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耘：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的研究概论

湘里妹子

载《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载张公瑾、丁石庆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曹志耘 来源：http://www.chinadialect.com/info_view.asp?id=41

一  研究的概况

在我国古代，人们很早就注意到方言与地域文化现象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研究著作，西汉扬雄的《方言》不仅记录了我国古代语言现象的纷繁复杂的地域差异，而且在行文当中，也反映出作者对这些差异的形成、分布、发展等等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例如说到方言现象的分布区域时，常常使用“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自山而东”、“自河而北燕赵之间”、“南楚江湘之间”、“沅湘之南”、“吴扬江淮南楚五湖之间”等等地理名称，表明古人早已认识到关隘、山脉、河流、湖泊等地形地势与方言现象分布、演变之间的密切关系。

《颜氏家训·音辞篇》也有如下的论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谐，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水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当然可以商榷，但这里已经涉及了地理条件与方言特点的关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一些民间文学研究者把方言与民间文学结合起来进行调查研究，在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方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惜方法上未尽科学，而且这种做法也没能延续下去。随着西方现代语言科学引入中国，人们在以科学的眼光看待语言现象的同时，也以科学的眼光关注方言与地域文化现象。例如罗常培先生在三十年代就写过《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①，探讨了客赣方言与移民的关系。四十年代，贺登崧（W. A. Grootaers）神父运用西方的语言地理学的方法，在山西大同、河北万全、张家口、宣化等地，对那里的方言、民俗和宗教现象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实地调查，例如在宣化县他调查了60多个村庄，并把调查结果画成详细的方言地图。他的这个时期的部分研究成果可参看新近出版的《汉语方言地理学》②一书。

近十几年来，研究方言与地域文化或民俗的论著不断出现。就专著而言，较早的有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年），该书论及方言与移民、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历史方言地理与文化背景、方言与地名、方言与地方文艺、方言与民俗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后有林伦伦《潮汕方言与潮汕文化》（1991年），侯精一《平遥方言民俗语汇》（1995年），李如龙等《福建双方言研究》（1995年），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1996年），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1996年），张映庚《昆明方言的文化内涵》（1997年），李如龙《福建方言》（1997年），罗福腾《汉语方言与民间文化新观察》（1998），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2001年）等。日本也有平田昌司等人的《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1－5分册出版（1994-1996年），值得指出的是，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还有文学、民间文化、建筑、遗传学等方面的学者，他们特别重视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方言现象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情况，例如关于房子的叫法、灶神的名称、送灶的日期等问题的研究。

当然，总的来说，我国学术界对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结合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基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现象实地调查，基于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也为数太少。目前由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组织实施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研究课题，计划在全国汉语地区选择约1000个地点，以1931－1945年之间出生的人为调查对象，根据统一的要求，对汉语方言中那些能够反映地域差异和历史演变的重要语言现象（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共约1000个条目）进行实地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出版包括约1000个地点、数百幅地图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及其一系列相关成果，预计可为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份重要的基础材料。

二  研究的意义

萨丕尔（1985：186）说过：“人类学家惯于凭种族、语言和文化这三个纲目来研究人。着手研究一个自然区域（如非洲或南海）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用这三重观点来画地图。”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恐怕不仅仅要求人类学家应对它们作综合的调查研究，对语言学家来说这种要求也完全适用。人类学的研究如果无视语言现象是不可想像的，同样，语言学的研究完全置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于不顾，这样的语言学，不得不承认是不健全的。

在研究我国语言与文化的过程当中，对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以往人们所说的“汉语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往往是汉语书面语、汉语共同语与中国正统文化、皇家文化、官僚文化、文人文化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汉语的历史面貌基本上就是汉语书面语、汉语共同语的面貌，同时，很多研究者所利用的汉语的现实面貌则基本上就是汉语普通话的面貌。同样，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或者说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来自历史文献，而历史文献主要是属于官方的、文人的。所以，仅仅研究传统汉语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能够全面和深刻地揭示汉语与文化的关系，更不能够全面和深刻地揭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方言作为比书面语、共同语（这里指在方言基础上形成的共同语，亦即当今普遍存在的共同语）历史更为悠久、更为原汁原味的语言形态，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说也更为直接，更为紧密。所以通过方言与地域文化现象来观察我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许会更加清楚，更加深刻。

