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及《短歌行》赏析

客家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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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墓： 高陵
政权： 曹魏
外貌：身长七尺余，细眼长髯

曹操（155.2.24.－220.1.15），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政治方面，曹操消灭了北方的众多割据势力，恢复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文化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曹操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十常侍中的一员，汉相国曹参的后人。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夏侯氏之子。官至太尉。
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

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甚至有了买官制度。朝廷封曹操为议郎，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中平五年（188），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

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准备讨伐董卓。

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牧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以行奋武将军的身份，参加讨董军。二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留居洛阳抵御关东军。董卓之凉州军骁勇善战，关东军十余万人驻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无人敢向洛阳推进。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大将徐荣交锋，因为士兵数量相差大，曹操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幸得堂弟曹洪所救。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

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并。

初平三年，司徒王允与吕布在长安定计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攻陷长安，杀王允，进攻吕布，关中也陷入战乱。是时，州郡牧守各据一方，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

献帝初平四年（193）秋，曹操进兵徐州（治郯，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徐州牧陶谦退守郯县。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次年夏，曹操再征徐州，略地至东海。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曾参加讨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和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不满，遂叛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吕布为当时名将，先为董卓部将，曾与王允定计诛杀董卓。

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敦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

兴平二年（195）夏，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兴平二年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曹操起兵之初，仅有数千人，出任东郡太守前后，他陆续延揽一些拥有宗族、部曲等家兵的豪强地主归附自己，后击溃青州黄巾军，又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这样，曹操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根据地和军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

献帝刘协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建安元年七月，献帝终于回到洛阳，洛阳经董卓之乱，已是一片废墟。百官没有地方居住，“披荆棘，依丘墙间”，洛阳也没有粮食，“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献帝。随即挟持汉帝迁都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

通过以上二项措施，曹操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曹操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

迎献帝、迁都于许和恢复农业生产是曹操得以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

从建安二年起，曹操利用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东征西讨，开始了他翦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

其时，在曹操的北边，是占有冀、并、幽、青四州的袁绍；南边，是占据扬州的袁术；东南，是占据徐州的吕布；正南，是占据荆州的刘表；西边，是关中诸将。此外，董卓部将张济之侄张绣投降刘表后，屯驻于宛县（今河南南阳），对许都形成威胁。

建安三年（198）九月，曹操东征徐州，进攻久与他为敌的吕布。在曹军攻势之下，吕布军上下离心，十二月，吕布将侯成、宋宪等生擒吕布谋士陈宫归降曹操。吕布见大势已去，下城投降。曹操将吕布、陈宫处死，收降吕布将臧霸、孙观等人，初步控制了徐州。

当时，群雄实力最强的是袁绍。曹操预作布置，命在青州有潜在影响的臧霸等人攻入青州，占领齐（治今山东临淄）、北海（治今山东寿光东南）等地，巩固右翼；又命大将于禁屯军黄河南岸，监视袁军。不久，张绣听从谋士贾诩之计，投降曹操，曹操大喜，拜张绣为扬武将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年十二月，曹操自率军屯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准备迎击袁绍。

刘备在徐州牧陶谦死后，曾一度出任徐州牧，后徐州被吕布攻占，刘备投奔曹操。曹操认为刘备是个英雄，先后表他为豫州牧、左将军。曹操攻占徐州不久，淮南袁术准备逃往青州往依袁绍，曹操派刘备去截击。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人谋诛曹操事泄，被曹操杀掉。刘备遂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

曹操为了免于将来同袁绍作战时前后受敌，决定先消灭在徐州立足未稳的刘备。时诸将皆怕袁绍乘机来攻许都，曹操对此胸有成竹，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有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遂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刘备逃奔袁绍。

袁绍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也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敌人。袁氏一门，自袁绍曾祖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势力本就很大，后袁绍取得冀、并、幽、青四州之地，实力大增，有军队数十万人。袁绍以其长子谭、次子熙、外甥高干分守青、幽、并三州，后方稳固，兵精粮足，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他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志在一举消灭曹操。建安五年二月，袁绍命大将颜良等人进兵白马（今河南滑县北），自率大军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向曹操发动进攻。

曹操的实力比袁绍弱得多。曹操所占的大河以南地区，地盘既小，又是四战之地，残破不堪，还没有完全恢复，物资比不上袁绍那样丰富。曹操的兵力也远不及袁绍，其总兵力大概不过几万人，投入前线的兵力据《武帝纪》说“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刘宋裴松之认为此数不准确，操之兵力不会如此之少，但曹操兵力远逊于袁绍却是毫无问题的。袁绍大军来攻，许都震动。曹操安慰众将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众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我奉也。”曹操对袁绍有很深的认识，他敢于在袁绍将要大军压境之时抽身去进攻刘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之上。

建安五年二月，袁军颜良等人围攻白马，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四月，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谋士荀攸之计，先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在白马以西），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的态势，吸引袁军分兵西向，然后突然转向兼程去救白马。曹操军突然杀到，袁军措手不及，颜良被曹军杀死，袁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黄河西撤。袁绍闻知，立即渡河追赶曹操。曹操见追兵渐近，命军士解鞍放马，并置辎重于道。袁军追兵大至，争抢辎重，阵形混乱。曹操率领仅有的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斩袁绍另一大将文丑。颜良、文丑为袁军名将，二战分别被杀，袁军大震。曹操初战得胜，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

