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文明隐秘的边界

梦的轻波

作者：余　杰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2007-10-21 11:59:05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五分，正值重庆市石柱县黄水镇中学课间休息，该中学惟一的公共厕所女厕所地面发生垮塌，八名女生迅速掉进地面下的粪池，另有三十余名女学生受伤或受到不同程度惊吓。事件发生后，四十二名学生被送到黄水镇医院救治。

　　据女生王静讲，当日上午大约十点钟左右，学生们下课后，拥向校内惟一的厕所。刚踏上便槽，便感到地面在松动。随后听到“咚”的一声巨响，王静与七名女生一起坠入粪坑。王静吓坏了，奋力爬上来，然后从墙面的破洞处爬了出去。

　　听到巨响后，在外等候的学生一边奔跑，一边向老师求救。体育老师陈明文立即组织十多名老师施救。
　　——《华西都市报》
　　
　　从日本的厕所说起
　　
　　厕所似乎是一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话题，但是陈平原教授在《阅读日本》一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厕所文化”》。陈平原称赞说，东京成田机场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厕所，其厕所的洁净程度是充满“蒜味”的北京首都机场的厕所无法相比的。中国的首都机场以及其他各大城市的机场，在建筑之宏伟上可以赶超于西方、领先于世界，但中国民众却无法使得厕所保持洁净和芳香，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由此可见，中国的若干公共设施在“硬件”上已然实现了“超英赶美”，但在“软件”的提升上却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厕所乃是“软件”的重要标志之一。

　　晚清戊戌变法的先驱者康有为，曾经在他的《大同书》里描绘了“大同社会”的厕所，他这样写道:“以机激水，淘荡秽气，花露喷射，花香扑鼻，有图画神仙之迹，令人起观思云，有音乐微妙之音，以令人科平清静。”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厕所吗?在访问日本期间，我发现日本的许多厕所的确实现了康有为的这种美好想象。

　　我在日本坐过新干线和各种普通火车，也到过大中城市和乡村，还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个厕所中有什么异味。我在《暧昧的邻居》中的一篇访问日记中写道：“日本的火车上，厕所毫无异味，芳香扑鼻，柔和的卫生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其清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人部分人家中的厕所。我想起当年在石家庄军训的时候爬上火车回老家的经历：一直站了三十八个小时，车厢内人胸贴人背，而厕所内屎尿横流，肮脏得不可下脚。同是火车，相差有天堂与地狱之远也。”春运期间，从北京到成都的火车拥挤不堪，简直就没有立锥之地，连厕所里也横七竖八挤满了五六个人，我只好一连三十八个小时不吃不喝了，如果能够上厕所，那比去天堂还要幸福，哪里还在乎厕所干净还是肮脏呢?

　　日本人的厕所不仅是实用和卫生，他们甚至将诗意带到了厕所之中。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一文中有一段描述:“虽然日本式的茶室也很不错，但日本式的厕所更是修建得使人在精神上能够安宁休息。它必定离开母屋，设在浓树绿荫和苔色青青的隐蔽地方，有走廊相通。人们蹲在昏暗之中，在拉窗的微弱亮光映照下，沉醉在无边的冥想，或者欣赏窗外庭院的景致，此情此景，妙不可言。”日本人爱清洁的习惯古已有之，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又奋力向西方学习，将清洁卫生的生活方式与身体健康的现代观念结合起来。日本人历来善于将日常生活艺术化，有了现代科技的帮助，他们遂将厕所也建筑得美轮美奂，使之成为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典范。

　　相比之下，中国依然是一个处于“前现代”的国家，虽然学者们津津乐道于“后现代”的话题，虽然中国已经拥有了上海、北京这样的超级国际大都市，但我们仍然难以拥有没有臭味的厕所。营造高楼大厦和街道易，其背后需要的仅仅是技术和金钱：而保持厕所之一尘不染难，其背后需要的乃是民众普遍提升的文明素质。这就是我们与日本的差距所在。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许多军校学生在满铁公司的资助下到中国采访调查，实际上是搜集各种情报。后来，这些被称之为“满铁调查”的文献，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有一名日本士官生在其报告中写道:“在支那最富庶、最繁华的城市里，其公共厕所亦肮脏不堪。这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管理能力，这个国家的国民也没有自治能力。我们统治支那易如反掌。”

