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

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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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同样少不了要利用工具书，因为，一个人即使读书很多，而且非常专心致志，他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和材料都记在脑子里。因此，对于青年同志来说，就更有必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认真钻研专业的同时，了解各类工具书的历史、现状及其使用方法，培养自己利用工具书进行独立工作的能力，以便在学习或从事教学科研的过程中，力求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 录

总 论
第一章查考书籍的工具书
         第一节我国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
         第二节 怎样查找书籍  
第二章 查考字词的工具书
         第一节 汉字的形体演变和查考字词的工具书的源流
         第二节查考字词的途径  
第三章查考专书中字、词和句子出处的工具书
         第一节 专书引得、通检、索引的编制
         第二节 怎样查找专书中字、词或文句的出处  
第四章 查找古诗文的工具书
         第一节 古诗文集的产生、发展及其索引的编制
         第二节 怎样查找古诗文  
第五章 查考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的工具书
         第一节 历法和年表、历表、大事表的源流
         第二节 怎样查考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  
第六章 查考人物的工具书
         第一节 查考人物工具书的源流
         第二节 怎样查考人物  
第七章 查考地名的工具书
         第一节 查考地名的工具书之源流
         第二节 怎样查考地名  
第八章 查考古代典章制度的工具书
         第一节 记载历代典章制度专史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怎样查考古代典章制度  
第九章查考古代事物的工具书
         第一节类书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怎样利用类书查考古代事物  
第十章查找报刊和论文资料的工具书
         第一节报刊源流及其目录、索引的编制
         第二节怎样查找报刊和论文资料  
第十一章查找文物图象的工具书
         第一节历代文物的不断发现和文物图录的编制
         第二节 怎样查找文物图象  
后 记

虎子

                                                   第一章 查考书籍的工具书

　查考书籍的工具书，主要指各类书目而言。书目即图书目录的简称。它一般只记载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项目，有的兼详图书的流传情况、主要内容与优缺点，以及书籍的真伪和文字的讹误等问题。所以，不论何种形式的书目，除了便于读者查我图书和利用图书以外，也还具有揭示图书内容、宣传图书和指导阅读等重要作用。因此，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目录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是极其鲜明的。那种认为目录学只是提供便利的讲法是不对的，至少是片面的。

　　现就我国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以及怎样查找各类书籍的方法，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节 我国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

一、我国书籍的发生和发展

要讲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首先得介绍一下我国书籍的发生和发展的简单历史。因为书目是随着书籍的发生、发展而产生与发展的。离开书籍发展这个前提，就没有书目和图书分类可言。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距今四千多年的夏代，我国已有了典籍。由于目前尚没有充分的实物作为佐证，夏代的事就暂时不去讲它。

《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吕氏春秋·先识览》：“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 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这说明商代已有典籍。商代已有典籍，除了上引资料外，还有没有其它证明？有。甲骨卜辞有“爯册”、“祝册”、“工典”等文字，册作■、■，象以丝绳或皮革贯穿简牍为一束的形状；典字作■，象两手捧册之形。金文册字与甲骨文略同，典字或作■，象简册阁置于■上。汉许慎《说文解字》：“■……从■，在兀上尊阁之也。”又：“■，古文典，从竹。”另外，从记载和实物都证明商代已有书写典籍的工具和材料，例如笔和竹帛之类。不过，由于简牍比甲骨更难保存，所以商代的这种典籍至今未能发现。

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文，近年于周原发现的西周初年的甲骨文，主要是商周王室的占卜记录，刻写于龟甲兽骨之上；商周的金文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最初字数很少，至西周逐渐增多，其中如《毛公鼎》铭文近五百字左右，多属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有关的纪事，史料价值很高，但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书籍。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尚书》，主要记周代的历史，其中有《商书》五篇，据学者考定，仅《盘庚篇》是商代的作品，其余都是后人的追叙。

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典籍，据说已日益增多，并且有了专门管理典籍的官吏和藏书的府库。可惜当时的书籍多半已经佚失了。今天见到的《尚书》、《诗经》、《春秋》等等，是经过辗转流传保存至今的少数珍贵著作。

从商代到春秋末年，正处于奴隶社会所谓“学在官府”的时期，文化教育由统治阶级中少数人所垄断，私人著书立说的情况基本上还没有发生。所以，当时的所谓书籍，实际上仅是政府的文告等档案资料的汇编而已。从录写材料来说，或甲骨，或青铜器，或石头、竹签、木片等等，也还没有固定。总言之，这是我国书籍的发生时期，在书籍发展史上属于初期阶段。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冶铁事业的发展，铁器工具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又因牛耕的普及、水利的发达和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手工业、商业也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这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就引起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大变革。这时候，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平民和奴隶主的矛盾日益尖锐，新兴地主阶级便利用奴隶暴动、平民斗争等力量，向奴隶主贵族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首先在三晋、齐鲁等国先后建立了地主政权，以后秦楚燕等诸侯国家也普遍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表现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各阶级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各自为本阶级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术地位而大造舆论，《墨子·天志上》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对图书发展事业一度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汉初，“广开献书”之路，许多门类的著作物又相继产生。直到东汉时期，基本上仍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社会的经济、文化继续有所发展，书籍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战国至两汉，竹木制的简策，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虽然在战国时代出现了帛书，在后汉又出现了纸书，但简策一直居于主要地位。因此，这一个时期可以称为书籍发展史上的简策时期。

《墨子》一书常讲“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也讲“先王寄理于竹帛”。甲骨、金、石用以刻字，竹、帛用以书写，正是先秦以来实际情况的反映。古书上说的“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秦始皇规定每天批阅文书一石（一百二十斤，合今六十斤），都是简牍。我国历史上关于这类文书曾有几次大的发现：第一次是汉武帝末年鲁恭王破坏孔子旧宅，发现战国时代人用古文（所谓“蝌蚪文”）抄写的《尚书》、《■礼》、《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每简二十字到二十五字，与当时通行的隶书（称今文）不同，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从而引起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第二次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有一个名叫不准的人盗发战国魏襄王的坟墓，因而发现十几万根竹简，后经荀勗、束皙、和峤等整理，共得《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十六部古书。每简长二尺四寸，四十字，墨写，用素丝编连。此后清光绪末年英人斯坦因于新疆、甘肃一带所得汉魏简牍文书“流沙坠简”，1930年在内蒙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得前汉中期到后汉初期近万根木简，称之为“居延汉简”，皆是公文而非书籍。解放后，1952—53年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古墓中发见了几十根竹简，都是故国时楚国的遗物。1957年在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又发见了一批，也是战国时楚国的遗物。1959年在武威汉墓发见了五百零四根竹、木简，其中四百六十九根是前汉末年抄写的《仪礼》，计有《乡饮酒》、《丧服》等七篇，每简长二尺四寸。由此证明，古书讲先秦简长二尺四寸，用以写经典、法律和国史，一尺二寸用以写《孝经》等书，八寸写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籍是有一定依据的。秦汉以后，根据王国维的考证，简长有二尺、一尺五寸、一尺、五寸的区别。这些简，或用丝绳，或用皮革编连。《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为熟牛皮。孔子晚年反复读《易经》，把穿连竹简的牛皮磨断了三次，这个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古书的面貌和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

帛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直到汉代还应用。帛是一种丝织品，或称缣、素，价值较为昂贵。近几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过这种帛书（如《老子》、《十大经》等）。

从三国到唐末，这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书籍的发展已进入第三阶段，是纸写本盛行的时代。《晋书》记陈寿《三国志》成，时人多爱抄录；左思撰《三都赋》，京师豪贵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之纸贵，就是纸写本盛行以后的一种反映。近年于新疆发现晋写本《三国志》、唐代卜天寿抄《论语郑注》、唐《西州营名籍》等，都是用的帘纹纸，这又提供了新的例证。