八月，袁绍大军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依沙堆为屯，进逼官渡。曹操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作高橹、起土山，由上向曹营中射箭，接着又挖地道，欲从地下袭击曹营，皆被曹操以相应办法击破。两军一攻一守，相持近二个月。久战之下，曹操处境极为困难。

十月，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派大将淳于琼等带万余人看守，屯于离袁绍大营四十里的乌巢。恰好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来投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亲率精锐步骑五千人，乘夜从小路偷袭乌巢。曹操军至乌巢，命四面放火，袁军大乱，淳于琼拒营死守。袁绍闻知，急忙派兵救授，曹操左右见“‘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草”。当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时，认为这正是攻破曹操大营的好机会，因此派去的援兵很少，而以重兵围攻曹操大营。但曹营未破，乌巢败讯已经传来，袁军溃散，大将张郃等人投降曹操。袁绍弃军逃回黄河以北。于是曹军大获全胜，斩首七万余级，尽获袁军辎重图书珍宝。曹操清点袁绍书信，得到自己部下写给袁绍的信，尽烧之，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从客观条件上说，曹操本处于劣势，但由于他能正确分析客观条件，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所以能扬长避短，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使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经过自己主观上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胜利。

官渡一战，曹操击溃了最大敌人袁绍，由他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

建安七年，袁绍病死，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不和，发生火并。袁谭不敌袁尚，向曹操乞降。

建安九年二月，曹操乘袁尚出兵攻打袁谭之机，进军围攻邺城。袁尚率军回救，依滏水（今滏阳河）为营，曹操进军将其营寨包围。袁尚害怕，请求投降，曹操不许。袁尚乘夜逃跑，袁军溃散。袁尚逃奔中山（今河北定县）。曹操命人拿着缴获袁尚的印绶节钺招降邺城守军，城中斗志崩溃。邺城遂被曹操攻破。第二年正月，曹操又以负约为名，攻灭袁谭，冀州平定。于是，曹操让还兖州牧，改任冀州牧。

袁尚兵败后，逃奔幽州刺史袁熙。不久。袁尚、袁熙又逃奔三郡乌桓。

建安十二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汉末，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是为三郡乌桓，其首领为辽西部的蹋顿。三郡乌桓与袁氏关系一直很好，并屡次侵扰边境，掳掠人口财物。这年五月，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无终（今河北蓟县）。时正雨季，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曹操从无终人田畴之议，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寻”的路线进军。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大军登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进至离柳城不足二百里时，乌桓才发现，于是蹋顿与袁尚、袁熙等人率数万骑兵迎击。八月，二军相遇，时曹军辎重在后，“被甲者少，”而放军军势甚盛。曹操登高了望，见敌军虽多，但阵势不整，遂命大将张辽为前锋，乘敌阵稍动之机，向敌军发动猛攻。乌桓军大乱，曹军阵斩蹋顿，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袁尚等人逃奔割据平州的公孙康。这时，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也。”遂率军还师。不久，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献与曹操。诸将不明所以，曹操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于是，曹操攻破三郡乌桓，也彻底肃清了袁氏势力。

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

曹操基本平定北方后，兵锋转而南向。建安十三年七月，进军南征荆州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接任荆州牧。九月，曹操大军进至新野（今属河南），刘琮以为无法抵挡，举荆州之众投降曹操。这时，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的刘备屯驻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听说刘琮投降，便率军向江陵（今属湖北）撤退。江陵为荆州重镇，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曹操听说，怕江陵落入刘备之手，遂亲率五千骑兵从襄阳（今湖北襄樊）疾驰三百里，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将刘备追上，并将其军击溃，随后进占江陵。

由于曹操的进军威胁了孙权的统治，孙权命大将周瑜率军三万，与刘备联军抵抗曹操。

曹操自江陵东下，至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与孙、刘联军接战不利，暂驻军于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与对方隔江对峙。

周瑜用诈降之计，命大将黄盖率小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假称投降，向北岸而进，至离曹营二里之处时，各船一齐点火，然后借助风势，直向曹军冲去，曹军大败，舟船被烧。曹操率军从华容道（今湖北监利西北）陆路撤回江陵。遂撤军北还。

赤壁大败后，曹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内部。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贤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材收罗到自己身边。

建安十六年，曹操开始对关中用兵。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锺繇率大将夏侯渊以讨伐汉中（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张鲁为名进兵关中。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十部心生疑惧，一时俱反。曹操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马超等人屯据潼关。七月，曹操率大军亲征关中。九月，大破关中诸军，马超、韩遂逃至凉州，杨秋逃至安定（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南）。十月，曹操进军安定，杨秋投降，关中地区基本平定。

建安十八年，曹操起兵号称四十万，亲自南征孙权。次年正月，曹军进至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攻破孙权设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其将公孙阳。孙权亲率军七万，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二军相持月余，各无所获。曹操见孙权军容严整，自己难以取胜，遂撤军北还。五月，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割冀州的河东、魏郡等十郡以为魏国封地。曹操封魏公后，所任丞相和冀州牧如故，权势愈来愈大。七月，曹操建魏国社稷宗庙，又在魏国内设置尚书、侍中。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七月，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今陕西沔县西北）。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逃往巴中。曹操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

