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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镜头寻找没有痕迹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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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3 16:04: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9个半小时纪录片用了11年:解密没有痕迹的浩劫
来源:南方周末  www.XINHUANET.com  2004年10月12日 10:39:30  

    经历11年制作,9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揭示了60年前发生在纳粹灭绝营鲜为人知的历史……     用镜头寻找没有痕迹的浩劫
整列车犹太人被送往特布林卡灭绝营时,火车司机一次次
在自己脖子上比划出扼杀的动作,却没有人能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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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埋伏到肉搏 ·“归来的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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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浩劫本身有个结构,那一定是个陵墓的结构———那些死去的人是没有陵墓的,这部影片就是他们的陵墓。     ———克劳德·朗兹曼     “记忆中的小白房,在房中,每夜我做梦……”波兰的涅尔河上,47岁的西蒙·斯雷尼再次唱起这支民歌。1945年西蒙13岁时,也在一条平底小船上唱着它沿河而上,到村边苜蓿草地旁喂党卫军养的兔子。涅尔河边的凯尔诺,是波兰第一个使用毒气灭绝犹太人的地方,在此共有40万犹太人遭灭绝。     西蒙是后一个阶段的幸存者。他父亲在他面前被枪决;在80公里外的罗兹隔离区,他母亲被“毒气卡车”毒死。党卫军让他进入一个犹太“劳动队”,保持灭绝营的正常运转,但他们也终有一死。1945年1月18日夜,苏联军队到达前两天,纳粹采取脑后枪决的方式处决最后的“犹太劳工”。西蒙也被处决了,子弹没有击中中枢神经。醒来后,他爬到一个猪圈里,一个波兰农民收留了他,红军的一个军医救了他一命,几个月后,西蒙与其他幸存者去了特拉维夫。     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朗兹曼在以色列找到了他,说服他跟自己回到凯尔诺。镜头里,西蒙站在一块草地边上,周围树林环绕———在波兰的乡村,这样的地方有很多,丝毫看不出什么特殊的迹象。“这里总是如此安静。”他喃喃说道,“以前,每天烧2000犹太人的时候,也这么安静。没有人叫喊,干活呗。很安静,没声,像现在一样。”     《浩劫》就这么开始。9个半小时之后,它会将人拖进更加复杂难解的心绪,和永无穷尽的思考。

                       不可能的挑战
    在座谈会上,有观众问朗兹曼:为什么如此长度的一部影片全由采访实拍和空镜头组成,而完全没有史料素材出现。朗兹曼不得不再度解释“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区别:“集中营是关押犹太人的地方,灭绝营则是屠杀犹太人的。我们看到的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资料中,绝大部分集中营的画面都是盟军进入德国境内时在集中营拍摄的。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极度瘦弱的人、成堆的尸体被推土机推进大坑……这些不一定是屠杀的产物,而是德军在战争末期对集中营管理特别混乱的结果。由于战争末期,纳粹供给紧张没有食品,以及关押人数剧增引起伤寒、肺炎等传染病流行,使集中营死亡率特别高。死亡的不光是犹太人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人。”     灭绝营则是一条专用的屠杀流水线———火车源源不断地将犹太人从集中营运来,只需两三个小时,一列火车的犹太人便可以被“处理”干净。纳粹集中营大都在德国,而五处灭绝营则全位于纳粹占领的波兰境内:凯尔诺、贝泽克、特布林卡、索比堡和马尔达奈克。《浩劫》涉及了前四处灭绝营,然而无论哪一处,如今在物理意义上早已荡然无存。
79岁的克劳德·朗兹曼仍然锐气十足。(摄影 高远)
    “《浩劫》作为一部影片,在制作过程中的创造,比任何一部故事片都要多得多。之所以说它是纪录片,大约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真实人物、他们在说自己的事情。而创造的意思是,它讨论的内容绝大部分已经被摧毁了。”朗兹曼说。影片所探求和追述的,是“毁灭的毁灭”———纳粹刻意摧毁有关灭绝行为的痕迹和证据。比如西蒙·斯雷尼在影片中描述尸体的毁灭:“烧不掉的骨头,比如脚的大骨头,我们……有个大箱子有两个把手,我们就给抬到那儿去。那儿有专人全给捣碎,骨粉非常细,我们再给装在袋子里,袋子够多了,就背到涅尔河上,那边有座桥,全倒在河里,就跟水走了,随着波浪。”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所谓的‘浩劫’是一次近乎完美的谋杀,因为大部分的痕迹都没有了:片中提到的贝泽克,从建筑上看是一点都没有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贝泽克是处死了80万人。特布林卡是处死了120万人,在几年的调研中,大家能找到的只有一张图片,是从远处拍的一辆推土机,除此之外任何资料都没有。索比堡、凯尔诺这些地方都没有任何影像资料留下来。面对这一切,怎样把它表现出来,怎么拍?拍什么?怎样让观众觉得是在面对死亡?这部影片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是对一种不可能的挑战。”这个挑战,朗兹曼经历了11年。


