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人解读之王安石四人谈：王安石的一次选择

虎子

历史文化名人解读之王安石四人谈：王安石的一次选择

来源：光明日报

    演讲人：钱 斌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主讲《千年一笔谈》。

    我们来说说王安石的一次选择，这次选择是对沈括做出的，造成了两位巨人的疏离，却是王安石不得不去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沈括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当时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说王安石结党营私，并且列出了他“私党”的名单，名单中第15个人就是沈括。王安石先是重用沈括，可是在他复相之后却疏远甚至排斥沈括。这一反一复之间，很值得玩味。

    说起王安石与沈括的关系，简单，但也很复杂。简单，比如说岁数上，王安石比沈括大10岁，非常清楚。但复杂的是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关系。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娶了沈括表哥的女儿，所以王安礼是沈括的表侄女婿，这样王安石就比沈括低了一辈。后来王安石主持国家大考，沈括以苏州第一名的身份应试，考中进士。主考官和考生的关系，乃是师生之谊，这样王安石反过来又比沈括大了一辈。

    王安石和沈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大概就是在他弟弟娶亲的时候。正巧此时沈括的父亲去世了，沈家就托王安石给他写了一篇墓志铭。后来，沈括进了朝廷做了官。王安石在和沈括的交往之下，对他惊为天人。这时王安石已经准备变法，他需要大量的人才，就准备用沈括。但是不巧，沈括的母亲又死了，所以他不得不回家丁忧。

    三年以后，沈括丁忧回来，这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启动。沈括一来，王安石立马就把很多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比方说，疏浚汴渠，主持司天监，还让他当上了三司使。而沈括在王安石的大力支持之下，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疏浚汴渠的时候，沈括发明了分层筑堰法，领先世界600年。在主持司天监的时候，沈括有很多天文学发现，其中一个是“太阳周年视运动的不均匀性”，这是古代天文学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可以说，沈括在这段时期做得风生水起。

    不久，王安石罢相；不到一年，宋神宗又让他回来。但是王安石复相以后，宋神宗再要用沈括，王安石却加以阻止。王安石说沈括是个“壬人”，就是奸佞小人的意思。为什么王安石罢相、复相前后还不到一年，他对沈括的看法就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呢？我们研究史料，得出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沈括自找的。严格来说，沈括更偏向于一个科学家，而王安石则偏向于一个学者。学者和科学家有什么差别呢？在于如何看待事物。学者可能看一个总体的方向，可是科学家更看重细节。新法里有一条户马法，主要是为了抵御辽国的骑兵。户马法规定，在和辽接壤的地方，老百姓都要养马。一旦发生战事，这些马就要被征召成为官马，和辽国的骑兵作战。但是沈括经过实际考察以后，认为这个法不对。辽国的马匹是长年累月打仗打出来的；宋军的马则是民间豢养，临时征召来的，这能够取得胜利吗？但王安石在位的时候，沈括没说什么；王安石下来了，沈括说，我觉得户马法不太对，应该有些新的措施。我们可以设想，王安石复位后，他往那一坐：怎么？我在位的时候你不说，我下去了你说，什么意思？沈括个性懦弱，却又有着科学家的良知，他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的做法，导致自己失信，这是王安石看不上他的地方。

    第二个原因，是新党内部的矛盾。新党里面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吕惠卿。王安石第一次在位的时候，沈括奉命去两浙兴修水利。兴修水利得有钱，但是当时国家没钱，那怎么办呢？沈括想，兴修水利最后得利的不是田地的主人吗？这样好了，你们这些地主预先把钱给我，每亩田200钱；我把这笔钱拿来，兴修水利造福于你们，怎么样？这个方法很好，但是吕惠卿却很不爽，因为他在当地有大批田产。一亩田200钱，一千亩就是20万钱，这对吕惠卿来说也不是个大数；但他很有政治头脑：这些钱不能露白。把钱捂住，有助于他的政治前途；如果把钱露出来了，就会有人追究他个人财产的问题，所以他坚决反对。但是沈括在王安石的支持之下，坚决地贯彻，叫吕惠卿交了这笔钱，这样吕惠卿就恨上了沈括。王安石复相以后，吕惠卿成为他的左右手，吕惠卿极力地诋毁沈括，自然而然，王安石也就排斥沈括。

