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乃荣:上海话中所见的上海市民精神和风采

湘里妹子

作者:钱乃荣 来源:http://www.chinadialect.com/info_view.asp?id=229

千姿百态的海派词汇

上海话语汇的丰富经历了一个相当完善的过程。老上海话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松江地区有6000年人类居住的历史，语言的流传也历史悠久。上海话中系统的生活语汇最早是从历史悠久的松江方言传承而来的，丰富细致，为人们基本生活用词打下了基础。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很快成为一个移民大都市，占80％以上的外来人口带来了各地方言和外国语言，五方杂处，中外交融，使上海话在老上海话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快的变化。客居者和移民中江浙来沪的人最多，他们的方言使上海话发展了吴语公约数的词语，比如“日头”为“太阳”取代，“户荡、场化”为“地方”取代，“安（放）”为“摆”取代，“净（洗）”为“汏”取代，放弃了一些强地域性的词语，所以近代在融会各地方言的杂交优势中上海话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优化。许多打底的最基本的单音节词随着语音的简化变成了双音节词，双音节化的同时使词语的分工精细化，大大扩充了词语的信息含量。上海话的快速发达主要不是外来方言的影响，而是自身的创新和繁衍，它得益于商业社会繁荣后滋生的巨大活力，得益于社会的多元和文化民俗的多样化。首先是对大量新生的事物和行为的命名，晚清以来文人在上海的集聚，随着大上海的文化水准迅速飙升，一跃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上海话产生了大量的文化词，并实现了与书面语的交融，书面语词汇往往用字面意义明白标示事物行为的特征，如“周报、名片、洋房、自来水、电灯泡、博览会、的笃板、书报亭、露脐装”等，这类词语在上海话新词增长中所占比率大幅度提高，它们大都通过上海发达的报刊和文学传入国语普通话。

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上海这个社会的大都市化，海纳百川，拿来主义，兼收并蓄，社会实现了多元文化造成的多样化生态，形成了强大的海派文化。折射海派奇思遐想的语词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出来，都市市民各阶层、各职业的人群都参与了新词语的创造。大量的包含着更多的语义蕴含量的更生动概括的市井流行语、习惯用语在市民口头产生传播开来，这种通过比喻、借代、比拟、通感、拈连、移就、双关、仿拟、夸张等语用修辞方法，和通过实义空心化扩用或文字缩略后定型的习惯用语大量涌现，用概括的形式表达了丰富和复杂的典型行为，富于表现力，这是词语构成的更高一个层次。

海派的奇思遐想、领异标新使上海话中用此种手法构成的词语比比皆是，比起其他方言来，突显优势。这类词语产生越多，也标志着这个城市的思想越活跃，多元文化越发达，都市化程度越高。

民间用语的赶时髦，崇尚新发挥，就是一种海派特色，它使生活用语不断吐故纳新且幽默化。如上海在世界上很早使用“电车”，当时的电车都是有轨的，接着上海人又把额上的皱纹喻称为“电车路”，后又把步行称作“十一路电车”，可见其造词之快和思想之活泼，这两个词语沿用至今。上海商业发展有了交易所,每天要“开盘”和“收盘”,这个“盘”字，原出于算帐的“算盘”，（汪仲贤，1935，6页）[1]旧式小商店开了排门后店主摇摇算盘以示“开盘”,商店清点货物也常说“盘点”货色,于是定价格就成了定“盘子”,大减价就说“大放盘”,一下子“盘”的词族很快形成了。暗里高抬物价,就说“暗盘”。听到口音不同的“客边人（外地人）”，就放“客盘”。对付外国人，便开出“洋人加倍”的“洋盘”来了。有的人不知其诈，便有“洋盘末切勿要去买个。”( Bourgeois，1941，91页)[2]之类的忠告，上当买了“洋盘”的人，不仅是外国人，便也就冠之以“洋盘”的雅称，“洋盘”就成了“外行不识货”（形容词）和“遇事上当又不察觉的人”（名词）的代称，与乡下来的“阿木林”、“阿土生”义近。由“算盘”到“洋盘”的词义发展，可以看出上海人思路的开阔，造词的灵活性，他们常常不拘一格组词，随其新意比喻引申，约定俗成得快，传播也快。这种建筑在海派的“草根性”基础上的、不避俚俗的上海话惯用语独树一帜，轻松幽默，表现国际大都会的生活状态可为深刻。对于这些时髦的流行语出现，上海人一般不采取保守的抵制态度，而是由年轻人带头，以创造和附新为荣，跟着用新弃旧，不管他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渐渐都成了上海话中的惯用语。

所谓惯用语，是指一种结构比较固定、意义有所引申的固定短语，以三字组合最为典型。这些十分形象的惯用语使得有上海人一些有特色的思想和行为取得了语言形式上的习用性和定型性，人们通过这些语词可以窥见当时快速成长中的上海的社会风貌和雅俗并举的风土人情。如出风头（显耀自己；有光彩）、牵头皮（提起或数落人家一个旧过失或把柄）、收骨头（对人严加管束,不得松松垮垮）、避风头（避过人为灾祸或其最激烈的阶段）、起花头（耍花招，另出新点子）、软脚蟹（喻胆小、意志薄弱的人）、空心汤团（不能兑现的允诺）、卖野人头（哄骗）、勒杀吊死（吝啬）、牵丝扳藤（拖拖拉拉）、烧夹生饭（事情做得不上不下，搞糟了）、悬空八只脚（离得很远）、开年礼拜九（遥遥无期）、版版六十四（死板不知变通）等。到21世纪初这类语词产生依然十分活跃，如“调频道（换话题）”、“拗造型（摆姿态，塑造形象）”、“有腔调（潇洒有型有个性，样子好）”、“跌停板（运气差到极点，不受异性青睐）”。

