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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简之辩](二)谈我国的汉字简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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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1-22 19:28: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韩敬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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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语言是人类的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则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最重要的辅助语言的工具。人类对于任何一种工具,都要求它具有高效率的特点。所谓高效率,一般说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速度快,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多而且做得好;二是成本低,消耗少,省力气、省时间,自然也会省财物。理想的工具,人们要求它能达到“多快好省”。人们对于文字同样有这样的要求。我们既要文字简,结构简单,笔画少,写起来快而省力;又要文字明,能很好地表达语言,字与字之间分辨率高,不会表意混淆,妨碍交际。正是两方面的要求,就造成了汉字四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不断简化和繁化的现象。简化,要文字简易,好学、好写、好记;繁化要文字明确,分辨率强,好认、好用。

      由于汉字历史悠久,使用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用它记载的典籍数量多、时间跨度大,再加上刊刻、排校方面的原因,使得汉字发展到现代显得十分庞杂:总的字数太多,异体字太多,一些字笔画太多,使人感到难学、难认、难写、难用。上世纪前半期,不少仁人志士,认为是汉字拖累了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拖累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至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强盛。他们立志要对汉字进行革命,搞汉字改革,搞拼音文字。这些前辈们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爱国者,是革命者。但是,他们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19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我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和掠夺,三座大山压得广大民众喘不过气来。国力积弱,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事业难以发展。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苟延性命尚不能够,遑论去识字学习,提高科学技术?直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的文盲数量惊人,以至于有些人还为自己是大老粗、工农干部为荣呢。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进行政治革命,强化经济基础,才是发展文化教育,发展科技,解决识字用字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不考虑政治、经济的根本问题,只是责怪文字阻碍了社会的前进,只能是本末倒置。当然,无庸讳言,文字作为一种辅助语言的重要工具,有优劣之分、难易之别,有整理、改进甚至改革的问题。文字对文化教育、科技进步以至于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或改革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汉字的繁难问题确实是突出的,字数多、异体多、笔画多,结构复杂,易生讹变。这给对汉字的学习、书写、使用以及汉字机械化、信息化都会带来一些不良影响。自然,汉字的这些问题不是现代才有,而是在它的发展史上伴随其不断的演变、改进而陆续产生的。我国历代政府也对汉字做过一些整理、统一工作。但简化工作的推动力量还是民间的自发运用和约定俗成。比较起来,新中国建国后进行的汉字整理和简化工作规模之大、力度之强、成效之显著都是以前的任何一次不可比拟的。1952年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重点研究汉字简化问题。1953年毛泽东主席指出:“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于国务院。1955年1月文改会拟定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为慎重起见,方案中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从1956年2月至1959年7月先后分四批推行。1964年5月文改会编印出《简化字总表》。经过补充、调整,简化字由方案收录的515个增加到2236个,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又对原来总表中的个别字进行了调整。


                                     二

      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汉字简化的方针规定为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约定俗成,就是广大群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或认定的使用简体字的习惯。现在看来,这条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汉字简化方案》和总表中的简化字,绝大多数是有约定俗成的基础的,有其稳定性和普遍性。汉字简化使数量可观的常用汉字笔画得到简化,也减少了一定数量的汉字。这次简化基本上是成功的,是受我国大陆的广大群众欢迎的。但是,由于当时推行简化汉字的指导思想存在问题,只是把汉字简化工作当作改革汉字、通向拼音文字的“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吴玉章),变成一种短期的行为,对问题想象得过于简单,好像能较快地实现汉字的拼音化,所以对整理和简化汉字的理论和方法、汉字的学理和系统性、古今贯通、繁简转换、海内外协调、字形的匀称美观等问题缺乏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所说汉字简化应包括形体和数量两个方面的简化,是很正确的。但也必须看到简化中会产生字形简与明的矛盾,字量过少与对语言的精确表达的矛盾以及某些简化造成自乱系统的问题。求稳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分批推行,隔一两年推行一批,会使文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处在不停变动的状态之中,原有系统破坏了,相对稳定的新系统又形成不起来,这不能不给文字的发展和运用带来消极的影响。1977年12月《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布及推行没过多久,即被通知停止使用以至被废止,正是其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所造成的。

       我们认为,要确定简化字,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三条原则:

      一、约定俗成。也就是说要确定的简化字在汉字运用的实践中有普遍性和稳定性,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的简化字绝大多数都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很多是民间长期流行的俗字、简体字,所以较容易在群众中推行。而“二简”中的一些字有的只在个别行业或某个地区使用,普遍性不强。有的为简而简,是少数人新造的,缺乏约定俗成的基础,所以难以在社会上推行。

     二、效率原则。前面说过文字作为一种重要工具,人们会从运用它进行工作的速度和质量两个方面要求它。选定简化字同样有这种要求,既要求所确定的简化字字形是简易的,笔画少,学和写快而省力;同时又要求跟其他字的区别性强,对语言的表达是明确的,认字和用字确切、方便。

      三、规律性。毛泽东主席对汉字简化的指示,强调“找出简化规律”,“有规律地进行简化”,这是很重要的。汉字的产生、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创造、变化一般说来有一定的理据,发展演变有一定的系统性。当然,理据、系统是相对的,汉字的系统性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是动态的。经过简化的汉字系统与原来的繁体字系统就有变化。要求文字的发展变化一点也不去变动旧有系统是不正确的,比如,我们不能以《说文解字》系统约束后来的汉字演变,也不能以繁体字系统限制汉字简化。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汉字系统在发展中有传承性,如在原有系统不被打破或较少破坏的条件下一样可以发展到新的系统,还是多一些继承原系统为好。文字的稳定性强,传承性高,有利于文字的运用和对以前文献及传统文化的继承。


                                      三

      文改会通过制定汉字简化方案,总结了创造简化字的方法和经验,将简化字划分为八种类型:1、假借字。借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较繁的同音字或异音字,比如脸面的“面”代替面粉的“麵”、山谷的“谷”代替谷子的“榖”,是同音假借;占卜的“卜”代替萝卜的“蔔”、升斗的“斗”代替斗争的“鬥”,是异音假借。2、形声字。指用形声结构造字原理简化汉字,这又有几种情况。A、原字的笔画太繁的形符改为笔画较简的,如刮风的刮-颳、肮脏的肮-骯。B、原字的笔画太繁的声符改为笔画较简的,如袄-襖、衬-襯、础-礎;也有原字的笔画较繁的形符和声符同时都改为笔画较简的,如脏-髒 、惊-驚。C、原字的笔画较繁的非形声字改为笔画较简的新形声字,如邮-郵、窜-竄。3、草书楷化字。指将繁体字的行书、草书写法,改为楷书的形式,如东(東)、车(車)、贝(貝)。4、特征字。指用原字的特征部分来代替原字,有的留一角,如声(聲)、医(醫);有的留一半,如录(錄)、号(號)、丽(麗);有的留大部分,如垦(墾)、阳(陽)、际(際)。5、轮廓字。指保留原字的轮廓,省略其中的部分笔画,如卤(鹵)、乌(烏)。6、会意字。指用几个笔画少的意义相关的字或偏旁表示一个意义,构成一个字。如尘(塵)、笔(筆)、泪(淚)。7、符号字。指把原字中笔画繁难的部分,用简单的字与笔画代替,这些字和笔画在字中不表音或义,只起符号的作用。如用“又”的汉、叹、艰、难、欢、观、权、劝、仅、鸡、戏、邓、对,用“不”的还、环、坏、怀。8、偏旁类推字。指运用已简化的字或偏旁类推出来的字。如军(軍)、阵(陣)、连(連)、诨(諢)。

