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知识分子”？

haha--2 · 发表于 2009-4-16 17:10:16

作者：景凯旋来源：书屋

我们时代的政治、伦理、社会和哲学问题不是将个人从国家以及国家机构中解放出来，而是将我们从国家和个体化形式这两者中解放出来，而个体化形式与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许今天的目标不是要发现我们是什么，而是要拒绝我们是什么。 ——福柯：《主体和权力》

这个题目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什么是“知识分子”？二是谁在讲述“知识分子”？目前有关“知识分子”的各种言说，都是试图从主体性的角度去回答第一个问题。这种建立主体性的努力值得赞赏，但不幸却是个浪漫的迷思。中国现代知识者出现在十九世纪末，其称谓几经变换，最终才固定下来。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只存在于历史话语之中，存在于分离出它的感受形式之中。因而，与其徒劳地讨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不如去探寻这一主体是如何通过福柯所说的“命名过程”建构出来的。对此的考察表明，现代知识者的话语史大抵经历了“士或读书人”、“知识阶级”及“知识分子”三个阶段。

1901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作“过渡时代”。这是一个孕育着新同时又充满着旧的时代：“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1〕就知识界而言，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也可说是士或读书人的时期。

在传统社会，士为四民之首，他们身兼治统与道统，其知识构成是以儒家为核心的经邦济世之学，并通过科举入仕，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但随着清末新学的兴起，士的阶层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士人主张实用之学，反对读经教育，另一部分士人则极力维护传统文化，反对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开始把变法失败归因于中国腐败的士流，并于1902年发表《新民说?芽论生利分利》，对当时在朝野主持清议、反对变法的汉学家、词章家及时务家大加抨击，并运用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七类人，其中就有“读书人”。他指出，西方的读书人是为了实用，学成之后成为医生、法官、律师、教师和工商业者，而中国的读书人则是学无所用，不通实务，其社会功用是负面的。梁氏对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指控，预示了传统士阶层的解体，同时也开启了后来几十年知识人的原罪感。

翌年，邹容在国内发表《革命军》，将四民之首的士称为“读书人”，抨击他们醉心于科名利禄，“实奄奄无生气之人”。除了汉学家、词章家和时务家三者外，邹容批判的对象又加上宋学家，可以说将当时的知识界的主流一网打尽。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虽与梁启超的政治理念、学术思想截然不同，但在1906年的《革命之道德》中，同样从实业观点对传统士大夫加以抨击，认为“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最早提倡白话的林白水在1903年的《〈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也指出：“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那般读书人，不要说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2〕通过使用“读书人”这一称谓，一些主张新学者从现代专业知识的角度出发，也表现出了与代表社会一般价值的传统士人群体的决裂态度。

待到1905年废除科举，实行学堂教育，随后的辛亥革命又产生了新的政体。但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旧学问和旧道德虽趋式微，新学界和新道德却尚处在萌芽状态，那些先进者也没有产生新的主体意识，往往依旧自称为“士”。如在1915年《痛定罪言》中，梁启超将“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归于士大夫，指斥“士大夫学无专长，事无专业”，但又说“我辈号称士大夫者乎，勿诿过政府，政府不过我辈之产物而已”。这表明，尽管梁启超这代人接受了新思想，但他们毕竟是由旧式科举出身，在社会学意义上仍属于传统的士阶层。

晚清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开设学校，派遣留学生，通过西式教育，培养出新型的知识者。杨荫杭后来回忆说：“清季学堂初开，凡称学界中人者，自成一阶级。”〔3〕朱自清《论气节》中也回忆道：“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4〕尤其在辛亥革命以后，由于社会功能转换，学校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新知识者成为自由浮动的阶层，退居社会边缘，其群体意识逐渐形成。等到一批人先后留学归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知识阶级”一词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知识阶级”这个词原是西文Intelligentsia的意译，最早由俄罗斯作家博博雷金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主要指一批留学西欧，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俄国贵族青年，其中包括律师、医生、教员、工程师等，也包括一些官吏、军官和地主。随后此词被译成各种语言，传入日本并译成日文汉字“知识阶级”（或译“智识阶级”），大概是在明治末大正初〔5〕。中国近代许多外来词都来自日文借词，比如“阶级”、“经济”便是日人在意译西方词语时借用古汉语原有的词，且赋予了新的含义。“知识阶级”也一样，如大正五年石井柏亭《日本に於ける裸体画问题の变迁（上）》一文：“然るに日本の公众（知识阶级をも含む）の裸体画に关する考へはいまだに此东京新报の程度に留まるものが多いのだから困る。”〔6〕就已使用了此词。它保留了原词中的阶层一义，但也给现代中国人造成了某种言说的困境。