 楼主| 发表于 2008-3-23 16:12:32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埋伏到肉搏
    《浩劫》耗时11年的制作,经历了很多阶段。开头的阶段是阅读,先是现有的历史著作,再扩展到历史资料,阅读的范围之广,朗兹曼用“浩瀚”来形容:“那是读不完的。怎么选择?调研该怎么做?谁指引的道路是值得遵循的?”为了使整个历史图景更清晰,他尝试做了一个很大的表格,想把所有事情的关节点都弄清楚。他还从史料和著作中摘列出一个德国人的名单,大概有250-300个人。“因为我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所以把名单和可能碰到的一些人都列出来,为以后做准备。这个过程前后大概有两年,然后我颤抖着去了德国,不是因为害怕纳粹,而是不知道事情的结果会是什么样——能否见到那些人?见到又会怎样?我是否就能开始?从哪里开始?这些未知性令我非常害怕。”

    影片中清楚地表现了采访前党卫军官的特殊性:采访地点外的大街上总是停一辆架着天线的面包车,车里是两位助手守着监视器,荧屏上,是朗兹曼携带的偷拍设备发送出来的影像。被拍摄的纳粹分子中,只有一个是与朗兹曼彼此认识的,“就是特布林卡那个纳粹军官,他说了不能引用他的名字,但他在拍摄中说到了我的名字,也留在影片中。”其他时候,观众可以从影片中听到的对朗兹曼的称呼,有时候叫索雷尔博士,有时候叫让·玛利·索雷尔。出于安全考虑,这些采访都以化名进行。为了让化名真切,朗兹曼伪造了一整套证件,从出生证到护照。出生证上他的出生地点,是法国一个叫卡恩的地区。朗兹曼特别解释:“因为这个地区在战争中遭到盟军的轰炸,二战前的所有档案资料都被焚毁,因此别人也无据可查。”

    为了拍摄参与过灭绝行动、现在德国酒吧工作的一个前党卫军官,他们预先写信给酒吧老板说:在拍一个有关啤酒的节目,鉴于该酒吧是慕尼黑最好的酒吧之一,一定要拍而且得长时间地拍摄。老板同意了,他们带着移动轨道———非常正规的架势———在酒吧里整整拍了两天,除了他们的目标,什么都拍。“对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他非常清楚;酒吧里他的同事也非常清楚,但对他都是一种相当保护的态度。那就是一场埋伏的战役,有各种各样的试探。他的自我保护也特别强烈,那两天中不停地窥探我们到底在拍什么,一直到最后的时刻,对他才能稍微有些拍摄。”朗兹曼回忆着。在影片里,这个人对任何提问保持沉默,偶尔看向镜头的目光有些慌张,又透着阴森。