    我们这么一说，王安石的人品有没有点问题呢？还真没问题。举个例子，黄庭坚是反对新法的，但他说：“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他对王安石人品的评价是“一世之伟人”，这个评价是不得了的。司马光也有个评价，他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说王安石写文章、个人品质过人处很多很多。

    那王安石为什么要排斥沈括呢？这就是第三个原因，他认为沈括不堪重任。我们从王安石复相以后的作为来看。复相以后的王安石，在四年时间中把他的新法基本全部推行了。但是推行新法，需要冒极大的风险。王安石的另外一个弟弟王安国就曾经劝他，“天下汹汹，不乐新法”，哥哥你要注意啊。但王安石说，我还是要干。弟弟哭了，你要这么干的话，我们家要灭亡了。还有一个叫刘攽的，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王安石是朋友。他和王安石分析：商鞅变法，后来被车裂了；张汤变法，被汉武帝干掉了；古来变法者，好像善终的不多啊。北宋虽然有不杀大臣的祖宗家训，但从王安石身后的落寞凄凉，以及从南宋初年就开始的对他彻底的诋毁，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是要冒极大的风险。冒这样大的风险，强力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性格懦弱的人是不能担当的，这才是王安石排斥沈括的根本原因。

    元丰八年，王安石罢相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沈括因为在与西夏的作战中受到些牵连，也被贬斥了。这一年的冬天，沈括来看王安石。这时候王安石还有一点病，沈括还给了他一个药方。我们想起来鲁迅先生的一句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两位巨人跨越了官场的恩恩怨怨，终于又走到了一起。

    这场讲座由江西省图书馆魏洁主持，对她的精彩主持以及四省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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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人解读之王安石：王安石的“三不足”——如何处衰世？

作者：方志远  来源：光明日报

方志远 时间：5月18日 地点：江西省图书馆

    演讲人：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清江右商帮》等。

    王安石的时代，处于北宋神宗的熙宁、元丰年间，是一个好时代，社会经济正在持续发展，城市繁荣、人民富庶。但和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好时代”一样，北宋王朝却正在进入“衰世”。大家可能会说这不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社会确实在发展，但社会矛盾却正在激化，北宋政权有能力管理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社会，却没有能力应对正在发展的社会，对内掌控与对外防御能力都在下降。对契丹、西夏常处守势，每年还得分别“赠予”或“赐予”数以十万计的白银和布匹，所以人们用“积贫积弱”来评价“宋朝”的尴尬。而一旦“宋朝”政权发生问题，“宋代”社会也必然随之崩盘，这就是“朝”与“代”的关系。

    这个形势北宋的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所以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有人提出要改革，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范仲淹。范仲淹本人以道德文章闻名天下，所以由他来主持改革，人们充满企盼。

    当时范仲淹正在陕西主持对西夏的防备，从陕西到京城开封，要经过洛阳。在洛阳时，范仲淹拜会了一位退休宰相。这位宰相问他，大家都期待着你能够把这个国家医治好，你有什么良药？范仲淹胸有成竹地把自己的改革计划和盘托出，请前辈指正。这位宰相听了之后，沉吟半晌，问道：一定要这么干吗？范仲淹说必须这么干。那位宰相说，那好，今天我在这里设家宴款待你，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仍然设家宴款待你。范仲淹听懵了，怎么回事啊，明年还到这里喝酒？这位退休宰相说，明年你一定会到我这里喝酒的。