这种形式产生的固定短语具有很大的灵动性，含义宽泛，语义信息量大，一个词语往往表达了一个生动概括的含义，而且有的语义可以继续引申扩展，如“淘浆糊”在20世纪30年代的书上就已见到，1935年汪仲贤写《上海俗语图说》时，在第108篇“一塌糊涂”中就提到了那个年代也有“浆糊”在“淘”。他说：“我们的一塌糊涂太多了，就是请了会计师公会里的全体会员来清理，也算不清这千万票的糊涂帐，那时只得想个变通办法，把盈千累万淘过的‘浆糊竹罐’，一齐埋藏在坟墓里，这也有一句俗语，就叫做‘烂屙’。” 方言口语词见于书面也不等于就是它的民间流传开头。此词在50－70年代消沉了一时，如今又广泛流行，把它比喻和形容那种不认真的态度，形象而传神。“我今朝淘了一日个浆糊！”是指做事马马虎虎、敷衍塞责，混了一天；“侬认真来死做啥？我看侬只要淘淘浆糊就可以对付过去了。” 这是指遇事只求蒙混过关；“回答勿出，淘浆糊会𠲎？”这是叫人不分青红皂白、不懂装懂、搅和一气应付正事；“伊末，只会淘浆糊，侬可以相信伊个闲话个啊？”这是指有的人只会胡说一气、插科打诨，靠不住的；“大家侪辣排练，我也轧辣当中淘浆糊。”这是指凑热闹、滥竽充数。“淘浆糊”有时像北方话的“和稀泥”，有人说如南方话的“拆烂污”，不但用于贬义，有时还可用作褒义和中性义，如沟通关系、调和矛盾也是一种“淘浆糊”，可以说：“我辣伊拉两家头当中淘浆糊”；客气的时候表示谦虚、出力不多，也可说：“我是弄勿来个，只不过淘淘浆糊呀。”问人在何处高就，也可说“侬辣啥地方淘浆糊啊？”大家在很高兴要去做某事时，就说：“淘浆糊去！”似乎很潇洒从容。如要表示宽容随意，对人说：“侬就去做好了，淘淘浆糊也可以个，勿必太认真。”“伊浆糊淘得好，路路通！”则是对善于处事处理人际关系人的褒词。更有一种“淘浆糊”是在双方中求同存异，说“今朝订货会上，要看侬淘得来浆糊𠲎了！”“淘浆糊”居然还是一种本事，现代社会需要一种妥协合作，协调关系，才能前进。

从淘浆糊一词如今又派生出一些新的词语来，如“浆糊桶”，指那些处世圆滑、能说会道的人：“老张是只浆糊桶，侬帮伊讲啥伊侪讲对个对个有道理。”又指稀里糊涂的人，做事过日子惯于混混的人：“碰着搿只浆糊桶，侬倒一百辈子霉了！”还指会把气氛搞得热闹又混乱的人：“还勿是来了搿只浆糊桶，瞎讲一通，拿大家个心侪搞乱了。”还有“浆糊兄”，戏称糊里糊涂、只会混的老兄，糊涂虫：“喔哟，我托着个王伯伯，侬原来是个浆糊兄啊？” 更有“尊称”为“浆糊师”，既指遇事善于搅和蒙混的人：“搿种事体，要啥争勿清爽个，请浆糊师来撸撸平算了！”又指有协调各种关系能力的人：“人家摆勿平个事体，只有伊去淘浆糊，大家侪叫伊浆糊师了！“浆糊”一词又可代称糊涂和糊涂虫：“张老师绝对一个浆糊哦，居然自家也搞勿清爽啥辰光考试个。”

又如“帮帮忙”，表义也很宽泛，正说反说都可以。它从“帮一下忙”为起点，后来引申到“请人让一让”意思，如：“帮帮忙，开水来了！”再引申到“帮我个忙吧，别为难我了，别添麻烦了”和“多关照，给我点面子”的意思，如：“朋友帮帮忙，勿要拆我台脚了！”这就是叫你别帮倒忙，省点力气不要去帮忙、添乱。后来连“不要瞎说”和“对别人表示不满或提出异议”都可用“帮帮忙”说，如“帮帮忙噢，侬勿要当仔我钞票交关！”“帮帮忙，侬再去学伊几年！”讥“对方不领行情，搞错了”也说：“帮帮忙，侬搿眼都无懂，还要趣轧啥个闹猛！”再虚化到表示不相信“算了吧”，如：“有侬讲得介好唻，帮帮忙噢！”下面还会提到的“套牢”也是。

由于上海商业化的程度之高，那些产生于商务活动中的惯用语还会蔓延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如用“卖相”称人的外表，用“卖样”指炫耀出示给人看，用“吃价”称赞人的有能耐、与众不同，用“一票里货色”称一丘之貉，把“不懂”、“搞不清”或“没眼光”称作“勿识货”，对十分差劲不守信用的人，称作“垃圾货”；把过去的事情抖搂出来，说“翻老账”，不管，称“勿关账”，对人与事不服或不给面子，常说“勿买侬个账!”把事情做糟了，理不清头绪，称“一笔糊涂账”；上海人把看不入眼不像话的行为都斥责为“勿是生意经”，表达坚决不答应或不妙了的意思，也叫“勿是生意经”；抢事干，现在叫“抢跑道”，过去叫“抢生意”，推介，也叫“兜生意”；“掂斤两”指试探估计对方人或事的力量或重要作用，“讲斤头”即一斤一斤死扣，现移用作日常生活中的各不相让地谈条件；“有还价”原指可以还价钱，现指有商量余地或有条件需议；以交易票据作引申的，如“打回票”，现用于一般的人或东西退回的意思，“打包票”原是写下保证成功的单据，现就指保证，包在自己身上的意思，“空头支票”、“远期支票”都可指不能兑现的虚空允诺，谈判中互相扯皮，叫“讨价还价”；把某人思想不合时尚，就说他是“勿领市面”；用“放伊一码”表示饶他这一遭，用“肮三（on sale）”称令人不快、失望或不正派，用“耳朵打八折”怪罪对方没听清自己的话，用“闷声勿响大发财”说因沉默而得利。

这种用词方法一直传流到现今。上海人创造性思维如今又活跃起来，如许多股市上的专用词语很快都扩用到生活中来，如“垃圾股”、“积优股”、“原始股”原来都指各种不同股票，现在已分别引申到不理想、拙劣的恋爱对象或爱人，成功男士、发展有潜力的恋爱对象或爱人，从未谈过恋爱的纯情男孩。“托盘”引申为“危急关头朋友相助”：“侬笃定去闯好唻，有我跟侬托盘！”“套牢”原用于股价下跌资金被困，现可活用作结婚后想离婚不成，或指感情陷入爱河，以至引申作被某事情牵绊，或用作“打住”的意思。“抛脱”原指股票抛掉，现进而用作甩掉男友或女友。“解套”扩指解除婚姻关系，再扩指摆脱困境。“踏空”原用于投资失败，现又用作婚后感情不合。