起初，纸书同帛书一样，是卷轴式。纸书逐步代替简策和帛书，到隋唐而达到极盛时期。它的生产方法是手写，虽说雕板印刷于唐代已发明，但尚未推广。《汉书艺文志》著录书籍有篇、卷之分，称篇者为简策，称卷者为帛书，纸写本继承了帛书的形式，所以这个时期亦可称为卷轴时期。

我国是首先发明纸的国家。据考古发现，早在西汉初年就发明了植物纤维纸，扩大生产则要到东汉蔡伦改进、推广以后。但东汉一代，甚至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少数贵族、文士尚有贵素贱纸的风气，南北朝以后纸书才普遍推广。

魏晋时期，由于书籍的发展，公私藏书极为丰富。隋文帝时政府向民间搜求异书，校写完毕，原书归还，并每卷赏绢一匹。政府召集全国字写得好的人抄录书籍，凡三万余卷。唐玄宗时特设修书院，专掌抄校书籍。又佛教自两汉传入，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达到极盛。按照佛教教义，传播佛经功德无量，所以自西晋以来，佛寺和教徒尽力抄写经书，广为流传，而雕板印刷之首先就是从印刷历书和佛经开始，这不是偶然的。

从五代至清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属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虽然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但在书籍发展史上却是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印刷术成为书籍生产的主要方法，并且有了辉煌的发展。书籍的形式已定型为册叶，并且经过发展而达到线装的形式。1900年敦煌发现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印的《金刚经》，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印刷物。印刷术从我国传播到东方国家，已有更早的实物发现，一为770年左右的日本刻《陀罗尼经》，一为704—751年间新罗刻的《陀罗尼经》。这都足以说明，我国雕板印刷的发明，可以上推到初唐。雕板印刷发明之初，主要印历书和佛经，到五代后唐时宰相冯道建议刻印儒家九经，而于后周时完成，从此各级政府官署都以刻印经史书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这对书籍的刊印出版事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印刷书籍的盛行，印刷术也不断改进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活字印刷术和套色印刷术的发明。北宋仁宗时毕升发明泥活字，元王祯又创造木活字，使我国印刷事业又从雕板印刷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明代除木活字外，还使用铜活字和锡活字。另外，发明于元末而盛行于明中叶以后的套色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都为我国刻书事业的重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经过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历程，但我国书籍出版还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传统的手工业印刷术逐步为机械化印刷术所代替，册叶制度虽然还保持着，而书籍的形式已由线装变为平装和精装。这样，书籍印刷过程加快了，书籍形式又改变得更便于阅读和收藏，随着科学门类的日益增多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有所提高，出版书籍的品种和数量，都大大增加起来。当然，其中确有大量好书，但反映这段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腐朽性的糟粕之类出版物也不少。

虎子

春秋以前，由于书籍尚处于发生时期，数量有限，当然没有必要编制书目。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学派的崛起，图书的增多，这才使划分学派和依学派而将学术思想或图书进行分类，其中包括编制书目等等工作，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以六艺分科教授学生，可以说是我国进行学术思想分类的开始。《庄子·天下篇》分诸子百家为七派，评论颇有见地。《荀子·正名篇》关于“究名实”、“辨同异”的论述，所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等等，应是我国较早的分类原理。荀况的《非十二子》和汉代的《淮南子·要略》等篇，都对学派进行了具体分类。而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分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派之特点和相互关系，论述尤为精到，可以说是对先秦以来学术分类的一个总结。所以梁启超说：“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櫽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釐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八册）

分类学在科学研究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能指导研究的途径，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虽有所不同，但就我国古代来说，二者之间关系至为密切。如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首撰《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国家书目，也是我国目录学的真正开创者。刘歆《七略》中的诸子略，即以司马谈所分六家为主类，益以纵横等家，就是很好的证明。

《隋书·经籍志》认为我国目录的体制起源于《诗》、《书》的序：“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见《簿录篇》小序）

《诗》、《书》的序是否孔子所作，这早已成了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它和司马迁《史记》、扬雄《法言》的自序一样，分释各篇的旨意，是一种图书的目录，也是我国目录的最早体制之一。

秦始皇焚书时，李斯定下法令：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记》）据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的意见，这种全国范围的行动，倘若政府没有图书分类目录下达，即没有目录以为纲纪，吏民势将无所适从。所以，仅从这个法令加以分析，也可以推想当时一定有了图书分类目录的编制。

秦末农民大起义，彻底摧毁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史记·萧何传》：“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与秦代焚书相反，汉初采取重视收藏图书的政策，按理来说，也要对图书编目登记，做一些最必要的目录工作。另据《史记》、《汉书》的记载，高祖时尝令萧何次律令，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对有关图书显然要进行审校和整理，这无疑是西汉初年大规模的官校书籍的一个创举。

自文帝、景帝时期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了武帝时候，国力已相当强盛。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在文化上推行崇儒术、黜百家的方针，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于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当时为配合抗击匈奴等军事上的需要，又让杨仆进一步整理兵书，“纪奏《兵录》”。到了成帝时候，“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完一部书，都由刘向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给成帝等阅览，所谓“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以上见《汉书·艺文志》）当时曾把这些提要另写一份，汇编成《别录》一书，这便是我国第一部解题式书目。

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受哀帝之命，继续校理群书。他在《别录》的基础上，对序录删繁就简，进一步将全国图书详加分类，编成《七略》一书。前面所说《诗》、《书》的序，乃是一书之目录，杨仆之《兵录》，为兵法一类书籍的总目，《七略》则是校理全国图书而编成的综合性的群书目录。

《七略》有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集略为后列六略的总序及总目，所以实际上只分六大类。我国古代图书主要有六分法和四分法两大系统，六分法即创始于刘歆的《七略》。

刘向、刘歆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经过选择、校勘、写成定本和分类编目等程序，并且写了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工作是艰巨的，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七略》，它不只是一部目录学的巨制，同时也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它们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以当时政府丰富的藏书为先决条件，另方面也是先秦以来有关学术思想分类，校理和序录图书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先秦至西汉中期是我国目录学的萌芽时期，那么西汉末年刘氏父子在校书编目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就标志着我国目录学的正式建立，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目录事业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宋郑樵、清章学诚等对《七略》均有所批评。诚然，《七略》所分类目并非尽善尽美，但初创之际，能有如此成绩，已属难能可贵；不足的地方，后人自应求得不断的改进，而不能苛求于古人！  

《别录》二十卷、《七略》七卷，唐代已佚失。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即删改《别录》、《七略》而编成，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著录式书目，也是第一部史志书目。由于史书体裁和篇幅的限制，班固删掉了刘书大量的叙录，又把《集略》分割开来，属于总论性质的列于六略之前，大序小序则分别置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增加了刘向、扬雄、杜林等人的著作，在细目和具体归类方面有所变通和改进，特别是注明“出”、“省”、“入”若干篇，以示更动之处，态度较为严谨。唐刘知几批评他“因人成事”，然而《别录》、《七略》以及汉代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的状况，均赖班志而可考见其梗概，其功似不可没。清代学者金榜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这当然不光是对《汉书·艺文志》的推崇，而是对刘向以来所建立的目录学的重视和肯定。

虎子

自《七略》创图书六分法，历东汉、三国基本上沿用不改，可算是我国封建社会目录学的第一个时期，亦即目录学的成立时期。  

魏晋之际，由于战乱和政局的波动，地主阶级中间较为普遍的产生一种逃避现实斗争的倾向。反映在文化思想方面，那就是摆脱儒家传统的束缚，促成玄学和佛、道二教的兴盛。在史学方面，因受《史记》、《汉书》的影响，私家修史的风气极为盛行，史部著作明显地增多，其中与“门阀制度”多少相联系的人物传记、氏族谱以及地方志书的大量涌现，尤为突出。文学方面，五言诗的兴起，骈体文的发展，诗文集和文艺理论著作的出现，也突破了诗赋的范围而起了很大的变化。凡此种种，不能不反映到图书分类中来，给编纂目录提出新的课题。

