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白先勇小说研究综述

梦的轻波

来源：http://blog.netyi.net/user1/1161/archives/2005/1410.html

【摘要】    白先勇先生是台湾著名的小说家，以其《台北人》、《纽约客》等一系列小说闻名于世。他的作品一直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主要的对象。近年来，对其作品的研究更是百花齐放。从数量上来说，论文相当的可观；从广度上来说，角度非常繁多，涉及到语言、文学、心理、社会等等各个方面；从质量上来说，相当一部分论文挖掘的也很深刻。当然其中还是会有些小的遗憾和问题。本文就是通过对近十年关于白先勇小说研究的论文进行整理后所做的综述。

【关键词】  白先勇小说、乡愁、女性形象、比较研究、艺术特色、综述

    白先勇先生是台湾著名的小说家，以其《台北人》、《纽约客》等一系列小说闻名于世。他的作品一直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主要的对象。笔者通过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将众多的论文归纳成以下几个主要的部分：乡愁、女性形象、比较研究、艺术特色。当然不可能是面面俱到，但是也算是将近十年的研究的大概输理了遍。

一  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试析白先勇作品中的怀旧与乡愁情感》一文以白先勇的三部代表作品：《台北人》、《纽约客》、《孽子》为例，指出白的小说始终以“怀”和“愁”作为两条主线。愁既有“背负民族分裂的小乡愁”(1)，又有“背负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矛盾相冲突的大乡愁”(2)，尽管是“同情多于讽刺，理解多于批判，寻求解脱多余无奈的挽歌”(3)，但是作者还是给予这种“愁”相当高度的评价，即“艺术上高举爱国的旗帜”。(4)

    《论白先勇的文化乡愁──从〈台北人〉、〈纽约客〉谈起》一文则是更加丰富了白先勇的作品里“愁”的内涵，把它理解为小乡愁、大乡愁以及文化乡愁。文章指出，白先勇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乡愁，实际上包括小乡愁、大乡愁、文化乡愁三种类型，同时“这三种类型有层次之别”，即“小乡愁大抵指向家，大乡愁多半指向国，而文化乡愁更加侧重蕴盖广远的文化传统。三者之间不仅在景、物、情上存在着由小到大、由具体到概括这一逐步递进的序列，而且在境界上也存在着由微观到宏观、由具象到抽象这一逐步上升的层级，从而使他的小说创作意蕴丰富，色彩斑斓。”(5)

    日本学者山口守的见解也非常的独到。他首先确定了乡愁一词的基本定型，即“不仅指称乡愁这一精神状态,也包含作为精神疾患的思乡之情”。同时他还指出“无论是哪种意义,假使不具备归属意识就不可能产生乡愁”。(6)
    在这一基础上，他概括了空间和时间的两种乡愁。对于空间的乡愁他这样阐述：“然而这种场合的乡愁因其是空间的，即便无法解决，但倘是尝试逃脱倒也并非没有可供选择的途径。那就是和同处异乡而拥有与自己相同归属意识的同胞一起生活。……在归属意识可于日常生活层面加以确认的人际关系中寻求乡愁病的疗愈。(7)

    他把《台北人》这部讲述大陆出身者的故事的小说集概括为时间的乡愁，是“是生活于台湾的大陆出身者对于失去的时间的乡愁与悲哀的美学”。但是无论哪种乡愁，作者都点明了一个中心，那就是归属。作者紧扣着这一归属的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做乡愁的文章，所以最后在总结时说道：乡愁也罢，同一性也罢，或是归属意识也罢……是针对外界这一观念乃是内部思绪的表象一说的翻转。”(8)

    可以认为在近年的研究中，对于白先勇小说中乡愁的研究可以说比较深入了。而且研究也呈现出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局面。各个学者也分别用不同的乡愁符号来对作品加以阐释。从最初的“怀”到“愁”的过程，到对小乡愁、大乡愁、文化乡愁内涵的提出，再到日本学者通过时间与空间这两种哲学概念的角度的切入，已经把白的作品中的种种乡愁文化给阐述的淋漓尽致了。不过，缺点在于，对于乡愁的阐释集中在《台北人》《纽约客》等几个小说集中，并且是在宏观上对小说集进行了概括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提出的几个关于乡愁的概念也是非常宏观非常抽象的，这样就显得在个别小说的单独挖掘上力量还不足。

二  女性形象的研究

    近年来，专家学者们也没有放松对白先勇小说里女性形象的研究。白先勇小说里的女性形象比较多，应该说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但是也正是由于女性形象的众多，使得在研究上呈现纷乱的状况。有些女性形象被反复的进行研究，如玉卿嫂、尹雪艳等这些典型的形象。因此，在研究上显得材料过于集中，所以也很难有新的突破。大多研究还是围绕着白先勇的生活背景经历，笔下的女性的故事性格等展开的。

    如《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9)一文，通过对《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三位女性形象为例，略谈了白先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三段分析都深入有秩，详细的分析比较了三位性格迥然不同的女性。选择了三位典型作为材料，但是其他的女性形象却没有涉及到。更遗憾的是，尽管分析的十分详尽，但是概括性的内容却显得有些苍白。在对白先勇所创作的女性的整体形象上却分析的不够，或者说几乎没有看见。这也提醒其他的学者，在把握了微观的时候，也同时要在宏观上略下功夫，要进行全面的把握。

    《男性话语中的挣扎与反抗──略谈白先勇短篇小说的“魔性”女性形象》是篇角度比较新颖的文章。作者意在通过白先勇笔下三个带有“魔性”的女性形象，去发现附着其上的男性话语的痕迹。对于《玉卿嫂》作者这样阐述：“在传统的父权文化中，男性对于女性的控制首先来自于对于她性的控制，但是庆生所扮演的角色却是原本属于女性的。”(10)但是做为一个想成为真正的男性的庆生来说，这种“愿望终于使庆生把暗中的排拒转化为正面的反抗。”男性作家要在作品里表现：“女性为爱情而奉献、牺牲或者是发疯是常见的”。(11)

    而在《永远的尹雪艳》里，吴家阿婆对其红颜祸水的漫骂，正是“一种典型的男性话语”。“疯狂的追求爱、企图背叛传统与秩序抗争、将生命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些只是男性的特权……但是作家并没有提供任何女性真实存在的理由，他们除了在男性社会中的男性所指，和女性所指间游荡之外，别无他路。”(12)
    作者从白先勇的作品里挖掘出了女性形象背后的深刻内涵，指出女性形象依附于男性社会并在男性话语中挣扎的本质。这篇文章已经跳出了单纯的女性本身的形象问题，而是寻找其内在的原因，并且运用了当下比较新的话语研究，这些观点在研究白先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众多观点中是比较独特的。

三  与张爱玲的比较研究

    在众多关于白先勇和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中，最多的是他与张爱玲的比较。
    对这两位作家，文坛向来评论不一。张爱玲被称为“时代弃女”，而白先勇被称为“殡仪馆的化妆师”。夏志青先生把两位评论的无以复加。不过总体上来说，对两人的比较研究从近年来才开始，论文并不多。大多数的论述也是先比较两人在生活文化上的背景，从而进步阐述两人创作上的异同。在阐述两人的区别也大多强调了张爱玲生命意识以及白先勇的历史意识。

    如《张爱玲与白先勇之比较》(13)一文中，先是通过论述两人由于改朝换代所造成的内心伤痛，“投身创作使他们都超越了那种强大的可以折杀生命的悲剧感”，这种共同之处使得他们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但是由于命运的不尽相同“张爱玲更为注重在小说中突现她的悲剧生命意识”，而“白先勇则是着力铺展他的悲剧历史意识”。因而两人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所处地域和环境，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的关系，在创作上“张爱玲是倚在洋场窗口冷眼看世界的人，而白先勇则是徘徊在台湾海峡泪眼望故国念昔日”。这种视角的不同，使得他们的创作截然不同。

    《悲凉而绝望的歌──张爱玲、白先勇小说的生命悲剧意识浅论》(14)从悲剧这一角度论述了两人的共同点与区别。文章指出两人的小说“有非常相同的悲剧意识内涵，即作为异化的人，在被遗弃，被背离的境地中，不能重建自我完善的人格，而是人性的扭曲，人性裂度的加深，构筑出一种悲凉绝望，意味更浓的悲剧。”而他们的“生命悲剧意识完全源于二人相似的人生体验和所受传统文化的浸染及现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白先勇的生命悲剧意识在张爱玲之外有进一步的拓展，在他的《纽约客》里表现的最为明显。文章总结道：“从张爱玲到白先勇，表现了中国人从城市的旧世族家庭直接流落到全世界。如果张爱玲是于那个年代，回到记忆中追忆往昔的岁月，那么白先勇的记忆不仅仅是关于沪桂港台，而是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并且他“选择了本世纪中国的历史现实”，因而白先勇的生命悲剧意识有了更为鲜明的历史厚度。

    最后再如《浅析张爱玲与白先勇的生活与创作》等论文也是从这个角度做为切入的。(15)

    而近年在两人的比较方面有创新的文章是费勇先生的《叙述香港——张爱玲<第一炉香>、白先勇<香港—1960>、施叔青<愫细怨>》，(16)文章巧妙的以文人笔下的香港作为切入点，来论述非香港本土作家对香港性在文学中的诠释。是在众多的论文中比较引人注目的。

    张爱玲的《第一炉香》要比白先勇的《香港———1960》早写20年，同时他们也不是香港的本土作家。但是费先生指出他们“是否中国、是否台湾或香港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有意义的事实是：他们是用汉语写作的旅人，他们是曾经从香港走过的中国人（或华人？）”，这点就为之后的论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香港的解读是依附于这样一种普泛的悲剧”。而不同点在于，“张爱玲以日常中暂时的宁静、琐碎来暗示长久的离乱、喧嚣”，“ 以从容不迫的叙述,藉一个女子细致的日常经验来展现某种普遍的世间相”却“掩饰不了沁透骨髓的乱世迹象”。而白先勇六十年代居住在美国，“白先勇对香港的解读,显然是依附于一种强烈的中国意识之上的。他在关于香港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的是对中国的关切”。这便是时代以及更人的风格造成两位作家对同一题材内容不同创作的结果。

四  白先勇小说创作艺术

    白先勇小说的创作艺术也是近年学者谈的比较多的话题。既有对象征艺术的探究，也有对比喻艺术的探究，还有对其句法的探讨。可以说呈现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学者们把目光聚焦在不同的层面，用多角度多视角的方式来挖掘其小说中的过人艺术。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虽然论文比较多，但是在每个方面都表现出的是观点较为一致，没有在深度上挖掘的缺点。

    以下所列举的论文是从每个方面里挑选出来可作为代表的。观点比较有普遍意义。

   《却道天凉好个秋──谈白先勇小说的意境》从意境方面对其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行了阐述，大致的论述包括两个方面，即为早期和后期。认为其小说在早期“追求西方现代派的峭拔俊奇，沉迷于人的潜意识世界。”到了后期，他的作品渗透着“苍凉感、历史感、无常感”，这也成为他刻意追求的小说意境。并且通过含蓄、暗示、象征等艺术手法构成了一种独有的“苍凉落寞的情境”。(17)

    《鲜明可感，神采毕现———白先勇小说比喻艺术》较好的概括了其小说里的比喻艺术。文章把其比喻艺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喻色”，就是在比喻句中用色彩鲜明的词语渲染描绘，产生强烈的视觉美感；二即“喻动”，就是以动化静，为静态的本体选择动态的喻体，产生栩栩如生的动态美；三为“就境取喻”，喻体直接取自于小说的特定情境中，融情入景，动传神。”文章鲜明有序，材料详尽，是在同类文章里比较有特色的一篇。(18)

    关于白先勇小说句法的探讨并不多，徐学先生的《白先勇小说句法与现代性的汉文学语言》(19)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篇。“以少总多的长句，自然成对的语句声气节奏以及气韵生动的语句内在节奏构成了白先勇小说句法的现代气派和民族风格，突出地表现出白先勇小说的语言艺术对现代性汉文学语言建设的的贡献。”并且作者也为我们今后研究的研究方向做了个很好的建议，他说：“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其语言艺术的分析，大多结合小说题旨、人物塑造等方面展开，这些方面的论述推动了白先勇小说语言艺术的研究；但是也应该指出，结合汉文学语言内在规律和现代中文发展线索的更加细致入微的论述，在白先勇小说语言研究中还是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地。”我们的众多学者也应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向这一新的领地发展，才能在研究里达到新的境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论白先勇创作的文体特色》(20)一文较为全面的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其创作的艺术特点，作者分别从题材的怀旧性、叙述方式的多样化、结构的错落有秩和语言的简洁、冷静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是一篇有概括意义的文章。