上海话表现这座大都市的精神气质

说起上海人的传统文化，一种是继承本地百姓古老流传下来的民俗传统，另一种是上海城市在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上海这个城市特色的传统，对于上海这个大都市来说，旧的传统相对影响较小，而160年中形成的城市传统是更为重要的体现城市魅力和内涵的一种民俗文化，一种市民精神。它积淀下来潜移默化成为上海市民的基本民风和处世态度，成为这个城市的味道，这个城市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而这些特色和味道都浸润和散布在都市市民生活的话语中，大多在上海话中形成了惯用语。

上海是移民城市，大量移民来到上海以后,多数人都是“脚碰脚(差不离)”,面对几乎相等的地位和机会,睡一个统铺，白手起家,积极谋生。上海自由竞争的经济行为培养了上海人的一种重实际、负责任的实干精神,有不少上海话惯用语就是反映这种品质的,如:“硬碰硬(实事求是,经得住考验)”、“实打实(踏踏实实)”、“明打明(光明正大的)”、“乌龟掼石板”,崇尚“担肩胛(承担责任)”,“吃辛吃苦(含辛茹苦)”一步一个脚印地苦干；反对“做黄牛(滑头,不负责任)”，“拆烂污”。他们讲究实际效应，嘲笑“空口说白话(信口开河)”的人是“夜壶里炖鸭——独出一张嘴”,指斥无边际的空谈为“飞机上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做大头梦(白日做梦)”。为的是寻觅到自己最合适最舒服的工作,“落门落槛(内行,恰到好处)”，再用自己的实力去“搏一记（拼一下）”。上海人从开埠以来在一个机会相对均等的社会里自然养成了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平等竞争和踏实从事、正大光明创业的社会风气。

竞争的商业社会磨砺陶冶了上海人善于精明估算和精干从事的精神。做事前会先“盘算”，“盘算”这个词便来自算帐用的“算盘”，主张行事要“精打细算”。上海人强调直觉机遇，“轧苗头”、“看山水”、“看颜色”、“讨口风(探口气)”、“鉴貌辨色”，窥视方向，见机行事。他们善于“接翎子（很快领会别人暗示的意思）”，又会“掂斤两(估计、捉摸物的轻重、人的本领作用)”，做事情“晓得轻重”、“识货”。在上海人看来上面这些常用词语都不是贬义的,而真要贬斥的只是坐着空想,那种“困扁头(异想天开),热大头昏(想入非非)”的人。

上海人办事，讲究能力和技巧，灵活和精练，所谓“门槛要精”，开放的社会交际频繁，在各种交往和机会面前，养成了上海人的精明和“活络”的性格，讲究行为“懂经（在行）”，事事“来事”。“搿个人来事来死”就是“这人很能干”。“懂经”也包括“懂规矩”做事。上海人与交涉对方可以不厌其烦地“讲斤头(各不相让地讲条件)”“讨价还价”, 追求最大的利益或利润。“老鬼勿脱手，脱手勿老鬼。（精明的人到手的东西不能轻易给人）”也是一种精明。把做事总要出错的人贬称为“烂人”，叫那种稀里糊涂、惯于混事的人作“浆糊桶”，或喻为“老油条”，他们的行为叫“混腔势”。上海人对精明内行的“老门槛(精于各种窍门或这样的人,老手)”不像外地有些人那样贬斥，往往反而赞赏：“办桩事体伊门槛老唻！𢴳得牢！阿拉勿必担心。”因为“门槛精”会带来竞争中的成功。上海社会崇尚精明能干，“头子活，路道粗，花露水浓，有法道，会算计，对于那种在某一方面富有精致的经验很有办法的精通者，上海人尊其为“老法师”；对有一点年纪、有地位、做事有份量的一套一套“老拿得出个”的人，称为“老家生”，都是佩服的，“老拿得出个”这句话可以一直表扬他到很有型有款有腔调的程度。上海人反对的只是那种专为私利着想又“门槛太精”的行为, 认为这种人“小家败气”、“勒杀吊死”、“狗屄倒灶”、“派头忒小”，没有开阔的视野和心胸，甚至指斥他为“老刮铲”，贬为“老屁眼（老谋深算，只想得私利丝毫不肯吃亏的人）”。

上海人做事“着实”、“讲实惠”、“看工夫”，为了办事成功,欲使无关系变为有关系,他还会主动找上门去“搭讪头(为与生人接近而找话拉)”。上海人讲速度,重效率,讲究手脚勤快，喜欢“快手脚(做事敏捷利索)”,“一脚落手(一口气,不停歇)”、“限时限刻”地把事赶完, 主张当面清账的“现开销(发生纠纷当场清账)”。不要那种“搭手脚(插进来增添麻烦)”、“添手脚(凑上来添麻烦)”的人。为了成事,上海人会“一手一脚(一人包下,善始善终,中途不停)”、会“有心有想(精力集中,有耐心)”地做，“一点一划(认真不越轨)”、“熟门熟路(得心应手,门路很熟)” 认真对待，讲究质量第一，“勿怕勿识货，只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反对“磨洋工（吊儿郎当地做事）”，反对“半吊子（说话不直爽，做事不上不下不彻底）”。他们还有“打碎沙锅问到底（究根寻底）”“敲钉转脚”的精神。上海人也讲究灵活机动, 主张抓住现成机会的“有吃勿吃猪头三”；如果一时成功不了,也不屑“孵豆芽”作充分准备,卧待时机，有时可以“闷声勿响大发财（沉默而得利）”。但是上海百姓过着实实在在的民生，跨出每一步都要算一算，不能“野豁豁”，鄙视“侃”得“一天世界”而不收场。

上海人也讲究体面风光,“门面功夫”向来注重，现在叫做“包装”。做事要“上台面(体面)”,在人前要“扎面子(争面子,有面子)”,办事要“买面子(讲情面)”,他们懂得真假的界限，反对虚伪的“绷场面(勉强支撑场面)”,“装门面(摆阔装样子)”。他们不贬“调枪花(善于玩弄言词变换手法)”,“摆噱头（打花招,逗引人）”,“扎台型（争面子，显示自己的优越）”，“翻门槛(变换各种窍门)”以至“做花头（做小动作，玩花样）”、“起蓬头（造声势）”，相当在意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变换“不夜城”霓虹灯上的五光十色。汪仲贤1935年就曾描写到过:“一样开店铺做生意,会掉枪花的老板,三日二头大减价,常常叫一班乐队来吹吹毛毛雨,唱唱无锡景,生意自会兴隆发达。”(《上海俗语图说》266页)