当然，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作为人类语言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关系原则上跟一般的语言与文化、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无不同。不过，由于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历史发展演变的悠久性和复杂性、地理分布的广阔性和多样性，各时期、各地区方言与地域文化现象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必然呈现出格外纷繁复杂的局面，对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的研究也必然成为人类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种研究一方面将有助于解释汉语方言中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现象，解释地域文化中与汉语方言密切相关的现象，解释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继承、发扬、利用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另一方面将能够对人类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和建设作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之所以要大力提倡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的研究，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这就是自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政治背景的变化，汉语方言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由于政治方面国家统一，经济方面小农经济形态解体并迅速走向商品经济形态，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交通方面交通条件极大改善，文化方面全民文化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产生巨大影响，而促使汉语方言进入了一个的巨变期。汉语方言在这50年时间内变化的幅度，甚至超过它以往500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可以预料，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必将推动汉语方言在未来的时间里发生更快、更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由于当今社会现代化的速度，信息革命的步伐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各民族、各国各地区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一些小民族、小地区、落后民族、落后地区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它们已经逐渐走向消亡之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其地方性的文艺形式、地方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传统民居和器具等等，均在大面积地流失和消亡。而那些以方言为载体的地域文化现象（例如民间文学、地方曲艺、地方戏、民歌，某些民俗、谚语、歇后语等等），随着当地方言不断向普通话靠拢乃至逐渐消亡，更将丧失殆尽。

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建立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格局，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人类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在大力提倡文化的多样性。而我国历史悠久、丰富多采的汉语方言及其相关的地域文化现象的消亡，不能不说是对民族文化、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的巨大的、无法挽回的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对汉语方言、中国地域文化两方面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

三  研究的对象

在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对象方面，早期学者比较注意方言与移民的关系。从近些年的研究情况来看，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有：方言与移民，方言与民俗，方言与地名，方言与人文地理、方言与地方文艺，等等。李如龙《福建方言》一书，除了“绪论”以外，共分如下九章：

一、汉人入闽与福建诸方言的形成

二、社会的变迁与福建各方言区的变动

三、闽人的外徙与福建诸方言的流播

四、民族的接触和语言的交流

五、从方言词语看福建早期的经济生活

六、从方言词语看福建的传统观念

七、福建方言的文化类型

八、福建各方言区的不同地域文化

九、福建方言与文化的历史发展

该书的研究范围较之同类著作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例如作者从方言词语的角度讨论了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手工业、商业、城市生活、生活习俗、思想观念、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等地域文化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尤其是从方言词语入手研究地方经济生活的内容，是一般的方言与文化论著里所缺少的。第七至九章从福建的具体情况出发来研究方言与地域文化的一般关系和理论问题，或者说用理论的眼光来看待、归纳和剖析福建方言与福建文化，使得该书不再只是方言与地域文化现象的简单罗列或比较，而且具有了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意义。
不过，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方言与地域文化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所谓“全面”和“系统”，我们指的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考虑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也就是说，如果把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它应该具有相对固定的理论框架、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应该具有若干大家认同的主要的研究对象，应该具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当然，如上所述，我国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离建立比较成熟的学科尚有相当的距离，但这应该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四  研究的方法

在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包括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中，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研究工作成败的关键性问题，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了。

李如龙（1997:12-13）指出：“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实在并不需要先去建构理论框架，重要的是应该致力于实际材料的了解和分析，从事实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只要罗列的事实准确，分析方法正确，具体的结论是对的，材料和论点积累多了，理论框架就会逐渐明朗起来。”这种观点对目前我国的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来说，应当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除了正确的研究态度以外，还需要正确的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段。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自然不同于一般的方言研究。传统的方言研究基本上只限于方言系统本身，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则涉及方言与文化两个方面，而所谓“文化”实际上包罗万象，内容十分庞杂。因此，研究者在方言之外，还必须对相关的地域文化现象诸如历史、地理、交通、政区、民族、移民、人口、生产、生活、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调查和研究。这对从事语言研究的人员来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比如要讨论某地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演变问题，就必须首先对当地的历史作一番梳理和研究工作，否则是无从入手的。于此可见研究方言与地域文化的艰辛。

在研究方言与地域文化问题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想到“从文化看方言”和“从方言看文化”两个角度，迄今为止的许多研究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这里似乎还有一些认识有待澄清。首先，“看”的提法并不能反映这种研究的过程和特点，相反它给人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印象，对初学者尤其具有误导作用。其次，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的独特作用，或者说它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向学术界提供运用方言学知识和方言材料对与地域文化有关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而得出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解释方言问题──这种研究本来应该属于方言学本身。由此说来，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从方言事实出发，研究方言中存在的文化问题或与方言有关的文化问题。所谓“从文化看方言”的内容虽然难以完全排除在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范围之外，但它决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当然，如何从方言来研究地域文化，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笔者近年来作了若干尝试性的研究（曹志耘1997；曹志耘、赵丽明2003），这里姑且举一例略加说明。