    对白先勇的研究不仅在数量质量上呈现出可喜的现象，同时在学术界对其作品的研讨会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在研讨会上常常有新的更深入的观点出现。这里有几篇文章值得我们注意。

    《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综述》(21)一文便是整理记录了由汕头大学举办的于2000年11月23—24日在汕头市金海湾大酒店召开“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的详细过程。

    同时，《白先勇研究在大陆》(22)一文有极有的参考价值。此文概括了其小说在大陆研究状况的历史演变，从１９７９年大陆第一篇论及白先勇和他的小说的论文开始一直论述到２０００年的汕头研讨会，可以说是材料详实，对于研究者来说是篇极为有价值的文章。更值得一提的是，文章还详细论述了研究中的不足与缺陷，首先是带有“一定时期的历史色彩”，第二是“一些成果在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上显得狭隘和雷同”，三是“在白先勇小说世界所关涉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缺乏真正深入的、高水准的研究成果”，最后一点是“在白先勇研究领域，尚有一些研究区域有待开掘。”这些问题的提出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以后的研究铺好了道路。

    综上所述，在近十年来，对白先勇的小说研究一方面是呈现出大好的势头，另一方面论文中也存在着些问题和缺陷，因此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和研究，可以在这一领域上有更好的突破。


【参考资料】
1．《白先勇文集》花城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一版
2．《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璧合──白先勇小说创作概论》 天中学刊  1995    01   
3．《重温“最后的一抹繁华”旧梦——白先勇笔下的上海背景》华文文学  2001    03
4．《徘徊于此岸和彼岸之间——白先勇的宗教情绪对〈台北人〉的渗透》
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01   
5．《沧桑回眸的伤悼——白先勇“感伤”小说管窥》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1    04   
6．《重提白先勇的意义》文学自由谈  2001    01   
7．《中西合璧的艺术结晶——白先勇短篇小说艺术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10   
8．《直取历史沧桑的人生真味——论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语文学刊  2003    02   
9．《论白先勇小说中的“戏剧化”因素——试以〈台北人〉为例》华文文学  2003    02   

【注释】
(1)(2)(3)(4)《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试析白先勇作品中的怀旧与乡愁情感》彭燕彬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11月 第六期 第28页—31页
(5) 《论白先勇的文化乡愁──从<台北人>、<纽约客>谈起》 王宗法台湾研究集刊  2000年第三期  第93页—99页
(6)(7)(8)《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日本]山口守华文文学  2001年第一期 第50—55页
(9)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王甸成  郑玉铭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第17卷 第1页—5页
(10)(11)(12) 《男性话语中的挣扎与反抗──略谈白先勇短篇小说的“魔性”女性形象》邱春晖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四期  第50页—54页
(13)《张爱玲与白先勇之比较》吴芸茜 哈尔滨师专学报 1997年第三期 第97页—100页
(14) 《悲凉而绝望的歌──张爱玲、白先勇小说的生命悲剧意识浅论》王玲宁  高万年天中学刊  2001年6月 第三期 第49页—51页
(15) 《浅析张爱玲与白先勇的生活与创作》孙希娟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四期  第23页—25页
(16) 《叙述香港——张爱玲<第一炉香>、白先勇<香港—1960>、施叔青<愫细怨>》费勇华文文学 2001年2  第5页—10页
(17)《却道天凉好个秋──谈白先勇小说的意境》胡亭亭  王洪涛学术交流  1995年第六期  第93页—95页
(18) 《鲜明可感，神采毕现———白先勇小说比喻艺术》 王丽华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  第96页—99页
(19) 《白先勇小说句法与现代性的汉文学语言》徐学台湾研究集刊  2001年第二期  第10页—15页
(20) 《论白先勇创作的文体特色》王东庆  刘忠文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6月  第37页—38页
(21) 《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综述》汕头大学赵顺宏整理华文文学  2001 01   第138页
(22) 《白先勇研究在大陆》刘俊  华文文学  2001 01   第72页—77页

梦的轻波

八月的艳阳——白先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与白先勇的女性观
作者：北京电大　韩慧英  来源：http://www1.open.edu.cn/file_post/display/read.php?FileID=29528

引 言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白先勇小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个案，对其作品的研究已相当广泛深入，无论是对小说主题、创作技巧的研究，还是对有关小说的其他方面的探讨，都有研究者的力作问世。然而 , 对白先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我认为往往具体有余，统彻不够。白先勇是一个同性恋者，特殊的生活背景经历，使他有着不同的女性观。

　　白先勇说：“妇女是我挖不尽的宝藏。” [1] 他在小说里塑造了许多不同境遇，不同年龄的女性形象。如：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朱青（《一把青》）、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些风尘女子；华夫人（《秋思》）、钱夫人（《游园惊梦》）这些贵妇人；罗伯娘、顺恩嫂（《思旧赋》）玉卿嫂（《玉卿嫂》）这些杂役仆佣等等。这些女性形象会让白先勇有一种激奋，是白先勇某种生命原质凝聚成的形象。正如王玲玲、徐浮明在《白先勇传》中所说的那样：“白先勇把她们置于一个他需要仰视的地位，这既是一种赞美，却又是一种排斥和拒绝。她们的世界阳光太强烈，白先勇觉得自己难以走进这个世界。他一方面用自己的笔去赞美她们，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有一种情绪让他远离她们。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绪，这种情绪来自白先勇生命中的自然属性。他没有选择的权力，他只有坦诚地接受。 ”[2]

　　本文将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比作“八月的艳阳”试图说明八月的阳光既有温暖明艳的一面，又有会使人受到灼伤的一面。白先勇何以对这“阳光”既仰慕颂扬，又排斥揭露？对这一矛盾情怀的深入剖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白先勇的女性观。

一

　　（一）“明艳”丽人

　　白先勇的小说有对往日大陆生活的怀念，有对现实台湾人情的思考，也有对旅居海外生活的感悟。他将时间空间与细腻的情感巧妙而又自然地穿织成一条“悠悠的念珠” ,[3] 而这念珠能时时绽出明艳的光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白先勇善于用色彩勾勒血肉鲜活的女性人物形象。

　　在《谪仙记》中，白先勇用浓重的红色描绘了李彤“惊人”的美丽：“像一轮骤从海里跳出来的太阳，周身一道道的光芒都是扎得人眼睛发疼的。……李彤那天穿一袭飘满了枫叶的闪光缎子旗袍。那些枫叶全有巴掌大，红得像一团火焰一般。”李彤以后每次出场都如同火焰。“她穿了一身红云纱的晚礼服”，和周大庆旋飞于舞场；“李彤穿了一条紫红色的短裤子”，去马场赌马；她的疲惫也是红色的，“李彤半仰着面，头发差不多歪跌到肩上来了。她两手挂在扶手上，几根修长的手指好像脱了骨一般十分疲软的悬着，她那一袭绛红的长裙差不多拖跌到地上，在灯光下颜色陈旧，好像裹了一条旧绒线毯似的……”就连她的名字“李彤”也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但“火焰精灵”虽然火热 , 却不温暖。她的烈焰使人无法靠近。每一个想要接近她的人都惨败而归。她做了许多“疯狂”的事情。她的无可名状的痛苦和孤独感让她活得疲惫不堪。红色渲染了她的艳丽热烈，红色烘托了她的孤傲痛苦。曾经显赫的家世，随着太平轮的淹没而沦落，她原本热情、奔放、豪爽的性格变得扭曲，她用狂放、孤傲来 麻醉自己，舔舐自己流血的伤口，然而她终究无法与命运抗争，她注定要像一只飞蛾那样扑在红红的烈焰中燃灭自己，这样才能得以永远摆脱掉卑微和困顿。

　　在《永远的尹雪艳》中，白先勇用素白的色调来描绘尹雪艳的形象。尹雪艳曾是上海百乐门舞厅的高级舞女，到台湾后仍在她富丽堂皇的尹公馆中与国民党遗老俊少达官显贵们纠缠周旋。白先勇充分调动了白色调来雕刻尹雪艳高雅、冷艳、阴柔的性格特点。“她有一身雪白的肌肤”，“在台北仍旧穿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 “一径那么浅浅的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一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净扮得了不得。”而在给干爹做寿酒时她“着实装饰了一番，穿着一袭月白短袖织绵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脚上也是白缎子的软底绣花鞋……而耳上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就连她的名字“雪艳”也和这白色连在一起。在现代意识中，白色代表纯净、清爽；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多象征凄清、悲哀或丧葬。富丽的尹公馆就是当年百乐门舞厅的幻影，象征着那个已经逝去的金粉世界。这里的人们都活在对过去兴盛欢乐的回忆和今朝无可挽回的悲哀之中，而尹雪艳正着一袭白色，擎着走向深渊的灵幡，同时牵揽着那个旧世界的每根神经，走在幻灭的路上。白色，为一个行将就木的世界，泼写了一首挽歌，白色，为一个风姿绰约，冷艳神秘的女性祭奠了灵魂。

　　如果说白先勇擅用色彩点染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那么送给她们一个别致的首饰也是白先勇对这些女性的特别观照。

　　“ 红色 ” 的李彤喜欢的是一枚镶满了碎钻的蜘蛛发卡。“她那一头大卷蓬松的乌发，有三分之二掠过左额，堆泻到肩上来，左边平着耳际却插着一枚碎钻镶成的大蜘蛛，蜘蛛的四对足紧紧蟠在鬓发上，一个鼓圆的身子却高高飞翘起来。”李彤在狂舞时，“她发上那枚晶光四射的大蜘蛛衔住她的发尾横飞起来。”在她疲惫时，“插在她头发上那枚大蜘蛛，一圈银光十分生猛的伏在她的腮上。”自古至今，用蜘蛛作为饰品，都是奇特的。蜘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被写成古灵精怪的动物，在西方关于毒蜘蛛的故事往往会令人闻之变色。李彤发上那晶光透亮的大蜘蛛，正像是李彤生命的映照，它看上去华丽耀眼，其实却是地狱里的鬼火。白先勇是在用泪水抒写李彤的恣肆与喧嚣。白先勇的内心是寒冷的，笔端是残酷的，无论李彤怎样挣扎，最终都是要毁灭掉的。

　　白先勇在另一篇小说《玉卿嫂》中，表现出了对白色耳环的特别钟爱，而把它送给了玉卿嫂。为什么白先勇给一个俏丽的寡妇选择这样的饰物呢？白先勇回忆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时曾说过，有一年智姐回国，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人长的很俏，喜欢戴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的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戴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那便是玉卿嫂。那白色的耳环代表了一种对人类情欲的蛊惑，然而在凛凛的白光中也腾起了一丝寒意，玉卿嫂在至爱至美至狂的巅峰最终跌落到死亡的深渊。

　　（二）“魔鬼”丽人

　　白先勇笔下的女人往往都具有“魔性”，这“魔性”就像她们人生悲剧中的黑色音符，伴着她们生命的乐章不和谐地跳跃，然后，把她们的悲剧命运推向高潮。

　　在白先勇笔下，尹雪艳是一个“有她自己的旋律”“有她自己的拍子”的女人。她有着双重面目。一面是迷人，迷男人也迷女人。她的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而另一面是“煞人”。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为了积累财富得到尹雪艳，不惜犯下官商勾结的重罪，结果下狱毙命。炙手可热的洪处长“休掉前妻，抛弃了三个儿女”，把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最终却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幸存的吴经理，则成了眼圈溃烂，双腿蹒跚，行将就木之人。而台北新兴实业巨子徐壮图见了尹雪艳，便神魂颠倒，最后只落了个家败人亡的结局。显然，在尹雪艳美丽天使的外衣里面，隐藏的是魔鬼的真面目。尹雪艳在扰乱人间，但她却永远用她的冷艳，以她一径浅浅地吟笑着，“站在一旁”，“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尹雪艳似乎象征一种神奇的、超时间的破坏力。“白先勇在形容尹雪艳时一再取用与巫术、庙宇有关的字汇与意象语，以暗示她的‘超自然性'。” [4] 她的魔力毁灭别人也毁灭自己。