魏秘书郎郑默所制之《中经》，仅仅“考核旧文，删省浮秽”，尚未于《七略》之外另创新的分类法。至晋“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甲部即《七略》之六艺略，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等四略，丙部由六艺中《春秋》类目所附史书扩大而成，丁部即诗赋略，增以图赞和汲冢新发现的古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四部区分图书的分类目录，也是在《七略》体制上加以改进、创新的最初尝试。

此后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更换了乙、丙两部的次第，使甲部纪经书，乙部纪史书，丙部纪子书，丁部纪集部书，由此成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永制，为东晋以后十余部官修书目所沿用。  

宋王俭撰《七志》，梁阮孝绪综合《七志》和《文德殿四部目录》撰成《七录》，这是官修书目发展的同时，个别学者探索新分类法的典型。《七录》十二卷，分内外篇：内篇是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技术五录；外篇是佛录和道录。《七志》、《七录》等书早已失传，但《七录》序被保留下来，成为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一篇重要文献。另外，由于佛经的增多，道安尝撰《综理众经目录》，其后僧佑增辑成《出三藏记集》。前书佚失，后书保存至今，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目录。

唐宋时期，文化极为发达。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各类图书的出版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也随之发展而演变。  

唐魏徵等根据当时政府的藏书，参考了《汉书·艺文志》和《七志》、《七录》等书，把图书删并为四部四十七类，并直接冠以经、史、子、集的名称，编成《隋书·经籍志》。这是我国现存的第二部史志书目。它依班志的体裁且有所补阙，首有总叙一篇，四部有后叙四篇，分类有小序四十篇，道、佛叙二篇，末有后叙一篇，合共四十八篇。它是研究唐以前学术源流及其演变，以及刘宋至隋图书概况的重要文献。

魏晋以来至《隋书·经籍志》所完成的图书四分法，直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为历代公私书目所采用，成为目录学史的主要潮流，这便是我国封建社会目录事业的第二个时期，即目录学的发展时期。

刘知几批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重复”、“汗漫”，认为史书不必撰《艺文志》或《经籍志》，就是撰的话，断代史也不应该兼收前代遗书，所以他的结论是：“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史通·书志篇》）我们今天从查考古代图书的流传和学术的演变来看，当然完全可以责之以“偏激”二字。但从编纂体例包括具体分类来说，无论《汉书·艺文志》还是《隋书·经籍志》，也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刘知几在《六家篇》中，以《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列为史，《春秋》与《左传》也各为一家而不分主辅，这种“援经入史”的主张恰好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思想针锋相对；他在《杂说》、《申左》特别是《疑古》、《惑经》等篇中又对儒家经典多方抨击。凡此种种，使我们多少能领略“必不能去，当变其体”的真意。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他的意见又不无进步意义。

《隋书·经籍志》以后，唐、宋、明、清诸史都有艺文志或经籍志。从汉到宋，各正史艺文志都是根据当时政府藏书而编成，故兼收前代遗书；《明史·艺文志》改为专收一朝之著述，《清史稿·艺文志》仍其旧，这种形式的改变应是受刘知几的影响，但在分类体制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进。

除史志书目外，唐宋以来还出现不少有名的官私书目。官修书目如唐元行冲、殷践犹、毋煚等编的《群书四部录》，毋煚在此基础上单独改编的《古今书录》，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的《崇文总目》等等，都是极有名著作，有些史志书目即以上述书目为蓝本。今三书并佚。私家书目如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有名的解题书目。明清两代私家书目甚多，张廷玉进呈的《明史·艺文志》实即王鸿绪的《明史·艺文志》，而王书即依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删改而成。这些私家书目，分类多依四部，但随着图书的增加，子目变动较大，许多原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在《百川书志》等私家书目中就有所反映。

清乾隆时纪昀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也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一部最大的图书目录，也是沿用《隋书·经籍志》所开创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一个总结性目录。直到今天一些图书馆关于古籍的分类，仍然受到它的影响。由于它是配合《四库全书》禁毁、删节、窜改古籍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部官修书目，所以在收编《四库全书》时，凡对清王朝统治不利的书籍谓之曰“违碍书籍”而均予禁毁，不准流传，《总目》也不著录。在《总目》凡例中，又规定了这样一条著录原则：“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因此，象王充、王安石、李贽等人的著作倍受诽谤和攻击就不言而喻了。

《四库全书总目》共二百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史部分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十四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合共四十四类，六十六个子目。另有总序和小序，有些子目附有简短的按语。它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了解我国古籍的版刻、源流、文字异同以及著者事迹等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年郑樵撰《通志》，其艺文、图谱二略记载了历代书籍和图谱，校雠略则是一篇重要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元马端临根据历代官修目录、史志书目和私家书目撰《文献通考·经籍考》，广泛辑录有关图书资料，对各种学术源流和图书的内容得失均有论述，其参考价值又在《通志》之上。

目录之学，目录之书，虽然很早就有，但正式称目录学并指出它的重要性，却始于清乾隆时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该书写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江藩也说：“目录者，本以定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易学而成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见《师郑堂集》）王鸣盛等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在目录学方面并没有具体的建树。介乎王江二氏之间的章学诚，是清代的进步史学家，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他的《校雠通义》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是他对目录学的总的见解。章学诚关于目录学方面的理论，如提出“互著”、“别裁”之法，以及关于分类方面由《七略》必然发展到四部的进化论，是在我国目录学长期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份可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批判地继承。

虎子

“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斗争。与此同时，一方面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书报、书目大量发行；另方面，逆时代潮流的旧学书目继续争夺文化阵地，斗争极其复杂。  

值得珍视的是，从1852年起，太平天国革命政府随同《太平诏书》、《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官书的颁行，在书前附印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向广大官兵宣传指导革命斗争的官书，动员他们学习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政策和革命理想。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它和太平天国官书一起，起到了动员、指导广大官兵和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

1875年张之洞督学四川时编了一个《书目答问》，这是旧学书籍的综合性选目，历来被看作指导读书门径的有用的导读书目，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它是以封建主义思想为指导，旨在抵制近代新学而编制的。1893年袁昶增订重刊了龙启瑞的《经籍举要》，这是《书目答问》之后继续诱劝青年学生埋头故纸堆和阻碍新学传播的又一代表作。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于1889年编《泰西著述考》，介绍自明末利玛窦起至清初诸来华传教士所著译书籍，目的为了提倡西学，有一些特色。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使中国更加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就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之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也同时高涨，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变法维新的政治改良运动。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西学书目表》，介绍了甲午战争以前二十余年间翻译出版的西书三百多种，并附有《通商以前西人译著各书》，可作为1895年以前二十余年间翻译的西书总目录。1896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书刊介绍到中国，对翻译日本书籍风气的兴起颇有影响。显然，康梁的书目，都是为宣传维新变法作思想准备。  

二十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高涨，《苏报》、《民报》上相继开辟了“新书介绍”专栏，着重介绍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图书；《国粹学报》上也设有“介绍遗书栏”，着重介绍有关民族主义思想的旧书。1904年出版的《古越藏书楼书目》，开我国近代图书馆藏书目录的先例。它混合新旧图书为一编，分学、政两部，每部各分二十四类，共三三二个子目，这是创造新的图书分类体制的初步尝试。其后在“五四”前后输入了欧美各国的图书分类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杜威完全用号码代替部类的“十进分类法”。

“五四”时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书目发展的同时，胡适抛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引诱青年“尊孔读经”，受到鲁迅先生的严厉批判。