    只有在影片最后,采访前华沙犹太隔离区的副局长格拉斯勒博士,是摄影机直接拍摄的。并非他接受了拍摄请求,反而是一次更加戏剧性的过程。“之前我们在德国北部试图接触一个叫库本的人,他的级别比现在影片中所有纳粹都高,在纽伦堡被判了死刑,最后时刻被美军特赦。在与库本的试探中,偷拍被发现了,并且导致身体意义的战斗。收发设备和偷拍机被毁坏或抢走,我也在医院住了很多天。”朗兹曼把这次遭遇称为“11年战争中的一场小战役”。没有了偷拍设备,朗兹曼只能另做谋略。他观察了格拉斯勒很长时间,并派一个德国女合作者跟他接触过,了解了他所有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去哪里、见什么人。“我带着摄影师、录音师和另外两个合作者,选择了一个格拉斯勒独自在家的时刻,突然敲门,做出一副和蔼可亲令人无法拒绝的模样。并没有说要问他的情况,而是说想了解犹太人捷尼亚科夫(犹太管理委员会负责人)的情况。”但一旦开始交谈,朗兹曼图穷匕现,提问步步紧逼,令他的回答结结巴巴、面孔扭曲、目光游移。


“归来的游魂”
    犹太人幸存者的证词,在影片里占了最大的篇幅。他们大多曾是“犹太劳工队”的成员,在灭绝营担任过屠杀、清理过程中各种环节的工作。莫克·扎伊德和伊茨哈克·杜金当初的任务是打开维纳的万人坑,挖出9万具犹太人尸体并焚毁。在打开最后一个壕沟的时候,扎伊德认出了自己的全家:母亲、三个姐妹和她们的孩子。“往深处挖的时候,越深尸体越平,最后像个薄片,抓住弄出来的时候就碎了。”

    在一个更加著名的长镜头里,理发师亚伯拉罕·邦巴一边给顾客理发,一边接受朗兹曼的采访。他曾被德国人挑选到特布林卡灭绝营。在妇女们被送进毒气室之前,他把她们的头发剪下来。“我在毒气室剃头期间,有辆从我的城市捷斯托绍瓦来的列车,我认识其中的大部分妇女……住在同一条街上,有几个还是要好的朋友。她们一看见我就把我围住:‘亚伯,你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要把我们怎么样?’我能说什么?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在一起,也是我们城市的好理发师。当他妻子和妹妹进入毒气室的时候……”理发师陷入沉默,3分多钟,理发室里只有剪刀的声音在响。在朗兹曼不舍的追问下,理发师满眼是泪,嗫嚅着:“太可怕了……别说了……”

    “我觉得‘幸存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宁愿把这些人叫做‘归来的游魂’。对我来说,所有在影片里说话的犹太人已经‘死’掉了,他们只是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游荡而已。”朗兹曼说自己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如何选择犹太证人。“这个作品要讨论的,不是让这些人说他们怎么活了下来、他们如何避免死掉,它讲的就是死亡。也正因此我很快就知道,这部影片中不会出现大屠杀的任何原因,没有必要讲这些人为什么死———所有的事情开始时便已太迟,没有了补救的方法,它直接从死亡开始。在这个原则下,我对犹太人的选择,从一开始就知道主要要选那些所谓‘特别劳动队’的人。他们跟德国人有一层接触,他们又是对本民族大屠杀的直接目击者,他们对两方面的证词都是最重要的。”

    让这些犹太人开口,无疑是巨大的困难。尽管是被迫,他们的工作多少也是对本族人屠杀的一部分。朗兹曼耐心地劝说,不懈地追问,却并不是要索取他们的忏悔。“确实,所有的隔离区都有犹太人警察,犹太警察在屠杀中是否起了润滑、推动的作用?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分清主次。大屠杀是德国人干的,不是犹太人干的;像捷尼亚科夫这样的犹太人是否帮了德国人的忙,我认为这完全是次要的。”朗兹曼对他们的评价反倒是近乎完美:“我认为所有这些作证的犹太人在影片中表现出了完整的人性,他们是圣人、是英雄,也是烈士———像刚才说的,他们在当时已经‘死去’,所以是烈士。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不希望人们对《浩劫》有误解。”