　　中国女评论家黄梅曾说过：“每个善良温顺的女主人公都直接间接地拖着一条疯狂的影子。” [5] 白先勇笔下的玉卿嫂就是这样的女人。玉卿嫂刚出场时是一个“好标致、好爽净”的女人，“她一径都是温温柔柔的，不多言不多语。……从来没有看见她去找人拉是扯非。”男佣人想对她非礼，她便让其吃了苦头。还严辞拒绝了坛子叔叔的求婚，使众人对她“存几份敬畏”。表面的玉卿嫂实在是个循规蹈矩的寡妇，而暗地里她却疯狂地爱着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庆生，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玉卿嫂宁愿为爱弃节，为爱作鬼。罪恶感让她爱得更狠更烈，她总是“一径狠狠地管住庆生，好象恨不得拿条绳子把他牢牢栓在裤腰带上，一举一动，她总要牢牢的盯着。”她像魔鬼一样要完全占有庆生。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性爱描写：

  

“玉卿嫂和庆生都卧在床头上，玉卿嫂只穿一件小襟，她的发髻开了，一大绺乌黑的头发跌到胸口上，她仰靠在床头，紧箍着庆生的颈子，庆生赤了上身……她的眼睛半睁着，炯炯发光，嘴巴微微张开，喃喃讷讷说些模糊不清的话。忽然玉卿嫂像发了疯一样，一口咬在庆生的肩膀上来回的撕扯着，一头的长发都跳动起来了。 她的手活像两只鹰爪抠在庆生青白的背上，深深掐了进去一样。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又仰起头，两只手抓住了庆生的头发，把庆生的头用力揿到她胸上，好像恨不得要将庆生的头塞进她的心口里去似的……庆生如同一只受了伤的小兔子，瘫痪在地上，四条细腿直打战……当玉卿嫂再次一口咬在他肩上的时候……嘴角上染了一抹血痕……”

　　这里作者用了鹰和兔子来比喻玉卿嫂和庆生，玉卿嫂一连串的动作是“咬”、“撕扯”、“抠”、“掐”、“揪”、“揿”、“塞”，而庆生只有“颤抖”、“打战”、“挣扎”，作者从“孩子视角”写出了这一幕并说出了心中的恐惧：“玉卿嫂的样子好怕人”。在使庆生回到自己身边来的一切努力失败后，她便狂暴地手刃庆生，然后自杀。

　　白先勇让玉卿嫂走入了一个阳光明艳的世界。然而这强烈的阳光却把自己逼进了阴影。玉卿嫂的美丽痴情让白先勇欣赏，而她的魔鬼般的情欲又令他望而生畏。

　　这样具有“魔性”的女人在白先勇的短篇小说中还有许多，如在《寂寞的十七岁》中，在教室里就敢对杨云峰进行侵犯的唐爱丽，杨云峰只感到她“两眼闪闪发光，怕人得很。”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下女喜妹，常常撩拨挑逗性地攻击男佣人。在白先勇笔下，具有“魔性”的女人一方面是诱惑男性，压制男性，毁灭男性的，一方面这“魔性”也给她们带来了生命的悲剧。

　　（三）“母性”丽人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许多女主人公身上都显示出了女性的温柔、恬静、善良，如同母爱。在白先勇的成长过程中，母亲马佩璋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白先勇原本就是一个情感细腻、敏感多思的青年，他的几乎所有温馨的记忆都是和母亲联结在一起的，无论是平日母亲对他的呵护，还是湘桂撤退时母亲为全家操劳的艰辛；无论是母亲年轻时勇闯战场封锁线的惊险传奇，还是母亲晚年对病魔的不屈抗争，都使母亲在白先勇的心目中，既美丽慈祥，又柔中有刚，母亲的为人和对白先勇的关爱，使白先勇在对世界建立起自己的最初认识的时候，就与‘母亲'这一神圣的名称联结在一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与‘母亲'相关的一切内容构成了白先勇情感世界和精神生活的基石和主要组成。” [6] 母爱在白先勇的心中是神圣的，宽厚伟大的，因而是永生的。于是白先勇将那一份难忘的母爱融会在他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

　　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虽是一个在风月中打了几十年滚儿的女人，但看到小舞女朱凤被人看不起时，就教给她如何应酬客人，使朱凤得以立足。朱凤被骗怀孕，金大班便建议她做掉孩子，但当她发现朱凤真的爱上了“那个小王八”后，她明白了，舞女这口饭朱凤是吃不得的。她便将无名指上一只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摘下来掷给朱凤，“值得五百美金，够你和你肚子里的小孽种过个一年半载了，生了下来，你竟也不必回到这种地方来，这口饭，不是你吃得下的。”金大班给了朱凤所能的一切帮助，虽然在“孽海里东飘西荡，一蹉跎便是二十年，”她的情感已经磨得钝而又钝，但是与朱凤共同的经历让她身上的“母性”复活了，她将自己卖皮肉换来的戒指给了朱凤，同时也以她自己的方式给予了朱凤母亲般的理解、体量与包容，显示了作家对“母性永恒伟大”的理解认识。

　　玉卿嫂对庆生的关爱更体现出了母性的温柔。庆生小了玉卿嫂十几岁，得了严重的痨病而孤苦无依。玉卿嫂对他的关爱恰似母亲。主人逢年过节给的赏钱，她一分也不花都存进小皮箱，平时还给人绣鞋面织毛线攒钱。这些钱都定期贴补给庆生；太太熬药时剩下的人参渣子她都要攒起来给庆生带去。庆生在小巷中的屋子被她收拾得一尘不染。她“一进门就拖着庆生……睡得好不好？晚上醒几次？还出虚汗没有？天亮咳得厉害不厉害？……怎么不买斤猪肝来炖炖？菠菜能补血，花生牛肺肠最润肺。”“一切芝麻绿豆大小的事情，她总要亲自动手。”与庆生在一起就是她人生的最美享受。她既是情人，又是母亲。这时的玉卿嫂会让人触摸到母性的宽厚、善良、温柔。

　　其他如《孤恋花》中“大班”对小酒女娟娟无微不至的关怀；《花桥荣记》中老板娘对卢先生的照顾；《上摩天楼去》姐姐玫伦对妹妹玫宝的关爱都透着“母性”的温厚。这“母性”滋生于这些女性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中，她伴着一种满足，一种寄托，也伴着一种缺憾，一种悲哀。

二

　　八月的艳阳，朗朗耀眼：她们有妩媚迷人的外貌，聪慧的头脑，贤淑的性格，甚至温厚的“母性”。

　　八月的艳阳，灼灼炎酷：她们丑陋肮脏，暴戾乖张，阴鸷疯狂。

　　白先勇对这些女性一面仰慕颂扬，一面又排斥揭露。何以产生这种矛盾的态度？若进一步分析这种矛盾态度产生的原因，对我们认识作家的女性观有着积极的作用。

　　通过对白先勇人生经历和主要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的分析可以找到产生这种矛盾态度的原因。

　　（一）一段被“隔离”的经验和与众不同的感情取向

　　“白先勇在追忆自己的身世时总喜欢说自己‘生于忧患'，这不是没道理。一九三七年，他出生在广西桂林，在他出生前四天，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血与火交织的动乱时期。战争对于一个民族的影响无疑巨大而又无所不在，幼年的白先勇也同样没能逃出战争阴影的笼罩，小小年纪便跟着母亲和家人一起躲空袭，跑警报。一九四四年，白先勇全家又在母亲的带领下，随着湘桂大撤退的人流，开始辗转于西南中国险峻的千山万水之间，向着战时的陪都重庆逃难。” [7] 到重庆安顿下来后，他患上了当时谈之色变的“童子痨”，小先勇被隔离起来。少年时代原该是充满甜蜜欢笑的时代，然而白先勇却因身患重疾而活动空间缩小到了最低限度。在谈到这段经历时，白先勇说：“家人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因为肺病是传染病，那时候人们对肺病十分恐惧，不敢接近患这种病的人。因此，当时我觉得被别人遗弃了。从那时起，我对人特别敏感，自己的性格也因此而变得内向。我的童年——其实可以说我并没有跟其他小孩子一样的童年——就在上海郊区一个偌大的院子里度过，整日与花草和小动物为伍，平日总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日子。看见院子里的梧桐树落叶，竟会兀自悲起秋来，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呢！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有点滑稽！但无论无何，我那时候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8] 强烈的孤独感和寂寞感渐渐使白先勇变得内向敏感起来。他将以前对外界浓烈的兴趣转入对自我的无声体察中去，他强烈地渴望感情，却难以得到，他的心灵有了无法弥补的伤痕。在对情感的强烈渴求和对自我内心的体察中白先勇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沿着自恋的途径找到了他爱的对象。” [9] 长大成人的白先勇意识到，他成了同性恋。“虽然自我清醒认识的那一刻曾使白先勇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感到过震惊，但当他的内心世界一旦平衡下来，他在道德上一旦使自己获得解放，最根本的，是他一旦在内心树立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并没有任何不合理的信念，他对于外界的种种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世俗偏见也就不打算屈服和妥协。对传统的世俗道德观念的根本怀疑和对自己同性恋形态的生存合理性的坚定信心，则更使他有充分的理由要对强大的传统道德观念进行不屈的抗争。‘反抗'对这时的白先勇来说，除了具有这一词语通常的涵义外，还有着特殊而有鲜明的蕴含：那就是以维持‘为人的基本尊严'为出发点，对自己同性恋事实的基本肯定和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自觉背叛。” [10] 白先勇并没有束上心灵的枷锁，他以自己的情感倾向和道德观念丰富他笔下的人物。所以他笔下的女性才会有与传统淑女迥然不同的李彤，也有违反当时道德观念的玉卿嫂，但同时白先勇并没有让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亲起来，而是只能“远远观望”她们各自具有不同的“魔性”，让人无法靠近。这无疑是白先勇与众不同的情感取向使然。

　　（二）大陆、台湾、美国人事的变迁和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

　　台湾有评论者这样评价白先勇的小说：“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世纪末，从中国内地、台湾、美国，书写的场域联系着白先勇一生。” [11] 白先勇从大陆迁台湾，又从台湾赴美国，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文化思想也随之不断转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如何处理二者关系是白先勇和许多知识分子都关注的一个焦点。白先勇自幼对中国古典诗词歌赋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特别是他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喜爱，铸成了他做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作家的悲剧艺术的灵魂。而西方文明也强烈震撼着他，以丰富的营养滋育着他。

　　跟随父辈退居台湾这一事实，给白先勇的生活和心理划开了一条历史的鸿沟。在新的历史面前，过去的一切都如东流之水。白先勇曾经说过：“大陆上的历史功过，我们（白先勇及其同辈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尚在童年，而大陆失败的悲剧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兄辈共同担当。事实上我们父兄辈在大陆建立的那个旧世界早已瓦解崩溃了，我们跟那个早已消失只存在记忆和传说中的旧世界已无法认同。” [12] 历史要求白先勇与他的同辈们要开创一片新的历史领域尤其是精神堡垒，可前途茫茫无际，又没有导航的思想去引领，白先勇不免徘徊痛苦，余光中曾把白先勇誉为“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认为白先勇的作品“最具‘历史感'，他笔下的人物，无论在台北或纽约，都与根之所托，梦之所寄的大陆不能分割，他是不折不扣的一位中国作家。” [13] 白先勇本人也说：“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史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的认识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家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 [14]

　　白先勇的心头萦绕着抹不去的忧愁。他将自己的忧患意识倾注到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身上，这些女性都身处强者的血盆之口，被社会无情地摧残吞噬，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李彤、尹雪艳、玉卿嫂等的命运正是一个时代的弱者的悲歌。

　　白先勇的女性观是带着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影子的双重影响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的思想感情是“西方现代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15] 一方面白先勇认为女性应该具有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温柔、贤德，另一方面他认为女性的行为并不一定要循着传统的路线，而应该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力。但面对西方文明不肯完全认同的他，却也在踯躅徘徊，排拒着这类女性。而且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看女性的角度会更中立一些，更能从人性需要出发来观照她们。所以，对女性的不幸遭遇，他便怀了一颗悲悯的心。于是，通过白先勇笔下美丽聪慧，兼聚“魔力”与“母性”于一身的女性人物形象，我们看到了作家既怀念中国古典淑女温文娴雅闺秀气质，又被西方女性自尊坚强独立的魅力所吸引。但在二者之间，他无法选择，徘徊不定，于是他只好带着这种矛盾的女性观，以他独特的情感取向为视角创作出一个个矛盾而悲伤的人物，用小说中典型的女性形象折射出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痛，折射出历史的兴衰和人世的沧桑。

　　白先勇小说中五彩斑斓，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既如八月的艳阳放射着聪慧、贤淑、亮丽的光芒，亦如八月的艳阳投射出刺目的万道利箭，穿透了一切可伤亡之的，于是白先勇带着他矛盾的女性观，坚守在一个可以遮阳蔽日的地方，挥洒笔墨来抒写他心中的赞美与伤痛，聊以释放他悠悠的经历，涓涓的才思，茫茫的情怀。