      在简化字的八种类型中,草书楷化字,一般为独体字,因为是汉字原有的一种字,这种字可明显地减少字的笔画,又不会增加汉字字数,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但是这种情况在简化字中所占比例很小。特征字、轮廓字、会意字、符号字之类,如果是约定俗成的早已流行的字,既可以减少字的笔画,又不会增加汉字字数,也是不错的办法。但是这几种办法中都还有一些新造的简体字,比如“导、卫、邓、击、严、农、乡、盘”等,作为单字是简化了,作为汉字字数并没有减少,有的打破原有系统性,对学、认有关的字却未必有利。如“盘”,把上半的“般”换作“舟”,少了四画,但汉字中又多了个“盘”字,而且与“般、搬、瘢、磐”失去了系统;“导”字与“道”没有了关系;“邓”与“登、蹬、瞪、簦、凳、磴、镫、澄”系统脱了钩。

      下面我们想着重谈谈简化字中形声字和偏旁类推字以及假借字问题。

      如前所说,简化字中的形声字,是以形声结构的原理进行简化的字。形声字有表音和表意的偏旁,在汉字系统中占有较大比重。在原有形声字基础上简化偏旁的简化字,既维持了原来的形声结构,又在字形上与原字有较多联系,便于学习和辨认,这种办法比较受欢迎,也是文改主管部门较为注重的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中无论是代替原来的非形声字而新造出来的形声字还是将原来形声字的形符、声符进行改换形成新的形声字,都是减少了一个繁体字,增加了一个简化字,只是减少了字的笔画,没有减少字数。这与前面说到的几种办法的缺欠是相同的,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偏旁类推字,是运用简化的偏旁或字作为偏旁和部件类推出来的简化字。这种办法简化效率很高,《简化字总表》的第三表就是运用《汉字简化方案》收入的54个简化偏旁和补充规定的9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类推出来了1754个简化字。由于运用了类推简化办法,使得常用汉字中的相当数量的汉字得到简化,也使汉字经过简化整理形成了与原系统有所不同的新的系统。简化字中的偏旁类推字,与前面说的几种办法存在的问题一样,也是只能减少字的笔画,不能减少字数。废除一个繁体字,增加一个简化偏旁类推的字,字数没有减少,在我们的字典里,只要是繁简都收,就得都收下来,比原先没有简化时多收了一些简化字。新造简化字和类推简化字又为我们的汉字总字库增添出来数量可观的新的成员,这与汉字简化的减少汉字总字数的目标是不一致的。

      类推简化还有个范围问题。1964年《简化字总表》的“说明”中指出:“第三表所收的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为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汉字总数很多,这个表不必尽列。……现在为了适应一般的需要,第三表所列的简化字的范围,基本上以《新华字典》(1962年第三版,只收汉字八千个左右)为标准。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十分清楚,当时的汉字简化工作的主管部门主张类推简化是没有范围限制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所收汉字都是进行类推简化的,198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版本又增收了不少汉字,也是同样类推简化的。这些字典、词典收字不过是一万多,多的也不超过两万。八十年代后,我国要编辑出版大型字典、词典,类推简化就突出了。1986年10月,《汉语大字典》开始出版,在其《凡例》中说:“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发的《简化字总表》所列字目为准。”1986年11月开始出版的《汉语大词典》也在《凡例》中说:“简化字只立单字条目”,“夹注及立目的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1964年联合发布的《简化字总表》所列的2236个字为限。”也就是说,这两部收字较多的大型辞书(其中《汉语大字典》收字五万四千多个),类推简化只限于“总表”范围,以外的不类推简化。但是1994年9月出版的《中华字海》收字85568个,它收字比“大字典”多出三万多,主要是收录了《简化字总表》范围之外的类推简化字,甚至连一些古代的讹字也进行了类推简化。对这两种收录简化字的范围,辞书界也多所议论。近年大型计算机字库的建立,一些古籍的简体字版出版,类推简化的范围问题就更为突出了。我们认为,类推简化不必只限定在“总表”之内,范围可以适当地扩大一些,但也不要毫无限制。是不是可将古今的主要典籍用字弄清楚,把现代地名用字弄清楚,确定个范围。这以外的较为罕见的字,有的只是较专门的古书用到,或者只是古代字书上收录,而古籍上见不到的字,还有的字在字书上也注不出音义的,有的甚至是讹字。一些古代不用现代也不用的字根本不必列入范围,自然更不必类推简化了。也有可能以后还有重要文献出土,需要出简体字本,会有所定范围以外的字,那会是极为有限的,类推简化的范围也可稍作调整的。

      假借字问题。用一个笔画简的字替代音同或音近的笔画较繁的字,实际上不仅是替代,而且是兼并。同音代替在汉字发展的历史上就是汉字简化的重要方式。这种办法不仅简化了笔画,而且又减少了字数,这是最为符合汉字简化的目标的,所以它也最受原推行汉字简化的主管部门重视,列为汉字简化的第一种方法,首选的办法。但在文字运用中,这种办法出现的问题较为突出。由于是同音代替,有的还不完全同音,这就给选用的字增加了义,有的还增加了音,就有引起混淆的可能。比如“干”字,近年常见“干细胞”一词,其中的“干”有人读阴平,有人读去声,如不了解术语含义,就难以确定;翻译地名“塔什干”中的“干”,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不止一个人读成去声。再比如,我见到有位经理的名片,全用繁体字,上面的地址“海淀区芙蓉里”中的“淀”印作“澱”,“里”印作“裡”;还有的把“家”字无限制地转换繁体为“傢”字;我买到一本开本很小印装精致《论语》,用繁体字排版,里面当作说话义的“云”,没有例外地全都上面加个“雨”字头印作“雲”;近年出现的“二恶英”一词,因为“恶”是多音字,常用音义是负面的,所以专家们坚持用带“口”旁的“噁”字,简化字表却是把这个字作为“恶”的繁体废除的。这些问题大都是用同音代替或假借法进行简化而字表又没有注释明白造成的。