在中国开始使用“知识阶级”一词则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鲁迅曾在《关于知识阶级》中说，这个词是爱罗先珂于1922年来中国讲演时提出的，而爱罗先珂既是俄人，又恰是用日语来写作。但是，此词传入中国似还要更早，如周作人在1919年3月翻译的一篇英文《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其中就已用了“智识阶级”。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乡村》，更是多次使用此词。针对当时“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之情，他主张青年人向俄国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宣传民众，动员民众，因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此年9月，李大钊又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指出：“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他号召青年“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直到1925年10月，章太炎在湖南晨光学校讲演时还反对使用“知识阶级”名称，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实则吾国阶级制度向不发达，自总统以至仆役，仅有名职之差别，何必多此智识阶级之名称，为文化之中梗。”〔7〕此即针对当初李大钊等人强分阶级的民粹言论而发。

由此可见，“知识阶级”一词的出现与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有关。李大钊本人曾留学日本，且一直关注俄国形势，对苏俄革命者到乡村动员农民有着深刻印象，并将其与十九世纪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主张混同起来，因而在文章中使用了“知识阶级”一词。朱自清后来曾指出：“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地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8〕这里，“知识阶级”主要是指那些受过新式教育接近民众的专业人士，因此它一开始就具有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人”意味，即与阶层或专业直接相关〔9〕，其阶层特征、良知意识及民粹色彩确与十九世纪俄国知识者相类似，而与代表全社会一般价值观的“传统知识人”（士或读书人）有别。此后，知识界对此的认识，可说一是沿着民粹主义道路发展，一是沿着社会良知角色发展。

民粹主义思潮在五四时期的涌现，很大程度上是新文化运动的斗争策略。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已面临困境，社会上有许多教授、名流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并试图通过议会弹劾教育总长，迫使其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以致陈独秀最后被迫辞职。《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就称：“旧派欲以专制手段阻遏世界潮流。”5月4日又刊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社论，指出“中国辛亥革命所以没有一个好结果，就是因为只去掉了一个满洲皇帝，其余支配阶级的人，依然是那种腐败已极的士大夫的原故”。文章将那些居于政治、文化强势地位的政客、学者归为士大夫阶级，将支持新文化的教师、学生称作“知识阶级”，号召联合农工，壮大自己的队伍，“革士大夫阶级的命”。“知识阶级”的标准不是以知识的多寡，也不是以自由浮动、社会的良知等等为依据，而是根据当下的新旧话语权之争来确立的。“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10〕。移到此时，便更能看清其历史天机。在这种策略运作下，一种民粹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使得新文化人在五四运动中大获全胜。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就称：“著名的五四运动最足为知识阶级势力的写真。”〔11〕随后的工读互助团、新村主义、平民教育等运动更是此起彼伏。1920年李大钊在《新生活》第二十三期发表《知识阶级的胜利》称：“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胡适的话，即知识界建构民粹主义话语，目的正是为了催生新知识群体的诞生。这种有关知识、进步和民粹的知识反映了深层的社会关系，它是通过新的话语权力机制（大学、媒体）运作的结果，同时又构成了它所描述的对象，是新文化人借用外来词语来提倡群体意识的一种自我表述。在这一意义上，“知识阶级的胜利”，也就是新文化人的胜利。