上海人十分崇尚进取开拓精神，敢于冒险“拼死吃河豚”，“勿管三七廿一”，不惜“掼铜钿银子（花钱下本）”、“横竖横，拆家棚（横字当头，豁出去拉倒）”来孤注一掷，去“钻天打洞”。因为上海是个“冒险家的乐园”，所以上海话中敢于冒险、崇扬创造性的成语也特别多,如爱“碰碰额角头(碰运气)”, 他们不怕“出风头(显耀自己,有光彩,很神气)”，不怕“顶山头(碰钉子,被顶住)”,不怕“老虎头上拍苍蝇(胆大包天)”,“一蓬风”勇往直前。许多人有“闯市面”、“开码头(出外闯荡)”的勇气。他们深知“小钿勿去，大钿勿来（吃点小亏而占大便宜）”“旧个勿去，新个勿来（除旧迎新）”的道理。会做生意的上海人还常常对常例“勿领盆(不买帐)”,认为可以各有千秋，企望“小鬼跌金刚(弱者战胜强者)”,“棉纱线扳倒石牌楼”。在竞争中，主张力争略胜一筹的“掐掐人家小辫子”。他们连孩子也褒扬从小“野得出(闯得开,做得出过分的举动)”，“出汤（闯得出，善于表现自己）”，而对那种“脑子勿转弯个”,“寿头板气(呆头呆脑)”个,“戆答答(傻呼呼)”个“呆木头(呆愚迟钝者)”、“阿屈死(不识事、不识货、不内行的人)”，十分揶揄；对于意志薄弱、胆小不敢作为者,什么“软脚蟹（喻胆小、意志薄弱的人)”、“缩头乌龟(喻遇事退缩在后、无能的人)”、“缩货”一类的称呼并不嫌少，是十分鄙夷不屑的。但在他们的闯劲和翻身中，也注意到中庸，都忌“豁边(过头，出错，栽跟斗)”，怕“老鬼失撇(资格老、能耐大的人遇失策)”，忌“豁边”的另一常用义是怕“超出预算”，成为“空心大老官(貌阔实空)”。

处于开放型、进取型文化氛围中的上海，养成了上海人建立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和而不同的心理品性和人际关系。这些特征也同样反映到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话中通用的惯用语上来。如在办事中常常崇尚信誉，待对方宽容,“打包票(保证,包在身上)”,“一句闲话（没二话）”。上海人崇尚“派头”，往往宽待对方，对人家“好白话（好商量）来死”，“小菜一碟”；没有完人，“好人勿生肚脐眼”，应待人宽容，遵守和推崇Fair Play的游戏规则，处事不“五斤吼六斤”的“猴极”，贬斥那种气派小、干那些不起眼的事的人为“小儿科”：“搿种事体小儿科来死，阿拉勿做个。”

上海人讲究识时务，他们深得“识相(知趣)”之道，即给自己选择一个最适宜的地位,常常敬告别人不要“勿识相”,“勿识相要吃辣货酱（警告对方如不知好歹,就要给颜色看）”“贪心吃白粥（贪心没好下场）”。他们要做“识相朋友”,像郑板桥“难得糊涂”一般“乐得识相”。这就涉及到遇事讲究“拎得清”还是“拎勿清”。正如有人说的：“上海人对理性最集中的描绘是要‘拎得清’，这既是上海人群体性自我评价，也是对他人的要求。”（李浩然，2006）“‘拎’是思维过程，也是操作成果。无论他‘出身’怎么样，都是对他个体生存质量的高度评价，是对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赏；如果用‘拎不清’来形容一个人，就是对他的素质彻底否定。”在大家的心目中等于被“揩脱”了。“拎得清”的人就是很“扎乖”，遵守规则，守规矩，甚至对潜规则也一清二楚，遇事“打开天窗说亮话”，“坦坦和和”。而“拎勿清”就是“戆”；拎勿清”的人就要“丁三倒四”、“出洋相”，被人鄙视，讥为“蜡烛(不知好歹)”、“黄鱼脑袋”、“戆大”、“缺钙”、“脑子拨枪打过了”。“上海人的才华还体现在天生的‘接翎子’上，只有‘拎得清’，才能‘接翎子’。”这是上海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基因里。

上海人主张在商业上和生活中都崇尚“产权分明”，饭馆消费也很早行出“劈硬柴（AA制）”，以至“海派AA制（这次男的请，下次女的请）”。他们看不起“一笔糊涂帐”，将凑热闹乱附和的“轧闹猛（凑热闹）”、“瞎和调(乱附和)”斥为贬义，认为这种行为只能“骗骗野人头（骗那些没头脑的人）”；也不喜欢那种“百有份（对任何事情都有份、爱打听、去拉关系、插一手的人）”、“百搭”爱管闲事的人。他们向往自由自主，喜欢自己来“唱重头戏（做主角）”，反对别人来“轧一脚（插一手）”，“捞外快”,“搞七廿三（乱搞一气，胡缠）”,或者“碍手碍脚（给人带来障碍）”、“添手添脚（凑上来添麻烦）”。“各人头浪一爿天”，各做各的，“脱侬浑身勿搭界”，对于他人的干涉，说“帮帮忙，侬勿要来拆台脚！”“帮忙帮忙，越帮越忙”。同时也不占人便宜，主张“勿来勿去，大家清爽”，不相互牵涉。碰到别人要来干涉，或“听壁脚（偷听管闲事）”，或“戳壁脚（背后挑拨说坏话）”，回应的最常用词语，就是“关侬啥事体？！”以此保护私人的自由空间。不关我的事，不去介入，不去凑热闹，插一脚。别人有什么嗜好，“桥关桥，路关路（各管各,互不相关）”，任他“七荤八素（晕头转向，这样或那样）”,“关我啥事体!（不管我的事）”。

上海人已经在商业化社会中养成了可贵的遵守规则、重理性的契约精神和合同精神。上面说到的“懂经”这个词语，也包括做事要“规规矩矩”，按章办事，“关门落栓（把话说死），言行严谨无更改。他们也讲究协调、谈判和谦让、双赢精神，做事讲“摆平”和“搨鐾（互相抵消）”，办事最好“刀切豆腐两面光（两面都讨好摆平）”，不要弄得“七挢八裂”，“谈得拢就上，谈勿拢拉倒”，不要“敲橡皮图章（决议不算数）”；在交往谈判中，不排斥“面皮老老，肚皮饱饱”，主动争利。反对“空口说白话（信口开河）”，讨厌“闲话多，饭泡粥（形容多废话）”，叫人家“讲闲话，下巴托托牢”，要有分寸，不要“神志无主”；务实的上海人讲究信用，要守约，讲诚信，十分鄙夷“放空炮”、“开大兴（说大话，不能兑现）”使人上当，或给人“吃空心汤团（答应而没有得到兑现）”，“放鸽子”给人“吃药”，爽约失信，讨厌“黄牛肩胳（靠不住）”、“小滑头（不守信用、只会耍嘴皮）”，或者“托着一个王伯伯（拜托给了健忘者）”。