      由于汉字简化已经推行了四十多年,同音代替又是所使用的重要方法,它所确定的简化字基本上稳定下来。我们不可能再去改变很多已经形成的这种由假借关系而形成的简化字,只能到底对个别的同音代替容易产生混淆的繁简关系进行适当调整(如“后(後)、发(髮)、谷(穀)、当(噹)、蒙(濛懞矇)”等),对那些原本通用范围受限制的假借加以说明,以防转换时产生错误(如“干( 乾亁幹 )、斗( 鬥 )、淀( 澱 )、范( 範 )、里( 裡裏 )”等)。

参考文献:
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人民日报》1958年1月13日。
吴玉章:《关于汉字简化问题》,《中国语文》1955年4期。
李  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年1期。
王  显:《略谈汉字的简化方法和简化历史》,《中国语文》1955年4期。
高更生等:《汉字知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3月。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
何九盈:《汉字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张书岩:《〈研制规范汉字表〉的设想》,《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2期。
王凤阳:《汉字的演进与规范》,《语文建设》1992年4期。
傅永和:《谈规范汉字》,《语文建设》1991年10期。
王  宁:《再论汉字简化的优化原则》,《语文建设》1992年2期。
费锦昌:《海峡两岸现行汉字字形的比较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5年1月。
 楼主| 发表于 2003-11-22 19:47:15 | 显示全部楼层

简化字类推的范围问题

李先耕

     对于运用《简化字总表》第二表“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进行类推有无范围,现在有两种意见:一是不设定范围,可以无限类推;二是设定范围,在此范围内类推。笔者是主张第二种观点的,其理由已见于笔者在《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的文章(《简化字应否无限类推》,下文省称《应否》)中了。在这次会议上有幸聆听到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坚持原来的有限类推的主张的同时,也对一些问题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
    《应否》一文已经指出,起码在字面上《简化字总表》对是否无限类推说得并不明白。其实《总表》的制定者是想无限类推的,这一点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字问题的请示》中说得很明白:“凡原方案所有已简化的汉字,用作偏旁时应同样简化;原方案偏旁简化表中所列偏旁,独立成字时也应同样简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量保持汉字原有的系统,便于繁简两体互相对照,因而也便于教学。”但是当时对汉字的使用前景是一种暂时的观点,即认为汉字“要走拼音化”的道路。所以汉字简化只是汉字改革的“最初步”的第一步骤,只是“使初学者容易书写,并使印刷体和通用的书写体尽量趋于一致。”罢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汉字简化方案的指示》1954-11)。因而在制定《总表》的时候,第三表(即《应用第二表所列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本文省称为《类推表》)才会“基本上以《新华字典》(1962年第三版,只收汉字八千个左右)为标准”了。虽然《总表》接着说“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据我们今天的推测,当时的制定者会以为,《类推表》已经够用了,那些连《新华字典》都没有收入的汉字,“初学者”和广大群众基本上是不会用到的。对于那些“很生僻的字”,大概只有印刷“古籍和其他特殊原因”才会用到,而那时便可以按照《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里的规定,直接使用原来的繁体字就行了。当时,既没有想到汉字会有这样长久的生命力,也不可能预见到中文信息处理如此迅速发展的局面。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总表》就存在许多不完善和模糊的地方。
    比如《总表》说:“以‘余’代‘餘’……虽然群众已经习惯了,而在某些情况下却不适宜,需要区别。”因此《总表》在第一表“余”字条下加了如下一个注释:“在余和餘意义可能混淆时,仍用馀。如文言句‘馀年无多’。”但是,这个类推出来的“馀”字却既不见于第一表,也不见于《类推表》 。再比如,《类推表》只有閻的簡化字阎,而沒有閆的简化字闫,而这两个字却都是国人的不同姓氏。而且,什么叫“偏旁”,是否只有第二表的简化字才能做偏旁,《总表》或是没有说明,或是仅据《新华字典》或其他常用字立论。今天,我们对汉字部件、汉字拆分已经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而计算机上汉字“超大字符集”的出现也把问题提到了我们的面前。据北京大学章琼先生的研究,不仅《总表》的《类推表》中有些字仅仅根据第一表类推不出来,而且如果以《汉语大字典》为范围,就要类推出12818个新的简化字。这些新的简化字是一些古人没见过,今人也不会用的“新死字”,这只能对汉字资源形成极大的两费。事实上还如章先生所论,它还会导致一批同形字出现,还会出现一些半繁半简的怪字形。这就说明,即使主张“无限类推”,也必须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制定详细准确的条例,才有可能实施。
    考虑到目前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的书写习惯,考虑到应该使中文信息处理标准统一,所以本文建议以GBK字库的简化字为类推的范围,这也就是GB 13000.1的全部中、日、韩(CJK)统一汉字字符部分。它是目前最新的国家标准GB18030-2000中除去扩展A、B的部分。
这一部分的汉字,即在 I 区统一编码的汉字共 20902 个,按部首——笔画排序。其中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的汉字约 17000 个,据说,其源字集是国标基本集简化字(即GB2312-1980的6763个汉字),第一、三、五辅助集繁体字(在DOS时代使用过较高版本的WPS、UCDOS等有“繁体字”的汉字系统的人,都用过这里的第一辅助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邮电通信字符集,台湾地区的 CNS11643 《通用汉字标准交换码》,此外还吸收了香港用字 58 个,延边地区朝鲜族使用的“吏读”字 92 个。CJK 统一汉字编码字符集中日本用汉字和韩国用汉字源字集分别为日、韩两国的有关标准。可以认为,它已经基本涵盖了通常用字的范围。当然,这样做也意味着必须对《总表》进行修订。比如《总表》第一表已经规定了钟是鍾、鐘的简化字,但是在国标基本集的简化字中就有了一个新的类推简化字——锺。众所周知,鍾是一种酒器、容量单位,而鐘是一种乐器。在聚集义上,如鍾爱、鍾聚时是不会用鐘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钟只作为鐘的简化字,而把锺作为鍾的简化字 。这样做也意味着对《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修订。比如CBK字库中的镕字就是一例。
    采用这一范围出现的新的类推简化字并不像有的先生以为的那样多。我们仍以《应否》一文的17个可疑类推的简化字以及4个简化偏旁为例,列举出《类推表》所没有的新的简化字(表中用“+”表示本行有此字,“—”表示本行没有此字):
新类推字 诜 讬 讱 诐 诪 谉 谞 饤 饾 馀 馂 馌 闫 闳 闶 闬
GB2312 + — — — — — — — — + — — + + + —
通用字表 + — — + — — — — — + — + — + + —