　　数十年之后，这段话对我们依然是可畏的警钟。网上有很多“爱国同胞” 高喊反日口号，但我总觉得，比上网喊几句口号更重要的，也许是老老实实地把我们的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些高喊反日口号的“爱国者”当中，究竟有没有在公共厕所里便后不冲水的家伙呢?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厕所整治得比日本的厕所还要洁净了，我们才有傲视日本的第一笔资本。
　　
　　厕所与“新生活运动”
　　
　　我曾经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脏?》的文章，痛斥中国人种种肮脏的生活习惯。虽然有些“爱国贼”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说法“伤害了民族自尊心”，我却深有同感。我们应当先把所谓的“自尊心”放在一边，想想这篇文章说的究竟是不是事实。最近，香港学者谢剑撰文谈及出国旅游的同胞，希望国人要注意基本的礼仪和常识，以免使得国家蒙羞。他在文章中写到了在飞机上遇到的一个来自西北地区的游行团，“他们不会说英文又不会冲厕所，经济舱五个厕所全部被淤塞，空中服务员被迫开放商务舱应急，亦瞬间失灵，把整个飞机搞得人仰马翻”。在欧美、澳洲和日本的大城市里，最肮脏的地方必然是聚集华人的唐人街，而唐人街中最肮脏的地方必定是厕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人确实不是一个热爱清洁的民族。在晚清的笔记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清朝最后一任两湖总督瑞征，一九一零年到汉口微服私访，在怡园剧院附近随地小便。这里是租界的地盘，结果他被印度巡捕捉去罚款，最后由英总领事亲自接出来才了事。堂堂封疆大吏、饱读诗书之辈，却有随地小便的 “蛮性的残留”。

　　我还发现了一个与厕所有关的更让人震惊的典故：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不久，光绪二十五年颁布了《京师大学堂禁约》。该“学生守则”中有如下条款：“戒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洁净，痰唾任意，最足生厌。厅堂斋舍多备痰盂。便溺污秽，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这些条款所针对的对象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乃是从士大夫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精英阶层”——那个时候，能到京师大学堂中就读的人都是官僚子弟、世家后代。但是，就是这些“精英人士”，依然保持着“随地大小便”的陋习，使得皇帝不得不亲自颁布禁令进行约束。

　　这不是一个笑话 ——直到今天，北京大学学生宿舍楼(尤其是男生宿舍楼)里的厕所，照样是臭气熏天。许多身为状元、榜眼和探花的“天之骄子”和“精英分子”，大小便之后根本懒得伸手拉一下水箱的绳子。校方多次在厕所里张贴“来也匆匆，去也冲冲”之类的告示，却收效甚微。我不知道，这些连厕所的清洁都不愿维持，却以“高等华人”自居的北大人，在“一屋不扫”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其“扫天下”之大志?肮脏的厕所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最糟糕的记忆之一。而我到过的若干所名牌大学，其学生宿舍的厕所大都是相同的状况，这也成为我对中国教育和中国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失望的证据之一。

　　由此看来，民国时期蒋介石大力倡导“新生活运动”自有其道理，虽然有人批评说，在抗战的紧要关头，蒋氏却花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倡导民众不要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这等“小事”，这样做有些“本末倒置”。但我认为，这些生活细节其实并非“小事”，蒋氏自有其深意在。