　　注释

　　[1]白先勇《游园惊梦》，台湾远景公司， 1982 年版。

　　[2]王玲玲 徐浮明《白先勇传》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 219 页。

　　[3]夏至中《白先勇短篇小说选·序》，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4]白先勇《台北人》，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219 页。

　　[5] 黄梅《阁楼上疯女人》，《读书》， 1987 年 10 月号。

　　[6] 刘俊《悲悯情怀》，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59 至 160 页。

　　[7] 刘俊《悲悯情怀》，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11 页至 112 页。

　　[8] 蔡克捷《访问白先勇》，《第六只手指》，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543 页。

　　[9] 转摘自刘俊《悲悯情怀》，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10] 刘俊《悲悯情怀》，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17 至 118 页。

　　[11] 《台北人白先勇》，《白先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年，卷四，第 580 页。

　　[12] 白先勇《第六只手指》，华汉文化事业公司， 1988 年版。

　　[13] 《归来的台北人——白先勇访问记》，《白先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年，卷四，第 446 页。

　　[14] 白先勇《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白先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年，卷四，第 254 至 255 页。

　　[15] 转摘自袁良骏《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第 1 版，第 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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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评语：
        这篇论文写作的思路非常清晰。作者从作品的读解和发现出发，选取白先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来做文章 , 这就避免了面面俱到 , 求大求全。作者对白先勇笔下女性形象的分析是十分精彩的 , 充分体现了一位女性作者感觉的细腻 , 她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些女性形象和传统女性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文本呈现上的反映 , 这为下文的社会学分析做好了准备。在论文的第二部分 , 作者知人论世 , 从两个角度分析了这些女性形象产生的深层原因 , 为作品找到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使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凸现出来 , 通过深度分析 , 作品意义得到深华。整个论文紧凑完整，语言表达准确到位、细致委婉。
       稍显不足的是论文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逻辑上还是有些不够紧密 , 第二部分的表述还可以再充实些 , 和第一部分扣得再紧一些 , 当然 , 这只是从一个读者角度提出的不一定合理的建议。   俞超（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讲师）

终审意见：

       正如北京电大韩慧英同学自己在论文的引言中所说的，对白先勇作品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问世的力作很多，无论再从什么角度进行研究都有一定的难度。本文作者以“八月的艳阳”为新的切入点，以此证明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既有温暖、明艳的一面，又会使人受到灼伤，是一个取巧而聪明的好方法。
　　但是，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以“明艳丽人”、“魔鬼丽人”、“母性丽人”来划分，单独看很精彩，然而放在一起，却给人以“人格分裂”的强调，反倒削减了每个形象的丰富性，这似乎还可以再商榷。
　　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作家的女性观，也势在必行，水到渠成，但二者间又仿佛有割裂现象的存在，未能融为一体，因此，文章的标题取得很好，既形象又准确，但副标题就显出了自身的缺陷，既别扭又与文章内容有距离，有些名不符实，应改为“白先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白先勇的女性观”，分为独立的两个部分更符合文章的实际。此外，无论是行文、格式和风格，前后两个部分都缺乏统一。

虎子

作者：刘俊  主题类号：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文献号 】1-565
【原文出处】《华文文学》
【原刊地名】汕头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72～77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0
【 作 者 】刘俊
【作者简介】刘俊　南京大学中文系
【 正 文 】
作为最早被介绍到大陆的台湾作家，白先勇被大陆的文学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几乎与他被“引进”大陆相同步。从1979年到现在，21年来，白先勇一直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着力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21年里，大陆召开过一次“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出版的有关白先勇研究的专著有2部，公开刊登的有关白先勇研究的论文有94篇，至少在9种大陆出版的有关台湾或海外华文学的文文学史中有专章或专节介绍白先勇，大陆媒体发表的白先勇的“自述”有3篇，对白先勇的“访谈”则有6篇。

在所有这些与“白先勇研究”相关的文字中，最能反映大陆白先勇研究的学术状况的，是2部专著、已经刊登的94篇论文以及在“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上所提交的10篇论文（注：在这次大会上，有许多代表的发言尚未整理成文章。）——文学史中专章专节对白先勇的涉及，由于文学史本身的要求，基本上只能限于生平介绍和作品分析的层面，而白先勇的“自述”和对他的“访谈”，则可归于“资料”一类——因此，本文对21年来大陆白先勇研究的回顾与分析，就主要是以这2部专著和104篇论文为评说对象。

研究状况的历史演进

大陆第一篇论及白先勇及其创作的文字，是发表在1979年12月广州《作品》杂志上的一篇《答读者问——关于白先勇的小说〈思旧赋〉》（注：事实上在此之前，在一些介绍台湾文学的文字中对白先勇已有所提及。如《台湾小说选·编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介绍三位台湾作家》（《出版工作》，1979年第10期）等。）。在严格意义上讲，这还很难说是一篇研究白先勇的学术论文，它只是对白先勇的小说《思旧赋》进行了一些创作背景的介绍和对作品本身进行了一些分析。然而，它的出现却昭示着大陆白先勇研究的开始以及这一研究初始时的形态：是以对白先勇的身世介绍和作品分析为发端的。

与大陆整体的台湾文学研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沉陷在作品介绍和简单赏析的状态相比，大陆的白先勇研究显然是较早摆脱这种境况的一个领域。从80年代早期开始，一些深具学术性的白先勇研究论文就已出现，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封祖盛的《论白先勇的小说》（《当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一辑，1980）；王晋民的《白先勇小说选·前言》（《白先勇小说选》，1980，9）、《论白先勇的创作特色》（《中山大学学报》，1981，1）；晓立的《白先勇短篇小说的认识价值》（《读书》，1981，7）、《夕阳残照、断壁颓垣——评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二辑，1982，6）；陆士清的《白先勇的小说技巧》（《白先勇短篇小说选》，1982，12）等。这些文章在对白先勇进行不可或缺的生平介绍和作品分析的同时，还深入地剖析了白先勇小说创作的特色（现实主义态度、感伤主义色彩、细腻含蓄深沉优雅的风格）；探讨了白先勇小说的认识价值（为与外界隔绝了几十年的大陆读者提供了“一群其他作家很少表现的人物，很少触及的生活方面”，“细致入微地再现了被驱逐出历史舞台的那整个‘上流社会’的、有如秋风扫落叶的衰败下场”）；解读出白先勇小说贯穿着的苦闷压抑的绝望感（反映了作者自己所属的阶层对于沉沦的惶恐，以及对这个阶层业已面临绝境的认识）；归纳出白先勇小说的技巧特质（善于刻划人物——特别是女性形象、结构精巧、描写细腻、意识流手法、语言个性化）。应当说，这些文章都在相当程度上对白先勇小说的基本特性进行了挖掘，反映出了当时白先勇研究的学术水准。

在随后出现的有关白先勇的研究文章中，一方面，研究的视域逐渐扩大，另一方面，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从总体上看，80年代大陆白先勇研究的兴趣侧重和关注焦点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为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总体艺术特征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如陈青的《论白先勇小说心理描写的艺术特色》一文，提出白先勇的人物心理描写艺术并不单纯源自西方，而是“熔中、西技法于一炉”；叶公觉的《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风格》则把白先勇短篇小说的风格概括为“沉郁凄凉”；朱学群的《试论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识》从主题、情调、结构、形象等方面对白先勇小说中所体现出的悲剧意识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认为灵肉冲突、情理分离是其悲剧主题，宿命论的神秘色彩和历史虚无主义是其悲剧情调，悲剧冲突的内向化使白先勇在结构上注重“意识流程”，而塑造刚美的人物形象则是其通过人物来显示悲剧力量的手段；易明善的《略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语言描写艺术》从语言的角度对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描写形态进行了描述，认为“从口语中精心选择提炼，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创造了一种明白晓畅、色彩鲜明的文学语言”、“把我国传统文学语言中有生命力的成分，融化在经过选择提炼富于表现力的口语中，从而显示了他的小说语言的民族风格”、“人物语言个性化”、“语言具有绘画美”是白先勇小说语言描写艺术的特色；徐杰的《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抒情特色》则提出“抒情性”是白先勇小说“独具魅力的具体表现”；党鸿枢的《略论白先勇的美学观》认为“现实主义的创造原则”是白先勇美学思想的“中心支撑点”，在此基础上，空寂感和虚幻感、沧桑感和失落感构成了白先勇美学思想的有机内容，而“多元性”则是白先勇美学观的“特殊性质”；袁良骏的《一个旧时代的挽歌：论白先勇小说的悲剧艺术》通过对白先勇作品和作品中悲剧形象的分析，认为白先勇通过自己的作品“唱出的是一个旧时代的挽歌”。这些文章分别涉及了白先勇小说中的心理描写、风格特征、悲剧意识、语言艺术、抒情特色、美学观、悲剧艺术等领域，相对于在此之前的白先勇研究，这些成果无疑是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白先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这一阶段白先勇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众多论文不约而同地对白先勇小说中的重要篇目进行了更深、更细、更具体的挖掘，如阙丰龄的《〈台北人〉艺术构思散论》归纳出了《台北人》在构思布局上的五种形式：对比式、归类式、类比式、对话式、纵横相映式；常征的《论〈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兆丽的性格》则对“金大班”的复杂性格进行了分析，认为她的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它的复杂不仅仅是正反两面、好坏之分，而是多种性格因素的交叉。她是一个集众多矛盾于一身的人物”；陆士清的《白先勇〈游园惊梦〉的艺术追求》通过对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与中外文学关系的追溯，指出这篇小说艺术追求的成功之处在于“融传统于现代”；王晋民的《一部多层面的小说〈孽子〉》则从“《孽子》与《台北人》比较”、“《孽子》与台湾的社会现实”、“《孽子》不能被视为是现代派作品”、“《孽子》中傅老爷子这个人物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孽子》的结局”等角度对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进行了多层面的阐释。这些文章，均以对白先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品、重要人物进行深度分析见长。它们的出现，是对白先勇研究在一些具体的“点”上的突进。

在这一时期到90年代前的白先勇研究论文中，有这样几篇论文值得特别一提，它们是：应红的《从〈现代文学〉看台湾的现代派小说》、林青的《小说〈游园惊梦〉与同名话剧比较分析：兼谈昆曲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殷国明的《一个世界性主题：种族的困惑：兼从比较的角度评论白先勇的〈纽约客〉》。应红的文章，不是对白先勇的单个作家研究，而是从《现代文学》这个杂志来分析台湾6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特点，文章把《现代文学》发表的小说，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从内容到形式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完全的模仿；一类是在形式与技巧的运用上可称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但就实质而言，还是倾向于西方现代派的；第三类是借鉴现代派技巧，表现中国社会问题的作品”，而白先勇是第三类的代表。这篇文章的突出处，在于把白先勇置于整个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大背景和《现代文学》作家群中来考察，以突显出白先勇小说创作的特色。林青的文章是通过对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从小说到话剧的文体变化来解读这中间所透露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同与异——而传统戏曲，特别是昆曲对白先勇创作《游园惊梦》既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那对这种影响如何既在小说又在话剧中留下投影，也就成为这篇文章题中应有之意。这篇文章的独特处在于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的领域，就是在白先勇的小说向其他艺术样式转化的过程中，其间有何成败得失，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学术课题。殷国明的文章则从比较的角度，从白先勇的《纽约客》中看出了一个“世界性主题：种族的困惑”。文章通过对白先勇《纽约客》的分析，认为白先勇的《纽约客》和美国犹太文学、黑人文学有着类似的主题——那就是由种族的处境所导致的种族的困惑，而“所谓种族的困惑，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人生的困惑”。从种族的角度在更广的范围内来解读白先勇的作品，这篇文章是一个可贵的尝试。

进入90年代，大陆的白先勇研究有了新的收获：除了有两本研究白先勇的专著问世之外，在单篇论文中，对白先勇的研究也有所深化和突破。1991年8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袁良骏撰写的大陆第一部有关白先勇研究的专著《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以专题论述的方式，对白先勇小说世界中所体现出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阐释，全书共分十一章，《导论》名为“一个旧时代的挽歌”，对白先勇小说的悲剧倾向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他十章则分别探讨了“白先勇的创作道路”、“白先勇小说的传统特色”、“白先勇与《红楼梦》”、“白先勇小说的现代特色”、“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白先勇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白先勇小说的艺术魅力”、“白先勇小说的语言风格美”、“《孽子》研究”、“白先勇与鲁迅”、“白先勇的文化思想”等方面。这本专著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以论题为切入口，贯穿起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整个历史和重要方面的相当全面、系统的认识。它的出现，表明大陆的白先勇研究开始从零散的分论进入系统的整合、从单向的探讨转为全面的论述。