阇 阓 阘 阛 纤 缍 缋 缏 纮 纻 绤 绬 绹 缊 缐 骣 驲 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骉 骍 騑 骕 骙 骦 轵 轾 辁 轪 辀 辌 辒 赀 赇 贠 赑 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觍 飑 飚 飏 飐 飖 钜 钣 钸 铖 铘 铴 锊 锍 锖 锪 锩 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锺 镆 镙 镟 镡 钑 铇 铔 铚 铦 铻 锜 锠 锳 锽 镈 镕 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镵 鹎 鹱 鸤 鸴 鸻 鹀 鹍 鹓 鹔 鹝 鹟 鹠 鹢 鹮 鹯 鹲 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鹴 颚 颎 颒 颕 颣 麴 麺 龁 龂 鲕 鲴 鲺 鲼 鳋 鳐 鱻 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鲀 鲃 鲄 鲉 鲌 鲓 鲘 鲪 鲬 鲯 鲹 鲾 鳀 鳂 鳈 鳉 鳚 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鳤 鳡
— —
+ +
    必须声明,这个144字的结果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21003汉字编码大字典》查出的。但是这本字典的汉字编码并不完善,有一些遗漏,比如骉、鱻等字就没有,虽然本表有一些增补,但仍不完善。所以这个数字仅有参考价值。
    如果采用有限类推的主张(会议上似乎多数人的意见如此),那么我们认为既划定了类推范围,就不能“灵活”掌握。因为作为国家的规范,是不能由某些个人去“灵活”打开缺口的。这只能是法不容情。也许他们有很充分的理由,那就需要经过合法的程序由国家语委以及有关的机构批准才行。对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教材中会选入一些文言篇目)、语文辞书的编撰者,他们不妨在给出不类推的繁体字的同时,也给出类推的简化字。但是这仅仅作为一种“字体”而存在,就像今天的计算机汉字字库里可以有“隶书”一样。隶书并不是我们今天通行的印刷体或手写体,但是它可以作为特殊应用而存在。所以我们可以在通用的宋、仿、楷、黑四种字体之外,再建立简宋、简仿、简楷、简黑这些字体库。这些字库可以使用修订后的汉字部件简化类推原则去类推简化。当然,在类推的时候,就不能仅仅限于《总表》的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即使是第一表的简化字,如果成为另一个汉字的直接部件,也可以类推简化 。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是否可行还要倾听大家的意见。
发表于 2003-11-22 22:59: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言难尽

简化汉字的问题很多。随便举几个例子。前文说过,“干细胞”(幹细胞)易误解为“亁细胞”。繁简转换也常见到“乾”“乾”不分(前者左下角为干)后者为“乾坤”的“乾”,都是简化惹的祸。第三批简化字停止推行就是这个缘故。
发表于 2003-12-6 13:59:15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大中文論壇的討論

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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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21 21:55:0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一)

作者:詹鄞鑫
来源:http://chinese.pku.edu.cn/bbs/thread.php?tid=30609&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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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本文力求客观阐述历史事实,不回避重大的争论和思想观点。所引言论不代表本文的观点。除非已有定论的说法,一概不作价值判断。

    文字改革是20世纪中国文化领域最重大的运动。文字改革运动是以“汉字落后论”为前提的,因此必然伴随着不同意见的争论。最激烈的两次论战分别发生在1957年和1986年以来的新时期。1957年的那次论战,非学术因素的强行干预不仅窒息了民主空气,还严重妨碍了语言文字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文字应用工作的健康开展。新时期的论战,则更多地带有反思的意味。总结和重新审视文字改革的争辩,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文字改革”的含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说的是记录汉语的文字要“改革”,由现行的属于表意性质的汉字改变为表音性质的拼音文字,也即“拼音化”。这是文字制度的改变。在实现拼音化之前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由此可知,“文字改革”的确切含义就是记写汉语的文字的“拼音化”。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这三件事情本身,都不属于文字改革,而是文字改革的准备工作。其中汉字简化是在文字拼音化实现之前“以利目前应用”的一种非长远措施。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在全国实现拼音化扫除障碍。汉语拼音方案,起初是作为拼音文字来设计的,叫做“拼音文字方案”,但由于许多技术问题并没有解决,1954年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其功能相应地改变为汉语拼音工具,并用于某些汉字不方便使用的地方,同时也可用作拼音文字的试验。
    文字改革论辩的根本问题是: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究竟有没有必要改变为拼音文字。这个问题的根子出于对汉字和拼音文字两种文字制度的比较。汉字在中国使用数千年,本来不存在褒贬问题,自从19世纪末跟拼音文字的比较,出现指责汉字落后的言论,然后才有维护汉字的论争,贬低在前而褒扬在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两种相反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优越论”。
    汉字简化工作,在要不要简化,如何简化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对汉字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1986年转入新时期,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阐述,汉字简化问题争鸣作为附带问题单独阐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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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二)

作者:詹鄞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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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本文力求客观阐述历史事实,不回避重大的争论和思想观点。所引言论不代表本文的观点。除非已有定论的说法,一概不作价值判断。