　　当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与波斯帝国作战的时候，两军刚一接触，这位年轻的皇帝便对胜败胸有成竹。他何以有如此的自信呢?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写道：“稍稍比较两军的阵地，我军有专门的区域掩埋死去的战士，也有专门的区域让将士们排泄，并及时处理粪便：而敌人的阵地上臭气熏天，死者尸体的臭气和生者粪便的臭气混杂在一起。他们是一支缺乏纪律的军队，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让人遗憾和羞愧的是，直到今天，蒋介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来的“新生活运动”的若干重要原则，比如保持厕所的清洁等，仍然未在中国得以普及和根植。如果说某些偏僻的乡村尚处于“人畜同居”的状况，的确是因为穷困的缘故，那么，在许多大城市的星级酒店的厕所里，我们依然会感到其臭味难以忍受，这就不单纯是经济发展水准的问题了——看来，“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国人，在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上并没有“先富起来”。
　　
　　厕所的变异与文明的脚步
　　
　　根据世界厕所组织(其英文名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简称WTO，恰好与世贸组织相同)提供的数字，每个人每天大约上厕所六至八次，一年就是大约两千五百次。算下来，一个活八十岁的人，一辈子竟有两年以上的时间耗费在厕所里。看来，“如厕”(或用中国古人更含蓄的说法“更衣”)实在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成立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来研讨六十亿人的“如厕”问题，怎么也不能认为是“小题大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厕所从肮脏到清洁的变化，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横断面。在室内卫生工程出现之前，世界是个发臭和疫病滋生的场所，欧洲若干次黑死病的肆虐，都跟城市和乡村缺乏基本的粪便处理办法有关——中世纪一次最可怕的黑死病，居然让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国三千年疾病史》一书中也指出：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的蔓延，多是从厕所开始的。难怪一位历史学家一针见血地写道:“在旱厕没有完全绝迹之前，人类不能算是真正文明的。”

　　一度是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法国，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几乎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同样不洁，仅有程度上的差别。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一七八八年，巴黎的茅坑掏不干净，成为一大问题，连科学院也表示关注。人们一如既往地从窗口倾倒便壶，街道成了垃圾场。”那时候，巴黎人长期习惯于在杜依勒里宫花园 “一排紫杉树下大小便”；瑞士卫兵把他们从那里赶走以后，他们就到塞纳河两岸去行方便，于是塞纳河畔“既不雅观，又臭不可闻”。就连皇太子本人也经常在卧室里对着墙壁便溺。列日、卡迪斯、马德里与上奥弗涅的小城市同样肮脏。通常有一条运河或一道激流流经这些小城市，名曰:“粪河”，“居民什么东西都往河里扔”。书写本民族这样的历史，实在需要史家的勇气。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明代文人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将京城比喻成一个巨大的恶臭的厕所。由于寥寥几个公共厕所都是收费的，“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人们也都将便器中的粪便和尿液直接倒在街上，于是街道上“重污叠秽，处处可闻”。诗人褚维垲有《燕京杂咏》云:“汾浍曾无恶可流，粪除尘秽满街头。年年二月春风路，人逐鲍鱼过臭沟。”下有附注曰:“都城沟道不通，二三月间满城开沟，将积年污秽戽街左，触鼻欲呕，几不能出行一步。”阙名的《燕京杂记》描绘得更加可怕：“京城二月淘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正阳门外鲜鱼口，其臭尤不可向迩，触之至有病亡者。此处为屠宰市，经年积秽，郁深沟中，一朝泄发，故不可当也。”看来，中世纪时东方和西方厕所的情形都差不多。

　　以“天子”自居的中国皇帝，居住在号称拥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间的紫禁城里，大殿、寝室、书房、御花园样样齐备，却没有一间厕所。当年皇宫里住着数千人，上至天子，下到小太监和宫女，这么多人的大小便如何处理呢?宫中人等的排泄物均装于木制马桶之中，并集中于专门的粪车上，迅速运出宫廷。皇帝方便的时候，一般不出大殿，由太监宫女在一旁服侍，直接便于马桶之中，再送出殿去。如此方便，并不见得就如何尊贵和舒服。