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现代图书出版发行事业和宣传革命书刊的书目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在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文化出版事业的破坏、摧残进行不懈的斗争得来的。而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与迫害和谋杀革命作家、捣毁进步的出版发行机构、推行出版审查制度等罪恶手段相配合，国民党和日伪法西斯政权还发布了一系列的禁书目录，从事文化围剿并妄图以此扼杀革命事业。在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学者和出版机构的努力，也还编印了不少综合性书目、专科书目和索引。如平心的《生活全国总书目》，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江苏省国学图书馆编的《图书总目》和《现存书目》，以及郑振铎、阿英、孙楷第等的小说、戏曲、文学目录，胡厚宣的甲骨学目录，朱士嘉的地方志目录，何多源的参考工具书目录等等，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另外，我国学者在试用和改进杜威的“十进分类法”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有1927年以前出版的沈祖荣、胡庆生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陈天鸿的《中外一贯图书分类法》，查修的《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1928年后则有商务印书馆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施廷镛的《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何日章、袁涌进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皮高品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等十余种，都是仿杜、辅杜以至混合中西的分类法。在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同样有较大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专著，如：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畺的《目录学讲义》，郑鹤声的《中国史部目录学》，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刘咸炘的《目录学》，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目录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书目工作坚持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服务的方向，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旧时代的目录事业已不能同日而语。

《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及各大型图书馆的书目或联合目录、各类专科专题目录的编纂出版，历代艺文志和官私书目以及各种目录学专著的再版重印，对杜威等资产阶级学者的分类法的分析批判，和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建立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尝试，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目录学教研室在从事“目录学”、“专科目录学”课程建设的同时，积极地进行目录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并且用新的观点编出了《目录学讲义》、《普通目录学讲义》等专著，凡此等等，都使我国的目录事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全国总书目》是全国综合性的国家登记书目，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把《全国新书目》每年汇编起来的作用。1949—54年本分为分类总目录和专门总目录两部分。分类总目录采用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图书分类法，在子目方面有所调整和补充；专门总目录部分根据图书具体情况进行分类。1955年本将人大分类法扩展为十九大类，以后历年又有所修改，1960年增为二十二大类。《全国总书目》记录和反映每年全国出版及发行图书的基本情况，可供出版发行部门、图书馆采购编目等业务部门作参考，也可供广大读者查考图书之用。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也是一个规模巨大而极有意义的工作，1959—62年已出古籍部分1—3册，对于查找现存古书极为有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诚是新中国目录事业中的一大成就。最近，国家文物局主持编制善本书目。今后，如能编制一部完整的、以单行本为主体的现存古籍总目，再编制一部完整的近代平装书的目录，那将对学术研究提供更大的便利和产生深远的影响。最近，蔡尚思撰《中国文化史要论》，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该书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若干人物和图书，可视作青年的导读书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出版了两部新的图书分类法，已逐步为一些图书馆和藏书单位所采用，它为今后全国图书资料统一分类编目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两部分类法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组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5年10月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编辑组编，科学文献出版社1975年6月出版的《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由北京图书馆等三十六个单位参加编纂，于1975年10月正式出版。全书首先总分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部类。进而分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五个基本部类。然后在五个基本部类的基础上编制二十二大类：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B哲学，C社会科学总论，D政治，E军事，F经济，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I文学，J艺术，K历史、地理，N 自然科学总论，O数理科学和化学，P 天文学、地球科学，Q 生物科学，R医药、卫生，S农业、林业，T工业技术，U交通运输，V航空、宇宙飞行，X环境科学，Z综合性图书。大类下再分小类，共约四万个类目。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只限国内发行）是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的基础上，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根据科学技术文献资料的需要进行加细和适当修订而成。它可供科技情报单位和图书馆分书、分资料用，同时亦可供科技情报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参考。考虑到全国图书资料统一分类和编目的需要，其编制体系、结构、类目设置和标记符号都与《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的修订稿相一致，即全书分为二十二个大类，共约四万个类目。但为照顾综合与专业的需要和学科交叉重复等问题，该书在编制过程中适当地采用了交替、参见、复分和组配等方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亦增加了一些注释，供分编工作者参考，似较《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更为实用。  

总之，它们是最新的适用于全国图书馆和情报资料单位的大型图书分类法，既可供专业人员分书编目作参考，又可供读者熟悉图书分类以利索书之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可以预期，今后图书出版和目录事业更为迅猛的发展，将是毫无疑问的。

虎子

                                              第二节 怎样查找书籍

查找书籍，一定要利用书目。书目的种类很多。按照编制目的和用途，它可划分为登记书目、通报书目、参考书目、推荐书目四种基本类型。从内容范围划分，可分综合性书目、专科或专题书目。从收藏方面来分，有公藏书目、私家藏书目录。从编排方法来分，有书名目录、著者目录、主题目录等等。有些书目，因为兼具多种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可以同时加它几种名称，如《全国总书目》是登记书目，又是综合性书目，也是书名和分类目录。总之，书目很复杂，名称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一般读者关心的是怎样查找书籍，重点在各类书目的具体应用，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所以下面试从六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按时代顺序查考古今著述

  

（1）查考先秦至清代著述，了解图书的流传经过，和研究古代学术发展概况等等，可以利用正史和《通志》、《文献通考》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历代其它官私书目。

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是根据当时政府藏书并参考了其它官私书目而编成的综合性书目，又叫史志书目。自《汉书·艺文志》至《宋史·艺文志》，它们的编纂方法都是古今典籍一并收录，《明史·艺文志》则开始只记当代人的著述，这是编制体例上值得注意的第一点。《汉书·艺文志》依据刘歆《七略》，有叙有论，对于学术思想的演变有所揭示，《隋书·经籍志》仿其体例且有所补阙，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其它史志书目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都没有下功夫，遂使学术源流多不可考，这是编制体例上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汉书·艺文志》沿袭《七略》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是我国古代图书分类六分法的代表作；《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是四分法的代表作，其共同倾向是尊重儒家经典，这是编制体例上值得注意的第三点。  

商务印书馆1955年起重新排印《十史艺文经籍志》，已出《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艺文合志》、《补五代史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辽金元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七本，因为是新印的平装或精装本，书后有的还附编四角号码书名和著者索引，使用极为方便。现分别介绍如下：

《汉书艺文志》，（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商务印书馆1955年印， 1965年重版。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目录文献。共分六略，收书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略有总序，每家之后有小序；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作了简明的叙述。

本书初版，根据《八史经籍志》本排印，列入《丛书集成》。原本脱漏甚多，此次改排重印，都已校补，并加新式标点。书末附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其中收集散佚书目有三百一十七部。自先秦至汉中叶止的古代书目，大致已包括在内。最后有书名人名索引。

《隋书经籍志》，（唐）长孙无忌等撰，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印。本书收录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现存典籍，分四部四十七类，总计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种，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亡佚书目，以夹注方式依类附入。各部、各类之末，仿照《汉书艺文志》体例，附以总序、小序，简要说明诸家学术源流及其演变。对于唐以前古籍的品类、流变，主要靠本书的记载而略可考见其大概。  

本书初版，据《八史经籍志》本排印，列入《丛书集成》。此次重印，据乾隆四年校刊的殿版二十四史本，并参考清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校正脱误，全部标点重排。又节录清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书目》作为附录，并编有书名和著者索引。

《唐书经籍艺文合志》，（后晋）刘昀、（宋）欧阳修等撰，商务印书馆1956年出版。《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撰述的时代有先后，但著录的书有一大部分是相同的，为便于参考检查，商务把两志合为一编；合并时以旧志为主，分上下两栏，互相对照。又根据明嘉靖十七年闻人诠刊本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及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本作了互校。对《新唐书》也据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嘉佑刊本及北京图书馆所藏明补刻宋刊本，校正了不少脱误。同时将罗士琳等撰写的《旧唐书校勘记》中的第二十八、二十九卷（即经籍志部分）作为附录，以便参阅，末附四角号码书名人名综合索引。

除汉志、隋志外，它是现存较完整的史志书目；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唐朝的著述和古书概况，以及古籍至唐代散佚的情形。

《宋史艺文志·补·附编》，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1）元脱脱等修《宋史艺文志》；（2）清黄虞稷、倪灿撰，卢文弨订《宋史艺文志补》；（3）宋时官修，清徐松、叶德辉、赵士炜辑考之书目五种，即《四库阙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宋国史艺文志》，作为附编。书后附四角号码综合索引。

