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30年:1977年冬 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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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1977年冬天，被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的确，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考试，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参加了那场考试的570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得以重新复兴和兴旺的基本。

  　　30年了，再次回味恢复高考制度的每一步。仍温暖！仍感动！仍震撼人心。

  　　多年以后，面对无数双渴求知识的学生们的眼睛，刘海峰教授会记得，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走进高考考场时的他，浑身难以抑制的颤抖。

  　　等待未知的前夜

  　　2007年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研究中国高考制度的知名学者；1977年的高中毕业生刘海峰，和其他数百万同年代人一样，有着另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

  　　厦门郊县一个早已改了名字的农场，是刘海峰和他的同学们“上山下乡”的地方。1976年的夏天，那个分外闷热的夏天，高中毕业的刘海峰夹着行李卷，一片茫然地开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活。

  　　17岁的他有足够多茫然的理由——父母都是教师，自小生活在书香门第的他对知识有着难以言喻的热爱和追求，但现在，他却要开始学着做农活，而且也许一做，就要一辈子；他却也不知自己究竟在茫然什么，“高考”是一个对于刘海峰他们太过陌生的词语，十年了，从上小学起，他和他的同龄人们的生活里充斥了太多的阶级斗争、太多的“学工学农”，而真正的知识文化学习却几乎成了一项“业余爱好”。

  　　“高考？想都没想过，那已经是历史了，怎么还可能有？”刘海峰说，当不能再参加高考的“痛”经历了十年时间的磨打，最终降临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时，那已是种迟钝的麻木了。

　然而在废除高考制度的1966年，那种数百万人的希望被突然扼杀的瞬间，却是不可承受的伤痛。

  　　1966年4月6日－14日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一些人对统一高考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一个月以后，6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社论，将《通知》中“彻底改革”招生制度的提法“发展”为“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要废止现行的统一高考，并提出推荐选拔的新办法。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但当时各省、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高等学校在1966－1971年期间实际已停止招生。1972年起，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

  　　“吃野菜、米糊，干过去从不敢想象的农活，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当时活着没有希望。”刘海峰说，日复一日的生活，白水般淡到没有滋味。事实上也不是“没希望”的，当时他们青年点的5个知青，共同的心愿就是能早日“上调”到城里做一名工人。而刘海峰的希望显然更奢侈些，“我想如果更好，能去上个中专什么的，那毕竟也是学校么！”

  　　希望破晓的黎明

  　　传闻是在1977年的下半年，准确地说是8月末，开始传播在刘海峰在内的数百万知识青年当中的。

  　　“听说要高考了！”“什么？”“高考！高考！”“开玩笑的吧？不可能呀！”“……都那么说的！”

  　　这样的对话不断在刘海峰们中间流传。他们将信将疑着，互相打听着，但因为山高路远，总是没有确切的消息。那似乎是一阵风，一阵期待已久，所以无法急急而至的夏日清风。

　　而在遥远的北京，这股清风已呈荡涤之势。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得到中央同意。

  　　1977年8月4日，在习习清风中，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了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在座的科学家插话踊跃，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他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报告送出去没有?”“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

  　　接着，邓小平坚决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发自内心的掌声爆发了，经久不息。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1977年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内开两次招生工作会，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它还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历时44天。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关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重要谈话，解除了此前一直禁锢着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即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黑线专政，教师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桎梏，使招生工作会议得以深入下去。对于招生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具体指出：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的谈话一扫代表们心头的阴霾。大家像过节似的欣喜若狂，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或者复写、转抄、写信，以最快的速度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回本地区、本部门。

  　　知青刘海峰们之间关于恢复高考的种种传言，正是在这前后，开始迅速传播开来。“尽管谁都不敢太相信，因为还没有正式的文件下来，但谁都知道，这回可能真是‘有戏了’。因为以前从来没这么传过这件事。”好像黎明破晓前的那一丝光，虽则细微，但却耀眼。刘海峰隐约觉得，自己那个在其他知青们看来奢侈的“上学梦”，越来越近了。

         恢复惊天的喜讯

  　　那天具体干什么来的，刘海峰忘了。确切地说，是来不及记得了。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的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石破惊天！

  　　“报名！我要报名！”恢复高考的消息，立即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也给在逆境中跌跌撞撞的知识青年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一时间，教育部、各省市的招生办公室里堆满了成麻袋装的信件。

  　　仿佛一夜之间，蒙尘十几年的中学课本，变戏法似的从床底下、墙旮旯、废纸箱里冒了出来，到处争相传阅。刘海峰所在的青年点，一共5个人，刘海峰记得，有4个人报了名。而报名的时间，临近考期不足40天，但所有报名的人都意气风发、兴致勃勃、充满了信心。

  　　1977年12月10日，刘海峰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阔别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

  　　“那一刻，我激动得有些发抖。”刘海峰说，时隔30年，他依然记得，那年福建省的语文题中，有一道是要求默写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而作文则与辽宁有关，是看铁人王进喜的事迹后写一篇读后感。“我写的题目是《于细微处看精神》。”

  　　很多人都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

  　　这一年的高考，有了太多“破例”：

  　　第一次破例在冬天高考；

  　　第一次破例，为解决77级的考卷用纸，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迄今为止，那是报考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

  　　 ……

  　　那是积聚了太久的希望，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那是压抑了太久的信念。

  　　两个多月以后，已经重回下乡农村的刘海峰接到母亲的电报，“收到你的录取通知书了！厦门大学，历史系！”

  　　那一天刘海峰没有哭，他激动得自己跑出去，乐得不敢相信。可开学的那一天，刘海峰却几乎哭了出来，班上30多人，年龄最大的大了他十几岁，正是当年的“老三届”。“他比实际年龄还要看着大，一双手像老农一样。”刘海峰说，想象得出，他，和他的同龄者们，为坐在教室里的这一天，等待了多久！

  　　本文史实部分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所著《中国考试发展史》一书提供   (王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