曹操主力退出汉中后，刘备随后向汉中发动进攻。建安二十三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赶往关中，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沔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刘备杀掉，曹军大败。曹操遂放弃汉中，军队全部撤回长安。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曹操刚刚从汉中撤出，刘备大将关羽就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曹操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关羽乘洪水泛滥之机，大破于禁所统七军，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被水淹，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很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而且他早已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曹操，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曹操接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兵，路上被孙权军擒杀。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曹操手下群臣乘机向曹操劝进。曹操自己还不想废献帝自立，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220），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这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家庭】

曹操有二十五位儿子：

曹丕，公元221年迫汉献帝禅让帝位，是为魏文帝。卞皇后生
曹彰，绰号黄须儿，为一勇将，曾大破代郡乌丸。公元225年封任城王。卞皇后生
曹植，擅长文学，曾作《洛神赋》。虽然得到曹操宠爱，但最终与其兄曹丕争位失败，从此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公元225年立为陈思王。卞皇后生
曹熊，早薨，萧怀王。卞皇后生
曹昂，年轻时曾举考廉，为张绣所杀。刘夫人生
曹铄，早薨，相殇王。刘夫人生
曹冲，为著名神童，曾以妙法为大象称重。环夫人生
曹据，公元232年封为彭城王。环夫人生
曹宇，公元232年封为燕王。环夫人生
曹林，公元232年封为沛穆王。杜夫人生
曹衮，公元232年封为中山恭王。临终病重时魏明帝曹睿对其爱护备至，死后又获厚葬。杜夫人生
曹玹，公元211年封为西乡侯，济阳怀王。秦夫人生
曹峻，公元232年封为陈留恭王。秦夫人 生
曹矩，早薨。范阳闵王， 尹夫人生
曹干，公元232年封为赵王。王昭仪生
曹上，早薨，临邑殇公子，。 孙姬生
曹彪，公元232年封为楚王。公元251年与太尉王凌谋反事变，被赐死。 孙姬生
曹勤，早薨，刚殇公子。 孙姬生
曹乘，早薨，谷城殇公。 李姬生
曹整，公元217年封为郿戴公子。李姬生
曹京，早薨，灵殇公子。 李姬生
曹均，公元217年封为樊安公。 周姬生
曹棘，早薨，广宗殇公子。 刘姬生
曹徽，公元232年封为东平灵王。宋姬生
曹茂，素来与曹操及曹丕不和。公元232年封为乐陵王。赵姬生

【史书评论】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后世学者认为，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意歪曲事实，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曹操诗风】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龟虽寿》等不朽诗篇。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曹操手迹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枭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沉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后世名人对曹操的评论】

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曹瞒传》评价曹操：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
裴松之写过：“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
周瑜评价曹操：“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
刘备评价曹操：“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
陈琳评价曹操：“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幕府董统鹰扬，埽夷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史通·探赜》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李宗吾评价曹操：“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厚黑学》 ”

顾炎武评价曹贼：“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三国志（注）》评价曹操：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许邵评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易中天评价曹操：曹操是可爱的奸雄，他的奸与雄统一于雄。
易中天评价曹操:http://dv.ouou.com/play/v_17bb6d5a01ef1a.html

湘里妹子

曹操《短歌行》赏析
来源：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407091600352.html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概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1、作者简介：

曹操：汉魏间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他“外建武功，内兴文学”，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文学中心，习惯上称“建安文学”。
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的诗多是乐府歌词，朴实无华、感情深挚、气韵沉雄，诗风苍凉悲壮。代表作品《龟虽寿》、《蒿里行》、《步出夏门行》。

2、文体知识及主旨：

本文是乐府旧题诗，四言诗。
这首诗的主要表现了曹操渴求贤才、追求不朽功业的急切心情和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的一种社会责任感。

3、说明诗中所用比喻的含义：

用“朝露”来比喻人生的短暂。
用“日明星稀，乌鹊南飞”比喻贤才投主。
用“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比喻自己渴望多纳贤才。
4、说明诗中所用典故的含义：
诗末用“周公吐哺”的典故，贴切地表达了作者宽大广博的政治胸怀，永不满足的求贤之心。
作者以周公自比，用周公礼贤下士的精神自励。
《短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属于《相和歌•平调曲》。这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乐曲的名称，这种乐曲怎么唱法，现在当然是不知道了。


《短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属于《相和歌•平调曲》。《短歌行》这个乐曲，原来当然也有相应的歌辞，就是“乐府古辞”，但这古辞已经失传了。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短歌行》就是曹操所作的拟乐府《短歌行》。所谓“拟乐府”就是运用乐府旧曲来补作新词，曹操传世的《短歌行》共有两首，这里要介绍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这首《短歌行》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作者希望有大量[url=]人才[/url]来为自己所用。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打击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曾[url=]大力[/url]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

