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家谱知识集锦

霜叶红

来源：http://www.yywzw.com/show.aspx?id=247&cid=16 / 2007-02-16

第1页：家谱历史  
第2页：家谱的产生与发展  
第3页：家谱的价值  
第4页：谱牒研究  
第5页：家谱书目  
第6页：家谱名称  
第7页：家谱堂号  
第8页：家谱谱籍  
第9页：家谱谱序  
第10页：家谱体例  
第11页：家谱鉴定  
第12页：族规十条  
第13页：家族族规  
第14页：姓氏分布  
第15页：姓氏字辈

家谱历史

　　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但第一部家谱是什么样子？修撰于何朝何代？是官修还是是私修？因为历史上缺乏记载，至今尚不得而知。到了宋代，由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于是家谱也日益多了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家谱中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若想知道谱中某人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一看此图便即了然；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结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使人知其本源，而世系表也因此更加完整；第三部分为附录。对研究姓氏的源流、迁徙、分布、文化等都有较大价值。

　　家谱究竟有多大数量，至今还没有人作出确切统计。因为家谱像其他所有私家家谱一样，还有秘不示人的家规。每当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极少几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切，而代之以新的家谱。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当然为古老家谱的保存制造了人为障碍。不过，尽管如此，家谱作为生活轨迹的记录，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家谱，无疑还有更大的数量。

霜叶红

家谱是人类以血缘为核心亲缘关系的投影，若从人与群体联系观念形成的角度考察，起源相当久远。现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血缘关系是人类群体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纽带。人类最初出现的群体是“榛榛狉狉、群居袭处”的原始群，此时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纯是浑然之群。按照古人类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人类存在的三百多万年历史中，约有二百九十万年是处在原始群时期，到了距今十多万年时才开始产生氏族制度。浑然的原始群，开始分为若干小群，而且演进愈深，分析愈细，辨别亲疏的族群观念也随之产生，“故人之相仁遇也，始于知生我之母。知有母，则知有与我同母之人焉。由此而推之，则知有母之母焉；又知与有母同母之人焉。亲族之关系，盖由此而昉也。”这也就是后来作为家谱核心和基本内容世系的萌芽。

　　血缘亲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认同，应是谱牒产生的根源，口述口传的世系，正是家谱滥觞。古有“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吕思勉考证，“瞽矇之职，盖尚在小史之前。”可见了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确有口述家谱的存在。我们追溯家谱产生的源头，可以发现家谱（严格地说只能是口述族群世系）、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的，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脈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礼记.大传》“族”本来只是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而进入队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有特权，他死了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渗进了主从尊卑队级特权，为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周礼.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康成注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礼崩乐坏”趋于瓦解，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旧的贵族“公侯子，失其本系”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两汉时期的政治，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刘邦尚官，“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应运泛滥起来，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这是利益驱动所致。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势力抬头，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称，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地位。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发挥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溯宗、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作为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的作用。

　　总之，家谱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嬗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而士族而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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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谱，于今人又什么价值？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存留至今的家谱疑信相渗、精华与糟粕同在现状来看，家谱对今人具有以下两方面价值：

　　1、家谱的历史价值。作为家族繁衍、活动档案材料的家谱，保存了历代不同地区与世系活动相关的丰富资料，它对于相关学科，诸如社会史、移民史、人口史、地方史......等都具有史料价值，这已为众多的有识之士所论证。几十年前，史学大师顾颉刚识为：“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入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名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当然，顾颉刚所说的“忽视”状况现在已有改变，重视家谱史料价值的学者已日渐增多，见诸文字者不少，勿庸赘述。

　　作为史料价值，要在求真求实。尽管家谱修撰早有“信以傅信，疑以傅疑”、“循实记载”、“置诸阙疑”等主张，但是，出于种种家族利益的考虑和显耀门庭的诱惑，谱学界的伪俗之风在每一朝代都存在，因此，用家谱史料，必须严格甄别真伪，不可全信全疑。

　　2、家谱的文化价值。家谱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有独特内涵、浸润着民族情愫的谱牒文化，它对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说过：“中国人民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中华民族就是在自己独特的环境中，经过几千年的蕴酿由众多族源融合、自然形成的以汉族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相对独立共同生活的地理生态系统，漫漫历史长河的共同创造，彼此密切交往不断分化和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也产生了千枝一本，万水同源的民族凝聚力。

　　今天炎黄子孙已经走向世界，遍布五大洲168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已经超过5500万。“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尽管他们之中已有不少人入籍于所在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国籍认、政治认同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据统计：1996年世界共有华人社团9255个，（世界性的华人社团就已超过70个）其中属于亲缘性的宗亲社团占了34%，有3147个。海外宗亲社团是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凝聚的产物，他们有强烈寻根的愿望，每当我们看到，一年一度，人们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沤庥于沮水之滨、桥山之巅的华夏始祖轩辕黄帝陵前，共告“五洲风雨疾，华夏有炎黄”，这就是“血浓于水”的情感。台湾有一位研究神农文化的学者叫姜竹，他说：“台湾同胞是非常崇拜炎帝的，那边的炎帝神农庙有121座，每年神农圣诞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总要进行一次祭祀活动，以表达炎帝子孙的爱国之心。目前，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都有烈山宗亲会，这样，在海内、海外、香港、台湾，炎黄两帝已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文化纽带了”。炎黄共祖的文化认同，是以姓氏溯源的谱系为根据的，古老的《世本》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启其端，历代的姓氏谱系扬其波，它深入人心，代代相传，成了民族集体的潜意识，这正是谱牒文化所发挥的作用。