2000年4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由笔者撰写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这是到目前为止大陆出版的第二本关于白先勇研究的专著。因为涉及到笔者本人，所以在这里不予置评。

90年代大陆白先勇研究的论文在延续、深化着以前的“悲剧意识”、“《孽子》研究”、“女性形象”、“语言艺术”等论题的同时又有所拓展，这种拓展主要表现在对白先勇与《红楼梦》的关系、白先勇小说的“女性倾向”、白先勇小说中的意象等方面的探讨。袁良骏的《白先勇与〈红楼梦〉三题》从“白先勇对《红楼梦》的评论”、“白先勇对《红楼梦》的学习与借鉴”、“白先勇对《红楼梦》的弘扬和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白先勇的创作与《红楼梦》之间的密切关系；李夏的《论白先勇小说的“女性文学”倾向》则通过对白先勇小说的分析，对白先勇小说中透逸出的“女性气质”进行了别具匠心的阐释。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白先勇研究成果中，这样几篇论文应当被提到：吴俊的《生命的悲剧意识——白先勇小说意蕴管窥》、吴福辉的《背负历史记忆而流离的中国人——白先勇小说新论》、陈思和的《“同志”，你好进步！——试论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同性恋描写之一（意象一：“野凤凰”——来自白先勇的〈孽子〉）》。吴俊的论文以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在他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中对“苦难——这是生命悲剧意识的根源”的论述为出发点，指称白先勇在他的作品中“始终都在表现着他对于人生和命运的悲剧性感受和思考”，并且“这种悲剧性的感觉和思考已经摆脱了它们原先可能有的纯粹的个人经验色彩，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价值。这也就是白先勇小说中‘生命的悲剧意识’”。吴福辉的论文则把白先勇“放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这样的大范畴内”，从“放逐”的角度对白先勇的小说世界进行全新的认识，指出“历史的回忆，是白先勇小说的‘肉身’，以现代主义的思想体味中国人世纪性的精神放逐，以及这种精神的悲剧美，则是他小说的‘灵魂’”。与吴俊和吴福辉的论文专论白先勇相比，陈思和的论文是对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同性恋描写的全面考察，在这种考察中，白先勇的《孽子》成为一个重要对象。与其他论述白先勇《孽子》的论文不同，陈思和的文章从对“龙”、“凤”、“凰”三字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溯源入手，认为在“龙－凤”结构中，龙为雄，凤为雌，而在“凤－凰”结构中，凤又成了雄，凰则为雌，这样，“凤的意象本身包含了雌雄合一的性别标记”，作者由此指出在《孽子》中，除了几个主要人物之外，“从整体性的象征意义上看，似乎还有一个既贯穿始终却又没有公开露面的角色更为重要，那就是被称为‘野凤凰’的阿凤”，而小说中的李青就成了已死去了的“阿凤的灵魂的现实替身”，“李青的痛苦与矛盾，都是为了展露阿凤所象征的同性恋文化的悲剧内涵”。并且，陈思和还从小说中王夔龙与阿凤的同性恋关系所体现出的龙／凤结构中，看出了一种“占有”与“被占有”的不平等。应当说，从“龙”、“凤”、“凰”的角度对《孽子》进行解读，确实读出了新意，深化了对《孽子》的认识。

2000年11月在汕头大学召开的“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可以说是大陆白先勇研究界在本世纪就白先勇研究所作的最后一次密集“发言”。从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所提交的论文看，无论是在研究论题的开拓还是在研究深度的挖掘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在这些论文中，陆士清的《白先勇与上海》探讨的是作家与城市的关系——上海是如何留存在白先勇的记忆中并融化成他创作中的想像的；黄万华的《海外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则对白先勇在海外既容纳现代又坚守传统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朱双一的《白先勇与延续于台湾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关注的是白先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徐学的《白先勇小说的长句艺术》剖析的是白先勇小说语言中的长句特征及其艺术特质。这次会议中的这些论文，显示了大陆白先勇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大陆白先勇研究在本世纪的最后收获。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大陆的白先勇研究在21年的时间里，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从上面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历史回顾中，不难发现这一事实。然而，反思二十一年来的白先勇研究，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总体上看，这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在早期的白先勇研究中，由于学术环境的逼仄和旧有思维惯性的作用，使得研究者对白先勇及其小说创作的认识时见准意识形态的色彩，如在对白先勇的小说进行总体肯定的同时，却又认为白先勇“看不清历史前进的步伐，而只是目光专注地凝视着没落阶级的衰败灭亡的历程”——而这个阶级也是“他所属的”；他的小说题材，也被概括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写台湾的现实生活，特别着力于反映从大陆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依附者的没落生活。二是反映从台湾到美国去的中国知识分子醉生梦死，前途茫茫的精神面貌”。对白先勇及其小说创作的这样一些概括和判定，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有局限的——带有浓重的那个历史时期的色彩。

(2)一些研究成果在思路和视野上，显得有些狭隘和雷同。在对白先勇的小说进行分析的时候，许多文章都谈到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现代派技巧”、“感伤情调”、“怀旧思绪”、“放逐主题”、“灵肉之争”、“今昔对比”，这些当然都在某一方面、层面涉及到了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但不同作者的文章总在这些相同或相近的方面打转，而又不能在角度和深度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就终究给人以不满足之感。事实上除了对白先勇小说的这些特征进行概括、分析（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之外，理应还可以对他的小说世界进行更深、更广、更细的挖掘、开拓和剖析，也就是说，在白先勇的艺术世界里，可以言说的空间远不止这些——更何况这些内容，有许多欧阳子女士在她那本著名的论著《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中，已有十分精辟和详尽的论述。大陆学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应当说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欧阳子女士的框架和水准。

(3)在白先勇小说世界所关涉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还缺乏真正深入的、高水准的研究成果。比如，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识到了白先勇受中外文学的影响很深，可是在对白先勇究竟受到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的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又是以何种方式作用于白先勇的，在白先勇的身上，这种影响又如何“白先勇化”等问题面前，我们的研究界还没有扎实的学术回应，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多的是泛泛而论，而缺乏的是真正的学术论证。又比如，许多研究者也都意识到叙述“观点”在白先勇小说中的重要性，可是到目前为止，在许多文章中除了看到大量引用白先勇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之外，还没有一篇文章真正深入地论述过白先勇小说的“观点”艺术。再比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含有浓重的宗教蕴涵，可是在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时候却只能在自己的文章中一笔带过而难以对之进行深入的探讨。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应当说都是白先勇研究中有待深化的方面。

(4)在白先勇研究领域，尚有一些研究区域有待开掘。白先勇的许多小说曾被改编为戏剧、影视作品，这种从小说原著向另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改写”的过程，毫无疑问应该成为研究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种“改写”成功与否？成功了原因何在？不成功又是为何？如果这种“改写”是白先勇自己进行的，那对这两种文本的参照，是否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白先勇的文学世界？而对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显然又可以深化对白先勇及其创作的认识。这样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却尚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此外，白先勇虽然以小说家名世，但他的散文也堪称一流，他的《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无疑应是20世纪中国散文中的精品，然而关于白先勇散文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笔者目前正在撰写）。作为一个教授，白先勇还有许多学术论述，这些文字不但是寻索白先勇文学理念和美学趣味的重要线索，同时它们自身也是白先勇文学世界的一部分，可是在大陆白先勇研究的现有成果中，对这一部分的研究还相当缺乏。

当然，以上所说的问题与不足，并不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有的现象，在有的研究成果中已得到了部分的克服。并且，21年来，研究者们体现在白先勇研究中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无疑对大陆白先勇研究的不断阔大、不断深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今天，当我们回眸检视大陆的白先勇研究时，成绩的肯定固然重要，可对问题与不足的反思也许更有价值和意义——毕竟，我们的研究是要逐步向前的，而回视并发现过去的不足，正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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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

简介 白先勇（1937,7,11～），当代著名作家。广西桂林人。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 白先勇7岁时，经医诊断患有肺结核，不能就学，因此他的童年时间多半独自度过。抗日战争时他与家人到过重庆，上海和南京，后来於1948年迁居香港，就读於喇沙书院。不久之后在1952年移居台湾。 1956年在建国中学毕业后，由於他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今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1958年毕业后，他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两年后，他与台大的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等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并在此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多篇。。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去世。据他自传文章《蓦然回首》提及，“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母亲去世后，他飞往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爱阿华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当时父亲白崇禧也来送行，也是白与父亲最后一次会面。 关於母亲的去世，他感受到“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 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一部份”《蓦然回首》，以致初到美国时，无法下笔写作。直至同年圣诞节於芝加哥度假，心裏感触良多，因而再次执笔，写成《芝加哥之死》，於1964年发表。论者以为，这是他的转型之作。夏志清称此文“在文体上表现的是两年中潜心修读西洋小说后的惊人进步”，而“象徵方法的运用，和主题命意的扩大，表示白先勇已进入了新的成熟境界”。 1965年，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他在1994年退休。1999年11月1日发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间国共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台北《当代》第147期)一文，为父亲白崇禧立传。今天白先勇的家族大多居住在台湾。 白先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2004年,由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作品集《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选集》，以及新作《奼紫嫣红牡丹亭》。白先勇喜爱中国地方戏曲昆曲如《牡丹亭》，对於其保存及传承，亦不遗余力。 评价 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曾说:「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他甚至赞誉白氏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欧阳子认为,「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有以简单的倒叙法 (flashback)叙说的《寂寞的十七岁》,有用复杂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表白的《香港——一九六○》,更有用「直叙」与「意识流」两法交插并用以显示给读者的《游园惊梦》.……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香港——一九六○》便是个好例子.而在《玉卿嫂》里,他采用广西桂林地区的口语,使该篇小说染上很浓的地方色彩.他的头几篇小说,即他在台湾时写的作品,文字比较简易朴素.从第五篇《上摩天楼去》起,他开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藉著文句适当的选择与排列,配合各种恰当『象徵』(symbolism)的运用,而将各种各样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 关于同性恋 白先勇曾在香港公开表示自己为同性恋者，但在台湾公开场合极少提及自己的性倾向。白先勇曾说，他相信乃父知道其同性恋倾向，但并没有真正和他谈论过此事。 白先勇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1983年)除骨肉亲情外，书中对於台北部分男同性恋社群的次文化，以及同性性交易等情节不避讳的描写，格外引人注意。《孽子》以一名因其同性性倾向遭乃父逐出家门的少男「李青」的视角，讲述一群以1970年代台北新公园为集散地，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男同性恋者的故事；而作者对於父子亲情的描写，亦为本书之主题。2003年，台湾公共电视台将其改编拍摄为同名电视剧，引起社会上各种关於同性恋议题的谈论。 在2002年的《扬起彩虹旗》新书发表会上，台湾同性恋权益运动者陈俊志指责白先勇与舞蹈家林怀民对台湾同志运动没有尽心尽力。然而，关於出柜名人在同志权益运动中之社会义务，各方看法殊异。 出版履历 2004年,《奼紫嫣红牡丹亭》在大陆出版. 1984年,《明星咖啡馆》散文集出版. 1983年,出版长篇小说《孽子》. 1982年,《白先勇短篇小说选》出版. 1980年,《白先勇小说选》出版. 1978年,《蓦然回首》散文集出版. 1976年,出版《寂寞的十七岁》小说集. 1971年,作品开始被译成英文(第一篇为《谪仙记》),其作品陆续被译成英文,韩文,德文等语言.同年,出版《台北人》短篇小说集. 1968年,出版《游园惊梦》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小说集 主要著作 《夜曲》——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七九年. 《孽子》——长篇小说「孽子」开始连载於「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一九七七年. 《秋思》——刊中国时报,一九七一年. 《国葬》——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三期,一九七一年. 《花桥荣记》——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二期,一九七○年. 《冬夜》——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一期,一九七○年. 《孤恋花》——刊现代文学第四十期,一九七○年. 《满天裏亮晶晶的星星》——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八期,一九六九年. 《思旧赋》——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七期,一九六九年.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六期,一九六九年.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四期,一九六八年. 《梁父吟》——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三期,一九六七年. 《岁除》——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二期,一九六七年. 《游园惊梦》——刊现代文学第三十期,一九六六年. 《一把青》——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九期,一九六六年. 《谪仙记》——「纽约客」首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五期. 《火岛之行》——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三期,一九六五年. 《永远的尹雪艳》——「台北人」首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四期,一九六五年. 《安乐乡的一日》——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二期,一九六四年. 《香港:一九六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一期,一九六四年. 《上摩天楼去》——刊现代文学第二十期,一九六四年. 《芝加哥之死》——刊现代文学第十九期,一九六四年. 《那晚的月光》——又名「毕业」,刊现代文学第十二期,一九六二年. 《寂寞的十七岁》——刊现代文学第十一期,一九六一年. 《藏在裤袋裏的手》——刊现代文学第八期,一九六一年. 《青春》——刊现代文学第七期,一九六一年. 《小阳春》——刊现代文学第六期,一九六一年. 《黑虹》——刊现代文学第二期,一九六○年. 《玉卿嫂》——刊现代文学第一期,一九六○年. 《月梦》——刊现代文学第一期,一九六○年. 《闷雷》——刊笔汇革新号一卷六期,一九五九年. 《骨灰》 《等》 《谪仙怨》 《我们看菊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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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的理解与赏析