《辽金元史艺文志》，（清）倪灿、黄虞稷、钱大昕等撰，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

辽金元三史原先都没有纂修艺文志，商务印书馆把清人补撰的三朝史志书目如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十四种，汇为一编，分朝排列，末附索引，甚便检查。  

《明史艺文志·补编·附编》，（清）黄虞稷原稿，王鸿 绪、张廷玉等删定；商务印书馆1955年出版，分上、下二册。

清初黄虞稷在明史馆撰修艺文志，后因故离馆便将所编艺文志以《千顷堂书目》乏名刊行。黄氏书目，在明人书后附录宋辽金元人著作；王鸿绪删去宋辽金元部分及无卷数之著作，把它收入《明史》，张廷玉进呈的《明史》，其艺文志即采用王氏删定本。

删定后的《明史艺文志》，颇多遗漏，故商务印书馆将清傅维鳞《明书经籍志》、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乾隆中官修《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作为补编，又将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和清宋定国、谢星缠合编的《国史经籍志补》作为附编一并收入。这对于我们今天考查明人著作及明以前著作在明代的留存情况均有一定的帮助。另外，黄氏原著《千顷堂书目》（见《适园丛书》）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由于过去有些史书没有艺文志或经籍志，有的即使有，收编也不甚完备，后代学者撰写的补志，如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隋书经籍志考证》等等，都是极精密的好书，值得我们注意。开明书店所辑《二十五史补编》是专收史书的补表、补志的丛书，其中共收录三十二种艺文经籍补志，这是阅读和研究史志书目极其重要的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所印《十史艺文经籍志》已收录了一都分，但不完备。现将《二十五史补编》所收三十二种书目列名如下：  

（1）《汉艺文志考证》十卷，（宋）王应麟。

（2）《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清）姚振宗。

（3）《汉书艺文志条例》八卷首一卷，（清）姚振宗。

（4）《汉书艺文志举例》一卷，（民国）孙德谦。  

（5）《前汉书艺文志注》一卷，（清）刘光蕡。

（6）《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清）钱大昭。

（7）《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清）侯康。

（8）《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清）顾怀三。

（9）《后汉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

（10）《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考十卷，（民国）曾朴。

（11）《补三国艺文志》四卷，（清）侯康。  

（12）《三国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  

（13）《补晋书艺文志》四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刊误一卷，（民国）丁国钧撰，丁辰注并撰刊误。  

（14）《补晋书艺文志》六卷，（清）文廷式。  

（15）《补晋书艺文志》四卷，（清）秦荣光。

（16）《补晋书经籍志》四卷，（民国）吴士鉴。

（17）《补晋书艺文志》四卷，黄逢元。  

（18）《补宋书艺文志》一卷，聂崇岐。  

（19）《补南齐书艺文志》四卷，陈述。  

（20）《隋书经籍志补》二卷，张鹏一。

（21）《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清）章宗源。

（22）《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首一卷，（清）姚振宗。

（23）《补南北史艺文志》三卷，徐崇。  

（24）《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清）顾怀三。  

（25）《宋史艺文志补》一卷，（清）黄虞稷、倪灿撰，卢文弨录。

（26）《西夏艺文志》一卷，（清）王仁俊。  

（27）《辽艺文志》一卷，（民国）缪荃孙。

（28）《辽史艺文志补证》一卷，（清）王仁俊。

（29）《补辽史艺文志》一卷，黄任恒。  

（30）《补元史艺文志》四卷，（清）钱大昕。  

（31）《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清）倪灿撰，卢文弨录。

（32）《补三史艺文志》一卷，（清）金门诏。

燕大引得编纂处编《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1933年出版，四册；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精装三册。这是利用史志书目的极有用的工具书。它将十五种艺文志和五部禁毁书目所收先秦至清末四万余种图书按书名和作者编成综合索引，依中国字庋撷法排列，并附笔划检字，甚便检查。现将二十种艺文志或书目列名如下：  

（1）《汉书艺文志》一卷，（汉）班固（八史经籍志本）。

（2）《后汉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适园丛书本）。

（3）《三国艺文志》四卷，同上。  

（4）《补晋书艺文志》六卷，（清）文廷式（长沙铅印本）。

（5）《隋书经籍志》四卷，（唐）长孙无忌等（八史经籍志本）。  

（6）《旧唐书经籍志》二卷，（后晋）刘昀等（同上）。  

（7）《新唐书艺文志》四卷，（宋）欧阳修等（同上）。

（8）《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清）顾怀三（广雅丛书本）。

（9）《宋史艺文志》八卷，（元）托克托等（八史经籍志本）。

（10）《宋史艺文志补》一卷，（清）卢文弨（同上）。

（11）《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同上。

（12）《补三史艺文志》一卷，（清）金门诏（同上）。

（13）《补元史艺文志》四卷，（清）钱大昕（同上）。

（14）《明史艺文志》四卷，（清）张廷玉等（同上）。

（15）《清史稿艺文志》四卷，朱师辙等（清史稿本）。

（16）—（19）《禁书总目》、《全毁书目》、《抽毁书目》、《违碍书目》（咫进斋丛书本）。

（20）《征访明季遗书目》，（清）刘世瑗（国粹学报七卷八期）。

《通志》、《续通志》、《清朝通志》中的艺文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也是根据历代官私书目、其中包括上述史志书目而编成，可以和《十史经籍志》合看。

此外，历代官私书目也可参考。由于多数官修书目已为史书和《通志》、《文献通考》等采用并已失传，这就更加显出上面两类书目的重要性。北宋王尧臣等编的《崇文总目》（有清人辑本）、清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都是有名的官私书目，可以参考；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清修《四库全书总目》等等，因下面还要专门介绍，这里就从略了。

《贩书偶记》二十卷，初版于1936年，线装八册；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精装一册，末附四角号码书名人名索引。著者孙殿起原为北京旧书商，但他是个有心人，凡由他过眼经手的图书，都认真登记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版刻年代等等，日积月累编成此书。它收录的绝大部分是有清一代的著述，兼及辛亥革命以后迄于抗战以前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这个书目有两大特点：第一，凡见于《四库全书》的一律不收，如有收录者必卷数、版本有异，故一向被看成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只是没有提要而已；第二，非单刻本不录，间或有在丛书中者，必定是初刻单行本；而《四库全书》以后新出书，本来就是单刻本居多，故又可与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丛书综录》配合看，对查找现存古籍甚有帮助。《贩书偶记》还收录一部分《四库全书》失收的明代人的著作，如卷六《诏令奏议类》下有：“《张文忠公奏对稿》二卷，明张居正撰，李卓吾评选，无刻书年月，约天启间刊。”此书不仅《四库》不收，其它各种书目亦未见著录，当为研究张居正、李贽的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之一。又有《贩书偶记续编》，为孙殿起遗稿，所收书有七、八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

（2）查考民国初年至解放以来的著述，可利用下列书目：

杨家骆《图书年鉴》，图书辞典馆1933年出版。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中国图书事业志；下册是1912—1933年间全国新书目录，分为总类、哲学、语文学、文学论著、创作文学、翻译文学、艺术论著、教育、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社会科学、经济、政治法律、历史地理等十四类，部分书目下有作者介绍和内容提要。

平心编《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是书收录了1911—1935年间出版的新书约二万种，注明其作者（译者）、定价、出版者。书前有分类目，书后附主题索引、洲别国别索引、外国著者人名索引。其著录原则以当代人的著述、译作和单行本图书且尚在书店发售者为主，因此是一本查考1935年以前出版的旧平装书的主要工具书，目前尚无别的书目可以代替此书。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总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印。前书计正编四十四卷，线装二十四册，1933年出版；补编十二卷，线装六册，1936年出版。后书分正续编，正编计上下二册，1948年出版；续编一册，1951年出版。江苏国学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的前身，创建于清末。上述书目由于该馆藏书丰富，著录完善，分类详细，又将线装、平装、丛书本和单行本图书统一编目等优点，一向受到重视，对于今天查考古籍和近代旧的平装书也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抗战时期出版图书书目（1937—1945）》，重庆市图书馆编，1957、1958年出版。此书分两辑，第一辑收书一一七五二种，第二辑收书五四八一种，合共一万七千余种。主要收录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上海、汉口、长沙、桂林、昆明、永安等地出版的图书，老解放区及沦陷区的出版物极少收录，是了解抗战时期国统区国书出版情况的极有用的工具书。