上海这个社会商业气息重，最早通行“薪俸”制、“红包”制。大家合法“赚钱”，认为“有钿百事可安排”。在交往中，主张“一分行情一份货（化怎样的价钱就得到怎样质量的货色）”，“大家勿吃亏”。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不惜充分利用寸金之地，“螺蛳壳里做道场”，把握机遇。上海城中有许多市民也养成了会消费的习惯，购买欲强，极端点的说：“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现在称之“月光族”。“开销”一词跟随着“销场”（在开埠初的上海话中写为“开消”和“消场”）在上海话中首先随商业行为产生，现在已经普及到市民生活的日常行为，一天的支出和支出的费用都叫“开销”，而且延伸到“感情支出”、“智力开销”等语。在办事中，“讨价还价”和“讨扳账”这类的事情时常发生，连各种谈判中也说要“讨价还价”，还需要有人出来“淘浆糊”甚至“烫平（彻底摆平，使无法作梗）”。

在上海话里，有些词语像英语中的一些词语那样，没有明确的褒贬，含义很宽容广泛，就看用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比如：在什么时候“显山露水”，要看火候；“轧苗头”、“有花头”、“出风头”这类词也要看用在什么人什么事情上，褒贬可以不同。“铜钱眼里穿跟斗”这词，如果是一个人见钱眼开，唯钱是尊，那用这个熟语是对他的鄙视，但如果用在有的人在生钱上面会动脑筋精打细算、善于理财方面，就是褒义的了。这也说明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用词上的自由度。

从上海话语词中看上海人

留在上海话语词中的各种上海人的特点已经成为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优良传统，同时也构成了以商业为基础的、与农业文化不同的海派文化的底蕴。

上海话中有些词语也记下了上海男人的形象。上海男人在繁忙的处世办事中除了上面说到的养成了“精明活络”的内质外，从外表来看还有“落落大方”的绅士风度的一面，讲究“派头”和“气质”，“坐得正，立得稳”，心胸开阔，襟怀坦白，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遇到一些朋友或同事为难的事，常常一句很轻松的话：“小开司（case，小事一桩）”“噢，小开司，交拨我办好了。”帮忙解决问题，看成是“毛毛雨，小意思”，“小菜一碟（小意思，很容易）”，不足挂齿。

上海的白领先生，过去有两种出身，一是从“学徒”磨起的“苦出身”，另一种是留洋回来的富家子弟，他们讲究“裤缝笔挺，皮鞋锃亮”，还有“头子活络，卖相登样”，过“风风光光”的“写字间”生涯。有许多的城市，也有工厂老板，也有的是劳苦大众，但是它们不能发展成为一度是世界商业金融中心的大都会，就是缺乏这样的一大群上海男人。

上海的大男人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的“白领”阶层，为上海商业化经济的支柱。他们讲究仪态，举止温文，一副“知书达理”的样子，多有个人业余爱好，充满好奇和憧憬，具有创造力和能耐力，过着明快炽热的生活，“有台型”，往往是一种细腻而富有风情的形象。尤其是那些见多识广倾情西方文化、有国际视野的人，给人的感觉温馨而又“洋派”，“交关克拉”。更有资深甚者，被称为“老克拉”。上海话“老克拉”一词，与海派经济和文化直接有关，探索其源，“克拉”来自英语“carat”，是宝石的重量单位，一克拉等于200毫克。在过去的珠宝店里，司务们遇到三克拉以上成色的钻石宝戒，常常会把大拇指一翘，称一声“老克拉”。后来用它主要喻指那些从国外归来见过世面的、有现代意识的、有西方文化学识背景有绅士风范的“老白领”。再接着从他们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方式着眼，又延伸了从英语“colour”（彩色）和“classics”（经典）来的特色含义。这个阶层收入高，消费也较前卫，讲究服饰和休闲的摩登，在休闲方式上也领潮流之先，精通上海中西融合的时尚和社会，追潮恰如其分。今又扩指到遇事在行、处世老练、有生活经验、有绅士风度的年长者，他们信口说来，都是典故。如：“我想告㑚介绍，搿两位上海滩浪个老克拉，上海三四十年代个事体，可以问问伊拉。”在全民都穿中山装的年代，“老克拉”却穿出西装，在大家普唱革命歌时候，他解不掉老习惯去“打落弹（桌球）”和“跳蓬拆拆（交谊舞）”，搞“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因为逆潮而动，一时“老克拉”便成为贬义词。不过“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上海又走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前哨了，如今“老克拉”又开始“吃香”了，上海精通中外时尚的白领又在壮大起来。他们和有些“老板（这也是原产于上海的词）”一样是成功男士，被有些人誉作是“积优股”和“潜力股”。

即使在外是个“大户”，在家还是交关“做人家（节俭）”，“一块洋钿掰两半用。”这恰恰是上海男人理性理财的优点。他们主张“自靠自”的自力更生，“爷有娘有勿如自有，家主婆有还要房门口守”，他们不啃老，不仰人鼻息，也不盲目“掼派头”，装大自吹地“摆奎劲”，同时处事也实事求是，“勿摆丹老”使人上当。

那时上海在每个大型的工厂车间里，都有一些技艺精致、老练一流、会解决各种生产上疑难杂症的老工人老技师，他们的工作作风十分严谨踏实，上海话里称他们为“老法师”、“老家生”，他们是上海工厂的“宝贵财富”，有力地支撑着上海的工业产品的高质品牌。上海的“老板”在解放前也是敢于与外国老板平起平坐“别苗头”苦“打世界”的一群。

