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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级”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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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2 00:05: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陈超 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2004-08/08/content_71245.htm

  在中国,“七七级”是一个含义特殊的称谓。除去表示“1977年参加高考”外,还意味着这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届入大学的学生。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比如在火车上,与陌生人聊天,当对方说自己是“七七级的”,我的心立马觉得“亲”。似乎全国“七七级”的都是一伙的。前些年出门开会,“七七级”的教授、批评家能从对方身上“闻”出同类的气味。当对方问你“是七七级的吧?”你狡黠一笑,“我也刚想问你呢。”

  七七级是什么?是天之骄子?是幸运儿?是有社会经历的老童生?是“囊萤”、“映雪”的读书郎?是性蒙昧者?是会玩“权力斗争”的后红卫兵?是休妻(休夫)大战的参与者?是笨拙地开始学习将理想主义置换为实用主义的小于连?是后几届眼中的土鳖?……

  我是七七级的学生。虽然入学时只有20岁,在年级中属于最小的那拨儿,可我已有两年农民生活,两年工人生活。我的同学,除四五位应届高中生“小孩”外,有刚从蔓菁地里蹿出来的知青,还有刚从海河工地卸了土车的农民;有的是从铸锻车间逃出,指纹里刺着几年也洗不掉的铸砂,有的却是从煤窑里爬上,除了眼白和屁眼哪儿都是黑的;还有寒酸潦倒却留着小分头的民办教师,还有犹豫着“我上大学是否亏了”的国家干部;有买肉不要票的售货员,也有部队的营级“首长”……全国的“七七级”都是这样,来自五行八作,且年龄相差极大,最大的已过30,最小的才17。我班老鄢的儿子与他一块儿报到,上的是物理系,这样全体七七级同学就都成了这可怜孩子的“叔叔”或“姑姑”。

  我所在的H大学“七七级”有许多趣事,上了点儿年纪的我有些记不清了。趁《美文》约稿的机会,我赶紧把记得的零碎佚事写出来。我是笔随着回忆走,没有章法,不按时序,抡哪儿算哪儿。

“阶级斗争”

  入学不久,年级里就展开了“阶级斗争”。七八个“高干子弟”(省部级或厅局级干部的子女)扎成一堆儿,彼此欣赏,加上一帮没出息的跟帮,意欲控制年级的“领导权”。其实所谓的“领导权”,大者就是进系学生党团支部,校团委、学生会;小者就是当个班干部。这帮家伙,可能是从他们老爹那儿知道“没权的苦,有权的甜”,将这等袖珍权力当真事了。

  一天,老栗找我说是要“开个会”。我赶到“会场”——操场后的一片核桃林里——见已有十几个同学在愤怒地唧咕。用不着细想,我就知道这是“另一堆儿”人,知识分子子弟。老栗说,“现在年级的形势特别压抑,高干子弟歧视大家,年级的事他们说了算。发展党员考虑他们内部的人。现在不斗争,到时候吃亏就晚了。”

  我说,让他们闹去,有什么大权力可图呀。老栗说:“幼稚!不觉悟!看过吉拉斯的《新阶级》吗?它说的是革命胜利后出现的特权阶层……”经过老栗上升到理论的劝说,大家心明眼亮,纷纷附议,说今后要相互帮衬着点儿,并“团结工友和农友”子弟。可我还是认为,这玩笑也太乏味了。

  此后,年级里矛盾尖锐化,打破了“新阶级”控制的铁幕。但最终矛盾又消失了,因为“新阶级”对造反“领袖”采取了拉拢策略:让老栗入了党。教老栗打桥牌,给老栗好烟抽,讨论学术问题、郊游、看电影都拉上他。

  老栗成了“叛徒”,我们就直呼他老甫(甫志高)。但他面无愧色。“小赤佬”嬉皮笑脸地对我说:“你看,这就是知识分子革命的不彻底性。”
  我的觉悟来得慢好几拍。年级里的矛盾消失很久后,有次与某高干的儿子聊天,为什么事争得急了,他说:“你们这样阶层的人玩命干活,就是让我们享乐的。”我说:“玩你妈蛋去吧!”