    范仲淹到了汴京，把满腔热血洒向了改革，改革措施一项接一项地推出，但兴一利却出多弊。原来很多的社会弊病，看上去必须革除，但弊病的后面却是它的“合理性”，有其产生的深厚土壤，是在特定土壤上自然生长出来“怪胎”，是各种利益关系博弈的结果，有些甚至是“迫不得已”的妥协。产生这个怪胎的土壤不改变、弊病后面的各种利益关系不斩断，这个弊病怎么可能革除得了？
    范仲淹以猛药治之，触犯了各方面的利益，既得利益者不满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渴望得到利益的人们也不满意，因为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矛盾更激化了，朝廷不满意。既然这样，你就得下台。范仲淹下台后被贬到邓州，不知道是否去了洛阳退休宰相处喝酒。
    庆历时已然如此，熙宁、元丰年间北宋应该说开始进入了“衰世”，问题也更加严重。处衰世是不容易的，王安石面临的压力、受到的阻力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我们看到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持续推进了多项改革措施，包括募役法、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练兵选将法等等。由于王安石的坚持，变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增加了，还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收复了一些失地，所以神宗皇帝很高兴。但问题很快也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变法的实质带来的问题。王安石变法从本质上说，是强化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是为了使政府“富”起来。在“国计民生”这架天平上，王安石在地方做官的时候更关注民生，但到中央主政之后，更关注“国计”而忽视“民生”。这样一来，把地主和佃户的矛盾、商人和消费者的矛盾等等，演化成为地主、佃户、商人、消费者和政府的矛盾，政府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中心。因为过去是商人和消费者打交道，地主和佃户打交道，政府是裁判员，协调各方的利益和纠纷。变法的结果是政府参与一切经济生活，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商人、地主认为政府与民争利，佃户、消费者觉得政府对他们的剥夺甚至超过地主、商人。在这个过程中，笑话也闹了不少，弄出许多哭笑不得的事情。
    比如，青苗法规定，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农民发放贷款，发放种粮，收取很少的利息，以免让农民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但在推行过程中，变味了，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变成了定额摊派。政府向民众强行发放“青苗钱”，无论贫富，富人多发、穷人少发。这就成了怪事，富人不缺钱，你要强行发放贷款干吗？更怪的是，民众是否得到了政府发放的“青苗钱”、“青苗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按照这个发放的定额，向政府交纳“青苗息”。这样，青苗法就逐渐演变成了变相的“财产税”，不但没有起到抵制高利贷的作用，反而成为政府的敛财手段。其他的“新法”也大多如此。当然，政府有政府的敛财手段，民众也有民众的应对招数。

    苏东坡写了一篇文章，读起来笑死人，说他流放中，到一个县城，不是很繁荣的县城，人潮人海，酒店、茶馆、赌场、妓院全堆满了人，而且多是穷人，苏东坡很好奇，问一家老板：生意怎么这么好啊？老板乐得口都闭不上：您说生意能不好吗？这几天是官府买单。什么叫官府买单？政府强制发放青苗钱谷，四乡八里的农民到县城来借钱借谷，借了之后即消费，好酒的喝酒去，好嫖的到妓院去，好听说书的到茶楼去，好赌博的到赌馆去。苏东坡就问，那以后靠什么还呢？回答说：这还不好办？还钱没有，要命一条。政府强行借款给我，以后要连本带息地还。反正是还不了的，干脆先消费。到时你逼我还，我逃跑；钱没有，命一条，耍赖。

    我曾经就这件事情写了一篇短文：《中国农民的绝活》，什么是绝活？欠债不还，等待国家大典的出现，即老皇帝死去，新皇帝继位，把原来的债务统统取消。官府戏弄老百姓，老百姓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说是被逼无奈，也可以说可能是个别现象，但这样一来，这个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第二个问题，“三不足”的问题。先看“人言不足恤”。你要兴利，有人反对，因为在兴利的过程中，人们所得到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你要除弊，反对的人更多，因为它意味着要剥夺一些人的利益，他就和你玩命。但要兴利除弊，就顾不得有人反对，这就叫“人言不足恤”。但一走极端，问题就来了，不利于建立“统一战线”，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树敌太多。

    再看“祖宗不足法”。要推行新法，就要废除或修改旧法，而旧法都是祖宗定下的规矩。古人办事靠圣贤道理，祖宗法度，你连祖宗法度都不要了，圣贤道理也都不讲了，你的理论依据在哪里？不符合圣贤道理，不符合祖宗法度，你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你的事情就办不成。虽然王安石推出《三经新义》，但缺乏权威性，别人不买账。