　　家谱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应该著重考察谱牒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现象、规律、社会影响和作用。谱牒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全用史料价值的标准来要求它。比如攀援历史名人为始祖的现象，从历史价值的角度考察是不可取的，但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它又往往起了名人效应，凝聚、鼓舞族群的作用。又如同宗共祖问题，从历史的真实看，任何一个姓氏，其来源都十分复杂，历代改姓、赐姓、冒姓层出不穷，欲求血缘的绝对纯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的谱学，既要重视历史价值的开掘，又要重视文化价值的开发，我们在实际运用中，更要注意发挥家谱在凝聚社会群体，增强民族凝聚力，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和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

霜叶红

谱牒是希望通过对族谱编纂过程的讨论，来验证族谱作为中国人家族、宗族私家“历史”所具有的真实性和虚构性，从而说明隐藏于其后的族谱编纂者与持有者具有一部分历史意识。
    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族谱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理想、为把握过去状况而服务的资料。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观察近年来运用了族谱资料的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根据族谱的记载，对某一地区的移居史进行重建的尝试；利用族谱的资料，对以往的人口动态进行的分析；利用族谱的资料，对一些政治史上的和其他领域中的重要人物的出身背景的考察，等等。另外，即使在人类学家以村落调查为基础的研究著作中，为了叙述某一宗族或村落的历史背景，族谱也往往在相应的章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已经成了一个通例。
    当我们希望详细地了解一个个家族或宗族的历史时，参考族谱一理想资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可说是毋庸置疑之事。然而，族谱在成为职业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材料之前，本身已经是一部包含着对本族过去经历的解释与主张的“历史叙述”。像这样一种返回原点的寻根式讨论现在还很少见。关于族说存在的理由，即究竟为什么要编写族谱？它们又是如何被持有、被“使用”的？虽然已有人试图从这些基本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族谱作为“史料” 的可信赖程度，但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远不能说是充分的。
    毫无疑问，族谱并不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纯客观”事实的记录，而显然是由作为当事人的某一家族、宗族的某个成员亲手编纂并保存下来的文献。希望阐明自己的祖先和本家族的历史这一动机，虽然导致出策这样一种对整个家族、宗族成员的事迹以及他们之间的系谱关系进行精确描述的“历史”记录；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正是因为有了一动机，才使得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行为，介入了何种内容应该写入族谱，何种内容不该写入族谱这一判断过程之中。其结果，就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赋予族谱中所记录的内容以某种虚拟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编纂者自身业说，族谱内容也是一种与自我认同和自我夸耀直接相连的东西。
    通过对这类族谱所具有的虚构性和族谱编纂过程的回顾，来逐项检验所载事实的可信程度，这一工作就其基本性质而方，本来应该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另外，在对历史资料，即作为一种服务于重建过去状况之线索的族谱的可信性加以验证的同时，还希望有机会关注赋予了这类族谱以超越单纯的“事实”记录的“真实性”问题，以及持续地进行族谱再生产的人们的意识结构问题。正是在这类研究方面，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可能作出重要的贡献。
    作为族谱本身，是由某一编纂者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编成的，其内容不仅仅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事件的连缀，实际上，在家族和宗族中，族谱经常作为行动的依据被人们提及、称引和解释。也就是说，族谱持续在存在于离不开往昔、因而不继予以回味并对之进行再生产的当前人们的意识中。对于人类学爱来说，族谱不仅是重现过去状况所需的线索，也不仅具有讨论某村某族历史沿革的辅助资料价值，它还是隐藏着遥远过去种种重要可能性的一个素材。
二族谱的编纂---一个追溯性的过程
    所谓族谱，是指“在中国的宗族中所构成的以系谱为中心的记录”。族说是对始祖以来的父系亲族的记录，其内容包括每一个亲族成员的姓名、生年、卒年、生前业绩、妻姓、子女数、居住地、坟墓位置和风水等；同时，也会解释和附记整个宗族的来历及亲族应遵守之规范。
    但是，即使在把族谱视为一种“记录”的时候，它也并不一定是亲族成员存活时进行的共时性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该成员去世以后，以总结和评价其生平的形式而作的记载。而且，族谱的每一次重新编撰过程，都要增加转述和再解释的工作。特别是对最初编撰者的追溯性访问和重新解释过程而大量增加，这种可能性是无地否认的。
    以某一村落或地域为基础的宗族，在记载最早迁至该地的始祖（开基祖）以前的祖先事迹时，大多转引该始祖所由迁出之母村的宗族、或与此宗族同系列的其他宗族的族谱。另外，关于现居地始祖以下的部分，由于族谱的编纂并不一定在移居之初就开始着手，而往往要在迁移、定居后经过一段时间，当宗族已开始呈出繁荣景象之后才计划编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从村落和地域始祖来到定居点以后直至编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从村落和地域始祖来到定居点以后直至编谱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的世代记载，仍然可能是追溯性重建过程的产物。
    族谱所记录的系谱位置最早的祖先的年代，及被认为是现居村开基祖或地域开基祖的移居年代，与据信完成了族谱编纂的年代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时间差。

