的语境中所指对象不同。反之，类似的名称有时也不能同样缩略，如“华师大”在上海指华东师范大学，而不能指华中师范大学；在四川，“西航”指西南航空公司，而不指西北航空公司。对缩略词的结构和意义的可靠分析只能通过形式的还原才能得出。 掌握词语缩略的规则，可以弄清一些从字面上看语义结构不清的词语的构成理据。如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也？”袁文《瓮牖闲评》卷三也同样表示疑惑：“驸马者，天子之婿也，以副马给之，故称驸马。不知所谓郡马、县马者何义？”汉代在“公主”之下有“郡公主”“县公主”的封号，六朝以后略称为“郡主”“县主”，作为皇族庶出或别支的妇女封号。在封爵系统中公、郡、县依次递降，公主、郡主、县主形成一个系列。魏晋以下俗称公主的丈夫为“驸马”，郡公主、县公主的丈夫本应作“郡驸马”“县驸马”，但“郡公主”“县公主”已经缩略成了郡主、县主，所以它们也通过缩略构成双音的“郡马”“县马”，与双音的“驸马”相类，也正与公主、郡主、县主相配。缩略掩盖了它们的造词理据。 　　

      五、隐缺词 在汉语词语中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就是在一个完整的习用词语中把其中表意所需的部分隐而不说，用剩余部分来表示这个隐去的内容，不论它的结构是否完整、表意是否合理。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称为藏词，后来有的学者根据它们所处的位置分别称为藏头词和歇后词。隐缺词和缩略词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它也是在一个常用形式的基础上略去部分成分构成的，也不考虑保留部分结构和意义的完整性。但是，这类词语的代表形式取舍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定的，如： 友于，指“兄弟”，出自《书·君陈》：“友于兄弟。”三国魏曹植《求通亲亲表》：“今之否隔，友于同忧。” 居诸，指“日月”，时光。《诗·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孔疏：“居、诸，语助也。”唐韩愈《符读书城南》：“岂不念旦夕，为尔惜居诸。” 倚伏，指“祸福”，出自《老子》五章：“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唐徐夤《招隐诗》：“鬼神只瞰高明室，倚伏不干栖隐家。” 而立，指“三十岁”，出自《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宋严有翼《艺苑雌黄》：“顷有人年七十馀，置一侍婢，年三十。东坡戏之曰：‘侍者方当而立岁，先生已是古稀年。” 秋胡戏，指“妻”，出自古代故事秋胡戏妻，见刘向《列女传》，历代话本戏剧中多用为素材。《金瓶梅》二十三回：“只嫂子是正名正顶轿子娶将来的，是他的正头老婆秋胡戏。” 七大八，指“小”，小老婆。俗语“七大八小”本指众多纷杂大小不一的样子。明徐ｈｕì＠②《春波影》三出：“我眼里见了多少人家七大八，不似这个真是能诗能画。” 乘龙快，指“婿”，女婿。朱琳《洪门志·隐语》：“婿，称乘龙快。” 城隍老，指“爷”，父亲。城隍老爷，传说中守护城池的神，旧时各地例有神庙供祭。《民俗》二十三、二十四期《序闽歌甲集》：“让我拿所知的苏州话举出数例，譬如说：‘这个人的父亲做了官，纳了一个妾。’这句话太直捷了，不妨改作‘俚格（他的）“城隍老”（爷）做仔“秃头判”（官），结仔一个“七大八”（小＝妾）’” 猪头三，指“牲”，谐“生”，指生人、外行人或不懂世面不会处事的人，《沪苏方言记要》：“猪头三，此为称初至沪者之名词。‘牲’‘生’谐音，言初来之人，到处不熟也。” 比较原型词语，变化后的词语中，保存的形式略去了意义，而保存的意义却略去了形式，它在形式和意义上取舍相反，有很强的典故性，接近于猜谜。所以虽然我们可以找到不少这类例证，但是大多使用不广，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时限性。用这种方法造成的词语，在结构上往往是残缺、无理的，只有通过复原并重新取舍才能正常理解它的语义结构。 　　