在这种民粹话语中，激进知识者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在“劳工神圣”面前感到道德上的惭愧，声称要到乡村去自食其力，改造灵肉。光佛《谁是劳工？谁是智识阶级？》说：“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所以我不是劳工。”〔12〕五四学生领袖许德珩在1919年也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民众活动和民众政治实行的第一步。”〔13〕甚至有人提出要解决阶级不平等问题，首先应当消灭知识阶级，如范煜《工学主义》：“我们与其急急于倒强权，倒私有制，不如急急于化除知识阶级。”〔14〕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认为是传播“现代的新文明”的使者，代表了进步和未来，在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中，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先驱角色本身就是一种霸权的体现，青年毛泽东后来写诗回忆五四前夕的书生意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恐怕比起那些自惭形秽的言论，更能表明当时许多青年学子内心的真实思想。新文化运动参与者夏丏尊后来也说：“所谓知识阶级者，实仅指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因此，无论激进知识者接受了何种思潮，无论他们是如何鄙薄“知识阶级”，但在其内心深处，这个“知识阶级”就是他们自己。

相对于激进青年，某些自由派学者使用“知识阶级”一词，常常是指少数高级知识者〔15〕，强调的是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专业知识，充当公共良知的一面。五四周年之际，胡适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希望学生好好读书，认为只有“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1923年，蔡元培因抗议政府腐败而辞职，胡适在一篇支持他的文章中又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16〕文中分称“中年的智识阶级”和“少年的学生”。可见在胡适看来，“知识阶级”的职责是“主持正谊”，学生的职责则是读书成才，因而他反对“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口号。他使用“知识阶级”一词，也是着眼于个体的局部反抗，而非着眼于一种社会群体力量。正如张奚若后来在《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1927）中所说，社会上并不存在一个具有共同物质利益与人生观的“知识阶级”，知识者的共同处只是“增长智识，发展理性，提高思想，传播美化”〔17〕。五四之后，中国自由主义者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式微，这与他们自外于青年“知识阶级”，不能满足已被鼓动起来的学生要成为社会中心的要求（这种优越感直到延安时期才被纠正）有着相当的关系。其实，何止自由主义者，那些激进知识人很快也就发现，坚持“知识阶级”的主体性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继之而来的社会革命面前，如果他们不能认同新的身份属性，就很难避免大浪淘沙的命运。

随着中共在1921年的成立，形成了一个新的话语中心，对“知识阶级”的阐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新的话语构成中，“知识阶级”仍然是一个社会实体，但它不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超越的阶层，也不再是全社会的代言人，而是代表着某个阶级。1921年6月，一本在汉口印行、署名田诚的小册子《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号召建立劳工专政，就曾针对知识者指出：“你们还是做压迫阶级的附属物呢？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锋军呢？这是要你们自己去仔细选择的。”此后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也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乎贵族与平民（农工商）之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这种阶级观点反映了一种历史和经济的理论预设，进一步加强了知识者作为社会有机角色的定位。

早期共产党领袖都是清一色的知识者，十分重视“知识阶级”问题，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但他们现在所代表的已不再是“知识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政党。担当代表的角色本身给他们提供了一种领导权，“知识阶级”因此是权力的转移和对主体的重新评价。话语主体在这里发生了位移和置换，“知识阶级”从话语的主体变成了话语的对象，被整合为“他者”。这种转换导致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即在不同观点的文章中，陈述主语“我们”和“他们”的分别开始大量出现。1922年5月，胡适、蔡元培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代表“我们”自由派知识人，提倡好政府主义。同年９月，中共旅欧支部在《少年》2号上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指斥“胡适等是知识阶级的人”，“知识阶级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我们”“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国内的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也都认为，胡适他们代表的“知识阶级”是“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他们“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这里的“知识阶级”已经只是指胡适等自由派高级学者，即在组织的话语中，“知识阶级”这一对象被客体化了。1926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更是将学生、中小学教员、小公务员划为“小知识阶层”，将高级知识精英称作“反动派知识阶级”，以致在北阀初期，一度还有人提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18〕。

由此可见，使用“知识阶级”一词，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将知识者看作一个统一的社会阶层，既不符合“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义，也容易在语义上否定整个知识群体，难以指称革命的知识者，尤其是革命的青年学生。另一方面，这个称谓无法与自由主义学者区别开来，因为后者也一直在使用“知识阶级”，以提倡扮演社会良心的群体意识。换句话说，必须放弃“知识阶级”一词，主体才能讲述有关自身的真理。因此，作为一种新的话语，“知识分子”一词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开始首先在组织内部出现。