  我的阶级觉悟就是在那一瞬间“升华”的。

枕砖头睡觉的人

  我们班有个来自“革命老区”的同学小张,作风简朴,学习刻苦,积极要求进步,不管该不该他,天天做值日,并经常找年级党支部委员“汇报思想”。他有一绝——睡觉枕的是裹着布的砖头。这是什么功?为什么练这功?他从不对我们说。

  这事惊动了学校。宣传部让校学生会去调查。某日,全体学生正在食堂吃午饭,校广播台播出了一篇专稿《来自革命老区的大学生》。文章介绍,小张说他之所以睡觉枕砖头,是为了提醒自己来自革命老区,不忘父老乡亲过着艰苦的生活,有一种卧薪尝胆的意思;并且要牢记,自己毕业后还要回到偏僻的家乡。

  小张成了学校里的名人,走路老有人指指点点,“瞧,这就是枕板儿砖的哥们儿。”还有的系团支部组织活动,到小张宿舍“参观板儿砖”。小张被推为“校级三好生”。

  小盛是个淘气的家伙。有一夜他拉肚子起得勤,发现小张枕的不是砖头,而是偷换了衣服包。“枕头事件”败露后,小张成为大伙解闷的对象。他也由此获得解放,枕上了真正的枕头。

  与这个愚蠢的例子类似,还有个恶俗的例子。某女生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却喜欢模仿城市某些酸文假醋的女生,吃饭时剥馒头皮,“我最烦吃这个。”又是小盛发现,她等同餐桌的人走了,才将馒头皮吃下。

“活学活用”萨特

  那时,存在主义者萨特是许多大学生信服的偶像。“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成为你自己”之类,着实迷倒了一代人。

  小贺是个白净文弱说话细声细气的小伙子,一米八四的个子像“沙篙”,却胆小怕事。他迷上了老萨特,并极力向我推荐。

  一次夏日正午,我和他同去游泳。因为泳姿笨拙,他被体育系几个男生嘲笑为“赛乌龟”、“像螃蟹”。我和小贺与他们对骂,根本骂不过他们。再说,体育系的人生性蛮野,动辄开打,平时在学校没人敢真正与之较劲。这次,我们也就只好憋屈点了。

  只见小贺去买了一瓶啤酒,我以为他要与我喝两口消消气呢。没想到他悠悠走到骂他的体育系壮汉身后,照人脑袋就是一瓶子。血流了满地,那家伙蒙了。小贺拎着半截儿碎瓶子追另几个人,他们穿着游泳裤一路窜回了宿舍。

  小贺受到记大过处分,却成为我年级的骄傲。人问他当时哪来的邪劲,他正色道:“当时耳边忽然响起萨特的伟大教导‘英雄是自己变成英雄,懦夫是自己变成懦夫’,人,什么都不是,无非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

  这是我见到的对萨特最“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知行合一的例子。此后,“萨特热”在我们年级就更“煽”了。

饭票后的英文单词

  老赵是我们年级岁数最大的,“文革”前的“老三届”。她衣着朴素,极为用功,很少在凌晨两点前回寝室。她对学习有严格的计划和任务,不似我们混日子。

  但令人叹息的是,赵大姐的考试成绩总是中等。特别是外语,因她高中时学的本是俄语,大学改学英语,她从没超过70分。可能她年龄大记性发蔫,老是记不住英语单词。

  她发奋学外语,每天定量30个猛背。下午5点的时候,将没背过的单词写在饭票背面,背不过不“用膳”。这样做有时竟有奇效。

  一次食堂“改善”,老赵却遇了鬼了,死活记不住那几个单词。我们逗她:这可是对你意志品质的考验呀!最后,老赵把“改善券”送了我们,直到背过单词,才到街上买了冷馒头吃。

  期末考试,她得了80多分。我们分食过老赵好饭的同学,要在小餐厅为她祝贺。老赵却说,“我的喜事,我请客。”

小提琴

  我们宿舍的老四,五音不全却酷爱音乐。每天在宿舍里锯他那把破提琴,琴弓打的松香太多,那吱溜溜的声音大家都烦透了。于是群起而攻之,将他赶出屋。这厮只好将“乐台”挪到水房。


  这下又犯了众怒,其他宿舍的人与他争吵,并将他“反映”到了辅导员那里。他对辅导员说这是一个公民的自由,我又没在人该休息时拉。辅导员是个好好先生,觉他说得也有道理。

  后来,刚入学的新生把他“告”到了系主任那里。一次全系学生大会,主任训话,说是“据小同学反映,有一个人每天在四楼水房拉板胡,影响他们学习。这很不好!”