来源：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5389278.html?fr=qrl3

摘 要：白先勇在小说《游园惊梦》中有意识地采用了叙事学方法及互文性思路。小说在外视角叙述中加入局部人物的内视角，并把两种叙述视角相互结合、穿插，进而通过内视角的回顾性叙事，自然转入意识流中的诗意表达。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的丰厚传统给予作品互文性以极大便利，并营造了“人在戏中，戏在戏中”等多方面的艺术效果。由此，又构成了梦醒时分的宽阔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游园惊梦》；叙事视角；意识流；互文性；阐释空间

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是《台北人》系列小说中的一篇，完成于1966年。1981年改编成同名舞台剧，在美国和台湾演出均获得巨大成功。忠实于小说的意蕴，又配以演员出色的表演、优美的音乐以及服饰、舞美，共同构成了一个凄美哀婉的世界和一个人或一群人梦醒时分的痛苦。小说《游园惊梦》已经成为汉语读者非常喜爱的文学经典，本文有意识地选用一些批评方法，对《游园惊梦》进行文本分析，探寻其艺术价值形成的机制。

一、叙述角度的自如转换与意识流手法中的诗意表达

由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脱胎于话本而擅长于叙述，其叙述视角基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自然地融合于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这个叙事传统滋养了古代小说家，也为现代小说家所娴熟。白先勇既充分地继承传统叙述的自如便捷，又富有创造性地拓展了叙述视角，达到了传统手法与现代手法的圆融，突出体现于三个层次叙述的递进。

第一个层次，《游园惊梦》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中加入局部人物的第一人称视角，并且两种叙述视角互相结合、穿插。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小说开头和前半部分。小说开篇，叙述者面对一群军界官员和将军夫人们，这些人大多经由南京、上海来到台湾，空间在时间的隧道中变迁，其间荣辱盛衰、人世更替、生离死别，有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只有采用俯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才能统观审视和把握。人的心理世界和感情线索对于小说太重要了，白先勇深得个中三昧。因此，他不满足于时代风云变幻的客观记录，他需要进入人物心理和感情深处，以便寄予对人生、爱情乃至人世的理解。如何解决既有俯视角的历史叙述，又有感情和心理的深度描绘这个难题？在第三人称俯视角叙述中穿插人物视角的局部叙述，成为作家的艺术选择。

西方经典叙事学认为，第三人称叙述同时可以具有“外视角”与“内视角”。作为“内视角”的人物的眼光往往较为主观，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而作为“外视角”的故事外叙述者的眼光则通常较为冷静[1](P217)。所以窦夫人桂枝香大宴宾客，邀请昔日得月台唱昆曲的各位姐妹们，这个起笔就采用了俯视角。引出了钱夫人后，叙述视角便转为钱夫人这个内视角：“窦公馆的花园十分深阔，钱夫人打量了一下，满园子里影影绰绰，都是些树木花草，……钱夫人一踏上露台，一阵桂花的浓香便侵袭过来了……”在窦夫人指引下，钱夫人一一见过诸位客人，这些客人也都是从钱夫人眼光看到和接触到的。这个视角非同一般，钱夫人经历过荣华富贵，见识过各种公馆，窦公馆自然地被置于比较视野中。至于这些客人，有南京时的旧相识，比如天辣椒蒋碧月，赖夫人、刘副官等，也有在台北兴起来的新人，比如徐经理徐太太，程参谋等，新人与旧人同时处于一个场合，从经历了历史变故的钱夫人眼光看出去，引发的感慨当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个层次，钱夫人出场后，虽然没有“我”这样的标志性第一人称叙述者出现，但是因为频繁地采用钱夫人视角，实际上已经采用故事中人物的眼光来叙事了。于是，叙述视角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出现了叙事学所指出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在这种回顾性叙事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1](P238)。如果我们将从钱夫人眼光看到和感觉到的认作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就会发现，钱夫人确实在追忆，现场的人、景物和氛围都是勾起她回忆的条件。但钱夫人如今所知肯定会比当年在南京时所知的要多，她在追忆，也在重新回到当时的体验。比如，客人们都到齐了，窦夫人来请大家入席，人们推让着，窦夫人让钱夫人先坐下。这时“钱夫人赶忙含糊地推辞了两句，坐了下去，一阵心跳，……倒不是她没经过这种场面，好久没有应酬，竟有点不惯了。从前钱鹏志在的时候，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钱鹏志的夫人当然上座，她从来也不必退让……可怜桂枝香那时出面请客都没份儿，连生日酒还是她替桂枝香做的呢。到了台湾，桂枝香才敢这么出头摆场面，……”这样的追忆连带着也传达出了当年的体验，这个视角具有比较和引起伤感的功能……
第三个层次，意识流叙述线索。钱夫人的人物视角叙事，仿佛在积蓄力量，当酒力上来，钱夫人的感情也蕴积到相当程度时，意识流呼之欲出：完全中断窦公馆宴请宾客唱昆曲的现实线索，在钱夫人意识流动中回到当年在南京酒席清唱会的情境中去。《游园惊梦》的圆熟精致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半部分采用意识流手法且转换自然。白先勇自己曾经说过：“我写这篇小说写了五次。前三次用比较传统的手法写内心的活动，我都不满意。起初我并没想到要用意识流手法。女主角回忆过去时的情绪非常强烈，也有音乐、戏剧的背景，为了表达得更好，尝试用了意识流手法。”[2](P267)自然地转换为意识流手法，这符合人物心理规律。英国心理学家瓦伦汀(Walentine)、贝尔纳(Berlyne)、海尔森(Helson)等，都提出过渐进唤起理论。他们的实验审美心理学认为，人们的审美情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慢慢地调动起来的，无论是从作家创作角度讲，还是从读者接受角度讲，都有一个心理唤起过程，即由简单到复杂，由直白进入曲折，由缓慢发展到紧张的渐进过程。其实，这也是人的一般心理规律。在窦公馆豪华铺排的宴席上钱夫人多喝了几杯花雕，又受到天辣椒的刺激，眼前景象唤起了当年在南京清唱会的景象，天辣椒如何对待她的亲姐姐桂枝香，勾起了在南京清唱聚会上发现自己亲妹妹与自己情人郑彦青郑参谋的私情，一阵急怒，哑了嗓子。此刻，由于听到《游园惊梦》，触景生情，心理上又重新经历了一次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经验……以往经验和眼前情境所形成的合力唤起并且推动了钱夫人的意识流动。意识流“这是威廉&S226;詹姆斯在他的著作《心理学原理》(1890)里所使用的一个词组，特指在一个清醒的头脑中，源源不断地流动着的思想和意识。‘意识流’现在表示现代小说的一种叙述方法……自20年代始，意识流就成了文学叙述的一种模式。作家利用它来捕捉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的范围和轨迹。在这一过程里，人的感觉认知与意识的和半意识的思想、回忆、期望、感情和琐碎的联想都融合在一起”[3](P34》)。在这个文本中，钱夫人意识流获得了丰厚的艺术效应。第一，原本是窦夫人宴请的场面与故事，现在变成了眼前的窦公馆故事和当年钱夫人在南京酒筵清唱会上故事的重叠。两个时间横断面上的两个故事，在钱夫人意识流中重叠在一起。读者阅读过程不断地辨析两个故事，实质是给自己讲故事。他们理解了两个故事的关系，也就理解两个故事重叠的深层含义。第二，借助于意识流手法捕捉到了昆曲的旋律。文本中意识流动中仿佛起到灵魂一样作用的是音乐，这不仅表现在不断地出现《山坡羊》《皂罗袍》等各种曲牌名字和《牡丹亭》里的唱词，而且表现在意识的流动完全随着音乐旋律而前行，读者捕捉到了音乐旋律，也就对于钱夫人意识中的丰富复杂的内容有了理解，而理解钱夫人意识中的丰富内涵，也就欣赏了昆曲艺术。第三，钱夫人的意识流将情绪引向高潮，在文本中自然地形成了跌宕起伏的效应，一个圆熟、和谐并且具有波澜之美的艺术品就这样臻于完成了。

重要的不是作家采用了意识流手法，而是如何采用意识流手法。以上三个层次交错和递进，可以看做是作家将意识流置于其他叙述手法的和谐使用中。又因为其中的情绪和感情似乎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浸透了，所以，在我看来，《游园惊梦》成功地采用意识流手法，得益于将意识流的内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内涵的平台上，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互相交融，这就涉及到这个文本的”互文性”问题了。

二、中国文学的丰厚传统造就了优秀的“互文性”小说艺术

采用“互文性”方法分析《游园惊梦》，是探寻这个文本艺术价值的另一条路径。“朱力亚&S226;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为指涉(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表示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echo)其它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与其它文本互相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蔽的引证和引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3](P373)。克里斯蒂娃关于“互文性”的思想启发了我们：诚然，“互文性”超越于国家和民族，各民族国家的文学互相借鉴、互相指涉的空间是无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民族国家文学来说，其历史越悠久，贮存越丰厚，文学创作中“互文性”的空间就越大，“互文性”也随之越加突显，让我们带着这个启示分析《游园惊梦》的互文性与中国传统文学。

小说中互文现象频频出现。题目是借用了《牡丹亭》五十五出戏之一的《惊梦》及剧中游后花园的情节，其实也是直接借鉴昆曲《游园惊梦》的题名；小说描写的酒宴、唱昆曲的情节和传统剧目《贵妃醉酒》有情节的相似之处；钱夫人和钱将军的婚姻，以及情节中穿插的钱夫人、程参谋、天辣椒蒋碧月等谈论表现曹子建和宓妃爱情的戏曲《洛神》，与随从参谋的恋情等情节，都与曹植《洛神赋》描述的浓郁爱情意蕴有相似之处，有弦外意味；引用的一些曲牌名，比如《夜深沉》《将军令》《万年欢》《点绛唇》等也都与情节、人物的感叹有多向的微妙联系，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形成引喻。我所描述的互文现象分别来自这个文本“已经形成的形象或者意象及其隐喻”“文学作品的客观世界。这是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以及”‘形而上性质’(崇高的、悲剧性的、可怕的、神圣的)”[4]等这些层面。我的问题是，如果说，互文现象分布在作品各个层面，弥散于文本的艺术整体中，那么，在作品构成与艺术价值形成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人物关系与“互文性”。人物观和功能观是传统小说观和结构主义小说观的根本区别之一。比如，主张人物观的福斯特(E.M.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中基本在故事层讨论小说，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故事、情节、人物、幻想、预言、布局和节奏等，对小说叙述规律探讨很少[5]。确实，传统文学批评在人物关系的理解上，基本落脚于情节结构方面，认为人物是中心，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因。功能观则强调人物在整个文本结构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这启发了我们，能否在人物关系中发现其他艺术功能呢?比如在互文中发现其他功能?钱夫人是小说中最主要人物，她与宴会主人窦夫人以及窦夫人的亲妹妹天辣椒蒋碧月，构成了一个有共同在南京得月台唱昆曲的过去，也有再聚首的今天；她们不是一般的相识，是地位此起彼伏的旧雨新知；特别是在嫁人这个重要人生转折点，她们形成人生纠葛。她们的相互关系是在时间隧道中逐步纽结而成的。在故事的现在进行时，又频频以姊妹相称，这种鼎足三立的人物关系，自然形成“三姊妹”的外观印象。考据白先勇是否有意识地借鉴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多幕剧《三姊妹》的人物关系及意蕴，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关注的是互文的效果。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柏克莱加州大学白之教授(CyrilBirch)看了《游园惊梦》舞台剧的录像，都曾经拿契诃夫的《三姊妹》来比[2](P271)。《三姊妹》的戏剧情节从有意义的一天里开始：父亲逝世一周年暨伊利娜命名日，在这一天，姊妹三人与父亲昔日的部下图赞巴赫中尉、维尔希宁中校相遇、相识，并且发生了感情纠葛，为她们后来的人生埋下了伏笔。剧情悲凉并且惊心动魄，剧终，奥丽迦拥抱着两个妹妹，宽慰并且鼓舞着妹妹：“啊！我的上帝啊！时间会消逝的，我们会一去不返的，我们也会被后世遗忘的，……然而，我们现在的苦痛，一定会化为后代人们的愉快的；幸福与和平，会在大地上普遍建立起来的。后代的人们，会怀着感谢的心情来追念我们的，……多么愉快呀！叫人觉得仿佛再稍稍等一会，我们就会懂得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痛苦似的……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啊！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P337)在人物构成和悲凉命运等方面，契诃夫的《三姊妹》与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极为相似，“三姊妹”似乎可以成为覆盖这类人物关系及人生意味的意象，只不过《游园惊梦》中的三姊妹故事时间与空间的变迁让意蕴更复杂而已。《游园惊梦》对于《三姊妹》的关联方式是极为隐蔽的，或者说是借助于《三姊妹》已经在读者心目中产生的意义而强化和播散《游园惊梦》自身的意义。由此，我们发现人物结构不仅推动情节发展，而且已经成为模式，并且在互文关系中产生寓意。