    再看“天变不足畏”。这一条是犯大忌讳的。中国人经常说“天地良心”，说“人在做、天在看”，这是遏制一个人干坏事、遏制手握大权的人干坏事，特别是遏制皇帝干坏事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和舆论防线。这道防线一破，就叫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
    这三个“不足”放在一起，即使你是在干好事，也可能是一意孤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只看结果不看动机和过程的，不管你动机多么高尚、计划如何美好，如果你能够搞定，效果好，那一切都好；如果你搞不定、效果不好，甚至产生负作用，那一切都不好。
    但是，我充分理解处于“衰世”的王安石，他实实在在想为这个国家办事，是实实在在希望帮助这个社会渡过难关，但社会的问题、社会的矛盾积压得太多，王安石急于解决这些问题，急于解决这些矛盾，但几乎是到处碰壁，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当然，宋神宗在千方百计支持他，但有时也扛不住，皇帝身后还有皇后、更有太后。所以王安石干脆提出“三不足”，下猛药。结果，已有的问题、已有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但是，这仍然不能怪王安石，也不能怪他的先行者范仲淹。如同医生给癌症病人做切除手术导致癌细胞扩散一样，不做手术是等死，做手术可能不成功，可能导致癌细胞扩散，但也许成功。不能因为害怕不成功就不动手术，也不能因为害怕不成功而不改革、不变法。

    怎么办？很难办。王安石没办好，范仲淹没办好，他们之前的王莽、之后的张居正也没办好，但也有人办好过。这就提供了一个思路，那就是在社会矛盾没有过于激化的情况下及早改革、及早变法。犹如不断对人体进行调理，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身体的疾病包括癌症，争取早期发现、果断治疗。最好不要出现“王安石”，最好不要使王安石为难，特别最好不要出现“三不足”式的“王安石变法”。因为到了这一步，事情就不太好办，一般都是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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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人解读之王安石四人谈：王安石的背影

                                                                   来源：光明日报

    演讲人：安德义

    《德义堂国学》总编、湖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副会长，著有《逆序类聚古汉语辞典》《论语解读》等。

    我的题目是“王安石的背影”，失败过后，王安石反身离开朝廷后，落寞、寂寥的样子，所以我用“背影”作为题目，侧重从伦理学角度探讨他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新法有这么多，但是，他的改革却失败了。我想结合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把社会的食品、环境问题等和王安石改革失败放在一起来思索，归结起来就是诚信的问题、道德缺失的问题。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把人的信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百姓没有信誉就不能站立。国家政府在百姓中间没有信誉，国家就不能获得成功。王安石的改革，严格来说，首先他应该做的一件事是“立信”。历史上，改革成功的不乏其人，比如管仲改革成功，商鞅改革成功。他们改革成功，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自己本身的信誉确立起来，在朝廷上立信，在同僚中立信，在天下百姓中立信。改革能否成功，确立自身的信誉是重要的，确立政府在民众中的信誉也是非常重要的。顺便说一句，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想在将来成就一番事业，我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确立人生的信誉，这样才可能号令天下，才可能将来做成一件事情。然而，王安石在改革的过程中，在君王那里、在同僚那里、在百姓中间，都没能确立起信誉。因此我认为，他改革的失败，除了内部的原因，还有一个外部的伦理学问题——信誉力度不够。

    我们从“三不欺”来看王安石改革立法的理论基础。王安石新法的提出，是建立在信誉的基础上，新法的失败，也失败在信誉上。唐代宰相魏徵有句我们很熟悉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从王安石的“三不欺”看当今社会的诚信建设，以及上下级关系的和谐处理。孔子把人的关系分为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实把这五种关系归结起来，就是“我”和“你”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要融洽，要和谐，一定要建立在信誉的基础之上。王安石是不是不知道呢？他知道。王安石写了一篇文章叫《三不欺》，我就从《三不欺》谈起。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把《三不欺》的结论拿出来：“盖圣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后天下无或欺之者矣。”