推行阶段:1950-1985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毛泽东主席曾多次表示过赞成文字改革的看法。毛主席在1951年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20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纪事:219)
    文字改革工作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先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49),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这三个机构前后相承,下文简称为“文改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并试验拼音文字,因拉丁化新文字不宜再推行,于是重点改为设计新的拼音文字方案;1950年又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以便当前使用。
    当时主流派对汉字的基本评价,是对于五四时期认识的延续。吴玉章为五四纪念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再次提到:“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有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太繁难:难认、难写、难记,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纪事:128)罗常培(1952)说现代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意义。这对于提高大众文化是一有阻碍的”。(纪事:164)
    50年代初,也曾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公报》(1950-9-3、4)曾连载张锐光的《斯大林论语言学对于中国语文问题的启示》,表达对汉字拉丁化的不赞成意见。李仁发表《拼音文字必须有类符》(《中国语文》1951-6),对拉丁化新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批评。反驳文章有曹伯韩《新语文运动中的一些思想》(《人民教育》1951-2),针对不同意见,就有关文字改革的六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反驳汉语同音异义的字太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观点。二、认为所谓文字的民族形式并不在于文字的笔画或字母,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三、反驳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因而谈不到建立拼音文字的观点。四、批评把文字改革看得过分容易的认识。五、反驳拼音文字不如方块汉字易识易记的观点。六、批评先把新文字研究好了再推行的认识。(纪事:151)仁言信(周有光)发表文章批评李仁“把拉丁化新文字说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败’了,这都完全不是事实”。
    1957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上半年,大鸣大放;下半年,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因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上半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以及《中国语文》、《拼音》等杂志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对文字改革持不同意见的文章。文改会于5月16日、20日、27日三次召开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表达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批评性的文章和意见,总括下来大概有这些观点:
    一、汉字是优秀的文字,并不见得那么难学难认。
    唐兰(1957b):“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始终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的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他认为采用拉丁字母,势必把“每个人民习惯了的形式全部撇开,重起炉灶,根据语言来造文字”;“这种移山倒海的气魄是雄伟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这样做,都还是要很好考虑的。”
    陈梦家(1957d):“汉字是有好处的。(一)汉字是统一的,超方言的,不论什么地方的人写的东西大家都能看懂,不象拼音文字那样。(二)汉字在辨认上容易。(三)汉字有注音成分在内,如松、柏。(四)汉字的笔画很少,英文的one,汉字写作一;英文的man,写作人;英文的university这么一长串,汉字只“大学”两个字。我们对汉字的评价应该是公平的,不要光说自己不好。(五)中外各国的语言都是变的,但文字不能经常变,文字要定型,不能随便拼,不然就不能作为工具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骆瑛的文章说,一位五十余年从事英语研究的人切身体会到,汉字并不难学。还说,曾研究汉字三十余年的奥地利文字学家罗逸明,曾经把十种外国文字和汉字比较,证明汉字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容易学。(杜松寿1957)
    二、表意汉字是历史的选择。
    陈梦家(1957a):“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
    陶坤:没有理由可以断言“象形文字一定就落后于拼音文字”,也没有理由说“文字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汉字的存在就是文字并不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的例证”。(倪海曙1957)
    关锡来信:〔说到汉字何以未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主要是方块汉字符合汉语的条件,拼音文字绝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陈梦家1957c)
    翦伯赞发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变是历史的过程”,“我激烈反对废除汉字。要废除汉字,除非决心把历史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对群众来信意见的综述提到汉字有优点,拼音化有困难:“汉字望文生义的优点,是任何拼音文字所没有的。拼音文字则需要先经过音的阶段,然后才能达到知意的阶段”;“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汉语的方言复杂,对拼音化很不利”;“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方块字不难学”;“汉字不便于打字拍电报的缺点,是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的”。(倪海曙1957)
    蒋善国(1957)抽象地赞成文字要改革,但具体论证却意在阐明汉语不宜采用纯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内容极为丰富,历史非常悠久的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拉丁字母只注音记音所能担起这个千斤胆子。”
    三、汉字还要使用。
    陈梦家(1957a)“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
    唐兰发言:“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他。”“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倪海曙1957)
    四、希望“文改”工作要谨慎行事
    陈梦家(1957b):“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周祖谟发言:“没有把文字为什么要改革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讨论,对于如何来改革的问题也没有好好地讨论”,这是文改工作中的缺点。(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事实上在文字改革的宣传中,已经出现过‘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唯心主义者才反对汉字改革’之类的吓人的论调。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人敢于坦率地写反对意见的文章,也必然会遭到‘围剿’。”“不赞成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是少数,但过去都没有说话”。(倪海曙1957)
    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章伯钧说(文字改革问题)“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杜松寿1957)
    支持文改的文章中,李振麟(1957)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广。其基本思想是:(一)“我们不但承认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承认今天它仍然在起作用。即使将来有了拼音文字,汉字仍然要作为汉民族的古典文字为人们学习。”但是“汉字在今后作为全民交际工具是不适合的。”(二)“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世界文字有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从图画文字经过表意文字而到拼音文字(中间还有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两个阶段)。跟表音文字来比,汉字在文字发展史上是比较过时的东西,不能把它的优点夸大,说得比处于文字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还好。”(三)“认为汉字是决定于汉语的特性这个错误论点的必然结论就是汉语不适于用拼音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所说的“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指的是假借字的使用和形声字为主的现象。(四)“汉字不是不能改动的汉‘民族形式’”。(五)“既然现在的文字有的是进步的,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原始的,既然文字的本质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工具,它跟任何民族和任何民族语言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谈不到什么‘民族形式’,那末,当咱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或是原来有文字而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字,也完全应该用政令来推行这种文字。这叫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六)“我们主张文字改革的逐渐过渡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在长期共存中,逐渐走向以拼音文字为全民交际的书面语。”这篇文章立足于说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 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 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后来有人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刘光裕1985)
    1957年的论战,是因不正常手段而终结,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工作错过了惟一一次早期修正和完善的机会。从此人们噤若寒蝉。直到拨乱反正,学术上一般问题的争鸣才开始正常化。
    1958年1月,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有关汉字前途的问题,他说:“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这个提法是稳妥而合理的,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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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三)

作者:詹鄞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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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本文力求客观阐述历史事实,不回避重大的争论和思想观点。所引言论不代表本文的观点。除非已有定论的说法,一概不作价值判断。