《短歌行》原来有“六解”（即六个乐段），我们现在按照诗意分为四节来读。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在这八句中，作者强调他非常发愁，愁得不得了。那么愁的是什么呢？原来他是苦于得不到众多的“贤才”来同他合作，一道抓紧时间建功立业。试想连曹操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居然在那里为“求贤”而发愁，那该有多大的宣传作用。假如庶族地主中真有“贤才”的话，看了这些话就不能不大受感动和鼓舞。他们正苦于找不到出路呢，没有想到曹操却在那里渴求人才，于是那真正有才或自以为有才的许许多多人，就很有可能跃跃欲试，向他“归心”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猛一看很象是《古诗十九首》中的消极调子，而其实大不相同。诚然这是曹操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但他不是因流年易逝而生贪生畏死之想,联系全篇来看,他感叹的是战争频仍,大业未成,因而产生一种时间的紧迫感,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曹操《秋胡行》),所以他这“人生几何”的慨叹,并不软弱消沉,而是为了执着于有限之生命,珍惜有生之年,思及时努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魏源说得好:“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 又从表面上看，曹操是在抒个人之情，发愁时间过得太快，恐怕来不及有所作为。实际上却是在巧妙地感染广大“贤才”，提醒他们人生就象“朝露”那样易于消失，岁月流逝已经很多，应该赶紧拿定主意，到我这里来施展抱负。所以一经分析便不难看出，诗中浓郁的抒情气氛包含了相当强烈的政治目的。这样积极的目的而故意要用低沉的调子来发端，这固然表明曹操真有他的愁思，所以才说得真切；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通过这样的调子更能打开处于下层、多历艰难、又急于寻找出路的人士的心扉。所以说用意和遣词既是真切的，也是巧妙的。在这八句诗中，主要的情感特征就是一个“愁”字，“愁”到需要用酒来消解（“杜康”相传是最早造酒的人，这里就用他的名字来作酒的代称）。“愁”这种感情本身是无法评价的，能够评价的只是这种情感的客观内容，也就是为什么而“愁”。由于自私、颓废、甚至反动的缘故而愁，那么这愁就是一种消极的感情；反之，为着某种有进步意义的目的而愁，那就成为一种积极的情感。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看，曹操在这里所表达的愁绪就是属于后者，应该得到恰当的历史评价。清人陈沆在《诗比兴笺》中说：“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人生几何’发端，盖传所谓古之王者知寿命之不长，故并建圣哲，以贻后嗣。”这可以说基本上懂得了曹操发愁的含意；不过所谓“并建圣哲，以贻后嗣”还未免说得迂远。曹操当时考虑的是要在他自己这一生中结束战乱，统一全中国。与汉高祖唱《大风歌》是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这八句情味更加缠绵深长了。“青青”二句原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话，原诗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你那青青的衣领啊，深深萦回在我的心灵。虽然我不能去找你，你为什么不主动给我音信？）曹操在这里引用这首诗，而且还说自己一直低低地吟诵它，这实在是太巧妙了。他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对“贤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两句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由于事实上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找那些“贤才”，所以他便用这种含蓄的方法来提醒他们：“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来投奔我呢？”由这一层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实在是太周到了，的确具有感人的力量。而这感人力量正体现了文艺创作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他这种深细婉转的用心，在《求贤令》之类的文件中当然无法尽情表达；而《短歌行》作为一首诗，就能抒发政治文件所不能抒发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紧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这八句仍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求才”二字，因为曹操所写的是诗，所以用了典故来作比喻，这就是“婉而多讽”的表现方法。同时，“但为君故”这个“君”字，在曹操的诗中也具有典型意义。本来在《诗经》中，这“君”只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在这里则具有了广泛的意义：在当时凡是读到曹操此诗的“贤士”，都可以自认为他就是曹操为之沈吟《子衿》一诗的思念对象。正因为这样，此诗流传开去，才会起到巨大的社会作用。曹操对天下贤才发出由衷的呼唤:“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示自己有宽广的政治胸怀,求贤之心永无止境,犹如大海不辞涓流,高山不弃土石一样。并且,他以礼贤下士的周公自励,号召天下贤才来归,开创一个“天下归心”的大好局面。这四句诗气魄宏伟,感情充沛,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和进取精神。在千古诗人中,只有曹操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睥睨一世的人物才写得出来,也只有他能与之相称。至今读之,犹觉豪气逼人。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这八句是对以上十六句的强调和照应。以上十六句主要讲了两个意思，即为求贤而愁，又表示要待贤以礼。倘若借用音乐来作比，这可以说是全诗中的两个“主题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这两个“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前四句又在讲忧愁，是照应第一个八句；后四句讲“贤才”到来，是照应第二个八句。表面看来，意思上是与前十六句重复的，但实际上由于“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因此使全诗更有抑扬低昂、反复咏叹之致，加强了抒情的浓度。再从表达诗的文学主题来看，这八句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含有深意的。那就是说“贤才”已经来了不少，我们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并不满足，我仍在为求贤而发愁，希望有更多的“贤才”到来。天上的明月常在运行，不会停止（“掇”通“辍”，“晋乐所奏”的《短歌行》正作“辍”，即停止的意思）；同样，我的求贤之思也是不会断绝的。说这种话又是用心周到的表现，因为曹操不断在延揽人才，那么后来者会不会顾虑“人满为患”呢？所以曹操在这里进一步表示，他的求贤之心就象明月常行那样不会终止，人们也就不必要有什么顾虑，早来晚来都一样会受到优待。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下文还要有更加明确的表示，这里不过是承上启下，起到过渡与衬垫的作用。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月明”四句既是准确而形象的写景笔墨，同时也有比喻的深意。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这说明他看出了这四句是比喻，但光说“客子”未免空泛；实际上这是指那些犹豫不定的人才，他们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一时无所适从。所以曹操以乌鹊绕树、“何枝可依”的情景来启发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要善于择枝而栖，赶紧到自己这一边来。这四句诗生动刻画了那些犹豫徬徨者的处境与心情，然而作者不仅丝毫未加指责，反而在浓郁的诗意中透露着对这一些人的关心和同情。这恰恰说明曹操很会做思想工作，完全是以通情达理的姿态来吸引和争取人才。而象这样一种情味，也是充分发挥了诗歌所特有的感染作用。最后四句画龙点睛，明明白白地披肝沥胆，希望人才都来归我，确切地点明了本诗的主题。“周公吐哺”的典故出于《韩诗外传》，据说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周公为了接待天下之士，有时洗一次头，吃一顿饭，都曾中断数次，这种传说当然是太夸张了。不过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却是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二句也是通过比喻极有说服力地表现了人才越多越好，决不会有“人满之患”。所以陈沆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则南驰耳。分奔蜀吴，栖皇未定，若非吐哺折节，何以来之？山不厌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厌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厌士，故天下归心。”（亦见《诗比兴笺》）这些话是很有助于说明本诗的背景、主题以及最后各句之意的。