霜叶红

家谱是记载本宗族和事迹历史图籍，它舆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夏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至今对存世的中国家谱数量仍缺乏完整的统计，家谱目录远非历代遗存的中国家谱的全部，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尚有不少藏书单位和个人收藏的大量家谱未能收入。
    据统计，上图现在1949年前的家谱计11700种，近10万册。上图家谱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履盖面较广。上图收藏的家谱履盖全国20个省，以浙江、安徽为最多，其次为江苏、湖南、四川、福建、山东、河北、湖北、江西等省，甘肃、贵州、广东较少。浙江的家谱，集中於金华、余姚、上虞、慈溪一带，安徽的家谱，则以徽州地区最为集中。
    二是姓氏较多。上图家谱共分328个姓氏。其中以张姓最多，计638种，其次为陈姓622种，王姓524种，吴姓424种，刘姓420种，李姓418种，周姓366种，其他徐、黄、朱、胡、杨姓等均在200种以上。冷僻姓氏有80余咱，如吾、承、寻、帅、危、谌、港、後、平、阳、璩、青、斜、揭等。
    三是质量较高。上图收藏的家谱多为清代、民国期间刊本和木活字本，但有200馀种明刊本，不少明刊本家谱中保存着彩绘书像；家谱中还有不少稿本人纂修底本和名人家谱，均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四是具有上海地方特色。上图收藏的家谱，相当一部分是上海开埠後外地来沪发展人士的家谱，如《镇海东管乡沈郎桥叶氏家谱》，对於研究上海近代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至於《合肥李氏宗谱》（1928年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年修）、《无锡荣氏宗谱》（1935年修）等家谱则以独御的视角揭示了十九世纪後期、二十世纪初期上海近代工业发展的轨迹。
    由上可知，上图收藏的家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存世家谱中都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数量仅次於上图但质量颇高。
    北京图书馆成立於1909年，共有藏书2200万册，是中国国家总书库，馆舍共计17万平方米。北图在创立之初，受梁启超馆长的影响，十分重视家谱资料收藏工作。1928年北图曾致函社会各界，广为徵求家谱。到1950年，馆藏家谱已达348种。在以後土改等历次运动中，北图有识之士按照“人充我取”原则，广为搜集家谱，数量不断增加。为加大整理地方志与家谱的力度，北图於1990年专门成立“地方志与家谱文献中心”，时家谱数量已达3006种。北图收藏的家谱，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质量很高，颇具特色：
一、收藏家谱覆盖面较广。家谱最多的是苏、浙、浣三省，其次为华中、华南各省，河北、山东、东北地区也有一些，西北地区最少。
二、家谱姓氏较多，共计268姓。超过50种以上姓氏的有12种，王姓最多，有142种，陈姓134种，张姓101种。
三、版本质量较高。宋代有2种，最早为史浩纂《仙源谱》，为内府钞本。元明代有322种。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列为史部传记类宗谱中的善本，北图几占一半。
四、少数民族家谱有特色。一是用汉文撰写的少数民族谱，计有八旗谱19种，蒙谱2种，皇室谱多种；二是用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家谱，计满文谱21种，蒙、彝、藏文谱11种，均十分珍贵。
湖南图书馆
    湖南图馆建于1904年3月，由当时湖南巡抚赵尔巽倡设，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公共图书馆之一。1948年5月迁入长沙韶山路新馆，馆舍面积为4.37万平方米。至1990年底，藏书累计316万册，其中古籍95万册，善本为5000部5万册，有宋刻《说文解字》十五卷本，五代刻本《雷锋塔藏经》第卷等珍本。据统计，湖南图书馆收藏家谱1176部，数量仅次于上图、北图。其中《周元公世系遗芳集》（十五卷）、《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丰城李氏族谱》、《重刻蒙潭康氏族谱》等6种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建于1913年，也是中国建立较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馆址合肥无湖路76号，藏书240万册。古籍40万册，善本3121种、30707册，其中元刻《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清著名书法家梁同书手稿本《频螺暂存稿》、清姚莹撰稿本《康卫纪行》行较为珍贵。至今存世的家谱，徽州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定向省图书馆利用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多次到皖南徽州地区采访家谱，遂使安图收藏的家谱不仅数量已达200馀种，而且质量较高，特别是徽州地区家谱颇具特色。安图家谱《王谢世家》（三十卷）、《新安名族志》（二卷）、《汪氏渊源录》（十卷）等31种家谱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其中三分之二为孤本，是收入古籍善本书目中的家谱数量仅次于北图、上图的图书馆。
天一阁藏书楼
    天一阁建于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位于浙江宁波市。阁主人范钦（1506-1585年），浙江鄞县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官至兵部右侍郎。范氏生平好学，性喜藏书，收藏日富，乃建阁存置藏书，以“天一阁”命名。所藏以明代地方志、登科录以及乡试、会试、武试录为一大特色。据统计，收藏族谱共403种。其中《皇明恩命录四卷》（明嘉靖九年刻本）、《崇孝录一卷》（明王铣等纂修、明隆庆四年刻）、《庐陵曾氏家乘》（明曾孔化辑、明嘉靖刻本）等11种族谱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吉林大学图书馆