今人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是译自英文Intellectual，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历史认识。中文“知识分子”既非直接译自英文〔19〕，也未采用日文译词“知识人”，而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从中共文献中“知识阶级分子”这一句式衍变而来。例如，张国焘《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1922年《向导》13期）、《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中已有“知识阶级分子”的提法，意谓知识阶级的各个人。此后如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中“知识阶级中之革命分子”、《中央局报告》（1924）中“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中共四大《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中“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等等，实际上都是革命知识人的自称。而单独出现“知识分子”一词，则是在中共四大《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及《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等文件中〔20〕。由其用法看，都是特指“革命的”知识者，如“革命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未参加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者，仍是以“知识阶级”称之（如1925《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之七）。中共早期领袖中瞿秋白是谈论知识者较多的一个。在1925年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他将戴氏所代表的势力称为“知识阶级”，在1926年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中，则将自己阵营的知识人称作“革命的知识分子”，而在1927年的论文集自序中，又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群体称作“知识阶级”，在1932年的《我们是谁》中，则将“革命的智识分子”称作“小资产阶级”。给人的印象是，“知识阶级”多用作“他者”，“知识分子”则可用作自己人和同路人。

明确表明这一话语原由的是共产党人李春涛。1925年12月，由于广州国民革命军中一些人在东征时提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陈炯明曾宣称共产党人是要消灭知识阶级，对此李春涛在《政治周报》上发表《杀尽智识阶级的人是谁？》一文，辩称：“我们觉得有智识的人们不能承认他们是一个阶级，只能承认他们是一些有智识的分子。因为他们没有一种共通的利害，能够促成他们联合做一个阶级。”“每个有智识的人，只是一个智识分子。这些智识分子，跟着近世产业进步必然的结果，早已失去了他们所谓自由职业的尊严和保证，由中间阶级暂沦为无产者，势非死心塌地地参加农工运动不可。”〔21〕因此，所谓“知识分子”即“有智识的分子”，这一话语的产生正是为了避免“知识阶级”一词带来的政治困扰，在一种阶级理论的预设前提下，将这一群体予以个体化，以使他们分属不同阶级。它保留了“知识阶级”一词所蕴含的群体性质、专业特征及平民主义色彩（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却摒弃了其社会良知的原初内涵。也就是说，将“知识分子”与英文拉上关系，只是后来的事，它原本并不具有十九世纪法国Intellectual原义中扮演公共良知角色、追求真理与公正的含义，而仅仅是指一种具有知识技能的有机社会阶层。

中共在国共合作及1925年五卅运动后，其“革命工作”已日益进入具体的工农运动甚至武装斗争阶段。四大宣言即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组织”。1926年7月，北伐正式开始，出于斗争需要，中共对阶级的定义又作了细分调整，如明文取消“农民阶级”的说法（《农民运动议决案》），在党内文件中似乎也不再提“知识阶级”，而是以“知识分子”指称附属于不同阶级的知识者，因此除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外，也出现了“资产阶级分子及附属于此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大约从1927年后，甚至像鲁迅、胡适这样不同类型的知识人也都开始使用“智识分子”一词〔22〕。也就是说，社会上各种声音都认为，存在着一个叫做“知识分子”的东西。1936年初版《辞海》只收录“知识阶级”一词，其定义是：“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一般受教育者，狭义指受有高等教育、以知识为生活手段之人，即劳心之劳动阶级，如教员、律师、医生等属之。为中间阶级或浮动阶级之一种，因其不能自存，须依资产阶级及劳动阶级为生，故为非基本阶级，亦为非支配阶级。”这一释义反映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即将知识人定义为一种依附于各阶级的脑力劳动者，但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出1925年以后中共在使用此词上的变化。

“分子”本是来自日文借词，用以指称具有群体属性的个人。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后，被用来指全体国民的各个成员，反映了世纪初的民族国家意识。当“分子”一词最初出现于汉语世界中，蔡元培就曾说过：“凡分子必具有全体之本性。而既为分子，则因其所值之时地而发生种种特性。排去各分子之特性，而得一通性，则即全体之本性矣。”〔23〕五四以后，“分子”作为一种政治话语，转用来代指属于某个团体或具有团体性质的各个人，如“工人分子”、“革命分子”、“中坚分子”等。从“知识阶级”到“知识分子”的话语转换，权力支配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这个词代指的仍是群体，因而保留了知识者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指称个体，使之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它既可用于“我们”，也可用于“我”。而在“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句式中，无疑也包含了“我是一个集体的成员”之义。至此，知识者不再被看作一个纯粹的整体，而是被“分子”化了。