读者也许要问:曹操,世之奸雄也,果能有如此爱才、礼贤的胸襟？应该公正地说,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思想解放的改革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了两汉文化思想上的僵化,董仲舒更倡导儒术与神学相结合的谶纬学说。曹操则对神学迷信,封建礼教等传统观念大胆怀疑,公开否定。从用人来说,两汉以通经、仁孝取士,曹操则提出“唯才是举”,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他抗声雄辩道:“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他“知人善察,难弦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有一位擅草书檄的陈琳,早年曾为袁绍作檄文,辱骂曹操为“敖阉遗丑”(曹操出身宦官家庭),后袁败归曹,操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左右劝杀之,操怜其才,不咎既往,加以重用。由此可见,上述曹操横槊赋诗抒发其一片爱才心意,感情是真实的,是符合他的为人的。陈子展教授《谈曹操》一文中评论曹操的诗“慷慨悲凉,千古绝调。……其诗之风格恰与其人之人格相称。修辞立其诚,迥非后世之独夫民贼盗国擅权,妄为豪言壮语、自欺欺人,终受历史裁判者所可比拟。此亦其在文学上别有造诣之一秘也。”

总起来说，《短歌行》正象曹操的其它诗作如《蒿里行》、《对酒》、《苦寒行》等一样，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服务的；然而它那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曹操的时代，他就已经能够按照抒情诗的特殊规律来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这一创作经验显然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因为曹操在当时强调“唯才是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所以他对“求贤”这一主题所作的高度艺术化的表现，也应得到历史的肯定。

湘里妹子

曹操－－《短歌行》赏析
作者：wnrc 来源： http://wnrc.blog.enorth.com.cn/article/198220.shtml2007-03-06 20:32

今译：

我一边饮酒一边放歌，人生岁月能有几何？象那转瞬即逝的晨露，过去的日子苦于太多。喝酒唱歌我慷慨激昂，深藏于心的忧虑难以遗忘。用什么来排遣忧思，只有借助美酒聊解悲伤。那穿青领衣的学士啊，我无时不在把你思想。只是为了你的缘故，我至今吟味“子衿”念念不忘。鹿儿呦呦欢叫，在野地里吃着艾蒿。我若有贵客临门，一定弹瑟吹笙相邀。如同那明洁的圆月，什么时候曾停止过运行？渴求贤才的一怀愁绪，索绕于心不能断绝。客人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屈尊前来把我探问。久别重逢谈心宴饮，心中怀念旧日的情恩。明月当空星斗见稀，乌鹊展翅向南迁徙。绕着林木飞来飞去，哪个枝头可以栖息？山不辞土石而高峻，海不拒涓滴而渊深。周公吐哺握发，天下贤士归心。

讲析：

《短歌行》属《相和歌·平调曲》，这是第一首的本辞。据余冠英《魏晋南北朝诗选》说，这一篇似乎是用于宴饮的歌辞。诗中感叹时光易逝，抒写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搜揽人才完成统一大业的抱负。就全诗来说基调是高昂的。

《短歌行》是曹操的代表作品，写于南征刘表之前，。作诗可分为三部分。

前八句为第一部分，诗人有感于人生短暂，便想借狂歌滥饮聊以自娱。“人生几何”“何以解忧”两个设问发出慨叹，表面上看是消极的，实则缘事而发，这正是作者积极进取精神的曲折反映，与一般的及时行乐是不同的。不是吗？现实战乱频繁，人民惨遭荼炭，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而年华却消逝了，怎不令人心急如焚！在这深沉的慨叹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感伤离乱、忧心忡忡，急于建功立业的动人形象。

中间十六句第二部分，引用成句，借助想象，反复陈说求贤若渴的心情，可谓直抒胸臆。承上我们知道诗人是深含隐忧的。何以解忧呢？自然不会是杜康。如果说前八句直用《诗经》成句，通过声音、形象、色彩几个方面的细致描写，表达思念贤才的复杂情感，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那么后八句则直接披露了这种心情，来得更加强烈！在类似幻觉的境界中，诗人把对贤才深沉、久远、热切、纯洁的思慕之情表达尽了。风格自殊。

结尾八句为敏第三部分，点出要旨――天下归心，倾吐了自己的愿望。第七句用比兴手法写景抒情，寄托对贤才在离乱中无枝可依的惋惜心情。乌鹊喻贤才。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董卓之乱后，不少人南附刘表。但刘表“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曹操因此而发出感慨，为将全诗推向高潮作了铺垫。第八句先用脱颖于《管子·形解》的句子表示希望接纳尽可能多的人才。最后以周公吐哺发的典故自喻，表明自己决心象周公那样招贤纳士，从而点明题旨。