　　厕所的变异，直接对应着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在现代都市里，厕所管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在拿破仑三世时代，杰出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奥斯曼奠定了巴黎城市的基础，他所设计的下水道工程，使得巴黎真正成了“花都”。可以说，没有奥斯曼设计的下水道，就没有现代巴黎的浪漫情怀。此后，奥斯曼的设计迅速为其他欧洲城市所效仿。在各大城市的市政府之中，出现了配备众多人员的、专门负责厕所及其相关项目的部门。

　　小小的厕所与高高在上的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台湾杂文家龙应台曾经说过，评价一个城市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市民的文化素质究竟如何，不是看这个城市修建了多少高楼大厦，也不是看它有多少繁缛的文件法规，而只需看看它的公共厕所干净与否就可以了。这实在是一种高明的眼光。龙应台还专门写过《对公共厕所的研究》一文，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北京市公共厕所建设严重滞后的问题。一个飞速发展中城市，如果存在着“高楼多”和“厕所少”的状况，则表明这个城市的管理者好大喜功、忽视人权。龙女士直率的批评，让申奥成功之后正在大兴土木的北京方面感到颇为尴尬。的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若管理不好自己的公共厕所，也就管理不好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人类若处理不好自己的排泄物，就无法避免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出现。因此，厕所不仅是文明的标志，也与人类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
　　
　　抽水马桶：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
　　
　　抽水马桶的发明至今已有四百年，但其萌芽却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年代。远在古埃及、古罗马和古希腊时代，已经有类似水冲马桶的装置存在。在四千年前，希腊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皇宫就已装置了备有木制坐垫和小水池的厕所。中国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商丘的西汉王墓中，发现了一座陪葬的水冲马桶装置。这个石头做的马桶有马桶座和扶手，可以通过管子用水冲洗。然而，这些抽水马桶的雏形并没有得到重视、改进和推广，在历史长河中灵光乍现，又迅速消失在漆黑的夜空之中，并没有造福普通大众。

　　中国古代的权贵富商们挖空心思，想了很多办法来消除厕所的臭气。《世说新语》中记载说，权贵石崇上厕所的时候，有十多名婢女伺候，且“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然而，这些办法皆“治标”而不能“治本”。

　　林语堂曾到欧美诸国宣讲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给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某次演讲之后，一位听众提问：“林博士，如您所说，中华文明确实有许多超过西方文明之处，但是西方文明是否也有超过中华文明的地方呢?”林语堂略作思考状，然后答道：“有的，譬如抽水马桶。”话音刚落，全场哄然大笑。其实，听众们不必哄堂大笑，林语堂并非有意蔑视西方文明。这句看似戏谑的回答背后，道出了东西方文明的一大差异。抽水马桶并非“不能登大雅之堂”，恰恰相反，抽水马桶的发明恰恰说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差异在于，它不忽视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关注。抽水马桶的发明解决了“人如何有尊严地上厕所” 的问题。

　　一般认为，近代抽水马桶是一五九六年发明的。当时，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一世经常抱怨宫殿里的便器恶臭难闻。女王的廷臣和教子约翰· 哈灵顿爵士，是一位热衷于发明的科学家，经过苦苦思索和多次试验，他为女王陛下设计了一个带水箱的冲水马桶。女王对这新玩意儿相当喜爱，常常使用。但这项发明尚有不足之处，特别是污物的臭气有时会沿着下水管道倒流回房间里来。这使得哈灵顿爵士沦为权贵们的笑柄。

　　此后一百多年间，人们依然未对这一发明产生任何兴趣。直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发明家约瑟夫·布拉梅重新拾起前辈布满灰尘的设计，并对其进行诸多关键性改进。他发明了一些重要构件，诸如控制水箱里水流量的球阀和马桶下面的U形弯管。一七七八年，布拉梅取得了新型抽水马桶的专利。此后，又过了近百年的时间，抽水马桶才从皇家深宫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西方世界新兴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宠儿”。有了抽水马桶，人们的居住理念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设计师把厕所与卧室安置在一起，厕所再没有惹人厌恶的臭气了。

魏袖鼎

谁说故宫中没有厕所？
那天买的一本书中就有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