《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1937.7—1949.10），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1961年编印。  

本书收录的图书，绝大部分是解放区、根据地的出版物，也收录了少数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某些进步书籍。这 对我们查找1937—1949年的革命文献提供了很大帮助。  

查考解放后出版的新书、修订或重印的古旧书籍，主要利用新华书店及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的《全国总书目》，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期刊司编的《全国新书目》。

《全国总书目》是具有图书年鉴性质的全国综合性目录。其主要作用是记录和反映每年全国各出版社公开出版和发行图书的基本情况，可供个人或出版发行部门参考，也可供图书馆补充图书和进行分类编目时作参考。《全国新书 目》最初按年按季出版，后按月出版，之后又改为旬刊。其特点是可以及时反映和报道我国出版事业的成就，借以全面了解我国文化科学发展的现状和便于对外文化交流。但过了若干年回过头来查考解放后的图书出版情况，不及《全国总书目》便利。已经出版的《全国总书目》有以下各本：1949—54年本、1955年本，由新华书店总店编辑出版；1956年本、1957年本、1958年本、1959年本（上、下册）、1960年本（开始内部发行）、1961年本、1962年本、1963年本、1964年本、1965年本，由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续编，中华书局按年度出版；1970年本、1972年本、1973年本、1974年本，由北京图书馆版本书库编，中华书局出版。这两种书目对于我国出版事业和目录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相辅而行。

虎子

历代史书和官私书目中记录的藏书和著述，由于战乱、水火灾患和反动统治阶级肆意禁毁或不加重视等原因，佚失甚多。所以从艺文志、经籍志或其它书目中查到的书籍， 今天不一定都找得到。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丛书综录》和各大型图书馆的古籍书目（包括善本书目），是查找现存古籍的主要工具书。

自南宋俞鼎孙、俞经编《儒学警悟》，左圭辑刊《百川学海》开始，一直有人把许多重要或难得的典籍汇集刊印成各种丛书，以便于图书的流通、保存和利用。明清以来，此风大盛。不少有价值的古书，单刻本或传钞本已经散失了，往往赖丛书而保留至今。另外，有些丛书，如《丛书集成》、《四 部丛刊》、《四部备要》等等，收录的图书极为丰富，有些书又是选择善本加以排印或影印，极便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顾元庆《阳山顾氏文房》、胡维新《两京遗编》、沈节甫《纪录汇编》、程荣《汉魏丛书》、吴琯《古今■史》，都是明代的佳品。清代刻书事业进一步发展，丛书的汇集刊行也盛极一时，如卢见曾《雅雨堂丛书》出惠栋手，吴骞《拜经楼丛书》、毕沅《经训堂丛书》出江声、孙星衍、钱坫之手，孙星衍《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又出顾广圻之手，顾修《读画斋丛书》出鲍廷博之手，钱熙祚《守山阁丛书》出张文虎手，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出谭莹手，蒋凤藻《铁华馆丛书》出叶昌炽手，黎庶昌《古逸丛书》出杨守敬手，这些丛书或搜罗秘本，或校刻精善，为世所推重。

顾修所辑的《汇刻书目》，是我国第一部丛书目录，共收丛书二六○种。以后随着丛书的发展，丛书目录也日益增多。但自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问世，其它目录基本上可被取代了。

《中国丛书综录》已出古籍部分三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第二册1961年出版，第三册1962年出版。它收编了全国四十一个主要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二七九七种（不包括“新学”和“佛学”），计子目七万多条，去其重复，得书三八八九一种，是清代以来最精善最完备的丛书目录，可以说我国古代书籍的极大部分都可由此查到；有些书原来就没有单刻本，或者原刻单行本已佚而只有丛书本，更是非查《综录》不可。

《综录》第一册为《总目分类目录》，分汇编和类编两部分。汇编又分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五类；类编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后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具有联合目录的性质，极便读者索书。又有《丛书书名索引》，检索所有丛书书名和各丛书中包括数种著作的子目书名；索引上的号码，正体字是《总目分类目录》的页码，斜体字是《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的顺序号。第二册是根据《总目分类目录》所收二七九七种丛书中七万多条子目编成的《子目分类目录》，它以子目为单位，采用四部分类，部下又析为类、属。熟悉四部分类的人可以直接查检此书。第三册为《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专供检索第二册《子目分类目录》之用。一般情况下，都是先查第三册，根据查出的页码，再翻到第二册，便知某书卷数、作者和收入何种丛书中，然后又查第一册了解此丛书的收藏单位，以便前往借阅。

此书对于我们今天查找古籍实是起到指南针的作用，值得向读者推荐。  

随便举一个例：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一部《徐霞客游记》（残本），极为珍贵。上有莫绳孙影山草堂图记。查各种专门查考人名的工具书，都无法知道莫绳孙究系何许人？一翻《中国丛书综录》，便见咸丰时目录学家莫友芝撰《影山草堂六种》，其中有二种书是同治年间莫绳孙所刊。只此便得到一个线索，使我们知道《影山草堂》为莫氏书室名，莫绳孙当是莫友芝的后人（绳孙、绳武等均为莫友芝之子）。这说明《综录》有着多方面的作用。

商务印书馆编的《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编的《四部备要》，是解放前出版的三部规模很大的丛书。这三种丛书都有目录。《四部丛刊书录》、《四部备要书目提要》是版本记录和解题的书目，留待后面再作介绍。这里讲一讲《丛书集成初编目录》的用处。  

商务印书馆早在1935—37年间，将一百部较重要的丛书所收四一○七种图书，排印或影印成“丛书之丛书”，定名 为《丛书集成（初编）》。由于此书一般大型和中型图书馆都收藏，被它所收录的图书，或系难得的秘本，或出名家之手，校刻精善，又印成三九九九册小的平装本，翻阅很方便，所以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如宋代有名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宋刊本国内久佚不存，《四库》著录据浙江汪氏所进钞本，缺江南西道七卷（一一三至一一九），乾嘉间江西万氏、乐氏面刊本更缺河南道第四这一卷。光绪七年（1881年）黎庶昌出使日本，受杨守敬委托向日本借得宋椠残本影印了《太平寰宇记》六卷（一一三至一一八），收入黎编杨校《古逸丛书》中，《丛书集成（初编）》即予以收录。类似的例子很多，这说明一些不易得到的古书，往往在该丛书中可以找到。而1960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重新编印的《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可以直接查到三九九九册书的顺序号，读者应加利用。又《丛书集成》中排印本错字较多，断句也有错误，影印本据善本印制，较排印本优良，读者亦需注意。

前面提到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总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也可供查找现存古籍之用。《总目》的特点是：（1）既收了单刻本，（2）也收了丛书本，而丛书中的子目是与单刻本混列的。所以它既具有《丛书综录》之长（只是收书不及《综录》齐全），又补了《综录》之缺（《综录》不收单刻本）。但《现存书目》没有把丛书子目混列在内，已失去线装本《总目》之所长。  

解放后全国各藏书单位编印了许多书目，对于我们查找和利用现存古籍及其它藏书，是又一种重要而且是更为直接的工具书。仅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1956年至1959年，先后编印了《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简目初稿》一至六册，1960年又续编《补编》一册，对教学科研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其他图书馆编印的书目，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1960年编印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上册（经部、初稿附书名索引》，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1957年编印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书目第一种》等等，实在举不胜举，读者可根据需要，找就近藏书单位的目录加以利用。