上海更多的男人属于普通市民阶层。他们有个特点是十分“顾家”，大多人可以临时或长期担任“马大嫂（买汏烧，家务活）”，屋内小修小补，是样样“来三”的“三脚猫”，被戏称为“家庭妇男”。对老婆也是“一帖药（完全顺从）”，甚至怕老婆，把老婆供为“玉皇大帝”，言听计从。上海话中的“花头经透”、“花露水足”往往不用在“资深美女”“熟女”上，而是“资深男人”的法宝，他们对老婆“有花功”，所谓“软硬功夫”都会，温柔体贴，乐于做“居家好男人”。有的人虽胸襟不够开阔，但多数不“拆烂污”，不夸夸其谈“牛屄吹来野豁豁”，“侃”这个词在上海话词典中没有同义词。但他们要面子，要“扎台型”，与别人“别苗头”，不能“退招势”，就是“吃泡饭”也要“着西装”，要“卖相”，“上台面”，注意自己的“身价”不能丢，过去有一个词叫“洋装瘪三”，说的就是即使“穷得溚溚渧”，外出一套“洋装”还是必备的。不管是谁，对“上只角”社区的情调和氛围是普遍认同的。

上海大男人的特点是心胸开阔，目光前卫，工作勤奋，守信用讲规则，这是与这个海派都市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上海速度”相和谐的。与“上海大男人”相对的观念是“上海小男人”，往往指那些缺乏气概的、精于小事、目光短浅的那些上海男人。

由于有段时期长期经济收入偏低，居住和伸展空间狭小，使一些上海男人变成了缺少气慨的、精于小事、又斤斤计较的“上海小男人”，过去乘公共汽车“吊车”、“逃票”，做做“黄牛生意”，到现在请女朋友坐“差头”眼睛还在盯着计价器上上升中的数字的。上海话贬之为 “小儿科”、“小气”、“小手小脚”、“小家败气”（吝啬，没气派）、“勒杀吊死（吝啬、气派很小，拖拉不爽气）”，严重的叫他“一毛勿拔”的“铁公鸡”，为些小事争得“面红赤颈”。譬如在电车上某甲一不小心踩到了某乙，有的上海人很少说对不起，乙会说:“啊唷滑，出门不带眼乌珠的吗?”甲说：“你脚上生了眼睛，怎么看见我的脚踏上来不避开呢?”乙说：“踏痛了人的脚，还讲横浜理，真真碰得着!”（言下藏着“侬个出老!”）甲说:“碰得着那能?碰得着那能?我同侬碰碰看末哉!”（等待着对方“吃瘪”）这段对话选自汪仲贤的《上海俗语图说》（277页），这种景象直到80年代初期还觉得如在目前，读来依然典型不乏韵味。不过上海男人一般有自制力和一定的文明素养，“动嘴勿动手”，以使人“吃瘪”为界，这种边吵架边调侃的詈语在一些外地人看来，不知是相骂还是相趣。

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大致现今在35岁以下的上海男青年，生存面貌则焕然一新。这一代从小学到大学多数从小受到系统的文明教育。他们之中有许多聪明的读书成功者，比较具有都市文明教养和中西素养的生活习惯，守规则，懂得斯文和风度。他们生活讲究优化细节，自感“活络灵光”，讲究“有品有型有派”，潇洒“有腔调”。说到“腔调”，其实也是有其深刻背景的。上海城原是个“腔调”十分发达的地方。有沪剧、滑稽、上海说唱、浦东说书、评弹、越剧、甬剧、锡剧、淮剧等10多种江南江北的地方戏曲，从19世纪末开始在上海草创、汇聚、改造到20世纪40年代成熟直到60年代初达到成熟顶峰，所以上海人耳濡目染的演戏腔调和演出姿态层出不穷，留在上海人的记忆中。所以30年代就有一个惯用说法，把“看你这种鬼样（包括姿势）！”、“看你这种态度！”称作“侬啥个腔调！”含有“模样真难看”的意思，有时直说“侬个腔调真难看！”含说话的样子，身体的姿势。从中也可见上海人说的腔调和姿态总是在一起的。现今说的“有腔调”，指的是人的行为举止时髦、潇洒、有个性，风度翩翩，有型，有内涵有气质。如：“跟有腔调个男小囡辣辣一道，真是一种享受！（跟有内涵有气质的个男孩子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又指事情做得有章法，像样，样子好。如“侬做个事体老有腔调。（你做的事情样子真好。）”说这个人“腔调老足”，就是说此人很有个性，很有“风度”，于是各种人都有自己的“腔调”，记者有记者腔调，教授有教授腔调，英雄腔调、大佬腔调、学者腔调、情圣腔调、小人物腔调，各有腔调！其腔调之丰富多彩，也一直与姿态造型结合一气。腔调之不足，就需要“拗”出来，于是十年来从青年中流行一个新词叫“拗造型”，它是“扎台型”和“摆POSE（做出特别的姿态或造型）”的升级板。有意塑造自己的形象，这是新派做事的“做派”，与不吸烟、不乱穿马路有关，也与世博会、建成三个中心等大事有关，塑造上海人在全世界面前的良好形象。“拗”是要使出十足的力气“校路子”的，让人想起杂技演员抬头挺胸、向后弯腰将身体拉伸出一个“C”字来，需要能量与毅力，更需要激情。为的还是要“卖相”，提高生活质量。越来越多的人深谙“眼球经济”的重要，要使自己“秀”得“有feeling”，“有sense”,“有派”、“有face（有面子）”，“有档次”，“有个性”，“有情调”，“有魄力”，“有立升”，“有力把”。“拗”得最有“腔调”的，“姚明、刘翔”是也。80后新人类的长大和崛起，推进了“拗造型”主义大行其道，从网络到现实，无处不是“拗造型”的舞台。它与上海的地表也是大张旗鼓地“拗造型”一脉相承，从外貌到素质大踏步向发达国家的先进性看齐，当然必有上海自己的特色。上海新男人大多数气量比较大了，胸襟比较开阔。以“前卫”和“洋派”为荣，从身体到思想追赶时尚，要in，忌讳out。他们不会打人、不会骂人、不会抽烟，在公交车上不会发声更不会喧哗。听到逆言，最多说一声“侬勿要白相我噢！”遇到不开心或很恨的事，温和地不失身份地回敬一句：“侬脑子进水了！”“侬死机啦？”。他们更强调个性自由，主张私人空间和保护隐私，他们都是“独养儿子”，在生活中更有空间，做到新娘老娘都“摆平”。上海高而帅的男孩特多，他们中有的人文质彬彬，好像没有“火气”的，着意穿着，打扮中性化，温文尔雅，讨人欢喜，被女孩们爱称或戏称为“小白脸”、“奶油小生”、“淑男”、“少女系男生”。