    朗兹曼在影片里还采访了特布林卡灭绝营周围的农民,采访了运输犹太人的火车司机。整车的犹太人被送到车站时,他们都还对自己片刻后的劫数懵然无知。农民们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他们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却帮不上任何忙;火车司机曾一次次向犹太人在自己脖子上比划出扼杀的动作,却没有人了解。人们或许难免觉得他们麻木、懦弱、无良,但在《浩劫》当中,他们与“犹太劳工队”的幸存者一样,都是证人。是他们令险些湮没的历史凝住。

“这部影片是他们的陵墓”
    朗兹曼是犹太人。童年时期,他在法国就切身经历过反犹主义活动。朗兹曼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反犹主义一露头的时候,便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纳粹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他们一家早已制作了很多假证明,全家都以假身份生存,使得家里没有任何人遭到流放或死于大屠杀。“但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迫于各种环境,父母离散。母亲在战争期间一直住在巴黎,曾在一个壁橱里躲藏了一年。而我和父亲、兄长住在奥维涅山区。战争开始之后父亲、哥哥很快参加了抵抗运动,我当时未成年,在1943年参加了法共领导下的青年团,高中时期打过游击,跟德国人有过身体意义上的战斗。”

    但朗兹曼并不认为这些经历与他拍摄《浩劫》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他至今还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是我做了《浩劫》而不是别的犹太人?
    “20世纪初的一个登山者一心要去爬珠穆朗玛峰,并且最后死在了那里。因为登山要动用很多力量,有人问他为什么这般执著,回答是:就因为它在那儿。对《浩劫》来说也一样:那件事情在那儿,我就想拍,仅此而已。另外,肯定这是跟犹太问题相关的,我认为它是犹太人遭到的大灭绝。但最后形成的结果,很多人看了之后并没有只把它看作犹太人问题,实际上具有全人类性。”朗兹曼回忆说,在小时候和成长阶段,斩首、处死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杀戮场面便对自己很有吸引;再有就是焦虑:“我想明白人在清醒知道自己即将死亡,比如站着或坐着,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毒死,那状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所谓‘最后时刻’的焦虑相关的,我也关心‘最初时刻’。所以我也问别人,你看见的第一列火车是什么时候来的、第一次到这里是什么印象……”
    这样的动机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它却驱使朗兹曼为之煎熬了11年。

    “做《浩劫》就像从北坡出发的一次艰难登顶。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走别人没有走过的、需要自己寻找的路,有时候连工具都要自己制造,自己寻找方法,在不断的攀登与征服中到达顶点。在长达11年的制作过程中,我发现它的创作是一场没有任何怜悯可言的战争,对跟《浩劫》有关的任何人、影片中涉及的所有问题、整个制作过程,都是这样。有时候会卡住,没有任何办法继续。非常漫长的调研过程中卡过几次,拍摄过程中也有过,更别提剪接阶段,它持续了5年。”朗兹曼说,整个11年的工作并非时断时续,而是每一天都在做《浩劫》。但曾经有过3天什么都动不了,也有过8天,最长时有过1个月,完全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作品的目的肯定不是告知一些信息,肯定不是不为人知的一些消息的串联。在什么意义上,它能是一个电影艺术的作品?它的线索到底是什么?都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大脑来思考,而且要不断地思考。需要时间和非常大的耐心。”

    最令朗兹曼自豪的,在影片制作中,时间是完全由他说了算。他没有向任何人、事做出任何妥协。这的确并非人人都能遇到的条件。
    1985年,朗兹曼完成《浩劫》的时候,觉得“有人看就不错了,大概3000人看过,这件事就算过去。”但影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电影放映、电视播出、录像带与碟片,有人粗略计算过,全世界看过《浩劫》的人已有7000万。这一次,朗兹曼把自掏腰包制作的带中文字幕的拷贝留给了中国,或许这个数字能够再度增长。

    “现在看这种事情仍然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每一次放映都像一次葬礼,我本人是充满内疚的。如果说浩劫本身有个结构,那一定是个陵墓的结构———那些死去的人是没有陵墓的,这部影片就是他们的陵墓。”(驻京记者 李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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