    吉林大学图书馆建于1946年，馆址长春市解放大路83号，馆舍2.5万平方米。共有藏书217万册，其中中文书149万册，外文书68万册。吉林大学图书馆是大陆收藏家谱数量最多的学校图书馆。据统计，共收藏家谱816种，而且《古歙方氏宗谱》（六卷）、《重修济阳江氏族谱》（八卷）、《李氏族谱》（三卷）、《锡山周氏宗谱》（四卷）等12种家谱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建于1945年，馆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馆舍1500平方米。藏书70万册，是中国社科院系统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主要是历史专业方面的文献，其中近3万册为古籍善本。宋元明清各朝代徽州地区的契约、文书是其收藏特色。据统计，共收藏家谱980种，是科学研究系统收藏家谱数量最多的图书馆。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罗氏杨干院归结始末》（一卷）家谱收入其中。按理，收入古籍善本书目的家谱似应更多一些。另据该馆《缩微胶卷总目录》谱系卷统计，该馆收藏缩微家谱共2000馀种，主要是明、清、民国时代的家谱。
台湾中央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1933年筹建于南京，抗日战争时期迁至重订，抗战胜利後迁返南京。1949直迁台北市。馆址初设台北南海路植物园内，因不敷读者、藏书之需，于1978年规划迁建新馆。新馆坐落台北市中山南路20号，赭色7层建筑，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1986年9月落成正式对外开放。
    该馆藏书200百万册，其中善本书12000馀部，12万5千馀册。馆藏家谱分藏二处，一为普通图书，约160种，多数为近20馀年编撰出版的平装书籍，收藏在普通书库；一为线装古籍，共27种，其中25种属于善本，均收藏在善本书库。在25种善本中，《石谱卫族考》，系明天顺间著者手定底稿本，《黄氏会通谱》、《张氏会修统宗世谱》、《泽富王氏宗谱》、《休宁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为明刊本，《高由奉西陈氏家谱》、《戴氏族谱》为明钞本，质量较高。
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
    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位于台北市士林区故宫博物院内，系博物院行政大楼右侧独幢建筑。
    该馆以中国历朝善本古籍、清代档案文献闻名于世。为发挥藏品功能，故宫博物院于1996年4月对外正式开放图书文献馆。该馆收藏善本古籍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武英殿刻本、内阁大库等藏书最有名，约有18万册。清代档案，包括硃批三摺、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等，逾40万件。丰富的缩微家谱文献是该馆收藏的重要特色之一。台湾《联合报》于1996年3月捐献给该馆的缩微家谱资料，共3132卷，分中国族谱与韩国、琉球族谱两部分，前者计9970种，後者192种，共10162种。中国族谱以汉族为主，也包括少量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族谱。这些缩微家谱的原件，除收藏在大陆各图书档案部门和台湾本土外，主要收藏在日本示洋文库、日本国立会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等单位。该馆是世界上收藏缩微中国族谱数量仅次于犹他州家谱图书馆的单位。
台湾中央研究民族学研究所图书馆
    民族学研究所图书馆成立于1955年9月，建筑面积200平方米，藏书15.9万册。收藏重点为民族学、社会会学、心理学、台湾研究、宗教天空、华侨研究等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资料。特色藏书为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资料，宗教调查资料，寺庙台帐，土地申告书，古文契书，善本书等。该馆收藏有缩微胶卷1100馀卷，主要是中国家谱的缩微件，约数千种。系台湾地区收藏缩微家谱资料较多的单位。
香港大学图书馆
    香港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其中冯平山图书馆（系1931年冯平山先生捐赠给香港大学，共有藏书49万册）是香港地区收藏家谱最多的单位。据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参考谘询组1997年6月编印的《中文族谱目录》统计，香港大学图书馆共收藏家谱原件374种，其中近300种收藏在冯平山图书馆。这些家谱约四分之一为清代、民国时期撰修，1949年以後修的占了四分之三。较珍贵的有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作序的《新界大埔坑口号上蒲村林氏族谱》，有明历四十四年（1616年）邱作圣、邱伦泰纂修的《河南堂邱氏族谱》，上述二谱大陆公藏单位没有保存，仅美国保存；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蒲松龄修的《蒲氏族谱》，该谱大陆公藏单位也没有，仅日本保存。此外还收藏缩微家谱300馀种，主要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等单位复制而来。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建于1948年2月，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它的前向灰1872年设立属于文部省的帝国图书馆和1890年设立属于帝国议会的贵族院众议院图书馆，两大图书馆的藏书成为国立会图书馆的主要来源之一。国立国会图书馆既为国会服务，也是日本唯一的国立图书馆，是一座兼有为国会进行调查职能的群从性的大型综合图书馆。该馆藏书780万册，是日本最大的公夫图书馆。其特色藏书：审政资料（23万件，为19世纪後期日本近代政治发展中的文献资料和日本近代政治、外交、军事、实业人物的个人收藏品），议会资料（包括日本在内的30个国家的国会议事录和约100个国家的政府公报等重要资料，共45万册），科技资料（25500种外国科技期刊以及专利报告、博士论文等资料），地图资料（39万张国内外的地图），音乐资料（40万张唱片），有关日本的西文资料、古籍图书、亚洲资料等等。