就话语构成而言，知识人的“分子”化反映了现代权力运作的本质。正如福柯所说，这种权力既是一种总体化的力量，同时又是一种个体化的力量。而在个体化意图上它继承了以拯救为职责的牧师权力。一方面，它抽绎出知识者的特质，使他们合并到规范化和趋同化的知识结构之中。“知识分子”与日语“知识人”的不同，就正体现了这种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分野。另一方面，它强加给个人感知自我的方式，即“对个人进行分类，按照他自己的个体性来标识他，将他与他自己的身份联系起来，强加给他一种真理的法则，而这种真理的法则是他必须在自己身上认可的，而且也是其他人不得不在他身上认可的”〔24〕。因此，“知识分子”一词正是福柯所说的权力的“个体化”形式，其内在含义既为先锋桥梁理论提供了言说方便，也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依附理论留下了话语空间。由于个人被束缚于自己的阶级出身与专业身份，知识者的标准不再是传统士人的弘道精神，也不是西方Intellectual的良知意识，而是如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发表的《五四运动》所言：“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通过这种建立在总体化基础上的个体化形式，中国现代知识者遂获得了一种否定性的主体性。

当然阐释仍然在继续，但历史内容已经不过是这一话语构成的填充物。此后的岁月中，“知识分子”被一次次地塑造，从“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从“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再到今天的“知本家”，但这个称谓却始终没有改变。在一个更加严格的身份和科层社会中，它所内含的依附于某个利益群体具有专业知识的葛兰西式定义，构成了话语本身的在先约束。换言之，自二十世纪初始，通过知识人话语的生产、积累、转换和流通过程，中国现代知识者被强加某种个体性，其依附性质和工具人格不断增强，而弘道精神或自由意识则不断失落，最终完成了从传统知识人向有机知识人的转化。

注释：
〔1〕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清议报》1901年第82期。
〔2〕《中国白话报》第1期，1903年12月。
〔3〕《申报》1922年2月28日。
〔4〕〔8〕朱自清：《论气节》，《知识与生活》第2期，1947年5月1日。
〔5〕见（日）中村春作《‘知识人’论の射程》，《日本思想史研究会会报》第16号，1998年11期。
〔6〕《中央美术》第2卷，第12号。
〔7〕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3页。
〔9〕Alvin Gouldner：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即将 Intelligentsia称为“技术知识人”，而将Intellectual称为“人文知识人”。
〔10〕《胡适文存》第2集第3卷，《我们的政治主张》附录。
〔11〕张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1922年第12期。
〔12〕《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11月8日。
〔13〕许德珩：《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国民》2卷1号。
〔14〕《曙光》1卷1号，1919年11月。
〔15〕如1922年3月，周作人等五位教授在《晨报》发表《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以“我们”“知识阶级”的名义主张信仰自由。
〔16〕《努力》短评，《这一周》1923年1月。
〔17〕《现代评论》，1927年纪念增刊。
〔18〕参见拙文《鲁迅：一个反权力的离群者》，《书屋》2004年第4期。
〔19〕Intellectual一词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也已经传入中国，被视为是Intelligentsia的同义词，如前引张奚若的文章即指出Intellectual class的意译是“智识阶级”。
〔20〕在此之前的中共文献中，凡有“知识分子”字样的都是后来译自俄文稿，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的“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即从俄文译出，因此不能证明此词在1921年就已经产生。
〔21〕《政治周报》1925年第2期。
〔22〕如鲁迅《〈农夫〉译者附记》（1928年）、《豪语的折扣》（1933年）、《听说梦》（1933年）等。胡适晚年的讲演也常使用此词。
〔23〕蔡元培：《世界观与人生观》，《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
〔24〕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In Power,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Three, Edited by James D. Faubi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331.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何谓“知识分子”？

相关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