2．因互文所产生的“戏中戏”艺术效果，丰富和深化了作品意义。《游园惊梦》穿插的古典文学名篇大多为戏剧，并且已与文本形成和谐整体，意义互为指涉。人在戏中以及戏在戏中的互文性，引发读者宿命般的梦幻感和悲剧再世等艺术感觉。最突出的是与汤显祖《牡丹亭》的互文性关系。《牡丹亭》是一则爱情征服死亡、超越时空的故事，也是我国浪漫文学传统的里程碑式作品，其中《惊梦》一折，到达了抒情诗的巅峰。小说中叙述到大家开始唱昆曲的时候，徐太太唱的是昆曲《游园惊梦》中的《游园》，唱到了“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此时钱夫人流动的意识中回忆起当年在清唱会上自己的复杂感情，那时也是这段唱腔，“杜丽娘唱得这段‘昆腔’便算是昆曲里的警句了。连吴声豪也说：‘钱夫人，您这段《皂罗袍》便是梅兰芳也不能过的。可是吴声豪的笛子却偏偏吹得那么高’”。这段《皂罗袍》是引发钱夫人各种思绪和意识流动的关键内容，也是文本挥发丰富意蕴的点睛之笔。“谁家院”已经超出了《牡丹亭》本身的具体情境而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一切繁华富贵、一切赏心乐事都是飘移不定的，不是永久地属于哪个人哪个家庭的。多年前南京清唱会上钱夫人早已体悟了一次其中的意味，现在经历了世事沧桑变迁之后回忆起来，这一切，连带钱夫人本人，又一次被置于戏中，《牡丹亭》的故事意蕴重新被提示出来，又与眼下钱夫人的感慨相互契合。确实，赏心乐事，究竟属于谁家的?还很难说呢！当年桂枝香连请生日酒都没有资格，还是钱夫人替她摆的酒筵，可是现在桂枝香却能如此排场地大宴宾客，今天的桂枝香也许就是明天的钱夫人。“姹紫嫣红开遍”也好，“良辰美景”也好，“赏心乐事”也好，都不固定地属于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哪个人家，形而上意味在“戏中戏”中进一步被强化。

3．文本中互文的另一个功能，是穿插在情节中的唱词、曲牌名、戏剧名，对人物性格刻画起到了暗示作用，也优美含蓄地描述出一些不便直接展示的情节。比如钱夫人的意识流中，回忆起了当年与随从参谋的那段恋情，“杜丽娘快要入梦了，柳梦梅也该上场了。可是吴声豪却说，《惊梦》里幽会那一段，最是露骨不过的。(吴师傅，低一点儿吧，今晚我喝多了酒。)然而他却偏捧着酒杯过来叫道：夫人。……荣华富贵——只有那一次。荣华富贵——我只活过一次。懂吗?……”怎样优雅含蓄地写出钱夫人与郑彦青的恋情来，与钱夫人形象关系是很密切的，用现成的戏文含蓄地表达，最是诗情画意。钱夫人的感情经历的细腻和委婉也就表现出来了。再如“吴师傅，换支低一点儿的笛子吧，我的嗓子有点不行了。哎，这段《山坡羊》。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得远/俺的睡情谁见”。这段唱词更细腻、传神地暗示了他们当年的恋情。
“三姊妹”之一，天辣椒蒋碧月，用她姐姐桂枝香的话说：“是亲妹子才专拣自己的姊姊往脚下揣呢！”在小说情节中，她唱的是《贵妃醉酒》，不仅唱，而且“蒋碧月果然装了醉态，东倒西歪地做出了种种身段，一个卧鱼弯下身去，用嘴将那只酒杯衔起来，然后又把杯子当啷一声掷到地上，唱出了两句：人生在世如春/且自开怀饮几盅”。这个形态的描绘，借用《贵妃醉酒》的故事和唱词，共同刻画了天辣椒泼辣、无所顾忌、对爱情有强烈渴望的性格。

4．中国文化河床中有深远影响的人名、物名、曲名、地名等，因为在各样语境中被反复使用，其基本固定的意义不断被强化，其中不少已经具有含义丰富的原型色彩。所以，在这个文本中被运用到人名、地名上，再度形成暗示和互文现象。营造了全篇总体的怀旧与悲凉的氛围。比如在中国文化中，“月亮”是含义非常丰富的文化形象，已经进入许多文学作品中，只要一提这个字眼，就能让使用汉语的人们联想起很多相关的故事。《游园惊梦》依托着个文化积淀，与月亮形成了广泛的互文指涉，桂枝香、月月红、蒋碧月、蓝田玉，这些人名中有的与“月”字有关系，有的是词牌名，比如桂枝香。有的来自诗词，蓝田玉就来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典故。还有地名，当年这些唱昆曲的姑娘们唱曲的地方叫做“得月台”。钱将军对蓝田玉说：“除了月亮摘不下来，都给你了。”再如，不断地描写“月光下”等。我国传统文化中“月宫”一词，最早出自于《海内十洲记》：“(东方朔)曾随县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纯阳之陵，始青之下，月宫之间。”后来，经由《渔樵闲话录》上篇《逸史》云：“罗公远引明皇游月宫，掷一竹枝于空中，为大桥，色如金。行十数里，至一大城阙。罗曰：‘此乃月宫也。’仙女数百，素衣飘然，舞于广庭中。”再后来唐郑綮《开天传信记》：“吾(唐玄宗)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予以上清之乐，廖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至此，月宫的传说始昭于世，且为人所称绝。以上所列月宫传说的流传和被反复使用情况，表明至此已经扩展为更多相关的形象，携带的信息也更为丰富：竹枝，金色大桥，诸多仙女，素衣飘然，舞于广庭中，上清之乐，非人间所能闻得……这些形象和信息继而与嫦娥奔月传说，与寂寞难耐等信息和感情模型相互指涉……再如，中国古典诗词中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等诗句与人的聚合离散、人世变迁的情调等……这一切作为已有文化遗产，在《游园惊梦》的语境中，与人名、地名、环境等再度互相指涉，意义和感情内涵进一步丰厚起来。

《游园惊梦》的互文性现象，从细处说，包括以上所说各种词曲牌名，各个传统剧目的名字，以及中国的神话传说等，其他文本与该文本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互相渗透，互借其义，互相指涉。从大处说，则直接继承和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精神脉络。白先勇自己曾经对这个继承做过说明，指出了以往文学的精神继承。他说：“曹雪芹用《西厢记》来暗示宝玉与黛玉的爱情，用《牡丹亭》来影射黛玉夭折的下场。利用戏曲穿插，来推展小说故事情节，加强小说主题命意，这是《红楼梦》重要的叙事技巧之一。”[2](P210-213)李欧梵也曾描述过这种精神脉络：“《游园惊梦》是现代小说，再上面是《红楼梦》，再上面是《牡丹亭》。”[2](P247)无论从细处，还是从大处，都共同概括了《游园惊梦》互文性现象。可以说，《游园惊梦》为文学理论提供了互文性的典型范本。

三、梦醒时分的阐释空间

由于意识流手法与叙述角度的自如转换，由于依托中国丰厚文化财富的互文性，让《游园惊梦》梦醒时分的精神内涵异常丰富，构成了一个梦醒时分的宽阔的阐释空间。这是优秀文学作品最突出的特征。对于这个宽阔的阐释空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其表征。一是这样的文学作品意义是多向的、甚至是歧义的，难以用简洁概括的语言加以归纳，而且似乎永远说不完，也说不清楚；另一个是其意义超越了具体时代和民族国家。诚然，小说语境中钱夫人和桂枝香、天辣椒等姐妹是从大陆来到台北的，有特定时代和历史的痕迹，她们的命运与这样的历史变迁纽结在一起，但是，仅用历史变故无法囊括她们的故事所具有的深意。越是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两个方面的特征越明显。这是文学的形而上学特征。作家用自己体验抵达了形而上，所以作家经常会用诸如“永恒的、永远重大的普遍美的事物”(弗&S226;施莱格尔)、“一首诗是生命的真正的形象，用永恒的真理表现出来了”(雪莱)、“我总是强迫自己深入到事物的灵魂，停止在最广泛的普遍性上”(福楼拜)这类词句。文学中的形而上如此具有人类普遍意义，阐释空间自然是宽阔的。
下面让我们在《游园惊梦》的阐释空间中游弋一下吧。钱夫人的意识流可以看成是梦醒时分的标志，梦醒后的钱夫人最突出感受是怀旧：“她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可是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割喉。”怀旧岂止是对于特定时空?作为女人的怀旧，只要涉及到时间，就必然与“惜春”相关。钱夫人也表现出“惜春”情绪，对于南京时光的追忆，也是对于青春的追忆。白先勇自己说：“据我自己看我的小说，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美人迟暮的故事。”[2](P225)更进一步说，由互文所营造的“戏中戏”氛围，人在戏中，人在演戏，人生就是一场戏的涵义不断地得到强化。此时，人与戏的关系，已经不是哪个具体的人，哪出具体的戏了，而是普遍意义的人与戏的关系。

人与戏的关系超越具体的时空，所以“惊梦”也随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其实，在当年南京的那次清唱会，钱夫人发现自己的情人郑彦青和自己妹妹月月红的私情之后，已经有了一次“惊梦”。那次“惊梦”沉淀在内心深处，成为一个创伤。在这次窦夫人酒筵和昆曲清唱会上，天辣椒和程参谋的在场这个外在因素，再次勾起了钱夫人内心原来的创伤，于是有了第二次“惊梦”。“游园”而“惊梦”，似乎成为一个模式，反复地折磨人的灵魂。

在《游园惊梦》中，我们还发现，由于人在戏中和戏在戏中，由于互文网络中所引的《牡丹亭》那段“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意蕴在互文性中反复被强化，所以，所谓的意蕴已经不独属于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或者昆曲的《游园惊梦》，或者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而具有了形而上的性质。具体地说，相当于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的恒久不变独立存在的意味，更衬托出人生变换不居的永恒悲剧命运。“物自体”也译为“自在之物”，指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不可认识的本体。我在这里主要取“物”的独立存在之意，无论人是否意识到物的存在，物总是自得地存在着，而物自存在的恒久性，衬托出人世的变迁，或荣华富贵，或凋零落魄。其实，就是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在游园时已经发现，姹紫嫣红开遍，原是应该让人去欣赏的，可是没有人欣赏，都白白地给与了断井颓垣。最后一句“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似乎有具体所指的，即批判封建礼教束缚了年轻人对青春和自然的热爱，忽视大自然的美好。后来，不断地在其他文学文本中出现，这个意思其实是得到了强化，或者说逐步地被抽象了。而在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里因为“戏中戏”的营构，失落、批判等意义已经不具体有所指，抽象程度进一步提高。大自然的美好生发出独立存在的永恒意味，与之对应，人则是短暂的。所以“姹紫嫣红开遍”也好，“良辰美景”也好，“赏心乐事”也好，作为客观的存在，都不固定地属于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哪个人家，是永远的“物自体”，以此映照出人世的变迁和短暂。昨天得势的是钱夫人，今天宴宾客摆排场的则是窦夫人，那么明天呢?明天赏心乐事落在谁家呢?在大自然的美好，以及“赏心乐事”恒久地独立存在的衬托下，人生的悲凉意味生发出来。确实，这段唱词被文学创作使用次数越多，“物自体”的恒久所衬托出的人世变迁、短暂以及悲凉意味的形而上特性就越突出。白先勇是人类灵魂的探险者和人生哲学的发现者，他在形而上的探索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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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小说中“月”的意象