也有的七八十年代后，以拥有“常住户口”自居为“老上海人”，条件好了娇生惯养，缺乏拼搏精神，厌恶体力劳动，贪图安逸和“小资波波”生活，满足于“操操机”，“孵孵网吧”，搞搞“同室蜜友”、“同学会”等。再聪明再会读书也不愿（在国内）读博士，不想承担风险的创业如去做老板，只想做个守纪安分的公务员，或坐坐办公室，吃吃信息饭，有的人目光短浅，缺乏理想抱负和追求，只想眼前赶快多点money。

相反那些“新上海人”，是历尽艰辛闯入上海淘金的幸运者，他们有自豪感，有追求气概，有刻苦精神和智慧，同时也有孤独感不被认同感和带有异乡的生活习惯。上海重新成为“移民”“客居”的都市，上海又属于一个开拓人的天堂。

再说上海女人的风采。过去上海女人的形象有几类，多少与家庭出身有关。一类是富实家庭的“大家闺秀”，她们的榜样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她们都很崇尚礼仪，懂得传统，懂得夫妻相敬如宾，懂得与到厅堂来的各类人物怎样交际，是丈夫的贤内助，言语温和，举止淡雅，着装得体，常带微笑，彬彬有礼，那是上等教育和世代家风熏陶出来的。另一类住石库门房的、父亲一般是职员阶层的“小家小户”出身，谙熟和珍惜都市时尚的生活，崇尚“小资生活”，然清纯如玉，安分守己，聪明乖巧，与邻舍“姐妹道里”融洽“兜得转”。上海话称她们为“小家碧玉”，当遇到这样的好女人了，上海人就会说：“一看就是好人家出来！”“规矩人家！”而与钱财多少无关。她们温柔体贴，小鸟依人。

上海女人又被自由的西风吹醒，求学心切，敢于追求爱情，甚至搞得惊天动地。他们与男人处世赞成平等，“我又勿依靠男人”，主张经济上独立，感情上互不干涉。当丈夫或儿子遇到困难，会挺身而出，出场力挽狂澜。这又是一类“摩登小姐”。低档一点的赶潮者，被称为“时髦阿姐”。

现今上海的姑娘就是上面三种女人的遗传素质的融合，既要摩登新潮前卫，又讲温和淡雅得体。她们讲究个性气质，又倾向心灵层面和格调，把眼光投向纽约、巴黎、东京，追赶“拉风”的流行东东，出入“酷炫”的精品路店。RAP听听，茶坊孵孵，善享受又尚情趣，轻松自若，休闲与工作并举。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的特色是“精明”，那么上海女人的品位是“精致”。上海不乏“秀色可餐”的美女。上海女人的美，是清爽的，优雅的，是得体的，讲究韵味。豆蔻少女，穿一袭黑衣，可以是沉静；花甲老妪，着鲜艳的裙裾，可以是端庄。上海女人追求时尚，是世界公认的。头巾的花样，帽子的戴法，裙子的形形色色，在衣领的“花边”上翻花头，还有在上海发明并精致化的旗袍，月牙边的绣花绢头，就是在揩眼泪水的时候，都不失洒丽和高贵之气。即使在非常的“文革”岁月，她们也会做衣服上的“小手脚”，她们把“做头发”、“梳只头”看得较重，头上不时绽出几色小花，在“玻璃丝”、“蝴蝶结”上变花样，藏逸着个性的爱好。上海女人十分明白，气质比外貌要紧得多，所以最忌的是“鲜格格”、“十三点兮兮”，或者打扮得给人感觉“乡里乡气”、“洋勿洋腔勿腔”，总之“贼腔来死”的话，便把她的学历、专业、身材、外貌一笔勾销啦。  

上海女人崇尚“家政”，在“买汏烧”方面做得十分精致，反复讨论研究实验，当一门学问来处理，“邻舍隔壁”、“姊妹道里”互相切磋示范推介。许多叫“某家姆妈”的，都是“全职太太”，在内是“玉皇大帝”，对外是“公关部长”，是里外的“一把手”。最令人感动的是，在副食品和消费品供应很紧张，样样需要排长队的日子里，为了全家，为了“阿拉老头子”，为了“两个小出老”，她们人人是起早摸黑打冲锋的勇士。遇到“文革”患难时，连一向养尊处优的资本家太太，也会“独当一面”，挺身排除万难，不慌不忙度难关。

上海最令人心动和愉悦的，就是“嗲妹妹”的形象。

“嗲”这个词，在上海至少已经流行一个甲子了。它原来的意思，有人说是“故作忸怩之态，娇滴滴”；也有人说是“形容撒娇时的声音或姿态”。如：“伊讲起言话来嗲声嗲气。”有的妹妹不撒娇也有天生的“嗲劲”的。是褒是贬，随你看了，而且不同的时代看出来也会不一样。60年代不少人对之嗤之以鼻，认为这至少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须批判的；到80年代以后虽坚持上述看法不变的人也有，然却有不少青年女子是欲求嗲而不得了。据说它是天生的，它像明朝李渔在《闲情偶寄》里描写的女人的“态”。更有人说“嗲”是上海人对女性魅力的一种综合形容和评价，它包含了女性的娇媚、温柔、姿色、情趣、谈吐、出身、学历、技艺等复杂的内容，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的大概就是李渔所说的“态”了，“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体物之工”，学也学不来的；后天的据说出生在淮海路陕西路的与生在“下只角”的，是否重点中学出来的，气质就是不一样。“嗲”反映了上海一些女子的追求目标和男子的兴趣指向。上海姑娘的“嗲”包含着“可爱、俏丽、伶俐、素养、台型、时髦、摩登、浪漫、迷人、小资”种种元素，从说话的声音、站立的姿态、交际的灵动都会散发出来，令人感动。后来，“嗲”字从相貌性情娇媚引申到做事漂亮、上佳精彩，表示“好、精彩、够味”，如：“伊两个字写得嗲是嗲得来！”

“嗲”这个词到底从何而来呢？它是从上海上岸登陆的，有人认为“嗲”来自洋泾浜英语“dear”，后经过了上海人的改造，已经成为“的的刮刮”的上海话。“嗲”这个音节在老上海话以至普通话中原都是没有音韵地位的。它产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伴随市民社会形成市民意识情趣兴起而娩出。上海人说食物的味道有个“鲜”字，这也是市民阶层中追求享乐细腻化而在吴语中产生作常用词流行的，原来在普通话里也没有相应的词。上海人惯于安富尊荣，不喜欢大打大杀，主张和谐乐惠，于是喜欢“发嗲”的人也就多了，进而把“嗲”字的“娇”引申到赞扬引申到“好”字上去，这是“嗲”字的民间立场。

