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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岛的军事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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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5 20:39: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李苏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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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的地壳活动、凶猛的火山爆发、长期的水冲浪涌、持久的沙泥积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海洋、河流和湖泊中造就了一块块四周环水的小陆地,地理学赋予其“岛屿”之称。有如这种自然界的造化,在汉民族语言发展变化的历史长河中,也出现了类似于自然岛屿的奇特景观──使用某种方言的一片广阔的地域,环围着一小块使用另一种方言的地域。语言学把这种被异区方言环围着的方言地域称作“方言岛”。例如,在主要使用汉语西南官话的四川省境内,长期以来在个别地域竟然存在着闽南话和客家话;而在主要使用闽、粤、客家、吴方言的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在个别地域长期存在着北方方言。比较典型的方言岛有:福建南平城关的“土官话”方言岛、福建长乐洋屿的“旗下话”方言岛、海南崖县的“军话”方言岛、浙江杭州的“杭白”方言岛,以及四川华阳凉水井的“土广东话”方言岛等等。如同自然岛屿与其四周的水域界限分明一样,方言岛上使用的方言与环围着它的方言也有明显的区别,它不是周围方言的变体,但却能在与它相去甚远的方言区中找到因缘关系。方言岛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语言学家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方言岛的形成与历史上的军事现象密切相关。
    一、长乐洋屿“旗下话”的军事历史成因
    长乐县位于福建东部,洋屿镇周围地区使用的方言主要是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而洋屿镇却长期使用着被称作“旗下话”的北方话。从福州话、“旗下话”的语音系统和词汇特点上看,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语音方面,福州话声调有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而“旗下话”的声调却与北京话相同,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盘、步、同、豆、钱、杂、桥、舅”这类古汉语全浊声母字,福州话读不送气清音声母,而“旗下话”则与北京话一样,平声读送气清音声母,仄声读不送气清音声母;古汉语“知”组声母的字如“知、置、彻、超、陈、住、竹”等,福州话读塞音,北京话读塞擦音,“旗下话”也读塞擦音;福州话文白异读和连续变音现象比较复杂,而“旗下话”却很少有这种现象;福州话没有唇齿声母[f], “旗下话”却有唇齿声母[f];福州话分尖团音, “旗下话”则不分。在词汇方面,“旗下话”保留了一些福州话中所不具有的北方方言词儿,如“今儿个、明儿个、昨儿个、老爷、姥姥、苞米、耗子、炕、化子、唠话、嗓子”等等。
    有学者认为,“旗下话”起缘于“从山海关移来的由耿精忠率领的‘旗营’”。此说不太准确。回顾中国军事史,我们认为,“旗下话”形成的原因得追溯至十七世纪中叶。武隆武二年(1640年),芝龙降清,隆武政权失败。年仅21岁的郑成功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南澳起兵抗清,继续拥护南明永历政权,被永历帝朱由榔封为延平郡王。郑成功以福建的金门、厦门为基地,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一边与清军作战,一边发展海上贸易,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自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攻入云南,击败李定国,迫使永历帝流亡缅甸后,清廷便把注意力转移到郑成功的身上。次年(1660年)7月,命靖南王耿继茂从四川移镇福建,以罗托为安南将军,同兵部尚书车克率师镇压郑成功抗清义军。