顺便说一下，由于一些大型图书馆的藏书极为丰富，特别是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藏书多达几百万册，不可能全部及时编印书目。已经出版的书目，即使偏重古籍方面，往往也只是藏书中的一小部分，因此，要了解全部古籍（包括平装书流传和收藏情况），还必须查他们编制的目录卡。目录卡一般分书名卡、作者卡、分类卡等类型，读者可从不同角度查找自己需要的图书，这是没有刊印成册的工具书，也叫“卡片式书目”，其特点是完整和及时反映各图书馆的馆藏情况，应特别加以重视。另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日本荒松雄等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3年版。书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新学部六大类。该所藏书丰富，可供查找日本收藏我国古籍之用。

虎子

有些古书，不管是否准备借来阅读，如果想先了解一下它的版刻、源流、文字异同、著述体例、内容得失和作者生平等等，可查清乾隆时纪昀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解题书目，有些知见书目或关于图书的序跋题记亦可供利用。

“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多种，叫做“著录书”，另有六千多种没有收进去，但列有书目，叫做“存目书”；两类书共计一万余种，每一部书都写一篇提要，合起来就成为两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我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被收录，因此它是一部内容丰富而比较有系统的研究古典文献的重要工具书。  

由于《总目》卷帙浩繁，不便翻检，又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除了不收存目以外，提要也删繁就简，仅占原有篇幅的十分之一。鲁迅先生指出《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这对我们辩证地看待《总目》及《简明目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一方面，该书的立场、观点，包括治学方法上陷入琐屑的字句考证等缺点，读者使用时应予注意；另方面，参加编写提要的人象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他们对于书籍的批评考订，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因此又很有参考价值。

中华书局1965年新印本《四库全书总目》（精装一册），补录了《四库撤毁书提要》，又将阮元等《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作为附录予以收编，书后且附有四角号码书名及著者索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编有索引，极便使用。原燕大引得编纂处编印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可作为检索大东书局本及其它版本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用。

由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阮元撰傅以礼重编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胡玉缙撰王欣夫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等等，对《总目》或《简明目录》作了补阙、匡谬的工作，杨家骆予以重新编排，使它成为易于查找的辞典形式即《四库全书大辞典》、《四库全书学典》，都可以作为阅读和使用四库目录的重要参考材料。

《四库简明目当标注》二十卷，撰于咸丰时，中华书局1959年出增订本，题为《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是书对《四库简明目录》著录的书籍（包括其它书籍）加以批注，标明撰者、卷数和各种版本，并将王懿荣、孙诒让、黄绍箕诸家有关版的批注，逐条移录于各书之后的附录中，它和莫友芝的《毁亭知见传本书目》是两部版本目录学的重要工具书。古书经过辗转传钞翻刻，往往讹误很多，必须取不同版本比勘校订。后出的关于查检版本的书目，多数抄自邵、莫二目；张之洞原著、范希曾补正的《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1963年新印，有所补阙，值得参考。

解题书目、知见书目和题跋鉴赏一类书目，都可解决版本方面的问题。除上述已举出的几种重要书目外，他如《遂初堂书目》、《得月楼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述古堂书目》、《天禄琳琅书目》、以及《士礼居题跋记》、《荛圃藏书题识》、《思适斋题跋》、《绛云楼题跋》、《海源阁楹书隅录》、《善本书室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皕宋楼藏书志》等，均可资参证。

胡玉缙撰、王欣夫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上、下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作了不少匡谬补阙的工作，余嘉锡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四库提要辨证》（精装一册，平装分为三册），也对《总目》中的讹误与遗失之处作了辨证与考订，都可供阅读和使用四库目录时参考。

《四库全书总目》为解题式书目的代表作。先出的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后出的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等书，或撰提要，或写题识和考证，体例大致相近，均是查考古籍版刻、内容等极为有用的工具书。

宋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本，收入《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三编和《万有文库》二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武英殿聚珍本、江苏书局本、《万有文库》本、《丛书集成》本。这是两部最早的私人藏书题跋。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经籍考》，即以晁、陈二目为主要依据；后世把目录学称为晁陈之学，更足见他们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可惜二书未加整理重印，使用不甚方便。  

《郑堂读书记》（附补逸），清周中孚撰，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1959年重印时改正了排印的错误，并补刊总目，末又增附书名和著者索引。全书精装三册。它是仿《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而编写，分经、史、子、集四部，约计四十一类，共收书四千余种。其评论著者得失、考辨古书真伪等，均甚邃密。

《越缦堂读书记》，清李慈铭著，由云龙辑，商务印书馆 1959年出版，精装二册。是书所记各书，都是作者真正读过的，非转钞他人以讹传讹者可比，又能考订一些史书讹舛疏失，其中不乏创见，参考价值实在《郑堂读书记》之上。但其中也不乏儒家的陈腐观点，特别是李之日记是立意给后人看的，有很多做作的地方。鲁迅曾指出其缺点：“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吧？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了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见《三闲集·怎么写》）

旧的解题、题跋数量很多，散见各书，检查极难。丁福保等收集晁、陈以来各种读书志、藏书志、题跋及散见各文集中之序跋、书后等达二千余卷，著录之书约二万种，编成一部古籍解题的汇编式书目《四部书目总录》，未刊行。解放后由周云青重新整理，改名《四部总录》，由商务印书馆分编出版，已出医药、天文、算法、艺术四编（线装本），书后有书名人名索引。又《四部丛刊书录》是版本记录式的书目，《四部备要书目提要》是解题式书目，对了解见收于《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两种大型丛书中的图书很有帮助。

此外，如王念孙著《读书杂志》，王引之著《经义述闻》，专门考订古书文字之颠倒、夺误，有时亦解释词义，这是考订书目中的代表作。王氏父子是清代有名的学者，治学谨严，精通声韵训诂，上述两书，读古书时宜加参考。

这里简单的再讲一讲善本书的问题。善本之名，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当时无印本，所以叫“善书”。宋代以来，学者议论“善本”及其界说渐多。清张之洞认为：“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害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钞）。”张氏关于善本的定义基本上是可取的。钱塘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编辑条例列举构成善本条件有四点，对张氏又有所补充。宋元刻本，今天来说都是极其难得的善本。明末书坊粗制滥造，所以清代藏书家多以嘉靖为断限，对万历以后则选取极为严格，是有一定道理的。明姑苏丛书堂吴氏、四明天一阁范氏二家之书，多半是钞本；清小山堂赵氏、知不足斋鲍氏、振绮堂汪氏，多影钞宋元精本。以上各家之书，善本居多。校勘之学，乾嘉达于极盛，凡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荛圃、阳湖孙星衍等人之手，补脱文，正误字，其书尤为精审，当然应是善本。总之，不能单以时间为断；清代精校精刻及抄本之善者，均可列为善本。

读者要想知道传世古书而于普通书目查不到时，应知利用善本书目。

清莫友芝撰、莫绳孙编《宋元旧本经眼录》，同治十二年独山莫氏《影山草堂六种》本，为旧善本书目之最有名者。但旧的读书志、藏书志、善本书目，仅能供研讨图书版本时作参考，对今天要查阅利用善本书则意义不大，因为那里提及的书往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则已经佚失；而传世者又多半已入各公家图书馆，少量流散于私人，亦辗转易手。我们要查阅善本书，主要得查近代以来各大中型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例如：《故宫善本书目》，张允亮编，1934年故宫博物院铅印本；《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卷，赵万里编，1933年北平图书馆木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八卷，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1958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1957年版；《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1959年编印。

有些图书馆没有编善本目录，或编目后又搜集到新的善本，读者可径向有关单位查阅。

虎子

（1）查禁书的工具书，有《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以及国民党查禁书目多种。

秦始皇时下令烧毁儒家经典和六国史记，是古代统治阶级禁毁图书的典型事例。东汉王充的《论衡》一书，蔡邕要躲在纱帐里读，虽不见明令禁止，亦可见该书不受统治者所欢迎。刘宋、隋、唐、宋、元各代，皆有禁书之令。清雍正时屡兴文字狱，禁书甚多。乾隆时为了遏制反清的民族意识，利用纂修《四库全书》之便，曾下令查禁和销毁一部分图书。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诏书中说得明白：“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据有人统计，当时在于销毁之列者，竟达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乎与收入四库者相近。《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为清姚觐元编、邓实补遗，包括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与补遗，它和孙殿起辑《清代禁书知见录》同是查考清代禁毁书籍的主要工具书。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二书的合订本，且附书名人名索引，使用极为方便。