    中文古籍、图书、资料约25万册，包括清代的文献、地主志、族谱和图书杂志报纸等。据统计，收藏中国家谱403种，大多为清代、民国期间版本。乾隆以前的刻、钞本共15种，其中明刻本三种，即《武口王氏统宗世谱》（明王铣等辑，隆庆4年刊本）、《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明司马晰辑，万历刊本）、《休宁西门汪氏族谱》（嘉靖刊本），有较高价值。
东洋文库
    东洋文库位于日本东京都文京区，占地3687平方米，由4幢楼房组成，共计建筑面积7134平方米，是座东洋韦业图书馆。
    东洋文库由日本三菱集团岩崎久弥氏于1917年购入澳大利亚人莫理松的藏书後而建立。莫理松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由于工作而要与个人嗜好，大量买有关中国的西文书籍，当时颇有名气。东洋文库设立后，以莫理楹的藏书为基础，大量收购包括中国图书在内的亚注各国书籍。1924年，文库下设图书部外，又设立研究部，专事收集图书，出版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普及东洋学知识，以促进日本东洋研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洋文库因经费困难，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
    文库共有藏书80万册，其中中国、朝鲜文图书42.5万册，西文书32.5万册。收藏的亚洲资料除中国、朝鲜以外，尚有日本、蒙古、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印度、东南亚等，亚洲资料搜集如此集中，不仅日本，在世界上也是无可比拟的。中文藏书中有4000馀种中国的旧地方志，还有20馀本永乐大典、清代元殿试卷以及大藏经等。文库收藏800多种中国家谱原件、500万拍家谱缩微资料，是日本收藏中国家谱原件、缩微件最多的单位。家谱中如明刻《新安程氏统谱》等，质量较高。每种家谱均装在专门的函大部分，保存条件很好。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东洋文化研究所于1941年11月26日创设于东京大学校园内，其宗旨为综合研究东洋文化。创设之初，设有哲学文学史学部、法律政治部、经济商业部三个部门，开展研究工作时，注意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有机结合，古典研究与现代研究共同进行。研究所图书馆内设研究室、书库和办公室。
    为了进一步收集有关东洋学的文献信息和为国内外研究人员开展文献情报服务，于1966年设立附属于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东洋学文献中心，重点收集中国、朝鲜的图书和中国报刊杂志的影印本、阿拉伯语钞本参考文献等亚洲各地的文献报刊，并开展编制古籍目录和中国现代图书目录，调查古籍，举办古籍讲座，出版专书等业务。
    东洋文化研究所共收藏中国图书50万册，其中清代经济资料、法制审判资料、音乐书籍、戏剧资料等颇具特色，十分珍贵。据该所《汉籍分类目录》统计，该所收藏的中国家谱有344种（其中部分家谱收在有关专书中，家说原件约有270馀种），大多为清代、民国时期编修的中国家谱，其中《吴兴德孝里潘氏世谱》等9种为明代刊、钞本。
京都大学东洋文献中心
    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学文献中心成立于1965年4月，附属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该文献中心位于京都北白川，占地4223平方 ，建筑面积2428平方 ，系1930年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利用庚子赔款的经费建成。该文献中心主要负责收集、整理有关东洋学方面的文献资料，供京都大学内外的研究人员利用，并积极开展有关东洋学的文献情报活动。
    东洋学文献中心收藏的中国图书约30万册，包括民国时代图书和陶湘珍藏的古籍2.8万册和明代文集、地方志等。此外，尚有龙门、云岗石窟资料10万件、3600件殷代的甲骨文、1万件金石拓本以及民国时代中国各地地图、风土人情照片5万件。其中中国家谱50馀种，和部分中国家谱缩微复制件。出版刊物《东洋学文献类目》。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位于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地址为百老沤大道和西116街。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创办于1901年，是北美收藏东亚文献最旧的图书馆。早在建馆初期就开始收集中文图书，曾接受李鸿章捐赠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现有中文图书40馀万册，大多为历史、哲学与文学书籍。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为该馆的收藏特色，并收有甲骨文。
    据有关文献报道，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家谱藏量为全美第一，共有200多部。其实该馆家谱的藏量远远不止这些，其中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的家谱。所有家谱文献均按分类排列在某一类目一，中、日、韩家谱集于一处。由于没有编制中国家谱专题目录，确切的中国家谱数量不清楚，估计中国旧家谱的数量约有1000多种，还有不少近20年来该馆不断收到的来自世界各地华人捐赠的新修家谱。中国家谱分别藏在善本书库与普通书库善本家谱多为明代版本，如《藤溪陈氏族谱》等。看上去完整，书品很好，都装有特制的函套。
哈佛燕京图书馆
    哈佛燕京图书馆位于美国波士顿剑桥市哈佛大学内，成立于1928年，最初名为中日文图书馆，归属哈佛燕京机构。1965年正式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该馆为西方世界收藏东亚文献最多的大学图书馆，藏书达到90万册，其中中文书籍有56万册，居全美第二。该馆收藏中文资料的特色为古籍和地方文献。开馆后，在裘开明馆长的主持下，大量收集中国古籍，主要为宋、元、明、清初贵重刊本。经过多年的采集，现有古籍善本1500馀卷，其中明刻本187部，大多为罕见的孤本。中国地方志是该馆的收藏重点，共有3800多部，其中明刻本有28种，有较高质量。
