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上对"女性意识"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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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知道

意识的倾斜与补偿

女性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它是以它独特的气质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放射着异样的光彩的。翻开整个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古代、近代的女才子不乏其人，然而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压制下，她们的作品只能沦为男性文学的附庸，这种几乎没有女性意识的作品是不能作为真正的女性文学的。中国具有较为完整意义的女性文学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在那个要求妇女解放、抨击封建伦理道德的时代，以冰心、庐隐、陈衡哲、冯沅君等为代表的女作家们迅速脱颖而出，她们跻身文坛使中国两千年来男性文学独居文坛的现象第一次遭到冲击。女性文学之花从此迅速绽放并逐渐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不仅如此，现代女性文学历经30年的历史又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现代女性文学具有肩负开启和承接中国女性文学的双重任务的，而这一使命自然决定它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历史地位。

谈及女性文学及女性意识，不能不涉及到它们的本质和内涵。事实上，长久以来，关于究竟什么是女性文学作品一直是有争议的，不过，总的来说，女性文学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泛指一切描写妇女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包括男作家的此类作品）；而狭义的一般指女作家的作品，有的定的更为严格，限定只有由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妇女生活，并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风格的文学作品方能归入妇女文学”。①本文在分析时主要是采取后一种说法，并且由于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具体分析上又以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为主要个案对象。至于女性意识，则大多指源于女性特有的心理和心理机制， 是女性体验和感受外部世界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方式和角度，它更多地是强调了性别意识中的自然属性范畴，当然，“女性意识”在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觉醒过程中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发展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一点与中国现代社会复杂历史又共同决定了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在发展中存在倾斜与补偿的可能。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在发展中不是一帆风顺的，现代文学30年所处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风雨时代”、“多事之秋”，于是，在“新萌生者”，时代风雨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下，现代女性文学中所要表达的女性意识自然也就变的十分纷繁芜杂，甚至在纵横两方面都走过了一个并行相悖、奇异互补的道路。本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去探讨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实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文对女性文学及其主要文学表现样式都做了一定限制，就使得现代文学中许多女作家的许多重要作品没有进入这个范围，不过这些作品却可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侧面例证”出现。对此，将在论述时加以介绍。

一：分期与倾斜、补偿的原因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这与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与分期几乎是完全同步的。第一时期，五四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第二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第三时期，1937年抗战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论述的方便，又可以将这三个时期分别简称为五四时期、左联时期、战争时期。同时，根据这三个时期的划分和作家创作在某个时期最突出为依据，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女作家们也可以被相应地分为三代：第一代女性作家包括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淑华、苏雪林等。丁玲站在现代女性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随着她的梦珂、沙菲女士的问世，第二代女性作家群诞生了，象谢冰莹、冯铿、沉缨、萧红等均属此列。抗战爆发后至建国前夕，女性作家进入了第三代，第三代女性作家由于地域的原因，大致包括解放区、沦陷区两部分，其中沦陷区的女作家是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作家，她们除张爱玲以外，还有苏青、梅娘等，而解放区的女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前代女作家在解放区的沿袭。这三代女性作家的创作，贯穿了整个现代文学30年中，有的又绵延于解放之后，她们的创作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文学。

孕育着初步女性文学的五四时代，是与19世纪欧美女权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思想渊源的。然而，这种渊源关系却并没有使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因袭后者。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其他民族女性文学发展轨迹中的少有现象。她总是带有几多繁杂和几多坎坷，甚至作为其重要标志之一的女性意识在外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与女性意识相矛盾的现象，但更为独特的是，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展的三个时代中，无论女性意识发生哪种倾斜，都会有相应的意识倾向与其相互补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呢？这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时代风雨使女性意识发生倾斜。中国现代历史是一个战争繁频，多灾多难的时代，这个时代特点决定了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现实有难解难分的关系，受时代风雨冲击下的女性文学发展自然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如第一代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解放、发展自我等带有独特女性意识的种种要求，在五四落潮期已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实现，并且在30年代的民族危亡时期迅速夭折，代之而起的是以丁玲（初期除外）、谢冰莹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女作家的无性化女性意识，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们总是带着一种男人式的豪情投入到革命的大潮中去的，这些女主人公们身上的女性意识不断异化或无性化，进而证明了时代风潮对这朵奇葩所造成的倾斜影响。其次是文化条件与环境条件的影响，文化与环境条件使女性意识在主体上倾斜向某个方向时又得到了相应的补偿。中国的妇女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压迫下，苦难最深，因此妇女运动和女性文学总是在一开始就以反封建礼教，要求妇女解放为己任。然而，随之而来的挽救民族危亡的大目标不但使它退居次席，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女性文学有较世界女性文学更为复杂的民族特征，但文化条件与环境条件的影响毕竟又是多方面的，一旦外部环境回复到相对单一平静的常态，女性文学的天职又必然促使其恢复到描写女性意识的常轨上来，解放区的丁玲与沦陷区的苏青、张爱玲都可算得上是这方面的范例。由于丁玲的作品内容极为复杂，所以将在后面加以重点分析，这里我们只以张爱玲、苏青的创作为例。张爱玲是现代女性文学第三阶段上极为独特的作家，她的作品在第二代女作家创作中闪烁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张爱玲在战时背景下只关注女性本体问题，漠视时代风云的创作现象不是偶然的，这种现象从客观上正是文化与环境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她及苏青身处乱世都市，受环境限制不可能领略宽阔的文学外部世界，她们只能固守五四时期的婚恋题材而向纵深发展。另外，女性本体问题又与沦陷区相对单一的日伪统治背景不会发生冲突而易于问世。于是，我们看到张爱玲、苏青是如此不厌其烦地迷恋婚恋家庭的题材，使40年代沦陷区的女性文学与解放区的女性文学互相补偿。她们完成着五四时代尚未完成的反封建礼教的“己任”，并在无意中与关注女性意识为潮流的世界女性文学接壤。当然，张爱玲、苏青的创作又与她们主观上的创作个性和能细致入微地捕捉身边生活的主观原因有关，或许正因为这样，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能在倾斜中补偿也就有了第三点原因：它与不同时期的女作家的各异的创作个性也是有一定联系的，第一、二、三代女性作家在创作方面的差异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