吴慰祖校订、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的《四库采进书目》（原名《各省进呈书目》），亦可参考。因为《四库采进书目》中所列进呈的书，都在《四库提要》成书以前，所以许多禁毁的书尚能编入目录，关于书名、卷数、本数、作者、籍贯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可以补正清代禁毁书目所未备。

王晓传辑录、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分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会舆论、因果报应四编，附录几种被禁毁的“淫词小说”书目。这是查考元明清禁毁小说、戏曲的有用工具书。

国民党反动派发布的许多禁书目录（见收于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诸编），这是反动政府实行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证，也可因此考见若干革命和进步书刊。但其中也包括一些反革命的国家主义派和托派出版的书刊，应予注意。

（2）查伪书的工具书。

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这便是最早怀疑古书的一种记载。西汉末年学术界起了今古文之争，使辨伪的风气大为滋长。《汉书·艺文志》依刘氏体例，于一部分书后加注“似伪托也”，这是辨伪工作在目录学上的正式反映。唐刘知几著《疑古》、《惑经》等篇，直接攻击五经和上古之书真伪不分、贻惑后世，是魏晋以来辨伪学衰微已久之后发表的非常大胆的见解。此后柳宗元断定部分子书为伪书，赵匡、啖助对《春秋》的研究已不墨守师法，使辨伪风气继续保持下去。北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南宋朱熹、叶适等人，都重视自由研究，对经书和诸子百家大胆怀疑，成绩又超过前代。如王安石否定《春秋》、司马光之怀疑《孟子》，可算是很突出的例子。明宋濂、梅鷟等在辨伪方面也有一定的成绩，而胡应麟著《四部正讹》是第一部辨伪专著。胡氏所辨古书意见虽不一定正确，仅可供参考，但在理论分析方面有深刻的见解，确定了许多原理原则，使辨伪学正式成为一种学问。清阎若璩、惠栋之否定《古文尚书》，胡渭之否定宋代《易》学，均很有名。此外，万斯同的《群书疑辨》，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崔述的《考信录》，直到顾颉刚等编的《古史辨》、张心澄的《伪书通考》等等，都是重要的辨伪书。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开讲古书辨伪问题，其学生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整理笔记，用语体编写成《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55年出版，尤便初学。张舜徽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认为该书“所举条例很清晰，而论证很平实，初学辨识伪书，必由此入门”。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分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有五章，即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辨伪学的发达、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伪书的分别评价。分论则分别讨论十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及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的真伪及成书年代，附论子书五种（本草、素问、灵枢、甲乙经、阴符经）。总之，这是一部辨伪学方面的理论性专著，也涉及不少古书的真伪或成书年代问题，又提出伪书不伪论，即伪书的作者和年代虽是伪托的，但伪书是客观存在，也反映了著述当时的社会情况等，见解精辟，值得读者首先加以重视。

张心澄编《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39年初版，1954年新版，1957年又出修订本，分上下两册，附有四角号码书名索引。这是一部近乎总结性的辨伪书目，把前人关于辨伪的专著和论文，以及一些分散在各方面的考订成果，收集起来，间附编者按语，辨及之书共达一一○四部之多，极有参考价值。

顾颉刚编《辨伪丛刊》，北平朴社1933年分册出版，中华书局1955年重版，合订一册，改名《古籍考辨丛刊第一辑》。计收古代辨伪著作十种，分三类：（1）通论四种，即张西堂辑《唐人辨伪集语》、白寿彝辑《朱熹辨伪书语》、明胡应麟著《四部正讹》、清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2）经学三种，宋王柏著《诗疑》、顾颉刚辑《书序辨》、清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子学三种，赵贞信辑《论语辨》、宋高似孙著《子略》、明宋濂著《诸子辨》。

又顾颉刚、罗根泽等编著并由朴社分册出版的《古史辨》，收编当代人关于辨伪方面的论文，张舜徽《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谓“此书集疑古之大成。顾氏在考史方面，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见解，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所考证甚多穿凿，而识解颇新颖。学者可参考。”

虎子

查地方文献，可利用地方文献书目。地方文献书目反映一个地区的著述情况，是研究地区文化发展的有用工具书。

此类著作，始于北齐、北周之间。如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虽兼具传记、方志之体制，然专录一方人士之著作，实开后世方志著录书目之风气。专撰一书以述一方著作者，始于明万历间祁承■之《两浙著作考》等，惜无传本。传世者当推明末曹学佺之《蜀中著作记》。曹氏曾任四川按察使，熟于四川文献，其书凡十二卷，见《千顷堂书目》；残本四 卷，见《图书馆学季刊》第三卷。

各省通志和府州县志，其中有仿宋高似孙《剡录》之体例，兼收著述，名为《艺文志》或《经籍志》，读者可根据这个线索，找有关方志查检。（近人李濂堂撰《方志艺文志汇目》，颇便寻检，见《图书馆学季刊》七卷二期）。

清代以来至解放前，私家撰述之地方文献目录，多出当地知名学者之手，收书丰富，著录详实，考订精审，别有特色。如：徐世昌《清畿辅书征》四十一卷，天津徐氏刊本，收清代河北人士著作四千余种；金毓黻《辽海书征》六卷，1942年辽阳金氏石印本；清金武祥《江阴艺文志》二卷，粟香室丛书本；张骥编《清代毗陵书目》，常州旅沪同乡会1944年印，收清代武进、阳湖两县人著作三千种左右；丁祖荫《常熟艺文志》一卷，民国排印本；孙祖基《无锡先哲遗书书目》，1941年无锡孙氏玉鉴堂铅印本；清姚福均《海虞艺文志》六卷，光绪二十三年刊本；清吴庆坻《杭州艺文志》十卷，光绪三十四年长沙刊本；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三十六卷，仿马端临《文献通考》、朱彝尊《经义考》体例，全录各书之序跋，每书之后间加按语考证，1921年浙江书局刊本；项元勋《台州经籍志》四十卷，浙江图书馆活字本，收隋至近代台州人士著作四千余种，取材丰富，考订颇精；胡宗楙《金华经籍志》二十七卷，富于条理，1925年梦选楼刊本；陈准《山左先喆遗书提要》，瑞安仿古印书局排印本；陆惟鎏《平湖经籍志》八卷，1938年平湖陆氏求是斋刊本；清郑元庆《湖录经籍考》六卷，1920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吴兴丛书本；李权《钟祥艺文志》二卷，钟祥李氏活字本；清张宗泰《中州集略》六卷，1929年张汸铅印本，收汉至元各代河南人士文学作品四四五部；《中州艺文录》四十二卷，1935年经川图书馆刊本，收河南各县明清两代一八七四人之著作；蒙启鹏《广西近代经籍志》七卷，1934年南宁蒙氏铅印本；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1944年云南大学出版。

解放后一些图书馆所编地方文献目录，因可直接据以找来阅读，尤为重要。如安徽省图书馆编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安徽文献书目》，收录安徽历代作者约千七百人的近四千种著述，按时代顺序排列。如欲查考春秋战国时管子学派、汉魏时曹氏父子和清代桐城派方苞、姚鼐以及戴名世、戴震等人的作品，都可参考这个目录。不过，此目虽为安徽省图书馆、博物馆和安庆、桐城、歙县等图书馆五个单位的联合书目，却限于馆藏，收录仍然不够完备，所以应参考其他大型图书馆书目予以增补。此外，青岛市图书馆1956年编印的《馆藏明清两代山东人著作书目》，南京博物院1957年编印的《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藏南京文献目录、南京掌故书目》，甘肃省图书馆等1957年编印的《兰州各图书馆馆臧西北文献联合书目》，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主编、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1959年出版的《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等，都是很有用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