新时期阶段:1986年以来
    1985年12月,国务院将原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确定当前已经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重点的新的历史时期。会议宗旨是在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中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汉字地位和文字改革问题,新的提法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必须强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这是明确表明现行汉字的合法地位,并表明汉语拼音不具有文字性质。这是对“汉字过时论”的否定。二、“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这表明文字改革不是当前的任务,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
    在“不同意见可以讨论”的气氛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汉字优劣及文字改革运动的得失,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正常的。而且,只有充分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989年,由袁晓园任社长兼主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汉字文化》杂志创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学派气味的刊物。该刊旗帜鲜明地鼓吹“汉字优越论”,反对“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出于学术争鸣的需要,《汉字文化》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许多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学者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991年10月23日,由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系列艺术片《神奇的汉字》在北京举行首映式。该片热情赞颂汉字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卓越的现实价值,对文字改革运动加以反思。其中对于汉字优越性的表述,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引起争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字应用管理司于1992年1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并以《〈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纪要》作总结,对《神奇的汉字》予以较严厉的批评。随后《汉字文化》发表文章《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以反驳。
    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讨论汉字问题的文章很多。下面摘录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观点(按时间为序;摘录难以全面反映该作者的观点,请阅读原文)。
    张志公(1984):“汉字生命力之所以这么强,我想第一是由于汉字同汉语这种语言相适应。”又根据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教育的连续性规律,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能废除,也废除不了”。
    高家莺(1986):“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系统,它的基本职能是供阅读。据统计,现代科学研究有30%~40%的时间是花在阅读文献资料上。随着人们阅读需求量的空前倍增,阅读速度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她从“四个方面对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的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
    许嘉璐(1989):“现在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是继续沉浸在汉字落后论中,冥想着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或者更多世纪之后,实现拉丁化。因为汉字也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进入了民族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一朝之间改,天下大乱。恐怕得随着一代一代人的辞别人世,即使拉丁化,慢慢要到几个世纪。可是时代不等人呀。这一条路就要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拖我们迎接挑战的后腿。另外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来研究汉字的特点、汉字的优势,充分利用它,发挥它的优势,来迎接挑战。”(转引自:《汉字文化》1996-3:1)
    周祖谟(1991):“过去很长时间,很多的学者认为汉字难认,难念,难写。其实呢,对于汉字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没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对汉字而言,第一我要说它是科学的,第二是容易学。关于容易学就是指的刚才讲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的安排。”
    袁晓园(199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所谓表形→表意→表音的人类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不存在的,建立在这个不存在的规律的基础上的‘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丁字母万能论’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走向拉丁化拼音化方向的‘文字改革’,也是完全错误的。”
    苏培成(1992):“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自源文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还要继续使用下去。”
    尹斌庸(1992)认为汉字的习得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与拼音文字比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基本符号数太大。二是类推率太小。“尽管如某些人所说的,汉字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是习得效率低的这个大缺点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文字工具,来弥补汉字习得效率低的缺点”。
    王开扬(1992):“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表明,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其动机都是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而不赞成的人都是从少数人的方便和好恶出发的,两个阵营划然有别。”
    伍铁平(1993):“既然我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用的是汉字,教的是汉字,自然应该歌颂汉字。如果我们仍然像上引名家(按指瞿秋白、鲁迅、吴玉章等)那样贬低汉字,或者像当代个别人有个时期那样,宣称‘汉字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并在课堂上这样教学生,学生还会好好学习汉字吗?爱国主义教育中包括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我所翻阅过的文献来说,我国大陆40多年来很少进行热爱汉语和汉字的教育,这是严重的失误。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某君对‘赞美汉字’如此反感,说它是‘一风吹’是‘为少数人着想’。”
    侯一麟(1994):“哪种语言用哪种文字,决不是随意的,是由这种语言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自然选择、适应、修正过程的。一但用了一种文字体系,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制约,汉字源远流长,已经对汉语有巨大的影响,并业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仅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角度讲,汉字拼音化也行不通。”
    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1994)选辑了一批讨论汉字评价的论文,其中较多是批评“汉字优越论”的文章。《汉字文化》发表了一些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思“汉字落后论”的文章,如汤云航的《“汉字落后论”评议》,谢晖《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等。
    平心而论,新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讨论,从语言文字学专业水平来看,持汉字优越论的作者群当中非专业人士相对较多。不过,专业水平较低,不见得眼光也一定较低。当年陈梦家(1957c)曾说:“群众对于语文的知识,可以是不高的,但不能说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确的,但不一定象专家那末有成见——那些可能是对的成见,也可能是极错误的成见。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说的话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错的。”所以,对于非专业作者的意见宜从大处着眼,而不应纠缠于细枝末节问题。
    我们注意到,讨论文章有的还存在感情用事的缺点,或火气较大,或语含讥讽,有的还扣帽子,甚至上升到“立场”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思想解放以后出现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将有助于语言文字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本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客观、理智、科学地看待汉字评价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必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并逐渐接近认识的一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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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四)

作者:詹鄞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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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本文力求客观阐述历史事实,不回避重大的争论和思想观点。所引言论不代表本文的观点。除非已有定论的说法,一概不作价值判断。

汉字简化问题

    1950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改会开始着手汉字简化的工作。汉字简化是汉字的“改良”而不是“改革”。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一些专家和群众还就汉字简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简要摘录如下:
    陈梦家(1957d):“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关锡来信:“文改会仅仅是为了简化而简化,单纯地把汉字笔划减少了而已,所以这个工作变得不理想了。甚至比原来的汉字难学难认了。”(陈梦家1957c)
    杨晦发言“现在小学生学简体字,实际上是双重负担,因为我们不能把小孩子看的书都印成简体字”。(倪海曙1957)
    叶圣陶(1957)主张:“汉字简化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尽量采用群众已经通用的简体”,而“不要随便创造简体”。“还不到约定俗成的地步的同音代替,或者给某个字一个新任务,让它代替同音的另一个字,我都不赞成。”
    《光明日报》综述群众来信意见提到:“简化汉字工作做得不够好,已经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有许多人任意生造简化字,随便用同音字代替”;“一些青年人受文字改革宣传的影响,认为将来汉字必废,就不认真地学习现行的汉字”。(倪海曙1957)
    施蛰存《倒绷孩儿》(《文汇报》1957-4-26),以杂文形式反映简化汉字(主要是同音代替字)造成混淆和阅读困难。(倪海曙1957)
    有关汉字简化问题的不同意见,应该说大多是中肯的,遗憾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那些意见都没有被接受。这表现在1977年12月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一味求简,乃至大量采用同音替代字和俗字,影响了文字的稳定性,加重了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
    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汉字简化工作问题上有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宣布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据傅永和的报告,在“需要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的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主张“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简化字“给人们的认读和书写带来不少方便”,但“简化的字数并不多”,“笔画简得还不够”。2、“从印刷铜模刻制,手工检字、刻字,工业产品名称的漏铸,以及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点阵字模的设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来看,也需要继续简化汉字。”3、“从汉字的演变看,汉字字形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违背这一规律,人为地停止简化汉字工作。”
    有的主张“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如果继续简化汉字,有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简化汉字,实际增加了现行汉字的数量。青少年学的是简化字,被简化的繁体字有好多不认识。当他们阅读简化以前出版的书籍时,碰到不认识的繁体字,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这样,他们就需要学习两套汉字。这不仅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而且也影响了阅读效果。如果继续简化下去,简化字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而简化字的数量越多,青少年的负担就会越重。”2、“从语文工具书及其他专业工具书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用字应严格遵守文字的规范。但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周期长,使用的时间长,不可能一两年一变。如果汉字不对简化,为了保证工具书用字的规范,就要不断改版重印。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印刷技术条件和财力来看,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这样,势必出现国家公布了新的简化字,但在已经或正在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仍然使用被简化的繁体字的局面,从而造成社会用字的混乱。”3、“从有利于目前计算机的汉字存贮考虑,也不需要再继续简化汉字。”
    在新时期,汉字简化方案已推行三十年,但对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
    周有光(1978)很早就意识到简化字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说:“简化笔画,不是有利而无弊的。笔画越简,近形越多。新造声旁,声调难准。同音代替,意义易混。笔画简化如果造成读音繁化、意义混乱、形体难辨,那就得不偿失。”“一个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学了简化字,能否不学繁体字?能否使小学生和中学生只接触简化字,不接触繁体字,等到进入大学以后再接触繁体字?没有正式的答案。但是,群众知道:不能!教科书以外,简化字读物少,繁体字读物多;一进图书馆,几乎是繁体字的世界。汉字的特点是:死而不僵,废而仍在。简繁并存,简繁都学,是否增加了负担呢?”
    吴小如曾对青少年不识繁体字的后果感到担心:“流传了几千年的繁体字在我们青少年中还需不需要认识?如果可以不识繁体字,则本世纪(按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种报刊杂志和图书典籍将有无法查阅使用的可能,这对今后是很不利的。”(《新民晚报》1996-1-19)这个耽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简化字客观上形成海峡两岸用字的不统一。袁晓园在1988年提出“识繁写简”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受到一些激烈批评。
    詹鄞鑫(1991)曾指出简化字中不合理的问题:“由于不能任意类推给学习和使用带来的不便几乎足以抵消由于简化带来的方便。用字不规范现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类推错误所导致。”(p305)后来(2002)又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汉字简化历史作反思:“如果我们要对简化字作评价,并不是简单地把简化字跟繁体字作比较,而应该是对整个汉字体系,也就是增加了简化字的汉字体系,跟还没有增加简化字的汉字体系作比较。这样就会发现,简化字的推出大大地增加了汉字的总数。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学习的负担,对计算机的汉字处理尤其不利。”“简化字(偏旁)类推原则势必造成计算机字符集的严重膨胀而且还不能应付使用。如果取消类推法,又将造成汉字偏旁体系的混乱和不统一,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在电子文本简化字和繁体字相互转换的时候,由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就不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不得不采用人工检查逐个判断处理。这就给计算机处理的效率提高带来极大的障碍。……这是简化字带来的又一个严重后果。”
   