  自从小提琴拉成了“板胡”后,老四再也没拉过小提琴。

“疾风知劲草”

  我班老于是个才子,人品方正,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哥,刚刚被选为省级优秀大学生。他研究电影很有见地,得过“《大众电影》征文”奖。某出版社看中了他的书稿,这样,他成为学生里惟一要出书的人。

  人一得意,难免忘形。可能为了显摆,他没多大必要地发动了许多同学为他抄书稿。人们心里不愿意,但碍于面子还是为他干了。但有个同学小刘顶了他,说“老子凭啥给你抄?闲你干什么?”

  老于到底是老于。有一天他对我说:“小刘是好人,他心口如一。就是不知他遇到大事怎么样。”这话教我叹息。

  毕业分配时,小刘与来自同一城市的一女同学“犯顶”,他们都联系的那所大学只要一人。小刘让给了那女生。

  老于说:“怎么样?疾风知劲草吧。其实,有时微风也能看出‘劲草’来。”

  毕业快20年了,老于和小刘始终是联系最密切的朋友。

当了一回“红爷”

  一二年级时,学校反对学生“谈恋爱”。最愚蠢的是,校保卫处的“晚自习后围击战”,他们突然包围校小花园和生物系实验田,明晃晃手电筒乱照,并记下对被围击或狙击的“俘虏”的系与班。

  七七级的许多学生年龄大,“单”着的也很多,找朋友是紧迫的事。他们中有全不懔的,也有胆小的。

  有一天,我班老江请我看电影。刚出校门,遇到女生杨子。她与我打招呼后,说恰好她也要去看。我们三人一起看了场电影,按杨子的安排,我坐中间。前后他俩没说一句话,我还责怪老江“太高老太爷”。

  不久我发现,老江一邀我做好玩的事,半路准会碰上“也正想去”的杨子。最长的一次是到某风景山区玩了三次。杨子总热烈地和我没话找话,对老江却爱理不理的。

  比较精的同学早就看出猫腻了。我没心没肺,很久才开始明戏。直到快毕业,江杨之恋方公开。在纪念册上,杨子写道:“谢谢你,我的好友和红娘。”

  而老江给我写的是:“积德您呐,红爷。”

“神经病”和名主持人

  体育系有一男生,面皮白皙,衣着讲究,留着当时在学生中少见的卷发“迎风背”,格外扎眼。无论是晨练还是下午课外活动,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到他神经质地自言自语,嘴唇动得飞快。他似乎对一切都视而不见,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大家认为他有轻度“神经病”(那时我们不懂,准确的表述是“精神病”)。我班某些女生还挺同情他,说“挺好的人得这种病,惨了。他父母也惨了。”

  毕业后不久,大家在我省电视台的体育节目里看到他做了主持人,反应敏利,解说内行而生动,深得观众喜爱。这才知道,人在学校的“话痨”,是苦练功夫呢。后来,他又被调入中央电视台做体育频道主持人,专门解说乒乓球,成为名主持。

“他们都得了重感冒”

  那时中国还很闭塞,青年对性知识的了解极少。大学生中年轻一点的接受的性启蒙,不过是荤段子和手抄本《曼娜回忆录》之类。70年代末,记得是科技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青年性知识手册》,印数好几百万。去买这本书的青年人,都跟做贼似的,得趁柜台前没人,售货员碰巧又是同性才敢张嘴。


  看了小册子,迷迷糊糊知道了点性知识,也闹出不少乐子。

  快毕业时,老四遇到了发愁的事儿。他从书上知道了自己“包皮过长”。老鄢开导他道:“没事,能翻上去么?这不就得啦。我其实也长。”

  老四熟练地一口气以背书的语调说:“包皮过长会产生一些污垢,日久之后会引起……影响夫妻……”老鄢说:“你注意经常清洗么。”

  老四还是做了“环切”。因害羞,对外人讲是“得了重感冒”。

  老四以他“扎实”的性知识,在年级男生中制造了紧张气氛。毕业前夕,已停了课,又有十几个同学相继做了手术。宿舍走廊里不时徘徊着表情严峻,叉开双腿慈祥地挪步的家伙。

  碰巧,系里卫生大检查,女生发现十几个身板结实的男生都没来干活。她们不平地喊:“他们干吗去干吗去啦?”

  辅导员说:“非常遗憾,他们都得了重感冒。”

  关于我们“七七级”发生的趣事,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先说这么点儿。我想,在它们的细部纹理中,或许含有一些特定时代的滋味?

  (摘自《美文》2002年5月上半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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