后来,耿继茂拥兵自重,驻防福建,割据一方,自作威福,侧目朝延,与镇守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成为威胁清廷的“三藩”。 据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记载:“耿、尚二藩所属各十五佐领,绿旗兵各六七千,丁口计数万······”。佐领是八旗军的官职,每一佐领辖300丁;绿旗兵主要是汉人。后来,耿继茂之子精忠袭父爵,为靖南王。由此可见,在耿精忠袭位前,其父已率部分八旗军和绿旗兵入闽。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康熙帝决心裁撤三藩,令将三藩尽徙回山海关外。这一举措击中了这些称霸一方的骄兵悍将的痛处。于是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首先公开发难,起兵叛乱,尚之信、耿精忠相继响应,形成了“三藩之乱”。康熙帝遂果断发兵平叛,清军迅速占据了浦城、建宁、延平等府县,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四日,耿精忠在清军大兵压境,内部矛盾重重,“军饷馈乏,军士逃亡”的情况下,被迫率文武官员出降。康熙帝命耿精忠“仍留靖南赎罪”(《清圣祖实录》卷63)。三藩之乱平息后,康熙帝对藩属部队进行了整顿,另派八旗军驻防。八旗军和绿营兵以福州为中心安营扎寨,出于军事需要,旗营的生活相对封闭,加上八旗实行世兵制,绿营后来也从募兵制向世兵制转化,因此,尽管旗兵后代的生活被当地人民逐渐同化,但还是保存下了与北方话相当接近的语言。
    二、南平“土官话”的军事历史成因
    南平市位于福建省北部,早在东汉建安初年(约公元196年),这里就设立南平县,是当时福建境内唯一的建安郡的5个属县之一。后相继沿用延平县(西晋太康初年)、延平军(唐武德三年)、剑浦县(五代宋)、南平县(元大德六年)等地名。民国年间重修的《南平县志》卷十一《礼俗志》记载:“闽省土音府殊而县不同,南平城内外独无土音,但语言直朴。上游诸乡与顺昌、建宁相通,漳湖坂以下则与省会音近。”据方言学家李如龙先生所述:“半个世纪以前,南平城内外所通行的正是一直被称为‘土官话’的北方方言。其余各乡除樟湖坂以东通闽东方言(福州话)外,皆通闽北方言(建瓯话,原为建宁府,故称建宁)”(李如龙《南平市北方方言岛》,载《闽语研究》第472页)。
    南平的“土官话”是怎么产生的呢?据学者考证,500多年前,为镇压这里发生的农民起义而入闽的京营官兵的长期囤驻是其主要成因。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由于土地兼并,赋役繁重,民不聊生,邓茂七于当年2月在沙县大洛陈山寨发动农民起义。起义如星火燎原,旬日之间10万余人揭竿而起,相邻的尤溪县手工业者蒋福成也在10天之内组织10万义兵响应。起义数月,农民军占领过20多座州府和县城。是年8月,明王朝抽调京营官兵由左都督刘聚统率入闽镇压,年底又增派京军2万,加上江浙漕运军2.7万人,由宁阳侯陈懋为总兵,前来围剿农民军。后因农民军内部矛盾和内奸破坏,根据地陈山寨被攻破,邓茂七殉难。明王朝便命令江浙兵转赴浙江对付处州农民军,陈懋所部留闽,继续镇压当地农民军。由于沙县、尤溪都是延平府城的近郊县,京营官兵大多囤驻在南平,后来就在此定居。京营官兵的北方话与当地方言逐渐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周围方言的所谓南平土官话。500多年来,南平土官话在闽北各县有一定的影响,民国年间兴办新学之后,学校教国语多以南平土官话为正音。
    三、海南“土军话”的军事历史成因
    海南岛的汉语方言属于闽南语系统,称为“琼文话”。但据1956年我国语言学家的方言调查,当时崖县约有5000多人的方言接近北方话,当地人称之为“土军话”。同治甲子重刊的《广东通志》曾提到“土军话”。尽管光绪年间《琼州府志》引《黄通志》说,“土军话”和本地黎话“乃本土音也”,按此说,似乎当地早有这种方言存在,但语言学家们仍坚信这种方言的形成决不会早于明代,他们的论据是建立在对“土军话”语音特点的系统分析上。这些特点是:入声虽然自成调类,但是喉塞尾已消失了;次浊和全浊的上声字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归并到去声中;鼻韵尾分-n、-两套;咸、深两摄的-m尾已并入-n尾。这些语音特点都是北方话在元明之际才出现的。至于“土官话”的成因,有学者认为,“顾名思义,它的来源可能跟南平话、洋屿话、金乡话一样,与来自北方的驻军有关”(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34页)。
    其他方言岛的成因大都与历史上的军事行动有关,这些方言岛是历史的见证,它们既反映了某些语言变异现象的发展过程,也成为研究军事历史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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