    “仁足以使民不忍欺”就是说，我爱天下百姓，天下百姓不忍心欺骗我。这句话推开来说，我爱我的妻子，妻子不忍心欺骗我，我爱我的孩子，孩子不忍心欺骗我，我爱我的员工，员工不会欺骗我。“智足以使民不能欺”，你的智慧足可以让百姓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政策、法律的权威足可以使民不敢欺。他说，要让百姓不欺，仁、智、政三者要联合起来运用，单一的使用效果都是不行的。这个思想来源于什么地方呢？来源于孔子的“四管齐下”。孔子说，管理一个国家，要从四个方面去管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是引导。用政策来管理它，用刑罚来整齐它，百姓可以做到免掉罪恶，然而不知道是非廉耻。前面是刚性管理，后面是柔性管理。用道德来引导它，用礼仪来整齐它，就知道是非廉耻，而且知道规范。孔子是政、刑、德、礼，刚柔兼济，四管齐下。这正是王安石“三不欺”的理论背景。四管齐下，离不开诚信。

    孔子谈君臣关系，他说，“君礼臣忠”，“君威臣忠”，“君惠臣忠”，“君仁臣忠”。要求下级，只有一个忠字；作为上级，四驾马车同时开动。孔子这里说的四驾马车仍然需要诚信，“三不欺”，不忍欺、不能欺、不敢欺，讲的也是诚信。

    《尚书》也谈到君民关系。这两句话很别扭，但我还是想用最通俗的方式把它说完。“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后”是君王的意思，“克”是能够，“艰”是艰难，“厥”是代词。君王能够知道自己的艰难，臣下能够知道自己的艰难。在知道自己艰难的同时，还要知道对方的艰难。这句话我们还可以用在君臣、夫妻、父子之间，如果君臣、夫妻、父子都能够做到知道对方的艰难，那么家庭就会和谐、国家也会和谐。“政乃乂”就是政务能得到治理。“黎民敏德”就是普通百姓能够快速地成长自己的品德。“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这两句话，如果大家记住，运用到生活中间去，会很有趣味。

    《尚书》：“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这是说，君王没有可以使唤的百姓，就成不了君王，民众没有君王就没法侍奉，不要把自己看得很大，把别人看得很小。“自广以狭人”，普通百姓如不能尽心尽力侍奉君王（不获自尽），万民之君就没有人帮助成就其事业。《尚书》讲君民关系之间也是一个信誉的问题。所以管理需要和谐，改革需要成功，做人需要成功，大家记住，诚信不可或缺。

    王安石是个了不起的改革家，他虽然失败了，但精神长存。他的失败，我们应该“以人为镜”，今天我们人生要获得成功，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从“诚信”入手。国家管理从什么地方立威？还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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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人解读之王安石四人谈：王安石留下的疑惑与困扰

来源：光明日报

    演讲人：孟 泽

    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有我无我之境》《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洋务先知——郭嵩焘》《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等。

    对我来说，王安石意味着一些似乎总是找不到标准答案的疑惑。

    疑惑之一，王安石究竟是小人还是君子。有足够多的野史甚至正史里面的说法，证明他确实是个小人，但也有足够多的正史和野史材料说他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成了近代以来改革者最响亮的口号，有此种“无法无天”精神的人，似乎应该是有所谓“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怎么可能是鸡肚心肠的小人？

    怎样标签王安石姑且不论，那么，是小人还是君子，这个事情很重要吗？黄仁宇曾经言及，对于具体的人事，我们不要一开始就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一旦以道德说事，就只能非白即黑，没有转圜的余地，就很容易把一个人钉死在某些其实未必可靠的抽象准则上，反而看不到具体的真实。确实，对于复杂的历史与人事，我们应该多一些现场的意识与专业的眼光，多一点就事论事的宽容，如果认为一个人在道德上不够高尚，人格上不够完美，就一定不是一个好的专业工作者，一个可以对社会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这也许很不恰当，道德人格的评判与具体的政治或其他专业的评判，有时候不必也不可能是完全融洽的，道德指控是最简单最方便的法器，有时候又是最不可靠最容易出错的法器。尽管如此，尽管我深知，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道德考量，特别是在那种过于功利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的道德考量，并不可靠，但是，我依然疑惑，王安石究竟是否是一个超级实用主义者，一个因为自己设定的改革目标而多少损失了操守的败德者呢？