遇到男孩子开玩笑的“过火”言行，淑女们会反弹地说一句温柔的话：“侬好好较！”再轻一点就说“好好较好𠲎？”如果男孩继续与她“打朋”，或者说一句“侬今朝穿得老性感个末”的话，从前的女孩会轻轻回敬他一句“十三点！”这虽仅是说明她对他印象不错，但多少有点点反感；现在的女孩是进一步了，回应一句：“侬去死——”“侬好去死了——”虽然是说得比“十三点”严重，然听到她这么说，语调一定是很好听的很宽容的，别以为她要与你绝交了，而是说明你与她的恋爱或交情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也是上海女孩的一种“嗲”法。

“嗲文化”是江南灵山秀水养成的，故与“土”和“巴”完全相对。“发嗲”又是一种柔美娇媚的阴性风景，所以一旦男性也来“发嗲”起来，便成了贬义，成了“搭臭架子”、故意摆姿态，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意思。如当他要推脱某件事时，便对他说：“侬勿要发嗲了好𠲎！”。对自我感觉太好的人挖苦一下，说：“‘嗲勿煞’唻！侬买根线粉吊杀算了！”“发嗲”又有多种发法，如“发糯米嗲”，“发洋葱嗲”，但没有“发狮子嗲”的。

“嗲”和“作”是上海女人的两大特色。“嗲妹妹”的“反面”（？）就是“作女”。“作”是女子折腾男人使男人颇为难的武器，看惯“发嗲”的上海男人又怎样来看上海女人“发作”呢？

“作”，也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方言特征词。它的写法是代用的，并没有早期北方话书面语上的出典。哪个孩子不“乖”，整天要这要那，这也不称心，那也不称心，老是对你吵啊闹的，不能满足便是哭，难以对付，就摇摇头叹一声说：“迭个小囡真会作！”由此可见，“作”也是一种性格，有会作的人，也有不会作的。有的“老人”像小孩一样会“作”。

当今有不少前卫女士，却已以会“作”为荣，因为“作”不是每位女性都“作”得像的，所以“作”也是一种特别的内质。她可以自豪地问：“侬看我会作𠲎？”对面的男士便应声说：“我就是欢喜作的女孩！”“作”竟会成为择偶时接到的一张靓牌。一次在上海的东方电视台“相约星期六”节目中，主持人出题问到“你会作不会作？”时，六个女嘉宾即征婚姑娘有五个都说自己会“作”，只有一个说不会；而对方男嘉宾竟个个说喜欢“作”的姑娘。爱“作”，这也可谓沪上的一道风景线了。

“作”，大概可分它几类。一种是内向的，自己觉得老是万事不称心，这样做也不好，那样做也不好，今天去付定金买了房子，明天又去退掉，常常自作自受，可谓“作茧自缚”型；还有一种是十分外向的“吵闹折腾”型，人来即疯，有回音了她就来劲，缠着别人没完没了论理；最常见的当然是那种“和风细雨”型，毛毛雨下个不停，以时间来算，长作三六九，短作日日有。未知那些男孩子喜欢哪种类型？

但是，有一点已很明显，对于“作”的感受在今天的上海，大势已从“令人讨厌”发展到“为人接受”、“讨人欢喜”了，这真是180度的转变。

年轻人对“横不对竖不对”的“作”的观念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呢？笔者想来，“作”这个词词义的中心义素并没有变，有认识上的差异的是它的附项意义，或者说对那些表示色彩意义的义素看法上有了差异。与另外一些词语一样，在现代社会里不再是一边倒，在理解上一元的非好即坏，而是可以从原来的贬义深处窥见它的褒义，真正的一分为二了。上海人在生活上也变得更宽容了，上海人同时也变得更有活力了，他们细细体察到了“作”的可爱之处。过去的男子喜欢平平静静，生活不求波澜起伏，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他们需要的妻子是听话的，像个小绵羊，把家看成是一个避风港。而“作”的姑娘有想法有内容，跃跃欲试，想个不停，做个没完；“作”的姑娘有个性，有挑战性，也有嗲劲，带有童心的任性。男孩们或许也在跃跃欲试上得到默契，喜欢生活充满张力，对“小绵羊”反而“茄闷相”，，他们或许认为女孩越是会作，越是可以展现出大丈夫的驾驭两人生活的能力，家庭生活就越有味道，在爱情中加点作料，生活过得更浪漫一些，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追求，这样他们的GF或wife就不能是百依百顺的“白开水”，而是“有个性”。“作”的对面就是“哄”，没有挑逗性，就不能“哄”出滋味，就享受不到“哄”的乐趣，也看不到对方得到满足后的嗲劲以及安抚过程中的曲折多致的情节，也得不到“摆平”或“烫平”以后的欣慰和满足感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也是BF或man们“宠”出来的。当然，这些都是感情深处很微妙的秘诀，也许不是语言能表达清楚的。

于是，对于“作”的心理承受的变化，也带来了“作”这个词语的含义的微妙变异和扩展，“作”从带有浓浓的可憎味进化为带有朦胧的可爱味。由此也可见上海现代社会的兼容性和宽容度在语词上表现之一斑。

不过，社会取得这些宽容度，是有一些前提的。首先是知识女性阵营强大了，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一个女子有了一定的修养和内涵，不是一不称心，便消地光，掼家生，甩鼻涕，一般不会到“作天作地”、“作死作活”的地步。现代社会形成了现代意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充满挑战性的竞争的世界，造就了青年男子的平等意识和争强征服心理，迎接挑战是现代男子汉的一种心理满足，推及小家庭生活，也要有点花头，不会撒娇不行，没有“摆平”的能耐也不行，你有你“作”的魅力，我有我的“依”的魄力，从满足“一潭静水”到享受“波澜不惊”，这或许是家庭质量的一种进步吧。

“作天作地”也不可畏吗？上海有一家吃粥连锁店，取名“粥天粥地”，与“作天作地”谐音，这倒也不乏是一种散发性思维，但从中也可见他们也不把“作天作地”视作贬义。胸有浩气天地宽，作天作地也平常，那一定是遇上爱撑顶风船的人了！

现今的“嗲”与现今的“作”，都是上海女人的独特风情了。

“发糯米嗲”啊，“粥天粥地”啊，还有“老克拉”啊，“老法师”啊，“有腔调”啊，“拗造型”啊，此景只应上海有，人间哪得几处闻。

[1] 汪仲贤1935：《上海俗语图说》，上海社会出版社

[2] Albert Bourgeois（蒲君南） 1941：Grammaire du Dialecte de C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è-w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