全诗在深沉的忧虑中饱溢慷慨激昂的情绪，着眼点是渴望有更多的贤士俊杰帮助实现政治理想，把思贤与实现政治理想结合起来，使全诗有了一定的深度。

在艺术表现上，体现了曹操诗歌初步形成的个人风格。这首诗有较浓的抒情性，诗人把起伏不平的心绪通过几个低沉的回旋，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深沉质朴，慷慨悲凉。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首四言诗，诗人利用乐府旧题表现新内容，成就极高。

Artvine

每當想到老曹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加上"斷袍割義"的典故，就讓偶聯想到"斷袖之癖"。唉，偶們讀科學的真不懂詩啊。

客家男子

曹操不是个仅仅会打仗的赳赳武夫，他还兼具了政治家的胸襟和文学家的情怀。曹丕《典论·自叙》中记载：“上（指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曹操于文章与诗歌上皆下过一番工夫，音乐方面也有相当深的造诣，王沈评价他说：“（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曹操首先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其次才是个诗人。曹操大部分诗里都在表达他的政治理想，反映他军事生涯中的所见所闻。曹操的政治抱负很远大，无论是作“汉故征西将军”，还是做统一天下的君王，这个气魄都非常人所能比的。所以他的诗中自然灌注了一股刚健而又沉雄的生气，那种以天下为已任的豪迈表现出的都是帝王的气象，古今诗人中能有这种气魄的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比如他的《观沧海》《短歌行》，视界极其阔大，日月星辰仿佛都在他的掌控中一般。可以说曹操是以帝王之气在写作，曹丕说的“文以气为主”用在曹操的身上最合适不过了。政治领袖的身份使曹操的诗达到了一种超迈的境界，而诗人的身份又使他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面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他满怀同情地写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样的诗句；对于生命苦短，年华易逝，他又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焦灼的呼喊。这些给他的诗定下了一个苍凉的基调。所以曹操的诗，慷慨中隐悲壮，豁达中又见苍凉，成为“建安风骨”代表性的风格特征。

与曹操相反，曹植首先是个诗人，其次才是个政治人物。这里我不称曹植是个政治家，因为曹植的政治才能远远不能和他的文学才华相提并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植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建树，从他夺嗣失败可以看出，在政治上，他不仅没有曹操的雄才大略，甚至连他的哥哥——相对平庸的曹丕也不如。然而曹植却自视甚高，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领兵打仗，在政治上建立不朽的功勋。然而这个愿望却一直遭到排挤和打击，直到最后曹植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曹植可以说是个悲剧性人物，因为他的人生道路是从显豁走向局促的。在他早年的时候，他在父王的庇护之下过着贵公子的无忧无虑的奢华生活，这些从他写作的公宴诗，宴游诗中都可以看出来，诗中充满少年人蓬勃的朝气和纵恣的才华。而在他人生的后期，不断受到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不断地迁都，一直居无定所。他建功立业的志向不断遭受打击，直至最后彻底破灭。这使曹植满怀悲愤，反映在诗歌中就是诗风从华丽绮靡转向沉郁苍凉，诗的基调也从少年时期的昂扬向上转向了中年时期的低徊婉曲。从他的《赠丁仪》至《赠白马王彪》，我们都可以感到曹植对当时的政治是有很多不满的，对于自己的身世也颇有怨言。所以钟嵘《诗品》评价曹植“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是非常中肯的。作为一位诗人，毫无疑问，曹植是一流的，然而作为一个在政治旋涡中翻云覆雨的政治角色，他无疑却是失败的。他把慷慨使气的诗人习气带入到刻板严肃的政治生活，这无疑是不符合政治游戏的规则的，所以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其实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曹植并不是唯一一个“怀才不遇”的文学家，在他之前的屈原、扬雄，在他之后的李白、辛弃疾皆是文采出众而仕途坎坷。如何在诗与政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大概是无数诗人或政治家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作案。也许诗与政治本身就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诗人气质在政治斗争中永远只能碰得头破血流，然而因为政治的失意而造就了无数伟大的诗人，这却也是历史奉送给我们的一份厚礼，所以就让诗与政治的纠缠永远进行下去吧。

比之曹操的政治手腕和曹植的文学才华，曹丕的光芒都要黯淡得多。相对于曹操的苍凉大气，曹丕多了分儿女情长，相对于曹植的才思敏捷，曹丕又多了分深思熟虑。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形象似乎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诗人”，有着儒雅的风度气质和中庸的思想观念。与曹操的慷慨悲歌和曹植的任性使气不同，曹丕的诗温和的多。因为他没有受过行军打仗之苦，接触的社会现实也少一些，所以不像曹操那么慷慨悲壮，又因为他在政治上一直都是一帆风顺，所以思想也就平和中正的多，而不像曹植那样愤慨激烈。曹丕的诗主要包括一些宴游诗（如《芙蓉池上作》《于玄武陂作》等），描写游子、思妇互相怀念的爱情诗（如《燕歌行》《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等），表达及时行乐观念的游仙诗（如《折杨柳行》等）。这些诗大都风格流丽，代表了当时文人的情趣。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评价他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兢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这里刘勰力排人们抑子桓而扬子建的偏见，给予了曹丕很高的评价，持论相当公允。