二：倾斜与补偿的表现，女性自觉——人的自醒

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的倾斜与补偿大致有横与纵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其中横向形式是指女性文学在每个发展时期都有倾斜与补偿，而纵向形式则指三个时期之间又有相互的倾斜与补偿。横向形式范围较小但表现得十分明显，纵向形式范围较大但界限模糊，为了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在分析时从每个时期的小范围（横向形式）谈起，并顺而归纳出整个现代女性文学史上的纵向大范围的女性意识的倾斜与补偿及其内在本质。

一

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推动下，以庐隐、冰心、陈衡哲、冯沅君、凌淑华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女作家迅速登上了文坛。这些女作家们大都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多不满封建婚姻与伦理道德，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和社会认可。类似娜拉的身份和历史的原因既使得她们打破了以往闺阁文学的小圈子，走进时代的前列，又使得她们的创作在带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的同时，却始终没有摆脱个性主义的色彩，这种倾向显然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难之始的个性解放意识相暗合。她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能体现女性人格的家庭婚恋为题材，以“弑父”独立为目标，以小说为主要文学表现形式，表达了强烈的个性意识，大胆的叛逆精神，浓郁细腻的真善美理想。其中“弑父”倾向是五四时期女作家创作时的共有倾向，它总是以大胆的叛逆作为其外部表现，是反抗父权、夫权和封建专制的一种象征与理想。庐隐的《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冯沅君的《卷葹集》，陈衡哲的《洛绮丝的问题》，凌淑华的《绮霞》等都属于这方面的作品。

然而，尽管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品是以高扬的个性主义为旗帜，使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在总体上向个性化倾斜。但在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中，又有另外两种女性意识与其相互补。其中之一就是以冰心及冯沅君为代表的，以塑造和描写母亲为主要表象的具有共性化意识的写作倾向。冰心是五四时期讴歌母亲的名家，她的小说《悟》、《超人》及其一贯的“爱的哲学”都是她宣扬具有全人类意义上的普遍母爱的写照。除此之外，冯沅君也是一位善写母亲的女作家，她的《卷葹集》中尽管张扬了女性个性意识，但她笔下女主人公却在一面以至死不渝的爱情作为自身个性反抗的信念和途径，一面又因无法抗拒母爱的“诱惑”回到旧式的封建家庭里，“她们”总是在爱与母爱的矛盾中痛苦地挣扎着；其中之二是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在描写女性时，总是以一种“他人眼中的女性之躯”来宣扬女性的个性意识的，这种缺乏女性独特视角，回避女性自身体验的写作无疑降低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它是“一种性别历史传统及经验的匮乏”，②它与共性化的描写母亲一起，虽补偿了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个性化意识，但又不自觉地泄露了一代逆女们心理上的匮乏。因此，这一时期的娜拉式的个性“弑父”并没有使她们较为深刻地开掘女性心理空间，她们的自我意识是在一定程度上初步自觉了，却始终没有逾越女性在成长为性别主体道路上的一个历史性障碍。所以，当五四落潮时，她们那种似乎总弥漫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个性要求很快被新的女性意识所取代已势所难免了。