    中国家谱的收集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哈佛校友在北京采集收购到大量的家谱，绝大部分由哥伦比亚大学东图书馆收藏，少数留存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数量为200馀种，大多为清代，民国的木活字本，包括10馀种钞本、稿本，其中萧山地区族谱居多，明刻本仅1种，为明代程典纂修的休宁《程氏族谱》。200馀种家谱分藏在善本书库和普通书库。
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位于华盛顿，成立于1800年，建筑面积30馀万平房 ，员工4200，是世界上收藏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也是全世界除中国之外收藏中文图书最多的图书馆。该馆收藏中文资料的历史，可追溯到1869年，是年中国的同治皇帝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109部著作共933册，由此开创国会图书馆收藏亚洲文献之序幕，并成为至今世界上收藏亚注文献最丰富的资料库之一。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成立于1928年，经过多年的收藏采集，现有中文图书75.43万册，古籍与地方史料是其收藏特色，中国古籍善本有2000馀种，其中1500馀种为明刻本；中国地方志约有4000馀种，多为明、清时期刻本；中国旧家谱约有500馀种，大部分已为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所拍摄。
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
    犹他州家谱图书馆位于美国盐湖城，为美国摩门教（全称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下属一文化机构。
    摩门教教义十分得视家庭组织，宣扬永恒婚姻，为嫡应广大教徒寻根问祖安抚亡灵的需要，遂于18945年成立家谱图书馆。百馀年来该馆广泛徒世界各地采访、拍摄有关资料，至今，已收藏27.4万册图书、200多万卷缩微复制件，涉及3亿多姓氏，成为一个专门收集各国死亡者档案资料的图书馆。
    该馆共收集中国家谱17099种，地方志5043种，东北地区户口册4375册，清代科举资料1293册等。以上资料绝大部分为缩微复制件，在17099种家谱中只有300馀册图书为原件，如清代《伍氏家谱大全》等。尽管该馆收藏中国家谱的原件不多，但其缩微复制件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目前，中国家谱收藏最多的上海图书馆，总数为11700种，其次为国家图书馆，为3006种，中国两家最大的公共图书馆的家谱原件收藏总数尚不及犹他州家谱图书馆的缩微复制件，可见数量之多了。
下面让我们从宏观视野对已经问世的几部家谱总目逐一剖析。
《中国家谱综合目录》
    该目录由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合编，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该书共收录1949年以前的中国家谱目录14719种。该书对每种家谱按姓氏笔划依次编列顺序号，著录书名与卷数、纂修朝代与纂修人、纂修时间、出版时间、版本、册数、藏书单位以及备注等项目，书后附有“地区索引”和“报送目录单位名单。”这是迄今反映中国家谱收藏状况最重要的一部书目，是全国四百多图书、档案、博物、文化等部门在家谱目录方面开展大协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台湾区族谱目录》
    该目录1987年由台湾区姓谱研究社发行。1974年开始，1985年终于完成台湾全省各县市的家谱采访工作。共计拍摄缩微胶卷800馀卷，家谱原件达1万馀种，遂正式出版《台湾区族谱目录》，共收入家谱1063种。每种家谱均列出姓氏、地名、书名卷册数、编者、编印年代、版别、编号、散居地、始祖以及备注等项目，书后附有“姓氏索引”和“区域分布索引”。这是台湾地区最完整的一部家谱目录收录的大多近四、五十年来编修的家谱。《台湾区族谱目录》的问世，充分说明台湾地区人民自古就与大陆有着骨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尽管海峡两岸人为分隔已经五十年，但台湾人民以积极编修家谱的形式反映了他们寻根问祖、心向大陆、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
《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
    该目录1983年由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主要收录了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收藏的家谱缩微胶卷的目录。犹他家谱学会1894年正式成立家谱学会图书馆，以搜集和保存各国死亡者的资料为宗旨，1938年开始雇100馀人到世界各地采用缩微技术拍摄死亡者的档案资料。目录按姓氏笔画编号排顺序，著录姓氏、地别、书名、卷册数、编者、编印年代、版别、编号、散居地、始祖以及备考等项目，全书共收3140种中国家谱缩微件。书后附“区域分布姓氏索引”和“谱名索引”。该书收录的主要是大陆以外的中国家谱收藏单位的目录，如哥伦比亚大学950种，东洋文库790种，日本国会国立图书馆420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0种，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200种，香港大学150种，美国国会图书馆120种，哈佛燕京图书馆100种，加州柏克莱图书馆60种，日本京都大学50种，芝加哥大学图书馆50种等。1974年以后，犹他家谱学会派员到台湾，与台湾中华学术院谱学系研究所等机构合作，深入台湾各县乡镇先后共计拍摄台湾地区家谱一万种。与此同时犹他家谱学会还到大陆，与各地图书、档案部门联系，共拍摄大陆大地区中国家谱数千种。截止1998年统计，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共拍摄保存中国家谱缩微件17099种。
《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