九姓渔民是中国旧时的一种“贱民”。他们以浙江省西部三江交汇的建德市梅城镇（旧严州府府治）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七里泷一段）上，即建德、兰溪、桐庐一带。关于九姓渔民的来历，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元末陈友谅（1320－1363年）的部属。此外还有说是南宋亡国大夫遗族，或者说是富家歌妓之类沦落而成，甚至认为九姓渔民的祖先是百越之后。由于文献、口碑等方面的资料严重匮乏，方言成为研究九姓渔民历史的重要途径。从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今天梅城渔业村的九姓渔民方言（船上话）跟当地岸上人所说的方言（建德梅城话）之间是“大同小异”。经具体比较二者的异同，可以认为，其“大同”说明船上话在梅城一带已经生存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小异”则可证明船上话的来历。因为在船上话跟梅城话相异的成分中，存在着一些非常重要的语音特点、基本词语和语法现象。以代词系统为例，①第一人称单数，船上话用“我”和“我农”，梅城话用“党”和“卬”；②单数代词，船上话有一套带“农”的形式，梅城话没有；③复数代词，船上话由单数的“我”、“尔”、“渠”加上“拉”构成，梅城话第一人称复数由单数形式重叠而成，第二、三人称复数由单数的“尔”、“渠”加上“带”构成；④第一人称包括式，船上话由“我”和“尔”组合而成，梅城话说“尔夏”。详见下表（同音替代的字不注明，声调只标实际调值）：

	我	你	他	我们	你们	他们	咱们
船上	我a213 我农a21lm213	尔n213 尔农n21lm213	渠ki22 渠农ki22lm22	我拉a21lA213	尔拉n21nA213	渠拉ki21lA213	我尔a21n213
梅城	党tAN213 卬AN213	尔n213	渠ki334	卬党AN213tAN0 党党tAN213tAN0	尔带n213tA0	渠带ki55tA0	尔夏n213ho55

⑤在指示代词系统中，近指代词相同，都用“仡”[k«/12]；远指代词不同，船上话用“尔”[n213]，梅城话用“末”[m«/12]。像第一人称代词、远指代词等这些语言中最重要的概念，船上话拥有自己的形式，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推断船上话是外来的。至于来自哪里，因问题过于复杂，这里不再论述。
传统的方言调查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局限于方言的结构系统，因此一般不大会受研究者的主观意志的影响。而一般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调查则很难避免主观性的参与。纳日碧力戈（1998）指出：“早在我们下去之前的问卷设计、文献阅读和理论思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形成了主观的认知结构，并准备把它付诸调查实践和研究。由于主观的认知结构是选择性的，所以在实践中大多能够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从而完成了一次客体化过程，即认为自己的主观认知结构正确反映了客观实在，进而它取代后者成为后者本身。”纳日碧力戈认为这样的研究是在用“现实”印证“文本”，而不是用“文本”印证“现实”，“文本”成了我们的目的，而“现实”只不过是“文本”的工具。跟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一样，在进行方言与地域文化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性是很容易掺入其中的。比如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某地的人很排外，那么研究者很自然也很容易地会找到当地方言里一些与排外现象有关的词语、谚语之类的方言材料。当然，研究的结果有时候可能是符合事实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却是十分危险的。在这一点上，方言研究和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之间具有很大的不同，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
平田昌司（1994-1996，第4分册:2）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一个场所，在那里，人们将以方言（及共同语）为中心，来探讨与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教育史等领域相关的课题。我们衷心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附注

本文部分观点和材料已散见于笔者的其他论文，考虑到本文论题的需要和文章的完整性，不得不加以采用，特此说明。
①该文初稿为《临川音系》（商务印书馆1939年）的叙论，修订后发表于《中国青年》第7卷第1号（1942年），最后收入《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部1950年初版，语文出版社1989年重排再版）。
②石汝杰、岩田礼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参考文献

曹志耘1997  浙江的九姓渔民，《中国文化研究》第3期。
曹志耘、赵丽明2003  从方言看女书，第二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成立大会论文，澳门，2003年11月。
崔荣昌1996  《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侯精一1995  《平遥方言民俗语汇》，语文出版社。
黄尚军1996  《四川方言与民俗》，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庄初升、严修鸿1995  《福建双方言研究》，汉学出版社。
李如龙1997  《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
林伦伦1991  《潮汕方言与潮汕文化》，广东高教出版社。
刘镇发2001  《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学术研究杂志社。
罗常培1989  《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
罗福腾1998  《汉语方言与民间文化新观察》，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
纳日碧力戈1998  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文本化，《中国人类学会通讯》第206期。
平田昌司编1994-1996  《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1－5分册，京都大学文学部。
爱德华·萨丕尔1985  《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商务印书馆。
张映庚1997  《昆明方言的文化内涵》，云南教育出版社。
周振鹤、游汝杰1986  《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邹嘉彦、游汝杰2003  《汉语与华人社会》，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