客家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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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英雄人物中，用兵“仿佛孙吴”（诸葛亮《后出师表》中语）而文采媲美风骚者，曹操殆当其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便是对其武略、文才的高度概括曹操及其二子曹丕、曹植是三国曹魏政权的创建者，也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们的“横槊赋诗”（元稹《杜甫墓志》中语），辉映千古：文学理论批评方而也迭树丰碑。然如今一般“文学批评史”论著中，曹丕、曹植均占相当位置，曹操则因文献不足而鸿迹希渺，令人怅惘。
    本文将从曹操本人创作以及《三国志》、《文心雕龙》等古籍中寻掇有关吉光片羽，钩沉抉微，聊补缺憾：而于曹丕、曹植文论，则就其中某些问题略伸管见，以期疑义共析。
　　曹操乐府诗《秋胡行》二首中共九处重申“歌以言志”，而《步出夏门行》四解也各以“歌以咏志”作结，反复明确表示继承发扬“诗言志”的传统，以乐府诗歌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社会理想《苦寒行》末两句云：“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则反映他对《诗经》中描写远征战士思念家乡心情而具有现实意义与人道精神篇章的特殊感受。《短歌行》开端的悲壮沉雄之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实为曹植自述“雅好慷慨”（见本文下引）创作倾向及建安诗风“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的创导。
　　《文心雕龙·时序》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充分肯定曹操在开创一代文风与培养团结作者方面的主导作用。曹丕《典论·论文》中称道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即文学史上所谓“建安七子”，与曹植《与杨德祖书》的杨修，原都是散在各处的优秀作家，先后为曹操所罗致与任用，与曹丕、曹植兄弟游处酬应，植书所谓“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三国志·魏书·陈琳传》所载事例，可谓典型。陈琳初曾事袁绍，作檄极诋曹操以至其父、祖。”袁氏败，琳归太祖（曹操）。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袁绍字）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太祖并以琳、（阮）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该传裴松之注引《典略》曰：“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宽容人才的雅量，欣赏文章的激情，跃然纸上了。曹操也曾率直地批评他人文章的缺点。《文心雕龙&<br>8226;事类》载：
　　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范文澜注：“魏武语未知所出，‘然’字疑衍。”按“然”字于此虽似语不贯通，却未必衍文。想来曹操整段评语，原本有褒有贬，而于褒贬上下文之间置此转折之词。刘勰只节录贬辞，而存此转折语于首，遂致匪解了。杨明照先生疑张子为张范。据《三国志·魏书·张范邴原传》，邴原与张范都是曹操吸引的人才。裴松之注引《原别传》载：曹操“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闻张子颇欲学之，吾恐造之者富，随之者贫也。’”这里品评人物与文学批评相通，可见曹操的褒贬倾向。曹操渴求人才，“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云：“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曹丕《典论·论文》历评诸优秀作家而分析其长处与短处，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曹植《与杨德祖书》也说“以孔璋（陈琳字）之才，而不闲辞赋”；又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这些当是曹操人才理论与批评方法影响下的作家论。值得注意的还有：孔融因得罪曹操而被杀，可是曹丕《典论·论文》中仍首举孔融，评语也有褒有贬，称他“体气高妙，有过人者”。不因“罪死”而抹煞全人，不因人废言，这里也反映曹氏父子共同的品评人物与文章的风度。曹丕不会也不敢在此抵触其父观点的。
　　《文心雕龙》又载曹操对多种应用文体与文学创作形式方面的意见：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也。（《章表》
　　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匆得依违。晓治道矣。（《诏策》）　　昔魏武论赋（一作“诗”），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一作“贸”）代。（《章句》）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勿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章句》）
    按章表乃臣下的上行文书，敕戒为君上的下行文书，关系军国之事，行文自当名实相符，明朗准确。华过其实，必然不切事情；含糊其辞，势将令人无所适从，都会引起混乱。刘勰大概受当时骈俪盛行的影响，致对魏初表章求实文风有华美不足之感；然而他仍称赞曹操论敕戒的意见为通晓治理之道。曹操这里关于诗赋的意见虽较零碎，也表现他对用韵、炼字艺术的讲求。从以上征引，说明曹操对文体特点颇有评论，可惜只存片段。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比较完整的文体论：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指出各种不同文体各自应有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当反映曹操的意向。《文心雕龙·养气》载有“曹公惧为文之伤命”一语，语焉不详，也属文气论系列中的一说。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运用审美眼光来评论了当时许多作家、多种文种，并论述了作者个性气质与创作的关系，奠定了古代形式批评的基础。其中“诗赋欲丽”一语，为近时论者指为文学自觉时代的一个标志。但也应看到，曹丕《论文》中不少说法是有所承受的，当然也有发展、提高。不过以“丽”论赋，则久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楚辞·招魂》的“结撰至思，兰芳假兮”，已揭示作赋过程中精心极意的构思与清词丽句的缀用。
    《汉书·王褒传》载西汉宣帝曾说：“辞赋，大者与《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扬雄《法言·吾子》更指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揭示“丽”早是诗人、辞人作赋的共同追求，只是程度有差而已。“则”是合度，“淫”是过度，都属形式问题。“丽以淫”，犹“靡丽”（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司马相如赋语）。比较起来似以曹植赋论，更能代表这个文学自觉性发展重要阶段的审美趋向与时代精神。其《前录序》云：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