    该书由上海图书馆编纂，200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上海图书馆是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单位，号称收藏一万馀种家谱。但由于当时家谱分藏几处，没有及时进行科学的编目整理，因此当1984年国家档案局向全国各地发出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通知时，上海图书馆未能参予，遂使《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缺了一大块。1995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后，加大了历史文献的整理开发力度，1997年底，专门成立谱牒研究中心，专事家谱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上海图收馆聘请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安徽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专家，按统一体例，费时两年，终于编纂成这部馆藏家谱提要。与上述三种书目显著不同的是，这不仅是一部家谱书目，而且是一部家谱提要专著。著录项目不仅包括姓氏、书名、编纂者、出版时代、始祖等项目，而且翻阅每种家谱，就名人题跋、名人事迹等内容逐一作了提要，这在中国家谱整理上是件开创性的学术研究编纂工作。该书共计收录家谱11700种，近10万册。书后附有“名人”、“地名”、“堂号”等索引，便于读者检索。
    近十年来还出过其它一些家谱目录，如山西社科院编《中国家谱目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收录家谱缩微胶卷谱2565种。但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是上述四部。这些家谱目录是有重复的，一是原件与缩微件重复，二是原件有复本。常建华先生曾对其核实过的5254种族谱目录作过统计，重复率为40%。如按此比率推算，再考虑到犹他家谱学会收藏的主要是家谱缩微件，扣除复本，则上述四部目录的孤本可能接近三万种。
    毋庸置疑，作为根植于中国宗法社会之上的家谱，有着许多封建糟粕，诸如家谱中宣扬的封建专制思想、商品观念淡薄、缺乏民主意识、封建迷信以及家谱内容攀附显贵等糟粕，必须百行批判。但是并不能由此而对家谱这一历史文化现象采取不悄一顾的虑无主义态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那么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就会对促进学术文化研究、促进当代文明建设、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等方面发挥其特殊作用。
    首先是资料价值。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数量可观的家谱，不仅对家庭制度、婚姻制度、人口与替等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即对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都能提供许多重要资料。如称雄一世的徽商研究，其中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主要是从皖南徽商家谱中寻得的。
    其次，家谱具有教代功能。家谱中一般都有“家训”、“族规”、“家法”之类内容，固然有不少封建思想，但其中如敬长老、孝父母、尊师长、崇俭样、戒奢侈、禁赌博等伦理规范以及家谱中记载的很多志士仁人的爱国爱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奋头号精神、追求真理的奉献精神等，对促进现代文明建设也有积极作用。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是辩证统一的，一个国家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只能是一定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现代文明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传统文化只有赋予新的时代精神，才会有新的生命力。家谱中反映出来的优秀的传统伦理，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活奋斗的结昌，它曾经对凝聚中华民族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促进当代文明的建设驰必将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
    第三，为寻根认同提供重要资料。寻根认同，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生动表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海内外游子过去梦想的寻根谒祖，早已成为现实。特别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10月22日澳门回归祖国，洗雪百年民族耻辱，海外华人扬眉吐气，“一国两制”更增强了海内外中华民族子孙的向心力，于是访故里、访故旧、访祖国，掀起了更大的寻根认同热。浩如烟海的家谱资料则为寻根认同提供了保证。香港回归祖国前夕，1997年6月29日，林则徐的第四代到第八代的200多名后裔，从海内外各是赶回家乡福州，举行家祭，追念民族英雄林则徐：“香港回归时，家祭慰英灵”。将林氏后裔联合起来举行这项家祭活动的纽带就是家谱。这就生动地说明家谱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寻根认同、促时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确实有其他资料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可见，进一步开发谱牒资料，是繁荣学术文化的需要，是弘扬传统道德文化的需要，也是寻根认同、促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