（二）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经历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文化方式和垄断的政治高压将五四的呐喊声粉碎成无声的沉寂，一切人格、尊严、爱情都可以变为廉价的商品出售，留给时代女性的不再是“故人的海滨”和 华们的徇情而死，留下的只是情感上的愤世与内心的孤独。丁玲笔下的梦珂与莎菲女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到读者面前的，在她们身上，丁玲为我们展示了第二代女性面临的新处境：一个女模特（梦珂）受侮辱的故事已经不是单一封建礼教的压制就能作出解释的，它的痛苦身世更重要的是由现代都市生活中男性色情奴役者与女性被奴役者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而在莎菲女士身上，尽管我们最后看到了她是以自我保护的胜利反抗了异化的爱情，但之后的她却要面对更大的孤独。描写女性特有的孤独是丁玲初期创作的主要倾向，这种特有的孤独既是“女性在异化的社会面前一种意识形态性的自我保护③”，又是女性意识在现代女性文学中的新发展，它充分说明了第二代女性意识在个体灵与肉上的深度自觉。不过，在左联时代的特殊环境里，这种无法保护女性生存空间的个性意识只能以补偿的身份出现，与之相称的是这一时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普遍向无性化或雄化意识的倾斜。

左联时期，丁玲终于以带有咄咄逼人气势的《水》打破了以往女性的沉默与孤独。然而，丁玲在此之后的作品大多数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了，她笔下曾经出现过的强烈女性意识已逐渐无性化了。而事实上，女性意识的无性化甚至雄化是左联时期女性文学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除丁玲以外，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女兵自传》，冯铿的《红的日记》及罗淑的作品等都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女性意识的无性化，至于像此时期的萧红，尽管她在《手》、《王阿嫂之死》中描绘了女性形象，但也由于她关心苦难女性命运的主题而模糊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但需要说明的是，左联时期女性意识的无性化并不是女性意识的消失，相反，它倒是女性意识的深化。左联时期的中国现实已经决定了五四女性文学所追求的个性意识难以实现，连庐隐、丁玲等都不约而同地变换视角，将女性意识融于民族时代的意识之中，更何况是成长于左联时代的罗淑、冯铿和谢冰莹等后进作家呢？她们大都在此时表达了与以往女性文学所不同的时代见解，在选材上也与男性作家出现了一种类似的趋势。于是女性意识由显性变为隐性，由个性变为无性，她们似乎都在企盼通过暂时的无性状态然后超越无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左联时代女性文学中的无性化是寄托全面实现女性价值和彻底解放女性的审美理想的。虽然它的很多作品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但它又以要实现“女性——人”的愿望而对五四以来女性意识的发展进行了深度自醒，而且，左联初期类似《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个性化作品又使得它的无性化倾斜不显得那么孤独和单一。

（三）

战争时期的女性文学从今天的眼光看可以说是双峰并峙的。它一方面是以解放区丁玲一翼为代表的重现古代花木兰形象，女性意识外露的作品；一方面是以沦陷区张爱玲、苏青等为代表的执着于婚恋题材的，关注女性本体问题的作品。由于时代与政治的因素，决定了解放区的女性作品是当时女性文学的主流，它们继续向无性化的方向倾斜，而张爱玲、苏青等则以延续五四以来的婚恋题材，以近乎病态美的个性化意识予以补偿。其中张爱玲的《金锁记》、《沉香屑》等及苏青的《结婚十年》是此时真正的女性文学。张爱玲及苏青笔下的作品树立了完全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尤其是张爱玲，她的主人公一面以血泪之声发出与悲惨过去决裂的呐喊，一面又以身体力行的努力，向传统女性中的落后观念挑战。因此，尽管战时的她游离时代，“躲进小楼成一统”，但她的创作还是与以反封建为天然使命的现代女性文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对当代许多女性作家如王安忆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曾经为金钱和婚姻异化了的曹七巧等形象甚至在今天还有深远的认识价值。

40年代，除张爱玲、苏青的沦陷区女性文学创作可以作为解放区女性文学的补偿外，其实还有一些著名的女作家的作品以补偿的面目出现，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举一个颇为有趣的例子加以证明，那就是解放区女性文学的代表丁玲。丁玲在30年代中后期写的作品是以无性化著称的，她一直是“属于最广泛和敏捷地接纳时代思潮的作家之列④”，但她又毕竟是一位能在时代风潮中较好地坚持和发展自己艺术个性的作家，在客观的文化条件与环境条件及主观的创作个性的共同作用下，她在40年代初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又使得她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向个性化女性意识回归，这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研究。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在各个时期的倾斜与补偿的情况。因而，我们也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拓清了整个女性文学发展期上（纵向形式）的女性意识的倾斜与互补，它大致经历了20年代的个性意识为主，到30年代的无性化意识为主的补偿阶段，再到40年代某种程度上的个性回归。而在横与纵，显与隐的过程背后，又隐藏着女性意识由自觉走向自醒，女性自身由女性走向女人的一个深度发展过程。或许只有我们在彻底逐步了解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倾斜与互补之后，才会蓦然发觉，原来它们才是贯穿于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发展中的主线与精髓。这是最后的结论，也是真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