*                       *                       *


    对于关系亿万人民日常应用的汉字问题,出现争论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真理从来就不害怕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相信,经过历史的冲刷,真理必将越来越明。让我们引两段话作为结尾:
    张志公(1984):“汉字有功劳,有它特有的长处,并且凝聚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许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识分子,想通过科学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们感到,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汉字难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急于要改革汉字。这两种感情,一种要爱护汉字,一种要改革汉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对立的,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爱祖国。两种感情都是可爱的,都是可尊敬的,这正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在客观地探讨汉字的问题时,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加以考察,汉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个人偏见,不带任何感情,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苏培成(1994):“对汉字的前途,现在还不能做出结论,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近几年围绕汉字开展的学术讨论,加深了我们对汉字的认识,促进了汉字的研究。”

参考文献:

陈梦家  1957a  《略论文字学》,《光明日报》2月4日;《辩论》,224-227页。
陈梦家  1957b  《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汇报》5月17日;《辩论》,228-230页。
陈梦家  1957c  (关锡)《一封讨论文字改革的信》,《中国语文》6月号;《辩论》,237-241页。
陈梦家  1957d  《关于汉字的前途》,《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双周刊第82期(5月19日);《辩论》,230-236页。
杜松寿  1957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怎样利用文字改革问题向党进攻》,《中国语文》9月号;《辩论》,116-126页。
傅斯年  1919  《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1卷3期。
高家莺  1986  《试论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语文建设》1、2期合刊;《评价》,163-172页。
侯一麟  1994  《英汉两种语言之文字基础的比较研究及其意义》,《汉字文化》4期。
蒋善国  1957  《从汉字的本质上谈汉字改革》,《文字改革》11月号;《辩论》,213-223页。
李敏生  2000  《汉字哲学初探》,北京:社会学科文献出版社。
李振麟  1957  《关于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一些争论》,《语文知识》8月号;《辩论》,51-60页。
刘光裕  1995  《关于汉字落后论——兼谈三点意见》,《汉字文化》第3期,20-24页。
罗常培  1952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字改革的条件》,《中国语文》8月号。
倪海曙  1957  《文改鸣放录》,《语文知识》9、10、11、12月号连载;《辩论》,1-45页。
钱玄同  1918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杂志4卷4号。
仁言信  1951  《不应当歪曲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国语文》7月号。
汤云航  1994  《“汉字落后论”评议》,《汉字文化》第3期,10-18页。
唐兰  1957a  《再论文字改革基本问题》,《中国语文》3月号。
唐兰  1957b  《行政命令不能解决学术问题》,《人民日报》4月18日。
王开扬  1992  《论研究汉字的立场、方法与学风》,《语文建设》第8、9、10期;《评价》,105-123页。
王力  1957  《批判右派分子陈梦家关于反对文字改革的荒谬言论》,《文汇报》10月30日;《辩论》,196-207页。
王宁  1991  《汉字的优化和简化》,《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1期。
吴玉章  1955  《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在1955年10月15日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所作报告);《语文政策》,148-156页。
伍铁平  1993  《与汉字有关的两个政策问题》,《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41期(9月),31-38页
谢晖  1994  《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汉字文化》第3期,19-23页。
叶圣陶  1957  《谈汉字改革》,《文字改革》8月号;《辩论》,64-70页。
袁晓园  1992  《论“识繁写简”与“文字改革”——答吕叔湘先生》,《汉字文化》第2期,11-24页。
詹鄞鑫  1991  《汉字说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詹鄞鑫  2002  《汉字改革的反思》,《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29-30页。
张志公  1984  《加紧对汉字进行多方面深入的研究》(1984年12月上海市心理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联合举办的“汉字心理学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评价》,3-11页。
周有光  1957  《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中国语文》第7期。
周有光  1978  《汉字简化问题的再认识》,《光明日报》6月16日。
周有光  1979  《汉字改革概论》(第三版)(1961年出版,1979年第3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周祖谟  1991  《周祖谟教授讲话》,《汉字文化》第3期,17-19页。

资料集简称

语文政策  1976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编《语文政策学习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内部印刷)。
新时期  1987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秘书处编《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北京:语文出版社。
辩论  1958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评价  1994  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纪事  1997  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北京:语文出版社。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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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补充内容:

( 2003-11-16 17:23 )

文章帖出之后,又作了一点资料方面的补充:
    早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之前,有些积极主张文字改革的同志已开始就文字改革中的某些认识加以反思。1979年5月,倪海曙在部分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发言中说:“过去说,文字不改革,不能扫盲,不能普及教育,好像文字改革与扫盲和普及教育之间有个必然的关系。现在又说文字不改革,不能实现现代化,也肯定文字改革与现代化之间有个必然的关系。但是这样说,是不是太笼统了?是不是缺乏分析?人家可以反驳你: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文盲也很多,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实行了文字改革的国家,文盲也并不少,例如土耳其。可见这是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问题,与文字改革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有关系的是效率的高低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也一样。有些国家,文字没有改革,例如日本、南朝鲜,也现代化了。而有些实行了文字改革的国家,例如蒙古、印尼、越南等,却还没有现代化。文字改革与实行现代化的问题,恐怕也是效率上的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片面地说汉字坏,人家不服气的;片面地说拼音文字好,人家也不服气的。汉字有它的优点,拼音文字也有它的缺点。一定要全面地来看,有分析、有比较地来说,才符合实际。50年代我们编文改刊物,继承‘五四’谈汉字的那一套,片面批评和否定汉字。记得胡乔木同志当时曾指出:这种批评没有力量。他说,汉字好像一棵大树,你批评它这些叶子不行,那些树枝不好,这种枝枝叶叶的批评动摇不了它的根本。”(倪海曙1991:114-115)
    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曾性初发表《汉字好学好用证》(《教育研究》1、2期),针对“汉字是笔画繁,字数多,不是拼音制度,学习困难,应用不便”和“难学、难认、难记、难读、难解、难写、难用”的观点,从12个方面论证汉字好学好用。结论是,应该给汉字平反。文章发表后引起争议。尹斌庸、苏培成、许长安等陆续撰文加以反驳。苏培成认为,“这种争论不管最后得出什么结论,对促进汉字研究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苏培成2001:597-600)
    吕叔湘(1986):“汉字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拼音字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要说的是:第一,无论是汉字还是拼音字,它的优点和缺点分不开,有这么个优点,就不免有那么个缺点。第二,汉字的优点恰好是拼音字的缺点,汉字的缺点也就是拼音字的优点。”(论文集:8-10)