霜叶红

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从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看，宋代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家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且比较关注亲亲之道的提倡。家谱的编纂也逐渐由官方垄断走向民间私修。总的来看，宋元时代民间私修家谱尚未形成风气，并不普遍，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
    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但第一部家谱是什么样子？修撰于何朝何代？是官修还是是私修？因为历史上缺乏记载，至今尚不得而知。到了宋代，由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于是家谱也日益多了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家谱中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若想知道谱中某人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一看此图便即了然；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结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使人知其本源，而世系表也因此更加完整；第三部分为附录。对研究姓氏的源流、迁徙、分布、文化等都有较大价值。
    家谱究竟有多大数量，至今还没有人作出确切统计。因为家谱像其他所有私家家谱一样，还有秘不示人的家规。每当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极少几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切，而代之以新的家谱。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当然为古老家谱的保存制造了人为障碍。不过，尽管如此，家谱作为生活轨迹的记录，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家谱，无疑还有更大的数量。

霜叶红

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议决大事的重要场所。每个祠堂大凡都有自己的堂号，从某种意义上讲堂号是宗族的标志。堂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王氏“三槐堂”、赵氏“半部堂”等；另一类是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世德堂”、“崇本堂”等。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其来源大都伴有寓于某些含义的典故，它重复出现于该姓氏的不同支族。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大部分分别为某一支族特有或与其他宗族的堂号甚少重复，其馀少量的堂号则在同姓和异姓宗族中间着较高的重复出现率。而其他的堂号辅以姓氏、地域的限制，也能在判断宗族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如“世德堂”，丁、王、李、吴、何、沈、邵、周、胡、秦、徐、陆、陈、孙、黄、曹、许、张等数十个姓氏都有此堂号，而且同姓中的不同支派也有，出现的重复率极高，但加以姓氏、籍等条件限制，就可缩小范围。

霜叶红

现存极大部分家谱是以一支一派形式出现的私修谱，谱主聚居于某一区域并且相对隐定地生活于该地，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徵。谱籍即为谱主的居住地。谱籍标引的在键是地名的名称。现存家谱以民国之前的旧谱居多，谱中地名常题古地名，甚至古地名的名称也不一致，如浙江宜兴就有“阳羡”、“荆溪”、“义兴”等数种名称，湖州分别题作“吴兴”、“乌程”、“归安”等。

霜叶红

谱序是概述本族来历和族谱编纂经过的部分，有的由族谱编纂者亲自撰写，也有的是同时转引和改写本族既存族谱的谱序。

霜叶红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家谱体例演变与内容更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体例的变化与内容丰富是此前谱牒所少有的。正德元年所纂《余氏会通谱》内容包括新旧序、跋、辨、图、外传、外纪图、世系图、茔域图、卷末跋、后序。《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内容已较全面，包括序、凡例、列士、金氏本国、世系、事略、行实、行状、墓志铭、杂著、记、诗、赞、规约。嘉靖十八年许璞、许汉纂《许氏统宗世谱》内容涉及序、名人传记、行状、墓志、世系。嘉靖三十四年朱世恩纂《朱氏统宗世谱》内容涵括历代谱序、敕命、凡例、像讚、祠屋图、墓图、传、世系图。嘉靖三十七年黄侍、黄仁德纂《左田黄氏孟宗谱》内容包括序、图、地理志、姓氏源流、世系、文翰。隆庆六年许可复、许凤翔纂《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吸收并总结了嘉靖以前家谱的有关内容，且有所扩展。该谱涉及历代谱序、目录、世系图、考、先世文翰、序、说、传、记、寿叙、赋、诗、歌、词、挽诗、行状、赞、祭文、谱说、后骗子、领谱字号等诸项内容。
    万历以后，字谱内容较前更为丰富。隆庆、万历年间歙县殷氏宗族“始为谱，其大凡有姓氏、本原、世系三考”，其后内容又扩充了“世德、规范、训典、文献、宅第、丘墓、遗文、遗迹、里社九考。”万历五年吕仕道纂《吕氏续修宗谱》涉及目录、书法、凡例，历代谱序、像讚、迁源源流、祠墓寺图表、里居图、姓氏来源、世系、世德、规范、训典、文献、遗事、丘墓、祭田、家规、修谱衔名、修谱总论、后序、跋等内容，该谱的列诸项涵盖了后世家谱所具备的基本内容。万历十八年程弘宾纂《歙西严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分谱序、谱例、纪源、传疑、传信、世系、世传、内传、保莹、遗翰、族约、续后十二篇。万历末年修成的休宁《曹氏统宗世谱》涉及序列、题辞、谱引、谱歌、谱诗、恩荣录、曹氏先达、迁徙源流、坟墓、后序、跋、谱约、支谱图、统宗谱系小叙、系图、事略、重修族谱叙略、家乘序、诗集序、遗嘱、跋等内容，名目纷繁，同万历以前所修宗谱相比，内容得到大规模扩展，几乎囊括了与宗族相关的所有事项。通过对上述明代宗谱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宋元谱相比较，明谱新增加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家规家训、祠产族产等宗族制度的相关方面，这也正是明代宗族制度较前有所发展的一个反映。
    关于体例方面，明谱在因袭欧苏谱例的同时，增加了“志”“图”“考”“录”等项新内容，这是明修宗谱进一步吸收正史和地方志编纂学上成果的重要体现。据翟屯建先生研究，明代宗谱体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纲目体，以纲统目；二是条目体，一事一目，互助统辖；三是纲目与条目的混合体。且愈往后，这种混合体的方法在宗谱编纂中愈益得到广泛的运用。与明代以后所修宗谱相比较，有明一代所修宗谱的体例已比较完备，且大体上已定型，此后清、民国年间所纂宗谱在体例上基本承袭明谱，变更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