    第二个疑惑，王安石的改革是延伸了宋朝的国运，还是动摇了所谓国本，使宋朝更加“弱势”，更快地趋向衰亡呢？王安石的改革究竟在什么维度上是合理的、成功的，在什么维度上又是不合理的，因此是糟糕的？

    我看史料，似乎也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有的人振振有词，说没有王安石，宋朝早就玩儿完了，还说，他的改革带来了富国强兵，或者至少可能带来富国强兵。另外一种说法恰好相反，说这小子把本来还好的事情弄得不堪收拾，就像一个病人本来还能喘两口气，结果被他这么一折腾，直接就挂了。
    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我想，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摆平，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也未必能摆平，这涉及我们对于宋朝社会状况的评价，涉及我们自己的需要，涉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立场和选择，涉及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
    大家知道，在王安石力排众议铁腕行政时，便已经遭遇到非议甚至抵制，但他的形象完全沦为负面，应该是在宋室南渡以后。到了晚清戊戌变法时期，负面形象得以改善，以至被揄扬为所谓“中国11世纪的伟大改革家”。这样的称许，与梁启超翻案性的评价不无关系，他在1908年前写成的《王荆公》即《王安石传》，就充分体现了他本人的个性特征和教养，也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政治诉求。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宋朝立国，跟汉唐大不一样，汉唐的君主，特别是创业的君主，大都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之志，也有那种气魄，通过剪除群雄，然后一统江湖。宋朝不是这样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哥们儿推举宋太祖从孤儿寡妇手中篡国，或许他原本就没有澄清天下、统一宇内的大志雄心，即使有，他也无法落实，因为他不具备那样的权威，牵制他的力量足够强大。

    梁启超认为，宋朝的“弱”就是从这个时候落下了根子。到了王安石的时候，这个情况更加严峻，北面有辽金，西面有西夏，版图受到挤压，尊严收到挑战，必须有所作为。这种国家大义，是梁启超无法不戚戚于心的，富国强兵，这是王安石的梦想，也是梁启超的梦想，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用这样的梦想激励国人也借以自我激励。

    不过，梁启超毕竟是一个对西方政治有所了解，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政治学教养的人，麻烦就出在这个地方。他一方面说，王安石的变法是要振兴萎弱的宋朝，为国家谋取富强与尊严，这太理直气壮了；另一方面他又分明意识到，王安石的做法似乎总是要朝着他的初衷相反的方向运行，他的很多设计是值得商榷的，最根本的就是他所有的变法，都不免朝着国家主义的方向发展，以至最终要全民皆兵，甚至政教合一。而一个社会，最理想的治理方式其实是国家不干涉或者尽量少干涉，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放任”，没有边界地干涉，最终只能是自取其辱。

    梁启超是一个特别能够为我所用的人，当他自己以改革家的立场和情感观察王安石的变法时，他看到的当然是王安石伟大的抱负和使命感，他逆流而上、百折不回的勇气，何况他不是出于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置身于相似的家国背景下的知识者很难不认同王安石内心深处的那种冲动和改革路径。但是，作为理性的启蒙者，梁启超深深懂得，国家主义并不一定能带来社会的安康与人民的幸福，而且，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人民的自主生长和自由选择，也许才是真正的王道。

    这就是我的第三个疑惑了，看《王安石传》，我觉得，梁启超摇曳生姿的言论，表达的是他在文化情感上对于王安石变法毫无保留的赞赏，夸张的表述和非此即彼的思维，加强了他对于王安石人格与作为的美化，而诉诸并不强大的现代政治觉悟，梁启超终究意识到，王安石的设计充满可疑之处。或许，这正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知识者最真实的自我呈现，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王安石，我们仍然不免依违两可，无法出离他留下的疑惑与困扰。