作者：罗曼莉   来源：北师大学珠海分校   2006-4-4 21:00:08
   

一、概述

白先勇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不得不提的一个人。他“被称为‘台湾现代小说的旗手’，在60年代的台湾现代派小说创作中成绩卓著并产生深远影响”⑴。

1960年白先勇与同是台大外文系的几个同学，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等创办了《现代文学》，掀起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第二个浪潮。从1960年至1962年出国前夕，白先勇在《现代文学》上刊登的八个短篇小说，可说是他不断探索西方现代派技巧的过程，这一时期的作品无不流露着模仿的痕迹，而“主题大致已经定形，也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⑵。1964年到1971年在美国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使白先勇的创作真正走向成熟，从《纽约客》的第一篇《芝加哥之死》，表现旅外华人的空虚沉沦和思乡惆怅，到高峰期《台北人》系列，探讨从大陆迫迁到台湾的“没落贵族”的的内心世界，白先勇运用纯熟的现代主义手法表现现实主义题材，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使作品透出强烈的现实感、时空感和历史感。而1977年开始创作的《孽子》，沉默了六年的白先勇以新的姿态重返台湾文坛，他的题材在回归的同时有更深刻的拓展，他着眼在以新公园为中心的一群同性恋者，而笔尖却直伸入到台湾社会及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层，创作技巧上延续了《台北人》时西方现代派与中国传统语言结合的风格，使这部他的唯一长篇之作取得巨大成功。在中国大陆仍处于观念改革、引入和学习西方现代派的时候，台湾的现代派小说已发展成熟，而白先勇的创作在其中正起着关键作用。

然而王晋民称“白先勇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⑶，他是用现代派的笔法描绘现实主义的世界。同时，他在艺术上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语言凝练、含蓄、细腻、流丽、优雅，擅长用对话和动作刻画人物，在描写人物心理时有却又恰当地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技巧，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

  二、关于白先勇小说中的意象——“月”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最早的源头可追溯到《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意象亦是西方文论中的术语，象征往往是审美意象最基本的表现手段。

阅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发现“由一连串的意象组织而成的一个意象群落”⑷，如月亮（《月梦》《那晚的月光》《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孽子》），太阳（《闷雷》《黑虹》《小阳春》《青春》《火岛之行》），潮湿的空气（《闷雷》《黑虹》《藏在裤袋里的手》《香港—— 一九六O》），朔风（《上摩天楼去》《秋思》《冬夜》《夜曲》），歌曲（《谪仙记》《一把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游园惊梦》）。白先勇在这些意象里揉入了不同的浓烈的主观情感，或是对时间流逝的无奈无助，或是对现实肮脏的厌恶窒息，或是对命途乖舛的嘲笑挣扎，他对意象的着意经营，在烘托人物性格和情感上起到十分有力的作用。

“月”作为白先勇小说意象群体中最重要的一员，拥有两种基本形态，表现作者的两种主观倾向。

  （一）清亮的“月”

干净、清亮、透明、水晶般的质感，在柔柔的朦朦的清辉下神圣不可玷污的世界，——这是白先勇“月”意象的第一种形态。

“昨晚的月光是淡蓝色的，蓝得有点发冷。水池中吐出一蓬一蓬的银丝来，映在月光下，晶亮的。”

“好久好久以前，一个五月的晚上，天空里干净得一丝云影都没有，月亮特别圆，特别白，好像一面凌空悬着的水晶镜子，亮得如同白热了的银箔一般，快要放出晶莹的火星来了。夜，简直熟得发香，空气又醇又暖，连风都带着些醉味，好像刚酿成的葡萄酒，从桶里漏出香气来了。 ”

“吴医生朝着水池那边走了过去，乳白的水雾飘到了他的脸上来，在雾气中，他恍恍惚惚看到那座秀美的石像，往外伸出手，好像要去捕捉那个快要钻进云雾里去的大月亮。 ”⑸

《月梦》中的清月是时空转换的契机，当吴医生踏入后园的一泓月色中，他便穿越了时空，回到他年青时去过的湖畔，同样清朗的月色，“有湖、有山、还有松子悄悄飘落的声音”，纤细的少年和炽热的心，他便洗去了苍老的心境，重新沉入年少时隐隐刺痛的爱恋中。

“月”在此亦象征不可回首的青春，以及青春带来的纯净的精神上的爱恋。少年静思的形象与“月”的形象不断重合：

“……月光照在那白皙的皮肤上，微微的泛起一层稀薄的青辉，闪着光的水滴不住的从他颈上慢慢的滚下来，那纤细的身腰，那弯着腿的神态，都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柔美，就连那胸前一转淡青的汗毛，在月光下看起来，也显得好软好细，柔弱得叫人怜惜不已。”

“在他的小院子中，他立了一座大理石像，有纤细的身材，缠绵的意态，在月光下，他常常偎着那座石像做着同一个梦——里面有湖、有山、还有松子飘落的声音。”

“稀薄的月光从窗外滑进来了，落在少年的身上。他的脸是雪白的，眉眼的轮廓仍然十分清秀，嘴唇微微带着浅紫，柔和得很，好平静，一点也没有痛苦的痕迹，吴医生轻轻的将他的衣服脱去，月光下，那个少年的身体显得纤细极了。”⑹

未经污染的月光和少年正是吴医生最不愿被侵犯的精神净地。当他在印度妓女的怀中醒来，看见“窗外正悬着一个又扁又大的月亮，肉红色的月光，懒洋洋的爬进窗子里来，照在那个女人的身上”，他便“陡然间全身都紧抽出来，一连打了几个寒噤，急忙挣扎着爬起来，发了狂似的逃出了妓院跑到河边的草地上，趴着颤抖起来”。精神上的受侵犯使他的肉体也受到强烈伤害，这里的“肉红色的月”不仅是肉欲，更是社会对人的精神的消磨和侵蚀。吴医生常常要逃回那月亮底下的梦中，借之洗净肉体的污浊，唤回潜藏在内心的少年的纯洁。

《那晚的月光》里为现实所迫而放弃理想的毕业生李飞云，不断重复着“那晚的月光实在太美了”。月光是他年少无知、纯洁天真的象征，他因为那晚太过美丽的“月光”，而应许了余燕翼的爱慕，得到一个他意料不到的后果，失去了他心中本应美好的前程。

然而他真的后悔曾拥有“那晚的月光”吗？

“就在那一刻，李飞云第一次发觉余燕翼可爱，大概那夜月光特别清亮……”

“……余燕翼是第一个轻柔的对他说“我喜欢你”的女孩子，那晚的月色太清亮了，像一片荫蓝的湖水。”

“嗳，那些草须多么像她颈背上的绒毛，李飞云想到，那么软，那么柔，那晚的月光实在太美了。”⑺

“那晚的月光”是李飞云过去最美好的一切，包括他对余燕翼一刹那的似是而非的感情。在余燕翼怀了他的孩子而二人不得不结婚后，李飞云觉得“余燕翼的大肚子紧紧的顶着他，压得他呼吸有些困难”。他确实愧疚着自己一时“冲动”而带来的后果，但他脑中不断闪现“实在太美”“太清亮”的“那晚的月光”；即使他走上意愿以外的路，但他执着地紧抱着他曾拥有的纯真的情感、年少的激情、已经被现实问题掩盖和替换的一切，，一直没有忘却。

白先勇笔下清亮的“月”，通常代表着已逝的美好事物——纯洁的心灵，真挚的情感，明亮的青春；这“月”带上了一种虚无的色彩，体现作者对世事无常的慨叹和对已逝事物的追怀。

  （二）肉红的“月”

肮脏、昏红、浑浊、腐肉般的质感，没有边界没有法律没有白天的黑暗的国度，——这是白先勇“月”意象的第二种形态。

从《月梦》开始，这盏“又扁又大”“肉红色”的“月”便似乎一直悬挂在白先勇小说世界的天空中，它同那轮清亮的“月”分处天空的两角，构成同一维度的两个不同时空，在小说中的人物妄想永远沉浸在美好的虚幻中时，这肉红色的“月”便时刻提醒并将之强行拉回严酷的现实。

“黑沉沉的天空里，那个月亮——你见过吗？你见过那样淫邪的月亮吗？像一团大肉球，充满了血丝，肉红肉红地浮在那里。”

“教主孤独地立在那里，一直到那团肉球般的红月亮，从他身后恹恹下沉的当儿，他才离开公园。”⑻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是白先勇第一次真正描绘同性恋世界，也是他的长篇小说《孽子》的前奏。一群隐去姓名的同性恋者在黑暗的公园的树林中互相追逐，公园上空巨大的肉球般的“月”象征着肉欲、没有灵魂而只有身体满足的性。而这个“月”又只属于拥有青春的人，教主孤独地等待那个红月亮落下，才携带了一个三水街的小幺儿，“一大一小，颇带残缺地，蹭蹬到那丛幽暗的绿珊瑚里去”。

作者对这个“月”显然是带有厌恶的，但它一直与纯洁的另一个“月”相对存在，是想逃避却无法逃避的现实。在被单纯的肉欲、或可说是欲望所弥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只有一张没有面目的混浊的脸，他们畏惧着青春肉体的消逝，而迫切要用一次次肉体的实践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里其实流露了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而在肉红的月亮下对肉体的追逐，实际上是对青春消逝的畏惧感的逃避。

到了《孽子》这部选取同性恋者为着眼点的长篇小说，代表着肉欲的肉红色的“月”经常成为这群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对肉体追逐的隐性体现。“从《孽子》中，我们很难看到李青们‘欲’的冲动和要求，无论是他们的性心理、性生理和性对象，作者都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和进行详细的描绘，作品中每一涉及同性恋王国的性交易（李青们的身份原本就是男娼，以独特的性爱方式换取生活费用是他们人生内容的重要方面）就以一种含蓄而又朦胧的笔触极其疏淡地把它带过”⑼。

“天上黑沉沉，云层低得压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团肥圆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椰树顶上，昏红昏红的，好像一只发着猩红热的大肉球，带着血丝。四周没有一点风，树林子黑魆魆，一棵棵静立在那里。空气又浓又热又闷，胶凝了起来一般。”

“在那团昏红的月亮的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游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开始狂热的追逐，绕着那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爱与欲的梦魇。”⑽

那个被肉欲笼罩的新公园，里头不乏肮脏和猥亵，白先勇没有回避对这些现象的涉及，然而他着力描绘的却是表现在这些“孽子”身上的“情”，最纯洁和善良的情愫。白先勇确实带有一种悲悯情怀：当他间插地提到肉红色的“月”的存在，他更是在说，这“月”的意象的另一面，正是被人们所忽视的那群“孽子”身上与我们相同的复杂但真挚的感情。因此代表着肉欲的“月”在此起着相反的提示作用，作者用对它的厌恶提示人们关注社会给同性恋赋予的不公平及同性恋本身正常而美好的情感。

白先勇笔下肉红的“月”，通常代表着肉欲及以肉欲为主题的对青春的放纵和追逐；这“月”是一种相对现实的存在，作者对之带有厌恶，但在厌恶之外有悲悯和抗争。

  三、结语

刘俊对白先勇小说中“月”的意象曾这么评析：“在他对‘月亮’这一物象的‘主观情感’中输入中，不难看到苏轼‘一樽还酹江月’的精神余绪”⑾。

这“‘一樽还酹江月’的精神余绪”，或许可以解释为无常感和历史感，而这两种情感一直贯穿白先勇的创作。白先勇对“月”意象的运用，无疑起着烘托气氛和人物性格的作用，同时亦作为一个具体物象承载作者的主观情感，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动承受”⑿。

  注

  ⑴《简明台湾文学史》：古继堂主编，时事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P336

⑵《蓦然回首》：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P9

⑶《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小说选》：王晋民编，广西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P2

⑷《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刘俊，花城出版社，P64

⑸《月梦》：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一卷，花城出版社 ，P52，P53，P58

⑹《月梦》：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一卷，花城出版社 ，P52，P56，P58

⑺《那晚的月光》：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一卷，花城出版社 ，P184，P185，P193

⑻《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二卷，花城出版社 ，P138，P139

⑼《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刘俊，花城出版社，P353

⑽《孽子》：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P8，P20

⑾《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刘俊，花城出版社，P65

⑿《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刘俊，花城出版社，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