补充参考文献:
倪海曙  1991  《倪海曙语文论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苏培成  2001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
论文集  1988  《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作者说明:文章是对争鸣历史的综述,并不直接讨论汉字评价和优劣的问题。争鸣历史涉及许多大家,凡是我们想到的问题,前人大多也想到,而且许多学者曾加以讨论。这表明文字改革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牵涉到的学者(主要是语言文字学者)之广泛,是其他任何领域所不能相比的。希望网友能多从学术史和文改史的角度发表意见。
发表于 2004-5-21 22:02:27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又辛先生关于汉字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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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1-17 09:31 )

       夏商周先生在古典文献学版的“请各位老师推荐汉字发展史的书目”的跟帖中转帖了刘又辛先生的研究成果。其中有许多关于汉字评价和文字改革问题的见解。刘又辛先生在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成果显著,但在文字改革问题上的意见过去未被注意,以至我们在写作《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一文时也未加留意。在此要感谢夏商周先生的转帖之功(尽管不是针对本帖的转帖)。
    这里选择《汉字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中所介绍的刘又辛的一些相关论述: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又辛教授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字发展史纲要",其最终成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汉字发展史纲要》,这项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观点。

    2、关于汉字的优缺点
     现在世界上比较通行的文字有两种:一是用几十个字母记录词语语音的表音文字;二是兼表音和表形的汉字。这两类文字体系,都各有优点和缺点,不能说哪种文字绝对好,哪种文字绝对不好。欧洲的一些学者认为,表音字是最进步的文字,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这种偏见被国内的一些学者所接受,他们在书刊上谈到汉字时,很少说到汉字的优点,这是片面的。
     汉字的优点。汉字的最大优点,是他的超方言性。中国是地域广阔、方言复杂的国家。在古代不可能做到语言规范化,就是现在推广普通话,也还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是汉字却是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交际工具。语言不同,以笔代口写出字来,却完全一样。如果是文字拼音化,就会出现广东文、闽南文、上海文、北京文等,妨碍人们思想交流。汉字的另一优点,是它的有理性。文字是一种符号体系,它可分为有理性文字和无理性文字两大类。所谓无理性,是指纯表音文字,如假借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等,这种文字纯系一种符号,与要表达的事物没有直接联系。所谓有理性文字如汉字,它除了表示词的读音,还是代表事物形类的标志。如"水"字,是从象形文字水的形状演变而来的。它有表形和表音两个作用。再如"汪"、"洋"两字,用"水"表示类属,用"王"、"羊"表示读音,叫做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这种形声兼顾的特点,便于识别和记忆。
     汉字在表音方面的缺点。汉字表形字中,有一小部分长期被当作假借字使用,这是汉字中的表音字。由于它的数目不大,且多为常用字,可以不谈。在这里,只讲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形声字的声符大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表形字,用以当作表音的声符,不如字母表音准确。汉字在表音功能方面有不少缺点,而主要是以下三点:a,形声字的声符不能区分声调的差异,同一个声符往往表示不同的调.如"胡"字是阳平字,但"糊涂"的"糊"读阳平,"糊弄"的"糊"读去声。b,形声字的声符,往往因语言的变易,而丧失或减弱了表音功能。如"尚"读"shang"的第四声,但以"尚"为声符的"倘"、"躺"读"tang"的第三声,"党"读"dang"的第三声,"徜"、"常"读"chang"的第二声,"敞"读"chang"的第三声。c,汉字的一字多读的重音现象。如"参"字,在"参加"、"参观"等词中读"can"的第一声,在"人参"一词中读"shen"的第一声,在"参差不齐"一词中读"cen"的第一声,共有三个重音。

    3、关于汉字的简化问题
     汉字是从图画文字演变发展而来的,若画成其物,笔画就多。从汉字发展史来看,简省笔画一直是汉字演变的明显倾向。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又扩大了简化字的范围和字数,这是两千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汉字改革。经过四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在普及教育和书写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从另一方面看,简化字也并非全无可议之处。如"邓"、"欢"、"难"、"树"、"戏"、"对"等字,其部件"又",代替了"登"等声韵不同的声符,有些草书楷化的写法同楷书的结构不同,有些同音代替字也有可斟酌之处。但文字的规范一经确定,就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汉字是中国优秀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待汉字也要像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一是要继承传统而不能割断传统,二是要改革,按照汉字本身的发展规律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更好的交际工具。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得学习汉语汉字的人越来越多。在各国教汉语的教师中,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大陆,在教汉字时自然就会出现繁简两套教法。对这两套教法是否统一,或如何统一,有待海峡两岸及海外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讨论解决。

    4、关于汉字不能走拼音文字的道路
     1958年国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它的作用是作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以及给汉字注音。目前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还有扩大的可能。如小学生在写作文时,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可以用拼音写这个字,书刊中的难字僻字可以加上拼音,在引用外国的人名、地名时,有人主张用拼音方案拼译等。可以预测,这套方案将会同汉字一样长期生存下去。但曾有人认为,人类语言的书面符号都应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字一概视为落后文字。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偏见。汉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之一,它不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载体,而且在现在,仍然是全国人民以及国外炎黄子孙的共同交际工具。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外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汉字的优越性,这个文字体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新走拼音文字的道路。

介绍刘先生成果的文章,详见:
http://www.sinoss.com/zh-cn/resources/project_intros/04.jsp

    舜华按:文中关于汉字优点的看法,在《争鸣综述》中所引的诸家观点中大多也已经提到,其中还包括1949年之前对于汉字评价的一些意见中。有关简化字缺点的批评,在1957年陈梦家等人的意见中,大多也提到(限于篇幅,那些意见在《争鸣综述》中未全部引用)。可见这些问题是许多学者共同注意到的问题。
    我们相信,一定还有许多关于汉字评价和汉字前途问题的论述被我们所忽略。希望网友不吝赐教,提供相关论著的来源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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