“浮云”、“春葩”云云，形象地表现了丽辞的特色，而“高山”、“秋蓬”则体现神思、质朴方面的审美理想，与丽美对立而统一，形成辞赋气象的无限风光。“慷慨”指感情激荡，意气风发。《文心雕龙·时序》论建安文学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借用曹植的话作为这整个时代文学精神风貌的概括，是很有批评眼光的。
　　曹丕、曹植兄弟关于文学地位、作用的评说，看来似乎有大相径庭者。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曹植《答杨德祖书》则云：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有学者以曹丕推崇文章的观点为进步而以曹植的贬低辞赋之说为囿于传统、偏属保守，这是须作具体分析和进行深入讨论的问题。
　　其一，为什么平生“好赋”的曹植在这里贬低辞赋为小道呢？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分析道：“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是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的了。”这段话有其卓识，也有未安处。诚如陈良运教授所指出，曹植作此书时年二十五，政治上尚未失志。然而曹植一生不论在前期得曹操宠爱时或后期受压抑时，都是以建功立业为职志，而不愿以文人自限。他辞赋写得好，爱好辞赋，却不希望被人看作辞赋家。故此须要郑重声明。
　　其二，曹丕所推崇的“文章”，主要指学术著作和有关政教的文献。《典论·论文》于“古之作者”首举“故西伯（周文王）幽而演《易》，周旦（周公姬旦）显而制《礼》”；而篇末独许徐干《中论》为“成一家言”。在他所谓“文章”中也包括纯文学的诗赋，然而诗赋既成为“经国大业”的组成部分，其文学的独立性是不完整的。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素来有高度评价诗赋功用的，却又不免使之沦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或附庸。《诗大序》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班固《两都赋序》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渝，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榆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都是其例。有的论者说，曹丕既然认为“诗赋欲丽”，以美为诗赋特征，便是突破了政教的樊篱。但应该注意到，曹丕这段文体论的开头便说：“夫文本同而末异”。因而奏议之“雅”、书论之“理”、铭诔之“实”与诗赋之“丽”，都属于“末”，都是形式方面问题，都在“本”的统帅下。这“本”是什么呢？从全文看，当指“经国”，即关系国家之治理。因之，各种文体之末——表现形式有差别，其根本却是共同的，即都附属于经国——政教的。
　　曹植以辞赋为小道，并非以“文章”为小道，这点也须辨正。他对经、子、史类学术著作以至民间作品，也是很推崇的。《与杨德祖书》中说过：“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又说：“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
    《薤露行》云：“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这些说法，与曹丕的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等论大体相同。其差别仅在对辞赋的看法。曹丕把辞赋归入“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之中，而曹植则贬之为“小道”，以为“不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世”，这就是排除在“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之外。然而这样恰恰划清了辞赋与政教及学术著作的界线，把辞赋作为独立的文学创作。
    汉代扬雄曾“少而好赋”，后因觉为赋属“童子雕虫篆刻”，无益于“讽”，故辍不复为（见《法言·吾子》）。曹植虽贬辞赋为小道，却仍然大为特为，而他的创作辞赋，雅好慷慨，任凭自己的兴趣好尚与感情冲动，自由驰骋，既不思以之经国，也不求借此不朽，其创作动机可以说是纯文学的，也有反传统意义的。实际上他本人身上也是文学家气质多于政治家，这包括他率直地抒发自己政治抱负等放浪任性的言行。
　　其三，自从《左传》所载春秋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便初步排列了德行、政事、文学著作三者的座次。这座次自可有不同排法，难说哪种排法为进步，哪种为保守。取消文学位置当然不对，如把文学置于所有其他事业之上，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曹丕《典论·论文》中轻“荣乐”与“飞驰之势”而重文章之论，验诸其本人作为，殆有矫饰之处。鄙意妄度，这或许是竞争作接班人所表示的一种姿态吧！《资治通鉴》卷六八载曹丕、曹植兄弟政治角逐的情节耐人寻味。
　　植性机警，多艺能，才藻繁赡，操爱之。……丕使人问大中大夫贾诩以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操尝出征，丕、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瞩目，操亦悦焉。丕怅然自失。济阴吴质耳语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饰；五官将（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说，故遂定为太子。
    按曹操固然雄才大略，爱才好文，但有其猜忌一面。这是封建时代“雄主”所难免的，即使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故太子问政，历来最触当朝帝王的忌讳。曹植的才华横溢，为曹操所爱，然其锋芒太露，如“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事件，有抢班夺权之嫌，以致曹操“大怒”，“而植宠日衰”。
    曹丕著《典论》有与曹植比赛才华之意，而其重著作而轻荣势的表态，表示自己愿守“素士之业”，没有政治野心，未尝不是一种“矫情自饰”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权术。试看他被立为太子时喜而忘形；登位后即正式取代汉朝，为曹操所不敢为；又对诸弟严加防范，频施迫害，以确保自己的权位。虽然他在位仅有六年，年寿易尽，可是他牢牢抓住这荣势，未闻有放弃统治生涯去当专业作家之举。在他心目中政事、文学两者位置孰轻孰重岂不显而易见了么？当然，曹丕的诗文也写得很好，无愧为作者。
　　“往事越千年”。曹氏父子一生龙争虎斗所创建的帝王事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而他们的文采风流却传诵至今。那么曹丕所讲“未若文章之无穷”的确不失为是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