      六、非理仿词 仿词是用一个同类词素替换原词中的相应词素，构成一个新词，如仿“阔人”而作“窄人”之类。在修辞层面上构成的这类成分大多是临时性的成分，它影响汉语词汇的使用，而并未给汉语词汇增加新的成分。但是也有一些词是用这个方法造成的，比如把“空中小姐”缩略成“空姐”，后来仿造出了“空嫂”“空哥”。词语在仿造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其中词素义的重新理解，如“空姐”指飞机上的女服务员，其中的“姐”来自于“小姐”，对年轻女子的敬称。但是在仿造的时候，却把它理解为另一个意义“未婚年轻女子”，与已婚的中青年妇女称“嫂”、年轻男子称“哥”相对，仿造出了“空嫂”“空哥”。而“空嫂”同时还与“军嫂”有仿拟关系，但“空嫂”的“嫂”与“军嫂”的“嫂”不同，只宽泛地表示已婚并不指某类人的妻子。“空哥”的“哥”也不是同父母所生的年纪较大的男子，所以，尽管称谓中“哥”“嫂”相对，但“空嫂”与“空哥”大多只是同行或同事，并无婚恋关系。仿词的产生，与语言运用中的趋时心理有密切关系。有一段时间，北京流行“面的”，一时以“的”为基础的仿词十分兴隆：“摩的”“板的”“马的”等等；还出现了与“空姐”相应的仿词“的哥”“的姐”“的嫂”等等。这类仿词在伪造过程中，虽然对其中的语素意义作了重新认识，但是从整体结构上看，仿造是在比较严格的同类对应前提下进行的，所以仿造出的词在结构和意义的分析上看，是合乎常规词语结构的。 有些仿词的情况就很不同，大约是在仿造过程中对原词的认识只限于这个词的整体，只考虑它的整体对应性，所以其中的替换并未遵循同类替换的原则，使得新生的仿词在结构上与原词出现很大差别。如在台湾的方言中，仿“太保”而造的“太妹”，它的语义结构与“太保”就不一样，“妹”表示少年女子，“保”并无相对的少年男子的意思，但它被“妹”替换了。类似的词还有仿“酒吧”的“啤吧”“水吧”“茶吧”“果吧”，来自英语bar的“吧”原指小酒馆，在这些“吧”中，喝的不必是酒，也可以是茶水或饮料（其中“果”指的是果汁）；同时，另一类“吧”也出现了：“爵士吧”“迪吧”“书吧”“网吧”“话吧”等等，在提供饮料的同时，还有一项主要的服务，虽然在形式上还相似，但语义结构已不同于前一类“吧”。有时，因此造成了一些无法直接分析的词语，具有非理性。 旧时军人称“丘八”，这是把“兵”字拆分后形成的一个单纯词。但是，在后时的仿造中，人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合成词，造出了一些新形式： 那个粗壮汉子惊奇地问：“你们带这些本本做什么？”罗四维冷冷地说：“读书人不带书带什么？”有人笑问道：“你们是丘九？是学生哥？”林珊也笑着说：“我们是丘十，是教书的。”这两句惹得大伙笑起来，空气缓和得多了（李英敏《夜走红泥岭》）。 五四以后流行说“工农兵学商”，学排在兵之后，所以，仿“丘八”造出了一个“丘九”称学生，对话中又有人开玩笑把教师称为“丘十”。在重庆一带的方言中，还有一个也是来自“丘八”的仿词“丘二”，这个词目前在当地口语中，“二”已弱化，意思是雇工。但是，我们看到，在较早的四川作家作品中，都写作“丘二”： 早知道这样，我不该退了佃当丘二！（沙汀《催粮》） 我走什么运，还不是当跑腿的丘二吗？（马识途《京华夜谭》六） “丘二”来自于“丘八大爷”。过去当雇工与当兵在劳动强度、不稳定性以及社会地位方面有不少相似处，因此，军人称“丘八大爷”，雇工承“大爷”排行称“丘二”。还有一条跟“丘八”有关的仿词，1998年在成都市抚琴小区邻接青羊小区处有一家退伍军人开的“丘三川菜馆”，在店堂当门的屏风上有一首打油诗，说到店名的来由：“当兵当到头，丘八变丘三。”据四川大学中文系李佳同学调查（注：这是林丽同学提示的，谨致谢。），这是把“丘八退伍”解作“八减五为三”，因戏称“丘三”。 非理仿词在古代汉语中也有实例，如反问语气的“何”与陈述语气的“无”构成同义关系，像表示反问的“何知”就是“无知”、“何有”就是“无有”，所以，“何所”有它的同义形式“无所”，“无所”又产生了它的反义形式“有所”；“何以”有它的同义形式“无以”，“无以”又有它的反义形式“有以”。从结构上分析，“何所”表示“所……何”，是一个谓语前置的结构，“何”是一个谓词，而仿造的“无所”“有所”中的“无”和“有”就不能作这样的分析，通常把它们分析成动词，而把“所……”作为它们的宾语；“何以”是一个介宾结构，“何”作介词“以”的宾语，但是，“无以”“有以”中的“无”“有”无法作这样也分析，只有作整体理解，因为它们是在仿似中通过不对应替换进入这个词，从而构成了非理关系。 非理结构的词语，是历时变化的产物。从来源上说它们不是单语素词，但是却又具有整体特征，不能像一般合成词那样作结构分析。这些词语成为汉语词汇共时分析中的难点，论者每以“固定词语不可分析”而避而不谈。但是，科学的分析不应该回避研究中所面临的任何问题，在汉语词汇结构的分析研究中，应该对处在共时面中的所有的词汇成分作出处理。既然所有的汉语复合词都是通过“固化”形成的，而这些复合词大多可以分析，那么，对其中不易分析的成分弃而不论是不恰当的，需要深入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

     本文认为，从现代汉语词汇的共时平面上看，在汉语的合成词与单纯词之间还有一类由词汇历时变化造成的非理结构的词语，它们由合成词变化而来，却具有单纯词那样形义整体对应的特性，不能作语义结构分析，以往构词分析中无法适当处理的词汇成分，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别中。另外，本文认为一些单音词也含有合成因素，它们在词源分析中可以作结构上的溯源。这都是目前词汇研究中尚未受到重视的问题，希望本文的这些想法对汉语词汇的结构分析会有促进

（注：本文所讨论的部分现象，前人从修辞的角度作过讨论，它们的产生也确实与修辞有关。但是，我们认为，既然这些成分已经进入了汉语词汇，是汉语词汇大家庭中的一部分，其中有的还有较高的能产性，直接影响了汉语词汇，尤其是汉语常用词汇的面貌，因此从词汇的角度对它们作必要的研究，对它们的结构特征作出描写，在构词法中给它们适当的位置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1]　简明汉语史：上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515.
[2]　俞理明.词语缩略的界定及其理论诠释[J].四川大学学报，2002,(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矣加欠 　　＠②原字岁繁体加羽

【作者简介】:俞理明(1952-)，男，浙江宁波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从事汉语史研究。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64  

haizir

不知俞老师的这篇文章可不可以算是对李先生一文的一个补充。

胡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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